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唯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
梁启超照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发出号召，正式宣布变法：
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袭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意味着由皇帝主导的变法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每隔几天就要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并询问太后对于变法的懿旨。光绪帝急于求成，变法伊始，就接连发布数十道革旧维新诏书，有时一天就发布上十道，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这场规模巨大的变法活动，直接冲击了运转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制度，特别是废除了祖宗订定的大法，让许多既得利益者失去了一切。这样，许多失意者就会集到慈禧太后的身边，哭诉他们的际遇，表达他们的忠心，陈述他们的失落。随着变法一天天推进，慈禧对国家的忧虑也日渐深重。一次，慈禧特地召见光绪皇帝，十分严肃地询问维新变法之事。她语重心长地指出：“无论如何，不能变更祖法。”为了让皇帝能够很好地记住这一次谈话，她竟让已经亲政数年的成年光绪皇帝跪在她的面前，长达两个小时。
光绪皇帝没有清醒意识到这一次长谈，是慈禧太后对自己提出的一次严重警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陶醉在自己变法图强的幻想亢奋之中。他一天数次召见康有为，面谈变法大事，大力推动变法。为了更快、更好地实施变法主张，光绪皇帝特下圣旨，授予康有为工部主事，可随时入宫面奏变法事宜。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当面任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主持变法事宜，允许专折奏事。五月十五日，光绪皇帝赏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翻译和引进西方新著作、新思维。随后，光绪皇帝特旨赏赐变法精英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职衔，命他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变法新政，时称军机四卿。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一直冷眼旁观，暗中布防。她一方面广泛安插耳目，了解光绪皇帝的动向；一方面秘密调动军队，严密监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从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发变法诏书，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回宫发动政变，历时一百零三天，变法最后以光绪皇帝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史称百日维新。这次百日维新变法的灵魂人物是康有为，翁同龢则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精神导师。康有为敬重翁同龢，称赞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师傅支持维新变法，一方面，他鼓励皇帝变法图强；另一方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力开展变法运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一八九五年八月），在翁同龢的运作下，中国第一个政治、学术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由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陈炽等直接筹划和领导。康有为是强学会的总策划，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师傅是幕后设计师。翁师傅亲信弟子陈炽是户部主事，由陈炽担任强学会会长。梁启超是康有为的第一高足，任强学会书记员。强学会会员数十人，遍及京城和全国各省。
李鸿章照
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帝党和维新派的正式结盟和全面大联合。京城权贵、名流和主管一方的封疆大吏，纷纷表示支持强学会。他们包括：帝师孙家鼐、礼部侍郎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直隶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三位总督各捐款五千两，用于强学会活动。李鸿章很想入会，捐款两千两，但是，因为甲午战争后人们对其非议较多，他的请求没有被接纳。百日维新变革了许多旧法，在兴办学校、通商利民、整顿吏治和广布新政方面坚决果断，雷厉风行。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之中，许多守旧官员失职失业，或者调离重要岗位赋闲，他们痛恨新政，千方百计破坏变法。
在这些被光绪皇帝淘汰的人员当中，最有名的两人是被光绪帝革出总理衙门、七十五岁的李鸿章和德高望重的张荫桓。他们纷纷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讲述变法之弊。同时，他们也上书光绪皇帝，认为皇帝被奸人所蒙蔽，请求皇帝下令驱逐康有为、梁启超等奸臣，以平民愤，以保国体。光绪皇帝无暇与他们理论，对这些奏章，一概置之不理。守旧官员们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他们有人甚至扬言：“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军机大臣刚毅则更加疯狂，公开叫喊：“宁可亡国，决不变法！”
强学会成立四个月后，御史杨崇伊奉命上书，弹劾强学会结党敛钱，败坏法纪，请求慈禧太后立即下旨查封。杨崇伊是李鸿章的心腹党羽，李鸿章对其非常赏识，他们结了儿女亲家：杨崇伊的儿子娶了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女儿，杨的女儿成为李鸿章的儿媳妇。慈禧太后看到杨氏的奏章，喜出望外，逼迫光绪皇帝下令关闭强学会。北京强学会总部随即被查封。杨崇伊再次上书，向强学会进一步发难，直接指名强学会副会长文廷式结党营私，非议时政，谋害国家。慈禧太后立即批示：“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北京阴云笼罩，山雨欲来风满楼。在翁同龢的细心周旋下，北京将强学会悄悄改名为官书局。负责户部的翁同龢提出，由户部每年拨款一千两，支持官书局事务。清宫档案之中，还留存有翁同龢的奏折及所附的官书局诸臣名单。
从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的正式变法开始，慈禧太后就着手应对之策，积极准备全面扼杀变法。《明定国是诏》出自翁同龢之手。该文是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核心，也是光绪时期响彻云霄的变法号角。它的颁布和展开，让守旧官僚和后党分子大为恐慌。许多守旧官员或者丢失官职，或者大权旁落，他们为此将矛头对准了翁同龢。众人趋向颐和园，面奏慈禧，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慈禧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任何表态。
但有一件事，引起了慈禧太后的关注，慈禧太后不仅直接查问，还明确予以表态。这件事由荣禄密奏：翁同龢专横，且劝说皇帝近期游历西洋。慈禧太后闻言，大惊失色，自语道：“翁同龢，危矣！” 《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颁发圣旨：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著回江苏原籍。紧接着，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光绪皇帝任命直隶总督王文韶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慈禧太后知道，变法的根本大权是人事权和财政权，军队和人事，都是在她的掌握之中，只有这财权，一直在皇帝的手中。这次变动，翁同龢解职回籍，户部尚书由直隶总督兼任。直隶总督一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担任的，任何人都不能染指。这次，由直隶总督兼任户部尚书，军、政、财权集于一人，在大清王朝还是第一次，此乃慈禧太后的一大创举。安排妥当以后，慈禧太后内心释然不少，她知道，可怜的皇帝除了发布诏书的权力外，已经几乎是一无所有，光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荣禄照
在侍从眼中，慈禧太后居住在颐和园，过着悠闲快活的日子，每天赏花、看戏，游玩、绘画，散步、钓鱼。颐和园的昆明湖有慈禧太后专门的放生池。管理这座放生池的太监立下规矩：禁止捕鱼，放养大量鱼群；以昂贵的红虫子为鱼食；早晨九时喂食，只此一顿，并不吃饱。每天，太监往水边一站，人影倒映在湖中，红虫子就撒了一湖，这时，就会形成奇观：众鱼争先恐后，奋起争食。如此，慈禧太后用过早膳，正是九时以后，只要一来到湖边，鱼儿就异常兴奋，活泼跳跃。侍从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就说：“老佛爷，您老游湖，连鱼儿都高兴！您不妨伸出御手来，往水皮上一放，您看看，鱼儿就会往您手心上跳！”慈禧太后将信将疑，真的一伸手，大小鱼儿争先恐后，真的往前挤、往上跳！水溅了慈禧太后一身，慈禧依然开心地大笑。
神机营合操阵式图
慈禧还喜欢养狗，宠物狗有约三十条，她为狗专门设置了狗房，称为御狗厩。慈禧吩咐，在颐和园万寿山后，用竹片建造狗宫殿，称为竹宫。太后经常路过这里，视察竹宫，看看自己的爱犬，还能赏玩一番。慈禧有四条哈巴狗，一色的黑中带灰，分别取名为琥珀、紫烟、秋叶、霜柿。她还有四条袖珍小狗，伴随左右，分别赐名为风、月亮、雪球、雨过天晴。
慈禧太后的宠物狗中，最有名的小狗叫水獭。这是一只外国进贡的名种狗，全身墨黑，身材娇小，看上去如水獭，所以慈禧赐名水獭。此狗外形如狮子，又称狮子狗。慈禧在仁寿殿前的上朝所照的一张照片里，她身前的那只黑狗，就是这只水獭。水獭是只母狗，一直生活在宫中陪伴着太后。
表面宽松的背后，慈禧的神经并未放松，她一直在悄悄地布防军队，调兵遣将，没有清闲。她最大的举措，就是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军陆军各军，总管京城禁卫军武卫军。名义上，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实际上，兵部尚书是全国军队总司令，直接掌管兵权。北洋军是最新式的海军、陆军，尤其是北洋海军，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军事力量，是大清王朝的军中王牌。武卫军是当时最新设立和编练的新式军队，分为五军，由慈禧太后亲自挑选心腹之人担任将军：荣禄自领最为精锐的中军，驻防北京；山东蓬莱人宋庆领左军，称毅军，驻守山海关；袁世凯领右军，称新建陆军，驻天津小站；安徽合肥人聂士成领前军，称武毅军，驻扎芦台；董福祥领后军，称甘军，驻守蓟州。
王文韶是慈禧太后直接提拔和重用的大臣，由他出任直隶总督，兼任户部尚书。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接统领最为精锐的北洋海军，控制着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样，军、政、财权，全部集于慈禧太后一身。同时，为了更加保险和相互制约，慈禧太后下令，董福祥所领的甘军由慈禧太后信任的端郡王亲领，也就是交端郡王直接管理。甘军是最为骁勇的甘肃回汉骑兵军团，这支军队，由端郡王指挥，开赴北京南郊的御猎场，守卫京城，以备不时之需。就这样，在慈禧太后的精心安排下，京城周围，重兵把守，严密布防，固若金汤。
慈禧太后布置好京城卫戍军和野战军后，仍然不放心，决定将禁卫军指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调整禁卫军：荣禄一直亲领负责保卫北京的步军统领，慈禧太后将步军统领一职，交给了端郡王亲信的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崇礼。据说，这支保卫北京的宪兵部队，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新式洋枪和机械化火炮。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三支满洲骑兵部队和一支火炮步兵营，悄悄地派驻颐和园，保护太后的人身安全，直接由慈禧太后指挥。光绪皇帝将礼部尚书怀塔布免职，怀塔布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慈禧太后立即任命怀塔布为禁卫军统帅，管理圆明园八旗及鸟枪营等事务；同时，慈禧太后任命坚决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刚毅为禁卫军统帅，管理健锐营事务。
七月二十一日，维新变法和反维新变法之争开始进入白热化。心怀不安的慈禧太后派心腹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秘密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确定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赴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囚禁并废黜光绪皇帝。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集团感觉到后党集团的步步进逼，阴气逼人，他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寻找对策，想方设法争取兵权。康有为派遣亲信弟子徐仁禄前往天津，秘密来到小站，专程拜访袁世凯，表达皇帝改革的决心和对袁世凯的器重。
殊不知，袁世凯与慈禧有着密切的关系。袁世凯进入慈禧太后的视线，主要是通过两个宠臣，一个是荣禄，一个是李莲英。袁世凯在留任京城督办军务处差使期间，花了大量时间上下奔走，结交宫廷内外的重要人物和王公权贵，其中，结交最深、最为重要的并影响他一生仕途的要人，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顶级红人李莲英。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慈禧太后需要袁世凯这样的治世之才：眼光深远，行动敏捷，办事雷厉风行。太后从荣禄和李莲英的叙述中，获悉了袁世凯的精明和才干，也知道了这个编练新军的小矮子有着出众的狡猾和天生的投人所好的心术。慈禧太后开始有点儿怀疑：袁世凯真的那么出众？但是，让她惊奇的是，洞穿世事、人情练达的荣禄和心细如丝、眼光深远的李莲英竟然都特别欣赏袁世凯，慈禧太后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袁世凯确实有着非凡情商和交往能力，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与李莲英结为挚友就是最好的证明。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记载了袁世凯与李莲英的相识：“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的父亲便接受了‘训练新建陆军’的命令，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练兵’。他在经办这个差使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的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候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我父亲就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等到恭亲王、庆亲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等合影
林旭照
袁世凯是一位精于世故的权术家，他在政坛上一直左右逢源，没有对手。这是袁世凯作戏的真本事，他的这个真本事，是有家学根底的。袁世凯从小就生活在长辈混迹的官场氛围之中，真是如鱼得水。袁氏长辈之中，在官场最为得意者是袁保庆、袁保恒、袁何龄，他们三人都看好袁世凯，他们决定，要着意培养这个袁氏的后代。他们告诉袁世凯，做官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脸皮厚，要知道如何逢场做戏，左右逢源。他的嗣父袁保庆说：“做官如演戏。人言官场如戏场，然而，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现，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果无此等好角色，无此行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戏子）暗自嘲笑吗！”这等做戏的本事，袁世凯当然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学得炉火纯青。只是遇到老谋深算的慈禧之后，他才感到小巫见大巫，强中自有强中手。
袁世凯何等聪明，明白徐仁禄此来之意后，立即表示效忠皇帝，坚决拥护变法。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喜出望外，信以为真。康有为十分兴奋，立即修书，奏请光绪皇帝，建议皇帝进一步笼络袁世凯，认为如果以天津小站之精锐兵力为后援，以备不虞，变法可成，太后可囚。变法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更是大胆，公开上书《保荐袁世凯折》，请求皇帝召见袁世凯，示以恩宠，授予其更重要的职务。光绪皇帝接受所请，降谕直隶总督荣禄，传袁世凯来京觐见。
七月二十九日，自以为得计的光绪皇帝乘着龙轿出宫，来到西直门外的倚虹堂。随后，光绪帝登上专造的飘扬着龙旗的皇帝龙舟，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旨问安。这是颁布《明定国是诏》以来，光绪皇帝第九次来到颐和园，既是向慈禧太后问安，更是探听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光绪皇帝带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奏折，考虑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他决定，设立懋勤殿办事处，保荐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杨深秀等变法精英为懋勤殿顾问。事实上，这是又一个政务中枢，相当于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慈禧太后闻言，立即大怒，大声呵斥道：“你要把祖宗大业，葬送于康有为等人之手吗？！”光绪皇帝毫无思想准备，更没有想到慈禧太后会如此动怒。他跪在地上，吓得浑身颤抖，一遍遍地认罪：“请皇爸爸息怒！请亲爸爸息怒！”
光绪内心明白，自己的行政措施遭到否定，不仅变法没有希望，恐怕自己的皇位也难保全。他回到宫中，立即写下密旨，让亲信近侍交给康有为、杨锐，告知他们：“朕位且不能保，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以闻！”不仅光绪皇帝知道，康有为等书生气十足的维新派人士也知道，慈禧太后准备动手了。这位铁腕女人，一定会以暴力扼杀变法。面对太后的威胁，帝党集团束手无策。当时，帝党集团和变法人士拥有舆论和民心，但没有任何兵权。这样，袁世凯和他的天津小站数千人马就成为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精英们拯救变法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康有为眼睛血红，忧心如焚，他大声叫喊：“袁世凯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袁世凯朝服照
袁世凯奉旨，从天津来到北京，前往颐和园。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袁世凯一见光绪皇帝，立即叩首跪拜。他极力赞扬变法维新，称皇帝领导的这场变法是前所未有之盛事，皇上所施行之新政是救世济世之良方。光绪皇帝十分满意，一方面称赞袁的办事能力和领导魄力，一方面希望他一心一意为皇帝效命，为国家效力。光绪帝授予他兵部侍郎候补之职，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俯伏在地，再三表示，自己要一心一意效忠于皇室，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关心袁世凯的身体和生活，期望他练好精兵，为皇上分忧。袁世凯当即泪流满面，对光绪皇帝如此之厚爱，感激涕零。光绪皇帝看着袁世凯，不禁流下泪来，感慨地说：“有袁大头在，维新变法就有希望！”
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按照慈禧太后授意，再次上书，奏请由慈禧太后训政。慈禧太后接受了这份上封事书，吩咐群臣合议。精通官场之道的大臣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又要重新执政了。这天傍晚，光绪皇帝心事重重，从颐和园一回到皇宫，就把自己关进了养心殿。他深知自己处境危险，孤立无援，可能朝不保夕。思虑再三后，他写下密诏，求救于书生意气的康有为：“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要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当天晚上，康有为接到皇帝的密诏，立即与维新人士商讨救上之策。一群知识分子想不出救上之策，只有相对痛哭！众人商讨的结果是，由谭嗣同携带皇帝密诏，说服袁世凯立即起兵勤王，囚禁太后，逮捕荣禄，收拾守旧顽固后党集团，以此拯救维新变法。
袁世凯居住在法华寺。深夜时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稍事寒暄之后就进入主题：“皇上十分器重袁世凯大人，殷切期待袁将军忠于皇帝，以大清江山社稷为重，率兵勤王，包围颐和园。”袁世凯非常冷静，听说勤王，立即跪伏在地：“奴才忠于皇上，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不知包围颐和园，意在何为？”谭嗣同斩钉截铁地冒出四个字：“锢后，杀禄！”袁世凯听说禁锢慈禧太后，杀死荣禄，吓出一身冷汗。但见谭嗣同腰间携有利刃，他依然不动声色，十分恭敬却正颜厉色道：“好！愿为皇上效命！杀死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他话锋一转，“不过，小站营官都是旧人，枪弹火药都在荣禄衙门。而且，小站到北京，相距二百余里，隔着一条铁路，恐怕我们的军队没有到京就已经泄露了。请回奏皇上，最好的日子，是在十月天津阅兵之时，皇上入本营，则可以直接奉上命诛杀乱臣贼子！”
袁世凯同意合作的表态使得变法维新人士松了一口气。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带着他的卫兵秘密地在夜色中疾行，他们秘密前往的地点正是庆亲王奕劻的郊外官邸，庆亲王和李鸿章正在那里等他。在东方泛白的晨曦之中，袁世凯与庆亲王和李鸿章举行了一次神秘会晤。这次会晤，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彻底出卖了。这次郊外密谈后，李鸿章立即召来他的儿女亲家、在都察院担任要职的秘密警察头子杨崇伊，将一切告知。很快，杨崇伊将光绪帝与维新党密谋一事奏报给慈禧太后和铁帽子王们。清端郡公、澜公等获讯后，表情严肃，立即齐聚一堂，听取奕劻和杨崇伊的紧急情况通报。这时，袁世凯和李鸿章已经悄悄离开。他们二人手握重权，办事雷厉风行，许多地方直接触及铁帽子王群体的利益，并不获其好感。
紧接着，庆亲王奕劻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众人一行一道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奏报战果，请求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皇帝，立即训政。
初五日一大早，袁世凯进宫请训。他在《戊戌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觐见皇帝的情景，其间，他说了一番十分重要的话：“初五日请训，借陈奏说：‘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等待时机，一步一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太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至于新进诸臣，固然不是没有明达勇猛的人士，但阅历太浅，办事情也不能缜密，倘若有什么疏忽失误，连累到皇上，关系就太重大了。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言陈奏等语。’皇上为这番话所打动，没有答话和指示。请安退下，即赴车站，等候达佑文观察同行（回天津）。”
袁世凯戎装照
袁世凯乘坐初五这天上午十一时四十分的火车返回天津，大约是下午三时到达。因为他受到皇帝特别召见，皇帝又破格提拔他为兵部侍郎，所以，天津文武百官几乎全部都到车站迎接这位手握兵权的特殊人物。官场应酬，客气寒暄，袁世凯在火车站茶座应酬了大半天，待他前往总督府拜见荣禄时，已经是日薄西山、晚霞满天。袁世凯从容不迫地来到荣督府，不动声色，由于总督府里进出的人员太多，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点儿进京的情形和有关政变的情况，并没有将维新派的政变内幕和盘托出。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到府见荣相，略述内情，并说皇上圣孝，实在没有其他意思。但有一群小人结党煽惑，阴谋危及宗社，罪过实在是下面的人犯下的，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话没说完，叶祖圭进来入座。一会儿，（达）佑文也来了。久等至将近二鼓（晚上十时），也没有机会，只好先退出吃晚饭，约定明早再来造访详谈。第二天早上，荣相到我住处，才将详细情形完全说出，荣相失色，大呼冤枉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天津通告内情，但不如今天谈得这么细。我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连累皇上的地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庆亲王奕劻照
荣禄开始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得知详情，大惊失色。荣禄的失色，一方面说明袁世凯是何等工于心计、不动声色，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让老成持重的荣禄看出一点儿破绽；另一方面，可见当时的局势是何等严峻，帝党和后党水火不容，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事实上，袁世凯在这种纷繁的政局之中，头脑十分清醒，洞若观火，镇定自若。在荣禄第二天早上看望他、探知详情时，他并没有说出北京的全部情形，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详谈。他没有讲出维新派的全部计划，最关键的是他没有说出维新派打算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太后。袁世凯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想将这事情弄得太复杂，不想把皇帝牵扯进去。
荣禄知道，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进京。他稍事安排以后，火速前往颐和园。荣禄见到了慈禧太后，两人深夜长谈，仔细密谋好每一个细节。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了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刚毅，一同讨论了紧急时局和训政事宜。董福祥奉荣禄之命，率领后军进入北京，扬言京城有大变，入卫勤王。
八月初四日，下午酉时（六时），光绪皇帝一身便服，心情极好，正在养心殿踱步，思考着如何确保新政的落实和维新变法大计的延续。这时，太监奏报：“太后回宫了！”听了这声叫喊，光绪吓得脸色苍白。过了片刻，他缓过神来，立即跑出养心殿，急慌慌地前往瀛秀门迎接慈禧。慈禧太后脸色阴沉，目光阴冷。她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径直来到光绪皇帝的寝宫，吩咐将殿中的所有奏章和批件全部拿走。光绪皇帝呆立一旁。慈禧太后这才转过身，恶狠狠地指着光绪皇帝的鼻子，怒气冲天地吼道：“你这个痴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有你吗？！”
瞬息之间，光绪皇帝从天下至尊的皇帝变成了阶下囚。他被软禁了。紫禁城西边的中海有一片孤立的三面环水的小岛，湖水很深，烟波浩渺，过去，那里是皇帝游乐和射箭练武的所在，也是皇子比武和考试武状元的地方。这里曾有三座桥梁，从不同的方向通向小岛。现在，三座桥梁都被拆除了，只有一个可以拆除的人行桥可以通向小岛。这就是瀛台，由慈禧太后信任和严格挑选的禁卫军和太监看守，成了光绪帝的囚笼。康有为死里逃生，他在逃亡途中，写了一部《自订年谱》，在书中写道：“是时，上幽南海瀛台中，王汪航（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上。复生（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事。”康有为断言，慈禧太后囚禁了光绪皇帝，并多方对其折磨，可能已经将皇帝害死。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维新派人士拜见英使、日使、美使，请求他们设法营救光绪皇帝。八月初五日，康有为在友人的帮助下悄悄乘坐火车，前往天津，逃亡上海。然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和保护，秘密逃往横滨。初六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正式宣布慈禧太后训政：“现在，国事艰维，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接着，慈禧太后下旨，除京师大学堂之外，所有光绪颁发的新政，一概废除。光绪皇帝失去了自由，太后到哪里，他就被带着跟随到哪里。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颐和园玉澜堂。
光绪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期望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他迫切地希望通过维新变法振兴国力，通过西法来挽救大清。然而，宏图未展，己身已成阶下之囚，所有治国强国的宏图大志皆成泡影。然而，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法悲剧，他心有不甘。他是堂堂男儿，宁死也想保留自己的变法成果。 “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光绪帝的慨叹感天动地。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集团，着手立即除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帝。慈禧太后痛恨光绪皇帝，对皇帝图谋围园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们先是制造谣言，宣称光绪皇帝病重。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明白慈禧太后苦心的直隶总督荣禄献计，改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继为同治皇帝之嗣。慈禧斟酌后认为此计可行。荣禄建议，为防止外人作梗，端王载漪之子溥儁直接改称大阿哥。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皇太后在中南海仪鸾殿召集御前会议，所有王公大臣和满汉尚书都参加。慈禧太后没有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而是直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立为皇储大阿哥。同时，慈禧太后宣布：预定第二年，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元旦，举行光绪皇帝禅位典礼，正式扶立大阿哥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保庆。慈禧太后一意孤行。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此，国内国外，反对扶立新帝的声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维新派代表人物蔡元培和海外保皇党华侨数十万人，纷纷致电清廷，反对废黜光绪皇帝，另立新君。上海绅商经元善等人，联合各方人士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上书，反对立嗣废帝。
驻京各国公使知道，皇帝生死未卜。他们联合起来向慈禧太后提出警告。他们明确表态，拒绝参加光绪皇帝的禅让典礼，拒不承认新皇帝登基。慈禧太后主意已定，宣称：光绪皇帝久病不愈，不能君临天下，宜另择新君。她密电南方各省督抚，探询他们的意见。南方各省督抚反应冷淡，不赞成废帝另立，部分总督则公开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慈禧太后，明确反对另立新君，他认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慈禧一手导演的废帝闹剧，只得不了了之。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联军在大清门前
联军进入大清门
瓦德西在中南海照
赛金花照
八国联军是指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四日）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指奥匈帝国）等国声称为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开始时总人数约三万，后来增至约七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各国侵略军具体人数如下：日本，两万一千六百三十四人；俄国，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人；英国，一万零六百五十三人；德国，八千四百零一人；法国，七千零八十人；美国，五千六百零八人；意大利，两千五百四十五人；奥匈帝国，四百二十九人。合计七万一千九百二十人。
维新变法失败后各国同情光绪皇帝的外交姿态令慈禧太后怀恨在心。面对外患日益严重，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争夺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的严酷局面，慈禧太后更加增长了排外的情绪。
清廷之极度衰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历次战事之中，充分暴露无遗。明智之士知道，大清王朝虚弱不堪，无法和西方列强任何一个国家相抗争，更不用说与列强联军对抗。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变法以后，西方列强步步进逼，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四月，北京、天津地区掀起了规模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面对困境，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围攻外国驻华使馆，给狂妄自大的洋人施以颜色。
慈禧太后召集紧急御前会议，商讨此事。战和不战两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光绪皇帝认为，以中国之弱，对付八国联军，结果就是亡国。处于囚徒地位的他主张变法图强，不能对列国宣战，提出：“使馆不可攻打，洋人不能加害，向西方列强更不能宣战！”他深刻地指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弱，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乱民，皆乌合之众，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然而，慈禧太后固执己见，依然决定扶持义和团，联合团民，扩充排外的力量。
联军在千步廊阅兵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是山东地区学习神功的团民组织。山东巡抚毓贤利用义和团对抗教会，威吓教民脱离教会。后来，在外国干涉和逼迫下，慈禧太后特派袁世凯前往山东取缔义和团。在袁世凯的强力镇压下，义和团被打散，大量团民逃到北京城外之涿州各地。慈禧倚重守旧大臣，听信毓贤之言，相信义和团团民是神兵天降，能够“刀枪不入” “枪炮不伤”。毓贤也仇视西方传教士和教民，极力怂恿慈禧太后借助义和团“神兵”，对抗各国列强。
联军进入紫禁城午门广场
慈禧派刚毅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真实情况，立即回奏。刚毅考察后上书慈禧太后，声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此时，内外交困之下的慈禧太后得到情报，西方列强一致要求太后放权，光绪亲政。经过斟酌，她最终接受刚毅之议，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因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得以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城内，成为勤王之师。团民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杀洋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进攻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见状纷纷行动，强烈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然而清廷对此没有回应。
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地快速蔓延，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发展十分迅猛。西方列强聚集起来，一方面全力以赴地调兵遣将，一方面一再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一九〇〇年四月），义和团在北京近郊形成势力。俄罗斯公使感觉事态严重，提出派兵镇压。美、英、法、德等各国公使相继奉本国政府之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他们调集本国舰队，聚集于天津大沽口，威胁清政府。四月，义和团如雨后春笋，在京津地区迅速发展。许多清军士兵离开军营，参加义和团。慈禧信任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以载漪为首的满洲宗室为主的排外集团于是占据上风，控制了朝政。
联军侵略者在乾清宫
西方各国驻华公使心急如焚，大量洋人被杀，他们眼看清政府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于是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他们一起策划，最终决定直接出兵干涉。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一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各驻华公使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他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照会清廷，调集兵力，进入北京。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日至五月六日（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八国联军之海军陆战队四百多人，由天津乘坐火车进入北京，陆续进驻东交民巷。五月四日（五月三十一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意、日六国，从天津派遣水兵以及陆战队三百四十九人登岸，乘坐火车，当晚抵达北京。随后，各国源源不断地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二十四艘，集结在大沽口外。天津租界的各国侵略军不断集结，多达两千余人。六月六日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批准，入侵中国之战全面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北京使馆对外通讯完全断绝。各国驻天津领事以及海军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北京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前筑起了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当时，使馆区内，被围者约三千人，其中，有两千人为华人，外国男性四百人，女性一百四十七人，儿童七十六人。保护使馆的外国水兵及陆战队员共四百零九名，配备三支机关枪，以及四门小火炮。使馆区内，有水源充足的水井和粮食。英国使馆内还有小马一百五十匹，可供食用。
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一日），西方各国联军全副武装，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两千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列强入侵，激起了巨大的民愤，义和团坚决抵抗。五月十六日（六月十二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了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侵略军进入廊坊、落岱、杨村一带，被义和团及中国民众团团包围。侵略军利用火力强大的枪炮武装，疯狂扫射杀戮。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打死打伤侵略军三百余人，西摩尔联军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和清军联合，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图谋。
五月（六月）中旬，沙俄海军将领指挥各国海军舰艇，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中国守军的坚决抵抗。经过激烈战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六艘，毙伤敌军二百余人。正当战事激烈之时，守将罗荣光不幸中弹牺牲。一时之间，气势正盛的清军失去了指挥，联军抓住战机，迅速组织进攻，很快，大沽炮台失守。日本使馆书记生奉命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途中被清兵俘虏，立即当作间谍处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自负傲慢，耀武扬威，在北京东单牌楼行凶，被清守军击毙。
克林德是德国男爵，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担任德国驻华公使馆实习翻译。随后，历任德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公使馆参赞、代办、德国驻墨西哥使馆参赞。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驻华公使。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克林德对其恨之入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二日），一位义和团团民经过东交民巷德国使馆在使馆门前正好遇上克林德，克林德满脸厌恶，出其不意地挥动手杖，击打团民，并将团民绑至大使馆内。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清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称各国军队正猛烈进攻大沽炮台，大清政府不再负责保护使馆安全，使馆人员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路上，由清军护送。使馆人员拒绝清政府警告，强烈抵制。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日）上午，克林德不听同僚劝阻，带着翻译柯达士离开使馆，乘坐轿子前往清总理衙门，提交抗议书。不料，行进到东单牌楼时，遇到恩海所带的一队巡逻清军。
恩海时任清朝神机营霆字枪队八队章京，正带兵驻防此地。克林德的轿子飞奔而来，见此情形，恩海欲举枪警告。克林德在轿子内抢先开枪，恩海一个翻滚躲过射击，自卫还击，当即将克林德射杀；翻译柯达士受伤，轿夫和从人一哄逃散。恩海等人围拢过去，从轿子中拖出克林德，取下他的银表，其他士兵摘下他的戒指，拿走枪械等物扬长而去。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布诏书，毅然向联军同时宣战：
法军在储秀宫
瓦德西（中立者）等人在中南海
瓦德西照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共同对付大清帝国的八国联军组建完成，全副武装，开进天津，在天津南门外的八里台与清军精锐野战军和义和团展开激战。天津大沽口失陷以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到达，他们疯狂、残忍地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地区发动猛烈攻击。清军和义和团奋起抵抗，全力以赴地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五百余人，数度占领火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剿杀侵略军。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痛击敌军。清军以冷兵器对抗西方的热兵器，最终伤亡惨重。八里台一战，直隶提督聂士成身中七弹，腹破肠流，血流如注，仍然坚持战斗，直至血尽而亡。激战持续到七月十四日，侵略联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九百余人。侵略联军穷凶极恶，发射毒气炮弹，疯狂进攻，天津陷落。宋庆、裕禄等大军败退，在北仓布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