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他既不是亲王，也不是权监，更不是情人，他凭着一颗忠心，成为慈禧的肱股大臣。
鲜血染红顶戴
他被慈禧称为大清朝「再造玄黄」之人，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一位在京师建祠的人，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是汉官之首。他既不是奕欣那样的亲王贵胄，也不是荣禄那样的旧日情人，他与无冕女王慈禧原无瓜葛，靠着自募的淮勇、后来的北洋海军和勇于任事的性格，照亮自己的进仕之路，也打开了直达天厅的管道。
李鸿章，字少荃，出生于安徽合肥的名门望族，父兄在朝为官，二十四岁即考中进士，入翰林院编修，受业于曾国藩门下，立志「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只为封侯挂帅，直击云天。太平军兴起，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最终失败，后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但他少年的生活较懒散，有一次，李鸿章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派人去催，并称所有幕僚来齐了才开饭，李鸿章这才发现情况不妙，仓皇披衣前往。饭后，曾国藩表情严肃地训道：「少荃，我的幕僚惟独崇尚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吓得大气不敢出，此后养成了饮食起居有常的习惯。
曾国藩对这位才气极佳的门生十分看重。同治元年（1862）底，太平军直捣杭州，威逼上海。上海的士绅急忙派人来安庆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独当一面，授命他组建一支淮军东援。曾国藩又调拨了湘军的几营淮勇和一部分湘军入淮军，风趣地称之为这是送女儿出阁的「赠嫁之资」，作为李鸿章淮军的最初班底。很快，李鸿章组建了一支六千五百多人的淮军，两个月后带着他们乘上海士绅雇的外国汽船离开了安徽。在曾国藩的极力举荐下，李鸿章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并署理通商大臣，成为一位封疆重臣。
当淮军刚到上海时，淮军士兵自由散漫，粗话连篇，穿着土气，他们长巾裹头，前胸一个「淮」，后背一个「勇」，十里洋场的人都称他们为「叫花子军」。李鸿章却宣称「淮军虽是土气了些，可很会打仗」，上海士绅对此嗤之以鼻。恰好，太平军进攻上海，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李鸿章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军队后退必经的桥头，亲自督战。太平军火力很猛，张遇春很快顶不住了，撤退至桥头，李鸿章厉声喝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连忙掉头又去跟太平军拼命。结果淮军首战旗开得胜，上海人欢欣鼓舞，李鸿章更是踌躇满志。
李鸿章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到上海时他才发现英法军队「大炮精纯，子药细巧，器械鲜明，队伍雄整」，远比他的淮军要先进，要有战斗力，于是他大力整肃淮军，三年内淮军从军纪、武器到战术均已更新换代，并拥有了中国第一支新式炮兵队。由于兵器精良，训练得法，淮军成了明显优于湘军的一支团练部队。
由于曾国藩「用事太久，兵柄过重，权利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慈禧为此惴惴不安，采取了扬李抑曾的策略。为了远权避谤，曾国藩以裁湘留淮，保全晚节，从此淮军更是成了清朝政府赖以平内乱、御外侮的唯一依靠。
太平天国失败后，安徽、山东一带捻军四起，令慈禧夙夜忧叹，朝廷先后派出僧格林沁和曾国藩进行镇压。僧格林沁依靠优势兵力长途奔袭，结果被擅长游击战的捻军耍得团团转，以全军覆没而告终。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而将两江总督之职交由李鸿章署理，李鸿章为此喜不自禁。
曾国藩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不料防线太长，毫无胜算，加上淮军虽由湘出，而实权操诸李鸿章之手，李暗中操纵，贻误了战机，朝廷这才起用李鸿章接任。李鸿章争权竞势，把接任剿捻视为仕途升迁的一大机遇，甚至到曾国藩处索要关防，被曾国藩讥为「拼命做官」。
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不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深山恶水，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他还利用收买、招降等方式分化瓦解，最后分割包围并消灭捻军有生力量。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 1868）正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突围失败，全军覆没。
李鸿章在镇压东捻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时，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履行他做事更做人的理念，四处网罗人才，据统计，通过战功推荐的四品以上官吏就达二十多人，中级官员达两千多人，组成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庞大淮军集团。李鸿章到处结交朝廷重臣以资奥援，尤其是设法接近并效忠于恭亲王奕欣，以固恩宠。
不久曾国藩因天津教案备受诟病，慈禧担心曾国藩威势过高，有意抑曾扬李，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此后，他成了慈禧的枢机重臣，参与清政府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被慈禧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肱股重臣。
随着李鸿章地位和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成为扮演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了淮军集团。他们在李鸿章的带领下，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个洋务集团。李鸿章在仕途上虽小有波折，但总的趋势是一路扶摇直上，同治十一年（1872）任武英殿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光绪元年（1875），晋封文华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居大学士之首，一向是满人的专利，李鸿章以汉人授此职，是亘古未有。当时人称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所有内政外交，慈禧无不言听计从，是有清以来汉臣中最有权势的人。
中法谈判一定大局
奕欣虽经同治四年（1865）一挫，在内政外交方面依然是慈禧不可或缺的干将，然而面对归政光绪帝的时间日益迫近，慈禧隐忧丛生，她决心在归政之前将奕欣逐出权力核心，组建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枢臣机构。光绪八年（1882）中法一战为慈禧找到了重组军机处的契机，为李鸿章走向权力核心打开了天窗。
光绪六年（1880），法国积极筹划武力夺取越南北部，矛头直指清国西南边境。奕譞、左宗棠、刘坤一等主战，认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清廷绝不可坐视不理。李鸿章当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张战备、议和双管齐下，但战为和计。很长时间内，慈禧在战和问题上游移不定，迟延不决，后来逐渐被主战派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感染，一心主战。她派李鸿章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的防军均归其节制，李鸿章因反对中越开战，坚决请辞。
光绪八年（1882），由于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欣的身体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而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休养。十二月，鉴于奕欣的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务等待处理，慈禧环顾四周，选中了李鸿章代理其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奕欣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再赏假一月，让他安心调养。直至该年六月，奕欣才重入军机处，期间正是中法战争「和」、「战」难决的时候。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主战的茹费理内阁上台，加强了对清廷边境的挑衅，慈禧声称不能再退让了，一面命李鸿章、曾纪泽主持谈判，对法国特使提出「划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一面又令西南前线将领，督饬严防，以战促和。随着山西、北宁的相继失守，慈禧这才发现这群不习戎事的书生根本不足任事，奕欣也早已庸碌无远见，唯有李鸿章高瞻远瞩，国防、军事上有赖其淮军支撑，外交上也有赖李鸿章与洋人拉关系，尽快脱离战事的困扰，因而在内政外交上多倚重于他。
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认为开战后，兵连祸结，一发难收，要慈禧或避战求和，或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李鸿章长久以来主和的缘由，得到慈禧的基本认可。
法国人一直企图以武力逼中国就范，根本无心与中国议和，李鸿章虽然以相当的耐心和柔韧应对法国人的强硬，但和局总是扑朔迷离，山重水复，难成定音。
纸桥大捷等战役将狂妄的法国人打得斗志全消，法国人开始重估中国军队的实力。以李鸿章为首的求和谈判一直在延续，法方代表的态度也随战局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双方终于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慈禧见无割地、赔款，便盲目地批准了条约。慈禧和李鸿章本以为战事就此结束，可条约墨迹未干，法军又从海上攻击福建和台湾，马尾船港尽毁，慈禧对法国人的出尔反尔震惊不已，三天后对法宣战。李鸿章的淮军成为国家恃为长城的国防军，被派遣于西南、东南战场。虽然中国在军事、外交上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可慈禧和李鸿章却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兵变、民变，始终或明或暗地积极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的做法引来了谤议喧腾，清流派攻击他挟淮军以揽权，长夷人声势来恫吓朝廷，以掩盖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的诡计，甚至上折弹劾李鸿章。慈禧对此冷眼旁观，虽然她也深悉，此时李鸿章手握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张王牌，不少汉臣均出自其门下，举朝望去，自奕欣之后，懂洋人心思的唯有李鸿章，可如今时势已不同于曾国藩时期，国事糜烂已非李鸿章不可了，当然一方面她培植清流派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集团抵制李鸿章及其淮系，另一方面依然对李鸿章委以重任，在军事、外交上倾心依赖于他。
经过二十多年的政坛磨砺，此时的慈禧已经谙悉权谋机变，朝中大多官僚唯她马首是瞻，可归政在即，虽然奕欣和光绪帝两股势力目前还不足为惧，但一旦联合，会像奕欣和慈安一样联合掣肘于她。不久后她真的要回后宫颐养天年了，她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同年甲申朝局之变，以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消失殆尽，奕欣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休闲生涯，取而代之的是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可这些新进的王公更加庸碌，言听必从、有求必应且能力卓绝的李鸿章集团成为朝廷实际的枢廷机构，尤其是总理衙门的有关外交事宜全权交给李鸿章负责。此举犹如给清流派当头棒喝，李鸿章求和的态度变得更积极主动。
近代以来的战争，抗战总是受到严重掣肘而议和总是那么迫不及待。甲申朝局之变后，慈禧也一意求和，谕令李鸿章通盘筹划，在不失国体的情况下保全和局。李鸿章接到谕旨心情抑郁，败军之将如何能不失国体？在李鸿章的反复争取下，与法军舰队司令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法国如愿以偿地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主战派群起而攻之，四十七位御史会同翰林院一起弹劾李鸿章，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处境难堪。舆论不容小觑，慈禧被迫起用主战的左宗棠，李鸿章被撵出中法交涉事局。法军乘机也加大了对中国的炮火攻击，慈禧六神无主，在奕譞面前哭诉道：「不愿像先皇一样远离京城，也不愿江山因我而失。」议和再次提上日程，慈禧这时才深感非李鸿章不能了。为了保全天朝颜面，李鸿章一面指挥淮军与法军奋力对抗，一面积极斡旋和谈。
就在和谈陷入僵局时，镇南关—谅山大捷消息传来，局势向着有利于清廷的方向发展，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和李鸿章想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作为寻求妥协的绝好机会，加紧了议和步伐。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与法国特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停战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及西南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军长驱直入。中国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连法国当局都惊呼「简直难以想象」。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
李鸿章虽然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而已。」虽然其中难免有推脱罪责之词，但可看出君臣在此事上的高度一致，也正是这种君臣一致才是李鸿章手握重兵，依然能相安无事的一个重要理由。
北洋海军荣辱生涯
思想敏锐的李鸿章从历年来「寇自东来」的经验中总结出海军的重要性，尤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卧薪尝胆、苦练海军，让李鸿章明白了建立海军的紧迫性。慈禧从中法战争中海军的一败涂地中也认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对李鸿章筹建海军的建议采取支持的态度。
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亲自召见李鸿章五次，详细讨论海军建设问题，十月，清军正式成立海军衙门，李鸿章为会办。筹办海军最大的问题是人力和物力。海军的常额经费是每年四百万两，可从未收足，急得李鸿章四处哭穷：「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令我望洋兴叹，深感恐惧，如何是好！」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从德国订做了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号称亚洲第一。为了解决人才和经费问题，李鸿章亲自办船厂——上海机器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另还附设船政学堂专门培养制造和驾驶船只的技术人才。为了提高技术，李鸿章另派了三十多人到欧洲学习技术，其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严复等是佼佼者。
由于经营得法，北洋海军很快形成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大沽、旅顺、威海为防御重点的海上防御体系，成为了京师的海上防卫门户。其实这些都是徒有其表，北洋海军的舰只十多年来未曾更新换代，早已被后来居上的日本超过。
海军部成立后，军费并未增加，原先归北洋海军独享的四百万两银子如今还要顾及南洋海军饷所需。屋漏偏逢连夜雨，海军衙门才成规模，李鸿章便急着请慈禧派人来鉴定他的政绩，醇亲王带着李莲英来到北洋水师时，除了对李鸿章的治军水平夸赞一番之外，重要的是为慈禧修颐和园筹集银子。这次是想把海军衙门澈底掏空，往年海军经费流入颐和园建设的数量本来就已经不少，修颐和园可是个无底洞，李鸿章也很心疼。但他一向以慈禧之命是听，修园更是慈禧的夙愿，光绪帝已下令扩建，定于慈禧六十大寿时竣工。光绪帝对海军衙门下令：「正款备海军之用，杂款供修建颐和园之用。」乍一听此令不无道理，经费主要仍用于海军建设，剩余零款用来修建颐和园。然而实际上北洋海军早已陷入经济窘境，近十年来未添设任何军舰，正款尚不敷出，哪里还有余款！李鸿章原来准备在德国再订制两艘舰艇，已经与德方取得联系，看来这次购舰计划又得一场空。李鸿章明白，朝廷的正款、杂款之说不过是客套话，为慈禧做寿，有钱得捐，无钱也得捐，还不能少捐。李鸿章硬着头皮把全年的海军经费全部贡献了出来，捐了四百万两。醇亲王写信给李鸿章，说建万寿山银子不够，李鸿章马上心领神会，以「朝廷筹措海军经费」为名让海军衙门每个人捐钱。光绪十七年（1891），慈禧首次视察颐和园工程后，嫌进程太慢，颇有怒意，从此冻结了全国海军添置舰炮的费用。不久，李鸿章以海军建设名义向各地又相继募捐了二百六十多万两的「生息钱」。前后共六百多万两全送进了颐和园的建设之中，相当于四艘定远舰的费用，万里海疆的安危就这样换成了昆明湖一池清水、万寿山的几堆石头。
一边是慈禧的怡然自得，一边是明治天皇捐皇室经费扩军备战，嗅觉灵敏的日本人早已知己知彼，清王朝已经是一只烂透了的苹果，占朝鲜、掠台湾、进攻东北已经可以稳操胜券。
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六旬大寿，朝廷几乎将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大寿的准备工作中，年初，慈禧开始大赏群臣，赐李鸿章三眼花翎和黄马褂，乾隆帝至清末只有七人得此封赏，这是千古犹荣的恩宠。此时日本也给慈禧送来了「厚礼」。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共同派兵戡乱，日本有意挑起战乱，双方在朝剑拔弩张。自慈禧训政以来，朝廷俨然形成了帝后两党，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一意主战，李鸿章则站在慈禧一边倾向和商，以俄制日，虽将防日提到战略首位，但于备战却消极对待。李鸿章深知淮军暮气已重，海军又毫无实战经验，敌强我弱，一旦进剿，陆海军都遭覆灭的话，他就没有可依恃的力量了，而慈禧则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做寿和削弱后党势力，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光绪帝几次下令李鸿章派重兵前往朝鲜备战，李鸿章总以守尚有余、攻则不足为由拒绝增兵，指示在朝的淮军将领叶志超等扼险据守，见机行事。慈禧对光绪帝的主战抱依违两可的态度，认为日本是倭寇小国，堂堂华夏岂容小国凌辱。之后，李鸿章在朝廷的屡屡切责下不得不开始备战。
正当李鸿章致力于请俄国出面调停之际，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八月一日，光绪帝对日宣战。李鸿章制定了加强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御体系，而忽视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主帅叶志超初则轻敌猛进，受挫后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将鸭绿江防线拱手相让。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帝党官员奏请停止为慈禧祝寿，将庆典款项移充军费。慈禧十分恼怒，向御前诸臣公然宣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令他终身不欢。」李鸿章此时也成了众矢之的，光绪帝下令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慈禧为了息事宁人，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可慈禧深虑淮军难驭，对李鸿章依赖多于忧疑。慈禧派翁同龢前往天津斥责李鸿章贻误战机，李鸿章申辩道：「奉天兵力不足，又鞭长莫及；北洋海军十多年未添舰只，如何救急？」翁同龢一时语塞。翁同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转达慈禧派李鸿章会商与俄结盟的指示，在这点上，君臣高度一致。李鸿章立刻与俄使秘密接洽，但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李鸿章转而依赖英、德，可英、德对他也不过是虚与委蛇。
慈禧的庆寿大典，从十月初一到十六一直持续不断，十月初十达到高潮，而这一天旅顺、大连相继失守，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覆没，李鸿章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毁于一旦，自然痛彻心扉。当时日军已陷威海卫和辽东半岛，北京危如累卵，清廷派往日本的议和大臣张荫桓、邵友濂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能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来主持谈判，明确暗示议和大臣非李鸿章不可。正月十八，慈禧面谕军机大臣请李鸿章来京，次日，发布上谕，为李鸿章赏还三眼花翎，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三月，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会议。谈判举步维艰，日本肆意凌辱，李鸿章甚至遭受枪击，最后李鸿章在日本早已拟好的条约上签字。
《马关条约》后，李鸿章遭到朝野一致的口诛笔伐，躲到天津，称病不出，慈禧主和一党也成了舆论的矛头所向。为了平复汹汹舆情，痛失北洋海军的李鸿章再失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宝座，仅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以全其勋臣脸面。李鸿章离开昔日门庭若市的直隶总督府，寄居门可罗雀的贤良寺，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
宦海不倒翁
虽然身受巨创，依然泰山不倒，在官场没有萎靡和退缩的时候，这便是李鸿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李鸿章因同情维新派变相地遭到慈禧惩罚，被派往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归来后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然而未预机要、杜门却扫的日子他仍然在等待，等待慈禧的再次召唤。
李鸿章投闲置散的日子并不长久，戊戌年秋，因黄河决口，数十县难民流离失所，黄河浮尸蔽水。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人心，稳定大局，派七十五岁高龄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勘察河工。慈禧一则想安抚灾民，再则想藉此惩罚李鸿章。李鸿章力辞再三，都被慈禧拒绝，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李鸿章为了表明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和超众出群的才干，不顾隆冬严寒，驱驰数千里堤坝，用科学方法标本兼治，历时四月，成功复命，可这并未就此通过慈禧的考验。
政变后，慈禧曾有废立之意，无奈各国对光绪帝病重之事屡表怀疑，一旦废帝必然引起反对，正犹豫之际，慈禧心腹荣禄走访了闲居中的李鸿章。老奸巨滑的李鸿章觉得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想藉此远离祸事迭起的京都，建议朝廷将他外任为总督，外国使节来祝贺时可顺道了解打探情况，这样既不失国体，也不失信息的可靠性。荣禄觉得言之有理，慈禧很快将他任命为两广总督。在京洋人果然纷纷来贺，李鸿章「无意间」谈起废立问题，并表示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慈禧仍然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可各国表示，中国另立新君是否会得到本国的外交承认还得请示本国政府，间接表达了反对之意。李鸿章、荣禄担心废立会引来各国干涉，主张先立大阿哥，再从长计议。此议得到慈禧的认同。
慈禧的考虑更深远，两广洋商众多，外交纠纷让一般的督抚都难以招架；两广华侨也最多，最支持康梁保皇派，革命党人数也不在少数，因此，保境安民，绥乱安邦，两广总督的任务也最重，将李鸿章置于危险前线，还可以藉此考验其忠心，慈禧想一箭三鵰。就在李鸿章被任命的第二天，慈禧再发谕旨，命各省督抚严拿康梁一党以明正典刑，尤其是沿海一带各督抚责任最重。向来八面玲珑的李鸿章自然明白慈禧的心思，可嗜权恋栈的性格让这位八十高龄的督抚大臣在接到谕旨的第二天，还是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雄心壮志，戴着三眼花翎便意气风发地走马上任去了。
在两广总督任上，李鸿章首先要面临的便是处理与保皇党的关系。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慈禧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这是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一种试探。谕旨一出，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康梁深感时局维艰，急谋对策，加紧在广东的活动，准备武装勤王。
李鸿章既要奉旨而行，又不想与保皇党澈底决裂。由于捉拿不到康梁，慈禧大怒，严令李鸿章将康梁的祖坟铲平，李鸿章却以惟恐生变为由迟迟不动。慈禧大怒，痛斥李鸿章身膺疆寄却瞻顾彷徨，还威胁他，如果逆焰嚣张便要唯李鸿章是问。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鸿章不得不一方面铲平康梁祖坟，一方面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解释原委。康梁也一改杀李的态度，评价其为「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李鸿章也害怕康梁危及两广安全，危害自己仕途，对保皇派又打又拉。
李鸿章致力于防范保皇党起事，因而对孙中山等人的态度更具戏剧性。孙中山曾想策动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先请港督卜力与李鸿章的心腹刘学询联系，刘学询建议李鸿章以罗致孙中山为由，设法让他回国。康有为因倡导保皇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反满但一直势单力孤，未成气候，一直不被慈禧重视。李鸿章担心康梁与孙中山联合谋取两广独立，决定诱捕孙中山，对刘学询的建议十分赞同。刘学询请港督卜力代为转达孙中山，称因北方义和拳之乱，李鸿章也有让广东独立的想法，请他回广州共商大计。孙中山对此将信将疑，最后决定冒险一试。在宫崎寅藏、郑士良等的陪同下到达香港，最终因为害怕李鸿章诱降，又迅速转往了越南西贡。
李鸿章曾奉朝廷之命北上议和，途经香港。港督卜力原决定挟持李鸿章促成两广独立，因英国政府极力反对而作罢，转而力阻李鸿章北上，声称这个任命是由提出进攻使馆的端王载漪签署的，有诱李北上而加害之意，但此意被李鸿章婉言拒绝。卜力甚至表示，一旦所有公使在北京遇害，各国将会让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当统治者，如果李鸿章本人愿意，一定会众望所归。李鸿章诚惶诚恐地表示，请英国不要抛弃慈禧，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慈禧「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李鸿章告诫卜力，联军一定不要牵连太广，否则会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外情绪。卜力见李鸿章态度坚定，不得不无奈放弃，其实从始至终，李鸿章从无两广独立的念头，他不会让他的统治区域卷入到南方分裂主义的冒险中去。
李鸿章对保皇党和革命党的怀柔政策保全了他的乌纱帽，也成全了他对晚清朝廷的忠心。他尽心做事，只为拼命做官，而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也是他官场不倒的秘诀所在。
辛丑谈判再造玄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两宫外逃，联军长驱直入，将数百年的文化古都掠夺一空，当这个巨大的帝国到了毁灭的边缘时，慈禧等当权者唯一且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慈禧早已在端王等人的策动下准备对八国联军宣战，催李鸿章迅速北上。李鸿章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联拳灭洋」，早被义和团所恨，杀李鸿章的口号在义和团中广泛流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李鸿章怕贸然北上，惹来杀身之祸，拒不北上。
六月朝廷对外宣战，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却与列强达成了维持东南局势稳定的「东南互保」协议。随着战局的恶化，早已历经外逃之苦的慈禧这才感激李鸿章等人的先见之明，并积极谋求和局。七月八日，任命李鸿章为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未明言议和之事，但这已经是对外的和议信号。终于再回中枢机构，李鸿章长吁了一口气，但面临的议和难题却让他宿夜忧叹，一筹莫展。临出发时，李鸿章曾流着眼泪对南海县令裴景福感慨，八国联军万一攻下北京，必然剿灭义和团以示威，并要求惩办祸首官员以泄愤，而慈禧首当其冲，如何使列强原谅慈禧，困难度之大难以预料，至于赔款则可能不计其数。生性谨慎的李鸿章早已洞察慈禧深意，决定启程北上，首站便到香港。
七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北京的局势依然不明朗，慈禧依然抱侥幸心理，清军与联军的对抗还在零星地进行，义和团在北京的大量聚集，让中外战争更加白热化。李鸿章此番前去，联军必然狮子大开口，而慈禧还未下定最后求和的决心，贸然前去必然会两边不讨好。他深知此时此刻要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甚至性命难保。到达上海后，他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这时，慈禧显然乱了方寸，其政策非常矛盾。一方面，她急盼李鸿章前往北京向洋人求和；另一方面，主战的意图仍然未变。七月二十八日，慈禧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事宜，到了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李鸿章在上海得知消息，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成为义和团的俎上之肉。为了促使慈禧全面求和，李鸿章多次递折要求慈禧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求朝廷下「罪己诏」，以获得列强的谅解。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意，当西方外交使官有让慈禧归政光绪帝的打算时，他断然为其开脱，认为慈禧训政两朝，削平大难，受臣民爱戴，此次拳匪之乱，来势汹汹，慈禧正设法挽救。
随着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李鸿章的奏请逐渐有了效果。八月十五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九月七日，朝廷又发布了剿灭义和团的谕旨，昔日盟友此时成了肇祸之端，非痛加铲除不可，阵前浴血奋战的义和团民突然腹背受敌，损失惨重；九月八日，朝廷再电李鸿章，罪在朝廷，悔不当初，请李鸿章一定要即日进京，与各国使节会商和议问题，此行虽然惊险万分，但却是朝廷的生死存亡所依，即使勉为其难，也须不辞辛苦。慈禧此诏态度诚恳，几乎是在恳求李鸿章。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的条件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这位迟暮之年的老人决定为病入膏肓的大清朝作最后的努力。
十月十一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看到联军把「一座昔日充满着辉煌金漆房舍的北京城」蹂躏成「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不由得老泪纵横。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外，其他由联军分区占领。这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参与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可庆王府有持枪的日本兵「守护」，庆王如一囚徒；李鸿章的门外则有俄国兵保护，是个受到礼遇的俘虏。
谈判的两位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因奕劻在外人面前资望不足，李鸿章大权独揽，慈禧自然对李鸿章倚如泰山，她急于求得列强的谅解，一日不见李鸿章的电报便寝食难安，可谈判中最困难的是要说服联军不将慈禧作为祸首惩办。
李鸿章到京后，遍访各国公使，请求尽早议和，可中国已经一败涂地，哪来议和筹码？联军统帅瓦德西连续一个月拒见奕、李二人，唆使各国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并派兵四处攻掠，各国私下自然也要紧急磋商，力图拿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方案，而慈禧一再电促奕、李速办议和之事，以免贻误大局。奕、李左右为难，一面向列强苦苦哀求，一面迫使慈禧委曲求全。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瓦德西才接见奕、李，两人请求联军尽快撤出北京，瓦德西则坦言，联军将在北京过冬，并拿出一张占领分区图，请李鸿章等签字画押，此时奕、李已是败军之使，唯有任由各国索取，连荣禄都不免对两人深表同情，「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不过各国自行商量，拿出条款照会二人而已」。弱国无外交，怎容得奕、李二人讨价还价，李鸿章一面要受列强的肆意奚落，一面要设法维护和局。李鸿章密令直隶清军不得开战，并要优礼联军。谈判主要就惩办祸首问题进行磋商，这是慈禧最为关注的。早在李鸿章入京时，荣禄便奉慈禧之命代为转述，只要列强谅解慈禧，一切好办。
为了维持慈禧摇摇欲坠的统治，李鸿章做了最后的努力，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自李鸿章之手。经过李鸿章的再三努力，列强终于答应维持慈禧的统治。慈禧接到电讯，欣喜若狂，表示愿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战端一开，双方必然会损兵折将，一旦战事结束，惩凶以泄私愤在所难免，慈禧自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侥幸逃脱，根本无力再保全他人，列强开出了一百四十二人的战犯名单，挑起事端的载勋、载漪、载澜、董福祥等必杀，另有十多名官员由判死刑改为永远流放，其他的或流放或监禁。牵连之广，职位之高，惩罚之严厉，令慈禧头痛不已。谕旨一发放，慈禧的身边每天环绕着一批哭哭啼啼、乞求活命的皇亲重臣，她对此却束手无策。
李、奕婉转与列强协商，请求对祸首从轻处罚，列强对此十分不满，在京城郊外陈兵，声称再迁延不决便要兵戎相见。李鸿章声称列强或许明年有另立政府之谋，慈禧得知消息震惊不已，深感事态紧迫，电讯李、奕，大局攸关，和议可成不可败，可审时度势相机处理。李鸿章见慈禧放权，大胆与列强谈判，可成效甚微。李鸿章建议她丢卒保车，慈禧这才下定决心，像切西瓜一样一口气杀了一百二十多个大臣，惩凶风波才告平息。
祸首问题谈妥后，双方要谈的便是两宫回銮的问题。列强均将两宫回銮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好用武力挟制慈禧，胁迫清朝澈底投降，慈禧则深恐受制于列强，表示联军不撤，绝不回京，并责备李鸿章不能体谅她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决无偏安西北、轻弃京师的理由。
由于事务繁杂，心理压力巨大，风烛残年的李鸿章终于招架不住，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清廷再也无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经过一番紧急磋商，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台了。《议和大纲》条款异常苛刻，李鸿章阅后连连叹息，唯恐慈禧不允，以原文电奏慈禧。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吏，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在这种内外皆危的局势下，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慈禧见并未将她置于祸首之列，大喜过望，声称「事关宗庙社稷，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能因为姑息数人，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地，除细节婉转磋商外，一切应允，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慈禧基本同意。谈判结束的标志便是联军撤出北京城和皇室回京。
近代史上空前卖国的条约签字生效了，李鸿章作为谈判全权大臣，惹来了国人的一片声讨声：「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李鸿章因忧郁积劳，寒热间作，痰咳不止，病重期间再次奔波辗转，终至病情恶化，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在病榻上他感念时局，老泪纵横地给朝廷发了份电报：「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话说得恳切沉痛，而这时的流亡朝廷还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死前一个小时，俄国使臣维特手持条约还在催促李鸿章画押签字，可李鸿章一死，维特不得不遗憾地表示：「大清朝再也无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交涉了，我们的谈判得从头开始。」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因胃部大出血撒手人寰。慈禧接到电报后，顿感梁倾栋折，骤失倚恃，涕泪双流，心痛不已，慨叹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如此重荷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慈禧这位刚完成「再造玄黄之功」使命的执鞭作驭的晚清大臣，没等他苛延残喘的王朝断气便先行离去，留下的震动和惋惜可想而知。朝廷特旨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寺，在京师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清代汉官中在京师建祠的仅此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