一 危机四伏
经过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谈判达成“雅尔塔秘密协议”，到在莫斯科的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到在重庆的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可以说战后初期在东亚大陆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美苏中合作为中心、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地区格局。这个地区格局不久后就崩溃了，不过为了分析其何以如此脆弱及其崩溃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先需要概括指出这一格局的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是构建这个格局的设想是由罗斯福政府于太平洋战争中期提出的，而它被逐步落实并最终变成现实的过程则开始于战争后期，一直持续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不久，即8月14日中苏签订同盟条约和10月10日国共达成“双十协定”。
战时美中苏在东亚大陆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就是反对日本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和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彻底摧毁了一战以后列强在这里构建的均势，结果是促使美中苏三国通过持续的外交协调与结盟，在这个地区重新建立和协调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关系。不过，随着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维系美中苏三国战时同盟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础很快就塌陷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各种历史遗留的或在战争期间累积起来的分歧、矛盾等，均很快发酵并逐步表面化。各种不稳定因素在各方互动中很快暴露出来，并有逐步占据支配地位的趋势。各国内部都显著存在的对战后和平和重建国家的合理需求和期待，以及由此推动的各种妥协与合作等，均受到严峻的挑战、冲击。
其二是以美苏中为中心、美国居主导地位的东亚地区格局不论是形成，还是维持都取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获得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以及战争结束时刻达成的解决方案被维持住。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就是从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开始的。日本因战败而彻底退出东北之后，这里迅速成为美中苏矛盾汇聚并尖锐化的一个焦点。在美苏冷战爆发之际，这里很快成为美苏在东亚大陆地区争斗的一个热点。如何在战后，特别是在冷战爆发的新条件下处理美中苏三国在东北地区的利益纠纷，成为决定东亚国际形势演变方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后来的发展证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的存在基本决定了战后初期美中苏在东亚大陆地区构建的格局自形成之日起，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进一步分析上述两个特点之间的关联，就会更加凸显中国东北地区形势的特殊性。
自19世纪末以来，列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横捭阖既是决定这里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事实是，在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14年占领之后，美苏又在这里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早在20世纪初，日本、美国和沙皇俄国就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竞争对手。日美俄三国之间的激烈角逐构成了当时列强在东北地区关系的基本格局，其中以日俄之间的争夺为主，美国则居间纵横捭阖，企图坐收渔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的影响逐步减弱，另一方面是日本的势力不断扩大。直至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了日本独占东北的进程。当时的美国政府虽然宣布了“不承认主义”，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阻止日本的武力扩张。苏联政府曾经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向东北的中国抗日联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旨以维护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和平为主，所以不愿为东北问题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1933年5月，苏联正式向日本提出，愿意谈判让售中东铁路。1935年3月23日，苏联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不顾国民政府的抗议，与伪满洲国达成所谓《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将中东路转卖给伪满洲国。[1]以这一事件为标志，苏联势力从此全部退出东北，日本则终于实现了霸占全东北的野心。
日本靠武力征服造成的独霸东北的局面，必然要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而根本改变。在重构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之时，占据世界政治中心的美苏难免要为解决东北地区的有关问题做出安排，何况东北地区与苏联毗邻。于是在战争后期，美苏都开始积极筹划，争相参与对东北地区的战后安排。而且，由于美苏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它们之间的纵横捭阖，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对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上说是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的，具体地说也取决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如何估计和评价中国在未来东亚大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苏联决定参加对日战争后，很快就选择东北作为主战场，歼灭在那里的日军关东军。[2]这当然主要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不过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做出选择之后，企图利用参战以及将在战后一个时期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谋求在这一地区的局部优势地位和某些优越权益也是其出发点之一。苏联除了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以达到“中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外，还试图通过控制东北的主要港口和铁路以及取得在辽东半岛的驻军权等，在争取优越权益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在实际上拥有支配东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力。这样，即使在战后不能彻底阻止其他外国势力的渗透，至少也可以形成一个可以控制的缓冲地带。
美蒋在战时已经确立的战略关系表明，国民政府在战后难免会继续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苏联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苏联领导人当时的确也没有这个打算。毕竟，斯大林当时还是相信，通过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影响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苏联在东北地区的计划。可以说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计划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既有冲突，也存在可以妥协的空间；特别是对于美国尽早打败日本的军事战略而言，有着对苏联做出妥协而换取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尽早参加对日战争的紧迫需要。就罗斯福政府的抱负而言，它在中国的需求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东北当然不会被排除在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召开之前，把蒋介石拉到开罗。他的目的就包括了以中国东北的利权换取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预先同蒋介石取得谅解。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一面明白无误地表示，日本用武力夺占的包括东北四省在内的中国领土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3]一面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提出，可以考虑在战后使大连港国际化，以满足苏联方面希望获得一个前往太平洋的暖水港的要求。[4]蒋介石表示，他并不反对罗斯福的这类建议，但前提是苏联必须保证在战后只与国民政府合作，并保证不得损害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及美国应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九十个师的装备，等等。[5]
德黑兰会议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就东北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1月30日，当丘吉尔询问斯大林关于苏联战后在亚洲的政治意图时，斯大林表示苏联希望在东亚获得一个不冻港。罗斯福立刻依据他同蒋介石谈话的结果，提出可以把大连开辟为“在国际保证下的一个自由港”以满足苏联的要求。斯大林当时表示，他认为罗斯福的这个主意“不错”，并暗示与大连港相连的铁路问题亦应同时解决。[6]
显然，罗斯福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不惜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不过美国的妥协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罗斯福还是力图在有求于苏联而自己的影响力又有限的条件下，争取一个中方可以接受而又不根本损害美国利益的结果。罗斯福政府妥协的限度就是满足苏联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的愿望，并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某些优越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将苏联在东北的发展限制在有机会获得优越的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而苏联从东北走向太平洋不可妨碍美国从太平洋进入东北。罗斯福做这种妥协部分是由于他相信，凭借美国的雄厚资本和技术力量，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在东北取得美国希望获得的利益。只要东北不为苏联独家控制，美国就不愁没有发展余地。罗斯福政府一面承认并支持中国恢复对东北的全部主权，一面又用中国东北的利权与斯大林做交易，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这是斤斤计较、老谋深算的表现。
罗斯福承诺使苏联在东北能够获得一个不冻港，就像是在慷慨地施舍美国的财产。不过斯大林肯定了解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竞争的严重弱点，他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获得在经济上发展的有利条件，而是要力争彻底控制东北，杜绝美国染指那里的机会。这是苏联提出还需要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妥协，一开始就包含着互相限制，甚至对抗的因素。
1944年12月15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向罗斯福政府报告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第一次详细阐述了苏联战后在东亚地区的全部要求，这立刻在罗斯福政府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担忧。哈里曼对斯大林的这次谈话满腹狐疑，他当时向罗斯福报告说，斯大林所保证的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实际意义不大。苏联控制了中东铁路，并可以通过获得驻军权来加以控制，这形成了中苏对东北地区的影响。他因此提出，罗斯福政府应特别关注苏联对东亚政策的各种动向。[7]
1945年2月，罗斯福与斯大林经过会谈，就战后东亚问题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议”。这表明妥协仍然是这时美苏处理双方在东亚关系的主要倾向。但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可能被一纸协议根本消除，它们仅仅是暂时被掩盖起来而已。实际上，在讨论“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过程中，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显现出来，只是罗斯福当时没有打算花更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些分歧罢了，也可能他更希望将具体的分歧留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自己去与苏联解决，美国只要达到确保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目的就可以了。
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开始讨论东亚问题。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已经收到哈里曼关于苏联参战条件的报告。其中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后转交给苏联的问题，解决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与中国东北有关的一些问题则不那么简单。罗斯福提出，苏联无疑应该在东北南部的铁路终点有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不冻港，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至于中东铁路，罗斯福表示，他更倾向由中苏联合经营，而不是像斯大林建议的租借给苏联。罗斯福笼而统之的答复当然无法使斯大林满意，后者提醒罗斯福注意，如果他提出的那些条件不能被满足，苏联人民就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同与它没有重大政治纠纷的日本打仗。这等于是说，如果罗斯福不接受斯大林的条件，苏联就不参加对日战争。最后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将苏联的参战条件用书面形式记录下来，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委托给哈里曼和莫洛托夫。[8]
2月10日下午，莫洛托夫和哈里曼开会讨论了苏方起草的协议草案。哈里曼在讨论中提出了三点修正意见：第一，旅顺和大连两港应成为自由港；第二，东北地区有关的铁路应该由中苏组成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第三，他补充说协议的内容最终应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哈里曼强调说，草案“必须体现这三条修正意见”。莫洛托夫回答说，前两点已经获得斯大林的赞成，关于第三点当还需要哈里曼进一步澄清。哈里曼在会后将苏方的草案和他的修正意见一起交给罗斯福审阅，罗斯福立即认可了哈里曼的修改意见。[9]
当天下午，罗斯福和斯大林正式讨论了美方提出的修正案。斯大林表示同意大连港成为国际共同管理的自由港，但旅顺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所以需要租界。罗斯福对旅顺港由苏联租借作为军港这一点做出让步。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东北铁路的运营由苏联和委员会共同管理更合适，以及这需要征得蒋介石同意。但是，他随即声明国民政府也需要同意维持外蒙古的所谓现状。关于外蒙古问题，苏联第一次提出是在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告诉哈里曼，他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唯一没有对罗斯福提及的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蒙古共和国的独立身份”。哈里曼当时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说，他“对此并没有吃惊”。[10]罗斯福询问斯大林是希望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还是希望由他来转告蒋介石。斯大林表示希望罗斯福转告。于是他们达成了一致。[11]
2月11日，苏联方面提出了他们的最后修正案。其中在关于大连和东北铁路的条款中，加入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的字样。哈里曼对此“很不高兴”，希望罗斯福予以更改。罗斯福却表示“不愿为几个字大惊小怪”。另外，哈里曼对“苏联的这些要求必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疑义地予以实现”一句，也提出了异议；罗斯福则认为“这不过是行文而已”。哈里曼又把草案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传阅，指望他们就某些细节提出问题，以使他有借口再次说服罗斯福改动草案的行文。[12]但哈里曼的印象是美国的将军们显然对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他们此刻最关心的就是苏联是否会履行在打败德国后两三个月内进攻日军的诺言。结果，罗斯福终于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在雅尔塔秘密协议草案上签了字。
“雅尔塔秘密协议”虽然对维护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特别是确保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美苏双方在讨论中对协议涉及的中国东北港口与铁路的条款的确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在哈里曼向罗斯福提出而后者当时并不重视的那些内容上清楚地体现出来，而这些分歧被证明最终成为战后东亚大陆出现危机的根源之一，其核心就是东北地区的控制权。毕竟，哈里曼本人认真阅读并动手修改过苏联方面提出的协议文本，并在美苏首脑会谈中一再表达了比罗斯福谨慎得多的态度。[13]后来的发展表明，苏联企图利用“雅尔塔秘密协议”尤其是其中某些条款的模糊不清，将中国东北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美国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至少在罗斯福看来，“雅尔塔秘密协议”“不过是说俄国人比英国人或美国人在该地区有着更大的利益罢了”。[14]这种战略思维的根本分歧当时并没有导致美苏领导人的龃龉，因为它们尚不足以超过美苏合作打败日本的共同利益的需要。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这一分歧对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欧洲战争结束后，美苏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亚太地区。当“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时，美苏之间的矛盾便突显出来。5月10日，亦即欧洲战争正式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东欧处在一份为驻苏大使馆准备的备忘录中写道，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鼓励中共，苏联保持着影响中国未来的有效手段；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肯定会利用参加对日作战的机会，在中国东北争取支配性的地位，它将以在东欧和中欧使用过的方式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美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苏联的影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包括通过向国民政府提供各种援助，从而防止中国的非共产党势力因对蒋介石失望而转向中共。[15]
两天后，时任副国务卿的格鲁根据哈里曼和凯南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析，向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对于美国是否如此重要，以致美国政府满足苏联的政治要求必须优先于苏联参战？第二，是否应该重新考虑“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安排，是部分还是全部实施该协议的条款？格鲁建议说，作为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交换条件，应要求苏联保证同意按美国提出的方式实现中国统一，并保证支持《开罗宣言》中关于解决东北和朝鲜前途问题的条款。[16]格鲁的建议显然适合杜鲁门接任总统后，美国政府中形成的处理对苏关系的气氛。
熟诸军事形势和美苏关于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的复杂性的美陆、海军首脑比美国务院要实际得多。他们在讨论格鲁的备忘录时认为，原子弹固然可以决定战争的进程，不过目前还不能把赌注押在未获得结果的试验上。于是他们给格鲁如下答复：首先，苏联是否参战及何时参战，并不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苏联提出的政治条件，军事方面的考虑并非政治上达成协议的决定性因素；其次，苏联有军事能力打败日军，先于美国占领库页岛和中国的东北甚至华北地区；美军只能在库页岛有所作为，所以必须与苏联取得谅解；否则除非使用武力，美国不可能迫使苏联在东亚让步；再次，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仍在推动国共谈判，而不取决于美国还要进一步向苏联施加多大压力。在做如是解释之后，他们提出在目前的军事条件下，不妨重新检讨“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以便寻求美苏之间更充分的谅解。然后他们又一脚把皮球踢回国务院，表示希望国务院澄清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如何处理与苏联关系的政策。[17]
格鲁并没有立刻接受军方的观点，他很快将国务院给哈里曼的一封信转给陆、海军部，以作为给史汀生和福雷斯特的答复，而这封信实际上是国务院给驻苏大使馆的一份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在信中重申了罗斯福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包括了要求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不仅支持中国的统一，而且应该在使中国发展成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强国方面与美国合作。为此美国政府应该得到苏联的如下保证：第一，说服中共接受国民政府的合理建议，达成统一中国的协议，将军队编入政府军中，然后接受美军的统一指挥；第二，在抗击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日军的战争中，只与被统一起来的中国军队合作；第三，在对日战争的军事行动结束三个月后，美苏共同从东北和华北撤出全部陆海空军队，苏军占领的地区应转交国民政府充分控制。该信声称，争取与苏联达成上述协议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苏联完全接受《开罗宣言》的原则，继续和彻底地承认包括东北、新疆和西藏在内的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持国民政府目前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18]
5月28日，哈里曼在莫斯科参加了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会谈。霍普金斯这次是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身份访问莫斯科的，希望能够通过与斯大林直接会谈，确认苏联的各项政策，从而使杜鲁门政府能够在罗斯福去世后将美国的对苏联政策与美苏关系衔接起来。哈里曼则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利用陪同霍普金斯的机会，在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涉及对华政策的两个问题。第一是苏联在东北恢复其历史地位后，是否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和使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第二是苏军进入东北后，是否打算让国民政府在那一地区组织政府机构。斯大林对此给予肯定的答复，表示苏联将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及东北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由国民政府建立政权，而且苏军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如此。至于具体问题，他希望这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最迟于7月1日到莫斯科来谈判解决。[19]可以说杜鲁门政府在雅尔塔会议后第一次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尝试到此为止，其结果对于杜鲁门政府显然是可以接受的。
上述杜鲁门政府5月间的一系列行动表明，欧洲战争结束后，美国领导人在如何对待雅尔塔秘密协议方面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他们一方面继续希望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承诺换取苏联早日出兵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担心苏联会利用参战后必定会形成的优势地位，根据其意图任意解释有关东北地区的条款并采取行动，从而影响美国在东亚大陆的战略利益和影响力。杜鲁门政府在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中仅仅提出苏联承诺在东北保证“门户开放”和将东北行政权转交国民政府接收，并没有就雅尔塔秘密协议本身提出修改意见，这表明妥协仍是此时美国处理东北问题的主要倾向，特别是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作战中人员损失惨重，这使美军方更加重视促使苏军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在获得斯大林关于苏军将如约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后，从5月末开始一直到中苏谈判第一阶段结束，杜鲁门政府持续表达促使国民政府接受雅尔塔秘密协议让步的态度，以免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破坏美苏之间的谅解，从而妨碍苏军参加对日作战。6月9日，杜鲁门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宋子文。国民政府此时已经确定了宋子文在7月1日之前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就苏军参战后的有关问题谈判，而这次会谈是他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的。[20]杜鲁门在会谈中出示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并告诉宋子文，前总统罗斯福承诺会支持协议中的规定，特别是美国人“亟需苏联参加作战”；他说这是为了减少中美军人的损失。[21]
4天后，6月13日，宋子文再次会见了杜鲁门。他在这次会谈中奉蒋介石之命询问杜鲁门，美国方面到底如何理解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某些行文如“租借”等的确切含义。杜鲁门对此只是含糊其词地声明说，他“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只愿看到那些“可能引起麻烦和纠纷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使苏联立即加入作战，而非枝节问题”，等等。[22]
6月15日，赫尔利按照杜鲁门政府的指示，向蒋介石通报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内容。他当天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蒋介石当时表示要等宋子文回到重庆后再予以答复，然后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愿意为了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联合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第二，美国是否成为中苏达成的协议的一方？第三，涉及库页岛的问题，不能仅由中苏讨论。[23]18日，格鲁在与杜鲁门进行一次谈话的两天后，打电报给在重庆的赫尔利，指示他可以转告蒋介石，杜鲁门政府将承担履行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的责任。赫尔利随后的确向国民政府方面转达了这一信息。[24]
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谈判正式开始后不久，哈里曼便会晤宋子文，与后者讨论了在中苏谈判中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哈里曼告诉宋子文，应该尽可能对所有问题“达成充分的协议”，因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好机会。宋子文告诉他，谈判因战后外蒙古的地位问题而陷入停顿，并希望能取得杜鲁门政府的支持。哈里曼却告诉宋子文，在雅尔塔会议上并没有讨论该如何解释关于外蒙古维持现状的含义，所以只能按行文的字样接受。[25]实际情况是，哈里曼是杜鲁门政府中最早知道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企图的。早在1944年10月15日，他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就清楚地报告了斯大林对战后外蒙古地位的要求，即“独立的身份（identity）”。他在这个报告中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个要求并不吃惊，因为他几个月前就想到这一点了。[26]据此可以说哈里曼在莫斯科显然是故作姿态，他的言行反映了杜鲁门政府无意在外蒙古前途问题上与苏联发生龃龉，那一地区的前途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并没有多少影响。7月4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告诉哈里曼：美国政府介入中苏谈判为不智之举，他可以转告宋子文，关于外蒙古的决定只能按“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有关文字理解，美国对此不能做任何官方解释。[27]第二天，哈里曼便劝告宋子文，不必固执成见，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上”与苏联达成协议，否则弊多利少。[28]
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不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哈里曼本人都对此一清二楚——还能沉得住气，当斯大林针对东北铁路和旅顺、大连及其周围地区提出一系列要求时，他们却有些坐不住了。
7月6日，赫尔利从重庆报告美国国务院，国民政府开会决定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让步，以打破中苏谈判的僵局，甚至还准备做出进一步的妥协。[29]在接到这份电报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同一天向哈里曼发出指示，美国的原则是：（1）在中苏谈判中不充当“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解释者，但是美国作为该协议的缔结者之一，希望中苏在此协议基础上取得谅解前与美国进行协商；（2）无意参与对大连的行政管理和控制，但希望保证尊重国际贸易中无差别对待的原则，在利用大连港和东北铁路设备方面，各国机会均等；（3）杜鲁门政府注意到斯大林保证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4）东北铁路所有权属于苏联这一点，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没有根据。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哈里曼立刻领会了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30]7月7日、8日两日，哈里曼在听取宋子文说明中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及中方的打算后，于9日向杜鲁门政府建议：波茨坦会议召开在即，由于中苏最终肯定会达成协议，特别是中国会接受苏联对东北港口和铁路的要求，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准备利用美苏领导人会晤的机会，重新研究对“雅尔塔秘密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31]
当天，哈里曼再次与宋子文详细讨论东北的港口、铁路等问题。他通过讨论感觉到，宋子文在满足苏联的要求方面，很可能准备走得比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更远，而且已经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条款；但对于国民政府方面是否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达成协议，又有些捉摸不定。由于没有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明确指示，哈里曼只能模棱两可地劝告宋子文，在苏军向日军发动进攻之前与苏联达成协议有巨大的好处，国民政府应该做出现实的让步，不要在东北问题上陷入绝境。同时他又向宋子文建议，如果中苏双方的分歧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应该以“尽可能友好的方式”停止有关的讨论，回到重庆后予以“认真的考虑”。[32]哈里曼的这段建议表明，至少他有意利用美英苏首脑在波茨坦开会的机会，推动杜鲁门政府调整在中苏谈判中一味压国民政府让步的方针。至于在目前指导思想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宁可使中苏谈判暂停。实际上，在哈里曼的指示下，驻苏使馆的确起草了一份分析苏联参战后东亚政策的文件，其内容之详尽几乎包括了苏联有关政策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各个方面。[33]
此时不仅哈里曼犹豫不决，美国政府也同样莫衷一是。13日，格鲁根据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指示，为答复哈里曼8日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指出：在外蒙古问题上，应该说服蒋介石，用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保证中国在内蒙古和东北获得牢固的地位。至于东北问题，苏联提出的条件同恢复其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利相比，对中国是有利的；可是按照苏联对港口和铁路的权利的解释，对中国又很不利。备忘录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单独或与英国联合，向苏联施加影响，以使它在东北铁路和港口方面的要求有所限制。包括大连港的“国际化”不能解释为苏联应获得行政方面的支配权，共同经营东北铁路不能解释为苏联拥有所有权和在经营中的支配地位。总之，既然苏联已经保证参加对日战争和不支持中共，国民政府也应准备做合理的让步，不过不能影响美国的利益，以及不能与美国的政策发生矛盾。[34]格鲁的备忘录明确反映了美国在东北的利益，至于什么是中国的“合理妥协”，杜鲁门政府在中苏谈判中支持宋子文的限度是什么，却没有做任何说明。
由于斯大林需要前往波茨坦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中苏谈判暂时中断。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联对东北的意图成为美国军政幕僚经常讨论的议题。他们在此期间提交的一系列备忘录中指出：“雅尔塔秘密协议”以某种形式表明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和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是，苏联在中苏谈判中提出的在东北获得特殊地位的要求，既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损害了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华政策，这“同罗斯福设想的整个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建议杜鲁门政府更积极地关注并介入中苏谈判，坚定地支持国民政府抵制苏联那些超过“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要求。具体办法或是请宋子文到波茨坦，将中苏谈判变为多边谈判，使美国成为直接参与者；或者同苏联领导人直接交涉，向苏联施加影响，取得苏联在东北支持门户开放的保证，对于中苏谈判中的细节则可以不过于拘泥。[35]
政治军事幕僚们的建议措辞激烈，使美国决策者颇费踌躇，因为即使在上述三个基本精神一致的方案中进行选择，也不那么容易。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苏联已经保证不支持中共和不干预新疆事务，并声明在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行政权移交给国民政府。杜鲁门政府如果在东北港口和铁路之争中采取强硬的立场介入，甚至导致苏军参战之际中苏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吗？
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的确一度使美国军政要人们激动不已，但他们很快就判断这并没有更多地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马歇尔在回答杜鲁门关于是否还需要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问题时，相当冷静地指出：一方面，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接壤地区大规模地集结了军队，这本身就已经使美国达到将大批日军牵制在亚洲大陆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苏军已经在远东大规模集结，只要苏联领导人愿意，就可以不顾美国的态度，挥师进入东北，取得它想要得到的一切。马歇尔显然认识到，尽管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绝对必要的，美国却没有因此就可以对苏联发号施令。美国除了继续协调与苏联的关系，别无更佳选择。
美国领导人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继续执行在妥协中限制苏联的方针，避免采取过于刺激的行动，一方面继续推动中苏谈判，催促宋子文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旁，并不对国民政府做出正式和明确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要向苏联施加压力，限制苏联在东北提出过度的要求。
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会晤了斯大林。他在会谈中询问苏联对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的要求等，是否会妨碍那里的“门户开放”。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控制了大连，那里会成为自由港；苏联经营东北铁路亦不会妨碍美国未来在东北的贸易活动。他认为中苏谈判的关键障碍在于国民政府不肯承认苏联在东北的“优越权益”。参加会谈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强调，苏联提出任何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要求，都会引起麻烦。斯大林反驳说，苏联提出的条件比“雅尔塔秘密协议”的规定更优厚。美国领导人显然不会满足于斯大林的这种保证。当晚杜鲁门告诉史汀生，他主张在东北坚持执行门户开放。[36]
7月28日，哈里曼向贝尔纳斯建议，应由杜鲁门直接说明，中苏在解释“雅尔塔秘密协议”方面存在的分歧。如果宋子文没有美国的支持，中苏达成的协议会给苏联在东北超过美国的特殊利益，甚至会切断东北同外国的贸易联系，那时美国将无法推卸在东北放弃门户开放的责任。他同时起草一封信，请求授权他转交苏联领导人。信中包括三点内容：（1）承认苏联在使用东北港口和铁路方面的利益，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苏联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以便与外部进行联系；（2）苏联应充分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3）在东北承认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37]8月4日，赫尔利从重庆报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接受苏联对旅顺港的要求，而苏联又提出在旅顺以南100海里的一个岛上建筑军事设施。
面对杜鲁门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呼声和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进展，杜鲁门于8月5日指示贝尔纳斯，立即授权哈里曼通知斯大林：第一，美国不准备撤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支持，宋子文已经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条件，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第二，美国不同意将大连港划入军事区，以及将其一部分作为海军基地，罗斯福不仅曾经拒绝苏联租借大连，而且建议使之作为国际化的自由港；第三，建议在公布中苏条约时，中苏同时宣布保证东北“门户开放”；第四，美国不反对组成国际委员会，共同管理东北港口和铁路。[38]“8·5指示”是美国在中苏谈判问题上政策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它明确提出了美国限制苏联在中国东北谋求优势的界限，这成为哈里曼后来直接插手中苏谈判的指导原则。
由于杜鲁门政府的态度明朗化，哈里曼在中苏谈判第二阶段判若两人。8月7日，哈里曼会见宋子文后，声称对国民政府让步的幅度感到吃惊，好像国民政府过去的软弱与杜鲁门政府的影响全然没有关系。第二天，宋子文告诉哈里曼，斯大林又提出一个苏军应得到东北的日本战利品的问题。哈里曼认为，这是苏联在企图长期控制和榨干东北经济。他立刻将美国政府8月5日的指示转告宋子文，为这位对谈判前景感到“沮丧”的准代表打气。[39]
8日当天，哈里曼还会见了苏联领导人。他根据杜鲁门政府的指示向斯大林声明，美国反对将大连港划入军事区，希望苏联在公布中苏条约的同时，宣布支持东北门户开放。斯大林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哈里曼的解释。他指出，“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优越权益”一款并非仅指贸易，苏联要求共同管理大连市区和港口这一点与“门户开放”没有关系。苏联方面已经一般地满足了中国的条件，东北相关的铁路和港口都是俄国人用俄国的钱建造的，如今苏方已经同意中方负责铁路警卫以及参与管理铁路和港口，可他们却不欢迎俄国人。斯大林最后表示，大连必须划入军事区，苏方可以保证通过大连展开的贸易活动充分自由，东北铁路原则上亦如此。[40]
尽管斯大林再次做出对“门户开放”的明确保证，哈里曼仍然满腹狐疑。他向杜鲁门政府报告说：“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没有哪一条允许美国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无法相信，在苏联保安部门的控制和秘密警察的管理下，大连能成为真正的自由港。12日，哈里曼根据美国务院的指示写信给莫洛托夫，重申了他的口头声明：（1）大连应该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在运输方面的“优越权益”可获得充分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连港及与之相连的铁路可以划入军事区；（2）尊重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的原则。他在信中强调，杜鲁门总统本人非常希望，斯大林不要再迫使国民政府让步，谈判中凡是与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有关的问题，都应与他协商。[41]
既然啃不动苏联这块硬骨头，哈里曼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中国方面继续后退，支持宋子文抵制住苏联的压力。哈里曼在会谈中提醒宋子文：国民政府方面的让步如果影响到美国利益和政策，必须事先同美国协商；杜鲁门政府已经一再表明，宋子文充分履行了雅尔塔秘密协议；如果他进一步妥协，就只能被理解为苏联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宋子文立刻表示，他本人“彻底了解并承认此态度之正确性”。[42]
美国在8月5日以后直接介入中苏谈判，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会严重影响中苏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而是在于美国的行动表明，它已经不愿容忍因东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给美国未来在东亚的全面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当时苏联在东北已是大兵压境，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手腕由于缺少相应的实力做后盾，显得非常软弱无力。苏军大批进入东北后，美国政府为了尽快结束中苏谈判，以免出现更为不利的后果，于11日指示哈里曼在中苏谈判中坚守的底线：（1）接受苏联将大连划入军事区的要求，但平时不得驻军；（2）同意外蒙古独立，其影响不得波及内蒙古；（3）在港口设备所有权的问题上，应该设法支持宋子文；（4）铁路经营事务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43]美国的让步实属迫不得已。它既然已经决心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东北，可又无法通过中苏谈判，限制苏联对东北的控制，这就决定了不论中苏谈判的结果如何，美国最终都难免要与苏联在中国东北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
在美苏的角逐中，国民政府扮演的角色是相当尴尬的。中苏两国在东北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势力的迅速扩张，中苏在东北的接触被日本隔断，致使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一旦日本势力退出东北，中苏在东北地区的各种争端必然会再度爆发。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概而言之，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既然是生死攸关的首要政治目标和根本原则，它也必定成为处理对苏关系的出发点和归依点。这个基本原则也贯穿于蒋介石解决东北问题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且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既是由当时的中国政治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由中苏关系的特点决定的。
国民政府对苏外交的难题在于需要解决中苏和国共两种互相纠缠的关系。一方面，如果无法使苏联放弃控制东北地区或过度索取利权，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哪个方面，都会给国民政府造成严重困难，甚至可能引起一场政治危机。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中国引起的政治震荡，可谓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苏联做相当让步，一旦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中共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对国民政府的威胁更严重。这两种前景都会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不过尚可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并不会超出近代中国统治者的思路。苏联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不过是“肘腋之忧”，中共才是“心腹之害”。蒋介石既然确定了和苏反共的方针，在东北必定要对苏联让步，切断苏联与中共在战后很有可能在东北建立的联系，从而继续维持包围中共的战略态势。
决定国民政府在处理对苏关系时一直以妥协作为基调的另一个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是它本身缺乏足够的实力，从而造成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除非积极追随美国的东亚政策，否则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的一切争论，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配合这个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方针，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但是，无论如何也应该承认，不论从上述哪个角度考虑，东北对于国民政府毕竟有着比美国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国民政府在追随美国妥协的基调中，仍然企图尽可能缩小或控制苏联索求的范围，在东北地区的有关问题上采取了与外蒙古问题有重大区别的处理方式。从中苏谈判的实际情况看，国民政府在处理中苏关系时，始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东北问题上，一面按照杜鲁门政府的要求努力协调中苏关系；一面不断利用美苏矛盾，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在这方面，蒋介石的确是煞费苦心的。
1942年8月3日，罗斯福派往重庆的代表居里与蒋介石会谈时第一次试探了国民政府在战后对东北的政策。当时蒋介石强硬地表示：“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如果未来在有关战后安排的和会上不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他“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所不惜”。他认为罗斯福政府应该发表公开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否则苏联一旦插手东北，太平洋在战后“将无太平之望”。[44]显然，蒋介石做出如此强硬的声明是在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他对罗斯福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有可能对苏联做出妥协的企图是足够敏感的，而且认为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帮助，国民政府“所能尽力之处甚微”。[45]所以，他一直企图用在东北向美国人提供好处和便利，收买罗斯福政府支持国民政府抵制苏联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
1942年10月7日，蒋介石向当时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代表威尔基建议，旅顺、大连等中国沿海要塞“必须返诸中国”，同时欢迎美国在这些要塞建立海军基地，供中美“共同维护而应用之”。[46]1943年6月18日，在宋美龄访美期间，蒋介石专门指示她在见到罗斯福时，应说明东北的旅顺和大连“只可与美国共同使用，而不宜与其他各国公用”；中国必须保有旅顺港，将来大连或可作为自由港，不过这也要视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定。[47]如前所述，罗斯福当时确实满足了蒋介石的愿望。他在德黑兰第一次向斯大林提及东北问题时，除了表示可以使大连港成为国际管理的自由港外，并没有更多的许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