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枢喜从天降，百感交集，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鞍前马后，不曾有半点不忠。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袁世凯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成为北洋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袁世凯曾对外说：“袁就是阮，阮就是袁。”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而对“北洋三杰”的笼络与提拔，袁世凯费了更多的心思。袁世凯刚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时，全体军官前往迎接，唯独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段祺瑞。袁世凯问身旁的唐绍仪：
“段芝泉为什么没来？”
“他不知道您今天来，回家结婚去了。”唐绍仪说。
“哦……”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回家去结婚，袁世凯心里十分生气，但他马上面带微笑，对唐绍仪说：“好，好，值得恭喜！告诉芝泉，婚姻大事耽误不得，小站之事可延迟几日。”随后由唐绍仪转送一张银票，作为贺礼。
段祺瑞办完婚事回到小站，这才知道犯了大错，不知道要受到什么处罚。不料一下车，竟看到袁世凯亲率一批将官前来迎接，顿时感到受宠若惊。下车后，袁世凯拉着段祺瑞的手问长问短，关心备至，并在营中设宴，特地为段祺瑞接风。
为了感谢袁世凯及诸位同僚，几天后段祺瑞回请袁世凯及小站同僚。席间，袁世凯与大家聊得高兴，不住地点菜叫酒，让段祺瑞心里暗暗叫苦，生怕自己兜里的银子不够用，到时可就丢大人了。然而，聚餐结束后段祺瑞打算结账时，饭店老板却说：“袁大人已经吩咐了，所有花销全记在他名下。”段祺瑞大吃一惊，心中对袁世凯更是万分感激。
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将所练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任协统（旅长）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统。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位居人下不说，重要的是丢不起这个面子，因此心里惶惶不安。
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可到了那里袁世凯却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只是东拉西扯地扯闲篇，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
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上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其实，王士珍和冯国璋在考试前，也都受到袁世凯的这种“提携”。通过这些手段，袁世凯使其部下对他忠贞不二、尽心效命。
袁世凯练的是新军，采取的是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为提高士兵素质，在新建陆军成军后，于1898年创办了德文、步队、马队、炮队、工兵队五个随军武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
然而，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却是沿袭湘淮军阀的旧习，以“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新军的官兵都在营房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以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并在上下操队伍集合时，由队官问士兵：“咱们吃的谁的饭？”“给谁去卖力？”回答都是“袁宫保”。由于清廷曾赐袁世凯“太子少保”衔，因此人们曾称他为“袁宫保”，以致一些小站士兵“只知袁宫保，不知清王朝”。
其实，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规模并不大，“定武军”原有4750人，扩编后也只增加到7250人，而这7000多人，构成了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由于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因而称为“北洋派”。1905年“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其中所有军事骨干皆出自小站。随着北洋派军事力量的扩张，以小站军人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了袁世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巅峰的资本。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按使、各省督军、省长乃至师长、旅长等，大多从小站孵化而来，北洋军阀集团也因此成为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割据地方的庞大政治势力，掌控中国命运达17年之久。
出卖维新，是非谁予评说
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一些满族权贵对他并不放心，他本人生性跋扈，在练兵不久便忌者如云，更有御史胡景桂提出参奏，说他诛戮无辜、克扣军饷等。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去小站查办。荣禄一到小站，见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兵强马壮，士气昂扬，与一派颓败面貌的绿营、乡勇大不相同，不由得从心里暗暗佩服。此时的荣禄哪里还顾得上查办袁世凯，恨不得马上把这支新军变成自己手里的王牌势力，当然也要把袁世凯牢牢抓到手中。于是，荣禄在慈禧面前极力替袁世凯说好话，对新军大加赞扬。
如此一来，袁世凯非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朝廷慰勉，于1897年擢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统一节制，统称为“北洋三军”，袁世凯的新军果然成为荣禄手中的一张王牌。
岂料，戊戌变法开始后，帝、后两党分歧越来越大，已形同水火，势不两立。1898年9月14日，光绪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帝位且不能保”，于是，给康有为等人写密诏，要他们尽快拿出应对计策。但这些维新派人士手里无一兵一卒，要对付慈禧的保守派绝非易事。于是，他们想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早在朝鲜时，便与欧美使节多有来往，对西方事物多有接触，并于1895年曾上书变法，是个锐意维新的人物。因此之故，他与康有为等人来往密切，共同语言颇多，也曾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帝，想以其手中的新建陆军为奥援。
1898年9月16日、17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并赞扬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意思是说，以后袁世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受此恩宠，表现得受宠若惊，连磕响头，但此时他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虽支持维新，却不想卷入帝、后之争，他深知光绪帝的势力无法与慈禧太后的势力相抗衡，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愿去做的。但他不敢拒绝皇上，只好佯装答应，准备回去后再从长计议。
岂料，18日晚，谭嗣同突然来到袁世凯在京郊法华寺的住所。由于事态紧急，谭嗣同开门见山，将守旧派大臣怂恿太后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告诉袁世凯，然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决定先杀荣禄，再包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以促使变法成功。”
袁世凯大吃一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袁世凯毫无思想准备。凭荣禄对他的提携，断不会做出杀荣禄的事情。即使他不念及荣禄的知遇之恩，也不会冒失去这座靠山的风险。见袁世凯不说话，谭嗣同又鼓励说：
“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事成之后，直隶总督非你莫属。”
袁世凯自然能掂出此事的风险有多大，他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直隶总督”冒此风险。就眼下情形而言，京畿一带的“北洋三军”都由荣禄节制，仅董、聂两军便各有数万人，荣禄还掌有绿营兵几十营，京城内尚有旗兵，而他的新建陆军仅有7000余人，力量如此悬殊，就算杀掉荣禄，也毫无胜算可言。
“我看时机尚未成熟。”袁世凯搪塞说，“不如等皇上到天津阅兵时动手，那样或许有些把握。”
谭嗣同无奈，只好答应。但这只不过是袁世凯的托词，他根本不会为皇上和这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去冒险。至于是否告密，一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再看看风向。据说他当天夜里即赶到庆王府，求见庆亲王奕，想从庆亲王那里摸摸底细。
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第二天去总督衙门拜谒荣禄。不料，却得到一个万分震惊的消息：慈禧已于20日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原来，当时正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而朝廷很多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以便请其赞助新政。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9月19日，慈禧得知光绪帝将于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传下懿旨，以皇帝生病不能处理朝政为由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并于21日以光绪帝之名发布“训政”诏书。
事态发展之快，让袁世凯措手不及。想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袁世凯不寒而栗。倘若此事被康有为等人供出，自己岂不遭塌天大祸！为了保住个人身家性命，袁世凯当机立断，将慈禧、荣禄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并申明自己的忠心和立场。
此前，荣禄听说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并提拔，对袁世凯起了些猜疑，可听到袁世凯的“告密”，相信他并非自愿参与其中，也并无兵变的打算，因此对袁世凯依然信任如初。
当天，荣禄连夜进京，面禀西太后。当时慈禧等人尚不知道维新派的密谋，所以只是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听完荣禄禀报，立刻下令扩大范围，大肆抓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出逃，谭嗣同、杨锐等“戊戌六君子”被抓，于28日斩首于菜市口。
尽管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归咎于袁世凯的告密，但袁世凯的告密无疑起到催化与加剧的作用。无论如何，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命断菜市口，袁世凯却因此进一步取得慈禧与荣禄的信任而一路高升。1899年，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
正因为袁世凯并非反对变法，因此他一旦掌握大权，便率先实行起变法来。袁世凯自任山东巡抚及随后的直隶总督开始，便着手兴办现代教育，其间最显著的政绩是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的前身）这一中国首创的现代化大学，又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同时兴办实业，发展工矿业、交通业、农副业等，一反中国士大夫重农轻商的观念，采取农商并重方针，创办商务总会，设立银元局等；整饬吏治，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等，还创建了中国警察制度。对于清廷1901年以后推行的各项“新政”，袁世凯更是事事率先倡办，曾有人评价袁世凯说：“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均出其手。”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对山东境内义和团的镇压，受到李鸿章和洋人的赏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西逃。袁世凯与时任粤督的李鸿章，联合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人，采取东南互保的政策，使得东南、中南一带免于涂炭。山东居于南北要冲，其地理位置对稳定大局尤其重要，袁世凯能够顶住当时朝廷主流派的乱命，立足山东，保境安民，不失为明智之举。
庚子之变后，荣禄节制的武卫军，有三支全军覆没，包括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只剩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新建陆军）毫发无损。袁世凯坐守山东，未盲从当时朝廷主流派，追随两宫西狩一路勤王，或许心中有愧，担心老佛爷怪罪，在两宫西狩期间，不断地孝敬银两以及各种生活物品。
由于慈禧西逃匆忙，生活用品所带无几，尽管贵为太后，一旦离开紫禁城，便有了数不清的困窘与磨难。好在袁世凯懂得雪中送炭，各种贡品，包括银子、贡缎、食物等，源源不断地送来，帮了慈禧太后的大忙。到慈禧一行回京，袁世凯光银子就送了40多万两。而且袁世凯还十分体恤随行大臣和太监，也分别给他们送去不同数量的银子。收到银子最多的荣禄和太监李莲英，不断在慈禧耳边为袁世凯说好话，使慈禧对袁世凯更加信赖与重视。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如释重负，负责签订此条约的李鸿章则备受国人指责。李鸿章签字回去后大口吐血，两个月后不治身亡；慈禧则于10月自西安起驾，取道河南、直隶回京。
慈禧一行到河南时，袁世凯派张勋率护卫部队赶到直豫边界磁州迎接銮驾。慈禧一行抵达直隶省界时，袁世凯亲自赶到直隶顺德府迎接两宫銮驾。当慈禧太后的御辇远远驶来时，袁世凯跪在路左边，匍匐在地，放声大哭，令所有在场官员大为震惊。
因为按清朝规矩，只有皇帝、皇后大丧时，臣仆才可以跪哭，袁世凯此举无疑犯了杀头之罪。如果说袁世凯有意别出心裁邀宠，那么未免冒险太大了。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嘀咕：这下袁世凯该倒霉了。
不承想，太后此时心情大好，虽然她不免吃了一惊，但还是心平气和地问他为什么哭。袁世凯说：“臣见老佛爷清瘦，痛彻于心，不觉失礼，请老佛爷恕罪。”
“总算菩萨保佑。”袁世凯的话说得慈禧心里一阵阵酸楚，她非但没有降罪于袁世凯，反而当着众大臣的面称赞袁世凯说，“你们瞧，这才是大清国的忠臣！”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慈禧太后于当月擢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得以实授，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以后，袁世凯又陆续兼任钦差大臣、商务大臣、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学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13个大臣的职务，并赏加“太子少保”的荣誉衔，因此人称“袁宫保”。
此时袁世凯的势力已从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尤其1905年北洋六镇建成，全军兵力达7万，形成了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李鸿章。
拥兵自重，位及“共和”总统
常言说，物极必反，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当他仕途通达、如日中天的时候，顷刻间会从天上掉到地下。
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醇亲王载沣摄政，而载沣正是光绪的弟弟。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而光绪死前曾服下大量砒霜，是经过现代科学手段所证实的。是谁毒死了光绪？一说是慈禧，一说是袁世凯。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军，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皇帝的。据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有人说光绪留下一道遗诏，写了一个“斩”字，后面的“袁”字只写了一半；有人说光绪死前告诉皇后隆裕：“杀我的是袁世凯”；并说光绪在临终前，嘱咐载沣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这些虽未被证实，但光绪对袁世凯的恨之入骨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当载沣晋封为摄政王之后，袁世凯便觉察到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不由得惊恐万分，其党羽也都因此惴惴不安。
载沣的确想替哥哥报仇，而他要除掉袁世凯更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的势力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载沣政治上并不糊涂，只是优柔寡断，无统御之才，因此问计于奕、张之洞等朝廷重臣，遭到两人的反对。奕与张之洞认为，袁世凯手握重兵，朝廷内外各方面奥援颇多，又值太后刚刚去世，南方革命党活动频繁之际，万一引发兵变局势难以控制。
正犹豫间，段祺瑞已借故北京南苑“兵变”，带着洋枪洋炮从保定跑到北京城脚下，“名正言顺”地开炮弹压了。轰隆隆的炮声震得满族亲贵们心惊胆战，朝廷里顿时乱作一团，都说段祺瑞醉翁之意不在酒，怕是专程为袁世凯而来。载沣急忙做出让步，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解除其本兼各职，一纸诏书将其开缺回籍。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接到摄政王载沣以宣统帝名义所下诏书后，一刻也不敢停留，赶紧携家小离开北京锡拉胡同的寓所，返回河南，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隐居生活。
到河南后，袁世凯没有回老家项城，而是先在辉县住了一段日子，后又到河南彰德“隐居”。早年当政时他曾在洹河北岸购买原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幢别墅，经过扩建修缮，成为占地13.3公顷的“洹上村”巨型豪宅。巨宅四周筑起高大围墙，四角建有炮台。宅中正厅为“养寿堂”，西侧为住宅，夫人、姨太太们各居一院。东侧是花园，名为“养寿园”，园内奇花异草，溪水长流，山林峻石，亭台水榭，美不胜收。
离“洹上村”不远，是著名的风景区百泉和苏门山，袁世凯自称“洹上老人”，时常头戴斗笠，手执钓竿，往返于青山碧水之间，过着游山玩水的生活。他还特地将自己头戴斗笠、泛舟湖上的照片，拿到上海杂志上发表。
在外间人看来，袁世凯寄情山水，不问政事，已是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但事实上，这只是袁世凯的韬光养晦之术。他从回到洹上村开始，政治活动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他在家中设置了秘密电台，来自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送进洹上村，北洋将领、安插在各政要部门的属下，以及各地官绅也都纷纷前来拜访，向他报告外间一切变化。袁世凯足不出户，便尽览天下事，他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
等得无可奈何之际，袁世凯请来一个在彰德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让他算算什么时候可以东山再起。算命先生告诉袁世凯：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袁世凯听后大喜过望。
不知算命先生所言是后人附会，还是此算命先生果然灵验，巧合的是，到了辛亥年农历八月，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10月12日，清政府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分北洋军队前去镇压……
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袁世凯悄悄乐了，他知道荫昌根本指挥不动他的北洋军。当天，袁世凯的老部下被任命为第一军军统的冯国璋，背着荫昌来到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赐给他六字秘诀：“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得计而去。
荫昌也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论关系他与袁世凯也是交情不浅的老朋友，所以冯国璋前脚走，荫昌后脚便来到洹上村。但对袁世凯来说，交情归交情，关系到个人利益尤其是政治生命，那是半点马虎不得，所以当下人一报上荫昌的名讳，袁世凯就“病倒”了。荫昌在“养寿堂”恭候良久，袁世凯才被下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来。谈起军国大计，袁世凯欷良久，说：
“离开京城三年之久，对外间事知之甚少，这带兵打仗的事自然也不便多加议论了……”
荫昌不得要领而去，到了前线，果然指挥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队。
此时的清廷已乱作一团，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起用袁世凯的。但袁世凯在满族亲贵中不乏奥援。早在1903年荣禄去世前，袁世凯便与新任军机领班奕建立了良好关系。每逢年节、寿日以及庆王府的婚丧嫁娶等，全部由袁世凯事先布置，一切开销由袁世凯支付。袁世凯并与奕之子载振结拜为异姓兄弟，与奕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了荣禄。
果然，奕率先提出敦请袁世凯出山，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敦促下，载沣只好采纳，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蛰伏三年等来的这个任命，并没有让袁世凯喜出望外。隐忍三年的收获，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他觉得太可笑、太滑稽！他当即回复清廷：
“‘足疾’未愈，不能上任。”
奕心有灵犀，立即派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去河南彰德，私下问明袁世凯出山的条件。袁世凯对老把兄徐世昌自然有什么说什么，他提出了六个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予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毫无疑问，这六个条件对载沣来说太过苛刻，但袁世凯胸有成竹，稳坐家中待价而沽。后来起义的省份不断增多，战事越来越紧急，英、法、德、美等国为保护在华利益不断地对清廷施加压力，清廷不得不一条一条地满足了袁世凯的要求。10月27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交给他前线的全权指挥权。
袁世凯接受了这个任命，即指挥全线反攻。同日，冯国璋进攻汉口，11月2日占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挥北洋军镇压石家庄、太原、滦州等地的革命军，不仅向清廷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也让革命军看到了北洋军的威力。清廷无可奈何，只得于11月2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组成责任内阁。
而此时，冯国璋经过八昼夜激战，已于27日攻占汉阳，紧接着炮击武昌，准备拿下革命军的最后阵地。袁世凯在北京连发七次电报，命令他停战。但冯国璋仿佛不得要领，袁世凯只好将他从前线撤下，调回北京，将第二军军统段祺瑞调到前线，兼任第一军军统。因为袁世凯要通过养敌自重，利用革命军胁迫清廷谈条件，又借立宪之名架空皇室，如此一来，他既可成就再造国家的功名，又不需背负背叛清室的骂名。而接下来，他就要利用清廷向革命军“讨价还价”了。
袁世凯首先要探明革命党对自己的态度，他曾致书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的黎元洪，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和平解决战事的要求。而黎元洪在回复中拒绝了君主立宪，称如果袁世凯赞同共和，他一定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同盟会第二号人物、战时总司令黄兴也致信袁世凯，做出同黎元洪一样的许诺。12月2日，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开会，正式决议“如袁反正，将拥其为总统”。
12月7日，袁世凯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派他前往武汉与革命军商谈大局，史称“南北议和”。就在双方反复磋商时，孙中山自海外翩然归来，让南方革命党人为之一振，反对议和的呼声随之高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为顾全黎元洪等人与袁世凯早先达成的默契，孙中山就职后，立即通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即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给袁世凯。
可袁世凯此时还不敢明确向清廷提出退位要求，因为一些朝廷亲贵为了维护满人政权，组织了一个“宗社党”，宗社党坚决反对议和，坚持以武力镇压革命党人，得知袁世凯打算议和后，对袁世凯恨之入骨。袁世凯因此不愿顶风而上，事情便延搁下来。但他没料到会被革命党人误会，以为他没有和谈诚意，由此险遭杀身之祸。
1912年1月16日上午11时许，袁世凯从宫廷出来，乘坐双轮马车前往外务部新衙门。马车刚到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前，忽然一颗炸弹从茶馆二楼飞下，好在投偏，辕马受惊，拉着袁世凯飞驰而去。不料，车过祥宜坊酒楼门口，又一颗炸弹从楼上落下，但再次投偏，在紧随车后的卫队中炸开，警卫队长和两名巡警当场毙命。
此事发生后，虽然袁世凯惊魂未定，却因此洗清了与革命党人勾结胁迫清廷退位的嫌疑。紧接着，26日，宗社党骨干良弼外出回家，在自家门口被革命党人炸伤，送到医院后死亡。而行刺的革命党人彭家珍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殒命。
接连两桩暗杀案，使朝廷亲贵们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袁世凯在被刺杀当日，便与内阁大臣联衔上折，开始逼宫。袁世凯亲自捧着折子到养心殿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据溥仪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幼小无知，只见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伤心欲绝，他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貌似忠心耿耿的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着说出的竟是一派逼他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
良弼被刺杀当日，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朝廷，请清帝退位。隆裕太后见大势已去，于1912年2月12日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
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倒行逆施，“洪宪”美梦难圆
袁世凯做了共和制总统，但对“共和”的含义却不甚明了，他曾就此向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请教，顾维钧告诉他，共和国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袁世凯反驳说：“中国的女仆在打扫房间时，都把脏土倒在街上，她们只关心自己屋里是否干净，这样的公民如何能够管理国家？”
袁世凯口头上表示支持共和，骨子里却始终认为共和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所以，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首先做的便是极力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他提名唐绍仪担任内阁总理，以为唐绍仪会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唐绍仪也主张和同盟会合作，强调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袁世凯极力想摆脱内阁的制约，于是便设法架空和排挤唐绍仪，最后唐绍仪与同盟会阁员被迫全体辞职，袁世凯又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内阁总理，强迫参议院通过补充阁员名单，使得责任内阁完全成为他的附属机关。
1912年，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试图组织政党内阁。袁世凯对此极为抵触，竟策动北洋军警进行干涉，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就在袁世凯极力排挤国民党时，宋教仁被刺一案，将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宋教仁是实际主持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孙中山为理事长），也是在组织政党内阁活动中首当其冲之人。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国民党人陶醉了，准备由国民党组阁，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1913年春，宋教仁南下，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3月20日，宋教仁接到袁世凯急电，准备从上海返回北京。当晚10点左右，宋教仁尚未踏上北上的列车，便在上海车站遭到歹徒枪击。由于子弹上涂了毒药，32岁的宋教仁因抢救无效而逝世。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杀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他本人却成为第一个被怀疑对象。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当时上海滩刺杀案迭出，多数悬而不破的情况下，宋案的破获却出奇的顺利，其速度之快令人咂舌。首先有一个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凶手是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因为一周前他曾去应府卖古董，应桂馨提出以1000块钱为报酬，要他去杀一个人，并拿出一张照片让他看，他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他看到报纸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看的照片上那个人。
就在案发第三天，租界巡捕在一家妓院抓获应桂馨后，又在其家中搜出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的多封密电，内容里都有两个字：毁宋。密电中还有两封是袁世凯的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发来的，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和赵秉钧知道“毁宋”一事。由此，袁世凯被认为是刺杀宋教仁一案的策动者。
但也有人指出，“毁宋”并非杀宋，而是搜寻宋教仁的丑闻，通过媒体曝光。但应桂馨由于找不到能诋毁宋教仁的证据，面对洪述祖越来越高的报酬，应桂馨变“毁宋”为“去宋”，即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而“去宋”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并没有直接证据指向赵秉钧与袁世凯。
更巧的是，在对应桂馨家里进行搜索时，巡捕们竟发现了一个神色慌张行迹可疑的人，一盘问，此人竟是直接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令人不解的是，应桂馨本人并不在家中，武士英却在他的家中；而武士英被捕后表现从容淡定，完全没有被发现时的惊慌失措。然而，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突然死亡。
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宋教仁被刺一案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进行的。而武士英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该部队是由沪军都督、身兼革命家和青帮老大双重身份的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如果说杀人灭口，袁世凯的势力恐怕难以渗透到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可能不应是袁世凯，而是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陈其美的国民党内部势力。然而，自然而然地，这顶“杀人灭口”的帽子，又落到了袁世凯头上。
宋案顺利侦破，没有人去追究其中为何有如此顺利的一系列巧合，袁世凯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杀宋主谋，一时间，激烈抨击袁世凯的舆论铺天盖地而来。
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未经现任国会批准，他便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约，准备用于发动战争的经费。但不等袁世凯动手，国民党率先发动“二次革命”，于7月上旬兴师讨袁。只是与北洋军实力悬殊，很快导致失败。
不久，应桂馨成功越狱。他直接给袁世凯写信，索取杀宋报酬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或许袁世凯在宋案中真是无辜的，他恨透了应桂馨，随即派人将应桂馨乱刀砍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但应桂馨为谁所指使杀宋，也终成为历史的一个谜。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先于1913年10月6日，用武力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紧接着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制定了总统终身制，规定总统有权指定传位人，传位人可以是自己的儿子。至此，袁世凯已与专制皇帝无异。
但即便如此，袁世凯的野心仍未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标是名正言顺当皇帝。于是乎，各种真龙天子将现身的预兆，在北京城频频流传：
袁世凯的茶童看到熟睡中的袁世凯变成了一条金龙，金鳞灿灿，昂着头呈腾飞之势……
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蜿蜒盘绕，就像一条腾空而起的龙……
一位天文学家上书，说从某日起，三更之后，将有帝星照临某某纬度，正是河南项城县地区，这颗帝星会慢慢朝北移动，约一个月可到达北京……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厅，仿前清御史台设立肃政厅，仿前清都察院设立平政院，又品定官阶。
同年冬至之日，袁世凯效仿过去的皇帝，到天坛“祭天”。而祭祀时所着衣冠，几乎同清代皇朝一模一样。
袁世凯的一系列复古措施，使得一些前清遗老想入非非，以为袁世凯打算“还政于清室”，于是四处奔走，广为宣传。对此，袁世凯不置一词，他有意滋长复辟舆论，以此作为登基称帝的垫脚石。同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弗兰克·J·古德诺以及文人杨度，也不断发表演说、评论，鼓吹君主立宪。
1915年8月1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宣布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挂牌，以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其他几人为理事。他们向各省将军、巡按使邮寄投票纸，请他们表态是否赞成帝制，迫于袁世凯的威力，他们只能纷纷表示赞成。
当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者，除了“筹安会”的六人外，还有朱启衿、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和袁乃宽，人称十三太保。此外，还有一位幕后人物杨士琦。
而帝国主义如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都代表本国政府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
9月上旬，段芝贵领衔14省将军通电，请求变更国体，并请袁世凯速正大位。而14名将军中，唯独没有举足轻重的重量级人物：江苏督军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张勋。
9月19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随后，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名义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分省进行国体投票，然后再将选票汇集北京。10月，各省开始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议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汇查各省投票，结果以1993票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当日，参议院上书“劝进”。
而此时，襄助袁世凯多年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袁世凯的老把兄弟徐世昌，全都对袁世凯称帝持反对意见，或公开对抗，或消极抵抗。王士珍因此退隐还乡，回了直隶正定老家；段祺瑞因反对帝制早已被撤销本兼各职回家养“疴”；冯国璋因段芝贵反复说服终于没有站出来唱反调。徐世昌见袁世凯决心已定，于10月26日请辞国务卿一职，袁世凯再三挽留，袁克定却在一旁说：“徐太傅愿意做清室遗臣，何不成全他呢！”但徐世昌不管是否“成全”，仍挂冠而去。
偏偏此时京城里传出谣言，说段祺瑞受徐世昌策动，将起兵讨袁。袁世凯虽然不相信，但还是担心段、徐同时留在北京对自己不利，而徐世昌若住到宁、沪一带，则担心与国民党有染，于是规定徐世昌必须住在天津。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并定于1916年元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然而袁世凯却有些等不及了，尤其袁克定急于当太子，鼓动袁世凯先在内部举行登基典礼。
12月13日早上8时许，各部司局长以上及各军师长以上官员突然接到通知，一个小时后到居仁堂大厅朝贺。9时许，文武官员抵达居仁堂大厅。大厅前方摆着龙案、龙椅，袁世凯光着头，身着平日所穿大元帅军装，在几名贴身侍卫的簇拥下，走到龙椅旁。他没有坐下，而是站在龙椅旁边，扶着龙椅搁臂，接受文武官员的跪拜之礼。由于没有司仪，官员们跪拜极不整齐。
大典举行之匆忙，让官员们难免失望，私下里议论纷纷：难道这就是改朝换代了？如此重大的事情怎可以办得如此不成体统？这简直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
但袁世凯、袁克定不以为意，认为先在内部登基正位大有必要，起码先在总统府实行皇族礼仪、规矩，待正式登基典礼后，再逐步完善。不承想，不等正式登基典礼，他们的帝王梦便在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中烟消云散了。
再现魔咒，命丧“二陈一汤”
袁世凯做梦都不曾想到，他的称帝，不仅没有使皇帝的位子在他的子孙中万代传承，还使他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将他本人也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在袁世凯称帝，大肆赏爵封侯的时候，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首先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川、贵；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广西；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掀起反袁护国运动。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对袁世凯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赶紧在公府丰泽园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决定采取三面包围的策略，以曹锟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由四川攻打云南，以马继增的第六师出湖南入贵州；以龙济光率粤军会合桂军假道广西百色进攻滇南。但他没有料到，不久，贵州、广西相继宣布独立，而出师四川的曹锟部与张敬尧部，开始时与讨袁军打了几个硬仗，很快便败绩连连。
随着反袁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也纷纷转变态度，英、美、日、德、意等国正式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慌了，茫然四顾，竟没有一个得力助手，军事、外交、内政他都要事必躬亲，忙得焦头烂额。他想重新起用段祺瑞，但考虑到段祺瑞的火爆脾气，只好先做铺垫，把段祺瑞的“灵魂”徐树铮请出来委任为军委事务厅厅长，接着请段祺瑞出来“共济时艰”，却被段祺瑞以“宿疾未愈”一口回绝。
袁世凯又想到冯国璋，决定命冯国璋率军出征。由于冯国璋在恢复帝制过程中消极抵抗，袁世凯在1915年末便决定使用调虎离山计，委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将其调到北京，控制在身边。但冯国璋根本不买账，坚决要求以江苏将军遥领此职，令袁世凯白白送了个“参谋总长”。如今正值用人之际，袁世凯再次致电冯国璋，委任他为参谋总长兼征滇军总司令，令其出兵讨伐滇军。不料，冯国璋以身体不适予以回绝，令袁世凯怒不可遏。
1916年2月，袁世凯派蒋雁行到南京一探虚实，结果冯国璋毫无病容。冯国璋对蒋雁行并不隐瞒实情，直接发牢骚说：“我跟了总统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到现在，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
冯国璋所言，是指袁世凯称帝一事，在整个过程中，冯国璋都被排斥在外。非但如此，冯国璋听到复辟帝制的消息后，曾到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袁世凯当即一口否认，而且十分恳切地说：“华甫，你我在一起多年，难道你还不懂我的心事？我现在的地位已与皇帝无异，如果我真的想当皇帝，那只能是为了我的子孙。可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要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的则都年幼，你再看我现在的身体，我哪里会有称帝的心思呢！”
袁世凯一番“推心置腹”，让冯国璋信以为真。直到袁世凯称帝，冯国璋才明白自己被骗了。他就是想不通，袁世凯为什么要对他隐瞒，要知道这种事情根本瞒不住的。其实不只是对冯国璋，对段祺瑞，袁世凯采取的也是同样手段。之所以如此，袁世凯担心这些于民国有功的实力派大员，一旦成为“洪宪”朝的开国元勋，势必对其后代继承皇位造成威胁。
蒋雁行将冯国璋的情况密报袁世凯后，袁世凯指示收买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令其取冯而代之，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王廷桢不仅不上钩，还将此阴谋戳穿，使袁、冯矛盾进一步恶化。袁世凯仍不死心，又先后派杨善德和卢永祥进驻上海、吴淞口，以包围态势挟持冯国璋，使冯国璋对袁世凯的嫌怨愈发加深。
冯国璋被完全推到了对立面，尽管他口头上还是“拥护总统”，但已开始在北洋派内部另立山头，煽动反袁情绪，并与南方反袁势力相联系，化敌为友。
3月，冯国璋联络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江西将军李纯，以五人名义秘密致电其他各省将军，就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的同意。
这封电报并没有发给袁世凯，但直隶将军兼巡按使朱家宝将它送进了中南海居仁堂。看完这封电报，袁世凯目光呆滞，浑身发抖，半晌说不出话，几乎昏倒在床上。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大将，已经变成了他的敌人。而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可怕。他呆呆地望着坐在旁边的内史夏寿田说：
“完了！一切都完了！”
夏寿田想安慰他几句，却不知说什么好。袁世凯却自说自话地念叨起袁氏家族的“豪门魔咒”：
“我生父51岁离世，嗣父48岁离世，堂叔51岁离世，如今我已经活了57岁，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个魔咒……”
袁世凯脸色蜡黄，声音颤抖，目光里充满着对死亡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