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秦山地区的局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指示有关部队：对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应表示坚决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之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中共军队控制区；在铁道线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部署警戒，不许美军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则坚决抵抗，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反攻；有关部队应迅速将上述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91]
中共中央在延安也采取行动直接与美方交涉。朱德和叶剑英分别致函驻华美军负责人，强烈谴责秦山地区美军蓄意干涉中国内政，协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向山海关中共驻军实行军事压迫。他们要求美军离开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战场，如果美军有正当事务必须前往中共军队控制地区，应该事先与中共方面联系。在此期间，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访问了美驻华使馆，抗议美军帮助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他们提醒美方注意，美军介入中国内政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秦山地区的中共军队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对美军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措施。
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并没有阻止美军控制秦山地区。美军已经强行登陆，给中共军队造成严重困难。中共军队只能迟滞美军的行动，却无法根本阻止美军向前推进。中共中央对美军的基本方针是坚决抵抗，避免冲突，不打第一枪，以免酿成更大冲突，给国民党方面挑拨的机会，给美国反共势力提供军事干涉的借口。在整个10月，中共军队与美军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到11月初，在东北登陆失败的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运抵秦皇岛，随即在美军支持下，向中共守军发动进攻，很快控制整个秦山地区，并由此突入东北。
中共军队在华北沿海抵抗美军的同时，也在华北铁路沿线采取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抗战结束之前，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紧急组建了第十一、第十二两个战区，其目的包括在华北争抢地盘，并防止中共军队与苏军建立联系。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层就认为要想接收东北，就必须控制华北，巩固平津后再出榆关，否则国民党军队孤军深入东北是难操胜券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后，国民政府企图依靠对苏外交，和平接收东北，以弥补国民党军队兵力严重不足的弱点。重庆谈判结束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和华中取得优势地位后，蒋介石遂决定开始向华北用兵。国民党军队分成四路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等铁路线，向平津张地区集中。其战略意图是夺取和牢固地控制华北战略要地，一面配合在东北刚刚开始的外交接收，一面与华北沿海登陆的美军遥相呼应，为从北宁线和热河进入东北做准备。所以，国民党军队能否控制平津张地区既是能否控制华北的关键，也是关系到能否控制东北的战略行动。
为了挫败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于9月便开始在华北实施大规模交通战，提出“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必须分段彻底破坏一切铁路和公路。中共中央向华北各根据地部队发布指示：目前国民党军队正向平津张地区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及争夺东北。为了保障根据地军民的既得利益和争取东北的战略计划的实施，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和阻止；华北地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目的是消灭或阻止北进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各地各部队必须认识到，目前的交通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中共地位的中心环节，所以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不要怕消耗重”；任何“决心不大，成绩不好，陷于被动，随便放走顽军通过，或怕消耗，不愿坚决作战，都是不对的，必须严格纠正”。[92]10月中旬，华北中共军队先后发起察绥、邯郸、津浦路等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建立平津张战略基地并抢先进入东北计划的实施，为向东北大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华北地区的态势看，国民党军队在陆路集结军队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是在华北美军的大力援助下，才通过海运和空运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占了平津和秦皇岛—山海关地区。11月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推进。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山海关并突入东北，而这一行动实际上得到了该地区的美军的协助。至此，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序幕终于揭开了。
三 “外交接收”失败
控制东北是国民政府在战后的既定战略目标。8月24日，在国民党召开的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话中将在战后完全控制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之一。[93]如前所述，在莫斯科中苏谈判的第一阶段，苏联领导人就已经明确保证，一俟战争结束，苏军会将东北的行政权完全移交给国民政府接收。基于苏联方面的承诺，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前便确定，战后在东北地区将奉行“外交接收”的方针。中苏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更加相信，只要能够改善对苏关系，促使苏联方面履行承诺，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完全掌控全东北的目标。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纪念“九一八”14周年长篇讲话，其中专门谈到中苏条约会使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94]实际上中苏双方的确对苏军进入东北后的权责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达成了协议；[95]蒋介石在中苏谈判期间已经在指示宋子文，要求苏方为国民政府官员空运进入东北提供方便。[96]
9月下旬，中共军队开始大规模向东北进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这促使国民党军队加快了进入东北的步伐。另一方面，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东北的苏军已开始撤退，主力部队准备于11月底撤完，希望国民政府派代表于10月10日至15日到达长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举行谈判。[97]9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代表董彦平抵达长春。之后双方经商定，同意东北行营驻扎长春。12日，熊式辉、蒋经国和张嘉璈等也到达长春，中苏有关接收东北的正式谈判随后开始。
从10月13日至11月15日，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与在东北的苏军当局在长春进行了一个月谈判，这阶段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党军队如何向东北运兵，结果未能就有关行动方案达成协议。国民政府的谈判方针是利用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要求苏联允许并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如能顺利进入东北，再辅之以整编伪满军队，就可以迅速确立在东北的军事优势。东北苏军的方针是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向东北运兵，即在彻底解决涉及东北地区利权的各种悬案之前，不准东北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存在。
中苏长春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13日至23日，其间正式谈判三次，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军队在大连港登陆的问题。国民政府在接到苏联关于谈判接收东北事宜的通知后，外交部副部长甘乃光便于10月1日下午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国民党军队的第十三军将于10日前后，从九龙乘美国运输舰前往大连登陆。[98]为了防止苏联方面借故延宕，外交部同时指示傅秉常，将照会内容直接转告苏联政府。[99]国民政府此时提出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建议，不仅是国民党军队单方面的决定，而且是在根据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行事。[100]
大连地区于8月22日被苏军空降部队250人占领。国民政府在谈判开始即提出以一军之众，乘美国军舰在大连港登陆，很可能引起东北苏军对其真实意图的怀疑和警惕。另外，东北行营建议的军事行动也不符合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谈判时确定的接收程序，或者说双方对这个程序的理解有很明显的不同。苏联外交部接到通知后不久即召见傅秉常询问第十三军在大连登陆后“究赴何地，其目的何在”。[101]7日，苏外交部正式通知傅秉常，第十三军在大连登陆违反中苏条约中关于大连港商业化的规定，苏联拒绝任何军队在大连港登陆。[102]苏联驻华大使馆亦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照会。9日，王世杰召见彼得洛夫做两点口头声明：第一，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行动，不能被认为违反中苏条约；第二，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的目的是维持治安和镇压反动分子。他要求苏联驻华大使馆再向苏联政府转达国民政府的声明。[103]12日，东北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告诉熊式辉，他无权答复是否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104]
10月13日，长春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熊式辉继续提出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和安东等港口登陆，苏军应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给予协助。担任东北苏军代表的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在大连登陆涉及中苏条约，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营口和葫芦岛可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但苏军不能保证安全，亦不了解港口的设备情况。他建议国民党军队最好是经铁路进入东北，他同时提出，国民政府在东北的秘密组织应该停止活动。[105]担任东北行营特派员的蒋经国在当天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后者表示国民政府不得任用伪满人员。蒋经国随即密报蒋介石，需要重视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对反苏秘密组织问题的警告，因为苏方认为那些人的政治立场是反苏的。[106]
17日，中苏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仍未能就经大连运兵问题达成协议。熊式辉在谈判中提出，国民政府计划向东北运送四个军的部队，其中海运两个军，陆路运送两个军，并准备将伪满军队改编为保安队。苏方则坚持，海运的军队可于11月初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届时苏军将撤出那两个地区；陆路运兵可经热河省进入东北，苏军可保证交通线安全；如有非正式武装，苏军将予缴械；至于国民政府能否整编伪满军队，须经请示才能答复。[107]至此可以说东北行营在与东北苏军的谈判中几乎一无所获。
此时国民政府在重庆也是一筹莫展。10月15日，彼得洛夫会见王世杰，严词拒绝了他9日的声明，表示“无论谁的军队在大连登陆，均系破坏中苏条约，故苏联政府，坚决反对”。[108]蒋介石仍不甘心，他于16日指示东北行营：军队海运决不能因苏联方面反对而停止，在大连登陆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到底；同时国民党军队也要积极恢复北宁路交通，为陆路出关创造条件。不过蒋介石还是专门提醒了东北行营，对于保持中苏合作还是“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对方误会。[109]
熊式辉等人曾于17日继续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提出国民党军队可以分别通过海运和陆运进入东北，海运军队可在营口、葫芦岛等地登陆。马林诺夫斯基答复称，国民党军队可以在那里登陆，但苏军不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他建议国民党军队还是走陆路为好，苏军可以保证沿途地区的安全。[110]熊式辉等于18日接到蒋介石16日的指示后，第二天即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了第三次正式谈判。熊式辉在谈判中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特别强调国民政府坚决修通山海关到锦州的铁路并收缴沿线非政府军队的武装，以及国民党军队一定于月底在大连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则坚决反对，声称此类事务根本无法在长春解决，只能由两国政府之间交涉。他最后表示可以向莫斯科转达东北行营的要求，但要求熊式辉也向重庆说明东北苏军的立场。[111]第二天，甘乃光会见了东北苏军副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进一步提出要在大连设立航空站，并提前派接收人员前往大连地区视察。[112]苏军方面对所有这些要求都以必须请示莫斯科为理由予以拒绝，巴佛洛夫斯基第二天告诉甘乃光，绝不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不允许国民政府收编伪满人员，国民党军队可通过铁路运兵，但在沿线有些地方苏军不能负责安全。[113]
由于苏军方面一直称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谈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熊式辉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返回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对策。此时正值国共军队在华北主要铁路沿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东北苏军的强硬态度使国民党军队企图以少数精锐部队通过海运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成为泡影。
长春谈判的第二阶段于10月25日开始。国民政府在前一阶段交涉失败后，决定放弃在大连登陆的计划，改为坚持要求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引起这种策略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终于确定了，东北苏军不可能允许国民党军队经大连运兵，蒋介石遂决定国民党军队进军东北的主力将沿北宁线进入东北。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计划是原计划在大连登陆的部队转在营口、葫芦岛登陆，然后迅速控制住锦州和锦西等地区。[114]这样就可以通过与在平津和秦山地区的军队配合，并在该地区美军的协助之下，完全控制北宁线及沿线地区。另一方面如上述，东北苏军从长春谈判开始，就提出国民党军队可以在营口和葫芦岛等地登陆，所以他们在外交上也就没有了反对的理由。
10月25日，王世杰在重庆会见彼得洛夫，告以国民党军队将根据熊式辉和马林诺夫斯基达成的协议，在营口和葫芦岛两处登陆，并于29日派飞机前往侦察；海运的国民党军队将使用美国船舰，并请当地苏军协助。[115]26日，熊式辉回到长春。他当天便急电蒋介石称，“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东北行营遭遇各种限制，大连登陆已经完全没有可能。[116]国民党第十三军遂决定放弃在大连登陆，改为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董彦平随即通知苏方，要求协助国民党军队在该处登陆，并提出从27日起，使用美国侦察机在登陆场做侦察飞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第二天到达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协商登陆问题并达成协议。
10月28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彼得洛夫，要求苏方为第十三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提供保障。他在此期间还多次打电报给东北行营，强调“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为此必须迅速与苏军协商在营口、葫芦岛登陆，以及经山海关运兵等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苏军负责维持两个港口的治安。否则迁延不决，国民党军队将无法进入东北。[117]29日，蒋介石再电东北行营，指示今后应以打通北宁线为“对苏军交涉的中心”。[118]
东北行营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于10月29日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四次正式谈判。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表示，可以“掩护”国民党军队，保证其在“营口登陆之安全”；在葫芦岛则因苏军兵力甚少而“无把握”；国民党军队如果经北宁路运兵，在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已有“大股”中共军队，故苏方“不能保证安全”；如果国共发生武装冲突，苏军不予干涉。但苏军于11月11日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不能进入锦州。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再次指责了国民政府人员在东北有反苏行动，他还警告熊式辉，苏军不准美国军舰驶入大连水域。[119]与此同时，彼得洛夫在重庆亦告诉王世杰，苏联政府同意第十三军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120]国民政府还公开宣布，杜聿明已经与东北苏军达成协议，国民党军队可由海空两路进入东北。
为了保证控制北宁线的计划顺利完成，蒋介石要求东北行营在积极与苏军交涉运兵的同时，也要尽力维持双方在东北的合作关系。10月25日，苏军搜查设在长春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中央党部特派员办公室，切断了东北行营同外部的通信联系。26日，苏军通知东北行营，禁止国民政府官员到各地视察，不准国民政府在长春组织保安队，并指责国民政府的官员在东北进行反苏宣传。苏军还在长春郊区进行军事演习，以显示实力。
苏军在长春制造紧张空气，使东北行营惊慌失措。各大员纷纷向蒋介石告急，声称东北苏军的态度在急剧变化。蒋介石为了缓和与苏军的关系，立即通知熊式辉，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各地的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党务人员归东北行营统一指挥。规定“如有不守纪律，违反政策，及有反苏言行之人员，应作反动分子取缔”。[121]蒋介石还坚决撤换了CC系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的官员。10月28日，蒋经国向苏军政治顾问声明，东北行营坚持奉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并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告苏方。[12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决议，指示“东北党务工作人员对于苏联充分采取友好态度”。11月1日，蒋介石特意通知准备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部队，必须与苏军“密切联络，尤须忍耐戒慎，不可发生误会”。[123]
苏军对国民政府的要求继续采取敷衍的态度，一面公开表示信守以往谈判中的诺言；一面将营口和葫芦岛移交给中共军队，利用中共军队阻止或延迟国民党军队登陆。如上所述，苏军代表在谈判中曾多次表明，营口和葫芦岛只驻扎少量苏军部队，所以不能保证国民党军队登陆安全。11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国民政府，营口“已被来历不明之武装部队占领”。[124]当美军运输舰到达营口时，发现该港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美军指挥官上岸与中共代表联系登陆，遭到拒绝。在葫芦岛亦遇到相同情况。美军指挥官经讨论认为，强行登陆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这不符合他们所获得的指示，因此决定折回秦皇岛，并将此决定通知蒋介石。[125]
11月5日，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五次正式谈判。熊式辉在会谈中指责东北苏军故意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设置障碍，包括拒绝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不负责北宁路运兵的安全，禁止东北行营视察交通设施，还把营口、葫芦岛转交中共军队等，所有这些行动完全违背了中苏条约的精神。马林诺夫斯基当即反驳说，苏军不可能阻止八路军进入营口，葫芦岛早被中共军队占领，而苏军不能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他声明从10日起，凡是苏军撤出的地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方均不再过问。他还谴责国民党的机构人员在东北进行反苏活动，并再次强调反对东北行营整编曾与苏军作战的伪满军队。[126]双方在互相指责中言辞激烈，立场尖锐对立，谈判终于中断。
第二天，苏军通知熊式辉，同意由美军运输机空运国民党军队至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机场，但只能在苏军撤退前5日降落；机场地面设备由苏方负责，每次只准降落飞机一架；空运部队的驻地由苏方指定。[127]苏军的规定实际上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空运计划。至此，国民政府经海陆空运兵的计划无一不困难重重。
在第五次正式谈判之前，熊式辉和蒋经国等曾经设想三个方案：或与苏军破裂，或维持原谈判方案，或采取强硬措施，如撤退东北行营，使谈判升级到政府之间进行。他们经讨论后决定，先以营口登陆为谈判中心，争取维持目前的关系。为此，11月5日，熊式辉还向马林诺夫斯基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专门要求苏军解除占领营口的中共军队的武装。[128]但如上所述，继续与苏军交涉的结果是谈判陷入僵局。随后东北行营的负责人分别向蒋介石陈述了他们对苏军意图的估计。
熊式辉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认为，苏军为应付国际视听，会允许国民政府空手接收，但不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而苏军可利用的筹码就是已经进入一些关键地区的中共军队；长春谈判的失败有可能使苏军或者扶植东北地方势力，或者把行政权移交给中共军队，使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有名无实；而国民政府目前可供选择的最好对策就是向苏联政府做正式抗议声明，或者直接同斯大林交涉。[129]
张嘉璈在他提交的报告中分析说，东北苏军的行动证明，苏联对东北的政策是不准在那里建立反苏的政权，不准美国染指东北，不准国民政府利用东北来搞“以夷制夷”，不准对中共造成内外夹击之势。他也认为，除非直接同斯大林交涉，从而取得苏方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彻底谅解，否则就只有退出东北了。[130]
蒋经国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东北苏军的态度预示东北形势“必有变化”，而这并非只是中苏之间的问题，还受“美苏关系及国共冲突之影响”，而苏联担心的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会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在美苏“未来战争中”被美国利用，故东北苏军不愿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入东北，其手段就是帮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使国民政府“一时不能顺利接收东北”。[13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人的报告中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一致认为，苏联在东北的目标是阻止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支持中共军队是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手段；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发生变化是美苏关系恶化的结果，苏联有可能在东北造成国共冲突的局面后，出面调解。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无法接收东北的。11月10日，熊式辉飞回重庆，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对策。
东北行营三大员的报告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摆在蒋介石面前，包括：根据国民政府目前的实力和全国的军事态势，国民党军队是否急于进入东北；在中苏两国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澄清之前，是否继续在长春进行接收东北的谈判；以及接收东北是否应该以占领长春为重点；等等。
这时在东北登陆受阻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三军和第四十二军等部已经陆续抵达秦皇岛。蒋介石本来已经准备一旦营口、葫芦岛登陆不成，便从山海关打入东北。苏军声明11月10日从锦州撤军，蒋介石遂于6日决定，向山海关发动军事进攻，沿北宁路突入东北，首先控制从热河和河北进入东北的交通枢纽锦州。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蒋介石决定停止长春谈判，撤退东北行营，将谈判移到重庆和莫斯科之间进行。[132]其用意一方面是将地方当局的谈判升级为国家谈判，以期引起国际关注，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在展开军事行动时，避免外交上节外生枝。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蒋经国准备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谈判。
11月15日，国民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由于苏方一再阻碍，国民政府决定东北行营从长春撤至山海关，后撤行动将于17日至23日之间进行。蒋介石还专为此事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在东北已经违反了条约，这已经危及了“中国主权完整”。[133]蒋介石在此之前已经通知蒋经国，令其准备前往莫斯科，直接与苏联领导人交涉东北问题。[134]就在国民政府宣布撤退东北行营的同一天，秦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国民政府发动的外交和军事攻势使东北地区一时间弥漫起剑拔弩张的气氛。
蒋介石在11月中旬处理东北问题的方式可谓咄咄逼人。在外交方面，东北行营的熊式辉等人的建议是先同苏联最高当局协商，如无法达成谅解，行营再撤出东北。蒋介石却决定干脆先将行营撤到山海关，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在军事方面，白崇禧等人曾建议，首先稳定地控制平津张地区，大军再出榆关。但国民党军队四路进军完全控制平津张地区的计划未能顺利实现，蒋介石就断然决定先以少量精锐部队从山海关突入东北，甚至不惜冒兵力不足的危险，不顾第十三军孤军深入，有遭受已经在东北和冀热辽解放区集结的中共军队夹击的后果。他敢于这样孤注一掷，几乎全盘改变接收东北的计划，杜鲁门政府给予的支持显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苏关于接收东北的交涉过程中，杜鲁门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政府计划的制订和变动，都与杜鲁门政府的有关政策有密切关系。杜鲁门政府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可以说是满意但不满足。满意的是中苏条约至少在形式上暂时排除了苏联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插手国共斗争的可能性，并防止了出现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完全控制东北的局面。不满足之处是担心国民政府对苏联的让步会影响乃至严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特别是限制美国未来向东北的发展。
在中苏条约签订的当天，哈里曼就再次向莫洛托夫提出：苏联最好以文字的形式公开宣布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莫洛托夫当即予以拒绝，他说中苏条约已经意味着尊重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斯大林已经多次做过口头保证，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哈里曼仍然坚持苏联必须发表书面声明。他在会谈后向杜鲁门政府报告说：“除非施加强大的压力”，否则他怀疑美国人是否真能得到那个声明。[135]
8月2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知哈里曼，他希望了解中苏双方对公开发表一个尊重“门户开放”声明一事的态度。第二天，他又指示哈里曼，尽快会见苏联领导人，“清楚和有力地解释美国公众和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强调美国公众对远东事件，特别是对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局势的发展，有浓厚的兴趣”，而斯大林的口头保证不能满足这种形势，中苏条约亦“无法保证充分的机会均等和不受歧视的自由”。他要求哈里曼说明，美国所坚持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就是针对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经营和使用问题，务必请苏联领导人在他们的声明中“使用清楚和确切的措辞”。[136]
27日，哈里曼当面向斯大林转达了贝尔纳斯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可以接受美方的建议，不过苏联方面需要美方保证，国民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同样内容的声明。[137]31日，哈里曼和凯南与苏联外交部代表举行谈判。苏方代表提出，他理解这一声明是关于在全中国“门户开放”的问题的。凯南则强调，声明就是针对东北地区的；美国之所以特别注意这一点，是因为它与中苏条约中解决东北问题的条款有关。[138]结果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苏联的态度如此，国民政府对发表此类声明也有所顾忌。当时国民政府正迫切希望公布中苏条约，将苏联对中国内部问题的保证公之于世。它在东北问题上关注的重点是确保能够顺利接收东北行政权，相比之下，港口和铁路是否对美国“开放”等是次要的。当宋子文向国民政府汇报美国的建议时，外交部给他的答复是，还没有研究有关的细节，这需要由正在伦敦开会的外长王世杰决定。最后，国民政府以中苏条约对“门户开放”已经有了足够的保证为借口，使杜鲁门政府的努力只能不了了之了。
杜鲁门政府在采取上述外交行动的同时，也试图限制苏军在东北的作战行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苏达成了关于双方海空军在东北活动范围的协议，但没有划分地面部队的行动界线。美军方曾经提出，美军可以在中国大连和朝鲜登陆，条件是日军投降先于苏军占领该地区。当然，这个设想被证明完全是幻想。不过，在中国战场的其他地区，美军的行动确实是有影响的。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魏德迈发出指令称，美军准备控制中国的要害港口和交通要道，魏德迈应准备帮助国民政府将其军队运送到各关键地区，而美军控制的地区只可以交国民政府接收，驻华美军不得与国民政府的军队以外的其他军队和机构交往，等等。[139]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麦克阿瑟指示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转告苏军指挥部，他已经下令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全部作战行动结束之前，只要不影响美军安全，应立刻停止进攻日军。迪恩在转交麦克阿瑟的电报时，加上了一句，希望“苏军通知其部队颁布同样的命令”。[140]迪恩长期在莫斯科处理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多次与哈里曼共同参与涉及亚太问题的谈判，对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不乏了解和理解。把他的行动解释成技术性问题或工作疏忽，都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而且，麦克阿瑟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完全不用多此一举，把美军的行动通知苏军。
苏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答复麦克阿瑟说，美军的要求肯定是一种误解，只有苏军最高指挥官才能决定苏军应于何时在战场上结束作战行动。同一天，苏军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政府发表的投降公告只是一般性的宣言，它还未向日本武装部队发布停战令，因此“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将继续进攻日本”。[141]
17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在答复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停战建议时，指责该建议对东北日军投降问题只字未提。他限令日军必须从20日12时起，全线停止一切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就地缴械投降。18日，日军通知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日军准备履行全部投降条款。华西列夫斯基于同日命令苏军各方面军：“鉴于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不通的情况却严重阻碍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不要怕它们离自己的主力太远。”[142]苏军各部队立即执行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迅速向各大城市和主要港口挺进。至25日，苏军已完全控制东北全境，主力推进到长城沿线，前锋直抵张北地区并与部分八路军部队会师。杜鲁门政府试图限制苏军作战行动显然是没有用的。
杜鲁门政府在解决东北问题时显得如此束手无策，关键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不足。它既不能使苏联发表公开声明来保证东北“门户”对美国开放，又无法限制苏军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支持和援助国民政府恢复对东北的统治，从而达到限制苏联的目的。8月27日，哈里曼与斯大林会谈后，就曾尝试利用赫尔利转告蒋介石，苏联希望国民政府最近就能派军队接收东北。[143]在华盛顿，美国领导人也告诉国民政府的代表，东北还没有中共军队，苏军将很快撤退，目前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中国军队前往接收。
杜鲁门政府的本意当然是敦促国民政府尽快派军队进入东北，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双重的。国民政府一方面于8月底9月初制订并公布了接收东北的纲要和计划，并组建了东北行营；另一方面却仍然抱定外交接收有望成功的幻想，不做足够的实际准备。
9月上旬，美军观察员发现中共军队正向陕西、山西和察哈尔集结。他们报告称：如果那类情报属实，估计中共军队很可能是在努力控制进入东北的通道。[144]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也向国务院报告：中共军队已经奉命进入东北，与苏联合作接受日军投降；估计苏联会鼓励中共军队在苏军撤出后接管东北，苏联地方当局对蒋介石的态度不会像苏联领导人那样缓和。
9月11日，蒋介石指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同美国领导人交涉，请他们务必决定于本月向国民政府提供运兵舰船；按照国民党军队目前的计划，有关部队12月初才能到达东北，而那时苏军会以国民党军队未能到达为借口，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接收。[145]宋子文接到电报后立即打电话给时任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向他转告了蒋介石迫切要求美国协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送3个师约30000名官兵。宋子文还表示希望能尽早见到杜鲁门总统本人。[146]
9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杜鲁门和海军上将李海，讨论美国如何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宋子文在会见中要求杜鲁门政府务必协助国民政府将军队从广州直接送往大连，否则中共军队就会捷足先登。杜鲁门当时的答复是，美国不会直接参与关于接收东北的谈判，但可以提供运兵舰船。他还保证美国将协助国民政府在日军占领地区“取得和平和安全”，而且“申明了向东北运兵的重要性”，命令美军方立即开始筹办，而李海表示可以满足蒋介石的要求。[147]
会谈结束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指示魏德迈尽快提供一份报告，说明美国帮助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到底需要什么装备。随后根据魏德迈的答复发布指示声称：“美国的政策是在被解放地区建立必要的中国军队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特别是在满洲，要尽可能地快。”[148]同一天，9月18日，杜鲁门指示艾奇逊告诉宋子文，在西太平洋的美海陆军部队已经接到命令，从即日起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港口，具体计划由魏德迈向蒋介石说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准备完毕，即可使用美国舰船。[149]美军方还为将国民党军队从大连运到沈阳制订了运输计划。正是因为得到了美军的支持与合作，蒋介石才决心在兵力不足、运输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遥远的南方调动精锐部队在大连登陆。
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失败后，改由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同样是与驻华美军协调行动的结果。9月下旬，魏德迈根据美军部的指示，与蒋介石达成秘密协议，由美军抢先控制从北平到山海关的交通线。宋子文曾经向艾奇逊说明，国民党军队无法依靠铁路线向东北运送军队，而魏德迈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为国民党军队从陆路出关提供了保障。[150]
魏德迈的计划得到麦克阿瑟的有力支持。9月底，美军代表麦克罗告诉奉蒋介石之命前往联络的廖耀湘，麦克阿瑟已收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报告，认为中共军队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苏军控制那一地区的前奏。为了防止中共军队夺占平津，他决定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渤海湾的港口登陆，抢先控制那一地区。在中国登陆的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部署受降事宜，与护路部队协同占领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线，指挥并控制沿线日军，收缴日军武器和军用仓库，控制天津日军司令部，保护通信设备，美军在塘沽、天津、秦皇岛等地区如受到中共军队攻击，可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至10月下旬，美军已经控制天津到秦皇岛的铁路线。25日，杜聿明在上海与第七舰队指挥官金凯德达成协议，由美国第七舰队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到营口和葫芦岛。蒋介石急于使第十三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就是为了夺取锦州和锦西，与控制山海关内铁路线的美军配合，完全控制北宁线。
11月初，由于苏军的阻挠和中共军队的抵抗，国民党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和在华北战略集结的计划均告失败。蒋介石遂决定，海运东北的部队在秦皇岛登陆，经山海关向东北进攻，企图将正向东北集中的中共军队主力截为两段，一举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这种军事冒险是在美国的协助、怂恿之下进行的。
在整个平津地区，国民党部队集结了4个军，全部由美军运送。秦皇岛到山海关的铁路由美军修筑完成。根据魏德迈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军协助保护天津到山海关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的4个军仅仅够在平津一带维持治安和巩固阵地之用。美军为了使国民党军队腾出手来进入东北，还担负起了在华北的护路工作，为此甚至不惜重新武装已被缴械的日军。在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车站和城市，到处可以看到星条旗下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不仅如此，美军还直接参与指挥国民党军队作战，为国民党军队运送补给，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北宁线上中共军队控制的留守营车站和山海关附近的石门寨阵地。事实表明，驻华美军的介入是推动国民党军队不惜武力打入东北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驻华美军对加剧东北地区局势的紧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从抗战结束到1945年11月中旬，美国、苏联、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围绕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争斗。在这个阶段最初的较量中，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了东北，并在东北北部地区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具有特殊意义。这预示着列强主宰东北地区命运的时代走向终结，任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均不能忽视或否认中共力量的存在及其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发展表明，解决东北地区的问题如此，解决中国问题也一样。中共在夺取东北的斗争中显示出来的实力和战略决策水平，已经预示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力量对比都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1] 《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1935年3月23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87～189页。
[2]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October 17，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0.
[3]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自重庆呈蒋委员长关于开罗会议日志“附一：政治问题会商经过”》，1943年11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第527～528页。
[4] 参阅“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5] 《与蒋主席的会谈》，1944年6月23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1页；另参阅《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9～11页。
[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60页；另见“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7]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第424页。
[8] “Roosevelt-Stalin Meeting”，February 8，1945，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766-771.
[9]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Entry of the Sovite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February 10，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p.894-895.
[10]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 to the President”，December 15，1944，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79.
[11]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Entry of the Sovite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February 10，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