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说完这句话，疲惫地闭上眼睛。张伯伦难过得止不住流出眼泪，赶紧扭过头去悄悄擦掉，然后凑到吴佩孚跟前，他知道吴佩孚还有话要说。果然，过了一会儿，吴佩孚闭着眼，断断续续地说：“将——来——日美——必有——一战，中国——定可——雪耻——报仇。”
张伯伦的眼角再次湿润，他猛然想到年初日本派飞机轰炸重庆时，吴佩孚曾说：“你们看好了，不出三年，美国飞机一定会轰炸东京！”当时，张伯伦只把这话当作吴佩孚对大家的安慰，如今吴佩孚重申此观点，他才恍然，这是吴佩孚对中日战争的预示，透露着他对中国必将战胜日本的信心。
张伯伦定睛看着吴佩孚，一直到吴佩孚呼吸均匀后，才轻手轻脚地离开。他没有想到，“将来日美必有一战，中国定可雪耻报仇”，竟成为吴佩孚一生中最后一句话。
这天下午3点，曾极力策反吴佩孚而屡遭失败的川本芳太郎，携日本军医石田、汉奸齐燮元等人及卫队，来到吴府，不顾吴佩孚家人阻拦，强行为吴佩孚开刀排脓。
吴佩孚躺在床上，被川本芳太郎带来的人按住手脚，原本在床边服侍的吴夫人，被来人挤到床尾，不停地呼喊：“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大帅不开刀！他不开刀！”
吴佩孚的副官、卫士被挡在门外，齐燮元等人对吴夫人和门口的人好言相劝：“大帅不开刀是好不了的，川本是大帅的学生，特地带来医生，完全是一片好意，大家放心，过后一定还你们一个健康的大帅。”
这时，石田举起手术刀，准备动手。吴佩孚瞪着眼睛，既愤怒又蔑视地看着他，石田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川本，被川本狠狠瞪了一眼。然而，石田的手术刀刚进入吴佩孚嘴中，突然有人大喊：“怎么不用麻药？你们怎么不用麻药？”
这是1939年12月4日下午3时45分，吴佩孚不治而亡，卒年65岁。
吴佩孚死后，他的真正死因被日本人以高压政策强力封锁，了解内幕的人全部受到日本人警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对吴佩孚死因缄口不言。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2月12日，重庆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称：“吴佩孚将军之死，据各方调查，得悉并非因病致死，确系敌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拥护‘新政权’宣言，被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日本当局则表示：吴佩孚是重庆方面雇佣天津某要人毒杀而死，因为重庆方面害怕吴佩孚“出山”。参与“吴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级特务曾宣称，吴佩孚是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亡。
吴佩孚去世后，其家人到万益祥木厂购买棺材，看中一口金丝楠木寿材，但一问价钱，1.1万元，由于囊中羞涩，只好厚着脸皮说：“掌柜的，实不相瞒，这棺材是给吴佩孚吴大帅买的，能不能让让？”
掌柜的一听是吴大帅用的，当即表示：“吴大帅的清廉谁人不知，这口棺材的木料花费7500元，工料等等的就不算了，就卖7500元。”但即便是7500元，对吴家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不久前，他们断然拒绝了日伪政权送来的2万元治丧费。
买下棺材后，吴家人于12月5日傍晚5时为吴佩孚举行大殓，吴佩孚身着蓝缎道袍，头戴宽沿道帽，入棺后，又盖上红色经被，上绣“西方道引”四字。按照吴佩孚的生前遗言，其殉葬品仅有他一生所获勋章和道教会的入会纪念章一枚。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吴家人在家守灵49天后，将吴佩孚的灵柩暂停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武圣祠”。1940年1月24日是移灵日子，送殡的队伍延绵数里，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沿途街道两旁更是人潮如海，北平民众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慨。
当日，陪都重庆也召开追悼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称：“吴将军是一个爱国者，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他始终奋斗，不改初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说：“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的政见怎样，是该表钦佩的，尤其是他有大节。”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公祭祭文的最后几句为：“不昊天，盍先朝露，良图永息，道路所悲，惟兹正气，百世可师，侵地待复，魂魄焉依！”
中国共产党对其一生反对外来侵略并保持晚节作出了高度评价，董必武当时这样评价：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西郊玉泉山西麓吴家购买的吴佩孚将军墓茔地，为吴佩孚举行公葬，明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为表彰吴佩孚保持晚节，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一生戎马，晚年夫妻守清贫
吴佩孚曾立下誓言：“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纳妾。”前两个“不”，吴佩孚果然做到，然而，他一生却拥有过二妻二妾，或者说是三妻一妾。而事实上，吴佩孚并非见异思迁，有意违背自己的誓言，其纳妾均有个中苦衷。
吴佩孚14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为了给家里增添一个干活的帮手，在吴佩孚15岁时给他娶了18岁的王氏为妻。王氏干活勤快，与吴佩孚感情甚好，但王氏嫁到吴家仅三年，便暴病而亡。王氏死后，吴佩孚痛心不已，曾一度决定终身不娶。无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吴母的催促下，吴佩孚在31岁时回到老家蓬莱，迎娶了24岁的李氏。李氏是典型的北方佳人，身材丰腴，长相极美，又是富家千金，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比起王氏，李氏脾气差了一些，也少了些许温柔，所以吴佩孚对她并没有太多的喜爱。
婚后，李氏与吴母在蓬莱生活，直到1907年吴佩孚驻扎关外升任管带后，才将婆媳二人及弟弟吴文孚接到长春生活。终于能与丈夫长相厮守了，李氏十分高兴，但她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的到来，为她招来一个情敌，致使她在孤独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后半生。
原来，听说吴佩孚准备将家眷接到长春，其手下便开始为吴佩孚家人张罗房子，最后看中长春商人赵尊贤的一幢深宅大院。赵尊贤平时外出经商，只有赵太太一人在家，其妹张佩兰便搬来与姐姐做伴。姐妹俩听说军中管带要租房子，十分欢喜，开出每月1元大洋的低价。
张佩兰当时18岁，第一次见到吴佩孚时，吴佩孚身穿军装，骑着高头大马，英姿勃发，看得张佩兰不由得羞红了脸。可吴佩孚并没有特别注意张佩兰，事实上，吴佩孚对女人从来没有过多的注意。
张佩兰出身于殷实的商人家庭，其兄张百龄是长春有名的商人，其姐夫赵尊贤是长春总商会会长。由于家中有钱无势，家人都希望张佩兰能嫁个官宦人家。听说吴佩孚是管带，家人都十分中意，纷纷为张佩兰出主意，让她从吴母身上下手。于是，张佩兰每天早晚都要到吴母的房间里请安，为吴母捶背按腿，非常讨吴母欢心。
不久，吴母便认张佩兰做了干女儿，于是吴佩孚便成了张佩兰的干哥哥。每天吴佩孚从营地赶回家，张佩兰都要迎上去，一口一个“哥哥”，叫得十分亲热。
就在张佩兰与吴家关系越来越亲密时，李氏与吴母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早在蓬莱时，李氏就因吴家生活清贫、劳累，抛下婆婆搬回娘家居住，让吴母非常生气。如今到了长春，身边突然多了个勤快体贴的张佩兰，吴母更加讨厌李氏的冷漠与娇气，加上李氏结婚几年一直未孕，吴母对她意见更大。
而李氏因为张佩兰的出现，对吴母也没好气，一天李氏做菜放多了盐，吴母说了几句，李氏立刻拉下脸来，不冷不热地说：“既然这样，还是找你干女儿给你做饭吃好了。”吴母听了非常生气，当即反驳一句，婆媳俩便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吴母一气之下责备道：“我养只母鸡还会下蛋呢，娶你进门三四年连屁都放不出一个来，你看你还有什么用！”
这句话刺痛了李氏的心，她哭哭啼啼跑回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山东娘家。吴佩孚回家后，好言相劝，但李氏主意已定，吴佩孚无奈，只好于次日送李氏到车站，并派属下送回山东蓬莱李氏娘家。
李氏这一走，张佩兰乐了，更是每日陪伴吴母左右，侍奉茶饭，与吴母如母女。吴母高兴地慨叹：“干女儿真好，要是有这么个儿媳就好了。”张佩兰红着脸没说话。第二天张佩兰的姐姐就找到吴母，替张佩兰说亲。张佩兰毕竟出身富裕人家，肯屈尊做小，吴母自然高兴，当即答应了这门亲事。
但没想到，吴佩孚却坚决不同意纳妾，当老太太将这门亲事告诉他的时候，吴佩孚一口回绝。老太太耐心相劝，又搬出与吴佩孚最要好的同乡绅士，以同乡会会长的名义出面劝说。常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吴佩孚是出了名的孝子，他担不起不孝的罪名，最终同意了母亲的安排，在李氏回娘家不久便与张佩兰举行了婚礼。
张佩兰长得白白胖胖，虽然不是很漂亮，但也称得上端庄。尤其她的丰腴大脸，在吴母看来很有宜男之相，张家人丁兴旺，吴母期望她能给吴家带来子孙满堂。加上张佩兰勤快孝顺，婚后婆媳和睦，夫妻恩爱。但吴佩孚总觉得对不起李氏，不久便返回蓬莱将李氏接到长春。
李氏的回归，使这个家庭在经过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重新陷入了吵闹之中。同一个屋檐下的妻妾二人开始尚能和睦相处，时间长了便开始了醋海争锋，而吴母也总是站在张佩兰的一边。李氏性格内向而固执，对待事物不容易看开，久而久之积郁成疾，神经也变得不太正常，于是，吴佩孚便夜夜守在她身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第三镇奉命开拔，此时吴母已于上年病逝，吴佩孚将一妻一妾留在长春，自己随部出征。1914年吴佩孚升任第三师师部副官长，驻防湖南岳州，李氏却怎么也不让吴佩孚再度离开长春。当时吴佩孚已成为曹锟的亲信，曹锟夫人出面调解，将保定光园里一栋漂亮别墅送给李氏居住养病，并将曹府佣人拨数名侍奉李氏，吴佩孚又将每月薪俸的大部分即300块大洋拿出给李氏做生活费。当时李氏已染上毒瘾，300块大洋往往不够，还要由曹锟夫人接济。
但无论吴佩孚还是李氏，都没有想到这是夫妻二人分居的开始。李氏整日里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吴佩孚即使到了保定，也没有再踏进李氏卧室一步。后来李氏身体越来越差，于1921年9月9日去世，终年41岁。
吴佩孚安顿了李氏，将张佩兰仍然留在长春，自己轻装上阵南下岳州。但张佩兰性格开朗明事理，全不像李氏那样刻板固执，消极被动，在吴佩孚南下岳州不久，便携带大批酒肉罐头等食品南下劳军。此举给吴佩孚挣足了面子，不仅博得“吴夫人犒劳将士”的美名，而且从此与吴佩孚不离左右，成了名副其实的随军夫人。只是吴佩孚对李氏深怀愧疚，直到李氏去世后仍不肯将张佩兰扶正。
由于吴佩孚身居高位，正房虚位以待，便有开放女性公开追求吴佩孚，其中还有一位德国人露娜。露娜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长相漂亮，气质不凡。她对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运筹帷幄极为崇拜，借公事之名前往洛阳拜会吴佩孚，见面后更是被吴佩孚的风度所折服。此后露娜对吴佩孚频频相邀，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但吴佩孚根本没有在意，让露娜十分失望。
露娜回京后仍不死心，不断给吴佩孚写信，吴佩孚看后只是随手一扔。露娜久等不见回音，于是用德文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只有一行字。收发将信交给译员，译员看信后大吃一惊，不敢将信交给吴佩孚，便向吴佩孚的秘书长即吴佩孚的拜把兄弟郭梁丞请教，郭梁丞看后佯装生气地说：“你有几颗脑袋，敢扣留大帅的情书！”待译员离开后却哈哈大笑，等着看吴佩孚的好戏。
译员被郭梁丞的话吓坏了，立即将信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哭笑不得，提笔写下“老妻尚在”四个字，令译员复信。
回到吴府，吴佩孚将此事当做笑话告诉张佩兰，张佩兰见吴佩孚高兴，乘机说：“都是因为你迟迟不将我扶正，所以才会惹出这些笑话来。”吴佩孚觉得有道理，当即决定将张佩兰扶为正室，并于1923年4月21日晚在公馆大摆筵席，邀好友、同僚、部属赴宴庆贺。
然而，吴佩孚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没有子嗣，他听说“带子”能带来自己生子，就将弟弟吴文孚的儿子吴道时过继为嗣，但直到1929年，张佩兰仍未怀孕生子。此时张佩兰已40多岁，自知已无力为吴家传承子嗣，便做主将自己的丫鬟小桃给吴佩孚纳为侧室，却仍没有为吴佩孚生下一男半女。
吴佩孚被日寇杀害后，张佩兰与嗣子吴道时夫妇相依为命。吴道时谨遵“不当汉奸”的遗训，因疾病缠身，自此赋闲在家。1949年10月15日张佩兰病逝，与吴佩孚合葬于玉泉山墓地。
历史评说
1924年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曾断言：“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作为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从对南作战迅速占领湖南，到直皖战争中以偷袭俘虏皖军第二路总司令，取得战争决定性胜利，到直奉战争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吴佩孚的卓越军事才能展露无遗。可以说，在民国时期，论带兵作战无出其右者。
吴佩孚一生作战有两次重大失误：1.“北京政变”后匆忙返回天津平息冯玉祥政变，使得前线军心大乱，造成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溃败，失去对北京政权的掌控；2.执著于南口攻打国民军，而忽视了两湖北伐军的进攻，致使最终其主力部队被北伐军全部消灭。这两次失误对吴佩孚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其最终无缘于统一中国之大业。
吴佩孚的练兵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苏联特使越飞曾在拍发给苏联的“绝密”级电报中说，洛阳有着最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陈公博在《苦笑录》中写道，吴佩孚的军队是真正不吸鸦片的军队，吴佩孚因少年时吸鸦片而惹祸，以至于离乡避祸，沦落在北京摆摊算卦，因此痛恨鸦片，故不允许部下抽鸦片，唯独对两个人例外，一个是他的恩人、伯乐郭绪栋，一个是苦守信阳的蒋士杰（号称双枪将——手枪和烟枪）。
吴佩孚的爱国情操也应予以肯定，吴佩孚军队的军歌就是他亲自作词的《满江红》，中心思想为“北上抗日”。至于吴佩孚壮志未酬，是因为他在1926年便大势已去。晚年吴佩孚坚决不落水做汉奸，值得称颂。
董必武在《日本企图搬新傀儡》一书中对吴佩孚的人品作出了中肯评价：作为军阀，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羽）、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赞誉他：“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怎样，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
直鲁军阀张宗昌：“三不知将军”的是与非
他以“三不知”将军而著称，尤其不知妻妾多少，传为笑柄；他忠诚于上司，唯命部下行刺陈其美懊悔终生，而追随奉张初衷不改，却为此失去投蒋时机；他对部下宽容宽厚一掷千金，所带之兵勇猛善战，却军纪败坏；他为人豪爽，大大咧咧，却因此轻信他人遇刺身亡。
小档案
姓名字号：张宗昌 字效坤
籍贯：山东掖县
生卒年月：1882.2.23～1932.9.3 卒年50岁
文化程度：一年私塾
军衔：陆军上将
最高官职：山东督办
军阀派系：奉系
家世：
父亲——张锡福，有一弟一妹，弟弟张锡兴早亡。家有薄田二亩，破草房两间，当过雇农、短工，但仍时常挨饿，只能全家人外出要饭。
母亲——侯栓妮。张宗昌9岁时，在讨饭中昏倒在风雪中，幸被光棍汉贾姓男子救起，作为报答，嫁给贾姓男子。
继父——贾姓男子，张宗昌视其如亲生父亲。
继母——张锡福在侯栓妮嫁给贾姓男子后所娶，对张家孩子都很好，张宗昌死后不久因悲伤过度而亡。
姐弟——姐姐张宗光。弟弟侯定柱，是侯氏娘家侄子，被侯氏过继到张家。
妻妾子女：
元配夫人贾氏，无子女。
大姨太袁书娥，生长子张济乐、次子张宁乐，长女张春娇、三女张春婷，和贾瘸子生女张春梅，后改为张纯。
二姨太袁中娥，生次女张春兰。
四姨太雅仙。
八姨太安淑义，生四女张春绥。
九姨太富贵儿。
十姨太祁氏，生三子张盛乐。
十七姨太，生一女张春宵（非张宗昌亲生）。
十八姨太，生一子张东乐，一女张春和（均非张宗昌亲生）。
十九姨太卢辅义，生四子张昭乐。
二十一姨太朱宝霞。
二十三姨太李艳红。
共25位姨太，未列举的为无子女且名字无可考。
简历
1882年——2月23日出生于山东掖县祝家村。
1895年——与同乡茔里村贾永泉之女定亲。
1896年——闯关东。
1903年——与贾氏完婚。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被俄国人任命为助战别动队统领。
1905年——到海参崴任华商总会商团团长。
1911年——投机革命，任光复军骑兵团长。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投靠“辫帅”张勋。
1914年——被江苏都督冯国璋任命为团长。
1916年——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
1917年——任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同年——任陆军第六混成旅少将旅长。
1918年——任暂编第一师中将师长，兼任南征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1921年——投靠张作霖。
1922年——任宪兵营长，后任苏鲁别动队司令。
同年——任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
1923年——任奉军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
1924年——升任奉天暂编第二师师长，后兼任第二军副军长。
同年——升任第一军军长。
1925年——被授陆军上将军衔。
同年——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
同年——任山东军务督办。
1926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
同年——被封为义威上将军。
同年——任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
1929年——被段祺瑞任入鲁军第一统帅。
同年——避居日本。
1931年——返回天津。
1932年——9月3日在济南火车站被刺身亡。卒年50岁。
投机革命，一步登天当团长
在北洋军阀中，张宗昌的情况可谓独一无二。首先他的发迹方式与众不同，他既没有进过武备学堂，更没有读过日本士官学校，甚至不曾投身行伍。很多人认为他土匪出身，但他却不曾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其次，在他发迹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没有地盘，他的队伍甚至无处领饷。由于四处碰壁，他几度成为光杆司令，几度东山再起。总算一度修成“正果”——成为了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山东督办。
这一切，开始于1911年12月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下午，在海参崴华商总会附近的金角旅馆里，革命党人李征五从华商总会四楼开完会，刚刚走进自己住宿的房间，便有下人来报，说华商总会商团团长张宗昌求见。一听是华商总会的人，李征五忙说：“请进！”
下人刚刚转身离去，便有一个身高六尺，块头硕大的年轻人走进来，未曾开口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大声说：“张效坤拜见五爷！”
李征五见张宗昌行此跪拜大礼，赶忙起身将他扶起来，连连说：“效坤弟不必见外。”
革命党人本不兴这套旧礼节，但李征五虽参加了革命党，却也是旧上海的青帮头子，很是看重帮会礼节。因此张宗昌这一拜，令李征五倍感亲切，忙问张宗昌有什么事。
“我想参加革命军！”张宗昌大大咧咧地说。
“好！好！”李征五连连说，“不过，你是想一个人参加，还是……”
“我可以拉起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张宗昌直接说。
“你能召集起那么多人？”
“没问题！”张宗昌拍着胸脯说。
张宗昌来自山东掖县祝家庄，由于家贫，15岁时开始闯关东，在码头上扛过大包，在赌场里做过守门看管，在抚顺下过煤窑，在俄国人开的赌场里当过门卫，后来带着一帮山东老乡到绥芬河一带给俄国人修铁路。由于他会俄语，又身材魁梧肯卖力气，能担责任，不仅在工友中人缘好，也得到俄国工程师的赏识，被提拔为工长，开始单独包工修路。他善待工友，乐善好施，有一次一个老乡家中失火找他接济，他一甩手就将一个月的薪水都给了老乡，当时工友中流传着“只要跟着张宗昌，遇有困难不用慌”的顺口溜。
但是，张宗昌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包工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召集手下100多名民工，又招收了一些马贼，日夜兼程赶到沈阳，面见俄国统帅，被任命为助战别动队统领，他带来的民工与马贼也都成为别动队队员，冒着枪林弹雨为俄国军队运输辎重，或者参加外围战斗。俄国人在东北失势后，张宗昌带着几名亲信来到海参崴，在俄国人的推荐下做了华商总会商团团长，即华商会的保安头目。
从此，张宗昌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广交朋友，对老乡更是慷慨相助，过去绥芬河旧部以及别动队旧部纷纷前来投靠，他都给予照应。而他就任商团团长后，防区从未出现过闪失，深受华商总会会长的信任，加上他与俄国军警亲密合作，势力越来越大，当地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要托庇于他，不久他便成为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张宗昌不满足于黑社会这种不见天日的勾当，在四处寻找名正言顺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南方革命党招兵买马来到海参崴，张宗昌闻讯后，觉得这是一个名正言顺改头换面的机会。但革命党人的首选目标是颇具影响力的马贼刘弹子一伙，于是，张宗昌决定捷足先登，立刻赶来拜见李征五。
讲完了自己的身世，张宗昌强调说：“我带过兵，打过仗，骑马射击样样精通，愿投到五爷门下，为革命出力！”
李征五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不过30岁的年轻人竟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当下答应了张宗昌的要求，然后问：“你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三民主义吗？”
张宗昌回答不上五爷的问题，只好实话实说：“俺只念过一年私塾，大道理懂得少，但俺知道服从命令，效忠上司。一旦参加革命，绝不在乎身家性命，手下部属大多参加过日俄战争，拉上战场都是不怕死的角色。”
见张宗昌胸无城府，说话直来直去，而且掷地有声，李征五心里很高兴，又交代了一些需注意的事情，让张宗昌回去组织队伍。
回到华商总会，张宗昌立刻和几名亲信商议具体措施，然后分头行动，很快便拉起一支四百多人的队伍。当时武昌起义在海参崴的华商中震动很大，很多华商都想参加或者支持国内革命，听说张宗昌将率领队伍回国参加革命，华商总会与华商私人纷纷捐款、捐赠武器，为张宗昌拉起的这支队伍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张宗昌此行却冒着极大“风险”，尽管李征五同意他带队回国参加革命，但最早前来联络招兵买马的张西曼却持不同意见，张西曼坚持与马贼刘弹子签订协议书，许给刘弹子回国后担任上海光复军骑兵团团长职务，对张宗昌则没有任何承诺。
为了到上海后能够争得一席之地，在南下上海途中，张宗昌在李征五等人面前极力表现，一方面在船上发表演说，陈述回国革命之重要性，号召属下破釜沉舟，置生死于度外；一方面严格要求属下遵守纪律，令船上华、俄员工大为赞赏。而刘弹子的队伍则完全是一副土匪做派，不仅买东西不付钱，而且酗酒猜拳耍酒疯，令船上华、俄员工大为惊骇。
到上海后，李征五在面见上海都督陈其美时，对张宗昌的部队大加赞赏。陈其美随后传见张宗昌，张宗昌表现得忠心耿耿，令陈其美改变初衷，在将招来的兵马编为上海光复军骑兵团的同时，任命张宗昌为团长，而任命刘弹子为营长。
刘弹子是有约在先，在革命党允诺团长职务并签有协议的情况下，才出山南下的。如今只当个营长，心里愤愤不平，又气又悔，想要返回海参崴继续做马贼，可俄国人早就对他们这伙马贼深恶痛绝，如今见他们自动撤离了，随即在码头港口布下便衣军警，严加防范，禁止他们返回。刘弹子派人给留在海参崴的张西曼送信，指责革命党人言而无信，诱骗自己下山，张西曼得知后立即给陈其美等人发去信函，请他们遵守协议，任刘弹子为团长。但因路途遥远，等这封信送到陈其美手中，早已时过境迁。刘弹子如蛟龙失水，困于沙滩，不久抑郁而终。
骑兵团编组之后，换上正式陆军服装，驻扎上海闸北。当时上海光复不久，秩序混乱，张宗昌率部昼夜巡逻，负责闸北治安。南北议和后，上海光复军被改编，张宗昌的部队被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骑兵团，驻守南京附近。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临时总统袁世凯发兵镇压，派直隶都督冯国璋和“辫帅”张勋向南京进攻。张宗昌奉命率骑兵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徐州进军，迎击北军。在徐州以南的二郎山，张宗昌的骑兵团与张勋的“辫子军”交战。
这是张宗昌参加革命军以来第一次作战，正如张宗昌对李征五所说，一旦参加革命，绝不在乎身家性命，他的属下拉上战场都是不怕死的角色，张宗昌率部冲锋陷阵，敢打敢冲，部队士气高涨，仅半天工夫，就将“辫子军”赶出其阵地100多里。然而，张宗昌虽作战勇猛，却缺少了些智谋，不顾后果地进攻，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结果被“辫子军”团团包围，加上其部队缺少正规训练，一时间四处逃窜，张宗昌也只能弃兵逃跑。
张宗昌率残部突出重围后，首先去找陆军第三师师长冷御秋。但冷御秋见张宗昌的先头部队被击溃，早已被“辫子军”吓得望风而逃。他也想过投奔李烈钧，但7月25日湖口失守后，传来李烈钧正在后撤的消息。7月29日，黄兴离开南京去了日本，第三师师长冷御秋闻讯随即弃军出走，两名旅长也随即不辞而别，作为讨袁主力的第三师群龙无首。张宗昌参加革命本来就是阴差阳错，时势使然，如今见革命军前途渺茫，自然要寻找新的靠山，而北洋军阀势头正盛，于是决定投靠北洋军。
张宗昌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来到徐州张勋的司令部，见到张勋，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对张勋说：“大帅，我是来投死的。”
他知道张勋一心效忠清廷，所以特意着长袍，行跪拜大礼以换取张勋好感。张勋果然吃这一套，摆摆手让张宗昌起来，然后说：“你的骑兵团杀了我那么多人，你到我这里来自然是投死。不过，我若是留你性命呢？”
张宗昌赶紧回答：“张效坤一定效忠大帅，万死不辞。”张勋点点头，收下张宗昌。但张宗昌毕竟是从革命党阵营投靠过来的，又杀过“辫子军”，张勋在短时间内不敢重用他，所以他整日无所事事，心灰意懒。
不久冯国璋到徐州开会，听说张宗昌在此处未被安置，随即向张勋提出见见张宗昌。张宗昌闻讯后大喜，立即乐颠颠地跑去拜见冯国璋，一见面便恭恭敬敬地说：“大人，我是来投生的。”
当时在场多人，包括张勋，闻听此言无不惊讶错愕，唯有冯国璋淡然一笑，不露声色地点了点头。
原来，袁世凯的家庭女教师，即二次革命结束后冯国璋迎娶的夫人周砥，有个表叔叫李重禄，与张宗昌是好朋友。二次革命爆发后，李重禄曾代表冯国璋策动张宗昌倒戈，张宗昌虽然没有答应，但一直与李重禄保持联络。张宗昌明白，凭借这层关系，冯国璋一定不会难为他。而他所说的“投生”，就是表明他今后将竭力为冯国璋效力，加上他身强体壮，说话爽朗，无不获得冯国璋的好感。
果然，冯国璋向张勋要走了张宗昌。
出卖恩公，做了大总统亲信
回到南京不久，冯国璋便特许张宗昌一个团的番号，令他自行招募人马，张宗昌感恩戴德，对冯国璋更加惟命是从。革命失败后，张宗昌曾经的部下都各奔东西，如今他重组军队，这些人闻讯立刻前来投奔，很快拉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张宗昌从前的亲信程国瑞、祝仞千也在其中，张宗昌还在机缘巧合下得到一名得力部下。
这天，张宗昌正和部下在酒馆里喝酒，突然一人持枪闯进，这人见张宗昌一副军官打扮，身强体壮，气势不凡，赶紧跑过来跪在张宗昌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长官救命！后面有士兵追赶，请长官救小的一命！”说完便使劲叩头。
张宗昌连忙站起身将来人扶起，说：“别急，坐下说话。你叫什么名字？”来人惊魂未定，回答说：“在下褚玉璞。”张宗昌听后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他对褚玉璞早有耳闻。此次招兵，还特派亲信到附近土匪聚集地招募土匪，听说褚玉璞手下有近百匪众，本就有意拉拢，如今他自动送上门来，可见缘分匪浅。
“来来来，坐下吃酒。你只管放心，有事我顶着。”张宗昌让褚玉璞坐在自己身边，两人对饮起来。待追兵来到，张宗昌三言两语便将他们打发走了。随后，褚玉璞带领近百名部下投到张宗昌军中，从此成为张宗昌手下的主要干将。
8月底，张宗昌率领这支刚刚组编的部队奉命攻打南京，江苏战事结束后，冯国璋改任江苏都督，张宗昌调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即团长），后来张宗昌组织陆军第六混成旅时，其主要力量除部分来自原骑兵团外，大多出自教育团。
张宗昌出任江苏军官教育团监理后，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校务交给教育长赵瑞龙负责，自己住在中正街一处宽敞的侯府内，常举办堂会，召集学生及闲散旧部观看，日常开支很大，全部由冯国璋贴补维持。
冯国璋如此厚待张宗昌，主要是看张宗昌为人实诚，打仗勇猛，尤其是效忠上司，日后必有用得着的地方。果然，1916年春天，一项重要任务落到了张宗昌头上。冯国璋将张宗昌叫到将军府，一脸严肃地说：
“效坤，你到我这里快三年了，觉得还满意吧？”
“大人对我恩重如山，若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就算赴汤蹈火，效坤在所不辞。”
“好，眼下确实有一件棘手的事，袁大总统亲自点名由你去办。依我看，除了你别人怕是也办不成。”
但当冯国璋说出“那件事”之后，张宗昌却大吃一惊，而且感到十分为难。冯国璋要他去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最先将他扶上战马的原上海都督陈其美。
原来，陈其美是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二次革命”失败后，仍在上海从事反袁军事活动，不仅成功炸死袁世凯的忠实部下、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而且袁世凯称帝后，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反袁的护国运动，陈其美在上海积极响应，使得东南和西南连成一气，对袁世凯的统治造成巨大威胁，袁世凯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冯国璋坐镇江苏，也感到来自陈其美的威胁，因此对袁世凯的预谋表示赞同。袁世凯之所以选中张宗昌，正是因为他曾在辛亥革命中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团长，因此有机会接近陈其美。
见张宗昌有些犹豫，冯国璋说：“如果你觉得很为难的话，我建议总统另找他人。毕竟你是从革命军过来的，总之还是会有些感情的。”
冯国璋这话的弦外之音分明就是说张宗昌对北洋军有二心，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张宗昌之所以为难，完全因为陈其美是他原来的上司，他知道非用此激将法不能为张宗昌排除顾虑。张宗昌果然上钩，一听冯国璋对他有猜忌，立刻拍着胸脯说：“没有没有，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我若不能完成使命，任凭大人发落。”
冯国璋满意地笑了，就注意事项叮嘱一番后，拿出70万元活动经费交给张宗昌。张宗昌回到侯府，对他的亲信程国瑞、祝仞千和褚玉璞等人讲了这件特殊任务，大家一时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因为陈其美不仅曾是上海沪军都督，而且以青帮大亨而著称，其势力非寻常人可比，除掉他绝非易事。
终于，程国瑞站出来说：“大哥，这件事就交给小弟代劳吧。”
程国瑞与张宗昌同为山东掖县人，两人在海参崴相遇并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为人仗义，程国瑞追随多年并成为其主要干将。但二次革命失败后，程国瑞离开了张宗昌。其间张宗昌回山东老家省亲，特地到几个亲信家中拜访，不仅对其父母磕头，并每家赠送三五百元，程国瑞的父母自然也在其中。程国瑞从父母口中得知此事后，甚为感动，所以一听说张宗昌在冯国璋手下当了团长，便立刻前来投靠。
张宗昌相信程国瑞的能力，当下表示赞同。经过一番准备，1916年春，程国瑞与朱光明、许国霖等人秘密潜往上海，特地开办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以做矿产生意为名，收买了陈其美的部下李海秋、副官宿英武。宿英武与程国瑞同为掖县老乡，程国瑞通过他们与陈其美建立了联系，谎称鸿丰煤矿有一块矿地想抵押给日本人，用以借款，如果陈其美能从中促成此事，将拿出十分之四的借款赞助革命。陈其美此时正缺少革命经费，与程国瑞接触几次后，见此人出手阔绰，确是一副做大生意的派头，在没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便与程国瑞定于5月18日下午签订合同。
是日下午，李海秋带着程国瑞等人如约来到法租界陈其美的寓所，大家在客厅里落座。就在陈其美准备在合同上签字的时候，李海秋突然说：“糟糕，忘把合同底稿带来了，各位稍等，我去去就回。”李海秋说完转身离去。
按事先约定，等候在门口的杀手以李海秋出门为信号，因此李海秋迈出门口的同时，便有两名杀手冲进客厅，举起勃朗宁手枪对陈其美连发数枪，陈其美当场殒命。事后，程国瑞等人顺利逃走，许国霖与宿英武被法捕房抓获，监禁数年后获释，出狱后投奔了张宗昌。
成功刺杀陈其美后，张宗昌为冯国璋立下一大功劳，从此更得冯国璋宠信。1917年8月，冯国璋入京任代理大总统，任命张宗昌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出任了这个类似清廷皇帝卫队长的职务，张宗昌顿时感到身价倍增，荣耀显赫。在京的军政大员、士绅名流等也都对他礼遇有加。但日子一久，张宗昌发现，侍从武官长听起来好听，终究是个伺候人的角色，还要注意许多礼节，这让无拘无束惯了的张宗昌感觉束手束脚，十分难受。更重要的是，这一职务没有实权，只能指挥几十名小兵，实在无趣。于是，1918年援湘战争即将开始时，张宗昌借机向冯国璋提出，辞去侍从武官长职务，要求外放。
冯国璋很是不舍，但考虑到张宗昌鲁莽不文，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倒是一把好手，不如让他手握重兵，将来有个什么变故也好多个帮手，遂给了张宗昌一个少将旅长的职务。但这个旅长却是个光杆司令，因为北京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地盘，总统的人要想从陆军部得到兵员和装备是不可能的。冯国璋对张宗昌说：
“效坤啊，你知道我这个总统在北京说话是不算数的，你去江苏招兵买马吧，那里是咱控制的地盘。”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干出个名堂，报答总统的大恩大德。”张宗昌却信心十足，当场表态。
张宗昌带着一帮亲信回到南京后，原来的旧部纷纷前来投奔，又任用了一些南京军官教育团的毕业生与北京陆大毕业学员，士兵除了从徐州、蚌埠等地新招募的，还有各旧部带来的人马以及以前招抚的绿林匪帮数百人，很快拉起了一支6000多人的队伍，被编为陆军第六混成旅，辖三个团，团长分别是贾得臣、王万金、程国瑞。
征战疆场，又成了光杆司令
拉起军队后，张宗昌开始参与镇压护法运动。1917年11月，护法军攻占长沙，1918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直系曹锟为南征军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率施从滨的山东第一师，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和其他队伍，进攻湖南。张宗昌率部从南京出发，在下关乘轮船直赴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抵达江西南昌，然后徒步行军进入湖南，与第二陆军主力会合。
张宗昌第一次带领这么多军队，一时斗志昂扬，决心要在湖南战场立下战功。3月中旬，第一路军吴佩孚打退护法军，占领长沙。借着其胜利余威，第二路军向攸县进击湘军刘建藩部，施从滨负责正面作战，张宗昌则负责右翼作战。战斗开始后，双方势均力敌，渐呈胶着状态。但攸县地处丘陵，此时又是梅雨季节，羊肠小路，泥泞难走，加上树木繁茂，烟雾罩人，看不清路辨不清方向。北军官兵又多为北方人，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极不适应，向攸县正面进攻的施从滨的第一师不久渐呈败势。
此时右翼张宗昌部正与湘军展开激战，忽然属下来报：“后面有一支送葬队伍……”张宗昌攻击正面敌人心切，对属下报告毫不在意，不等属下说完，便气急败坏地喊道，“老子还没死呢！”喊完之后又回头朝后方看了看，果然有一群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在后面的山坡上行进，随口说，“算了，不管他，咱打仗要紧。”
然而没过多久，突然从后方传来机枪扫射声，张宗昌大惊，这才看清后面山头上出现了十几个人，正架着机枪对着这边扫射，这些人正是刚才那支送葬队伍的人。如此一来，张宗昌的队伍被前后夹击，一时阵脚大乱。就在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喊叫声：“施从滨兵败撤退了！施从滨兵败撤退了！”
张宗昌的部队听后士气一落千丈，张宗昌只好下令撤退。一日之内，张宗昌的部队溃逃180里，晚上进入了醴陵县。然而，张宗昌前脚进入醴陵，刘建藩部后脚就将醴陵团团包围，张宗昌急了眼，赶紧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张宗昌问时任营长的褚玉璞有什么好对策，褚玉璞想了想说：“要说突围，用‘牦牛阵’尚可一试。”陆大毕业的毕庶澄对此不屑一顾，讥讽说：“还‘牦牛’呢？牛毛也没有啊！”张宗昌受了启发，大掌一拍叫道：“好主意！我们没有牦牛，但我们有毛驴。就用‘毛驴阵’代替‘牦牛阵’！”
于是，褚玉璞将做运输用的一百多头毛驴聚拢来，将它们以人字排开，每条毛驴屁股后面都有一个士兵，拿着铁刺对准毛驴屁股。凌晨两点，张宗昌一声令下，士兵们同时用铁刺猛刺毛驴屁股，毛驴立刻不要命似地向前奔跑，很快冲散了刘建藩的阵地，张宗昌率领大部队紧急跟进，终于顺利突围，然后朝着长沙没命地逃去。此次突围，张旅官兵基本没有伤亡，只是一百多头小毛驴全部阵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