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中对苏联让步的程度的确大大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在中苏谈判的酝酿阶段，国民政府曾经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争取杜鲁门政府站到自己一边，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在东北港口、铁路方面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之所以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有关条款强烈不满，首先是担心如果同意苏联“租借”旅顺，会引起一系列外交纠纷。按照“租借”惯例，苏联在旅顺将享有驻军权、行政控制权，甚至包括实际上的治外法权。其结果不仅会导致苏联在实际上控制大连港乃至辽东半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严重受损，而且会在整个渤海湾造成不稳定的局面，直接威胁到华北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其次，蒋介石对同罗斯福政府长期交往所达成的谅解抱有幻想，他不相信美国会对东北港口这块肥肉失去兴趣。更何况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苏联政府的立场要比前任强硬很多。加之当时赫尔利的外交行动，更加重了蒋介石可以通过外交活动影响美国政策的侥幸心理。
客观地评估，蒋介石当时显然高估了国民政府在美国东亚战略天平上的分量。他曾经先后向美国提出各种建议，归纳起来有四点：第一，希望确切了解美军是否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这是决定国民政府在东北对苏方针的基本因素；第二，要求美方做出对“雅尔塔秘密协议”有关条款的确切解释，以便在同苏联谈判时有所依赖；第三，坚决反对将旅顺港租借给苏联，同时邀请美国参与使用旅顺港，从而造成对苏联的直接制约；第四，争取美方直接参加中苏谈判，甚至签订一项多边的协议。
事实证明，这套拉美抵苏、以夷制夷的手腕，在当时很难产生预期的效果。决定外交天平倾斜方向的基本因素是实力地位。如果美国当时有实力自己打败占领中国的百万日本军队，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以及有意愿在东北直接同苏联打交道，何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邀请，美国很可能早就当仁不让了。杜鲁门政府一再拒绝给予国民政府明确的支持，把蒋介石那些絮絮叨叨的建议统统归为“枝节问题”。美国领导人指示赫尔利，有必要向蒋介石解释清楚，美国不愿共享旅顺港的使用权，也不可能参加中苏谈判；美国的立场是履行“雅尔塔秘密协议”，而该协议规定了旅顺租借给苏联。[48]
杜鲁门政府此时的态度如此暧昧，致使国民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它除了按照美苏“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做出妥协，很难有其他的选择。国民政府当时判断，如果拒绝妥协，苏联完全可以凭借其出兵东北后的实力地位，实现它在东北的要求，而更大也是更可怕的代价可能是苏联转向在苏军占领区扶持亲苏政权，当然首选就是中共军队。进一步说，杜鲁门政府也会因为国民政府在外交上自行其是，拒绝在中苏争端中给予支持。反之，如果能够同苏联达成一个协议，杜鲁门政府对中苏纠纷便不能坐视不管，而国民政府进退便会有所依据，从而限制“雅尔塔秘密协议”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国民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并抱着一些幻想开始与苏联谈判的。
在中苏谈判的第一阶段，宋子文所坚持的所谓“原则”基本上没有超出美国方面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理解。即使是关于旅顺港的争论，用宋子文的话说也不过是争一个“面子”。苏联的让步仅仅是不使用“租借”两个字，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如旅顺驻军权和行政控制权等，苏联的要求统统得到了满足。
7月13日，宋子文在哈里曼的鼓励之下，不顾苏联的压力，毅然中断中苏谈判。他采取这一行动除了不愿为中苏谈判承担个人责任外，主要目的是想利用波茨坦的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争取杜鲁门政府支持他在谈判中坚持的条件。宋子文在谈判中断前已经向哈里曼说明，他已经尽可能地接受了斯大林对“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有关条款的解释，现在希望了解杜鲁门政府对解决东北港口和铁路问题的确切看法；美国方面要么促使苏联接受中国的条件，要么提出一个中苏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49]
7月19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讨论了中苏谈判的情况。蒋介石在会谈后打电报给杜鲁门，要求他在波茨坦直接与斯大林讨论一下东北问题。蒋介石在电报中表示，宋子文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已经贯彻了“雅尔塔秘密协议”，在外蒙古问题上甚至走得更远。他不能做超出中国人民允许的限度的事情，希望杜鲁门向斯大林解释中国的合理立场，以使苏联不要再坚持不可能被满足的条件。[50]宋子文则在重庆告诉赫尔利，杜鲁门政府在中苏谈判中应该更充分地支持国民政府，而且他不愿意再到莫斯科去谈判，因为“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会在政治上损害对其负责任的人”。[51]
杜鲁门政府此时虽然无意再满足苏联对东北利权的过度要求，却不打算让蒋介石把它的态度误解为国民政府可以任意同苏联讨价还价。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本来就担心中苏谈判破裂，绝对不希望由于发出错误信号而导致中苏谈判中途翻船。7月23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说：“我要求你执行雅尔塔协议，但没有要求你做任何超出该协议的妥协。如果你与斯大林主席在正确理解雅尔塔协议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安排宋子文到莫斯科，继续努力达成完全的谅解。”[52]28日，国务卿贝尔纳斯还专门打电报给赫尔利，指示后者催促宋子文于7月30日或31日再赴莫斯科，继续与斯大林谈判并争取达成协议。[53]
美国领导人这些听上去强硬却又难以捉摸其本意的答复使蒋介石颇费踌躇。他不清楚，到底怎样才算没有“超出该协议的妥协”。在无法确切了解杜鲁门政府的意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能按既定方针行事。当宋子文表示不愿做中苏条约的签字人后，蒋介石选择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王世杰担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作为国民政府的首席代表，而宋子文则作为二把手，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这一人事安排表明，蒋介石仍然打算力争与苏联达成协议。
当王世杰和宋子文到达莫斯科时，中苏谈判的气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子文通过同哈里曼的会商确信，杜鲁门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已经改变了以前一味妥协的态度，这无疑使王世杰、宋子文等人讨价还价的地位有所加强。不过杜鲁门政府的口头保证不足以抵消苏军即将大举攻入东北所造成的压力。王世杰、宋子文等坚持的条件实际上基本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即：第一，要求苏联给国民政府留些“面子”，宣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使他们向中国人民有所交代；第二，战争结束后保证苏军按时撤出东北，该地区的行政权交国民政府接收。至于有关的港口和铁路利权问题，几乎全部接受了苏联的条件。
国民政府的让步对此后美苏和中苏在东北的争端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利害关系，导致不同的斗争重点。美苏在东北的矛盾集中于港口和铁路的利权方面，表现为是否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国民政府同苏联的矛盾主要是行政权的接收之争。哈里曼曾经回忆说：“我发现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苏联军队保卫铁路或者谁是大连港务局局长一类细节问题。”[54]哈里曼这些事后评论并不完全准确，但却清楚地反映出美蒋在东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国方面的某种情绪。美国的这种态度也证明，它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并不是因为特别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是担心东北的“门户”不对它“开放”。
后来的发展表明，美国、苏联和国民政府在东北的矛盾使东亚建立在“雅尔塔秘密协议”基础上的格局从一开始就很不稳定。“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调节美苏和中苏关系方面的平衡作用是暂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美苏两国的矛盾这时在东北仍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不甘心东北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不允许美国染指东北；一个要东北“门户开放”，一个要关上东北大门。国民政府的软弱和对美国外交支持的幻想使它无力阻止两个大国在这一地区的角逐。而且，国民政府因袭了清王朝“以夷制夷”的外交传统，企图在美苏复杂的矛盾中火中取栗，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不难预见，东北在战后难免会成为新的热点，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很可能以东北地区的冲突为中心展开。
二 进军东北
通观美国、苏联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战后东北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它们三方当时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状况的认知，基于不同的理由和逻辑而存在程度不同的误判。中共中央在抗战结束不久即做出进军东北的决策，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关键点。这个根本性转变的核心就是近代以来列强主宰东北命运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战后东北命运的力量。从后来中共军队进军东北所产生的历史性后果看，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的战略决策不仅决定了东北冲突的形式和前途，而且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迅速的和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及逐步改变了美苏主宰战后东亚命运的局面。
在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东北后，使东北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基地，是中共领导人经过长期谋划、长期准备并力争实现的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从历史的联系看，战后中共部队向东北的进军，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东北对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曾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经过艰苦奋战，相继开辟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等毗邻东北的战略要地地区，这为战后中共军队能够抢先进入东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冀东根据地的军民为开辟进军东北的通道，在长城内外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打破了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制造的“无人区”封锁线。他们依托那里的根据地不断向伪满统治的纵深地区渗透和发展。在战后争夺东北的斗争中，中共军队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这两大战略地区的重要价值很快就充分显示出来。
1942年7月9日，毛泽东给当时正在山东临沭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临时驻留的刘少奇发去一份长电报，特别提出了“山东的重要性问题”。他说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区，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因此希望擅长组织工作的刘少奇能多待一段时间，以“掌握山东任务”。[55]
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后不久，中共政策立即出现了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逐步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的动向。毛泽东批转了晋察冀分局的一项重要指示。该指示认为：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是配合苏联。现在须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晋察冀部队的主要发展方向应置于热辽与雁北地区，这对于配合苏军作战意义重大。该指示还指出：过去由于苏日签订中立条约，我们的舆论工作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致使许多干部对美国存在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也在人民群众中增加了对美蒋的幻想，为了克服这种盲目性，今后应着重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以及苏联的强大和它取得的胜利。[56]晋察冀分局的指示本身是针对局部地区的工作情况，但毛泽东及时批转这一文件表明，它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对全局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期间，夺取东北已经成为一项相当突出的战略。中共领导人认为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形成背靠苏联的态势，从而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在1935年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就制定过“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即夺取西北地区以便能背靠苏联，这甚至得到了斯大林的呼应，当然最终还是未能成功。[57]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毫无疑问，中共中央认为控制东北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革命力量长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状况。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认为还有可能通过东北地区与苏联建立直接的联系，争取到国际援助。毛泽东当时提出：“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也要准备“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不过他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58]
1945年6月下旬，冀热辽军区组成三支“挺北支队”，开始向热河、辽宁的敌后地区进攻，掩护干部到指定地区开辟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夺取实力地位的战略方向很快指向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认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59]中共各有关部队立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迅速向东北挺进，从此展开夺取东北的斗争。显然，在抗战接近尾声时，争取东北在中共中央的战后革命战略中已经具有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决定着中共在战后的战略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对于东北势在必争。国内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中共部队进军东北，至多影响其规模和速度。
中共军队进军东北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行动，还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外交折冲，而且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外交较量，甚至可以说进军东北的成败也取决于外交较量的结果。中共在东北面临的是美苏和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后构建的格局，其中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保留一席地位，反之是将它彻底排斥在外的。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与苏联讨论东北问题之时，已经对苏军参加对日战争后的作战方案及其可能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局面及其应对等，做了相当详细的分析。[60]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建立起特使关系，宁愿在东北地区的利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客观地看，美苏和国民政府在东北固然都有弱点，但它们的实力均强于中共。在冲破这种既定权力结构造成的障碍和阻力的过程中，与美苏和国民政府任何一方的关系处理不当，中共都会陷入完全被动，以致失去控制东北的机会。
到1945年8月下旬，苏军已经控制整个东北，在这一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实施均与如何稳妥地处理对苏关系密切相关；如何妥善处理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与东北苏军的关系，是中共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和迅速发展的关键问题。
1944年夏至1945年初，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是否参加对日作战和战后对华政策等的基本判断，显然变得越来越积极；中共七大提出争取东北的设想则与对苏军参战后的东亚形势估计有直接的关联，中共领导人对得到苏联的帮助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尽管他们保持着谨慎。[61]中苏谈判开始以后，苏联和国民政府基于改善双方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均利用舆论工具渲染中苏谈判如何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代表如何“坦率”“友好”地讨论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尚无法确切了解莫斯科谈判的具体情况，很难确定中苏谈判会产生什么结果，以及苏联参战后对国共斗争会持什么态度，包括对东北的政策，等等。8月3日，曾经长时间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和与外国机构联络的中央委员王若飞在延安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他说中苏谈判一定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不过苏联不会允许国民政府亲美，也不会限制中共发展，尽管可能不愿意直接提供援助。[62]由此可以推断，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政府此刻与苏联的关系是很不确定的。这一时期对于包括东北问题在内的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共中央对外均未发表意见。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随即向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实行广泛的进攻”，包括了“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63]8月11日，朱德公开发布了一系列向日军进攻的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是命令八路军吕正操部队向东北挺进。[64]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说明，二号命令只是“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率领的部队外，并非要求其他部队立刻开往东北。8月11日和12日，中共中央颁布的有关全国军事部署的决定中，也都没有提到进入东北的部署。[65]
8月13日，毛泽东向尚集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干部做了重要的政治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影响，认为“外国共产党的军队来援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打击法西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没有过的事”。不过，综观报告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参战的肯定还是有一定范围的。他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通过宣传来抵消杜鲁门政府全力扶持国民政府争夺受降权对革命队伍内部造成的心理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估计到，只要有苏联力量的存在，就有可能迫使杜鲁门政府不会贸然直接帮助蒋介石和国民党下决心立即发动内战。至于苏联是否会给中共直接或间接的援助，毛泽东未做任何预言和解释，而是强调在中共七大期间提出的一项原则，即中共全党要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决心和准备，“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66]
毛泽东的这次报告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当时对中苏关系的判断，并奠定了处理对苏关系的基调，即立足于自力更生，同时争取与苏联合作。他在该报告中列举了中共军队力争控制的全部地区，其中对东北三省只字未提。实际上中共中央最初对进军东北采取了谨慎的方针。
8月13日，冀热辽军区根据既定方针，决定调动部队分三路出关进入东北，通过配合苏军的行动在热河、辽宁和吉林等三省发展。22日，中共中央提醒晋察冀分局注意：苏军已经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晋察冀分局可抽调大批干部，到苏军占领区的城乡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和武装。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与苏军协商，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工作。[67]从较早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共部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看，进入东北地区的苏军在华北和东北不同地区对兴冲冲地前来联络的中共军队做出的反应是不一致的，这大致说明他们并没有得到高层的统一指示。直到9月上旬，中共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到达沈阳后，当地苏军还表示，他们需要向莫斯科请示，到底应该如何与这支中共部队相处。[68]这种情况表明，苏联至少也是不重视中共力量的存在和作用的，苏联领导人在与美国和国民政府接洽时，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地区、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苏军对中共军队在相关地区的情况了解甚少。
22日至2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更加谨慎。中共中央曾经通知各解放区：“苏联为中苏条约限制及为维护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6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可以派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并获得发展。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只提出配合苏军和外蒙古军队，控制热、察两省和辽宁部分地区。该通知说明：“东北三省属于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目前无法断定。因此命令所派遣的干部，继续进入东北。军队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70]可以断定，苏联领导人此时对重庆谈判的态度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共中央对东北政策的主要因素。
8月26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这时冀热辽军区北进各部队分别在围场、平泉、承德、绥中等地与南下苏军会师。经配合作战攻占了围场、隆化和山海关等重镇。张家口地区的八路军部队也与苏军会师。从中共中央所获的报告看，进抵长城一些地区的苏军对前往接应与配合作战的中共军队态度友善，并愿意进行合作。当时除了苏军未阻止，也不反感、不反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外，苏军实际上并没有，很可能也是无法完全控制广袤的东北地区。他们只是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没有能力完全制止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当然，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也是因为担心中共军队的行动，尤其是苏军与中共军队合作，会影响到苏联与美英的关系。[71]
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已经可以对苏联的态度做出基本判断，并据以确定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原则。29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给晋察冀和山东等分局的电报中阐述了对东北问题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即“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中苏条约中也有可利用之处，苏军报刊亦表示在中国支持民主与进步。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方面在中苏条约中承担的那些外交义务，苏军“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所以，中共指示各地区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立即出发，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进大城市，不勉强与苏军建立联系，不请求苏军给予帮助。一切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者，即可放手进行。但是，苏军坚决反对者则必须予以照顾，不使苏军在法律上为难。中共中央当时估计，由于道路不通，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尚有困难，而苏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完，中共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和热、察两省。[72]同日，中共中央在给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的部队的电报中指示他们，到东北后不必去找苏军指挥机关正式接洽，因为苏方受条约限制，不会表示同意中共军队的行动，而且南满各城市也不会交中共接管；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用各种各样的名称和式样，应注意在苏军不去的县镇和农村开展工作，创造力量。[73]
根据上述两份文件可以推断，中共中央对于苏军是否给予援助是有保留的，所谓“争取”苏军的协助就是使苏军不妨碍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中共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后，主要应在苏军尚未控制的城镇和乡村开展工作，组织力量，而大发展的时机则选择在苏军撤退而国民党军队未到之时。
9月初，胶东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山东渡海部队在大连与苏军做非正式接洽。对方表示，对中共军队在乡村开展活动不加干涉。6日，冀东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率部进入沈阳。7日，苏军代表与曾克林等举行会谈，讨论双方如何协调在东北的行动。苏方同意，八路军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11日，中共中央根据胶东区委的报告，认为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到东北的农村和小城镇开展工作，利用国民党势力尚未到达东北的时机，迅速发展力量，争取在东北确立巩固地位。[74]
9月中旬，中共部队抢先进入东北已经刻不容缓。此时国共重庆谈判尚未取得重要进展，而国民党军队已派遣四路大军，向平津张地区推进，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为了推迟国民党军队深入华北和抢先进入东北，保证完全控制热、察两省，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铁路沿线组织重大战役。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催促挺进东北的各部队抓紧行动，选择的时间和道路“以愈快、愈近愈好”。此刻不论苏军采取什么态度，中共军队都必须进入东北。这时与东北苏军协调行动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向东北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向东北发展。
9月14日，东北苏军指挥部代表贝鲁诺索夫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东北苏军指挥部的口头通知。贝鲁诺索夫声明，根据苏军统帅部的指示，在苏军撤出之前，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都不要进入东北，已进入苏军控制大城市的中共军队请自行退出，苏军不久即撤军，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中共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可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苏军应将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中共军队。贝鲁诺索夫遂表示同意。通过这次会谈，中共中央大致确定，中共军队是可以不公开地进入东北的，而且进入东北后，可在乡村和苏军不管理的地区开展活动，苏军实际上同意由中共军队控制经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以及苏军撤出东北后，不会干预中共争夺东北的行动。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如下默契：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中共可以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得在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苏军同意中共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75]这时正是中共中央酝酿确定中共军队战略方向的关键时刻，这次延安会谈使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加快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步伐。
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名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该电报提出，为了在苏联军队“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立即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9日，中共中央在重庆的代表团即复电批准了这个计划。[76]中共军队随后开始大规模向冀东和热河地区做战略集中，并陆续进入东北。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一面避免同苏军发生矛盾和冲突，以免苏军阻挠；一面力争苏军不干涉和少限制自己的行动。从9月中旬到10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可以说是既能发展，又无法放开手脚不受限制地发展。
不过恰在这个时期，苏联方面开始调整在东北的政策。随着美军开始在华北登陆和美苏之间出现外交龃龉，东北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反对但也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苏联从9月中旬开始，在东北采取有限度地支持中共的政策，同当时美苏在东亚的关系紧张和日本投降后苏军在东北面临的复杂局面有密切关系。9月11日至10月2日，美苏英中法等五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缔结和约和管制日本等问题。美苏在巴尔干半岛及与东欧国家缔约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在东亚，美国企图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垄断对日本的控制权，抵制苏联参加管制日本。苏联则针锋相对，提出组织四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单方面宣布于10月下旬召开远东咨询委员会会议。在美苏的争论中，国民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的立场。伦敦外长会议因美苏争执不下无结果而终，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气氛中，苏联在东亚地区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向美国反击。苏军在东北采取不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行动，支持中共军队进入和控制东北，就是在东亚地区反击美国的重要行动之一。
另一方面，苏联在东北的地位并不稳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必须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东北。当时东北伪满军队已经放下武器，但潜在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支军队长期保持对苏作战的态势，敌视苏联的程度可想而知。苏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帮助，势必很快会进入东北。一旦国民党军队和伪满遗留势力合流，加之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随着苏联在这一地区实力地位的削弱，变得更为棘手。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使苏联方面对东北未来的局面感到担忧。一旦国民政府顺利接收了东北的行政权，苏联就有可能失去控制那里局面的能力。加之美军陆续在华北各大港口登陆，并协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和东北地区大规模运兵；杜鲁门政府也在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在东北地区将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77]这也导致了苏联领导人加深了对杜鲁门政府试图在东北地区排挤苏联的怀疑。
正是基于对在东亚与美国博弈以及巩固在东北的实力地位的考虑，苏联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拖延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时间，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其二是准备在苏军撤出后，在东北造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力量，防止出现国民政府独家经营东北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苏联当时除了帮助中共在东北获得一定发展之外，没有更多的方案可选择。正是基于对实际利益和实力对比的现实估计，苏联在10月开始给予中共军队越来越积极的援助。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才被国民政府的外交攻势打断。恰是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大幅调整了进军东北的战略计划。
9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得知，苏军将暂缓撤出东北。苏方表示中共军队可以接收毗邻东北的一些华北重镇，包括承德、平泉、赤峰等进入东北的战略要道。[78]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东北部队部署应背靠苏联、朝鲜，以外蒙古、热河的城市和乡村为依托，建立持久斗争的基地，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的各大城市上。目前不能将主力部署在东北大门口。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做这种部署，当然与苏军的友好态度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尚不能直接在东北南部的战略要地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中共中央认为，东北苏军不会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其他组织，肯定会将东北统治权交给国民政府。中共中央还要求山东渡海部队，仍然不得在苏军驻扎地区靠岸登陆。[79]
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80]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81]
这时期东北苏军向中共提供了重要帮助。其中包括：将锦州以南至山海关地区转交中共军队接管，这对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和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兵具有重要意义；将缴获的部分日军仓库移交给中共军队，这给初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它是中共军队在东北一度发展较快的重要条件；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时，立即通知中共军队前往接收，使中共军队得以控制营口和葫芦岛，彻底破坏了国民党军队经海路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方便。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东北部队，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苏联远东司令部通知东北苏军，不限制佩带此种标志的部队的行动。东北苏军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中共能够先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并获得较快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苏联此时在东北对中共的支持毕竟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度的支持，是为了在同美蒋争夺东北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外交地位。确切地说，苏联仍然企图维持和巩固它在东亚既定格局中的地位，而不是打算抛弃这个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格局。因此它既允许中共在东北发展，又不准它无限制地发展。至于限制的范围，则取决于苏联同美蒋关系的紧张或缓和的变化。如果不特别指出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帮助何以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在11月中旬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中央为保证顺利实施“向北发展”的战略，在调动军队抢先进入东北的同时，在华北沿海地区同美军展开了一场外交和军事博弈，而其焦点是阻止驻华美军控制华北通向东北的各海陆要道。
9月底，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在华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登陆。美军在中共中央实施夺取东北的战略刚刚展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正达到高潮之际，抢占华北的海陆交通要道，战略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帮助国民政府抢占华北重镇，为国民党军队控制华北和集结出关做准备；第二是限制中共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发展；第三是为了造成军事对峙的局面，向东北苏军施加压力。这可谓是一石三鸟。为达到这些目的，美军不惜参与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控制地区的行动，直接向中共军队施加军事压力，直至在山海关地区抢占中共军队控制地区。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如果不坚决抵抗华北美军的军事干涉，势必会失去对华北一些交通要道的控制，以致严重阻碍中共军队向东北的进军。自9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后的动向，认为“敌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甚为明显”。[82]中共中央当时即通知华北各部队，一方面对美国的外交工作极宜谨慎，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信器材；如果美军人员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不牵涉美方人员。[83]另一方面应“十分警惕对方非法行为之可能”。[84]中共中央还提醒山东分局，美军可能即将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等地登陆，延安总部已经采取政治行动阻止美军的行动；美军在那些港口地区登陆后，中共有关部队应避免冲突，以善意接待；如美军进行武装挑衅，请迅速向中央报告。[85]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向各地区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在遇到登陆的美军时，应以主人态度予以欢迎，避免冲突。各部队必须照常掌握驻地行政和治安管理权。如遇美军向我方开枪开炮，拘捕我方人员和占领我方阵地，以及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应向中央详细汇报，以便公开揭露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些。[86]
中共中央这时对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重庆谈判尚未结束，同美军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此时认为还需要确切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驻华美军的意图，因此力图避免刺激对方以致加剧与美军的矛盾，给自己造成新的障碍。
10月上旬，随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美军在华北港口登陆后亦对中共驻军采取敌视态度。例如，在天津登陆的美军破坏了天津市的八路军办事机构，并拘捕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着美军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中共军队同驻华美军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华北很多地区都处于对峙状态，并时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发生。当时双方最尖锐的直接冲突集中于烟台和秦皇岛地区。
烟台是从海路进入东北的最近港口。八路军于8月25日占领了烟台地区。随着夺取东北战略的实施，烟台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海运部队进入东北的枢纽。9月底，美军船只开始在烟台附近海域游弋，企图伺机夺占烟台。9月27日，叶剑英要求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烟台已在中共军队控制之下，那里没有需要缴械的日伪军，美军已经没有必要在那一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一再催促山东根据地的有关部队，必须尽快做好渡海准备并采取行动，及时发现美海军舰艇在航道上游弋，冒冲突的风险也要向东北海运部队。中央军委通知东北局，美军已经在天津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必须改在夜晚分散进行。9月30日，中共中央还严厉批评山东部队的渡海行动过于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87]
29日，美军舰抵达烟台海面。10月1日，美军派代表在烟台上岸，与中共驻军负责人谈判，要求在烟台登陆。中共代表提出，美军士兵可在指定地点休息，美方可派人到市内察看美国人的财产。除哨兵外，一律不准携带武器。美军对中共方面的合理安排仍不满足。4日，美军派驱逐舰一艘，进抵烟台港，并要求中共撤退烟台地区的驻军，撤销在烟台的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接收。
为阻止美军在烟台强行登陆，中共中央指示烟台守军：对于美军登陆，“我军必须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才予撤退……但仍不先开枪”。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88]中共中央将烟台交涉的全部经过、有关函件，以及美军在烟台地区行动的详细情况等，全部公之报端，以期造成反对美军介入中国内战的舆论。
美军原计划参与夺占烟台的军队共有5万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他们受命可以采取全规模的军事行动，并配以充分的海空支持。在了解到中共军队已经解除了日军武装、控制了烟台地区并确实准备实行抵抗之后，美军指挥官便以“没有美军在那里登陆的理由”为名，放弃了在烟台登陆的计划。
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中共军队同美军发生较激烈冲突的另一个地区。秦山地区既有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有海路出关的重要港口，是联结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地。日本投降后，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地已被中共军队控制。美军抢占这一地区，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向山海关运兵的滩头阵地和铁路线。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89]显然，同在烟台地区的美军不一样，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这个地区。
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强行登陆，并向前往联络的中共军队开枪射击。10月18日，美军乘卡车冲入中共军队控制的海阳镇，进行军事示威。随后美军于20日配合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阳镇，解除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10月中旬，美军不顾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山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为进攻山海关做准备。31日，美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北戴河。美军指挥官甚至恫吓说，如再遇中共军队射击，就轰炸中共军队据守的村庄。
10月18日，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秦皇岛登陆的美军表面上表示中立，并试图与中共守军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是在为国民党军队突袭山海关并进入东北做准备。[90]鉴于秦山地区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对峙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严令当地驻军禁止任何美军人员进入中共控制区。
这时国共已经在华北铁路沿线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在中共军队的有力打击之下，国民党军队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平津地区集结并进攻东北，已不可能。如果美军控制秦山地区，并完成秦山铁路的修筑，就会为国民党军队突入东北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防御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