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歇尔已经绞尽脑汁，蒋介石却不买账。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四平战役中取得了进展，所以蒋介石在5月12日向马歇尔提出了新的附加条件，即中共军队不能控制哈尔滨。他还要求马歇尔再等一等，不要主动去找中共代表会谈。[83]为了进一步影响马歇尔，蒋介石还向马歇尔透露了斯大林邀请他访苏的消息。如果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时刻通过对苏妥协解决东北问题，对马歇尔当然是一种负面强刺激，因蒋此举无疑会提高苏联在东北的地位。面对这一新情况，马歇尔只好暂时搁置他的“折中”方案。此后，他一再拒绝了中共代表为解决东北问题而提出的建议。
5月23日，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随后占领该城。以长春争夺战的结束为标志，马歇尔调处东北内战的第三阶段开始。马歇尔此时的战略一如既往，即支持国民政府控制长春和长春以南的地区，通过谈判解决长春以北的问题。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允许中共在东北北部的边远地区有一席之地。马歇尔对长春的既定目标已经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实现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忘乎所以。他非常清楚，中共军队主力没有严重损失，国民党军队如果再向北发展，困难会越来越多，而且苏联有可能因为感受到威胁而态度强硬。因此，他以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为契机，力主国共立即停战。为此他难免要更多地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战略概念是了解的，他知道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会面临马歇尔的压力。为了对付“既令人讨厌又不可缺少”的马歇尔的纠缠，蒋介石决定亲自到东北前线视察，以便直接掌握前线的局势。5月23日，他乘飞机前往沈阳，蒋此行赠给马歇尔一服甜药，即告诉后者他特别支持美方代表在三人执行小组中有最后决定权，否则东北停战就没有保证云云。[84]
马歇尔显然相信了蒋介石关于占领长春即停战的保证。他不仅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专机借给蒋介石夫妇使用，而且于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三项条件。马歇尔特别强调了赋予美方代表决定权这一条的重要性，并声称由于蒋介石离开南京，除此三项条件外，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85]马歇尔第三阶段的调处竟然以这种基调开场，这说明了他仍然存在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胜利压迫中共让步的侥幸心理。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种打算。
蒋介石到东北后，显然是受到战地指挥官的影响，决心乘占领长春之势，进一步扩大战果。5月24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从沈阳两次致函马歇尔，就东北停战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她在第一封信中声称：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中共不得阻碍国民政府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主权，不得阻碍恢复全国的铁路交通，必须同意赋予军调部中美方代表最后裁决与决定之权。[86]在第二封信中，她进一步提出，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扎于新黑龙江省或旧吉林省境内。[87]不久后，蒋介石又指示宋子文向马歇尔说明，只要东北的中共军队溃败，关内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马歇尔不必为此担忧，目前最好不要插手进行调处。[88]
直到这时，马歇尔才明白他轻信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仅否定了两天前对三人执行小组进入长春所做的承诺，而且欲在占领长春后继续向北发动进攻，这使马歇尔彻底丢掉了向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周恩来在答复蒋介石的条件时指出，目前是中国形势发展的转折点，马歇尔应有所抉择，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仍不罢手，任何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关内。为了拉住马歇尔，利用他与蒋介石在停战问题上的矛盾，周恩来还表示可以考虑美方代表的最后决定权，条件是需要对其范围做出规定。[89]
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继续扩大武装冲突的行动，使蒋介石靠武力夺取全东北的计划与马歇尔“稳定关内”“先南后北”方针的矛盾很快凸显出来；中共在谈判中有争有让和在热河发动交通战，使马歇尔既感到华北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又认为在停战问题上还有文章可做。5月26日，马歇尔在向杜鲁门汇报东北形势时说，他准备采取行动，敦促蒋介石在东北实行停战。[90]至此他终于决定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6日和31日，马歇尔两次致函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的行动是自食其言，并要求他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和追击。马歇尔在此期间还与国民党要员频繁接触，警告他们必须注意，中共军队主力并没有因失去长春而遭受严重损失，国民党军队却因战线太长而处于不利地位，在热河则更无优势可言；一旦锦榆地区有失，国民政府肯定会失去夺取长春后一度出现的有利的谈判地位，明智的做法是立即停战，并允许三人执行小组进入长春。他还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接受劝告，他就宣布退出调解。[91]
马歇尔的强硬态度在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中引起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立刻致函蒋介石，声称必须顾及马歇尔的面子。国民党军队能够大批进入东北全靠马歇尔的努力，现在不能使他在美国的地位受影响。他们建议允许三人执行小组进驻长春，因为这个小组不可能马上发挥实际作用，却可以给各方面一个安抚。[92]面对马歇尔的压力，蒋介石仍然采取拖延的方针。他一面继续在东北逗留，避免与马歇尔直接接触；一面指示宋子文转告马歇尔，三人执行小组可以进驻长春，但暂时不得开始工作。[93]
马歇尔在以压蒋停战为主时，并没放弃以东北停战为条件向中共讨价还价。他先后向周恩来提出承认三人小组中的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保证恢复交通以及退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要求，结果均被周恩来拒绝。中共在谈判中强硬对抗的同时，加强了在热河和东北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东北南部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营口和大石桥等战略重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团，并促使驻守海城的一八四师直属队及一个团起义，这使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受到震动。中共军队的反击无疑增强了马歇尔的危机感，使马歇尔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
马歇尔在四面碰壁之后，终于意识到除了向国民政府使出杀手锏，他已经无路可走了。6月5日，马歇尔打电报给杜鲁门，他终于决定不再安排美国海军运输船运送国民党军队和给养，直到东北停战谈判结束为止。[94]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拉法和新库地区正遭到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被歼1800余人。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南、北、西三个方向均受挫，在东北的进攻实际上已经到了极限。蒋介石被迫于 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周恩来亦于同日发表东北停战声明。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东北内战暂时平息。[95]
东北内战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马歇尔一直坚持为国民政府谋求在东北的军事优势，鼓励国民政府奉行对苏强硬政策，放手让国民党军队夺取长春，这些均是促使蒋介石不惜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在东北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重要原因。尽管马歇尔主观上并不希望东北发生内战，而且最终采取了压蒋停战的措施，但这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也不足以消除东北爆发大规模冲突造成的恶果。此时国共关系已极度恶化，中国形势又一次走到了根本转折的关头。
三 重蹈覆辙
6月东北休战是中国形势发展到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东北内战虽然已经波及关内，但是尚未根本动摇全局。5月10日，国共达成汉口停战协议，相对缓和了中原形势，使关内的这个热点尚不至于立刻引发大规模冲突。[96]如果东北休战局面能长期持续，不能说中国没有实现和平的一线希望。当然，这只是就当时的客观态势而言。国共在关内和关外两个热点地区的冲突被控制住，看来只是暂时的，导致双方矛盾激化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和平的一线生机能否转变为光明的前景，既取决于当时国共谈判的结果，也取决于马歇尔调处的效果。
6月6日停战令发布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是在不损害中共战略利益的前提下，继续争取实现和平。在东北停战令发布的当天，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说，彻底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有权接收苏军驻扎过的全部地方。周恩来一再强调，苏军撤退后，东北已无外交问题，国共争端只能通过双方谈判协商解决。[97]
6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情况。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目前仍须“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98]两天后周恩来返回南京，随即将中共中央的决定通知马歇尔，并表示由于马歇尔仍有谋求和平的愿望，中共方面仍可与他合作。为了延长休战时间，周恩来还向马歇尔提出一个具体的谈判程序。他建议先解决停战及有关的军事问题，再谈政治问题，从而避免谈判长期拖延。[99]
国民政府同意东北休战是被迫的。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一味北进，客观上已经造成其部队孤悬于铁路交通线、三面受敌的局面。加之马歇尔决定美军停止为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和军用物资，使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经没有多少继续进攻之余地。然而，蒋介石并不愿承认东北战场已经形成的新的军事态势，他仍然企图凭借表面上的军事优势，利用休战期间的谈判，逼迫中共中央在降与战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一开始，国民政府便采取强硬态度，而且停战的条件越提越苛刻。
蒋介石在6月6日发布的停战令中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100]同一天，他还致函马歇尔，提出应限制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的行动范围，要求该机构“先作准备工作，俟具体办法解决之时再行开始其任务”。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将难免形同虚设。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出三项要求：（1）中共方面必须保证在东北首先执行整军方案；（2）恢复交通的决定权应交给美方代表；（3）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主权的行动不受限制。[101]国民党谈判代表徐永昌随后分别于10日和11日两次转告马歇尔，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在谈判中应该享有最后决定权，而长春前进指挥所最好在15天以后开始工作。[102]
蒋介石对马歇尔采取这种讨价还价的办法，还是试图在东北造成一种不可能约束国民党军队军事行动的似战似和的局面，从而向中共中央施加军事压力。蒋介石的立场使东北停战后的缓和形势已经变得没有任何保障，局势始终紧绷，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东北休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方针表明，马歇尔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几乎又回到原点，即能否实现停战。不同的是持续了三个多月的东北内战，已使杜鲁门政府的调处政策本身的矛盾彻底暴露，而且越来越尖锐。马歇尔这时再也不可能像他刚到中国那段时间那样，进行被认为算是公正的调处，甚至做做样子都很难。
如前所述，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底调整对华政策时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无论如何要维持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派遣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冲突，是当时杜鲁门政府能找到的在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维持住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的唯一办法。如果蒋介石下决心要发动内战，杜鲁门政府当然不可能因此就抛弃他。但这并不等于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并相信国民政府能够依靠武力消灭中共。支配杜鲁门政府（包括马歇尔在内）的基本看法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靠武力统一中国，内战对于国民政府肯定是一场旷日持久和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其结果不仅有可能把美国拖下水，而且会导致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经济崩溃；一旦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为争取外部援助，中共就会更加积极地向苏联靠拢；而且苏联在东北内战发生后，已经表现出对国共内战不会袖手旁观的意向。
杜鲁门政府的上述基本看法没有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改变。马歇尔反而从国民党军队的暂时胜利中，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优势有多么脆弱，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力量估计的太低，而一个长期残酷的冲突或不可避免”。[103]而一旦国民政府在东北军事失败，其后果将是严重的。8月14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美国“被排斥在中国大门之外，用不了几十年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苏联的扩张势力将控制满洲和中国内地的人力、原料和工业生产。那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在中国海及中国南方面临一个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同（日本人）1941年在那里所建立的颇为相似。不同的只是，苏联还可能会在欧洲和中东取得占压倒地位的优势”。[104]姑且不论这种预言是否合乎逻辑，其中表现出来的严重担忧却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美国怎样才能不被排斥在中国之外呢？尊重中国人民的意志，让他们自己决定中国的命运，任中国历史按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吗？这一点美国领导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7月2日，马歇尔打电报给国务院，要求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提供政治指导。艾奇逊的答复不外是同意马歇尔的估计，认为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仍是最稳妥的行动策略。[105]9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为重新考虑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和行动，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由于中国内战会引发种种不利的后果，杜鲁门政府应坚持其既定的政策目标，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为达此目标，第一步还是要先促成国共停战。[106]
显然，在杜鲁门政府看来，只有避免爆发国共全面内战，美国才能在中国发挥其影响力。如果马歇尔调处失败，美国势必要重新估量对华政策，调整在整个东亚的战略。而这种调整的实质就是要从东亚大陆地区向后撤退，它迟早要放弃中国这块阵地。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提出的美国梦想将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变成一场噩梦。尽力避免出现这种结果才是马歇尔在国共关系濒于全面破裂之际，仍然不遗余力地斡旋其间的主要原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马歇尔的调处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新限制。从3月开始，美苏关系进入冷战阶段，国际上美苏两大营垒的政治分野越来越清晰，它们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尖锐并向各地区蔓延。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使它在东亚对国民政府的依赖加强了。也就是说，为了“遏制”苏联向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愈来愈需要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地位，把国民政府纳入反苏战略的轨道，使中国确实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因此，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转向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增加给国民政府的援助。正是在遏制苏联的世界战略的带动下，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逐渐从主导地位转变成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
3、4月间，马歇尔回国述职。这期间，他在华盛顿为向国民政府增加援助而四处游说。6月13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向众议院提交《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和援助的法案》。[107]这个法案的出炉无疑与马歇尔在华盛顿的40天游说有密切关系。结果是杜鲁门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由帮助其向内战地区运兵，扩大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援助。这一决定无疑会冲击马歇尔的调处活动，因为杜鲁门政府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援助越多，马歇尔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就越弱，国共停战的可能性就越小。客观地看，马歇尔对局势的控制必然会随着美援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有气无力。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固然是限制马歇尔调处活动的客观因素，但是，既然他也是这一变动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之一，这种变动就不可能不在他本人的态度中反映出来。如果说苏军从东北全部撤出之前，马歇尔担心的主要是如果不能稳定中国形势，就无法把苏联从东北排挤出去；那么苏军撤出东北之后，他更关心的则是争取和巩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地位，阻止苏联再通过中共渗透进来。
马歇尔为国民政府谋求优势地位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他必须把为国民政府谋求优势的行动控制在不至于在中国引起全面内战的范围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马歇尔一方面反对杜鲁门政府内部有关停止援助国民政府以保持中立的主张，坚持认为继续援华是影响国民政府和向中共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则试图把美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避免鼓励国民政府发动毫无胜利希望的全面内战。马歇尔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既然奉行这样一种走钢丝的政策，其结果之一就是不得不在实际上扮演起蒋介石的心腹顾问的角色，尽管他们两人之间还是会不时地发生一些龃龉。
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和马歇尔支持援助国民政府及为其在东北谋求军事优势的态度等，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信，杜鲁门政府早晚会跳到国民政府的战壕里。在5月东北四平大战之时，蒋介石还需要借口前往东北视察，以回避与马歇尔的直接会谈。6月休战以后，他认为已经可以直接同马歇尔讨价了。东北停战令发布以后，军事三人小组的会谈集中于恢复交通、东北停战和国共军队的配置等问题。经过马歇尔调处，军事三人小组相继达成了关于恢复交通和东北停战等协议。中共方面为维持暂时停战的局面，在谈判中多次做出让步；尤其在军事三人小组中的美军代表决定权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是国共能就东北停战达成协议的关键。然而，中共方面一再表达的维持东北停战的意愿并没有换来国民党方面相应的让步，后者反而在修改整军方案的谈判中不断提出新的更苛刻的条件。结果是谈判一再陷入僵局。
国民党方面的强硬态度的确引起马歇尔的不满和不安。此时东北地区的内战刚刚停止，小规模冲突还时有发生；华北形势则是危若累卵。由于东北地区暂时平静，国共双方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关内，结果是热河、山西、山东和中原等地区的局势迅速紧张起来。6月13日，马歇尔在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不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就军队配置问题提出的修改意见；为了促使中共在热河、察哈尔和山东等问题上妥协，国民政府应该在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马歇尔的意图无非是要维持住东北已经形成的平衡，利用承认东北的现状，与中共在华北讨价还价，使中共让出热、察两地和山东的某些战略要点。如此国民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那些地区，从而在华北取得战略优势。马歇尔还提出，如果同时取得热、察两地有困难，国民政府还可以降低对察哈尔的要求。他最后提醒蒋介石，谈判的目的是使国民政府不遭到困难，除非真正影响重大战略利益的得失，否则蒋介石应避免提出使谈判拖延不决和根本不可能被中共方面接受的条件。[108]
马歇尔虽然企图限制国民政府漫天要价，但他毕竟是为国民政府在华北取得战略优势出谋划策，是在国民政府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已。然而，这仍然远远无法满足蒋介石已经大大膨胀起来的胃口。6月17日，蒋介石要求马歇尔向中共代表转达五项条件：（1）中共军队应于9月1日以前撤出热察两地；（2）国民党军队进占烟台和威海卫；（3）中共军队应于7月1日前撤出6月7日以来在山东攻占的地区，中共撤出地区由国民党军队接防；（4）国民党军队再向天津地区增派一个军；（5）在东北的中共军队撤出占领的各据点，包括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等，将上述各地交由国民党军队接防。[109]
蒋介石提出这些条件无异于公开否定1月停战谈判的全部成果。马歇尔亦感到这太过分了，所以他要求俞大维和徐永昌转告蒋介石，撤回所提条件。但国民党方面根本不予理睬。6月20日，马歇尔在会见时任国民党谈判代表的俞大维时施加压力说，美国不会在中国支持一场内战；国民政府必须修改其建议，删去涉及热、察两地和山东地区的一些条款；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调动两个军应分批进行；应允许中共军队控制某些铁路，以及由中共军队继续控制赤峰，并且应将休战期再延长5天。[110]马歇尔提出这些建议固然反映了他对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但其实质是在接受蒋介石的条件的基础上，做出了若干修改，以便缓和矛盾，避免过分刺激中共。
不过，他提出上述那些修改毕竟也是一种姿态，反映出他非常担心谈判有可能立刻破裂。6月18日，马歇尔在向杜鲁门详细汇报谈判情况的电报中指出，中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苏联可能会公开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111]马歇尔在与蒋介石的一些谈话中，还反映出他担心的另一个后果。他向蒋介石指出，国民政府认为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中共可以很快被击溃，这种观点把中共的力量估计得太低。内战将是一场残酷的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导致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崩溃。[112]
经马歇尔交涉，蒋介石于6月21日宣布，东北休战延长到30日。蒋介石此时宣布延长休战期，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围攻中共中原部队的准备，第二天即开始发动全面进攻，而东北地区局势继续缓和，有利于关内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催逼甚急，延长东北休战期既在战略上对国民党军队有利，又可以照顾马歇尔的面子。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可谓一举两得，他一面摆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另一面却没有忘记索取回报。他在向马歇尔转告东北休战期延长的同时，即提出两项新的附加条件：一是胶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必须于8月1日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的地区；二是6月30日以前，必须修订军事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一致表决程序，给予美军代表最后决定权。[113]第一条是向中共讨价还价；第二条是给马歇尔一些甜头，对马歇尔表示信任。
在东北休战延长期的谈判中，中共代表为了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以完成军事准备，表示同意将在华北地区中共军队的重新配置问题列入谈判议程，这实际上是同意对整军方案进行修改。而国民政府却得寸进尺，在修改整军方案的建议中一再加码，要求中共军队必须于协议签订后做到：（1）10天内撤出6月7日以后在山东、山西占领的所有城镇；（2）10天内撤出华北铁道的济青线、津浦线和临枣线；（3）一个月内撤出承德、古北口和苏北。国民党方面还拒绝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每达成一项协议便立刻签署的办法，声称如果修改整军方案不能达成协议，宁可一个协议也不签署。[114]
国民政府提出的修改整军方案的建议和向中共中原部队发动全面进攻的行动已经表明，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为了敷衍马歇尔。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意图并非心中无数，但他仍然抱着休战期谈判开始时的幻想，企图用维持东北既成事实，换取中共妥协。6月26日，马歇尔告诉周恩来，国民政府同意双方在东北地区的驻军比例可由1∶14改为1∶5，即3个中共师与15个国民党师。马歇尔这是想用中共在东北增加两个师来交换中共军队放弃其控制的华北诸多战略要点。这种想法的产生只能证明，他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周恩来在答复时指责了这是国民政府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推迟全面内战，他表示中共军队可以撤出某些地区，条件是：国民党军队不准进驻；整编期间，双方军队分别驻在不威胁对方的地点；双方控制的某些地区可以不驻防，该地区民政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115]
6月27日，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蒋介石在会谈中称，必须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否则政治问题无从解决。他进一步提出，中共军队应在10天内撤出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哈尔滨和山东省。他可做的妥协是这些地区由国民党军队在一个月内进占。中共军队在此一个月内，还要从其他应该撤出的地方撤退，国民党军队可延缓两三个月再开入那些地区。至于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蒋介石只字未提。马歇尔当时便指出，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他建议蒋介石放宽要求，在江苏、热河、哈尔滨、新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和察哈尔省的民政问题上让步，亦即中共军队撤出这些地区后，暂时维持地方政权的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加以解决。[116]
此时蒋介石已经无意再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之间的各种争执了。他对马歇尔的建议不置一词，反而在第二天提出了新的军队整编四项原则。（1）在整军修正案中，国共双方军队总比例不变。（2）军队整编问题应整个解决，不得首先单独解决东北问题。（3）双方军队进入防区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三个月。（4）国民党方面的停战条件包括：①中共军队在协议签订10天内撤出6月7日后在山东和山西攻占的城市；②中共军队于协议签订后的10天内退出胶济全线、临枣支线和临城至徐州的铁路线；③中共军队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撤出承德、古北口和苏北。[117]
蒋介石提出的上述对整军协议的修改方案与其说是谈判条件，不如说是最后通牒，对此，中共代表立即予以拒绝。6月30日，也就是停战令到期的当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举行了一次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会谈。[118]会后，国民党方面以宣传部名义发表了一份停战令期满后国民政府“和平方针不变”的声明。[119]这算是蒋介石给马歇尔的一个交代，但中国保持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也就这样消失了。
6月休战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而破裂，中共中央也认为已无法阻止国民党方面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全面内战之势已无可挽回。不能否认马歇尔主观上的确希望能阻止全面内战爆发，但他奉行的政策却使他越来越像是国民政府的说客。马歇尔这时已经明白，蒋介石和国民党已决心奉行武力消灭中共的政策，这是中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关键原因，他在29日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问题恰恰在于，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之下，马歇尔尽管认识到这一点，却更加不愿采取措施迫使蒋介石改变态度。在整个6月休战谈判中，马歇尔对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尽管措辞尖锐，但实质上都是在国民党方面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修正意见。马歇尔在给杜鲁门政府的报告中一再为他所谓的秉持公正辩护，但从这些报告中也不难看出，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每一次指责，都伴随着一次妥协。
马歇尔在6月谈判中的态度使蒋介石看到摊牌的时机已到。在 6月30日会谈中，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正准备于10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120]早在1945年初，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曾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成为战时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当时曾致函赫尔利，声明蒋介石的这一行动表明，国民政府“正固执地坚持独行其是”，“一方面表明他们没有实施民主改革的丝毫诚意。另一方面并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与国民政府之间在这些情况下可能继续的谈判，不留余地”。[121]
这一次蒋介石可以说是故技重演，在向中共中原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公开以召开国民大会来对抗政协决议。马歇尔对此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反而声称他“颇为感动”。[122]马歇尔显然没有从赫尔利调处失败中汲取足够的教训，结果他终于踏上了与赫尔利一样的归途。
在收到马歇尔“感动”的反馈之后，蒋介石于7月2日向周恩来发出单方面声明，宣布国民党准备尽早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的此次谈话也成了1946年国共谈判的转折点。第二天，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7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自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方面相继通过在东北挑起内战，破坏了停战协议；又通过6月东北休战谈判，撕毁了整军协议；现在又通过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马歇尔与中共、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在年初经过两个月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从此被破坏殆尽。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歇尔在其中的作用。当蒋介石在东北挑起大规模内战之时，马歇尔一度放手让国民党军队打出个究竟来，结果把停战协定这个被他称为中国统一的“奠基石”打得粉碎；当蒋介石在6月休战期谈判中提出修改整军方案时，马歇尔还努力为他出谋划策，以便成功地同中共讨价还价，结果他称为“中国的希望”的整军协议被一步步撕得粉碎；当国民党方面单方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时，马歇尔竟对这种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动“颇为感动”，结果是彻底堵住了他所称的中国“通向制宪会议的道路”。
6月谈判失败和中国爆发全面内战是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巨大冲击。尽管马歇尔在国民政府的泥塘里越陷越深，但他对中国内战会给美国的东亚战略带来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并不甘心承认调处失败已成定局这个事实，仍然企图为摆脱困境寻找一条出路。
7月3～10日，由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共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控制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周恩来曾经提出，为了实现和平，中共军队可撤出某些地区，条件是不得破坏那些地区的既有政权。[123]后蒋介石表示同意组成一个特别小组，讨论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五人小组谈判开始后，国民党代表提出，中共军队必须撤离热河的承德以南地区、东北的安东地区、山东的胶济铁路沿线和苏北地区；中共军队撤出后，必须交出地方政权，然后国民政府才能发布永久性停战令。中共代表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既然地方政权涉及的问题复杂且广泛，双方应该首先停战，然后予以讨论。结果是谈判一直在1月停战谈判中提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由于国民政府坚持有条件的停战，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马歇尔这时认为，国民政府的态度已使停战不可能先于其他问题获得解决，于是又幻想从解决政治问题上找出路。他同新上任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经过讨论决定，将调处的重点从军事停战转向尽快组成一个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国府委员会。马歇尔认为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中国的政治统一至少具备一个形式，美国政府可以有个交代；二是可以通过立法行动限制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就是加强控制蒋介石的权力。随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分别向蒋介石和周恩来建议，立即组织一个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特别小组，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问题。[124]
结果是在8月5日，蒋介石很痛快地告诉司徒雷登，他同意组成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五人小组”，由司徒雷登担任主席，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问题。[125]这个新方案可以说正中蒋介石的下怀。由国共美三方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讨论改组政府，这一行动本身就违背了政协决议，无异于承认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是合法的。而且蒋介石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后，一直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中共在政治问题上妥协。马歇尔此时着手讨论改组政府，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又让了一步，客观上起到了配合国民政府策略的作用。组织起这样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只会给国民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即假装国民政府正在着手讨论政治改革。
随后不久，蒋介石为五人小组规定了工作目标：（1）实行1月10日的停战令；（2）执行2月9日恢复交通的命令；（3）实行2月25日的整军方案。他还提出，在讨论具体实施这些协议之前，中共必须接受五项条件：（1）苏北中共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2）中共部队撤离胶济路；（3）中共军队撤出承德和热河省的承德以南地区；（4）东北中共军队退至规定的两个半省内；（5）中共军队撤出6月7日以后在山西和山东占领的地区。[126]蒋介石对马歇尔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马歇尔如何绞尽脑汁，蒋介石总是守住他的一定之规。如果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这些先决条件，五人小组根本不可能按马歇尔的设想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对马歇尔的嘲弄。
尽管如此，8月6日，司徒雷登回到南京的当天，就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六项条件。[127]之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多次会见周恩来，提出中共应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哪怕是部分也行，这样他们就可以敦促国民党方面召开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会议，接着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和组织国府委员会，从而实际上形成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其中有中共代表参加。之后他们就可以建议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协助改革和改组国民政府计划”。司徒雷登还声称，如果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就会在履行协议时得到公平待遇，并且向全世界表明其希望中国和平的诚意。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其实是又一次弹起了赫尔利调处时期提出的“先插进一只脚趾”政策的老调。中共中央即便按照他们的条件表示“和平的诚意”，中国仍无和平可言；如果按他们的建议派代表参加政府，结果还是要放弃“政协决议”，换来的至多不过是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而已。这样的交易中共中央在赫尔利调处时没有接受，现在当然也不会接受。所以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有关与司徒雷登谈话的报告后一天即回复：“蒋的五条绝不能接受。”[128]
至于杜鲁门政府到底是否会因为中共妥协就能帮助和推动改组国民政府，中共中央这时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了。由于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执行更积极地援助国民政府与调处国共矛盾两者并行的双重政策，以及其本人一再自食其言——不论是有意还是被迫的，马歇尔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已经直线滑落。他们不可能相信正在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和物资的杜鲁门政府真的会“千方百计”地改组国民政府。实际上，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公开抨击杜鲁门政策了。
6月22日，毛泽东撰文评论美国援华法案，指出中共中央曾经在杜鲁门政府宣布履行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国民政府保证停战和履行政协决议的条件下，未反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援助；现在中国的现实是这些条件都已被破坏了，因此中共坚决反对美国以各种形式对国民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129]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一项党内指示中说明，美国对华军事干涉日益露骨，国民政府的美国殖民地色彩日益显著，对此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斗争。[130]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公开抨击杜鲁门政府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131]这样公开给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定性，在马歇尔来华后还是第一次。第二天，周恩来将宣言转交马歇尔，并向他说明，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美国有必要做出明确选择；明智的政策是不向内战中的一方提供援助，同时继续进行其调处工作。[132]
7月7日宣言发表后，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摩擦开始明显增加。13日，驻北宁路留守营车站的美军小分队因进入中共控制地区并向民兵开枪射击，被中共冀东地方部队解除武装。28日，驻塘沽芦台的美军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爆发了安平镇事件，这是中共军队与美军第一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说，今后一段时间主要靠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谈判中对马歇尔可持保留态度，对美国的错误政策要彻底清算和批评。[133]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以中共中央7月7日宣言为标志，中共对美政策再次从争取合作转向对抗，与马歇尔的谈判不过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的一种方式。
由于蒋介石提出无理要求和中共代表的坚决拒绝，马歇尔提出的组织五人特别委员会的方案刚一出笼就夭折了。马歇尔尽管对中共进行了一番名副其实的讹诈，可他心里还是明白，这时谈判的根本障碍还是在于国民党军队正围攻中原中共军队，以及蒋介石为推动其武力政策而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他对蒋介石执迷不悟颇感愤慨且情绪经常难以控制。马歇尔在这期间的一系列会谈中一再向蒋介石指出，他的威望才是“中国最大的本钱”，如果国民政府方面再不做出令人满意的让步，就会在国内外把这个本钱丢掉。到那时，杜鲁门政府不会向挑起内战的国民党提供援助。他进一步要求国民政府在中共军队撤出地区的地方政权问题上妥协，并立即停止扩大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进攻。8月8日，马歇尔很正式地告诉蒋介石，不要以为美国调处是为了使中共就范，国民政府目前的政策只能导致中共控制全中国，而且会为苏联的干涉提供特殊的机会；中共两个月来一直主张停止冲突，而国民党却明显地表现出缺乏诚意。[134]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他们的调处失败。他们在声明中说，现在谈判的症结是撤军地区地方政府的性质难以解决。[135]为了加强声明的效果，马歇尔建议杜鲁门以发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蒋介石重申美国对华政策。结果杜鲁门于“马司联合声明”发表的同一天，通过驻美大使顾维钧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杜鲁门在信中说，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在短期内真正取得进展，否则就不能指望美国舆论对中国保持慷慨大方的态度，到那时他就有必要向美国人民重新解释政府的立场。[136]
8月18日，杜鲁门下令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华法案中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批发给予国民政府的属于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国务卿贝尔纳斯也会见了正在巴黎开会的王世杰，表示对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的态度“深感忧虑”。[137]马歇尔和杜鲁门政府在8月间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肯妥协，破坏了马歇尔关于召集特殊小组会议、讨论组织国府委员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在马歇尔看来，是目前能够控制中国局势、避免内战无限制扩大的唯一出路。而蒋介石对此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显然激化了国民政府与杜鲁门政府之间的矛盾。
杜鲁门政府的行动的确在国民政府中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王世杰一向认为，国民政府不能让马歇尔调处彻底失败，否则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就会完全失去回旋余地。他在8月14日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舆论虽然反共，但这种趋势充分发展还有待于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如果国民政府目前不对马歇尔让步，杜鲁门政府仍有可能采取一些不利的措施，美国舆论将会随之发生变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是和平与民主并立，但更重视的是停战。[138]这是在暗示蒋介石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做些文章的。陈布雷亦向蒋介石建议，杜鲁门政府重视停战甚于民主是准确的评价，因此当前最好能缓和国共关系。[139]
蒋介石对这些建议不以为然，他不相信杜鲁门政府在冷战方兴未艾之时，会置国民政府于不顾。国民党内好战的军事领导人亦认为，美国担心内战无非是看不上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只要国民党军队取得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胜利，杜鲁门政府的疑虑就会消失。这正是当时支配国民党领导集团的主要看法。蒋介石在给杜鲁门的复信中，除了敷衍几句准备配合马歇尔调处工作之外，就是把内战责任统统推给了中共。他声称杜鲁门政府真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就应该向中共施加压力。[140]言外之意就是杜鲁门政府应该给国民党军队更多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中国才能实现和平。蒋介石在后来会见马歇尔时，不仅继续坚持他提出的那些停战的先决条件，而且询问国民大会如无中共代表参加，美国将持何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