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嬉图》
分析中日之战，清军确实战斗力低下。清代陆军不如海军，逃跑将军一大堆。平壤之战，清军一万三千人，山炮两门，野炮四门，快炮六门。日军一万六千人，火炮三十门。日军猛烈进攻，清军溃逃，自相践踏。平壤之战，日军伤亡七百零五人，清军阵亡两千余人，六百八十三人被俘。牙山之役，统帅叶志超仓皇逃窜，狂奔五百余里退过鸭绿江。鸭绿江防线清军四万余人，兵力多于日军，然而不到三天，就全线溃败。敌人进攻义州，只放了一排枪，义州守军便弃城逃跑。日军转攻大连，守将赵怀业逃跑，大批军械被敌缴获：大炮一百三十多门，步枪六百余支，炮弹、子弹二百四十万发。
随后，黄海海战展开，发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海面。
从同治元年到光绪十四年（一八六二-一八八八），慈禧太后比较重视海军建设。仅仅北洋水师组建、成军，二十七年间，就花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大约三百万两，占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至十。日本相近的二十六年间，投入海军经费约六千万两白银，每年大约二百三十万两。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京畿地区的行政和军事事务。他对科技和军事产品特别感兴趣，收购和熟悉了大量新产品。有一年，他到英国访问，看见了一台缝纫机，十分惊奇和着迷，立即购买，送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高兴和喜欢。同治五年六月（一八六六年七月），中国代表团考察德国，火速报告李鸿章：德国大炮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先生“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蔑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李鸿章深入了解德国人后，对德国人和德国的军工产品产生了敬意。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李鸿章购买德国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三百二十八门，用于布防京畿地区，架设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要塞炮台，拱卫京城。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兴致勃勃地上书慈禧太后，描述克虏伯大炮：“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因为治理有方，同治中兴，清廷国库充裕。慈禧太后十分重视军事建设，倚重李鸿章，所以，对于采购先进军事装备，慈禧太后不惜重金，批准全部采购。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李鸿章采购的西方大炮运到，装备淮军，组建了十九个炮兵营，共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一百一十四门。每营兵勇一百四十四人，克虏伯钢炮六门，车十九辆，马一百五十匹。
慈禧六十大寿贡品：象牙雕群仙福寿龙船
在克虏伯先生的引导下，中国军事代表团和德国甫自德军舰厂签订北洋水师军舰合同，建造大吨位的超级铁甲舰“定远”“镇远”和“济远”号军舰。光绪十二年七月（一八八六年八月），“定远”“镇远”“济远”号军舰建造完成，千里迢迢，从德国远航中国，入列北洋水师，停泊威海卫。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北洋海军正式挂牌成立。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前来祝贺。李鸿章很激动，对克虏伯特使感慨地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助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据统计，光绪三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七七-一八九六）二十年间，清廷订购克虏伯大炮两千余门！
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国防建设非常重视。如今，发现有慈禧太后多件懿旨。从懿旨可以看到，慈禧早就洞悉日本包藏祸心，因此，十分重视军事建设，特别是海军战舰的建造，以及军队之实战和操练，不怕花钱。遗憾的是，由于军队管理不善，军事建设流于形式，有名无实。光绪十一年五月（一八八五年六月），慈禧太后发现海军方面问题严重，降旨斥责。她朱笔写道：
慈禧寿礼：铜镀金掐丝珐琅九桃蝠熏炉
船政局之设，于今二十年矣，一切事宜总当熟悉。乃造船仍延洋匠，管驾则仍用洋人，欲望其制敌，难矣！至于船中诸弊，若非该大臣不能破除情面，咎由攸归，懔之！
十月，慈禧太后朱笔责问：
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大清表面上经济繁荣，军事装备日新月异，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当时，西方、东方不少人看好中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积极变革，即将蓬勃崛起： 清“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然而，清廷表面光鲜，就像纸糊的一样。实际上，清廷从上到下，全民腐败。腐败日甚一日，自然国将不国。大清如同一个大酱缸，污浊腐蚀之下，帝国大厦的根基、支柱渐渐腐烂，摇摇欲坠。这一点，日本间谍看得十分透彻。
慈禧喜爱的白玉嵌宝石五蝠如意
光绪十四年三月（一八八九年四月），日本间谍荒尾精经过长年侦察，搜集情报，向日本参谋部递交中国情形报告《复命书》，资料完整，数据翔实，认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呈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
北洋海军军纪松弛，腐败盛行，作为最高长官，李鸿章自然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但是，当时官场黑暗，相互倾轧，上下欺骗，特别是满洲权贵，忌恨李鸿章兵权太重，恐怕尾大不掉，对李多方严加防范。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与李鸿章不和，掌握财权的他，以修缮颐和园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经费。
李鸿章势单力薄，无可奈何。有一次，他曾私下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碧玉朝珠
中日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必欲爽手扯破大清这纸糊的大厦的举措。大厦内千疮百孔，暴露无遗。李鸿章引以为自豪的是引进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钢炮。这种克虏伯钢炮，一门需要六十万两银子，架设要求极高，起码需要坚硬的水泥加固炮台。然而，实际情况是：刘公岛对面是威海卫，威海卫西北，设有三个炮台，构成火力交叉的北帮炮台。北帮炮台中的黄泥沟炮台，有二百一十毫米克虏伯钢炮两门，绥军六营防守。炮台看似威武，然而，只是纸老虎：防御墙上，随意堆放几块大石头，上面随便涂抹一层薄薄的洋灰。这样的炮台，只能对付土炮。商德全留学德国，学成归国后，十余年前，就在上海吴淞炮台推行水泥炮台，卓有成效。后来，全面推行，按照标准，如数拨款。可是，一经交战，才知道这些炮台，完全是豆腐渣工程。日军一到，守卫炮台的官兵一哄而散。为了防止炮台被日军所用，丁汝昌派遣敢死队前往北岸，破坏弹药库和炮台。如此惨景，只是冰山一角。
从中日对比：整体上说，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高于日本。
丰臣秀吉像
经济上，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七千万元，银行资本九千万元，年出口额九千万元，年进口额一亿七千万元，年财政收入八千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都低于中国。军事上，日本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投入海军建设。到一八九三年，拥有军舰五十五艘，排水量六万一千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然而，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二十二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相当。海陆军总量上看，中国略占优势。
山县有朋照
然而，中国海军的状况，不容乐观：一、官兵好淫。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北洋舰队应邀访问日本长崎，官兵自由散漫，公然上岸嫖妓。李鸿章不予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二、提督外行，生活荒淫。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不懂海军知识；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他开设店铺，收敛钱财；他自蓄优伶，生活淫逸。 三、管带嫖妓。“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等地分别拥有五套公馆，蓄养美妓。威海决战时，“来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离开战舰，上岸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四、军纪涣散。史称：“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五、排挤正人。优秀将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生等为人正直，不被相容--“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六、军事训练废弛。北洋海军在军事训练上，基本是“操练尽弛”，形同虚设。上级视察时，弄虚作假。打靶演习时 ：“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结果，黄海之战，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日舰“西京丸”四十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当时，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该舰督战。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十一发，北洋各舰平均中弹一百零八发。“来远”舰大副张哲荣痛心疾首地说：“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
明治天皇像
武器方面，朝鲜海战失利，群情激愤。李鸿章辩解说：“凡行军制胜，海战唯恃船炮，陆战唯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一些朝臣对此反驳：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连日本都不能一战？光绪皇帝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李鸿章坚称：“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他命令海军：“唯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邓世昌正面坐照
甲午战争失败，不是败在军力上。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海域相遇，展开海战，称为黄海海战。当时中日舰队的实力如下表：
琅威理、邓世昌（左四）与官兵合影
从中可以看出，双方舰队，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略占优势。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鱼雷艇、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都是一流战舰，无论装甲、吨位还是火炮口径上，都是巨舰。镇远舰号称亚洲第一巨舰，排水量七千六百七十吨，两部复工蒸汽机，八座燃煤锅炉，功率七千二百马力，载煤量一千吨。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海战结果是，北洋舰队被击沉五艘军舰，受到重创；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
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照
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照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照
日本取得黄海海战的胜利，日本举国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还亲自谱写了军歌《黄海的大捷》：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英国海战历史学家分析称：“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零比五的悬殊比分惨败？”
甲午战争，重点是争夺制海权。制海权，在这次海战中就是控制黄海海域，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海战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是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只要中国切断其补给线，日军孤军深入，难以取胜。据研究，一八九三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九位，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在美、日之前。
北洋水师母港旅顺中国海军工厂入口处。
阿瑟·B.布朗为《东京新闻》提供的版画，描述了浪速号击沉高升号的场面
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制订了上、中、下三策：
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
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
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
中国海战惨败，清军丧失制海权，沿海陆战孤立无援，两次反登陆作战均全线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第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第二路，从海上在花园口登陆，直捣旅顺后路。这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日军三十六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两万四千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七日整整登陆了十五天。清廷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奇怪的是，陆军、海军都没有出动。日军轻松占领旅顺，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落，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疯狂屠城，数万人被杀害，侥幸存活者只有三十六人。
日本倾全国之力，投入战斗。日本天皇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挤出三十万两白银，充作海军经费。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以为大清胜过日本百倍，北洋水师足可收拾日军。一八九一年，慈禧指示：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台湾巡抚刘铭传叹道：“人防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因此，她的表现显得十分荒唐：一、醉心内斗。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旅顺失守，引起举国震惊。这一天，慈禧太后召见枢臣时，不谈海战，竟然突然宣布处理珍妃，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杖责；斥责主战派大臣侍读学士文廷式和户部侍郎志锐，将其贬逐。二、停止军购。一八九一年，慈禧指示：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台湾巡抚刘铭传叹道：“人防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三、挪用经费。一八九四年，这年也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她修筑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六百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四百三十七万两；修筑颐和园，耗资一千万两，挪用海军军费七百五十万两。御史请求停建，慈禧对其申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当时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二百六十万两。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就耗银二百四十万两。
大东沟海战，致远舰撞击吉野不成，壮烈战沉的瞬间，画面右侧为日舰吉野，中央倾斜的为致远舰。
大东沟海战后在旅顺修理的镇远舰
甲午之争，北京方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大臣李鸿章等人之间，更是明争暗斗，热闹非凡，乱成一锅粥。李鸿章老谋深算，一方面敷衍光绪皇帝，一方面请示慈禧太后，一切听从慈禧太后吩咐。光绪皇帝虽然亲政，但没有实权，也不能任免三品以上的大臣和封疆大吏。朝鲜局势危急，光绪皇帝忧心如焚，一再颁发圣谕，逼迫李鸿章督兵出战，社会舆论也倾向于主战派一边。正当大清国在皇帝主战、太后主和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却悄悄地集结完成，如蝗虫一般地扑向朝鲜。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如饿狼扑食，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攻占了汉城，闯入朝鲜王宫，俘虏了朝鲜国王。朝鲜是大清的附属国，大清在汉城驻守了军队。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清军驻军没有反击。光绪皇帝得到前线的奏报，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连发上谕，训斥李鸿章：“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致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
黄海战后在旅顺进坞抢修的镇远舰，白圈标出着弹点，可见日舰快炮的射击效率
经远号巡洋舰
光绪皇帝依然斗志昂扬，坚决主战。他流着泪，哭喊着说道：“严冬三月，倭人畏寒怕冷，正是我清兵进战之良时！此时停战议和，岂不是害我误我啊！”皇帝接着降谕，严厉告诫李鸿章：“旅顺既为倭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敌兵扑犯，必乘我空隙之处，威海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尤为吃紧！”光绪皇帝一再降旨，严厉督促李鸿章，加强备战，不得轻敌，任何时候都不许投降。中日对峙，形势十分危急。正当大清方面皇帝主战、太后主和的关键时期，慈禧太后开始出面干预了，她降下懿旨，任恭亲王为军机大臣，督办对日军务。
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不断深入中国腹地，局势日益严峻，战况也更加险恶。御史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上书，指斥李鸿章卖国，请求太后归政，由皇帝亲政，全面主持政务。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当即挥笔朱批：“革职拿问！远戍军台！”光绪皇帝想救救这位敢于直言的御史，可是，生杀大权系于太后，光绪皇帝也无能为力；光绪皇帝渴望与日决战，但没有实权，根本无法指挥军队，军队的调动和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日军疯狂进攻，掳掠山东各地，最后占领了威海，攻克刘公岛。日本向北洋海军发动全面进攻，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及数千海军将士殉难。败讯传入深宫，众大臣老泪纵横。光绪皇帝面对奏报，痛哭失声。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慈禧太后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且聘请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作为特别顾问，前往日本求和。当时，日本在战场上兵势正盛，正在猛攻威海卫，所以，日本的侵略胃口极大，气焰十分嚣张，觉得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全权不足”，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日，在广岛将清政府这两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驱逐回国。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驱逐张、邵二人时，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条件，指名要恭亲王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慈禧太后只得任命七十二岁高龄的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前往日本。
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询问和谈事宜。皇帝声泪俱下，认为中国之败，李鸿章是首罪，不许李鸿章来京。翁同龢写道：“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下。”慈禧太后则吩咐，命李鸿章作为和谈全权代表，来京请训。恭亲王回答表示：光绪皇帝不让李鸿章来京，怕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怒形于色，冷笑说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做一半主张。”第二天，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懿旨，完全听从慈禧太后的意见，再次颁谕，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赏还三眼花翎、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甲午战败的阴云笼罩着紫禁城。光绪皇帝余恨未消，不想见李鸿章。慈禧太后心情恶劣，也不想见李鸿章。恭亲王奉慈禧太后懿旨，面见李鸿章，传达太后和皇帝的旨意，明确和谈内容。最后，李鸿章离京前，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懿旨，还是正式召见了他，明确了谈判原则。光绪皇帝指示：“与倭磋磨定议，斟酌轻重；只谈赔款，不授予割地大权。”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带着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一百多名随员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慈禧太后的眼神仿佛在说：你都七十二岁了，还要让你以失败之国的全权代表受辱于日本，实在万不得已啊！你不前往，谁能了此乱局？李鸿章泪光闪烁，小眼睛看着慈禧太后，仿佛回答：微臣叩请太后放心，只要太后吩咐，微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以战败国的全权代表身份前往战胜国，他的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乘船东渡，六天后到达日本马关，下榻在春帆楼。在和日本方面的第一次和谈会议上，李鸿章发表了精彩的长篇讲话，言简意赅，主要讲了三点：一是赞扬日本改革获得成效，叹息中国改革艰难，是自己才略不足；二是中日战争，使中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促成中国奋发图强；三是主张中日同盟，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应该永久和好。三月二十三日，暂且搁置停战之议，商谈媾和条件。李鸿章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左颊中弹，血流不止。
四月一日，伊藤提出媾和条件：清廷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三亿两；缔结新通商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七处通商口岸；日本人可在中国设立工厂，并输入机器等。李鸿章一面电告总署，一面拟定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西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面对如此苛刻条件，清廷反应不一：光绪皇帝忧心如焚，想尽快速成。恭亲王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让台湾保留奉天。翁同龢痛心疾首，力陈台湾不可割弃，如割，恐怕从此失天下之心！光绪皇帝难以抉择，电令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慈禧太后态度强硬，声称：“奉天、台湾，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一八九四年一月，埃德加号上的军官所见日军松岛号对威海卫进行炮击的场面
旅顺口失守后入港的日军舰只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日军在旅顺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大屠杀
李鸿章遵旨，正式答复日方：割让奉天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亿两。伊藤面交修正案文件，要求：赔款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声称：日本条款，已经让至尽头，中国只有允、不允两句而已。光绪皇帝指示，继续磋磨，尽可能减少赔款，允割台湾一半，牛庄、营口，在所必争。李鸿章在日本的威胁之下，基本达成《马关条约》十一款。这是一份屈辱的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全面出卖中国权益主权。消息传到中国国内，举国悲愤，哭声震天。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抗战派群情激愤，主张立即废除条约，再次与日交战。
光绪帝更是忧心如焚，一再拒绝签约。终日徘徊在养心殿里的光绪皇帝，以和约之事，痛苦不堪，犹豫不能决，以至骨瘦如柴，天颜憔悴。全国上下怒火满腔，齐骂李鸿章为卖国贼，国人皆曰可杀，真的万口一词。光绪皇帝命枢臣面见慈禧太后，就和战之事，叩请懿旨。中国失败了，最后的和谈之事，是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慈禧太后当然要躲到幕后。太监传慈禧太后懿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懿旨传到军机处：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光绪皇帝没有退路，只能自己承担。从安全角度考虑，他建议都城西迁，慈禧太后微笑摇首，断然拒绝：“不必！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
李鸿章以全权代表身份，已经代表大清签字。但是，他尚未获悉皇帝是否已经签字批准了这个条约，他深知中国的实力，坚决反对毁约再战。清廷方面，认为条约太苛刻，指示李鸿章再谈赔款、割台之事。李鸿章对此断然拒绝了清廷的要求，表示自己已经签字，不能一口说两样话，恐为外人耻笑。为了尽快让光绪皇帝签字，让军机大臣们尽快同意，李鸿章特地派遣科士达回京，催促批准条约。科士达回京前，李鸿章特地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详细介绍了每一位军机大臣的个性和特点，期望分别商谈，以尽快通过这份条约。科士达回忆：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他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如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该负责的。最后，光绪皇帝没有选择，不得不挥泪在条约上签字。
被日军占领的刘公岛海军公所
李鸿章回京后，光绪皇帝刚刚问询了他的伤况之后，立即话锋一转，脸色阴冷地责问他：“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伏地谢罪，引咎唯唯。七十二岁的李鸿章，头发全白了。他年事已高须发皆白，心力交瘁，将所有不洁之事揽于一身：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覆灭殆尽，接着主持和谈，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群臣指责，国人群起口诛笔伐。慈禧太后最为宠信的大臣荣禄，也责骂他误事卖国，甘为小人。慈禧太后知道，此时只能牺牲李鸿章了，他必须是这场屈辱国耻之事的替罪羊了。慈禧太后不再信任李鸿章，只信任荣禄。李鸿章入觐以后，留在北京，慈禧太后虽仍然让他入阁办事，但却撤销了他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李鸿章对此感叹：“仕途一路扶摇，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慈禧太后念其旧劳，仍然保全了李鸿章的协办大学士头衔。
《马关条约》的屈辱内容，迅速在京城传播，从京城传向全国。有识之士愤怒了，全体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愤怒了，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坚决反对在条约上签字。率先行动起来的，就是在京考试的举人，他们联名上书，反对与日签订条约。京城的文武百官也沸腾起来，他们纷纷上书，要求毁约，高呼：“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光绪皇帝度日如年，痛不欲生，他流着泪悲愤地说：“割让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光绪皇帝知道，一切的抗议和悲愤，都无济于事。他吃不下饭，睡不安稳觉，每天看着条约发呆。
慈禧太后知道战败的结局，知道这份条约根本无法更改，也知道作为战败国，大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慈禧太后十分冷静，她和她的后党集团认为大清没有退路，只能签字。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清廷和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之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光绪皇帝满腔悲愤，在条约上签字。光绪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上，还留有光绪皇帝悲痛的泪水。阳春三月，飞絮如烟，花红柳绿。然而，大清王朝割让宝岛台湾，举国悲痛。此后的漫长岁月，割让台湾的悲痛和屈辱始终折磨着每一个中国人。《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大臣丘逢甲悲愤难抑，含泪写下了《苦台湾》一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闲散恭亲王
恭亲王奕訢中年正面坐照
恭亲王奕訢晚年正面坐照
恭亲王奕訢晚年正面坐照
恭王府正殿
罢职后的恭亲王奕訢成了闲散亲王，终日悠游于山水之间，纵情名山古刹，爱恋妻儿，交游朋友。免职之初，奕訢到普济寺游览。他的七弟奕譞前往府上看望，未能得见，于是就写了两首七绝留下，表示问候。奕訢回家后，翻阅白居易的《长庆集》，作七绝集句诗两首作为答复。他写道：
试将衫袖拂尘埃，君手封题我手开。
两幅彩笺挥逸翰，高阳兴助洛阳才！
幽芳净绿绝纤埃，白藕新花照水开。
且共云泉结缘境，甘从人道是粗才！
虽然退居家中，但对于宫廷是非，奕訢并不低头认错，他仍然认为自己当初对慈禧太后的抗争是正确的，只是感叹宿命，无法抗争。他写诗自遣：
纸窗灯焰照残更，半砚冷云吟未成。
往事岂堪容易想，光阴催老苦无情！
风含远思悠悠晚，月挂虚弓霭霭明。
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命运争！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天，奕訢爱子载潢夭折。五十二岁的恭亲王悒郁于怀，肝病旧疾复发。痛苦难耐的奕訢带上家小侍卫，携带几卷唐诗，前往西山游历，长达四十余日。他从昆明湖泛舟，来到玉泉山，游文昌阁，过绣绮桥，直到万寿寺、龙泉庵、香界寺、宝珠洞，然后步行来到普觉寺。普觉寺俗称卧佛寺，三十年前他曾陪同兄长咸丰皇帝游历这里，这次重游，他不禁感慨万千。奕訢特地在此留宿，写诗留念：
寥落悲前事，回头总是情。
僻居人不到，今夜月分明。
地古烟尘暗，身微俗虑并。
水深鱼极乐，照胆玉泉清。
他来到松竹清幽禅房，与慈云方丈作一夕深谈，净话如风，拨云见日。到药王殿后，他已经大彻大悟了。他不禁写道：
洞壑仙人馆，侵窗竹影孤。
病身唯辗转，灌顶遇醍醐。
世事空名束，诗魔未肯徂。
囊中有灵药，能乞一丸无？
奕訢游历岫云寺、极乐峰、太古观音洞。留住云居寺，对雨吟诗。盘桓石经塔院，信步闲游。过华严洞，看天柱峰，前往退居庵，拜访八十六岁高龄的瑞云禅师，探讨长寿之道和养生秘诀。这次游览，恭亲王恢复了健康。然而，这年夏天，他的长子载澄又病故，他悲愤交集，再次病倒。随后两年，恭亲王的家庭灾祸不断，先后四位妻子、三个子女去世，他的眼泪干了，心情一直不能平复。奕訢对天长叹：“呜呼！人事固有未尽耶？抑天事预有定数耶？系乎人，系乎天，其当皆归于命耶？”他写了一组悼亡诗词，寄托自己对妻儿的无限哀思。他在悼妻词中，情感真挚地写道：
恭王府蝠厅
眼应穿，人不见，花残菊破丛，洒思临风乱。
无言独上西楼，愁却等闲分散。黄昏微雨画帘垂，话别情多声欲战。
他想念女儿，特地写了一首悼女词：
花淡薄，雨霏霏，伤心小儿女，相见也依依。
绿倒红飘欲尽，晚窗斜界残晖。无由并写春风恨，不觉凭栏又湿衣！
奕訢虽然赋闲在家，但他仍然保持着对西洋事物的好奇和喜爱。可以说，他是北京最早接触西洋照相机的人，也是最早接触照相术的皇室人员。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他就接受了照相。赋闲在家期间，他也照了许多相，从他的诗题中可以得知：《自题友松啸竹图小照一律》《再题歌唐集句图小照二律》《将友松啸竹图小照分寄潭柘岫云、戒台万寿二寺各留一幅以致香火因缘并纪一律》等。对自己坐在特别喜爱的秋水山房书斋前照的一张相片，他十分喜爱，特地赋诗《题照像山房闲坐图》：
半潭秋水一房山，顿隔埃尘物象间。
自笑微躯长碌碌，逍遥心地得关关。
陶庐僻陋那堪比，谢守清高不可攀。
忽喜叩门传语至，殷勤为我照衰颜！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慈禧太后五十大寿，恭亲王七弟奕譞上奏慈禧太后，想代请五十二岁的哥哥奕訢随班祝寿。慈禧太后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传旨申斥。光绪十八年年底（1892年），慈禧太后例赏王公大臣福字寿字，她竟然特地命令将恭亲王的福、寿字撤而不赏，这无异于对其公开羞辱。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情况仍然没有发生好转。庆亲王奕劻吁请恭亲王奕訢参加这年十月举行的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慈禧太后仍旧态度坚决，不予批准。慈禧太后表态：“予闻其名，头痛！”
恭王府一角
但是，中日战争中国方面惨败，给奕訢的命运却带来了转机。八月二十八日，在中南海颐年殿东暖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破例一起召见大臣。第一起，召见庆亲王和军机大臣。第二起，召见户部尚书翁师傅和礼部尚书李鸿藻。众人商议了三件事：一是湘军出山海关对日作战，募兵二十营；二是恭亲王复职，由南书房师傅李文田奏议，由翁同龢当面提出，请求慈禧太后批准；三是慈禧太后自己提出，由翁同龢前往天津，传旨李鸿章，请求俄使出面调停。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慈禧太后恢复了奕訢的职务，让他再次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负责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十年赋闲的恭亲王更加衰弱了。此后，他没有了锐气，变得十分顺从。他不再埋头苦干，而是用更多的时间陪同慈禧太后游玩儿。十月初四日，慈禧太后接受庆亲王奕劻请示，任命恭亲王奕訢督办军务处，以庆亲王帮办，以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办。同时，设立巡防处，由恭亲王奕訢负责。十月初九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三天歌舞升平，停止办公。由于恭亲王承办庆典妥慎周详，慈禧太后特地赏赐御书大匾一方：锡福宣猷；御书长寿字一张，通玉如意一柄，貂褂一件，金寿字缎四匹。
恭亲王奕訢与其弟醇亲王奕譞合照
可是，旅顺、大连的十万火急军报频频送来，奕訢不能休息，只好艰难维持，勉力调度。同时，他还要主持大寿庆典。十二日，奕訢参加王公大臣们向慈禧太后祝寿的庆寿大典以及盛大的宴会。十四日，参加光绪皇帝主持的向各国祝寿公使颁发宝星的典礼。十五日，清廷举行盛大的外国公使贺寿庆典，他亲自带领美、俄、英、法、德、比、瑞典、西班牙等国公使觐见光绪皇帝，在文华殿递交贺寿国书。十六日，恭亲王奕訢彻底病倒了。日军占领旅顺，朝野大哗。慈禧太后认为，这个结果是光绪皇帝被主战派包围所致。慈禧太后召集军机大臣，宣布将光绪皇帝爱妃珍妃姐妹降为贵人，勒令光绪皇帝将珍妃堂兄志锐革职。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心情沉重，召见军机大臣，议论时事，表示“以变法为急！”大学士翁同龢推荐康有为，光绪皇帝准备召见，想超擢重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正是大年春节。部分官员密告恭亲王，称翁同龢保荐康有为，光绪皇帝即将召见。奕訢大声说：“额外主事（康有为）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由于恭亲王的阻挠，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光绪只得命总理衙门大臣安排，等候太后之旨，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
变法之议，甚嚣尘上。慈禧太后眉头不展，宫中气氛十分紧张。正月初三日（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帝师及大学士翁同龢、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恭奉慈禧太后之旨，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变法的鼓动者康有为。李鸿章、翁同龢是虚职，掌握大权者，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大学士荣禄。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坚定拥护者，主张守护祖宗法度，反对变法。
康有为一出现，荣禄立即发话，两人短兵相接，针锋相对。
荣禄表示：“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既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问道：“如何变法？”
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反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阐述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大臣接见之后，翁同龢将接见情形，上奏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十分激动，特别指示总理衙门大臣：呈进工部主事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记》等书。六天后，光绪皇帝降旨总理衙门大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命：康有为具折上言。
二月末，奕訢的旧疾复发，终于不起。在他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曾三次前往恭王府探望，问候病情。四月初十日（五月二十九日），奕訢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七岁。临终前，奕訢盯着光绪皇帝嘱咐：“对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恭亲王留下的遗折中，仍然对光绪皇帝进言：
伏愿我皇上敬天法祖，保泰持盈，首重尊养慈闱，以隆圣治。况值强邻环伺，诸切隐忧，尤宜经武整军，力图自强之策。至于用人行政，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
奕訢去世后，慈禧太后十分悲痛。按照慈禧的吩咐，奕訢的丧事非常隆重，谥法也是最高规格。慈禧太后感念他的忠心和才干，赐谥号为忠，人称恭忠亲王。慈禧特别降旨，恭亲王有功于社稷，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祠。光绪皇帝也由衷悲痛，特地赏赐陀罗尼经经被，下令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奕訢去世后，维新派人士十分欣喜，特别是康有为，致信翁同龢，请求在这一特殊时期，敦促皇帝实施变法。
奕訢去世十三天后，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维新变法。
夭折的变法
慈禧簪花左手执团扇侧面坐照
西方列强欺凌中国，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或者拿起笔，或者拿起枪，呼吁大清变法图强，期望这个备受欺凌的国家能够迅速强大起来。一时之间，变法的梦想，掠过古老的京城，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自强的声音，穿过古老的宫墙，在紫禁城的上空萦回。在这个变法图强的潮流之中，站在潮头的最著名人物，就是布衣康有为。这位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青年，面对疮痍满目的国家，愤然挥笔，上书光绪皇帝。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大声疾呼：大清“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
康有为将这份写给光绪皇帝的“第一书”，郑重其事地呈交给帝师翁同龢。翁同龢读了之后，深受感染，佩服作者有如此之气魄和才气。他不禁感叹：“如此雄健之笔力，当横扫天下。”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卫藏，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 然而，翁同龢担心皇帝接受不了一些激烈意见，并未将康书上呈。
康有为上书后，翘首以望，一直没有回音。一个月后，康有为再次挥笔上书，写下了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三书》十分精彩，他慷慨激昂地写道：“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强大，孰轻孰重，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康有为照
《上清帝第三书》不胫而走，在京城之中影响极大。这篇佳作，与顺天府尹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和南书房翰林张百熙的《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一起，终被送达皇帝的御案。光绪皇帝读罢，十分兴奋，吩咐将所言变法的九个条陈，立即交部商议。随后发表了震动朝野的变法圣谕，这无异于吹响了大清王朝变法图强的号角，光绪帝鼓励朝野大臣积极投身到变法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