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吉林省督军张作相都在席间，寿懿见张作霖高兴，站起来当众宣布：“大家静一静，我有件喜事告诉大家。”说着，朝门外招招手，马月清面带羞涩地走进来，寿懿继续说，“这位是大帅的六夫人马月清，也是大帅的‘福星’呢。”
张作霖的部下们听后立即恭维起马月清，并对张作霖说了许多祝福的话。马月清从入府到生子到获得公开身份，每一样都是寿懿操办，因此她对寿懿心怀感激。张作霖离世时，马月清刚刚23岁，但她对张作霖有很深的感情，终身没有再嫁。由于她十分依赖寿懿，所以一直跟随寿懿左右。
“九一八”事变后，寿懿携马月清迁居天津，后于1948年前迁往台湾。1966年寿懿病逝于台湾，之后马月清独自孀居，于1975年病逝。
张作霖虽然有六位夫人，但正妻始终只有赵春桂一人，即便是他极其宠爱的寿懿，也没有将其扶正，这是因为他对赵春桂始终怀有歉意和敬意。
张作霖死后，灵柩暂厝帅府花园东厢房内，张学良在抚顺之东，浑河之阳，选中一处依山临水之地作为“元帅陵园”。然而“元帅陵园”尚未完工，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张作霖的灵柩移至株林寺，直到1937年6月，张作霖灵柩才被迁至辽西锦县东北驿马坊张家坟茔地，与赵春桂合葬。1984年8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张作霖茔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园中竖立一块花岗岩标牌，上面刻有“张作霖墓园”。
历史评说
张作霖是军阀中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争议集中体现在他的对日态度上。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依靠日本人扶植才得以稳坐“东北王”，是“卖国求荣的军阀”。当时正值日本大肆向中国扩张，张作霖作为东北的统治者，与日本人打交道在所难免，而当时的中国处于弱势地位，东北在日俄两大列强压迫下，交涉谈判均处于被动之中，仅以妥协卖国来评价张作霖在对日外交中的表现，有失客观公允。
英国人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里说：“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张作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我们应当看到，张作霖在与日本的周旋中，虽然也有过屈从，但事后大都以装糊涂、抵赖、不认账等策略进行了抵制。
在对日外交中，张作霖曾发出严禁向日本人出卖、商租土地的法令、训令、命令、密令、通令、指令、取缔令、训示、布告等多达359项，最终使“二十一条”成为废纸。张作霖被炸前，曾被迫与日本签订了满蒙新五路中的延海、洮索以及长大铁路的《承造合同》，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其意志，拒绝修建这些铁路，使得所谓满蒙新五路契约成为一纸空文。
应该肯定，张作霖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此外，张作霖重视人才培养，他创办的东北大学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多的大学，他还积极主张派遣留学生到先进国家学习。
张作霖对东三省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他统治东三省之初，东三省金融、财政状况十分危急，他实行“改行大洋”、“币制统一”等措施，使得东三省人民生活逐渐充裕。他注重自修铁路，从1921年到1931年，东北自建锦朝等10条铁路，营业里程共计1521.7公里，占1931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的25%，占全中国铁路总长度的10%以上，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中的一个壮举。张作霖还设立纺纱厂，振兴实业，筹开葫芦岛港，促进对内商业往来和对外贸易，重视实行有效行政管理，使东三省在当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但是，张作霖穷兵黩武，一再发动战争，尤其意图问鼎中原，将战火烧到江南，不仅造成对经济的破坏，更将百姓推进苦难的深渊。
直系军阀吴佩孚：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
作为直系军阀后起之秀，论带兵打仗、进退攻守，在民国时期无出吴佩孚之右者。从对南作战到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其军事才能尽显无遗；然而他生不逢时，“南军”北伐十几年，终在这一年势不可当。而他视冯玉祥为眼中钉，又小觑了北伐军的强势，终致“霸业”难成。他一生清廉，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为世人称道。
小档案
姓名字号：吴佩孚 字子玉
籍贯：山东蓬莱
生卒年月：1874.4.22～1939.12.4 卒年65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最高官职：直鲁豫巡阅使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军阀派系：直系
家世：
始祖——吴季札，春秋时一位公子，父亲要立他为王，拜辞不就，被封于江苏延陵。
父亲——吴可成，在山东蓬莱经营一家名叫“安香斋”的小杂货店，妻子张氏，勤俭节约，持家有道。
兄弟姐妹——兄：吴道孚；弟：吴文孚。
妻妾子女：
元配王氏，无子女。
继室李氏，无子女。
继室张佩兰，无子女，将吴道时过继为嗣。
妾室小桃，无子女。
简历
1874年——4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城一个小商贩家中。
1879年——入私塾读书。
1887年——父亲吴可成病逝，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
1896年——考中秀才。
1898年——入聂士成部当勤务兵，后至文案郭绪栋身边听差。
同年——被保送至开平武备学堂学习步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开平武备学堂停办，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
1902年——入袁世凯的直隶常备军，被保送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
1904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授陆军中尉衔，至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
同年——日俄战争爆发，被选入北洋督练公所和日本军队秘密组成的侦察队，潜入辽东进行间谍活动。
1905年——侦探有功，被授陆军上尉衔。
同年——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
1906年——任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
1907年——曹锟出任第三镇统制。
1908年——任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升任第三镇炮兵第三标标统。
1914年——改任第三师师部副官长。
1915年——升任第三师第六旅旅长。
1916年——被袁世凯授三等男爵、陆军中将衔。
1917年——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任“讨逆军”西路先锋。
1918年——升任第三师师长。
同年——被授“孚威将军”。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任“讨逆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
同年——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1921年——兼任两湖巡阅使。
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被曹锟授军事指挥全权。
同年——奉军败退关外，曹锟、吴佩孚掌握北京政权。
同年——被任命陆军总长，推辞不就。
同年——被授陆军上将衔。
同年——被授“孚威上将军”。
1923年——任直鲁豫巡阅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讨逆军”总司令。
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被囚，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被撤。
1925年——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1926年——曹锟恢复自由。
同年——10月10日，主力军被北伐军消灭。
1927年——在白帝城以“孚威上将军”为旗号，组成“大帅行辕”。
1928年——在云雾山笠竹寺设“讨贼联军”总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暗中招兵买马，企图伺机再起。
1931年——前往北平。
1937年——被日本人邀请出任北平“维护会长”，严词拒绝。
1939年——12月4日去世，卒年65岁。
同年——被授陆军一级上将。
秀才当兵，都是大烟惹的祸
人之命运的改变，或好或坏，或喜或忧，总会在不经意的拐角处埋下伏笔。为吴佩孚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个伏笔，便掩埋在山东登州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
19世纪末的山东登州是对外开放通商口岸，所属城镇烟馆林立，烟鬼遍地。当了登州府水师营学兵的吴佩孚毫无例外地成了烟鬼。而例外的是，吴佩孚一心想走科举之路，终于在1896年考中秀才。科场得意，行事难免有些放肆，一次烟瘾发作，烟馆爆满，而当地豪绅“八大家”之一的“翁爷”翁钦生，独占一“雅间”，正躺着打瞌睡。吴佩孚便忘了“身份”，想借个位子抽两口就走。
翁爷听到响声，微微睁开眼睛，见是乡里后生吴佩孚，便问：“小二子，有事吗？”吴佩孚排行老二，有一兄长早夭，但人们仍然称呼他为“小二子”。吴佩孚见翁爷态度温和，原以为好商量，便请求借个地方抽两口，岂料话没说完，翁爷便怒目圆睁，右腿猛地用力一踹，将一副文弱书生样的吴佩孚踹了一个趔趄，同时一声怒吼：“滚！”
吴佩孚双脚一跺，转身就走。他岂能忍受如此“胯下之辱”，时隔不久便借翁家老太太做寿之机，联络当地有名的讼棍文痞“十虎”，大闹翁家寿堂，在翁家正在演唱的堂会现场，大骂满座男女“违禁令”、“助淫风”，将祝寿堂会搅散，令翁爷大失脸面。翁爷很快打听出是吴佩孚从中捣乱，立刻联络县衙捉拿查办吴佩孚，吴佩孚闻讯连夜逃往北京。
这是1897年，23岁的吴佩孚从此离开家乡，人生轨迹随之改变。
10年后已升任管带（营长）的吴佩孚在长春火车站偶遇翁爷，翁爷当时到长春料理生意，见到一身戎装的吴佩孚，登时吓得汗如雨下。吴佩孚凝视着翁爷，未曾开口，翁爷便语无伦次，连连称罪。吴佩孚哈哈一笑说：“感谢翁爷一脚把我踹出蓬莱，否则我这辈子也当不上官军的管带！”
但从逃亡到升任管带，吴佩孚可谓历尽艰辛。吴佩孚出生在登州府蓬莱县戚继光的故乡，其父吴可成崇敬戚继光，引用其字“佩玉”，为吴佩孚取名“佩孚”字“子玉”。吴佩孚逃到北京后，为了糊口，写过春联、摆过算卦摊，后曾投入驻扎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当兵，又上过孙宝琦的开平武备学堂、袁世凯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日俄战争中为日本人当过间谍……但他发迹的起点，则是1907年遇到布贩子出身的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
1906年10月，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次年随部调往东北剿匪。此时北洋军阀中已派系林立，各派相互倾轧，吴佩孚认识到要想迅速升迁，必须寻找靠山。时逢第三镇统制由凤山换为曹锟，曹锟出任统制后，剿匪一事毫无进展，有次一个标（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中了土匪埋伏，大败而归，曹锟只得问计于各下官，哪个有办法制服悍匪。
土匪大都占据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又耳目灵通，在明处的官兵往往遭土匪暗算。因此曹锟问话之后各下官面面相觑，无一敢主动请缨。就在曹锟大失所望的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吴佩孚。
“我愿意带兵去剿灭胡子！”吴佩孚说话掷地有声。曹锟打量着这个书生模样的管带，暗暗吃惊，心说凭这个身板也敢与胡子拼？再问吴佩孚准备带多少兵，吴佩孚回答：“一个营。”
曹锟又是一惊，这次总算把心里的不信任说了出来：“我派了一个团都没取胜，你带一个营，你以为胡匪是那么好打的？”
“我要的一营人需要从各营中精选，再要20匹马，100天剿灭胡子。”
曹锟将信将疑，但既然没有别人请缨，也只好由他一试。
吴佩孚果然出手不凡，他既不去端胡匪的老巢，也不与土匪正面交锋，而是秘密跟踪，一旦胡匪准备作案，立刻出手破坏；待胡匪回击，立刻逃之夭夭。胡匪连续两个月做不成“生意”，不能坐吃山空，只好暂时各自回村，准备等“吴小鬼”撤了再重新“举事”。吴佩孚早已对这些胡匪的家庭住址做了摸底，并事先派人分别把守。于是，回家一个抓一个，终于将这群胡匪化整为零各个歼灭。
吴佩孚得胜回营，虽然没有立刻得到升迁，但在曹锟那里已经挂上了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镇调防保定，12月中旬，曹锟奉命率第三镇第一协出兵山西镇压革命军。此间，吴佩孚凭借军人的机敏与警觉，为曹锟又立新功。
当时拟定的进军路线是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第一批出发的是炮兵第三标，吴佩孚是该标第一营管带，按惯例登车时第一营应在列车最前面。但刘标统在出发前将第一营调到列车中间，他本人率部到列车最前端。这一调整引起吴佩孚的警觉。
进军目的地是井陉，与革命军占领的娘子关遥遥相对。列车在夜色中启动，由于载有大炮等重型军械，全车熄灯，在黑暗中前进。当士兵们昏昏睡去之后，吴佩孚仍用手电筒对照列车经过的站牌在地图上做标记。蓦然间，他发现列车驶过井陉站，竟然没有停！
“情况有变，跟我来！”吴佩孚叫醒身边的士兵，向前边车厢摸去，然后扭开车门，只见车厢里十多人全都换上了革命军的服装，其中一人就是刘标统。吴佩孚带领士兵一拥而入，刘标统见情况有变，试图说服吴佩孚弃暗投明，吴佩孚说：“对不起标统，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绝不叛变！”
随即，吴佩孚命令士兵将哗变的革命党捆绑起来，又带人控制了司机，命令司机将车倒回井陉站。此时列车距离娘子关仅有10多华里，再有几分钟，这一车“贵重礼物”便会送到革命军手中。倘若如此，北方战场形势或许会发生逆转。
列车回到井陉站后，曹锟乘坐的第二列列车也抵达井陉，听了吴佩孚汇报控制哗变经过，曹锟惊出一身冷汗，拍着吴佩孚的肩膀连连说：“多亏了你！多亏了你！你不仅救了第三镇，救了我，还救了直隶一省啊，连皇上和朝廷也都是你救的。以后，你就是炮三标的标统了！”
这是吴佩孚追随曹锟以来第一次提升。1912年2月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抵制去南京就职，其子袁克定授意曹锟制造“兵变”，恐吓前来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专使。在2月29日的“兵变”事件中，吴佩孚紧密配合曹锟的部署，率领炮三标一马当先开枪放炮，制造“兵变”假象，发动士兵哄抢商铺、摊贩，制造混乱。北京“兵变”带动了华北各地纷纷效仿，也使列强各国做出强烈反应，南方被迫做出让步，袁世凯得以在北京宣誓就职。
“兵变”事件将吴佩孚与曹锟的关系又拉近一步，但此时曹锟仍未真正认识到吴佩孚的才干与价值，只觉得吴佩孚不过是点子多，脑瓜灵活。1914年4月曹锟被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后，驻守岳州，提升吴佩孚为师部副官长。吴佩孚对这次提升并不满意，副官长比起炮三团团长来，虽说官衔升了，但却失去了带兵的机会。吴佩孚更喜欢带兵打仗。
正当吴佩孚为副官长一职苦恼不堪的时候，1915年春季的一天，曹锟突然召见吴佩孚，问了他很多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吴佩孚虽一头雾水，但还是认真地做了回答。吴佩孚秀才出身，又先后读过两次武备学堂，且多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无论军事理论还是作战部署都有独到见解，曹锟听后一脸兴奋，连说：“好！好！”令吴佩孚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曹锟因公事到长沙拜会河南督军汤芗铭，汤芗铭向他借一个人。曹锟感到很奇怪，因为他自己正发愁没有左膀右臂，正在四处寻求打探能够辅助自己的人才，于是赶紧问汤芗铭要借的是哪个。汤芗铭说：“放心，不会借你的股肱大将，只借你那闲置的人。”
曹锟想不出有哪个闲置的人会被汤芗铭看上。汤芗铭说：“你那个副官长不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曹锟立刻觉得自己忽略了吴佩孚。吴佩孚仅仅到长沙出席了一个民众团体大会，便被汤芗铭一眼看中，想必有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其实曹锟完全没有想到，吴佩孚在那次会上大出风头，他在发言中滔滔不绝地大谈湖南的历史文化，博得台下听众的阵阵掌声；又对汤芗铭督湘的“功绩”大加褒扬，说得汤芗铭心花怒放，最后又对湖南发展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令汤芗铭倍加赏识。
曹锟婉言拒绝了汤芗铭，赶紧打道回府召见吴佩孚，他对吴佩孚说：“以前是我忽略了你，现在我要任命你为第六旅少将旅长。”
突然受此赏识与提拔，吴佩孚十分激动，当场表示：“今后子玉当竭力辅佐，誓死追随，以报知遇之恩。”从此，吴佩孚成为曹锟的心腹干将，两人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前线造反，吴小鬼扳倒段内阁
1916年初，曹锟奉袁世凯之命督师入川，镇压护国运动，吴佩孚率第六旅作为先遣部队先战綦江，首战告捷；随后援战泸州，打退护国军的进攻。接下来攻占纳溪时，曹锟陷入护国军重围，不仅死伤惨重，而且被困于方圆不足一里的山谷中，生命危在旦夕。
吴佩孚闻讯，决定杀进重围救援曹锟，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对此持反对意见，劝吴佩孚说：“攻下纳溪，总司令之围不攻自解。”吴佩孚则不以为然，当时护国军士气正盛，攻克纳溪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倘若如冯玉祥所言，恐怕攻下纳溪之时，曹锟早已暴尸荒野了。因此吴佩孚对其亲信说：“冯焕章居心叵测，不可轻信。”
吴佩孚率领几十名骑兵，出其不意，冒死杀进护国军重围，不等围困曹锟的护国军反应过来，吴佩孚已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曹锟突出重围。逃回泸州后，曹锟对吴佩孚感激万分，发誓与吴佩孚共进退。3月上旬，曹锟为吴佩孚向袁世凯请功，吴佩孚被破例授予三等男爵晋陆军中将衔。
但此时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北洋军内部分崩离析，袁世凯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曹锟为此忧心忡忡。由于他既无地盘亦无防区，担心袁世凯一倒，自己前景黯淡。吴佩孚献策说：“以目前形势看，最终鹿死谁手难以定夺。但总统的命令不能不听，明公不妨虚与委蛇，表面敷衍，背后联络南方各省，取得谅解。将来若项城失势，便可免除当初赞成帝制之嫌疑；即使义军无成，也维系了与项城的关系，可以继续替其效力。”
曹锟听后大喜，遂采取此一举两全之策，一面敷衍袁世凯，一面与各路反袁军建立联系。6月6日袁世凯暴卒后，曹锟为因此保存了实力暗自庆幸。令曹锟没有想到的是，失去袁世凯这个靠山后，他这个没有地盘，没有防区的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竟然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垂爱”，9月16日，曹锟被任命为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袁世凯逝世后，北京政权落入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黎元洪出任总统，不过是段祺瑞手中的傀儡。而北洋军阀内部，段祺瑞与手握重兵的江苏督军冯国璋为执北洋牛耳展开了争夺战。在此情况下被“重用”，段祺瑞自然是看中了曹锟手中的兵力。而曹锟所统北洋第三师即北洋第三镇，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中最精锐部队，早在岳阳吴佩孚被提升重用后，曹锟便采纳吴佩孚的建议，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埋头练兵，将第三师锤炼成为军事技能过硬、纪律严明的队伍。
因此，第三师驻扎保定后，吴佩孚首先提醒曹锟：“段合肥如此重视明公，不外乎看中第三师这支武力。但冯河间（冯国璋系河间人）与张少轩的兵力都在我们之上，我们只有抓紧扩军练兵，才可定长久之计。”
曹锟自重用吴佩孚以来，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于是开始大肆募兵，并由吴佩孚全权主持练兵事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曹锟的兵力已达6万，无论在拥兵数量上，还是部队作战能力上，均取得了与冯国璋、张勋相抗衡的实力。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后，曹锟响应段祺瑞的讨伐令，被任命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以吴佩孚为前锋出兵讨伐“辫子军”。但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出任代总统，段祺瑞重掌中枢，一个主张“和平统一”，一个主张“武力统一”，令曹锟深感无所适从。曹锟采纳吴佩孚的主张，“联冯防段”，但表面上谁都不得罪，看起来不左不右，人称“两栖将军”。
11月中旬，曹锟与直系“长江三督”联名发表主和通电。此前“长江三督”曾通电主和，且前方将领倒戈，使段祺瑞被迫提出辞职。如今加上重量级人物曹锟，“直隶四督”给了冯国璋强有力的支持，立刻批准段祺瑞的辞呈。但曹锟又担心得罪段祺瑞，赶紧打电话向段祺瑞解释，称此主和通电自己并不知情。段祺瑞从曹锟的态度中看到了希望，立刻派出其心腹大员徐树铮到曹锟处游说，以“副总统”一职相许，使曹锟调转船头站到皖系的主战行列，先发表主战通电，后于12月2日在天津召开九省三区由督军、都统、护军使参加的军事会议，为“主战”摇旗呐喊，表示“请缨率兵南下，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在所不惜！”
此时吴佩孚尚在保定，闻讯后大惊失色，立刻赶到天津，对曹锟晓以利弊。曹锟如梦方醒，但心中憧憬副总统的宝座，遂无可奈何地表示：“泼出去的水怎好再收回呢？”
吴佩孚献计说：“事到如今只好采取先战后和之策了。”所谓“先战后和”，即先与南方一战，挫败其锐气，然后与之议和。曹锟当即表示赞同。
在天津会议的压力下，1918年1月末，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南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两湖宣抚使，与第二路军张怀芝、张敬尧所率第五师、第七师分两路进攻湖南。1918年2月，曹锟率部南下，在汉口刘园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几乎将全部家当都交给了吴佩孚。
3月上旬，吴佩孚率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三个混成旅自鄂入湘，3月10日，第一役在鄂湘交界的羊楼司打响，吴佩孚亲临指挥，士气高昂，一举攻下三湘门户羊楼司；接着，挥师南下，接连克通城、临湘、九岭、白葛岭等要塞，重兵压向岳阳。
岳阳是省城长沙的屏障，西南军阀死守岳阳。3月17日吴佩孚率兵攻城，由阎相文打头阵，两军交火，喊杀声震天，一直打到天黑，胜负不见分晓。次日，吴佩孚先以炮兵猛烈轰炸，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城内守军大乱。适逢湘粤桂联军发生内讧，湘军纷纷弃城而逃，吴军占据岳阳。
吴佩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继续率兵南下，接连攻克平江、湘阴，于26日占领湖南省府长沙。不足一月，吴军连克数城，捷报频传，吴佩孚声名鹊起，被称作“常胜将军”。
在此次南攻湘战中，皖系将领张怀芝、张敬尧行动缓慢，屡遭失败。若论功行赏，头功当归吴佩孚，湖南督军的职位亦非吴佩孚莫属。而在吴佩孚连打胜仗的时候，曹锟正与皖系一起通电吁请段内阁复职。曹锟的想法很简单，只有段祺瑞重新出山，关于副总统的允诺才能兑现。3月23日，段祺瑞在一片“拥戴”声中官复原职。段祺瑞甫一复位，立刻任命未建寸功的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急电曹锟饬令吴佩孚继续追击湘粤桂联军，直捣两广。
消息传来，吴军将领愤愤不平，吴佩孚更是闻之大怒：“好你个段合肥，直系卖命打仗，皖系坐享其成！直捣两广？我让你等着瞧！”
张敬尧的部队开进长沙后，吴佩孚立刻退出，一举攻克衡阳。衡阳乃通往西南的门户，段祺瑞得讯后欣喜若狂，再次命吴佩孚继续南下，扫平两广。而吴佩孚接到命令后，一声冷笑，非但按兵不动，而且来了个第三师全体大罢兵。
段祺瑞闻讯急得拍了桌子，但也知道自己开罪了玉帅，也明白吴佩孚一旦罢战，已取得的一切战果将付诸东流，“武力统一全国”将化为泡影。为安抚曹、吴，他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企图用这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打动曹锟，又封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援粤副总司令”，然而为时已晚，吴佩孚根本不予理睬。
6月中旬，吴佩孚指使王承斌、阎相文等五旅长联名向段祺瑞“请假”，随后又以第三师全体将士的名义通电全国，称“兵疲将惫，不堪再战”。毫无疑问，其“先战后和”策略中的“战”已完成，接下来便是“和”了。罢兵期间，吴佩孚与直系“长江三督”即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频频接触，又派代表与南军通气，达成停战协议。
8月7日，吴佩孚发表致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猛烈抨击段祺瑞及其所控制的安福国会，称段祺瑞“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指责安福国会“以金钱大肆运动，排除异己……酿成全国叛乱”，并斥责段祺瑞“借款杀同胞，何异于饮鸩止渴”。通电发出后，全国哗然，吴佩孚无疑成为第一个敢如此放肆攻击段政府的人。吴佩孚还主张“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并发誓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俨然一副爱国将领的形象，博得各方喝彩。
随后，吴佩孚于8月21日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要求颁布全面停战令；在吴佩孚的倡导下，湖南前线南军将领17人与北军将领12人，于9月26日联名发表通电，共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令。这是南北将领第一次公开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气得段祺瑞暴跳如雷，皖系人物更是惊呼：“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对吴佩孚无可奈何，却把一腔怒火发泄到直系首领冯国璋身上，利用安福系于1918年10月10日将冯国璋排挤下台。但段祺瑞因吴佩孚前线倒戈，同时其“西原借款”被披露，遭到各方抨击，不得不在冯国璋下台的同时辞职下野。尽管如此，由于国会依然掌握在安福系手中，段祺瑞仍任参战督办，因此仍在背后操纵着北京政权。
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成为直系新首领。段祺瑞下台不久，其心腹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在西北地区大练“边防军”，不仅手握强大兵权，还掌管西北军政、民政、财政的独立大权，其“西北王”的声势，不仅威胁到直系，也令奉系张作霖颇为不满。于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结为反皖同盟。
为了抵制皖系，吴佩孚于1919年8月31日与南方军政府代表谭延闿签订《救国同盟条约》，1920年1月30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拨给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约定共同倒皖，之后组建南方统一政府。3月上旬直军家属开始北归，5月25日直军正式撤防北上。此举不仅宣告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预示着直皖大战即将爆发。
段祺瑞于5月17日在团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将徐树铮统领的全部边防军火速调至北京附近，准备先发制人，派兵把守京汉路南段，截断直军归路。但张作霖乘机以边防军出动京畿空虚应“拱卫京师”为借口，调兵入关。段祺瑞担心被奉军抄底，只好改为密令边防军第二师做好进攻德州及侧击郑州的准备。
6月中旬，直军全部抵达中原，并在郑州到保定的京汉铁路沿线部署完毕，直皖战争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邀请，以“直皖调停人”身份入京。直系首先向张作霖提出调停要求：罢免安福系三总长、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边防军由陆军部管辖。
段祺瑞闻讯跳着脚吼道：“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们如果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并要张作霖转告曹锟：“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吴氏不过一小小师长，若不服，兵戎相见！”
7月1日，曹锟、吴佩孚以全体直军名义发出《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和《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致边防军西北军》声明，借“清君侧”打出宣战信号。
皖系立刻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司令。皖系总兵力7万人，同盟军14万人。司令部设在团河，司令部办事处设于琉璃河附近。
直系在保定成立的“讨逆军”，以曹锟为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直系总兵力5.5万人，同盟军18万人。大本营设于天津，司令部设于高碑店。
14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直皖大战爆发。
开战伊始，在西路主战场，皖军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曲同丰，率第一师猛攻直军前沿。由于这支部队几乎全部是新进日式武器装备，吴佩孚所部一时难以招架，沿着琉璃河、固安、涞水一线败退至高碑店。吴佩孚在高碑店指挥第三师对曲同丰部进行顽强抗击，最终不敌，退出高碑店。
15日，曲同丰乘胜追击，与直军在下坡店一带发生激烈战斗。曲同丰以为下坡店是直军主力所在，所以命炮队对其进行猛烈轰击，几乎把下坡店夷为平地，16日黎明攻克下坡店。然而，直军在下坡店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后，在下坡店放了一个连的兵力做佯兵，以此牵制皖军曲同丰部，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一部，偷偷朝着高碑店与涿州之间的松林店前进，而曲同丰正坐镇于此。
17日，曲同丰正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扬扬得意，盘算着再接再厉一举占领保定，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曲同丰起身准备出去看看，却与带兵前来的吴佩孚正面相撞。
“报告老师，您被俘虏了，请您随我上车，前往保定休息。”吴佩孚在曲同丰面前“啪”地立正，敬礼，恭敬地说。
原来吴佩孚在武备学堂读书时，曲同丰曾做过他的老师，故吴佩孚对曲同丰致以弟子之礼，令曲同丰哭笑不得。随着曲同丰被俘，皖军在西路全面溃败。而徐树铮率领的东路军也因奉军突然加入作战而腹背受敌，加上西线战败消息传来，士气大减，顿时溃不成军，最终宣告失败。
18日，直皖大战结束。战后，曹锟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北京政权落入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手中。
大败奉系，掌控了中央政府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都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各自利益出发，收编残兵、占领地盘、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而这些争斗，集中体现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争斗上。
张作霖认为，直皖大战中，奉军的助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吴佩孚一个小小师长，根本没有能力左右战局。他曾对《天津西报》的记者说：“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长，我手下这样的师长就有好几个，哪一个拉出来都不比吴佩孚差，要都让他们出来参政议政，那国家不乱套了！我是与曹经略使合作，国家大事也只与他一人商量，绝不会与一个小小的师长对话！”他还在战后抢夺劫收了皖系大批辎重财物，并公开扬言将会留下部分奉军在北京“保卫总统”。
吴佩孚则认为，直皖战争的胜利全在于他本人指挥得当，尤其是突袭松林店一战，对战局起着关键性作用。奉系是在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出兵相“助”，张作霖的做法完全是坐收渔利，抢夺不属于他的胜利果实。他对张作霖大肆劫收皖系辎重财物十分看不起，直言“奉军真是强盗行为，张作霖真是地道的胡匪”，对张作霖想独霸北京政权的行动更是十分愤怒。
为抵制张作霖独霸北京政权，7月29日，在曹锟与张作霖举行天津分赃会议前一天，吴佩孚召开记者招待会，抢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国民大会。
早在1920年6月13日，直皖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就曾在郑州发表通电，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当时造成很大反响，南方各省人民团体以及进步学生对吴佩孚的主张表示赞成与支持，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也对吴佩孚大肆追捧，认为：“中国之治，为期或已不远矣！”
然而这种“尊重民意”却不为军阀所接受，曹锟对此也颇不赞同，张作霖得知后，更是暴跳如雷：“一个小小师长，竟妄想左右时局，不自量力！”当时直皖战争迫在眉睫，吴佩孚又是攻打皖系的主要力量，所以各方军阀对于吴佩孚的狂言也就忍气吞声了。
如今为争夺北京政权，吴佩孚再一次重申召开国民大会的重要性，甚至拿出已经拟好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具体意见书》宣读，主张“国民自决”。当有记者问：“张作霖曾一再表示拥护现任总统徐世昌，吴将军主张总统人选由国民大会决定，这是否与张作霖意见相左？”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回答：“徐世昌就任之初未能获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充其量只能算半边总统，鄙人赞成总统，但不赞成半边总统。”
最后，吴佩孚表示为避免军人干政，自己将不会参加国民大会，只是做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但实际上，吴佩孚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目的是建立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北京政府。
吴佩孚的提案，受到南方各省人民团体的支持，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张作霖怒气冲冲地找到曹锟，表示如果曹锟支持吴佩孚，自己会立即通电反对。曹锟刚与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还指望与张作霖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合作，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张作霖的一边。8月3日，曹锟电召吴佩孚到津，当面劝他说：“我们刚刚打完一仗，不可能再打第二仗。在这个时候要少发表政见，还是镇定些好。”
吴佩孚听后，知道要与张作霖抗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控制北京政府的条件尚未成熟，应该先扩充实力，以武力战胜奉系。于是，8月6日吴佩孚起程返回洛阳，因洛阳“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中”，将重兵驻扎于此，则“居中可以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因此将洛阳作为练兵之地。
吴佩孚抵达洛阳当天，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便将“副使公署”设在洛阳，以此作为“振军经武”的大本营，从此一门心思埋头练兵。
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到1921年底，吴佩孚已拥有10万兵力。此间，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南下平定湘鄂战争，其中岳阳一仗，让远在保定的曹锟高兴得大喊：“打得痛快！”也令奉系张作霖倒抽一口凉气，暗叹吴佩孚真是锐不可当。吴佩孚借湘军主力倒鄂督，以援兵之计败湘督，又亲自督阵赶走川军，使湖北地盘纳入直军之手。
就在吴佩孚大力扩张势力的时候，直奉两系为了控制北京政府，已经就组阁问题由联手合作转为明争暗斗。双方最先达成一致推出的国务总理靳云鹏，既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曹锟的把兄弟，但靳云鹏在两大势力的夹击中不仅左右为难，而且两头不落好，加上北京政府内外交困、矛盾重重，靳云鹏于12月17日宣布辞职。随后，张作霖推荐亲日派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
梁士诒组阁后，新内阁成为亲日派的奉系内阁，对张作霖处处大开绿灯，对曹锟处处搪塞抵制。当时梁士诒大肆出卖中国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坐镇洛阳的吴佩孚乘机联络直系各省督军，发起一场声讨梁士诒的“电报战”，明里是抨击梁士诒内阁，实际矛头直指张作霖。当时，正值华盛顿会议召开，在日本欲侵略山东的背景下，梁士诒的亲日内阁注定站不住脚，在遭到各方痛击后，1922年1月25日，梁士诒避走天津，总理一职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张作霖得讯后大怒，认为直系倒阁是为了切断奉系与中央的联系，压制奉系。在梁士诒的怂恿下，张作霖与皖系残余势力、孙中山联合，组成“反直三角联盟”，又拉拢对吴佩孚不满的河南督军赵倜，积极备战。
4月初，奉军开始大举入关，以军粮城为集合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率4个师9个旅总计12万人，兵分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
直军司令部设在涿州，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率8个师7个混成旅总计10万人，兵分三路：中路由吴佩孚率领第三师，攻击长辛店，进逼津京；东路以张国榕为司令，沿津浦路北上，攻击奉军在关内的据点；西路以王承斌为司令，侧重防御陇海路，同时联络江苏督军齐燮元，防止安徽督军张文生和浙江督军卢永祥袭击；另以冯玉祥为陇海路方面司令，集中兵力于洛阳、郑州，巩固后方，兼作总预备队。
从双方兵力来看，直军10万大军中，有1/3用于巩固后方，实际参战人数仅有6万余，相当于奉军一半；从武器装备看，直军拥有100门大炮，100挺机关枪，而奉军有150门大炮，200挺机关枪，直军也劣于奉军；在双方兵力、武器皆悬殊甚大的情况下，奉军夸口称：“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场分东西两线，其中西线战场打得尤为激烈，开战当天双方在长辛店、琉璃河一带，先以大炮互轰，再以步兵冲阵，混战相攻，难分伯仲。30日，吴佩孚亲临西线，直军士气大增。但奉军以重炮猛击直军阵地，炮火连天，震耳欲聋，直军难以抵御。有士兵怕死退缩，吴佩孚即率卫队上前，当场枪决几名逃兵，杀一儆百，使直军严守长辛店，不得后退半步。奉军重炮轰炸后，又以机枪掩护步兵冲阵。吴佩孚组织士兵拼死抵抗，打退奉军一次又一次冲锋。
直到5月3日晚，奉军炮声开始稀落，吴佩孚料定奉军弹药已消耗过量，即变更战略，派精兵夜间行动，绕至丰台侧背突袭奉军，同时急调增援部队，配合迂回攻击，实行包抄作战，奉军后方顿时大乱，张景惠弃长辛店溃逃天津，其所属一部邹芬阵前倒戈，西线奉军迅速溃败。
吴佩孚在西线取得胜利后，立即前往东线作战，之前东线奉军接连取得小胜，然而因张学良负伤，无法挥师猛攻，如今又闻西线溃败，士气大减。吴佩孚抵达东线后，发布“赏罚令”：夺得奉军一炮者赏2000元，临阵脱逃者杀无赦；并采取包围战术攻打奉军。加上曾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从烟台出动两艘军舰，奉军唯恐后路被截断，自动撤退，东线随之溃败。
5月5日，奉军各路开始撤退。6月18日，直、奉双方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军舰“克尔富”号上签订停战协议，订立榆关为双方军事分界线。19日，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酌留一部分驻防榆关外，大部分撤回洛阳。第一次直奉战争共进行一月有余，直军死伤2500余人，奉军死伤逃亡3万余人，缴械投降4万余人，其损失超过3000万元。此次战争以直系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至此，北京政权全部落入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手中，直系终于实现了独霸中央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