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佳方案”
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与中共实际上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均导致东亚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必将严重冲击美国在战争后期规划的东亚战略格局。
美国战后东亚战略规划的基础是“雅尔塔秘密协议”。杜鲁门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后处理对苏和对华关系、调解中苏关系以及调处国共矛盾，都是以“雅尔塔秘密协议”为蓝本进行的。继雅尔塔会议的美苏妥协和莫斯科的中苏妥协之后，赫尔利又力促国共妥协，试图通过重庆谈判来彻底完成“雅尔塔秘密协议”为东亚规划的格局。然而事与愿违，杜鲁门政府贯彻其东亚战略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即重庆谈判，并未能解决引起国共冲突的实质性问题，结果最终酿成国共间的大规模内战。
中共在战后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中，锋芒直指美国东亚战略结构中最重要但又最薄弱的环节，从而使美国的战略部署陷入一片混乱。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驻海参崴的领事馆向杜鲁门政府发出警报说，中共军队已经进入东北，并得到东北苏军的支持。美国的反苏预言家们更是危言耸听，把苏联在东北的意图说成是企图在那里建立傀儡政府，中共则是苏联的最佳代理人。美国在东亚渴望获得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像海市蜃楼，而蒋介石就像一位扶不起来的天子，尽管国民党军队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事装备，但仍然不能在同中共军队的较量中占上风。
不仅如此，从日本投降到1945年11月初，驻华美军全力援助国民政府接收，结果在东亚形成了新的战争热点。局势到了—触即发的地步，而且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国民政府仍在那里火上浇油。11月中旬，国民政府选择在东北发动外交攻势，一方面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拖美国下水，逼它在东亚向苏联摊牌。蒋介石知道杜鲁门政府尚不会对东北的前途置之不理，他希望利用美国人几乎无所不包的欲望，增强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如果东北的形势按照国民政府的设计发展，美苏在东亚的对峙很有可能迅速演变成一场对抗，其前景不难预见。因为这时华北驻有十万余美军，与东北数十万计的苏联军队可以立即形成对峙局面。面对这种危险且尴尬的局面，杜鲁门政府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势在必行。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欲去频回。这一特点的出现仍然可归结于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矛盾，即雄心勃勃、目标宏大却实力不足，以及对自身面临的复杂局面缺乏必要的理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实力空前增长。但是，美国在东亚面临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而且随着野心的膨胀还在进一步扩大，而杜鲁门政府对罗斯福的对华政策除了萧规曹随之外，并没有能够适时地做出其他选择。可以说，杜鲁门政府继承了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宏伟目标，也继承了它的一切难以克服的矛盾。
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继续努力维持国民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地位。一方面，在经历对日战争的考验之后，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前途远不如罗斯福当政时期那样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尽早打败日本这个战略性需求下降后，杜鲁门政府认为国民政府的战略价值已经大幅贬值。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美国往往认为中国是—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中国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当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问题是杜鲁门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罗斯福政府在战争期间已经在中国付出的“巨大努力”，它仍然想千方百计地守住东亚大陆这块阵地。面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美苏抗衡的加剧，杜鲁门政府一时还难以找到更加合适的“伙伴”，只好继续骑上国民党政权这匹“劣马”，参加东亚的角逐。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一直深刻影响着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其二是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之时，一直试图避免直接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特别是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杜鲁门政府并非不了解美国在东亚的结构性弱点，以及战后美国国内的基本问题，它断定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政权火中取栗，不仅力所不逮，而且得不偿失。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罗斯福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原则之一就是反对和不以武力介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武装冲突。对日战争结束时，杜鲁门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一直遵循罗斯福时期的这个原则。
上述两个原则既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处理中国内部冲突的基本方针，也给美国对华政策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如何在不承担超载义务的条件下，继续有效地实现它的东亚计划。这是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的目标起着支配作用，而它的原则又限制着它实现目标的手段。美国政府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它奉行的原则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显得多么自相矛盾，罗斯福政府看上去只是简单地把目标和使用的手段糅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赫尔利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他对中苏关系所做的充满乐观和自信的报告，无疑对掩盖矛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些报告使当时的美国领导人信以为真并为之兴奋起来。
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向魏德迈发出指令，明确规定该指令中列举的所有行动“仅适用于与美国的基本原则不发生矛盾的范围，即美国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国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该指令说明：魏德迈指挥美军采取的行动是基于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使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被日军占领的全部地区，驻华美军应迅速协助将国民党军队调往中国的枢要地区。[2]
8月1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指示魏德迈，驻华美军应根据以下原则采取行动：（1）占领日本、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枢要地区；（2）迅速占领日本应为“优先行动”，占领朝鲜并接受那里的日军投降是第二位的任务，占领中国沿海和台湾从属于前两项任务；（3）控制中国的主要港口、交通要道和占领沿海地区，以便在不卷入中国陆地行动的情况下，扩大援助中国战区的军队。[3]至于这种行动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时尚未引起在华盛顿的美军领导人过多的关注。
9月初，杜鲁门政府与国民政府在华盛顿展开了有关战后美国继续援华问题的谈判。9月5日，杜鲁门根据美军方的建议，批准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6个月的租借物资，其中包括利用美国海空军为国民政府运兵，继续运送已经储存在印度和缅甸的准备供给中国的物资，以及将中国西部地区储存的美军物资转交国民政府。13日，国务院在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应规定这些援助不被用于内战。14日，杜鲁门向宋子文发表口头声明，宣布美国将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军事力量，但补充的援助不得用于内战和支持不民主的政权。[4]
从日本投降到9月14日杜鲁门发表口头声明，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看上去是清楚的，即援助国民政府迅速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即美国不能被卷入中国内部的军事冲突，亦不支持国民政府在解决内部问题时奉行武力统一政策。
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很快引起驻华美军负责人的疑问。魏德迈向马歇尔报告说，他实际上无法执行华盛顿给他的指令，因为指令中的规定使他的使命“至少被限定在无法实行的程度”；大批有组织的中共军队包围或占领着中国的关键地区，阻止国民党军队接收；美国准备协助国民党军队受降或遣返日军，必然要阻止中共军队的行动，在南京和上海已经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美军在中国任何其他地区都会面临类似的局面；美军实际上承担了在征服中共军队的战争中支持国民政府的责任；如果美军将其行动限于不支持和不介入中国内战，则其必将取消目前正在给予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魏德迈承认，他采取的行动与指令中规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为了解决政策中自相矛盾的问题，他用“最富伸缩性的方式来解释”美军方的命令，以便尽可能牵制中共。[5]
魏德迈的报告并没有立即在杜鲁门政府中引起不安。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根据赫尔利的报告，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并不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国民政府尚在集中力量接收华南，国共争夺受降权的斗争暂时主要还限于口诛笔伐。特别是随着美苏在东亚关系上出现紧张，杜鲁门政府多少有些急不可待地要限制住苏联在东亚的行动。所以，美军方非但没有针对魏德迈的疑问设法解释对华政策的矛盾，反而催促驻华美军加紧为国民党军队向北运兵。为了加快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的速度，驻华美军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在一些交通要道地区对中共军队进行武装示威和挑衅。
从9月底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杜鲁门政府不断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这些报告指出：国共在华北和东北的武装冲突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内战规模正趋向扩大。在这种日渐灼热的气氛中，在华北担负护路任务的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摩擦，而当地美军指挥官扬言要对中共军队的攻击进行报复。形势的复杂性还在于，中共军队在华北和东北均得到苏联的援助，实力不断增强。美苏在中国内战中各支持一方的局面已经出现，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演变成美苏之间的对抗。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这时在华北尚有大批日军未被解除武装。国共双方都企图在内战中利用他们，而美军也在利用部分日军护路。这批数量可观、受过良好训练并且装备精良的日军如果长期在华北存在下去，会使该地区形势难以稳定。[6]总之，这些报告表明形势已“几乎绝望”。[7]杜鲁门政府必须重新研究驻华美军的行动范围，调整对华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由驻华美军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引起的，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自然从讨论军事问题开始，然后延伸到政治领域。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杜鲁门政府集中讨论的问题是美军是否继续留在中国，是否继续为国民政府向北运兵。
早在美军在华北登陆之前，文森特就向国务卿提出：应提请总统注意了解并重新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理由，美军应放弃在华北登陆的计划。他的建议第二天便被否定。美军方认为，美军目前的行动与原计划相比已经大大削弱。美军控制华北港口，一是为了通过这些港口遣返日军，二是为了协助国民政府阻止正在那里发生的混乱。美军方某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担心美国依靠现有的能力卷入中国内战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甚至声称已经在那里的6万名美军可以无所顾忌地“从中国的一端走到另一端”。[8]
到10月下旬，美军在华北登陆产生的复杂影响逐步凸显出来，终于在华盛顿引起了关注。10月22日，国务院和陆海军联席会议向美国军政领导人提交的一份政策报告指出：美国为了实现在东亚的目标，应该支持国民政府沿着适合美国有关政策的路线发展，并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陆海空军方面给予援助和指导；另外，军事援助和相关的指导应限于保持中国内部的和平与安全，让中国在占领朝鲜和日本中负起责任。至于停止军事援助的条件，则是它被用于支持不符合美国政策的政权、用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或用于侵略性的行动。报告认为，美国政府曾经制定了一项明确的政策，鼓励中国统一和实行民主。鉴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应当考虑：（1）重新恢复国共谈判，以改善中国内部的政治条件；（2）应注意苏联的动向，鼓励和支持苏联在伙伴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两国共同的问题。[9]这个报告实际上是针对驻华美军援蒋行动引发的严重问题，试图提出一个衡量美国对华政策适当与否的标准，以及要调整对华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它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杜鲁门政府内部将开始就调整有关政策展开讨论。
11月初，杜鲁门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逐步聚焦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驻华美军是否应该撤出中国；第二，驻华美军撤出中国会对华北和东北的形势产生什么影响；第三，如果驻华美军不撤出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卷入内战。11月3日，马歇尔打电报给魏德迈，要求了解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至山海关地区采取了什么行动；这些行动对帮助国民党军队控制日本占领地区是否有必要；在不损害其使命的情况下，海军陆战队撤出该地区的最早日期是何时；如何估计美军撤出对华北的影响。[10]
11月14日，魏德迈在给马歇尔的答复中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到秦皇岛地区采取的行动，对保护交通线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运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第十三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等4个军，它们足以把美军从其占领区替换下来，并同时保护一些有限的地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坚持要守住现在已占领的所有地区，并企图加以扩大，特别是准备进入东北，肯定需要美军继续替它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魏德迈认为，美国的目的如果只是解除日军武装，那么已经运送的国民党军队足够用了，据此他已无权再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到华北地区。他进一步指出，国民政府从平津向北推进和控制东北的战略计划，是根据那里没有中共军队制订的，而且国民党军队完全没有与中共军队作战的准备。在目前已经出现军事困难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该建议蒋介石，先控制长城以南地区，暂时不要进入东北，因为在华北的中共军队非常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交通线。而且苏联明确地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条件，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障碍。[11]
魏德迈的这份报告相当清楚地勾勒了他所认识到的国共在中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以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力量的限度。他的报告实际上也为美军停止援蒋运兵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构想，即国民党军队不应也无力再扩大占领区，应该暂时停止军事接收东北。反之，根据魏德迈的逻辑，如果美国坚持要帮助国民政府立即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美军就不能撤出它目前占领的全部地区，并应继续在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特别是为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和东北运兵。
在魏德迈提交上述报告前后，杜鲁门政府接到驻华军政人员提供的类似报告。这些报告说明，驻华美军已经拒绝为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可中共军队正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并在平津及秦皇岛展开大规模交通战，破坏铁路和桥梁，而苏联显然希望中共军队控制苏军撤出的地区。驻华美军原定任务不久即可完成，但是，它们所处的地位大部分影响到政治领域，过早撤退不仅会在目前，而且会在将来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任何及早撤出美军的建议，均应考虑到华北的形势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
既然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早已经放在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上，美国领导人即使面对如此之多的困难和建议，仍然无法抛弃他们的成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向国务院和陆海军部联席会议提出了他们的结论。他们在备忘录中首先提出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直到华北和东北的形势稳定为止；（2）是否制订从11月15日开始从中国撤退美军的计划，或者让美军留在那里，直到局势澄清为止。参谋长们的结论是：在美军顾问团建立起来之前，美军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并将此一决定通知了魏德迈。[12]然而，这样的决定仍然无法解决驻华北美军已经引发的问题。军方于是便把皮球踢给国务院，让其为军方的决定寻找理由。
随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急速变化，杜鲁门政府为国民政府运兵的性质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而美国军政领导人越来越有重新审订驻华美军的行动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关系的紧迫感。有代表性的是陆军部给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美军卷入中国内部的复杂事态后，“可以预见和能够承担的后果是什么？从军事观点看，在远东应决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反对侵略？对此国务院应作一声明，指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东北、内蒙、华北和朝鲜的利益冲突中，不能再后退的最低限度是什么”。[13]军事问题从此延伸到政治领域。
经过一番犹豫，至少到11月中旬为止，美军方选择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扩大占领区的方针。这无疑是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政府的决定。但是，随着中国内战逐步升级，华北美军与中共军队的摩擦日渐频繁。美国继续在华北驻军，不直接卷入内战已不可能；要帮助国民党军队扩大占领区，不扩大军事援助的规模也不可能。虽然美军主观上并无意愿直接参与中国内战，但仅靠扩大援蒋的规模显然是无济于事的。曾经极度轻视中共军事实力的魏德迈，经过两个月的亲身体会，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靠目前的力量——包括美国已经提供的援助，根本不可能稳定地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了。即使美国扩大援蒋的规模，向华北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会有什么效果。[14]事实其实是简单明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用武力统一中国，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美国的援助下也不行。文森特在杜鲁门政府内部的争论中就曾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军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日军在8年中都做不到的事情”。[15]
另一种办法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派遣更多的美军代替国民党军队守住华北的阵地，使后者脱出身来进攻中共军队控制地区。问题是美国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对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正在大规模复员。根据陆军部的计划，到1946年1月，太平洋地区的90万美军将减少一半以上。即使是这样的速度，也远远不能满足美军官兵在战争结束后渴望回家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愿望。此时美国国内正掀起“让孩子们回家去”的运动，魏德迈也收到美军家属寄来的“数以千计的信”，要求迅速让他们的亲人返回家园。在这种形势下，驻华美军只能减少，不可能增加。魏德迈曾经要求美军领导人增派7个师到华北，尽管他声称此举是为“阻止苏俄在华北及东北势力之发展”，[16]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只答应派遣2个师，而且这2个师还是原计划用于占领朝鲜的多余部队。
杜鲁门政府头痛的另一大问题是，国民党军队越是向北发展，与苏联的矛盾就越尖锐。美军扩大在华北的军事行动，肯定会招致苏联的怀疑，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杜鲁门政府为美军在华北的行动所做的公开解释是，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并将其遣返日本。但随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升级，这种解释越来越像美军驻扎华北战略要地的借口。反之，东北的苏军是为对日作战进入中国的，苏军驻扎东北是有条约根据的。而且苏联政府一再声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即从中国撤军，并且公布了明确的期限。到11月间，苏军已经通知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他们开始执行撤军计划。两相对照，杜鲁门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很被动了。
美军在华北的行动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和指责，也受到中共和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如果美国不谨慎行事，致使苏联感觉受到威胁，苏联很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者拒绝从东北撤军，造成美苏军事对峙的局面，或者无限制地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这样必然使美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国际冲突之中。美国战争援助处的代表麦克鲁从中国返美后，于11月6日向美国政府和军方领导人汇报：美国援蒋运兵是“有高度意义的步骤和证明，说明在整个远东我们支持蒋”，但是，如果苏联决定支持中共，美国就会陷入“真正的混乱之中”。[17]
“美国的法力是有边的”，美军在华的行动必须有所限制。美军即使不想撤出华北地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军留在华北的最乐观的前景恐怕也就是无所作为。尽管美军方有人声称，美军在中国“从这头走到那头都不会受到什么阻碍”，可是事实证明，美军从秦皇岛坐火车到天津，乘吉普到山海关都不安全。[18]美军既要在华北待下去，又不能造成国共内战扩大，以致引起直接卷入国共军事冲突并与苏联发生对抗甚至冲突，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使中国没有内战。11月中旬以后，杜鲁门政府内部的有关讨论就沿着这条思路发展。
11月1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负责人之一庄莱特在他起草的备忘录中声称：如果中共控制了华北和东北，那里就会出现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权，这意味着“对日战争徒劳无功”，“建立强大和统一的中国的前景就会消失”，中国将会分裂，从而引起外国干涉，并有可能使“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阵危言耸听之后，他强调美国应该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和安全，至于“中国的民主”和“自相残杀”的内战等，应放在第二位。他认为，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尽一切可能帮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占领区，特别是接收东北。美国如果不准备参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登陆，就应该把舰船交给国民政府；任何撤退美军和半心半意地援助国民政府，都会摧毁美国渴望达到的目标。[19]
庄莱特的备忘录把美国对华政策中反共和限制苏联的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他特别强调，必须保持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性，而美国当前在中国的任务是防止苏联与中共控制东北和华北。在他看来，杜鲁门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和扩大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
庄莱特的备忘录由文森特转交给副国务卿艾奇逊，不过艾奇逊此时正在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尽快遣返驻扎华北的大批日军，以及如何防止国共冲突加剧，以免苏联“冒冒失失地登场”，何况驻华美军此时已奉命暂停为国民政府向东北和华北运送军队，庄莱特此刻提出那样的建议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艾奇逊要求文森特再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可供选择的意见书”。[20]美军方也通知魏德迈，国务院非常想了解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在没有美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肃清东北和华北的日军；以及美军撤出或留在华北，到底会对当地的形势产生什么影响，并要求提出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来”。[21]
11月19日，文森特在他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未加论证地提出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海军陆战队撤出华北；第二，海军陆战队留在华北，“任务不变”；第三，海军陆战队不仅留在华北，还要“扩大它们的任务”，以便帮助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和东北的形势；第四，海军陆战队留在华北，其任务明确规定为仅限于加速解除日军武装将其遣返日本。[22]从当时杜鲁门政府内部的状况看，文森特的这些建议没有一条有可能被采纳。第一条早已被否定；第二条提出美军留在华北又不变更其任务，根本行不通；第三条要求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却无法估量“扩大”的限度；第四条提出要限制驻华美军的任务，又无法解决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基本问题。所有这些选项都被认为行不通很可能就是文森特没有展开其论证的原因。
这期间，魏德迈也根据给他的指令，多次向杜鲁门政府全面报告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魏德迈认为，一方面，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完成它面临的使国内统一和实行民主改革的任务；没有足够的军事资源用于控制华北，也不可能采取成功的军事行动进攻东北，或用政治手段接收东北的行政权。蒋介石只知道催促美军为他向北增调兵力，并企图使美军成为一种威慑力量，以使国民党军队可以集中力量进攻中共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军继续留在华北，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国共内战和政治纠纷。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国共斗争中取胜，就意味着中国将变成苏联的“傀儡国”，而苏联就会实际上控制欧亚大陆。美国曾经决心阻止日本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所以现在美国也不能允许苏联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这肯定需要增派“远远超过目前在中国战区可以动用的更多的美军”，而这显然是办不到的。魏德迈建议国民政府必须接受现实，限制自己力图控制的范围。他的基本估计是：第一，蒋介石如果接受外国的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国民政府可以控制华南；第二，除非与中共达成协议并认真加以执行，国民政府不可能在数月甚至数年内稳定华北，而现在问题是国共达成协议“为时尚属遥远”；第三，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在许多年内不可能收复东北。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魏德迈向杜鲁门政府建议：立刻撤退驻华美军，同时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于东北地区，美国可以提出由美英苏三国“联合托管”，从而“杜绝苏联在东北的单方面行动”。[23]
11月26日，由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人事变动，魏德迈立即向刚接任总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陈述了他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他在给后者的电报中提出，在现在的局面下，即使国民政府想暂停接收东北，集中全力巩固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也是很难实现的；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就算是在靠近海港的地区作战，也没有力量保障供给线畅通无阻。魏德迈再次强调，如果美军不介入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仅靠美国提供援助是不可能控制东北的；如果美军不介入国共内战，仅靠国民党军队完成日军遣返更是不可能；如果不进一步投入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仅靠目前驻华美军和中国战区的军事资源，既不能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也不能完成遣返日军的任务。魏德迈重新提出三个他认为美国必须选择其中之一的方案：或者撤退全部驻华美军，接受国共协商的结果；或者改变给他的指令，并派遣足够多的陆海空军部队，执行援蒋统一和遣返日军的任务；或者由联合国托管东北，利用联合国的资源遣返日军，同时撤出驻华美军和停止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让中国人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途径。[24]
这时在杜鲁门政府中，没有人认为魏德迈的建议是可取的；关于美英苏三国对东北实行“联合托管”，更没有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魏德迈经过两个月徒劳的努力，终于认识到他以往对中共力量的估计是多么不现实，然而在华盛顿的美国将军们却不愿接受魏德迈的经验和判断。11月26日，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们在给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称：魏德迈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不能作为美国行动的基础”；美国政府多次公布的政策是“统一的中国，特别是将包括东北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国。现在花费可观的代价赢得了战争，没有仔细检查便放弃任何公布的目标，显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他们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果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就会加剧中国内战，而美国舆论会批评美国政府卷入友好国家的内部事务，并增加与苏联的矛盾；如果改变以往的政策，不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则会产生抛弃一个盟国的不良影响，并有可能导致国民政府垮台，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失去一个大国的支持。总之，中国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不决，否则就会加强中共的军事实力，并影响苏联或者重新考虑继续履行中苏条约的期限，或者决定正式向中共提供援助。他们建议杜鲁门政府应遵循下述原则制定政策：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不必立刻诉诸武力；政府在澄清对华政策之前，美军继续留在华北；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时，应考虑苏联方面的态度，以便国民政府能通过政治途径控制东北。[25]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利用驻华北美军继续保持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国共冲突的途径。
11月27日，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陆军和海军部长们的备忘录。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内尔纳斯已经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过，国共双方是否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他得到的答复是，这主要取决于苏联方面的态度。在联席会议上，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经过争论，决定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方面促使国共达成协议，如果蒋介石拒绝合理的妥协，美国就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是与苏联协商，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政策。艾奇逊把这次联席会议讨论的结论概括为：继续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国共军队在日军撤出的地区停战；通过斡旋促使国共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迫使蒋介石接受这条路线。[26]
继续援蒋运兵，促成国共停战，改组国民政府——这就是杜鲁门政府从五花八门的建议中选择出来的一个“最佳”方案，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轨道上，不同的只是面临更大的难题。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既保证实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统一和稳定的目标，又避免美国承担超出其能力和意愿的义务。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尚待进一步讨论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笼统的原则具体化为可行的计划，以及由谁和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推动国共关系沿着美国人设想的途径发展。
二 马歇尔上任之后
就在11月27日的联席会议刚刚为调整对华政策勾画出一个轮廓时，赫尔利突然于同一天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猛烈抨击杜鲁门的对华政策，随后他又向杜鲁门递交了辞职书。赫尔利在他的讲话和辞职书中，把他在中国调处国共矛盾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杜鲁门政府在“政策上面的混乱”，以及美国“国务院中很多部门”正努力地“支持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他声称，杜鲁门政府如果准备实现美国在华的既定目标，不仅需要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而且有必要“全盘改组”那些制定对华政策的机构。[27]12月5日，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在发言中再次指责杜鲁门政府，声称他调处国共矛盾失败是因为国务院内部的亲共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在一起，破坏了他的行动。[28]
杜鲁门政府好不容易刚刚就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达成初步共识，赫尔利却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在杜鲁门政府中造成一次“地震”，并在美国政治中引起轩然大波。早在8月25日，赫尔利就在一封给国务卿的信中提到，他准备辞去中国大使的职务。回国述职后不久，赫尔利一再向国务院领导人表示准备辞职。由于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正在重庆举行谈判，美国政府尚需进一步观察中国形势的发展，所以美国领导人拒绝了赫尔利的要求，表示他们完全支持赫尔利在中国的努力，并建议他去新墨西哥州的日光下休养，然后再返回华盛顿，那时他“就会对整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但是，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爆发后，美国舆论哗然，赫尔利顿时成了众矢之的。他被指责“颠覆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对前驻华大使高斯的辞职和国务院里那些能干的“中国通”遭“清洗”负有责任。苏英两国也通过各种方式谴责赫尔利。中共中央也公开表示，反对他再担任驻华大使。只有蒋介石希望他尽快结束在华盛顿的述职，返回重庆继续帮助国民政府。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之声，赫尔利最初以攻为守，不断发表讲话，摇唇鼓舌，推波助澜，唯恐杜鲁门政府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走得还不够远。当他意识到这一招于事无补时，便在27日会见杜鲁门后仅两个小时提出辞职。显然，他在这次会谈之前已经准备好了那份很长的辞呈，而会谈的结果又无法使他感到满意。第二天，他又发表公开声明，在推卸责任的同时借机大大发泄了一通对政府有关部门和杜鲁门本人的不满。[29]赫尔利的言行和美国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他已经失去了影响中国政治形势的资本。杜鲁门政府在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之际，起用赫尔利去重庆力挽狂澜，显然是不智之举。杜鲁门接到赫尔利的辞职书后，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
为了迅速平息赫尔利辞职引起的混乱，杜鲁门政府立刻采取行动。12月7日，贝尔纳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反驳了赫尔利对杜鲁门政府的各种指责，并阐明了杜鲁门政府将调整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他在发言中说，杜鲁门政府在支持国民政府的问题上，与赫尔利并没有实质性分歧。但是，美国不可能将它的支持扩大到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实现统一、民主和稳定，并且“始终相信蒋委员长领导下的政府，是发展民主中国最满意的基础”。不过国民政府也必须“扩大范围容纳各党派的代表”。关于被赫尔利猛烈抨击的那些国务院的外交官，贝尔纳斯认为，他们报告所观察到的中国的情况和对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意见是完全必要的，杜鲁门政府会继续留用他们。[30]贝尔纳斯的这番发言表明，杜鲁门政府既不打算为赫尔利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会因赫尔利辞职造成的冲击就改变已经选择的路线。
杜鲁门政府在批准赫尔利辞职的同时，即宣布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11月26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退休举行了告别仪式。杜鲁门曾在仪式结束后，郑重其事地向马歇尔保证：他已经为美国做出重大的贡献，退休后决不会受到白宫的打扰。但是，几天后杜鲁门便自食其言，打电话给刚跨进家门的马歇尔，声称中国的情况非常紧急，希望他能代表自己到中国去。[31]在马歇尔表示服从指派后，杜鲁门随即向全国公布了对马歇尔的任命。
杜鲁门政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一举完成批准赫尔利辞职和任命马歇尔的程序，除情况的确“非常紧急”之外，还因为马歇尔具有肩负此等重任的特殊条件。当时影响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美国国内的批评、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美苏关系。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目的包括：平息美国国内的党派攻讦和舆论的批评；通过调处国共纠纷，使国共关系能按照美国的愿望发展；限制苏联扩大在东亚的影响，而又不至于破坏美苏关系的大格局。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马歇尔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在美国公众眼里，马歇尔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和深厚的民主修养，因而备受爱戴，被众人寄予厚望。起用这样一位超脱于政党纠纷、人格方面在美国公民看来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人物取代赫尔利，足可以消除美国国内党派纠纷引起的麻烦。
其次，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军总参谋长一职，是蜚声世界的著名人物，享有“胜利的组织者”的盛名。战争期间，他在调度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美军、协调各军兵种及美英等盟国军队共同作战时，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谈判才能。正是由于马歇尔具有“集天下斡旋功夫于一身”的才干，美国领导人才会断定，他一定会像魔术师那样，在调处国共纠纷中创造奇迹。
再次，马歇尔在美国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战略家，曾经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最重要的军事顾问，陪同他们出席了战争期间每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可以说马歇尔既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了如指掌，又具有强烈的反苏意识。如果有谁既能在战略上透彻地了解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既广且深的背景，又能从战术上精明计算国民政府在军事行动方面的得失，在美国政军两界恐怕非马歇尔莫属。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委重任于马歇尔，表明他确信后者是执行新对华政策的最佳人选，他当时实在“想不出一个比他（马歇尔——笔者注）更合适的人来担任出使中国的艰巨任务”。[32]
马歇尔接受杜鲁门的任命后，立刻走马上任。当他开始参与讨论和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11月30日，哈里曼报告杜鲁门政府说，他得到的消息证明，苏联已经同意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延缓从东北撤军。[33]第二天，国务院又接到驻华使馆领事史密斯的报告。该报告转述了王世杰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备忘录，说明了苏联延缓撤军的情况。报告指出国民政府正急于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合法地接收东北。[34]美国驻海参崴的领事馆也报告说，苏联延缓撤军会给国民政府更多的时间调动军队；不过苏联正有计划地提高在亚洲的地位，在东北则是迫使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在那一地区享有最优的利益。[35]艾奇逊立即召见魏道明，要求他解释中苏之间的协议是否包括其他条款。[36]显然，苏联宣布延缓撤军和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引起杜鲁门政府的关注与担心，他们既不愿看到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的这样一笔重要的交易中包含对美国不利的内容，也担心苏联对东北地区的政策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军会长期驻扎在那里。
12月初，魏德迈再次向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艾森豪威尔报告了华北的形势。他指出，驻华美军实际上正为国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岛、天津、北平和青岛，并控制着塘沽到秦皇岛的铁路线；还有大约1万名日军在协助美军护路；除非能协助国民政府尽快向华北增调军队，否则美军无法执行解除在华日军武装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么甘冒卷入中国内战的风险，继续为国民政府向华北运兵；要么立即动用美军的资源遣返日军，而不管国共之间的争执。魏德迈提出，如果美国的政策是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就需要执行第一个方案；反之，如果美国只准备遣返日军，就采取第二个方案。他建议杜鲁门政府无论如何要发表一项声明，确定美军驻华北的目的，并宣布美国不向任何人发动攻击，但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权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37]
魏德迈的报告再次证明了驻华美军的处境已非常不妙，他们非但难以执行杜鲁门政府公开宣布的任务，反而要利用日军作挡箭牌。而且由于华北地区国共军事冲突愈演愈烈，魏德迈的建议实际上是要求杜鲁门政府为美军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开绿灯——如果美军还要在中国待下去而不出现伤亡的话。驻华美军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苏联报刊这时开始公开指责美军的行动，抨击美军留在中国不走缺乏正当的理由。
东北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华北美军的处境加快了杜鲁门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在11月27日联席会议上确定的原则必须尽快具体化，以便能够适应迅速变动的形势。
11月28日，贝尔纳斯向马歇尔宣读了由文森特起草的一份题为《在华行动提纲》的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1）东北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重建对东北的行政控制权是中国恢复在东北的主权的唯一途径。美国准备为此帮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2）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军队解除日军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国。（3）美国在国际上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但不能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用军事介入的方式给予支持。（4）国共停战是完成第一、二两项任务的必要条件。如果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可以参与斡旋国共军队实现停战。（5）美国将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政府通过政治谈判，实现中国的统一，这包括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并取消中共“自治性”军队。（6）美国要求苏联和英国支持它的政策。该文件最后说明：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的方式向中国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前提是国民政府要沿着美国指出的路线实现和平和统一。[38]国务院起草的《在华行动提纲》基本上反映的是该部门的一贯方针，即援助国民政府向东北运兵，以排挤苏联；促成国共停战，以稳定华北局势；改组国民政府，以形成统一中国的政治基础。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方式，使中国形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