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有条件地承认国民政府的表态，加快了罗斯福政府介入国共矛盾的步伐。后来发生的新疆事件则使罗斯福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要改善国民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有多么棘手。特别是蒋介石把苏联在新疆的行动同中共生拉硬扯到一起，好像中国真的正在被苏联与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这更使罗斯福政府感到有必要尽快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否则国民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美国就会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
无独有偶，6月，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告诉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他从苏联记者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苏军参战后，势必要与控制华北战略要地的中共军队合作。由于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政府和美国的纠纷，苏联可能会拖延参战。显然，国共矛盾已成为改善中苏关系和推动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的重大障碍。如果中国内部问题不早日解决，美国战时和战后在东亚的利益难免会受到损害。
美国首先采取的措施是防止中苏纠纷扩大化。4月10日，罗斯福打电报告诉蒋介石，值此“同盟国间亟需团结以努力从事作战之时”，建议蒋介石采取现实的态度，“将此目前事件予以搁置”，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57]赫尔还通过中国驻美使馆特别提醒蒋介石注意，“直接的反苏宣传有可能损害盟国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只要目前国共紧张局势存在，苏联将继续表现出不愿扩大给予国民政府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援助”。[58]罗斯福政府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抑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中苏纠纷的暂时平息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罗斯福政府决心通过解决中国内部统一问题，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条件。
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前述华莱士和高斯采取压蒋妥协的行动，可以说是罗斯福政府急于摆脱美国在中国面临的困局而迫不得已走出的一步棋，反映了罗斯福政府为协调美苏政策和改善中苏关系而创造条件的迫切心情。同样，美国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在一些美国的“中国通”看来是为了拉住中共，防止其“投入苏联怀抱”。一旦美国达到此目的，其结果等于打掉苏联手中的王牌，堵塞住苏联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渠道。控制中共同在亚太地区取得对苏联的优势，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向精明的罗斯福不会不向往这种令人满意的前景。
既然压蒋与联共是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过程中最初的也是特殊的阶段，而1944年春开始日趋紧迫的中国战场的危机和中苏关系恶化又是罗斯福政府以这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的重要推力，那么随着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罗斯福政府也势必要调整其策略。这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二 史迪威与赫尔利
华莱士和高斯与蒋介石的会谈表明，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一开始便陷入困境。恰在此时，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场冲突以史迪威大倒其霉而告终，其结果之一便是美国陆军少将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身份登场，而且很快便取代了到期离任的高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导致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的政策出现波动，而赫尔利在其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唯有对史迪威被调离这一事件追根溯源，才能了解赫尔利参与调处国共矛盾的来龙去脉。
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的前因后果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中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台湾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把史迪威指挥中印缅战区期间采取的一些行动称为酿成中美战时合作的悲剧的“种子”，对国民政府的危害大得“不可以估计”。他们认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包括双方对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地位权限之不同解释”“中国战区自始未受西方盟邦平等之待遇”，以及史迪威个性“恣睢乖张”“性情暴躁”，等等。[59]
蒋介石应该最明白，为什么他会同史迪威争论不休。他把引起双方争执的原因归结为谁该拥有美国援华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以及如何认识和利用中共军队抗日等问题。在蒋介石看来，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国民政府来控制和分配租借物资。其动机并不难理解，毕竟那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资源，可以用来加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问题是美国方面，特别是史迪威本人坚定地认为，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打算用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同日军作战，如果美国方面放弃了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就再也没有办法迫使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打仗了。利用美国援华物资作筹码，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按照美军的计划同日军作战，是美国军方一直试图运用的手段，当然，罗斯福本人对运用此法不时地表现出游移不定。[60]
同样，史迪威主张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甚至愿意向中共军队提供美国装备，也是为了尽快打败日本而全面开掘中国的战争资源。而蒋介石本来就对打日本人兴趣不大，况且中共军队一旦得到美国的武器装备，势必如虎添翼，严重威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症结是，史迪威在贯彻罗斯福政府的军事计划，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推动国民党军队同日军打仗；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则是“以拖待变”，坚决保存实力，准备打他的“第三个战争”——内战，当下则是让美国人去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这既是美蒋战略利益分歧的基本点，也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起点。
当然问题也并不这么简单，仅仅是美蒋战略利益的分歧，尚不足以使史迪威落得被召回的结局。合乎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史迪威不断得到罗斯福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史迪威自从到中国后，便—直受到华盛顿的掣肘，在改革国民党军队和对日作战的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再两面碰壁。
1942年5月，盟军在保卫缅甸的战役中败北。雄心勃勃地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史迪威经此一役，痛感有必要给国民党军队动一次改革的大手术，才能使之成为真正能打击日军的力量。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在缅甸失利的主要原因，包括“劣等装备”“军火不足”“运输工具不足”“无供应机构”“临时凑成的医疗服务”“愚蠢的指挥”“蒋介石的干涉”等。于是，史迪威下决心按照美军的标准，重新编练一支美式的中国“新军”。他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在身患重病难以行走的情况下，仍如约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三项措施：第一，实行精兵政策，“少数可靠的、装备优良的、得到良好供应的师，会比把现时平均数增加一倍价值更大”；第二，清除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否则国民党“陆军会继续走下坡路”；第三，选择一能干之人全权指挥和控制参加缅甸战役的国民党军队，“不受任何人干涉”。[61]
史迪威的建议完全符合美军的意图，并得到了美军领导人的支持。他们认为，使国民党军队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尽可能发挥作用，固然是当务之急，不过国民党军队也只有通过同日本人打仗，才会强大起来，成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的可靠力量。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蒋介石让史迪威执行他最初的计划，据此规模和方式训练中国军队，他一定会真正发现，在战争结束时他将拥有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他的军事地位是毫无疑问的。”[62]
但是，史迪威这时提出这样的军队改革计划，只能表明他对蒋介石的本性缺乏认识。国民党政权带有浓厚的军阀色彩，保存实力可以说是这个政权的首要诉求之一。而保存实力，首先就是保存军事实力，军队则是核心。蒋介石知道，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对他尚有所求，只要抓住军队，就不怕美国鹅不在他的窝里下金蛋。蒋介石希望史迪威只是一位带着糖果和同情探望患者的友人，从来没有打算向他请教高明的诊断和药方。难怪史迪威百思不得其解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这个小笨蛋不了解他的希望在于实行整编三十个师的计划，建立一支单独的、有效的、装备优良而训练有素的军队呢？”[63]
史迪威终于明白，改革国民党军队不过是痴人说梦。于是1942年8月，他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罗斯福政府应该用租借物资同蒋介石讨价还价，否则美国在中国战场必定无所作为。史迪威的建议得到军方的支持。陆军部作战处在权衡利弊后亦认为：“给予中国的租借物资不应看作慈善事业，而应以交换条件为基础，即在获得它们以前，中国先从事军事改革，而中国的军事成就为继续租借法案唯一可以接受的保证。”[64]
但是，罗斯福此时正瞩目他梦想中的那个有关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更远的将来”。他已经相信他的助理居里等的判断，认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居里于7月上旬访问了重庆，同蒋介石多次长谈，向后者转达了罗斯福对华政策之要旨和美国援华计划的军事战略背景，包括史迪威关于改革中国军队和在缅甸发动第二次攻势的计划。蒋介石在会谈中抱怨美国援华物资之不力，乃至到了“一机赴华，亦感心疼”的吝啬程度。居里最后建议蒋介石制订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以便与史迪威的军事设想协调起来，然后就可以将美国援助500架飞机和每月运送5000吨作战物资等要求囊括其中，蒋介石欣然接受了。[65]经居里回到华盛顿后积极游说，罗斯福终于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500架飞机，空运物资增加到每月5000吨。他告诉蒋介石，“今后必将在技术困难许可之下，尽速尽量以接济之”。[66]12月16日，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在战后“将确认中美英苏为世界上的四大警察”。[67]罗斯福的决定表明史迪威注定要倒霉了，而且事实上罗斯福当时已经动了将史迪威召回的念头，只不过被他的军事幕僚们劝阻了。[68]
果然，罗斯福不久便通过马歇尔斥责了史迪威提出的“讨价还价”政策，认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称蒋介石是“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特别是“他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在全中国创造出我们要花两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局面，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所以美国人不应该“向他声色俱厉地说话或逼迫他做出承诺”。[69]
很难相信，罗斯福真的认为蒋介石确实完成了那样“伟大的工程”。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他其实是在杀一儆百，借批评史迪威以统一美国军方的意见，给华盛顿那些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持批评和轻视态度的军方人士一些颜色看，不允许他们继续干扰他钦定的对华政策。
正当史迪威与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时，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提出一套不同凡响的空战计划。陈纳德在抗战爆发后，曾担任中国空军的顾问。1941年8月，蒋介石批准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陈担任队长，积极参与中国空军的培训和空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7月4号，罗斯福政府决定将美军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军陆军正式编制，成为美军第十航空队的一部分，陈纳德担任该部队少将指挥官，统领美空军在华作战行动。10月，陈纳德交给正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特使、美国共和党领导人一封信，请他转交给罗斯福。他在信中自命不凡地宣布：“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而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他告诉罗斯福他的计划很简单，由105架新式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以及“在最后阶段（今后几个月内），再要几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空军，并保证得到30%的战斗机补充和20%的轰炸机补充，就可以在“六个月内，至多一年内”摧毁日本空军，然后“瓦解”日本。至于保卫机场，陈纳德认为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空军的支援，国民党军队完全可以胜任。[70]1943年5月，他再次向罗斯福强调，这才是“征服日本之门”。蒋介石对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赞赏备至，因为史迪威一直迫使国民党军队同日本人打仗，而陈纳德的计划却可以让美国空军为他打仗。他告诉罗斯福尽管放心，一旦日军企图从地面袭击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军的空中攻势，现有的中国“陆军力量足资应付”。[71]
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立即遭到美军领导人的强烈反对。马歇尔对日军不久前发动的浙赣战役记忆犹新。他提醒罗斯福注意，如果美军扩大在华的空中行动，必将招致日军从空中和地面的反击，保护美军的机场至关重要，而这个任务只能由国民党军队承担。因此，要发动大规模和持续的空中行动，就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需要有训练有素和统一的中国军队，以便能承担保卫美军机场的重任；第二，只有打通缅甸到云南的交通线，才能保障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的供给。史迪威的态度更直截了当：“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空军去掩护，那么空军的掩护就分文不值了。”[72]1943年5月，马歇尔代表军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空中进攻没有强有力的地面行动配合，“被刺激的日本人可能会扫荡在中国和印度发起攻击的基地”。[73]这一预见被一年后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证明是正确的。
陈纳德计划之虚幻成分显而易见，罗斯福很可能是宁愿装作没看见。他告诉马歇尔，美国必须“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空中行动对中国的士气非常重要”。罗斯福一再强调，必须以“充分合作”的态度援助蒋介石，任何认为“支援中国盟友是不可能的态度，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蒋介石是国家和军队的领袖”，所以表达反对他的意见，“在心理上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华盛顿游说的宋子文不断提出美国再不如何如何，“中国就拟单独同日本议和”，罗斯福“在心理上”就更困难了。[74]他决定让陈纳德去“击败日本”，何况陈纳德还夸下海口，说“可以使中国永远做我们的朋友”。罗斯福力排众议，明确指示有关部门，将每月运进中国的物资中的40%拨给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从1943年7月开始，每月运进中国的7000吨物资中，必须拨出5000吨供陈纳德调用。然后罗斯福兴冲冲地告诉蒋介石，他“充分相信，从战略观点来看，今年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之一，是从中国起飞飞机去打击敌人”。[75]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用美国的空中行动来贿赂蒋介石，促使他支持美国的亚太政策。
史迪威的确是在一条羊肠小道上艰难跋涉，对他的束缚不仅来自蒋介石，而且来自罗斯福。史迪威奉行的军事第一的原则与罗斯福的长远规划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分歧，而其分歧方面又往往干扰罗斯福钦定的大政方针，使罗斯福大为不满。当然，这并不是说史迪威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广阔领域缺乏理解。
1944年7月，史迪威曾这样写道，国共斗争继续存在的结果，将是战后中国立即发生内战，如果苏联参战，“红军自然将倾向俄国的影响和控制，这将直接影响中苏关系，同时间接地影响美苏关系”。如果美国不果断地采取行动，它“在中国的威望将经受严重的痛苦”，中国不会对目前的战争“做出任何贡献，并播下战后中国混乱的种子”。史迪威执拗地认为，国民政府只有通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和同日本人作战，才能得到在战争结束时“保持稳定的手段”。[76]
但是，罗斯福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蒋介石尽管不愿意同日本人打仗，却表示愿意同美国“站在一道”，拥戴美国“负起领导责任”，甚至可以做到“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来“支持美国的政策”。所以罗斯福无论如何都要“使委员长高兴”。史迪威的悲剧不仅是美蒋战略利益冲突的产物，而且是美蒋战略联盟的结果。从罗斯福决心使“伟大的美国梦想”变成现实之日起，号称美国最优秀的陆军将领史迪威，就注定要成为美蒋政治联盟的牺牲品。
1944年夏，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发生严重的危机和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保存实力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一度平静下来的冲突再次爆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7月初，史迪威在答复马歇尔的一份电报中提出，挽救中国战场的唯一出路，是蒋介石给予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调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从山西向日军发动反攻。他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以最强硬的语气说话，否则蒋介石肯定“说什么也不干”。[77]美军领导人立刻建议罗斯福，应就此问题向蒋介石明确表态，并批准提升史迪威为上将。[78]
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罗斯福终于下决心，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授予史迪威，以便美国在中国战场力挽狂澜。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提醒蒋介石：“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此区域内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处于危险之中。”除非授予史迪威指挥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一切中国军队的全权，否则“我们的共同事业将遭受严重挫折”；而且，除史迪威外，目前无人“有能力、力量和决心来抵消现时威胁中国的灾难”。[79]
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蒋介石认为应付办法不外三种：一是拒绝，二是接受，三是拖延。他的选择是“缓和处之”。“缓和”即拖延解决，但并非消极地拖住不办，而是设法找机会讨价还价，努力将事件导向对他有利的结局。首先，蒋介石在答复罗斯福的电报中提出，为解决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一步“应由罗斯福总统派一位熟悉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的”美国代表访问重庆，与他“共策进行”。用高斯的话说，蒋介石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一位“能向史迪威发号施令的总统私人代表”。[80]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限制史迪威的权力，还可以撇开史迪威，另辟更直接地向白宫施加影响的渠道。蒋介石成功了。7月15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他已经决定派一位私人代表到重庆去协助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只不过蒋介石需要“采取一切步骤，为史迪威将军能在最短期内取得统帅权一事，先做准备”。[81]
其次，蒋介石提出，解决军事问题必须满足他的政治条件，即中共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才能“处于史迪威的权力之下”，而他要拥有对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否决权。[82]蒋介石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便在玩弄这种讨价还价的谋略，提出美国如果打算调动胡宗南部队向日军反攻，必须以解决国共问题为先决条件。蒋介石此次故技重演，是企图利用美国急于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机会，达到控制中共军队的目的。
最后，将国民党军队分为第一线兵团和第二线留守兵团。第一线兵团交史迪威指挥，编制和装备由美方负责，人事调动权仍由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不列入史迪威统率范围。此方案为何应钦提出，获蒋介石同意，经修饰后拟成条文，由孔祥熙直接转呈罗斯福。[83]蒋介石的目的是一旦迫不得已接受美方的要求，还可以据此限制史迪威，使他能够指挥的部队除了云南的部队外，不过再加上薛岳和张发奎的几个师而已。
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确实为他摆脱困境带来了转机，赫尔利使华便是这个转机的枢纽。8月10日，罗斯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重庆。[84]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有能力的、有影响的个人代表”，目的是将“军事合作”置于“政治合作的基础上”；罗斯福则告诉蒋介石，赫尔利就是他心目中那位“有远见和政治能力的私人代表”，一定能够对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有很大的贡献”。[85]蒋介石所谓的“政治合作”，就是要美国与他合作解决军令和政令统一的问题。罗斯福对此表示“很能理解”，而且赫尔利和史迪威也充分了解蒋介石面临的政治问题。他还告诉蒋介石，准备免除史迪威在租借物资方面的“负担”。租借物资必须控制在美国人手中，史迪威可以不必过问，以免蒋介石为此不依不饶。罗斯福虽然也明确表示，“交由史迪威将军统率的军队，不应有限制。凡用以保卫中国和攻击日本的军队，均应由他指挥”，[86]但这在中国政治的现实中被证明不过是纸上谈兵，蒋介石对此并不会特别介意。罗斯福这样做未必是糊里糊涂钻进蒋介石的圈套，也有可能是顺水推舟。既然蒋介石坚持把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军事合作”的前提，美国又何妨以争取“军事合作”为契机，彻底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关键是看赫尔利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而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都对他颇有信心。
不管罗斯福政府打的什么主意，蒋介石反正把赫尔利使华当作他转守为攻的杠杆。一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横插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可以起到三种作用：或者使双方的关系“有效及和谐”，或者被利用来挟制史迪威，或者取史迪威而代之。因此，罗斯福决定派私人代表使华这个决定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史迪威的地位被削弱。更何况赫尔利虽然自负，对中国政治和蒋介石与史迪威之争的症结等却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且他到重庆的时候，甚至都搞不清楚蒋介石到底姓“蒋”还是姓“石”。
蒋介石自赫尔利到重庆后，便开始在后者与史迪威之间“以夷制夷”。蒋介石此时已经确信，触犯史迪威并不一定会冒同美国决裂的风险，关键是拉住赫尔利。他在赫尔利身上显然很下了一些软功夫，以致赫尔利很快就相信，美蒋之间的全部分歧不过就是蒋介石不喜欢史迪威，而且仅此一点也不过是由两人性格差异引起的。难怪蒋介石打电报给罗斯福，把赫尔利吹得天花乱坠，说他“不仅异常谙达人情”，而且了解“问题之观点”，因而深得他本人的“完全信任”。[87]
蒋介石在拉拢赫尔利的同时，还不断为史迪威设置障碍。史迪威所要取得的军事指挥权包括调动指挥各战区国民党军队之权、对军队指挥官的任免赏罚之权、使用中共军队并为此向其提供军事装备之权等。特别是关于使用中共军队问题，史迪威坚持将其作为一项纯粹的军事性质的安排；如果将其同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结果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表明，史迪威亟盼获得的这些权力，无一不受到蒋介石的限制。经过旷日持久的电报往返和谈判，史迪威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而蒋介石却等到了摊牌的机会。
9月15日，蒋介石又一次向史迪威宣泄了一个半小时的不满情绪，然后要求他要么将尚在缅北作战的某部队南调，去进攻八莫；要么让在缅甸作战的卫立煌部队退过萨尔温江（中国称怒江），东返保卫昆明。蒋介石釜底抽薪的要挟使史迪威怒不可遏。他立即向马歇尔告急，声称美国在中国战场所做的—切努力都将因此付之东流，而且“关于指挥权问题的会谈拖沓毫无进展”，现在必须使蒋介石认识到，“再事拖延和无所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88]
史迪威的报告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引起骚动。会议刚刚做出尽快收复全缅甸的决定，现在这个决定完全有可能因蒋介石自行其是而流产。9月16日，罗斯福签署了一份由军方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措辞激烈地教训蒋介石必须记住，只有立刻采取行动，才能保住他“多年来奋斗的成果”，以及美国为支援他所“做出的努力”。否则，“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都将因军事上的惨败而落空”，美国继续维持和增加援助也不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蒋介石必须准备接受这种“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89]同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将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通告蒋介石。
史迪威信心满满地把罗斯福的电报看成塞进蒋介石嘴里的“辣椒粉”，以为靠这“有力的一拳”，一定会把蒋介石打垮。结果适得其反。很难设想蒋介石会不知道他向史迪威提出从缅甸撤回中国远征军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而罗斯福的电报终于成了他摊牌的借口。9月24日，蒋介石召见赫尔利，一本正经地宣布了三个“不能”：第一，三民主义是“立国主义”，“不能有所动摇”；第二，国家主权与尊严是“立国命脉”，“不能有所损伤”；第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因此罗斯福政府必须将史迪威召回。不过他最后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他本人和国民政府都保证会支持任何一位真正“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军人来担任中国战区的指挥官。[90]备忘录发出后，蒋介石尚嫌不足，随即指示孔祥熙在华盛顿加强游说，以防不测。
蒋介石的要求在华盛顿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一时间美国军政大员众说纷纭，罗斯福也举棋不定，唯有赫尔利果断地落井下石。他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史迪威身上，并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以便使罗斯福政府有台阶可下，也可能包括使他自己有台阶可上。10月10日，赫尔利向罗斯福转呈蒋介石的信和一份备忘录，并附上他的评论。他在评论中说：“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您告诉我您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崩溃和使中国军队打下去。作为达到此目的计划的一部分，您决定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根据对此间形势的研究，我相信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能够像蒋介石那样提供与您友好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史迪威基本不能调和，现在您不得不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出选择。在您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其他争议。蒋介石同意您的每一请求，除了史迪威的任命之外。”[91]
电报发出后，赫尔利坐卧不宁，唯恐罗斯福犹豫不决，再生变故，以致威胁到他在重庆的地位。经过一夜“不成寐”之后，10月13日，赫尔利又向白宫发出一封长电。他在电报中危言耸听地提醒罗斯福：“如果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将军，您将失去蒋介石，并可能因此失去中国。”[92]赫尔利在这里大概说出了罗斯福实际上早晚都会做出的选择。诚如戴维斯所言，在罗斯福眼中，“蒋介石就是中国”，美国失去了蒋介石，就会随之“失去”中国。如果失去了史迪威，毕竟还有赫尔利。10月21日，“斧头”落到史迪威头上，他终于被撵出中国。[93]
史迪威被调离中印缅战区，标志着罗斯福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经历一次严重的失败。史迪威的积极支持者之一，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认为，史迪威被召回表明，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得到“可怕和悲惨的结局”。史迪威的另一位有力支持者马歇尔表示，他决心不再让任何一位美国将军去中国。因为事实表明，美国人不会得到“真诚的支持”。
但是，一位美国将军的命运毕竟不能同美国的战略利益相提并论；同罗斯福政府一厢情愿但此时仍然情有独钟的美蒋战略关系相比，史迪威去哪里指挥打仗的确是无足轻重的。何况罗斯福政府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际上就是一笔投资，为了得到加倍的报偿，就必须加以保护。撤换史迪威表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轨道。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美国又开始一轮新的“巨大的努力”，这次肩负重任的是赫尔利。
三 赫尔利翻云覆雨
综观罗斯福政府解决有关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过程，可以大致看出美方的思路是准备以解决国共政治分歧作为利用和装备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而这可以视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预设的陷阱，即起码可以阻止驻华美军直接与中共军队合作。史迪威本人曾向蒋介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由他本人前往延安去见中共领导人，要求他们表示“正式承认蒋的政权”；二是美军会首先将更多的军事装备提供给国民党军队。史迪威的目的是解中国战场的燃眉之急。[94]赫尔利即使没有参与这个方案的制订，至少也是完全了解其内容的。
就中国政治和国共矛盾的层面分析，撤换史迪威也可以说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以统一中国军队指挥权为契机，一举打破美国解决国共矛盾所面临的困境。罗斯福本人或许没有如此深入的思考，但可以确定赫尔利尽管对国共问题的了解和理解都惊人的肤浅，但对这种做法还是很有雄心的。如果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联系起来，史迪威提出的这个当时没有被蒋介石接受，后来被赫尔利执行的方案至少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提出。首先如前所述，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这一点被赫尔利充分理解并铭刻心中。其次是增加在国共之间做交易的策略，赫尔利以军队统一促使国民政府在政治方面妥协，同时以蒋介石的政治让步钓出中共军队。不理解这种策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后来赫尔利在调处走入绝境时，竟频频回首，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达成的“五点协议”留恋不已，一直认为它是“能够借以与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基础”，也是使中共同意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
罗斯福给赫尔利的正式命令是使史迪威更容易地取得指挥权，同时也包括与正为解决国共纠纷无出路而苦恼的高斯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则进一步向赫尔利介绍了在解决国共问题上的进展和主要障碍，并明确要求他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上支持和帮助高斯。[95]赫尔利在临行前曾走访欧洲司，要求得到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相关信息，并对他应采取何种政策提出建议。他在那里还透露，他将取道莫斯科赴华，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至少他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安排均得到罗斯福的首肯。[96]
另一方面，赫尔利被选拔出来使华也因他在二战中的某些经历。赫尔利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却在战争中一贯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多次受命奔走于政治纠纷丛生之地，又往往能施展出独到的手腕取得一些显著的效果，因此颇得罗斯福的赏识。1942年冬，赫尔利曾访问苏联，当时还被允许到前线走了一圈，成为第一个享此殊荣的美国将军。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赫尔利曾受命为调解中苏关系访问重庆，与蒋介石相处融洽。罗斯福的信任、苏联方面的好感、蒋介石的垂青等因素加在一起，使赫尔利看上去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选，在重庆可以左右逢源。
赫尔利从华盛顿启程后，一口气走完四大步骤，为参与国共谈判铺平了道路。他离美后首先访问了莫斯科。8月31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两个人专门讨论了中苏关系和中国问题。根据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给国务院的报告，与赫尔利同行的纳尔逊告诉莫洛托夫，罗斯福主张积极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合作的目的，就是尽快打败日本，为此“美国政府必须支持蒋介石并使中国完全统一”。纳尔逊表示，希望就此问题了解苏联的看法。莫洛托夫在发言中抱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恩将仇报，不顾苏联曾经积极援华抗日，致使中苏关系“每况愈下”。他说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不负任何责任，不应把苏联与中共“联系起来”；一些中国人“自称是共产党人”，不过是表达他们对经济状况不满而已，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将欢迎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对罗斯福政府挑选“最优秀的人物”赫尔利去重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苏联“至感高兴”。[97]莫洛托夫的这番谈话使赫尔利断定他的使命不会受到来自苏联的干扰。
9月6日，赫尔利与纳尔逊到达重庆，他们第二天就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在这次会见中立即告诉蒋介石：第一，罗斯福派遣他使华的宗旨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对此则“频频点首，表示感谢”。第二，莫洛托夫声明苏联并不支持中共，并且非常希望能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当时虽然对此表示怀疑，但经赫尔利一再解释，竟然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代理人”。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不过是在敷衍赫尔利。赫尔利却声称他从中看到了统一中国的“前景”，蒋介石“表现出符合”罗斯福愿望的“明显趋势”。
9月12日，赫尔利起草了一份“十点建议”，供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了解他的使命和宗旨。十点建议的第一条就强调“中美合作首要目的是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而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此外，除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如“集中在中国的所有资源”“提出目前和战后的经济计划”等之外，实质性内容反映在第二、第三、第五诸条中，包括改善中苏关系以支持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在民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统一”。建议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98]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如既往。蒋介石表示，应将“十点建议”分为两个部分，前六项涉及中国政治的“可作为一个问题”，涉及史迪威指挥权的条款需要在“一个国际协议”中解决。宋子文则更直截了当，提出应将“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句从第五条中删除。[99]
赫尔利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史迪威“容易实现”获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但他在调解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最后阶段，竟帮助蒋介石撵走了史迪威。对形势的判断固然是赫尔利决心帮助蒋介石赶走史迪威的重要因素，不过也不能排除个人的野心驱使。赫尔利来华前便觊觎驻华大使的职位，结果遭到国务院的拒绝。赫尔利到重庆后，显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当他感到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后，便认为如果继续支持史迪威一味蛮干下去，既不符合他所理解的罗斯福的初衷，也会使他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自认为还肩负着全面贯彻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使命，这从“十点建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赫尔利显然不打算无功而返，于是他决定通过帮助罗斯福做出撤换史迪威的所谓“明智”的抉择，保住自己的地位。
赫尔利并没有就此为止，接下来，他一面帮助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一面又用帮助赶走史迪威做本钱，同蒋介石做了一笔交易，换取蒋介石向他保证，将“承担责任与中共达成一项协议”。[100]在调解史蒋矛盾的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安排，赫尔利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建立了联系。他数次会见了董必武和林伯渠等人，在会见中强调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问题。他说蒋介石在中国还是一位举国公认的“抗日领袖”，而且在他看来蒋介石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例如允许赫尔利与中共代表接触，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访问延安。赫尔利在会见中也承认“中国现政府不民主”，而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所以，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国民政府的“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美国租借物资的分配也“绝不应偏于哪一党”。赫尔利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国共谈判程序的设想，可以首先由双方代表达成一个“初步的结果”，然后再由他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求得合作的基础”，最后是“蒋毛见面”，共同“发表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在军事方面，他说美军将很快在中国沿海登陆，所以中国“不团结”将“妨碍军事行动”。[101]
赫尔利与中共代表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也不是虚伪之词，其内容既符合罗斯福政府当时对国民政府的状况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估计，也符合罗斯福政府一个时期以来调处国共矛盾的基本方针，美国领导人的确有意通过以蒋介石为领导中心的民主方式来解决国共矛盾。赫尔利在“十点建议”第五条中明确写道，支持蒋介石“在民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政治统一”，这反映了罗斯福政府打算在政治问题上促使蒋介石做出妥协的意向。赫尔利当时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意见，删掉“在民主的基础上”几个字，但不等于他同意改变罗斯福确定的原则。
经过会谈，赫尔利给中共代表的印象是“态度诚恳”。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赫尔利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并向他提供了国共谈判的背景资料。中共中央这时同意赫尔利参与国共谈判，既符合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也是基于对当时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政策的估计。毛泽东在董必武和林伯渠与赫尔利会谈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写道，罗斯福政府由于担心蒋介石的地位不稳，“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102]换言之，中共领导人当时认为，罗斯福政府调处国共矛盾是出于无奈，所以有可能用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作为条件，同中共做政治交易。
史迪威调离中国之际，赫尔利已全部完成了参与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他在了解双方的基本立场后，于10月28日提交一份被称为“五点建议”的草案，其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的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所有官兵不论属于中共军队还是政府军队，均将根据其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单位军火和军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待遇。”[103]赫尔利曾将此方案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看过，中共代表对其的看法用赫尔利的话说，这个方案是“相当无害的”。[104]
赫尔利的“五点建议”基本概括了他在“十点建议”有关部分提出的原则和他在与中共代表会谈时阐述的观点。他提出这样的方案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好像一面声称维持蒋介石的统治是他使华的宗旨，一面又在实际上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不过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并不存在这种矛盾，至少不是尖锐到不可调和。赫尔利至少在一开始与罗斯福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相信只有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做出妥协，才能巩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赫尔利的“五点建议”一定使蒋介石大吃一惊。蒋介石对军队问题从来都是最敏感的。在他的认知系统中，赫尔利这样解决军队统一，无异于承认国共双方地位平等。而泛泛地表达他为国家领袖，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足以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原则。他授意王世杰和张治中修改赫尔利的方案。经过修改的提案仍然保持着“五点建议”的形式，内容却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党方面修改后的“五点建议”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105]
这里有必要详细指出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对赫尔利“五点建议”的一些改动。其中对赫尔利原草案第二点的改动是根本性的，即强调了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统一”原则，政治上也就无让步可言了；对第三点在“民主”之后加“程序”两字，这实际上是指坚持国民党的法统；第四点与第五点调换位置，将“平等、自由”两词删去，表明国民党方面对中国政治中长期争论的实质性问题的敏感，即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就不可能有各党派的平等；原第五点变成第四点，增加了“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一句，其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要强调国民党方面取消中共军队的一贯立场。国民党方面修改后的“五点建议”与其说是一项供谈判的方案，不如说是一份阐述坚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下发文件。实际上这份文件也是经蒋介石本人亲笔修改的。[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