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重生
教宗与法兰克人的联盟
法兰克国王，拉丁基督徒的保护者
征服伦巴第人、萨克森人、穆斯林和阿瓦尔人的结果就是，查理的地位已经和最初的法兰克王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了。在当代欧洲的地图上，他的领地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奥地利的全境，远达德国的易北河一带、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伊斯特里亚、波希米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匈牙利的多瑙河一带，最后是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比利牛斯地区。尽管教宗领、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公爵领地都在查理的影响之下，不过南意大利仍属拜占庭统治，主要使用希腊语和希腊式的教仪。法兰克国王现在统治着除了不列颠、爱尔兰和剩余的伊比利亚诸公国以外所有使用拉丁教仪的基督徒。甚至在传统上和拜占庭皇帝联系更紧密的地区，由于查理的声望，现在也转而向他寻求保护。800年，耶路撒冷宗主教（patriarcha）赐予他圣地保护者的头衔，给他送去圣墓的钥匙。1
这解释了将法兰克国王提升为皇帝的想法是如何在罗马和亚琛产生的。从785年开始，查理就在亚琛建设富丽堂皇的宫殿、巴西利卡式大教堂和温泉浴场。如果查理真如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在他战胜伦巴第人之后所言，是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大帝，那他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受这一头衔和皇冠。因此西部欧洲将会再次有一个以拉丁教仪祈祷的皇帝，他的法律和通信将以拉丁文书写，他用拉丁语讨论政治和神学。与专制的东部统治者相比，教宗更容易和他达成共识。尽管事实上这个新皇帝看起来基本就是个野蛮人，而不是有教养的罗马人或拜占庭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障碍。甚至回溯到帝国的黄金时代，蛮族出身的统帅也经常夺取帝国皇位，却没人有过多怨言。
关于继承罗马帝位，有一个重大的法统问题。居于君士坦丁堡的巴西琉斯是君士坦丁大帝无可置疑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领袖。实践证明罗马帝国的东方和希腊地区与西部拉丁化的地区很难统而治之。戴克里先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划分开。因此东部的统治者继续使用（希腊语的！）罗马皇帝的头衔，他将难以接受另一位在罗马的统治者加冕为皇帝。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宗教事务上。拉丁神学家与希腊神学家之间日益疏远，几乎摧毁了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统一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彼此的猜忌。但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整体，必须有一个上承神命的皇帝来领导信仰基督的民众。因此将一位蛮族领导者升格为皇帝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可能被东部的皇帝解读为严重的羞辱。我们需要回到查理出生之前的时代，去理解教宗为何要走如此之远。
教宗与拜占庭之间的冲突
罗马教会与法兰克人之间联盟的历史，在800年皇帝加冕时达到顶峰，联盟的日益紧密与教宗和意大利各民族对东部皇帝的日益不满相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人的统治都被视作外来的占领，而不是合法的罗马统治。对意大利人而言，帝国的使节不仅语言上是外来人，宗教上也是。对基督教义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日益疏远，罗马与拜占庭之间的神学冲突是当时流行的话题。与东方的牧首不同，教宗明目张胆地赞赏巴西琉斯干涉宗教争论，这当然不可能增进两大教会的关系。
从7世纪末以来，这些教义冲突就不断加剧，成为真正的对抗，不止一次地挑战了皇帝的政治权威和他对意大利的军事控制。随着帝国的军队渐渐不能为意大利人抵御伦巴第人，这种倾向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教宗在与巴西琉斯的关系中主动寻求政治独立，并开始成为意大利人的合法代表，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也不令人惊奇。在706年左右，教宗约翰七世计划在帕拉丁山建造宫殿，那时这里还保留着帝国的行宫。这一想法没有实现，但在那个权力的象征物极其重要的时代，没有人会不懂其中的象征价值。约翰的继任者总是承认皇帝的权威，但多次拒绝服从他的命令，甚至否认他的代表有进入罗马的权利。这实际上使人确信，在永恒之城，帝国的权威已经终结，并且意味着教宗现在在拉特兰宫统治着这座城。
这种彼此间的不信任随后由于特别严重的宗教争论而加剧，争论涉及反对圣像崇拜的论战。相比于西部地区，在东方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中，圣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到今天还是如此。8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一些人极其热忱地在圣像前祈祷，似乎要沦为偶像崇拜者。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相对比则加剧了对这种行为的担忧，因为这两种宗教都明确禁止任何代替神的行为。最终在726年，伊苏里亚王朝的皇帝利奥三世被说服，他认为有必要打击圣像崇拜，开始了破坏圣像（iconoclasm）运动。这在希腊地区意味着毁灭圣像，皇宫入口处的基督圣像被移走。这一运动旨在削弱修会的政治力量，他们是圣像最主要的保护者。运动导致信众的疯狂反对，他们受到了官方的审判和屠杀。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反对圣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皇帝严酷地迫害圣像的守护者。
在西方的公众层面，争论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争论挑起了教会的愤怒，并且确确实实破坏了与拜占庭的关系，拜占庭皇帝现在被认为是异端。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和其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被其对手称为柯普罗尼穆斯（copronymus）或“屎”——统治期间，是对圣像崇拜者迫害最为激烈的时期。恰好同时，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崩溃，这里受到了伦巴第人的进攻。帝国军队不能再进行有效的抵抗，并且当地民众往往怨恨不已。在这种情形下，教宗别无选择，只能向法兰克人寻求保护，并试图利用他们的协助，重建他在意大利的政治统治，扩大他已经运用在罗马的统治手段。
在第2章我们已经提及，739年，格里高利三世和查理·马特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盟。2虽然这个联盟实际上并没有导致军事介入，不过一切都表明，从此刻起教宗停止依靠巴西琉斯的保护，将他们的支持对象整体转向法兰克人。这个转折点最大的象征性事件就是，格里高利三世是最后一位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向拜占庭皇帝照会（教宗）当选结果并要求认可的教宗。①他的继任者，741年当选的扎加利，在罗马再一次受到伦巴第人威胁之时打破了这一传统，而且他对丕平作出著名的裁决，即这个对全体法兰克人执行王权的人，也同样应当获得国王头衔。3
扎加利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752—757年在位），通过给丕平加封国王头衔，并且亲自前往高卢以圣油为他涂油，强化了自己从（拜占庭）帝国独立出去的地位，并实际上对其发起了挑战。因为原本只有巴西琉斯才有权力将蛮族人提升为国王。新王朝（加洛林王朝）与教宗之间的情谊，成为当时欧洲政治的轴心，与（拜占庭）帝国的古老关系迅速失去其重要意义。查理在位时期，事情更进一步。阿德里安一世不再以巴西琉斯的统治纪年来签署他的官方文件，而是改用他自己的教宗纪年。他在罗马铸币厂铸造的货币上去除了皇帝的头像而以他自己的头像取而代之。显然，教宗在拉特兰宫努力声称自己对现称为圣彼得共和国（respublica Sancti Petri）的领土的权力。这项权力宣告来自一份有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赠礼》，这份文件可能是由当时罗马的教士伪造的。
对于教宗提供了什么来换取现在在西部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兰克人的保护，我们并不清楚。回溯到778年，查理在圣彼得教堂加冕前二十二年，阿德里安一世授予他“新的信仰基督的神授君士坦丁元帅”（novus Christianissimus Dei Constantinus imperator）称号4，而且在西部教会的大部分地区，自古以来信众就拥护的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现在被法兰克王国及其君主取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教宗眼中，查理扮演了一个与之前东部皇帝类似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宗有意声称自己是法兰克国王的臣民，甚或宣布放弃自己对中意大利的权力；现在这一地区已经被希腊人放弃，任其自生自灭。查理与阿德里安一世之间的深厚友谊，由他们二人亲自或以书信多次确认，贯穿他们二人的一生。其中也隐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注定要深刻影响数个世纪的西方历史。
利奥三世的矛盾心理
尽管阿德里安的许多举动向我们表明，一切都在指向800年的皇帝加冕，但我们别忘了这位教宗在加冕的五年前就已经去世。放弃与拜占庭的合作并热情地接受法兰克国王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从希腊人向法兰克人的转移，在当时阿德里安认为这是最有前途的政策。但他也可能会见机行事放弃这一政策。甚至从教宗书信的措辞中，历史学家也仔细筛选出了查理日益靠近帝位的蛛丝马迹，以此证明其结果就是必然的。当伊琳娜（Irene）女皇和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终结了破坏圣像运动的迫害后，几年前将查理视为新君士坦丁的教宗，现在以十分相似的口吻写信给巴西琉斯和他的母亲，乐于将他们视为新的君士坦丁和海伦。他邀请他们像之前法兰克国王那样，向教会展示其慷慨。5
教宗与拜占庭决裂并臣服于法兰克宫廷，只在795年才有可能，接替阿德里安一世的利奥三世，是一位经历可能暧昧不清但政治上确实更软弱的教宗。新的教宗是一位出身普通的教士，晋升自拉特兰宫的官僚群体，缺乏有影响力的罗马家族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遭到有侵吞财富等背德行为的严厉指控，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可能获得法兰克国王的有效保护，甚至作出阿德里安一世不愿作出的让步。他刚荣登圣座，就将自己当选的结果照会查理，并献上圣彼得陵墓的钥匙和罗马城的旗帜，这些物品传统上是用来迎接皇帝进入永恒之城的。阿德里安教宗从巴西琉斯那里撤回的尊贵特权已得恢复，但如今又归于法兰克国王头上。第一次，在使用现任教宗统治年份纪年的同时，教宗官邸开始用查理统治意大利的年份来为文件纪年。
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当选，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教宗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与法兰克人的联盟上。比起他更为积极主动的前任，他统治期间的这种依赖关系更为明显。除了历史领袖人物的个性，政治史同样受事件的影响或者支配。797年，一件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并最终引发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旷日持久的分裂。一直以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的名义统治的伊琳娜女皇，废黜了君士坦丁六世的继承权，弄瞎他的双眼，自己僭取了之前从不属于女性的巴西琉斯之位。听闻这一消息后，利奥三世决定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时机。女性亲自支配帝国的天命是闻所未闻之事。所以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此时更恰当的时机，可以把帝国称号从东部转移到西部。他的前任阿德里安奉承查理为新的君士坦丁；而现在，利奥要将他加冕为皇帝。
利奥教宗突然又表现出与他性格相反的一面。他统治早期的举措表明他限制自己的权力，奉承顺从查理。但当在罗马加冕的计划在他手中实施之时，他一定在梦想着权力关系的倒转。这种希望在那一时期充斥着罗马，这可以由796—800年拉特兰宫接待大厅内一系列受教宗委托而创作的马赛克肖像揭示出来。在中央，基督命令他的使徒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在左侧，基督再次出现，将大披肩（pallium）和旗帜交到跪在他面前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 Ⅰ）和君士坦丁大帝手中。在右侧，圣彼得将大披肩托付给利奥三世，将旗帜托付给查理。法兰克国王再一次以新的君士坦丁的身份出现，但他只是由圣彼得临时授权，而不是直接得自上帝。因此皇帝从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其地位在教宗的护卫之下，而护卫被安置在使徒右手边的尊贵位置上。
法兰克宫廷的帝国野心
查理与拜占庭之间的冲突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教宗的视角考察了导向查理加冕的事件，教宗是主要的鼓动者。但我们不能认为法兰克国王是被动卷入了一个比他更大的计划之中。在法兰克宫廷之中，查理经常被拿来和巴西琉斯比较，结果是后者不胜其职，法兰克国王更适合领导基督徒。不过在统治的早期，查理一直试图与君士坦丁堡维持良好关系。虽然阿德尔奇斯王子在东部的首都受到崇高的礼遇并被加以执政者的头衔，查理还是相当的成功。阿德里安一世旨在扩大罗马教会在南意大利的领地，其对手是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和拜占庭的残存势力。他不厌其烦地向查理灌输阿德尔奇斯的支持者使用拜占庭的资金策划阴谋。但查理并没有因教宗的主张而表现出警觉。781年，伊琳娜女皇请求查理的女儿罗特鲁德（Rotrude）与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联姻，查理接受了求婚。来自拜占庭的宦官埃利撒欧斯（Elissaios）为公主教授希腊语，并为她的新生活做准备。国王则指派助祭保罗，一位新近来到宫廷的知识分子，将他关于希腊的知识传授给教士们，好让他们在希腊同行面前留下好印象。
西部与东部两个基督教政权的和谐共处似乎相当可行。然而在787年春季，当拜占庭使团抵达并准备执行护送公主的外交使命时，查理拒绝让她离开，使者空手回到君士坦丁堡。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政治情势急转突变，问题的核心是两国宫廷关系的恶化，联姻无限期拖延。在前一年冬季，法兰克国王为了使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奇斯臣服，率军远征南意大利。他一定意识到，女皇的代表现在仍统治着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而她不希望法兰克人进一步强化在意大利的霸权。撕毁婚约可能不是避免危机的最佳方式，但这一次，查理对自己女儿众所周知的感情，以及他异乎寻常地不情愿与她们分离（这些甚至得到了忠实的艾因哈德的承认），超越了理性的政治盘算。6其结果就是，伊琳娜以两个借口挑起了事端，她向贝内文托公爵提供支持。在多次虚张声势之后，阿德尔奇斯终于在卡拉布里亚登陆了，他试图鼓动伦巴第人反对篡位者。这场计划波及全国的暴动并没有发生，但是西部和东部之间不信任的怒火再次燃起。在这些事件后很多年，两大政权在南意大利和巴尔干边界上的紧张气氛依旧存在，这里成为军事冲突的舞台。
意大利这种难以捉摸的政治力量平衡，并不是查理撕毁婚约、与拜占庭帝国冲突的唯一原因。同样重要的是伊琳娜在神学争论上所提出的政策突然转变，政策在东部传播开来。同样在787年，女皇在数年的协商之后，冒着一定风险恢复了圣像崇拜，并谴责她前任破坏圣像的政策为异端。东正教会视为普世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圣像的信仰尊崇并不是指向偶像，而是指向圣像所代表的存在，并且据此而言，圣像崇拜是每一个善良基督徒的义务。
总而言之，公会议的成果没有什么是西方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阿德里安教宗的代表也全程参会。然而查理对他们表示愤怒。他可能并没有理解他们，然而我们也难以为此谴责他。因为他对希腊文一无所知，他所读到的拉丁文翻译错误百出。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感到高兴。因为如此严肃的一个神学问题居然由东部的女皇指示解决，而不是由他。并且召集这次普世公会议没有知会法兰克主教。针对教宗的意见，查理拒绝承认尼西亚公会议的结论，命令他的一位廷臣，可能是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以文辞驳斥之。这些论战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知的《查理之书》（Libri Carolini）。这是查理时代最充满野心的神学作品。7该作构成了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基调。这场会议794年由查理亲自主持，希腊主教在尼西亚通过的观点，在此都予以正式的谴责。
从神学角度看，《查理之书》认为无论希腊的神学家如何加以复杂的论证，破坏圣像都是错误的，而强制推行崇拜圣像也是错误的。但最重要的回应是政治性的。聚集在法兰克福的主教们明确声称尼西亚公会议的成果都是空洞且无效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会议是由女性主持的。圣保罗曾写道：“我无法容忍女人来教导，或者越权于男人之上。”更大程度上说，他们声称甚至在伊琳娜以前，希腊的皇帝们就已经越轨。皇帝们给自己加以仪式崇拜，其程度已接近偶像崇拜，所以他们似乎成为君士坦丁之前异教时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个信息很明确：法兰克国王、罗马人的执政者、罗马主教的保护者，不再承认东部帝国享有对信仰问题的最高权威。用阿尔昆的话说，他向信仰天主教的西部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唯一领导者”。8
在这种已经升温的气氛下，传来了女皇和儿子不睦的消息，随后不久伊琳娜篡夺了帝位。君士坦丁六世有意背离其母亲的政策，在身边聚集了破坏圣像运动的支持者。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的结论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些人希望从查理这儿寻求支持以挑战伊琳娜。797年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奉君士坦丁六世之命，往亚琛送出一封信件，其内容编年史家讳莫如深，但被国王欣然接受。9这位使节或者不久之后的另一位使节可能提议，向查理献上东部帝国的皇冠。尽管这一步显得毫无来由，但也并不是不可能。在伊琳娜政变的惊愕之余，君士坦丁堡中的一些人愿意考虑这么一种激烈的举动。但这些事件随后并没有发生。798年，帝国外交使节觐见法兰克国王，正式告知他伊琳娜已经掌权，《年鉴》告诉我们，使者只为言和。10而查理也无意为已成盲人的君士坦丁六世和圣像破坏者发动战争。从政治角度看，显然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声望已经降到谷底。
模仿帝国
与此同时，查理的权势不断增长，明确表现出帝国的意味。这个帝国有基督教方面的意义，并不仅仅指罗马帝国。而在《查理之书》之后，“罗马帝国”在某些方面已变得信誉扫地。阿尔昆在796年至800年间的信件揭示出，他日渐关心那些能够威胁及推翻利奥三世统治的丑闻。11在这种语境下，将基督教视为一个帝国的顾虑已经消除——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其领导者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教宗。我们不能轻视这些表达，或者认为它们归根结底只是文字而已。这些文字是通晓词句之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而成，他们完全明白这些词语字面意思之下的政治影响。所以当阿尔昆在800年之前开始时常提到“基督教帝国”，其统治权由上帝授予查理及其子孙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完全明白自己所言。12
阿尔昆效力期间，他提及查理时，时常用“新大卫王”这一文学形象。自796年以后，阿尔昆在他呈给查理的信中，习惯性地写上“致大卫王”。并详细指出：“借由此名，我们的领袖与向导将以同样的美德和信仰实行统治：在这位首领的庇护之下，信仰基督之民将得到安寝，他也会在异教国度施行恐怖的打击。这位首领终身不息地献身天主教信仰，凭借对福音的坚定信仰对抗异端的追随者。”13这一称号曾被司提反二世用于丕平，大卫王之名意味着国王是神选之民的领导者，受上帝神启，以智慧统治信众的团体。从法理上说，这是拜占庭皇帝应该扮演的角色，现在法兰克国王为自己寻求这一地位。从宫相跃居国王的丕平，可能不会有更高的目标，但查理没有这种良心上的不安。在800年之前很长时间，他的宫廷就开始在查理的称号前加上曾用于巴西琉斯的修饰语，诸如“最祥和的”“正统的”；并且在法令中加入一些正式的元素，如交织字母（姓名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以及象征帝国传统的封印。
亚琛的宫廷
无论对罗马还是亚琛来说，将法兰克国王升为皇帝都不是一个直到8世纪最后几年才产生的新观念。随着伊琳娜篡位后君士坦丁堡发生一系列事件，法兰克国王身边的廷臣们认为，想把自己的领袖升格为皇帝，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查理投身于实现这种期待，历史学家称之为“模仿帝国”（imitation Imperii）。这体现在由他计划建造的亚琛宫殿的象征性含义中。他亲自监督工程，宫殿的主体在798年完工。负责建设这座新的壮观居所的设计师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亚琛必须能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相比，要如同拉韦纳一般。拉韦纳的壮丽我们如今会有所忽视，但这里在4世纪曾经是西部皇帝的居所、狄奥多里克的都城，后来又成为拜占庭总督的驻地。在西部，拉韦纳仅次于罗马。
因此，法兰克国王声称他试图效法古代的罗马皇帝、意大利的哥特国王、同时代的拜占庭君主甚至是教宗。他的方式是建造一所能够和拜占庭的帝国宫殿和教宗位于罗马的拉特兰宫相比的居所建筑群。首席设计师是一位法兰克人，名叫梅斯的奥多（Odo），他主要依靠的是维特鲁威乌斯（Vitruvius）的古典文献；他也同样听取宫廷学院学者们的意见，他们来自各国并拥有数学知识，在这件事上可以证明他们发挥了特别的作用。例如，伦巴第人助祭保罗能够提供关于意大利的拜占庭建筑的知识。宫廷建筑群的主要建筑是正殿和礼拜堂（cappella），由木质柱廊相连接，在这里他们竖立起了从拉韦纳移来的狄奥多里克骑马雕像。象征性的力量集中在八角形的礼拜堂，这里占据显要位置的是一幅全能的主耶稣的马赛克画。在这幅马赛克画下，阳光照射之处有一块抬高的位置，这里是君主的宝座。这显然是要在众目之下将君主置于神与信众之间的中介之位。
在筹建这座礼拜堂时，查理可能受到了罗马拉特兰宫洗礼堂的启发。这座亚琛的建筑，在当时与拉特兰宫齐名，但我们不幸所知甚少。但最为重要也最具政治象征意味的启示是“金躺椅大厅”（Chrysotriclinos），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皇宫中央的金质三面躺椅餐厅（triclinium）。这处建筑既是教堂也是正殿。正如费希特瑙所写：“它侍奉上帝及其在尘世的委托者，巴西琉斯和基督圣像。”14查理从未去过君士坦丁堡，尽管他非常热心地从使节那里寻求君士坦丁堡城中教堂的相关信息，但我们知道的是“金躺椅大厅”与拉韦纳城中圣维塔莱（San Vitale）教堂中的躺椅餐厅非常相似。一位建筑师被派去研究这处建筑，他回到亚琛时，带着建筑计划和充足的测量数据，以建造一座相似的建筑。其中，查理提出了一种充满政治意义的变化。他计划将自己的宝座安置在表示谦卑的西侧，与祭坛相对。而罗马的继承者，傲慢的拜占庭皇帝，却神化自己，将宝座放在东侧祭坛应在的位置。甚至法兰克国王在模仿他们的建筑的同时，也用《查理之书》中的文辞批驳东部皇帝不虔敬，并将自己推至前台，作为基督教上帝的真正代表。
我们会很自然地进一步深入察觉到，这种对罗马和拜占庭模式的模仿是一种政治声明。由于无知，一些同时代的人们相信，801年，竖立在宫殿柱廊的狄奥多里克青铜雕像是君士坦丁的雕像。既然雕像被认为是代表君士坦丁，则很可能查理希望将之与教宗拉特兰宫中（而现在位于坎皮多利奥广场）的马可·奥勒留著名的骑马雕像相比。除了更进一步的象征和政治含义，雕像自身也是古代艺术的杰作，展现了伟大君主壮丽堂皇的财富。就像一年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送来的大象礼物一样，查理总是将其带在身边，直到810年大象死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行为更多的是对古代建材的再利用，而不是对过去的效仿，这些材料的质量不能和同时代的艺术品相比。艾因哈德写道，查理拥有从罗马和拉韦纳送来的圆柱和大理石，因为他难以从其他地方获得。15我们也不要忘了，现在在亚琛能看到的一切，自查理时代以来都经历过重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皇帝的宝座是有目的地模仿《圣经》中所描述的所罗门的宝座而制作的。但是一些新的发现显示宝座在19世纪被重塑了。阿尔昆也将礼拜堂和所罗门圣殿相比：亚琛是一座新的耶路撒冷，“一座在我们土地上的新耶路撒冷”16。从某种程度上说，罗马的历史和《旧约》中对君士坦丁、大卫和所罗门的记忆，汇聚到法兰克国王身上，人们将他视为神选之人。
800年加冕
799—800年的罗马危机
我们已经知道，自从利奥三世795年当选以来，他称呼查理的方式日益明显地显示出帝国的含义，这让我们相信将查理加冕为帝的计划从那时起就开始成形。但是，当时环境不允许教宗施行自己的计划，而是使他被迫在紧急情况下献上皇冠。799年，发生了针对利奥三世的篡权事件，由罗马教廷中两位最高官员领导。教团首领（primicerius）帕斯夸尔（Pasquale）和财务官（sacellarius）坎波罗（Campolo），他们都是阿德里安一世的侄子。利奥落入敌人手中，他们试图按照拜占庭帝国永久罢免重要官员时的习惯，挖出他的眼睛，割去他的舌头。这使他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地位，无法请求自己的敌人为自己的死而向上帝作答复。但教宗不打算给对手展示虔诚的机会，他计划出逃，在斯波莱托公爵处寻求庇护，公爵护送他前往帕德伯恩面见查理。最初，逃亡者似乎使国王确信，他的眼睛和舌头已经被割去，又被圣彼得奇迹般地治愈了。不久，罗马政变策划者代表团来到帕德伯恩，他们重申对教宗的通奸以及伪证的指控，同时澄清了并没有对教宗加以残害，因此事实上奇迹也没有发生。
理清这团混乱取决于国王。他的罗马人执政者的头衔不能明确表明允许他对教宗进行裁判，查理觉得要向阿尔昆寻求意见。阿尔昆回应道，三个人应该处于最高的地位：教宗、君士坦丁堡皇帝，还有法兰克国王。但是自从每个人都知道教宗和皇帝都曾被废黜、遭到自己民众的背弃之后，国王现在超越了他们，成为教会的唯一希望。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阿尔昆又补充道：“我们已经知道教宗在永恒之城的圣座之上发生了什么。现在轮到您独自去裁判了。”17这消除了查理的疑虑，查理决定，对罗马传来的这股腐败的乌烟瘴气追根究底。用阿尔昆的话来说，就是带来一股公平和正义的清流。他下令对有关利奥三世的指控加以质询调查。严格地说，教宗享有豁免权，任何人都不得对其加以审判。这种地位甚至阿尔昆也认为是不可置疑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说，躲在这种豁免权背后是不明智的，所以利奥认为最好还是面对质询。一些人谨慎地建议利奥最好放弃这件事，放弃教宗之位，退隐修道院颐养天年，18但利奥非常坚持。国王决定派遣一队护卫将他送回罗马，指派专员处理质询调查。
在799年教宗返回罗马，一年后国王会到来，在这之间的间隔中，有许多情形都暗示查理并不情愿开启罗马之行。如果对利奥的指控被认为是无中生有，由两名大主教、五名主教和三名伯爵组成的质询委员会会立刻着手恢复他的地位。阿尔昆想尽快解决此事，但让他惊讶的是，事情证明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不仅因为所有的指控都不能被无视；而且据传言，一些委员会成员接受贿赂，倒向了另一边。十人中最有声望、地位最高的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诺，在一封信中详述了调查的结果。我们无法得知这封信的语气如何，因为阿尔昆想要将之烧毁。但我们可以通过阿尔昆的回应进行想象，他的主要观点是“让无罪之人扔出第一块石头”19。但查理已经下定决心要撤销对利奥的一切指控，恢复他的所有权力，现在很明显他要亲自行动了。
因此，当800年11月23日查理以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和罗马教会保护者的身份驾临罗马城时，利奥三世心领神会，亲自出城12英里迎接。这个距离是凯撒驾临（adventus Caesaris）——迎接皇帝入城的古代仪式规定距离的两倍。如果我们考量774年查理的上一次罗马之行，阿德里安一世在圣彼得教堂门前等候查理，而不是出城迎接，而且使用的仪式规格没有超越拉韦纳总督，我们就能意识到法兰克国王和罗马教宗之间的权力平衡产生了多大的变化。12月1日，查理以新君士坦丁的身份，在梵蒂冈大教堂启动了针对教宗指控的审判会议的程序。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利奥会洗脱罪名全身而退。会议确认，在法理上没人能审判教宗，并且允许教宗以《新约》郑重起誓证明自己无罪，教宗立刻就这么做了。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会议审判教宗期间，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和几位世俗的显贵正式通过了查理加冕的决议，并且以帝位空缺为由而将加冕合法化。20伊琳娜所采用的头衔实际上没有得到教宗的承认，所以这个被女性篡夺的帝位从各方面来说都是空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个委员会已经限定要去接受一项几个月前谈判已经通过的决议，但很遗憾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利奥三世在他停留帕德伯恩期间，已经声称他愿意加冕查理为帝，然而最终的决定可能一直拖延到委员会最终裁定时才确定下来。能够确定的是，在圣诞节上午，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查理头上。加冕仪式今人看来遵循成规，但在当时看更符合高卢－罗马世界的风格，而不是日耳曼风格。根据王室史官所言，教宗以圣油为查理行受膏礼，并俯伏在国王面前，行东方的跪拜（proskynesis）之礼。21在这里，梵蒂冈的教士们代表罗马民众，伴随于教宗身边，向查理致敬，拥立他为皇帝和奥古斯都。这一仪式不仅拥有荣誉上的影响；依据罗马帝国的传统，也具有法律效力，它正式认可了一位新君主的产生。
皇帝并不情愿？
我们还要解释一下艾因哈德的出人意料之言：查理对加冕感到很烦恼，如果他知道已经准备好的仪式是怎样的，哪怕那天是庄严的一天，他也不会去教堂的。22当然，可能艾因哈德是在效法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只是为了强调查理的谦虚，他如同克劳狄皇帝一样认为自己配不上皇帝的头衔，是被迫上位的。可能查理的烦恼不是关于加冕本身，而是加冕背后的诡计及其可能的政治影响。带着耻辱，利奥三世最终成功恢复了帝国，并且使一切仿佛都是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的。通过将皇冠加于新的皇帝头上，教宗实际上也声称教宗拥有超越皇帝的至高权威。
当时这种声称是纯神学性的，鉴于查理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实际上，他从教宗这里获得了一切可能的统治权的认可。在几年前征服贝内文托公爵之后，法兰克国王坚持要将贝内文托官邸的所有文件的时间都改成他的统治纪年。公国的货币要印上查理的名号和交织字母。23在加冕后，新皇帝向罗马提出同样的要求。教廷自阿德里安一世起就开始以教宗纪年来为文件纪年，在利奥三世时期也只是把查理的统治纪年添加到第二位，现在只根据查理的统治年份来纪年，就像过去巴西琉斯统治时实施的那样。利奥三世的货币现在也印着查理的名号和皇帝头衔，紧挨着教宗的交织字母和圣彼得之名。现在我们对这些象征性的现象会有些不以为意，但在过去不是如此。通过在文件中加以查理统治纪年，将他的名字印在罗马铸造的货币之上，教宗实际上意图承认皇帝的政治权力已加于永恒之城。
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公开的举动会给每个人的记忆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拥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利奥三世将皇冠戴在跪下的国王头上就是这样一种举动。这样一种仪态的含义很难逃出查理这种有才智的政治家的眼力，但以这来解释他的不安还是不够。不出意料的是，十三年后，他要求自己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加冕为帝，以支持路易的统治，并为继位做准备。查理组织好了仪式，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礼仪，并且去掉了自己加冕时所有不满意的成分。路易在亚琛的宫廷礼拜堂加冕，他受到的欢呼不是罗马人的，而是法兰克人的。最重要的是，新皇帝并不是跪在教宗面前，而是由他的父亲加冕，或者根据另一部编年史，是由他自己加冕的。这样的仪式编排很明智，但此时有些晚了。813年加冕礼的光彩完全被800年的盖过，帝国也一直受制于与教宗之间悬而未决而又模糊不清的关系。千年之后，另一位皇帝拿破仑意识到了这一系列影响，有目的地邀请教宗为他加冕，但又确保是他自己将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国际关系中的新帝国
与东部帝国的关系
加冕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嘲笑和蔑视。直到那时罗马皇帝只对日耳曼首领承认表示从属地位的国王头衔，但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一员能僭取皇帝（imperator）的头衔。拜占庭编年史家赛奥法尼斯（Theophanes）故意用嘲讽的语句描绘查理的加冕仪式，并且说，教宗用圣油为他行受膏礼，“从头顶直到脚趾”，好像这极其虚假。他最后冷漠地说道：“自此起，罗马就处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24查理大帝自己担心利奥三世的举动会在东部挑起敌对的反应，802年，他派遣一位伯爵和一位主教前往君士坦丁堡，向女皇重申自己的和平意图。都城之中甚至有传言说，法兰克使节提议查理与伊琳娜联姻，以创造两大帝国之间联合的可能。无论如何，他们的到访遭到了一部分拜占庭高官的冷遇和敌视，他们不久后组织了一场政变，废黜了伊琳娜，将她的一位大臣送上了帝位，史称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Ⅰ）。
尽管查理大帝和新的巴西琉斯都没有开战的愿望，但两大政权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和南部的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这些地区由从拜占庭获得自治权的威尼斯和扎拉商人开发，贝内文托公爵再一次发起叛乱，反对法兰克人的霸权，这些足以导致不断的事端。811年，尼基弗鲁斯一世在战场上被保加尔可汗克鲁姆所杀。他的继任者，米海尔一世·兰加比（Michael Ⅰ Rhangabe）想与西部寻求和平。一个拜占庭代表团前往亚琛，尽管咬牙切齿，但还是承认了查理的皇帝头衔。《年鉴》记载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称呼他，用希腊语，称他为皇帝和巴西琉斯”25，不过他们为了保留颜面，没有承认他是罗马的皇帝。查理以一封信回复，信中他对“东部和西部帝国”之间建立起和平表示满意。26几世纪前戴克里先为罗马帝国的划分创造了一种双帝国共存的模式或者法理，二者都是罗马，都在同一个基督教世界里。
在西部，这一共存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并持续使用了很长时间。而拜占庭皇帝顽固地要坚持对抗。824年，巴西琉斯米海尔二世称呼虔诚者路易为“朕亲爱的兄弟路易，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荣耀的国王及他们所称的皇帝”27。871年，查理的曾孙路易二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西琉斯的信，信中尖刻地提醒他，只有一个帝国。法兰克君主礼貌地回应道，路易已经在罗马加冕，有权称自己为罗马皇帝，他的臣僚也有称呼他为新罗马皇帝的自由。28这些是意识形态领域有代表性的外交小冲突，但我们也不应该高估他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查理的时代。他所处的欧洲，人们用拉丁语祈祷和书写，与另一部分以希腊语书写和祈祷的欧洲人很少或实际上没有联系，与远方国家的君主在礼仪上竞争并无那么重要。
然而，查理在加冕时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皇帝，他决定在法令中修改自己的头衔，称自己为“最祥和的奥古斯都，上帝加冕、伟大而又热爱和平的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上承神恩的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的国王”29。严格来说，成为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意味着是罗马人的皇帝。查理采用这样的头衔，表明他对拜占庭是否关注很敏感，并通过巧妙使用这种礼仪来使自己可以与他们相比。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因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Romanum gubernans imperium）是查士丁尼曾经用过的称号之一，也毫无疑问是一位罗马皇帝效法的权威范例。总体而言，加洛林王朝在800年后采用的权力象征符号，总是追溯到罗马帝国。查理将自己的肖像印于货币之上，戴着桂冠，身着紫袍。他的印信是一个在几个世纪都有极其深远影响的政治口号：“再造罗马帝国”（renovatio Romani imperii）。
逐渐明晰的是，最终的问题并不是将帝国定义为罗马，而是帝国与罗马人之间的联系。在当时法兰克人的眼中，罗马人归根结底就是教宗和查理身边那些等级庞杂、人品堪忧的教士们。拒绝称自己为罗马人的皇帝，可能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根据艾因哈德的记载，圣彼得教堂内受到的欢呼让查理不高兴。没有削弱法兰克人国王的头衔很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权力的真正根基；这也不会导致罗马教士超越法兰克权贵成为新帝国的政治精英，从而导致政治危机。
帝国与教宗
利奥三世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模棱两可，但不考虑这一点，皇帝加冕认可了查理加于拉丁教会和教宗自身之上的至高地位。通过采用皇帝头衔，统治者正式宣称了仅靠法兰克人的国王无法轻易确认的最高权威，尽管查理在800年以前曾经有作为基督徒领导者的实践。在他的法令集中，他这么称呼自己：“承蒙上帝的恩典及其仁慈的慷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和教区长（rettore），神圣教会的忠实捍卫者和谦卑的助手。”30但我们不要被他表面的谦卑所误导。国王给予教会的协助包括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监督他们的举止，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召集他们开会，亲自制定会议议程，公布会议的结果，这些我们今天认为是教宗应该承担的义务。799年，教宗利奥三世来到帕德伯恩，逃避背德和财政违规的指控，教会谦卑的捍卫者派遣护卫将他送回罗马，随后亲自主持了一个委员会，使他通过审判。
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基督徒有一个最高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是法兰克国王而肯定不是教宗。775年，爱尔兰神父卡特伍尔夫写信给查理道：“因为你在这儿是上帝的代表，保护并统治他的各支子民，你将承担此责直到审判日，而教宗只居于第二位，并且只代表基督。”31在面临批评时，君主不失时机地指出，他是引导船只穿越风暴的舵手，而教宗只负责祈祷水面能够平静。当他谴责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反对阿德里安一世的观点时，查理断言：“朕已肩负管理教会之责，穿越暴风骤雨的世界之海。”32几年之后，面对一个比年迈的阿德里安更为顺从的教宗时，国王在写给新当选的利奥三世的信中更进一步：
上承天意，以武力对抗教会之外的异教徒侵略，毁灭不信教者，以公教信仰永久强化教会，是朕的责任。而你，最神圣之父的责任，就是如同摩西一样向上帝伸出双臂，支持朕的战斗。这样，通过你与上帝的沟通，信仰基督之民就能战胜教会的敌人。33
但教宗真的是圣彼得的继承者吗？这一点甚至不是很重要。800年，当查理准备离开，前往罗马主持审判利奥三世之时，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写道，圣彼得亲自将尘世的钥匙交付给查理，这是梵蒂冈大教堂的钥匙，也是通向天国的钥匙，国王替他保管，因此管理教会、教士、基督徒民众是国王的责任。34教宗处于较低的地位，可以从804年冬季发生的一段模糊的小插曲中表现出来。查理得知利奥渴望在他的陪同下过圣诞节。皇帝对这个不同寻常的请求感到惊讶，因为这需要教宗在前往亚琛之前翻越群山，不过皇帝决定前往兰斯与他会面。在相伴仅仅八天后，皇帝将他送回罗马，强迫他在糟糕的天气中从漫长的原路返回。35不考虑迫使教宗经历如此艰辛旅途所施加的压力，此事也明确显示出二者地位的高低。它也证实，查理与利奥之间并没有查理与阿德里安之间的那种融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