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经过修改的“五点建议”由宋子文于11月7日交到赫尔利手中，此时赫尔利即将乘飞机前往延安。[107]不论国民党方面是否蓄意选择这个时间，赫尔利此刻既不可能仔细比照提案的内容，也没有机会在重庆与中共代表磋商了。结果是他在延安第一次交给中共领导人的就是这个被改过的方案。[108]
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到达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事前并不知道赫尔利此行，获悉来者是美国驻华大使后，便驱车前往机场迎接。赫尔利在乘车前往窑洞的路上，突然表示对农民如何驱赶一头毛驴深感兴趣，并大呼小叫，这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更轻松的气氛，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天，赫尔利开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举行正式的谈判。他在发言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谈判是受总统罗斯福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另外他来延安也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他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和“支持民主”。然后，他介绍了与蒋介石会谈的主要内容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主要就是承认中共有“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考虑“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以及“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中共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等等。他认为国共两党都是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则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并且“真正希望中国统一自由与人民幸福”，而且也愿意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愿意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随后他宣读了宋子文塞给他的那个提案，并说请中共领导人“考虑这个提纲作为谈判的基础”。毛泽东立即询问那个“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是他起草的，不过国民政府方面“是同意的”。毛泽东则追问是“蒋或是赫的意见”。赫尔利后来终于承认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不过这“不是必须接受的，而是试验性的方案”，而他已经“尽力提出民主自由”，等等。在这次会谈中，赫尔利还声称蒋介石“表示愿与毛主席见面”。[109]
当天下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由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对赫尔利访问延安表示欢迎，然后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抗战形势、中国战场的特殊状况，以及中共中央的主张和政策。关于赫尔利带来的“五点建议”，毛泽东阐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立场，主要是政治改革和军事问题。他强调当前改变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结构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中国亟待解决的不是促进“民主程序”，而是“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问题在于蒋介石想将政治改革拖到战后去解决，如此则只会“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共军队在敌后作战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共军队“准备配合盟军作战”。至于“五点建议”中关于整编中共军队的内容，毛泽东直接予以拒绝。他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应被整编的是那些“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中共军队。中共不能接受提案的第二条，应该在“命令”两个字前面加上“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民主”等限制词。赫尔利当时提出，这是限制政府权力。毛泽东反驳说，对于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共确实不能服从，一切抗日军队都应服从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命令。至于同等待遇问题，毛泽东嘲笑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每月薪金只够“支付一包美国雪茄”。中共军队不会要求与士兵收入微薄、疲弱不堪的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因为那样做的话，中共军队的战士会像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一样，“虚弱得不能行走”。
毛泽东发言之后，赫尔利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他把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归因于在缅甸战役的巨大消耗。他甚至指责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批判“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而这是“不公平的”。赫尔利大概已经忘记了，他的辩护词不过是在重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的话。毛泽东的反驳也非常尖锐，他说他只是重复了“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中方的记录在这里标明了毛泽东的口吻是“严肃和沉重的”，可见他对赫尔利的话反应强烈。
毛泽东在会谈中严厉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两个原因。其一，赫尔利提交的“五点建议”完全反映了国民党方面的立场，如不予以彻底的反驳，赫尔利将无法了解国共之间的症结所在。其二，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判断罗斯福政府介入国共之争的出发点是急于维护和巩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尖锐地谴责蒋介石，有可能迫使赫尔利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事实上，当赫尔利了解到，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后，他立刻提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声称那肯定会“解决许多困难”。毛泽东答复说“很愿意会见”蒋介石，“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至此赫尔利“突然高兴起来”，他说“现在我们有一致的意见了”。
在随后的谈判中，中共领导人就“五点建议”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而赫尔利几乎同意了所有主要的修改。讨论中花时间长一些的是在军队问题上，分歧点表面是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实质是国共之间长期争论的中共军队问题。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毛泽东提出，“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这一表述的逻辑是，首先将国民党一党政府改组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然后中共军队可以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赫尔利立即表示“完全赞成”。[110]
经过严肃的谈判，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达成“五点协议”，并由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五点协议”的内容包括：“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111]
11月10日，毛泽东与赫尔利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留下一栏供蒋介石签字。比较中共签署的“五点协议”与赫尔利带来的经国民党方面修改的“五点建议”的内容，很容易发现其中修改的内容是实质性的，反映了国共分歧仍然是针锋相对，冰炭难容。新“五点协议”的前提是国共两党地位平等，核心内容则是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这可以说是一项彻底的政治改革纲领。由于“五点协议”包含了中共中央一个时期以来所主张的立场和原则，毛泽东于签字的当天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请赫尔利代为转达。他在信中说，通过同赫尔利谈判后签订了这个“五点协议”，其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112]
同毛泽东签署“五点协议”后，赫尔利曾向中共领导人表示，他“经过考虑”后认为，“五点协议”的条款都是公平合理的。[113]特别是中共领导人表示继续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更使他感到满意和放心，并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赫尔利在离开延安时向罗斯福发出一份电报，他告诉总统“五点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我们的”。[114]他到重庆后甚至告诉戴维斯，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那么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115]赫尔利的这种表示当时未必不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一方面，赫尔利作为一位从美国政治中浸淫出来的政客，他相信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不仅不会损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他们的地位。美国政府曾经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度过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并使国家走向了繁荣。美国领导人从来都认为，他们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赫尔利非常可能并不了解国共矛盾的历史、复杂性和实质，实际上当时没有哪个在中国的美国人能够理解。所以，他对两个方案所包含的国共两党的根本分歧，缺乏必要的理解。
11月10日，赫尔利携“五点协议”回到重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行，以便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重庆，当然是在表达对此次谈判的重视，不过他们更倾向认为赫尔利签署这样的协议是由于对国共问题的无知，就像他带着国民党修改过的建议来延安而对其中的陷阱懵然不觉是一样的。所以，中共中央对这次谈判能否取得成果是相当谨慎的。
果然，当赫尔利把“五点协议”交给宋子文后，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立刻一致强烈表示反对。宋子文声称，赫尔利拿到一张空额“账单”，而国民党永远不会接受中共的要求。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不愿造成类似南斯拉夫和波兰那种局面，这个“五点协议”在美国和英国或许可以作为解决同类争端的办法而被接受，但在中国，则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而他在没有承认国民政府被彻底击败之前，是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的。[116]显然，蒋介石深知国民党政权有多么脆弱，他根本不敢冒此风险。
至此，赫尔利在调处中终于撞上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必然要带来的矛盾。他最初的反应是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不以为然。11月13日，赫尔利约见了周恩来。他告诉周，因为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生病一天，还没有见过蒋介石，只是向王世杰和张治中等人介绍了“五点协议”的内容。赫尔利认为国民党方面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有关中共军队的条款，而且他们建议不要公开此文件，以及最好不要上报罗斯福。赫尔利表示他非常不赞成国民党方面缺乏谈判诚意的态度，而中共“是民主的，他们是愿团结的”，并且“五点协议”已经上报罗斯福。不过他肯定意识到了国民党方面将不会接受“五点协议”，所以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周恩来必须对协议内容保密。他甚至说：“我们要保证不向外发表，我与你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以便斗他们。”他似乎认为只要能与蒋介石当面会谈，就会解决国民党方面的问题，因为“蒋是想好的，下边的人是坏的”。[117]
11月15日和17日，国民党方面两次向赫尔利提交了反建议案。赫尔利均表示不满意并予以拒绝，他认为国民党代表的所有指责中，唯一有价值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名称问题，只要把“联合”改为“两党”和“多党”就可以了。[118]16日，他在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蒋介石等“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而他本人“正不断与委员长和他的助手磋商，可能会使他们认识到，与共产党达成合理协议是必要的”。[119]
罗斯福复电指示赫尔利继续施加压力，同时复信毛泽东，表示为反对双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余期望与所有（一切）中国力量多的强有力的合作”。[120]面对美方的各种压力，蒋介石却无动于衷。他通过解决史迪威问题，已完全了解赫尔利手里有几张底牌，知道罗斯福政府其实无论如何也不会抛弃他的。赫尔利实际上已面临曾经使史迪威翻车的类似局面，不过对于他来说，上次是在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做出选择，这回却是在国共之间决定取舍。赫尔利当然不愿步史迪威之后尘，他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在第一次会见国民党代表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担心，说过“你们不要将来连我也赶出去”。[121]这表明他是清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尖锐对立将是何种结局，因此他没再多费踌躇，便决定背信弃义了。
11月19日和21日，赫尔利分别会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他提出了解决作为谈判最大障碍的军事问题的办法，即可以由美军指挥官来指挥国共的军队，并向中共军队提供装备；他同时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建议，将“五点建议”中的组织“联合政府”改为允许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赫尔利从此大倒退，彻底背叛了他曾经签字同意并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五点协议”。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赫尔利同意向周恩来转交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三点反建议”案。其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兹依‘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利，予以保障。各该自由权利，仅受抗战期间军事安全需要之限制。”[122]
“三点反建议”显然仍是国民党的老调重弹，与前两次提出而被赫尔利否定的两个提案相比，唯一不同之处是添加了中共交出军队之后，可由国民政府“遴选”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内容。这显然体现了赫尔利与蒋介石会谈的意图。至于美军的指挥权问题，则由赫尔利直接向周恩来提出。
11月21日，赫尔利在结束与蒋介石等会谈之后会见了周恩来。他向周恩来转达了国民党“三点反建议”的内容，以及他提出的由美军担任国共军队的指挥官和向中共军队提供装备的建议，并介绍了会谈的内容。至关重要的是，赫尔利在会谈中蓄意曲解他已经签字的“五点协议”的精髓。他说“五点协议”中“最重要者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关”，而组织联合政府变成了中共向国民政府“插进一只脚趾”。当周恩来问到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态度时，赫尔利竟然说联合政府“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还以“原不知实际情形”为由，不承认自己赞成“五点协议”的全部条款。周恩来当即指出无法接受国民党的反建议，因为第一，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而且从不开会，冯玉祥、李济深便是先例；第二，中共代表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仍不能参加决策”。赫尔利对此的解释是蒋介石对此均有承诺，只是不愿写在纸上。赫尔利遂建议，或者周恩来请示延安后再回复，或者周恩来直接带上王世杰、张治中到延安去谈判，而他“老了”就不去了。[123]
周恩来在当天请示中共中央后再次会见了赫尔利，其间商定第二天周恩来会见国民党代表，不过只谈原则问题，阐述组织联合政府的立场，不涉及“五点协议”的全文；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立即与包瑞德乘飞机返回延安汇报，然后再来重庆谈判。[124]实际上，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立即对“三点反建议”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他在报告上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基本判断：“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25]
第二天上午，赫尔利邀请周恩来、董必武与王世杰、宋子文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会谈。双方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改革和组织联合政府，另一个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会谈。关于第一个问题，双方的分歧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来。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中共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王世杰则强调“目前无从宣布废止党治”，因为“训政是载在《建国大纲》和国民党党纲上面的”，不过国民党“并非不准备容纳党外人士”。关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会谈问题，这是赫尔利最关心的，国民党代表也提出如果毛泽东能来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有些问题“不难得到解决”。但是，周恩来强调毛泽东赴重庆“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聊聊。现在民主政府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还不是时候。[126]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董必武会见了蒋介石。这次会谈的内容表明，赫尔利与周恩来谈话时是不够诚实的，他更在意的是将谈判维持下去。在会谈中，蒋介石一方面表示希望国共重新合作，并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声称“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而且他现在“做的就是民主”。[127]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国民党方面无意进行民主改革和组织联合政府，而赫尔利所说的蒋介石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等，都是子虚乌有。
上述时间紧凑的会谈都是基于周恩来定于11月23日返回延安而安排的，赫尔利则是幕后的主要推手。不过由于天气的缘故，飞机无法按计划起飞，实际上周恩来12月7日才启程。赫尔利利用这段时间，多次会见周恩来，一再劝说中共方面认真考虑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
11月27日，赫尔利与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他向周恩来喋喋不休地阐述他那个“插进一只脚趾”的理论，声称按照他的办法，中共一定会“大有作为”。他说国民党“恐怕你们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所以中共现在接受“三点反建议”首先可以逐步改造国民政府，“一口咬不下，不妨做三口四口咬”；其次，中共可以取得合法地位并参加行政院；再次，可以合法地得到美国援助。他为了证明这是真的，还向周恩来透露他同魏德迈的一次谈话，说魏德迈是迫切希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因为中共军队只需要军火，其他军队还要供应粮食；美军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以及派遣200名低阶军官去协助训练部队。他说最近将有大批美国飞机北飞运兵南下，“去的一趟是空的”，他已经向蒋介石提出给中共军队“运送一些武器”，而蒋介石未置可否，“只说让他考虑一下”。他还说新任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告诉他，如果他能指挥中共军队，就“可以拿到五十个运输机给你们运送”。此外，他还在会谈中向周恩来透露，罗斯福已经任命他为新的美国驻华大使。[128]
周恩来对赫尔利提出的军事合作的内容是重视的。他询问赫尔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否同意美军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中共军队的改编是在何应钦的指挥之下，还是在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指挥之下？魏德迈本人是否能够到延安和华北前线视察？在赫尔利介绍了魏德迈的军事计划以及他愿意去延安和华北之后，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军队愿意也有能力配合盟军在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最后，周恩来提出，需要确认赫尔利是否将在延安签署的“五点协议”和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等报告了罗斯福政府。赫尔利表示已经送出，但还没有收到回复。[129]
赫尔利有关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和提供军事援助的谈话产生了一些影响，毕竟在这个阶段，争取实现与美军的军事合作是中共的“既定方针”。11月29日，周恩来将拟定的一份给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复案”报告中共中央。这个复案提出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和军委会。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可将“五点协议”的内容都包括其中，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但中共可以借此“拉美国”。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说，目前有美军将领“做统帅，利多害少。将来美国要束缚，我们已经更壮大”，苏联一旦参战“我们更不怕了”。[130]当天，毛泽东在收到复案和备忘录前曾给周恩来去电，指示他暂留重庆，等董必武和王若飞先行回延安讨论后再做决定。[131]不过这个决定没有拖延太久。
12月1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他在信的第一部分阐述了他对国共谈判和赫尔利调处的看法和主张，开篇即举清初多尔衮给史可法信中的名句，“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他以这句话所包含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例，系统阐述了宜将谈判“拖下去”“就汤下面”，等待国际国内形势巨变，“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并提出如何“拖下去”的具体办法。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赫尔利调处，陈毅认为美国目前的企图“不过是全部着眼于他的军事利益，其全部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的统治体系，认为我们的军事力量必须动用”；赫尔利推动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只是动用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工具，并无诚意要改革政治”，而“这是美帝国主义弄的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等等。[132]毛泽东当天接信，阅后即提笔回复：“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133]
当天，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发来的“复案”草稿后即电告周，“目前不宜交出。应坚持五条协定”，周恩来立即回延安并转告赫尔利。[134]第二天，12月2日一早，周恩来会见赫尔利，通知他已得到延安指示。第一，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与“五点协议”“距离太远”，而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组织联合政府才能克服危机；第二，国民党方面态度至今未见改变；第三，中共中央需要开会再讨论，所以他本人也不会再到重庆了。他在会谈中针对赫尔利对“五点协议”的曲解，很坦率地指出，中共与赫尔利对联合政府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案的关键就是否定了组织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这对赫尔利不啻兜头一瓢冷水，他详细地重复了之前关于“插进一只脚趾”“一口咬不下，不妨做三口四口咬”的理论，以及中共妥协就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那将得到诸多好处，等等。[135]
赫尔利曾与魏德迈一起同周恩来会谈。但是，既然延安已经做出决定，周恩来在会谈中当然要拒绝赫尔利的要求，告诉他改组国民政府是“救中国的问题”，赫尔利的问题是一直不明白“政府不改组，就无法挽救目前的时局”。[136]但赫尔利当时似乎还是没有领悟到这样的回答到底意味着什么。
12月7日，周恩来乘坐飞机离开重庆，赫尔利茫然若失。他立即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会谈，企图另辟蹊径。他告诉蒋介石，如果不在政治上妥协，就不能统一中国军队和“在战争中产生一个强大、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一面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装潢性的人事变动和改革方案，一面同国民党方面共同制订了一个新的方案，以便继续同中共谈判。这个新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人士参加的战时内阁；（二）建立一个由政府代表、共产党代表和美军军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制订出中共军队编入国民政府军队的详细计划；（三）由一名美军军官统率共产党的部队；（四）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137]
赫尔利和国民党一起搞出的这个新方案有两个关键性内容：一是组织包括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以此回避组织联合政府；二是由美军参与建立三方委员会来整编和指挥中共军队。赫尔利以此为证，向罗斯福报告说，在他看来，蒋介石“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并将继续前进”，尽管有人批评他“走的还不够远”。[138]赫尔利之所以如此满意，是因为上述两个内容反映了其愿望。他从参与调处一开始，便坚持让中共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决策机构，这是他的“民主”概念的具体化。现在提出组织各党派的“战时内阁”，是企图将让“中共参加决策机构”与联合政府两个概念中和在一起，或者说搞得混淆不清。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粉饰而已。国民政府所谓的决策机构其实就是蒋介石的“脑袋”，不根本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战时内阁”仍然只是一块遮人耳目的“民主”牌坊。
赫尔利曾一本正经地报告罗斯福，不经总统批准，他本人无权同意美军参与指挥中共军队。因此，这一点当时没有写进供谈判的正式文件中。但事实是，这一建议由赫尔利首先提出。他曾告诉蒋介石，“共产党的军队归附政府，这是谈判的主要目的”，[139]而且完全符合罗斯福政府的意图。1945年1月4日，美国新任国务卿斯退汀纽斯向罗斯福提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协议，最好由美军军官指挥所有中国军队。这样美军在中国沿海中共控制地区登陆时，“可以避免政治方面的困难”；如果苏联参战，有一位“享有全权”的美军司令，对美国“更为有益”；而且在战争结束时，一位美军司令可以作为对中国的一种“稳定的影响”。罗斯福政府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亦提出相同内容的建议。[140]史迪威当时提出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时，主要是为了对日作战；这回罗斯福政府重提这一方案，着重点已经转向战后控制中国的局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尔利实际上已经开始将调处的重点转到如何控制中共军队的问题上。
赫尔利在与蒋介石磋商的同时，不断与中共领导人书信来往，试图说服他们回到谈判桌旁。12月8日，亦即周恩来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便奉赫尔利之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包瑞德在会谈中表示，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建议，会在美国造成对其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则尖锐地指责赫尔利言而无信。他表示无法理解赫尔利的论点，如果中共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伸进国民政府中去有什么意义。他告诉包瑞德，中共希望与美军合作，但赫尔利不要指望以此同中共做政治交易。罗斯福政府打算继续扶持蒋介石政权，那是他们的权力，但这无济于事。中共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条件下已经战斗了七年，他们能像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由于在国民党的建议中“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点”，他已无必要再去重庆。另外，为了使各方面了解此次谈判的真实情况，中共准备公布“五点协议”。[141]
11月26日，周恩来因天气原因，在重庆等候返回延安的飞机。毛泽东曾考虑是否在适当时机将“五点协议”的内容透露给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142]现在他向包瑞德正式提出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显然戳到赫尔利的痛处。赫尔利从延安返回重庆第一次与国民党代表会谈后，已经意识到谈判不会那么容易，所以向周恩来强调要对该协议内容保密。[143]现在如果中共中央公布“五点协议”，不仅意味着国共谈判有可能完全破裂，而且肯定会使赫尔利处境尴尬，甚至声名狼藉。难怪他为此暴跳如雷，大喊被人“捉弄了”。12月11日，赫尔利复信周恩来，表示坚决反对公布“五点协议”。他说“五点协议”和“三点反建议”都是谈判的基础，是可以修改的，而且“三点反建议”也非国民党的“最后一言”。[144]
在赫尔利复信延安的同一天，在重庆的王若飞报告中共领导人，他从包瑞德处获知，赫尔利对中共打算公布“五点协议”“非常气愤”，认为这破坏了双方之前的协议，“使他在国际上丢了脸”；另外美方也猜测，中共中央此时拒绝谈判是否受到苏联的影响；等等。[145]在得知赫尔利对公布“五点协议”反应如此强烈后，中共领导人决定不把事做绝。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中央“毫无与美方彻底决裂之意”，“五点协议”可以暂不公布；中共拒绝任何人迫使其做“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样的廉价交易，其他一切都好商量。[146]12月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中共方面从来没有关闭谈判大门，现在的主要障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在此条件下只做个别人事变动是毫无意义的。[147]
周恩来的信使赫尔利燃起一线希望，认为这是中共有意恢复谈判的重要信息。他立即复信中共领导人，要求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并声称“循着五点协议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机会比以往更为有望”。[148]周恩来很快就写信告诉他，中共方面不愿抽象地讨论是否接受“五点协议”，国民党应首先实行以下四点补充建议，以表示其确有诚意解决问题：（1）释放一切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3）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149]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复信周恩来。他一方面表示拒绝接受中共的四点补充建议，另一方面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他将与国民党代表一起访问延安，与中共方面会谈，如果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就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赴重庆，完成签署协议的工作。[150]赫尔利的建议是他在一天前与蒋介石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当时只是在故作姿态，其目的是推卸谈判破裂的责任。11日，毛泽东回信答复赫尔利，他再次访问延安只会“徒劳往返”，因为国共两党八年来的秘密谈判已经证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他建议还是在重庆为准备召开国是会议而先召开一个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代表等；筹备会议的程序公开，确保参会代表行动自由。[151]毛泽东的建议使国共谈判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些建议成为此后国共谈判的中心。
1月20日，赫尔利写信告诉毛泽东，蒋介石和国民党已经决定采取新的步骤，在行政院内设置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组织。他试图以此证明国共双方的立场已经多么接近，但对关于中共军队指挥权问题的两项建议却缄口不谈。他还说，他将派遣一位美军官“带着飞机和希望去延安”，将周恩来接到重庆谈判。[152]其实，赫尔利在与中共领导人书信往来时经常闪烁其词，不断陈述蒋介石和国民党那些所谓“重要和切实的让步”，对其急于要求中共同意恢复谈判的真实意图讳莫如深。赫尔利如此作为，与其说他是代表罗斯福的调处人，不如说他已变成蒋介石的掮客。在中共领导人眼中，他的可信度越来越低。
1月22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赴重庆谈判。[153]赫尔利不免自鸣得意，认为这是他施展谋略迫使中共妥协的结果。他甚至对周恩来离开延安时发表的声明充耳不闻。周恩来在声明中公开宣布，他再次前往重庆的目的不是与国民党谈判，而是要推动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公开讨论组建联合政府问题。至于军队问题，无从提及。[154]毛泽东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声明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改变以往与国民党方面秘密谈判的方式，借赫尔利调处之机，将国共两党的争论诉诸更多党派，以公开讨论组织联合政府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周恩来抵达重庆当天，国民党代表即在招待会上提出设置战时内阁性组织的问题。赫尔利也在一旁浑水摸鱼，与宋子文一起试图混淆一党专政与民主政治的界限，劝说周恩来让步。周恩来当即表示：只要不取消国民党一党统治，任何形式的组织机构中共均不会参加。他第二天又发表了公开声明，重申中共中央的立场，就是要求召开党派代表会议来讨论组织联合政府。[155]
1月25日，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赫尔利向周恩来透露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案：（1）坚持“三点反建议”；（2）在行政院下设一个相当于战时内阁的机构；（3）成立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等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军队整编委员会；（4）任命一名美军军官为中共军队总司令，并由一名中共代表和一名国民党代表分别担任副司令；（5）一旦整编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赫尔利在谈话中表示，他反对“一党政治”和“极权主义”，并认为周恩来在谈判中仍可坚持废除一党政治，主张民主联合。[156]
上述方案乍看起来自相矛盾，其中的关键就在国民党谈判方案的第一点，即国民党坚持“三点反建议”上。由于国民党提出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性的机构，以及由美军参与整编和指挥中共军队，“三点反建议”一条已经形同虚设。再次端出这个已经被赫尔利实际上否定的方案，不过是作为一个筹码。一旦中共中央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和召开党派会议，国民党就可用它和设置“临时内阁”作为双方对等让步的交换条件。综观此次谈判的全过程，双方几乎未就坚持还是否定“三点反建议”进行任何讨论。
谈判正式开始后，王世杰声明，国民党将在“三点反建议”之外，再采取以下措施：“（一）政府将于行政院之下，附设一机构。该机构之性质，与战时内阁相类似，其组成人员，为由七人至九人，该机构为行政院之决策机构。中共及其他党派，均将被邀参加。（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委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由共军司令官充任）美国军官一人，就中共军队之改编、装备及给养等问题负责拟定建议，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之。（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委派一美国军官充任中共军队之直接司令长官。该司令长官应对军事委员长负责。政府所颁行军事法令及非军事法令，统由该司令长官就其所辖军区之范围内，负责予以遵行。”[157]
王世杰提出的这个方案完全反映了美国方面急于控制中共军队的意图。毛泽东在得到周恩来的报告后极为愤怒，指斥这简直就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周恩来在谈判中指出：民主与党治是绝不可能并存的，而国民党的建议是试图在维持一党统治条件下的所谓让步，组成三方编制委员会和任命美军司令指挥中共军队等，实为无理之提议，应该代之以改组国民党控制的军事委员会，改编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抗日武装，组建联合统帅部指挥全国军队，而不应仅是指挥中共军队。[158]
2月2日，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项“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是：“（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159]
周恩来的强硬立场将赫尔利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时已是雅尔塔会议召开的前夕，这次美英苏首脑会议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尽早打败日本和安排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这不能不使罗斯福政府产生紧迫感，对于赫尔利则是一种危机感。他完全了解前此罗斯福多次阐明的方针，实现中国内部的统一是中国拥有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和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能否保持优势地位。
赫尔利不得不再次提醒蒋介石，蒋正在失去宝贵的时间，控制中共军队才是当下“最重要的目标”；为此，国民党必须在政治上妥协。中共中央已经公开提出要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这已经使国民政府陷于被动局面，现在再加上赫尔利的一再督促，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并规定其任务是，“（一）从事结束训政时期，以建立宪政政府之步骤；（二）将来共同遵行之政治决策及军队之一元化；（三）国民党以外各党派参加国民政府之方式”，会议决议“将提交国民政府考虑并执行”。[160]这个方案可以说全盘否定了国民党前此提出的一切建议，周恩来同意进一步研究后再做答复。赫尔利要求国民党妥协的目的是换取中共交出军队，但周恩来告诉他，统编军队“还要看国民党进一步采取什么行动”。赫尔利在绞尽脑汁、精疲力竭之后抱怨蒋介石贻误时机，他告诉蒋，“能够与共产党一起工作的唯一文件是五点建议”，而且那也是“共产党签署的把军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的文件”。[161]
赫尔利完全没有料到，他四个月煞费苦心调处的结果竟然只是原地踏步而已。这样的结果除了能使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赫尔利在把国共两党“搞在一起的工作上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中国军队没有统一，政治上仍是四分五裂。赫尔利抱怨蒋介石未能抓住时机，实现控制中共军队的目标。他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承认，目前国共谈判的结果“不能马上实现中国武装力量统一”。他还指责“中共是不民主的”，它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基础上还政于民之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162]赫尔利这已经是在怂恿国民党方面倒退，并鼓动罗斯福政府支持这种倒退。
蒋介石显然充分理解赫尔利的意图和心情，他抓住时机以政治上的强硬立场来进一步影响美国的政策。他要求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政府，不论中共赞成与否，国民党都将召开国民大会，而且希望美国给予支持。3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宣布将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已在国共谈判中被否定的要求，即由美军参与改编和指挥中共军队，而对国民党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一案却只字不提。[163]这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心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来对抗召开政治协商会。蒋介石之所以在此一特殊时刻再次公开表示其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立场，赫尔利的态度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
3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3月1日讲话是“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中共中央声明，它将一如既往，坚持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164]
3月9日，周恩来通知已经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由于国民党方面对政治改革毫无诚意，中共认为已无必要答复国民党2月3日的提案。[165]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四个月的调处以失败告终。
以中共中央于1944年9月公开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为标志，国共两党的争论已经涉及战后的建国方案。赫尔利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开始调处国共矛盾的，其调处在客观上增强了蒋介石政府坚持一党统治、反对政治改革的信心。这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使罗斯福政府的战时对华政策从此走进一条死胡同。
[1]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5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