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压蒋与联共
如果深入分析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可以确定其逻辑中包含两个基本前提：第一，罗斯福政府实际上认为中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美国既然将中国视为打败日本的盟国和战后亚太地区的支柱，那么无论是制定战时对华政策，还是规划美国对战后亚太秩序的战略方针，都必须了解中共的政策，掌握中共的动向，这是当时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的一大新变化；第二，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判断，要解决中国的内部统一问题，特别是为了能集中力量对日作战，国民政府需要实行民主化的改革，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对中共做出必要的让步。上述两个前提是研究开罗会议后美国以调处的方式开始介入国共矛盾的两条基本线索。
上述两个前提的存在，决定了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现实中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蒋介石拒绝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让步的话，美国该怎么办？罗斯福曾否定了美国将领们在军事问题上的有关建议，即将美国援助作为迫使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拥有指挥权和落实缅甸战役的计划的手段。他告诉美国军事领导人，蒋介石能维持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实属不易，而美国“不能用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的办法，向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或逼迫他做出承诺”。[1]后来的发展证明，他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其结果将在之后的历史叙述中逐步予以展示。
1944年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取道苏联塔什干到达重庆访问，掀开了美国调处国共矛盾的第一页。华莱士这次访华的目的比较复杂，甚至包括罗斯福为了选举需要，而将遭到民主党内部较多人反对的竞选搭档长时间送到国外的政治考虑。[2]不过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的角度看，华莱士此次访华的首要任务就是转达罗斯福政府的严重关切，敦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妥善处理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问题。在他即将访华之时，罗斯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蒋介石“愿意招请一位朋友”把国共两党代表“都请进同一个房间”坐下来解决问题，美国人将“很高兴地被请去充当敌对派系之间的仲裁人”。[3]
在华莱士出访重庆之前，蒋介石已经通过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大致掌握了罗斯福派华莱士访问重庆的主要意图。5月15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蒋介石，华莱士访华“似有意探讨于相当时期求一筹划中苏关系之道，以期避免远东及中共将来可能发生之纠纷”。[4]蒋介石很快复电魏道明，趁早打消华莱士的这个念头。[5]
从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罗斯福显然更关心如何解决中国内部的国共矛盾。华莱士在与蒋介石会谈中，循循善诱地开导后者如何才能避免“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命运”。他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总统相信，国民政府摆脱当前政治危机的出路是实行政治改革，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建议，包括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共不过是一个主张“实行土地改革的民主集团”，而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是在“经济困难”，“统一必须通过全民福利来表现”。[6]但是，蒋介石除了表示敬佩华莱士在探讨农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面“好学不倦”和“建设性的思考与目标”外，对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不感兴趣。蒋介石认为，罗斯福政府如果企图用要求国民党方面进行民主改革的方式插手国共矛盾，不仅会使中国抗战局势“动摇”，而且会使中共“更加嚣张”，以致“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7]
显然，尽管华莱士等在会谈中苦口婆心，蒋介石却根本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治国民政府的心腹之患。美国人认为蒋介石缺乏现代民主意识，蒋介石则认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民族心理。蒋声称中共“比俄国共产党人更加共产主义化”，它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使，企图“夺取”政权和“赤化”中国，而且中共在以往的谈判中“勒索过分，态度顽强”。除非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否则国民政府不排除“被迫予以军事制裁”的可能。如果罗斯福政府有意斡旋，最好先来调解中苏关系，或者将调解中苏关系和调处国共矛盾“同时进行，同时解决”，以便一揽子解除国民政府的“内顾”与“侧顾”之忧。否则，罗斯福政府对国共矛盾最好“暂转超然态度”，以免将来“啼笑皆非之苦”。[8]
从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介石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谈。除了双方同意向蒋介石身边派一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纠纷外，华莱士在美国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上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如果说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蒋介石在美方一再敦促下，迫不得已才同意了驻华美军可以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员”。[9]为了敷衍华莱士，蒋介石还在6月23日向他转交了一份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谈判时提出的所谓“政治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包括20条内容，在之前的国共谈判中已经被中共中央否决了。[10]
继华莱士访华之后，罗斯福政府再次敦促国民政府改弦易辙的苦差事，落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头上。在华莱士启程访华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打电报给高斯，指示他必须向蒋介石说明，允许美军在中国战区与“中国人”进行军事合作，而且国民政府应该与中共领导人达成协议，撤销对中共控制地区的军事包围，以便国共双方的军队均可致力于对日作战。[11]
华莱士离华回国以后，高斯便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国民党方面说明，美国目前最关心的是“加强中国的统一战线”，罗斯福政府希望蒋介石能采取“有政治家风度的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8月30日，高斯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即国民党如果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解决国共争端，可行的办法是先成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负责任的”战时内阁。[12]
在高斯费尽唇舌之后，蒋介石一如既往地拒绝任何进行民主改革的劝告。他嘲笑美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而且简直是在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他声称正是由于美国人的某些行动，中共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傲慢”。他还抱怨美国人总是对他喋喋不休，公平合理的办法是美国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服从”国民政府。[13]
美国领导人对蒋介石大为不满，认为他对美国政策的理解“令人失望的绝无进展”。罗斯福郑重其事地告诉在华盛顿访问的孔祥熙：“倘（中国）内部有纠纷发生，英、苏乘机而起，则美将无词以对。”[14]赫尔也指示高斯转告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和他本人均认为，高斯提出的组织联合内阁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建议，“既合时宜又切实际”。只要蒋介石同意，高斯可以直接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方面的这些建议，并且可以邀请史迪威等一同去向蒋介石说明。[15]
然而，尽管罗斯福政府一再做出努力，仍无法使蒋介石按美国指出的方向前进一步。蒋介石除了端出国民参政会来敷衍高斯，对美国直接插手国共矛盾仍然不置可否。显然，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最有可能的是他还没有从罗斯福政府中相中合适的人选。高斯绝望地报告罗斯福政府，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什么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没有任何真正……利用民主的概念”。高斯的看法是，蒋介石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样继续拖延时间只会对中共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国民政府将更加羸弱；另一方面，一旦苏军参加对日作战，他们就会与中共军队合作。此外，日军的失败也会使控制华北的中共军队获得“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地位”。[16]的确，面对如此紧迫和复杂多变的形势，罗斯福政府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在日军的攻势下看上去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利用它剩下的“半个机会”振作起来，从而肩负起美国分配给它的责任。
罗斯福政府在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亦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早在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提出，希望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和记者访问延安。他还托斯诺转信给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特使居里，表达中共愿意同美国合作抗日并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17]这期间，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和史迪威司令部顾问的戴维斯曾三次与周恩来会见，询问是否可以与中共军队建立情报合作。周恩来的答复是建议美军派遣“一个军官小组”去陕西、山西等地建立“观察站”。[18]这之后，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官员曾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美国政府应派遣官方代表访问延安，或者在那里设置官方机构。中共方面的邀请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建议等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不过这的确是后来罗斯福政府决定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由来。
1944年1月25日，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力陈尽快与中共建立联系之利害。他在报告中说：“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19]戴维斯提出上述建议的目的，显然不仅是考虑到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最关心的是中国正在到来的内战，苏联对它的利用”，以及美国“缺少对中共的第一手资料和联系”。[20]
戴维斯的报告由霍普金斯转呈罗斯福，这次终于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罗斯福立即指示美军领导人加以研究并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也着手与陆军部协商，如何派代表到延安去。高斯特别指出，应该派熟谙国共问题的谢伟思同往。2月9日，罗斯福通过盟军驻中缅印战区指挥官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军立刻向中国西北地区派遣代表团。至于为何突然采取这一行动，罗斯福仅向蒋介石说明了半个理由，即华北和东北是日军主要集结地区，美军非常需要那里的情报。[21]
蒋介石当然不会不理解罗斯福提出向中国西北地区派代表团的真实意图，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既然罗斯福吞吞吐吐，他也不妨拐弯抹角。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说，美军可向中国西北地区派代表团，但仅限于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或驻地”，国民党军队可以尽力提供所需的情报。[22]罗斯福碰了软钉子后，于3月直接提出美军需要向延安派军事代表的要求。这回他补充说，这样做还可以了解中苏在新疆发生冲突的形势。[23]蒋介石这回索性置之不理。直到华莱士访华时重提此案，蒋介石才被迫让步，同意向延安派遣一个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分两批于7月22日和8月7日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是美国向华北地区打入的一个战略楔子。综观戴维斯等人建议的内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构成，罗斯福政府为使之成行所做的不寻常的努力，以及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表现出的高度重视和国民政府对它的高度提防，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罗斯福政府愿意，它完全可以以美军观察组为战略支点，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然而结果恰如一位美国学者的评价：“迪克西使团在通常意义上是失败了，因为它处处居于落后地位。”[24]这里的所谓“落后地位”就是指它总是被放在历史进程的尾部——其原因不是形势发展得太快，就是美国决策者的理解太慢。
罗斯福决定派遣美军代表团访问延安，本来既有军事考虑，也有政治意图。但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却只能在军事方面发挥实际作用且极为有限。美军观察组在战时发挥的作用，同罗斯福政府为把它送到延安所做的努力不成正比。这是因为罗斯福努力把美军观察组推到历史的前沿后，又把它撇在历史大道的一边，他宁可相信连蒋介石姓“蒋”还是姓“石”都弄不清楚的“冒牌将军”赫尔利。结果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成员尽管连篇累牍地提供着被历史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和建议，却难以从根本上影响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之际，驻华美军也迅速与中共军队建立起联系。驻华美军采取这种超出常规的行动，首先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需要在华中建立情报通信网；美国战略情报小组需要获得美军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地区的情报资料；史迪威的中印缅战区指挥部需要了解一旦向华北的日军发动进攻，中共军队到底能提供哪些援助。这一切都需要与中共军队展开合作。从1944年夏开始，除了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诸多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控制的地区和华南的东江纵队等，均有美军人员在积极活动。在收集日军情报、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分布情况，以及营救落难的美国飞行员等各方面，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合作都是卓有成效的。[25]
8月18日，中共中央针对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发布指示，提出有必要建立和加强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该指示指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26]中共领导人当时考虑过，与美军合作有可能引起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但他们认为，这一可能的后果同所获政治和军事利益相比，与美军合作仍是利多而害少。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军事上“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27]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美军的合作，特别是配合美军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军事行动，向有关部队发出了专门的指示，包括要求各有关部队改进参谋、情报和通信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如“增设战略情报机关，定为联络部”，作为同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机关；师级和小军区增设联络处或联络科，以便“与美军取得联系”。[28]
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不断增进了解的基础上，驻华美军各单位多次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的计划。其中包括戴维斯提出的向连云港附近中共军队空投武器弹药的计划，美军战略情报小组提出的向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和物资并建立情报网的计划，麦克罗少将提出的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时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等等。史迪威亦直接向蒋介石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五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这一建议得到罗斯福和美国陆军部的支持。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来华不久，也曾为“加强所有中国军队与美军的协调行动以对抗日军”，命令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29]
10月下旬，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登陆，而且“时间可能很快”。中共领导人这时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美国在中国大陆上与日本作战，“那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大陆上的力量，那就不能不与我们合作，与我们合作就对我们有利”。[30]遂做相应的部署，命令有关部队向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挺进，在沿海加强游击战争，准备在美军登陆时配合作战并发动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包括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等等。[31]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认为，中共军队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持续到1945年初。后来由于赫尔利的阻挠，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努力付之东流，此后双方虽然保留着某些接触，但不过是一支序曲中断后留下的余音而已。
1944年夏，美国以压蒋联共的特殊方式介入国共斗争，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密切关系。它既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延伸，也是开罗会议后围绕中国战场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猛烈冲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所以，研究开罗会议后中国战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解开美国以压蒋和联共开始调处之谜的钥匙。
大致是从1943年11月开始，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在西太平洋广阔的地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岛屿争夺战。美军凭借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战果。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节节推进，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逐步成为美军领导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问题。
1944年2～3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盟军领导人多次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对日战争的战略规划。在这些会议中，美军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准备在中国沿海地区实施登陆作战。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设想，美军最好能够攻占台湾，然后以该岛作为封锁日本和踏上中国大陆的跳板。他们当时对于利用中国军队配合对日作战，以及利用在中国耗资巨大的空军基地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轰炸等，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罗斯福在会议期间重申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基本国策之一，即“使中国打下去”。美军领导人也认为，西太平洋地区作战“当然与中国有关”。3月中旬，美陆军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向负责在中国战场收集情报工作的梅乐斯发出通知，美军计划于当年12月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作战，并要求梅乐斯迅速提供从上海到厦门之间各港口和登陆地区的情报，以及中国军队有可能在哪些方面采取配合行动。美军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通知史迪威，命令他从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的角度，提出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最理想的地区。[32]
美军利用中国战场进攻日本的计划很快便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从4月开始，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作战。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日本的海路交通由于美国海空军的进攻而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国开辟陆路运输通道，同时彻底扫荡在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解除美空军借助中国大陆的基地对日本本土发动空中进攻的威胁。日军在此次号称“百年罕见的大远征”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战果。约30万国民党军队在面对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时，由于指挥失当以及很多部队士气不振，虽有一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到战役后期，华东地区的美军机场几乎被一扫而空，衡阳、柳州和桂林等地的美军大型空军基地也相继被迫放弃。过去美军就对国民党军队是否有能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心存疑虑，部分美军领导人担心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发动空袭会导致日军发动进攻，摧毁美军的机场，现在这个担心变成了事实。罗斯福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均对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大为失望，一向刻薄的美国媒体甚至说中国战场正变成盟军的“癌症”。
[33]中国正面战场一度出现的大溃败的确严重冲击了盟军的战略部署，并成为美国军政领导人的一块心病。特别令他们不能容忍的不仅是国民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以及军队士气的萎靡不振，还有蒋介石在大难临头之际，仍然顽固地保存军事实力，让部分国民党军队继续为反共内战养精蓄锐的种种做法。蒋介石拒绝调动胡宗南所部的精锐之师向日军发动进攻，反而釜底抽薪，要求史迪威将正在缅甸同日军酣战的部分中国远征军调回国内，以拱卫昆明和重庆等。这些部队脱离史迪威的控制后，能否被用于对日作战，对美国来说是不得而知的。
中国正面战场出现大崩溃之颓势，美军长期筹划的对日军事战略受到猛烈冲击等因素，极大地加剧了美蒋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政府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根据军方的强烈建议，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其目的首先就是使包括驻扎西北的胡宗南部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能够全力参加对日作战，从而保证美国既定的战略计划能够落实。同样，驻华美军恰在这个关头积极与中共军队建立联系，也是受到美国军事战略和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影响采取的行动。当然，不少参与推动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中国通”如谢伟思、戴维斯等的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推动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至少是不能再中断联系了。
正当日军在中国战场挥师疾进之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也突飞猛进。美军继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很快就从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特别是美军太平洋舰队依靠其强大的海空军优势力量，成功地运用“跳岛战术”，展开了大跃进式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面貌。美军的猛烈攻击使日本苦心经营的太平洋防线的中心和南翼很快濒于崩溃。
6月16日，美军按预定计划在塞班岛登陆，经25天激战后占领该岛。经过塞班岛战役，美军一举打破了日军企图坚守的所谓“绝对国防圈”，从而切断了日本本土与加罗林群岛的联系。美国海空军直逼日本本土，冲绳岛已是兵临城下。塞班岛战役对中国战场在美军战略计划中的重要性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美国的B-29重型轰炸机已经可以凭借塞班岛的空军基地，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换句话说，美军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有一部分已经可以被取代了，而且这个趋势还会随着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继续进攻而进一步发展。
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遥相呼应，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也开始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的联合打击下，日军被迫放弃北缅防线，向南收缩兵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史迪威长期坚持的观点，即经过改编的中国军队只要装备齐全、训练有素、指挥得当，就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当然也能够打败日军的精锐部队。不过问题在于，蒋介石绝对不允许别人插手国民党军队，纵使它比不上任何国家的军队。
盟军在缅甸的作战行动是当时亚洲大陆对日作战的焦点，其目的是开辟对华运输通道，以支持美国空军从中国发动对日本的空中攻击，以及在中国战场对日军发动反攻，配合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但是，血管眼看就要接通，肌体却在支离破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溃退，以及华东、华南地区的美军机场被摧毁或放弃，发动缅甸战役简直成了舍本求末：一旦中国正面战场崩溃，美军的努力势必前功尽弃。美军方甚至评估“中国作战能力大致已不复成为在中国战场的一个有力因素”。[34]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推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失败恰成鲜明对照，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影响美军领导人重新审议整个对日作战的战略。1944年9月，美英军事领导人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协调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的军事行动。会议期间，他们也讨论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方向，以及为尽快迫使日本投降应选择的最佳军事战略。会议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进攻路线：其一是于1945年3月向台湾发动进攻，其二是于1945年2月全力攻占吕宋。会议还决定，如果苏联能早日参加对日战争，美军应避免在亚洲大陆实施代价高昂的登陆作战。[35]实际上在此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已经向在华盛顿访问的孔祥熙透露，美军很可能放弃攻占台湾的计划。[36]孔祥熙则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在美国了解到美国人的“心理”同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相比已有很大改变，他们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评估在下降。[37]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已达到顶点，9月15日，史迪威几乎绝望地向马歇尔报告，“在华南，一切都完了”。他被迫决定放弃桂林的美国空军基地，而且“一旦日本兵出现在柳州，我们就得退出柳州”。[38]几乎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率领的美国特混舰队在进攻莱特湾时，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两相对照，美军领导人遂于10月初做出最后决定，放弃在台湾或中国沿海登陆的方案，选择相继夺取琉球列岛和冲绳，在那里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当时正在华盛顿执行任务的麦瑞尔将军回到中国后告诉史迪威：美军扬言需要中国沿海的基地，主要是为了掩护其他计划，中国战场除了牵制日军外，发挥不了其他作用，美军已经无意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39]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将会议决定通知斯大林。显然，美国对日作战计划的变化增加了与苏联合作的重要性。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亦向斯大林提交了美军打算利用西伯利亚的海空军基地的计划。
10月14日，赴莫斯科访问的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向斯大林提出，美军希望了解苏军对日作战的具体打算。10月15日，斯大林在答复美方建议时承诺，苏军将在打败德国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届时将在中国东北对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并准备进攻北平和张家口，以切断日军退向华北的通道。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向美国代表团具体解释了苏军作战计划和美苏在东亚协调军事行动等问题。[40]
苏联当时明确承诺参加对日作战，必定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最显著也是争议较多的一例，是在1943年12月上旬召开的第二次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自食其言，宣布取消在缅甸实施大规模海陆联合作战的计划。
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第一次开罗会议期间，美英中三国首脑及其军事幕僚等详细讨论了三国军队配合夺取缅甸的计划。罗斯福当时很坚定地支持美国军方的意见，不顾英国的反对和拖延，决定尽快在南部缅甸地区向日军发动两栖进攻，以配合中国远征军发动的北缅战役。[41]
第一次开罗会议结束两天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正式表示，苏军在打败德国后将参加对日战争，并表示愿意考虑与美军在西伯利亚展开空军联合行动的计划。[42]斯大林采取这一行动显然有其战略考虑，它的意图不仅在于推动美英集中精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且在客观上起着离间中美在东亚联盟的作用。这种作用几乎在德黑兰会议一结束便表现出来。
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和英军领导人一把抓住苏联保证参战这根稻草。他们争辩说，如果在缅甸南部实施两栖作战，就会影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况且国民党军队能做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美英不值得为打通滇缅公路消耗可贵的战争资源。美军方则坚持认为，盟军不在缅甸发动进攻，日军便会乘机进攻印度；如果中国军队得不到两栖作战的配合，则意味着缅甸战役不是失败，就是取消。双方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决定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评判取舍。
罗斯福支持缅甸作战方案时，既考虑到当时作战的军事意义，也是为了长远的政治利益而为国民党政府打气。现在，他是在与几天前完全不同的气氛中重新衡量缅甸战役的得失，难免要改变初衷。12月5日，罗斯福决定接受英国的建议，放弃在南部缅甸实施两栖作战的计划。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曾经告诉马歇尔，对于中国“最糟糕的是我们每次都遵守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连一次诺言都没有履行”，他对此表示“十分厌恶”。[43]这回罗斯福又把蒋介石晾在一边，而且没有再感到“十分厌恶”。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满不在乎。中国战场毕竟牵制着日军一半以上的师团，而且国民党政府也刚刚被美国确定为“四强”之一。
美军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美国海军部部长李海上将对罗斯福的决定表示悲观，认为美国“正进行可悲的冒险，蒋可能在战争中垮掉，……如果中国完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已经够呛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日本大量的人力将转用于对付我们对日本本土的进攻”。[44]这种分析使罗斯福也紧张起来，第二天便询问史迪威，蒋介石“还能存在多久”。当听到史迪威关于“局势很严重”，再出现类似浙赣战役的局面，“蒋介石可能被推翻”的答复时，罗斯福表示美国必须找另外一批人“继续干下去”。[45]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些认庙不认神的味道，它的确反映了罗斯福此时此刻极度忧虑的心境。但是，如果同罗斯福此前此后的言行相比较，任何过多的引申和附会都难以自圆其说。
应该指出，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的保证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突飞猛进的战果等，虽然都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但不足以抹杀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它们不过是导致美军放弃更充分利用中国战场向日军发动反攻的诸多原因中的一部分。事实表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长期奉行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政策，才是导致罗斯福政府中的军政要员越来越低估国民党军队和中国战场的作用的主要原因。国民党军队在1944年春之后的表现使美军领导人大失所望，亦在情理之中。
一些论著在评论1944年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时，比较多地强调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对美蒋关系的影响，认为“当美国力量未逮中太平洋之时（1943年6月以前），美国只恐维护中国战场之不力，当美国力量一及中太平洋之时，美国便唯恐回避中国战场之不速”。[46]罗斯福政府在军事上的确是急功近利的，而且也是唯利是图的。客观地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罗斯福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发挥的作用不仅是拖住中国战场的100万日军。王邦宪先生所著《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一文，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统计，1945年1月至8月，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的经济援助为22650万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的3.7倍；罗斯福政府在同期给予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则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军事援助总额的两倍。[47]这也许更能证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唯利是图。这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的确导致了军事失败的悲惨结果并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如果说罗斯福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同美蒋关系相比，对美国与中共之间关系发展的影响更大。它实际上使美国与中共打交道时终于摆脱了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所带来的羁绊，为美国介入国共斗争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冲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另一起重大事件，是1944年春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16世纪80年代起，沙皇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拓疆展界。到17世纪中叶，俄国领土伸展到中国黑龙江一带，从此开始中俄间的接触。沙皇政府对中国长期奉行扩张与侵略的政策，在中俄边界接壤地区遗留下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俄两国之间播下了不和与猜忌的种子。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政府曾经数次公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俄之间虽然多次谈判和交涉，却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苏两国之间仍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其中包括东北地区的主权与中东铁路的归属、外蒙古的地位、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政策以及与盛世才政权的关系等。由于日军控制着华北并在东北建立了一个傀儡伪满洲国，中苏在东北和外蒙古的接触实际上被日军侵略势力隔断了，双方矛盾的焦点自然集中到新疆地区。
1933年，新疆发生反对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利用这次政变的机会，在新疆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为了维持在新疆割据称雄的局面，扯起“亲苏反帝”的旗帜，企图背靠苏联的扶持，借助外力抵抗国民政府的压力。他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为苏联向新疆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当时苏联通过向盛世才政权提供援助，取得了在新疆通商、采矿、派遣顾问乃至驻军等优越权益，并在新疆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迅速扩大，引起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尽管苏联领导人一再公开表示，苏联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苏联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可这听起来总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国民政府当时的担心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新疆在苏联的影响下，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其二是中共通过新疆地区加强同苏联的联系，获得苏联的援助。为了防止这两种危险发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直密切监视盛世才的动向，伺机重新控制新疆局势。皖南事变发生以后，胡宗南部队在巩固西部战线的同时，全力加强陕北陇东封锁线，从而形成了一条长3000里、宽500里的防线，目的是形成东援北围西堵的战略基地，既可以防止中共向南面国统区渗透，又能够严密监视盛世才的动向并向其施加压力。
苏德战争爆发后，西线的巨大压力使苏联一时无暇东顾。蒋介石利用国际形势变化提供的有利时机，加强了对盛世才的压力，试图一举解决新疆长期割据的局面。1942年8月，蒋介石视察西北地区，部署西北地区防务，推动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驻留兰州之时，派宋美龄前往迪化“招安”，宣传以三民主义治理新疆，拉拢盛世才反苏反共。
盛世才当时看到苏联正陷于重重困难之中，遂再次投机，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之下，决定投靠国民政府。双方商定，胡宗南部队进驻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帮助盛世才防堵中共军队和苏军可能对新疆发动的联合进攻。军事部署完成之后，盛世才便公开宣布反苏反共。国民政府随即派遣干部和军队进入新疆，并迫使苏联撤回驻新疆的军队。从1943年5月4日起，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新疆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推翻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原住民代表组成的政府”。[48]会议结束后，苏联陆续撤出驻新疆的军队和顾问，并撤退专家、技术人员以及援助新疆的工业设备等，并中断了与新疆的贸易。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一时间给国民政府造成几乎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
新疆政局的动荡直接导致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不安宁。1943年秋，新疆阿山地区（今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族酋长乌斯满率部进攻驻扎青河和乌河的中国守军。1944年春，中国政府军队向哥萨克军队发动反击。3月，中国守军在追击哥萨克军队时，多次遭到来自外蒙古的苏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49]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30日，苏联与日本签署渔业协定。国民政府立刻将此解读为苏日双方同意不参与针对对方的战争。国民政府还宣传说，苏联因与日本改善关系而撤出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驻军，致使部分关东军得以入关参加“一号作战”。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反苏宣传立即予以反击。4月2日，塔斯社发自乌兰巴托的电讯指责中国军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用飞机扫射难民和居民。塔斯社的电讯还声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苏联将根据苏蒙互助条约，支持和援助外蒙古“保卫此共和国的领土与安全”。苏联驻华大使亦向国民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
蒋介石当然清楚地知道他同苏联打交道有多少本钱，并一直担心在新疆反苏会招致报复。除非拉住美国做后盾，否则难操胜券。蒋介石吸引美国注意的手段便是宣传“苏联赤化中国”。
新疆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3月17日向罗斯福告急称，来自外蒙古的苏联飞机多次轰炸和扫射在新疆承化和奇台地区追击叛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自2月以后，中共军队开始在陕北集结，准备夺取河防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阵地，这显然是由于苏联与日本达成“某项之谅解”。[50]4月12日，蒋介石再次提醒罗斯福注意，中苏纠纷靠国民政府“自制”是无法解决的，美国对此必须明确表态。[51]他随后指示驻美大使魏道明向罗斯福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贯政策”是“夺取中国政权”，并“使美、日在东方两败俱伤”，然后“其赤化远东、独霸世界之政策乃得如计实现”。[52]
4月30日，魏道明奉命会见了美国务卿赫尔。他在会见中阐述了国民政府对苏日签署渔业协定和苏联在新疆的行动的看法，认为苏联的这些行动“显示苏联远东政策实施之开端，与具体对欧扩张势力有同等意味”。[53]5月11日，魏道明拜见罗斯福时表示，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大政方针始终“协同一致，追随其后”，希望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合理要求与可能援助，甚至其能主张一切”。[54]蒋介石拉美反苏的外交行动严重恶化了东亚的国际气氛。从1944年春开始，国民政府与苏联的互相攻讦有增无减，双方的对立有日益尖锐的趋势。
如果说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干扰了美国的军事战略，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则冲击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计划。能否得到苏联的合作，是罗斯福政府制订对日军事战略和处理战后亚太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关键之一。罗斯福始终认为，在战争时期同苏联和睦相处、发展合作关系是美国唯一的选择。同时，他也相信在二战结束后，苏联除了集中力量重建满目疮痍的家园，不大会有余力驰心旁骛。因此，他将争取合作作为美国处理对苏关系的主旨。罗斯福相信，依靠他个人的才干和美国的实力是能够协调美苏在各地区的关系的。从1943年夏开始，罗斯福政府已经感到有必要了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并积极寻求妥善处理双方在这个地区的关系的途径。
美国当时在东亚有求于苏联的两个问题，一是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二是争取苏联保证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推动苏联尽早参加对日战争对于美国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它既可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又可以早日结束战争，而其政治背景几乎凝聚了美日俄在东亚近半个世纪的纠纷。罗斯福政府当然不希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在这—地区却出现对美国不利的局面。因此，促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和协调美苏的对华政策，成为影响罗斯福政府战时对苏政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政府曾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允许在西伯利亚地区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并共同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均被斯大林拒绝。直到1942年夏，苏联的态度才发生变化。1943年10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告诉来访的赫尔，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特别使赫尔兴奋的是，斯大林当时没有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任何条件。[55]在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参战已经是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东亚问题的前提。1944年春，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开始与苏联讨论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的具体问题。经过长期努力，美国好不容易获得苏联参战的保证，当然不能允许因中苏关系恶化和蒋介石推行反苏政策而遭到破坏。
争取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罗斯福政府在亚太地区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苏联的地理位置和它在战争中已经显示的巨大实力，使它对亚太形势的影响力显而易见。而且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后，势必要对中国某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到那时，苏联会因此成为决定国共斗争前景的关键力量之一。中国内部不统一的局面将肯定成为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时的根本弱点。因此，罗斯福政府除了促使苏联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外，还必须争取苏联在处理中国内部事务方面赞成美国的立场，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包含在亚太地区取得优势地位和限制苏联的意图，但仅靠支持日渐衰弱的国民政府是不可能达到此项目的的。所以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政府不得不争取同苏联达成妥协。罗斯福正是揣着解决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的目的，前往德黑兰会见斯大林的。他决心与斯大林做一笔交易，而且相信斯大林会同他一起“为实现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告诉斯大林，美国“正在装备和训练30个中国师”，并准备“再搞同样的30个师”，而且中国“存在着一个展开攻势的前景”。罗斯福在解释美国对华政策时说：“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把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罗斯福显然很自信：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政府最终会实现稳定，而其军事实力将会不容忽视，因此斯大林一定会通情达理。罗斯福既然决心为美国寻求一个“朋友”，斯大林难道会为苏联找一个“潜在的麻烦”吗？斯大林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罗斯福的意图洞若观火。他一开始便指出：“中国人仗打得很糟，……这是中国领导人的过错。”他向罗斯福表示，苏联同意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应归还中国，不过“必须使中国人打仗”。当罗斯福谈到应当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时，斯大林表示了赞成。[56]斯大林虽然寥寥数语，但其传递的信息却相当明确。苏联支持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条件的，国民政府只有积极抗战和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赢得声誉和苏联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