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到799年夏季，当国王在帕德伯恩接受了逃难的教宗之时，一位匿名的诗人称查理为“欧洲之父”。1仅仅一年之后他成了皇帝，他统治之地所延伸而成的领地，现在被正式定义为重建的罗马帝国。但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曾经被一种政治架构所预示吗？这一架构沉浸于过去，其原型是一个五百年前繁荣昌盛的帝国吗？从19世纪起史学家不厌其烦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与流行的文化风潮所不同的含义。据我们所知，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这一时代，这一问题表现为：鉴别这个重建的帝国甚或扩展至整个现代西欧文明，其根源是拉丁的还是日耳曼的。没有人会不明白这个史学问题的政治含义。
在二战后，受亨利·皮朗的名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影响，这一争论转变成古代经济与制度的遗存问题。2似乎这些遗存并没有像之前认为的那样，完全被日耳曼人的入侵彻底扫除。所以现在这一问题成了古代历史是否在查理时代前后终结。正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正反两方的支持者之间有激烈的争论，因此我们的回应十分依赖于引发了问题的诸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欧洲在21世纪的未来发展，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几代历史学家看待加洛林时代事件的方式。在这一章我们会审视刚刚提及的两个观点，我们把一个定义为民族问题，另一个定义为经济与制度问题。这样，我们将试图评估现在通行的说法——查理大帝的帝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视为现代欧洲的间接前身？
日耳曼人与罗马人
卡尔大帝还是查理曼？
那些以民族主义，或者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以种族主义话语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主要来自法国和德国，他们是彼此充满怒火、互视为对手的两大民族中知识分子的发言人。查理帝国的主要构成，是法兰西人自视为其继承者的罗马人，还是新德意志帝国所自豪宣称的日耳曼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主义热忱在欧洲盛行时的氛围中，这一争论所能释放出的激情。坚持查理本质上是德意志人而不是法兰西人，认定他是卡尔大帝（Karl der Grosse）而不是查理曼，也就是声称德国而不是法国在现代欧洲具有中心地位。同样，声称查理建立的帝国不是基于罗马的遗产，而是基于新兴的日耳曼民族的能力，也就意味着采取与当时明显相同的政治立场。
现在，人们不再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了。查理不是，也不可能是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中的任何一方，因为这两个民族当时还没有形成。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早已是显而易见。卡尔·费迪南·维尔纳（Karl Ferdinand Werner）教授多年担任位于巴黎的德国历史学会领导，他曾经苦劝德国大使，不要在官方演说中将卡尔大帝作为伟大的德国人提起。3不仅因为那时德国还并不存在，同样也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依旧存疑，即我们现在纯粹从语言角度所定义的那些日耳曼诸部族，是否意识到存在一个自己本部族之上的共同体；并且他们之间是否有一种稳定的存在形式。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查理大帝在构建现代欧洲过程中的重要性，都必须抵制19世纪的史学家所理解的民族维度。我们所知的欧洲各民族是在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之后才形成的。
“罗马人愚蠢，佩基洛人智慧”
这并不意味着，查理大帝的欧洲没有因为民族分化而分裂，民族分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帝国被正式称为罗马帝国，但罗马人还是几乎被视为外国人。“罗马人”之名既用来称呼教宗统治的永恒之城的居民，也用来称呼一直与反对法兰克国王的叛乱有关的阿奎丹居民。他们与北高卢的西法兰克人、仍旧生活在日耳曼的东法兰克人，以及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图林根人，更别提意大利的伦巴第人形成反差，这些民族都认为自己优越于罗马世界。
查理自己是名法兰克人。他对这一定义非常明确也非常自豪。他很留意不去模仿自己头衔上罗马皇帝的做派。艾因哈德告诉我们，“他愿意穿着民族的，也就是法兰克人的服饰”；“他排斥并反对穿着外国服饰，尽管它们很华美，除非他在罗马。受阿德里安教宗请求之时，以及另一位阿德里安的继任者利奥恳求之时，他会穿着罗马式束腰短袍和短斗篷，鞋也是罗马风格的”。4当这些教宗恳请他们的盟友法兰克国王按照他们的意愿升格为皇帝，并请求他至少在罗马打扮成罗马人的样子以示亲切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外在的物质形式、强制力、共存的观念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在查理征服这里以前，法兰克人势不可挡的崛起都意味着对罗马世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击。这种对抗无所不在，在丕平统治的最后几年起草的萨利克法高度官方的序言中就有清晰的表达。序言拔高法兰克人，他们代表新的以色列，撼动了“罗马人强加的沉重枷锁”并且取代他们成为领导基督徒的民族。5民族维度与宗教维度交织在一起：法兰克人应该统治世界，因为他们从未受到异端的玷污，而数个世纪以来，罗马人迫害并处决基督徒。他们对拜占庭的希腊人的敌意，也是因为承认后者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然而根据《查理之书》所提出的，法兰克人已经战胜并将准备继续战胜他们专断的异教做派。这种对抗注定要持续很久。10世纪末克雷莫纳（Cremona）的主教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受皇帝奥托之命前往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无礼对待。巴西琉斯尼基弗鲁斯·弗卡斯（Nicephorus Phocas）称他的君主是一个野蛮人而不是皇帝，还说“你不是罗马人而是伦巴第人！”利乌特普兰德回应道，他并不对自己不是罗马人感到羞耻，实际上他也不想成为手足相残的罗慕路斯及其匪盗和逃奴团伙的继承者。“你们自称幽暗世界统治者（kosmocratores），也就是皇帝，继承了这一尊贵的地位。但我们伦巴第人、萨克森人、法兰克人非常鄙视你们，当我们羞辱敌人时，就会称他是罗马人。”6
事实上，利乌特普兰德显然说意大利语，在语言上他会被划分为拉丁人而不是条顿人。但他所表达的这番恶语，并没有损害日耳曼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实际上，对共同体的意识，并不是共享语言认同的产物。并且这种认同甚至可能在早年就不存在。而且由于伦巴第人采用了罗曼语，并有大量的法兰克人杂居其中，这种认同也完全成为过去。813年，图尔会议命令神父不再以高雅的拉丁语，而要以“乡土化的罗马语或条顿语”（rusticam Romanam linguam aut Theotiscam）布道，这样所有人都能听懂布道台上所言。但要知道，语言上的这种现实绝不能反映出民族上的分化，说“罗马语言”的纽斯特里亚法兰克人和他们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同胞一样都是法兰克人。7
日耳曼民族中的集体认同感，是从他们入侵的集体记忆中萌发的。自古以来定居于帝国的罗马人，和战胜他们、征服了高卢和意大利的入侵者之间仍然有明显的差别。可能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这种长久的差别实际上是基于虚构的历史书写，是由对入侵者和原住民之间一体化过程的无知而造成的。现在我们知道，高卢的法兰克人在罗马人中只是很少数，他们很快就被融合了。但在查理的时代，所有生活在卢瓦尔河以北的人都被视为法兰克人，人们并没有考虑他们可能源自拉丁人。当时的编年史家认为，在那个入侵的时代，显然克洛维已经消灭了罗马人，或者至少将他们逐出了国境。语言在民族认定上再一次变得无足轻重，实际上，很多法兰克人随后仅仅出于好奇而开始说一种罗曼语。一份9世纪的手抄本写道：“似乎在那时，法兰克人从居住在那里的罗马人处学习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语言。这里没人知道自己的母语了。”8
分化源自历史而不是语言的另一个同样具有象征性的事实就是，那些定居在帝国行省的入侵者在提及当地人时，总是使用无法翻译的通称“维尔舍”（Welsche），这个词直到今日在德语里依旧是负面意味，并且无差别地适用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不考虑他们的语言差别。这一词语在查理时代广泛使用，长期表达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自古以来的敌视。在当时的一个译本中，巴伐利亚的作者乐于使用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的表达来作为语法范例：“Tole sint Uualha, spahe sint Peigira /Stulti sunt Romani, sapienti sunt Paioari”，这分别是“罗马人愚蠢，佩基洛人（巴伐利亚人）智慧”的巴伐利亚语和拉丁语翻译。9甚至在查理时代，欧洲的地理观也由定居于此的日耳曼民族主导，并得到了彻底的重构。当然，知识分子依然使用古典时代地理学家所用的古代术语：高卢、日耳曼、意大利，这些术语从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开始就没有变化。但那些并不知道这些学术概念的普通大众却充分意识到，入侵者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欧洲。他们的态度得到了一份8世纪手抄本的证实，其中包含所谓的“注释表”（glosse），就是将一串拉丁文单词翻译为日耳曼语言。这个词表，应该和查理在学习书写时放在面前的相似，它将古典地名翻译如下：“高卢/维尔舍地区，阿奎丹/加斯科涅地区，日尔曼尼亚/法兰克地区，意大利/伦巴第地区，诺里库/佩基洛地区。”（Gallia uualho lant. Equitania uuasconolant. Germania franchonolant. Italia lancpartolant. Ager Noricus peigiro lant.）10
因此，在用日耳曼语言思考的人中，这幅地理图景与古典图景完全不同。一个人若身处自己国王的居所亚琛，会认为自己身处法兰克人的土地。往南移动，他迟早会进入“维尔舍”或罗马人的土地，他们生活在卢瓦尔河以南，这是法兰克人很少出现的异域之地。再往西南部的阿奎丹是加斯科涅地区（Vuasconoland）或称巴斯克领地；巴斯克之名当时意味着被围困在比利牛斯山避难的少数民族，但在过去他们占据着名叫加斯科涅的广阔区域。不过，如果我们的人从亚琛往东，他将会到达曾经的诺里库地区（亦作Noricum），现在这里成了佩基洛地区。从这里越过群山，他将到达的不是意大利，而是伦巴第人的土地。这种地理划分只是在表面上尊重古代的术语，实际上是以取代先住民“维尔舍”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来解释欧洲。这种分化表示了一种明显的敌对态度，而不仅仅是差异。
回归罗马
一个帝国的定义，不是依靠使之建立起来的民族情感，甚至也不是靠皇帝的个人情感。在他穿着罗马式束腰短袍和短斗篷的时候，查理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法兰克人，并感到不快。但当他宣布自己遗愿的庄严之刻到来时，在他眼前的是这个帝国。他下令将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二分配给臣服于他的领地上的21位大主教，21个大主教教座所在地排列如下：“罗马、拉韦纳、米兰、奇维达莱（Cividale）、格拉多、科隆、美因茨、萨尔茨堡、特里尔、桑斯（Sens）、贝桑松（Besan?on）、里昂、鲁昂、兰斯、阿尔勒、维埃纳、塔兰泰斯（Tarantaise）、昂布伦（Embrun）、波尔多、图尔和布尔日。”11它们的顺序反映了从灰烬中重生的罗马帝国的政治地理，并且与当时的教会地理分布产生了关联；教会地理自1世纪产生以来就再没有修正。首先罗马以其法统居于首位，随后是西部帝国的旧都拉韦纳和米兰。接下来将古代的阿奎莱亚主教区一分为二：奇维塔莱和格拉多，它们在与阿瓦尔人和拜占庭的边界上具有重要地位。
法兰克王国的大主教教座在五大意大利教座之后才出现。我们现在认为这些是德国城市，但它们实际上是莱茵河左岸的古罗马城市：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萨尔茨堡是例外。查理大帝本人将萨尔茨堡提升为大主教区，目的是为了组织阿瓦尔人改宗，并组织巴伐利亚人在多瑙河以东定居。无怪乎这是唯一的古典地名无法准确定义的教座。所以当时起草遗嘱的教士用当时通行的惯例做出翻译：“尤瓦乌姆（Juvavum）也就是萨尔茨堡。”接下来就是古高卢的城市桑斯、贝桑松、里昂、鲁昂、兰斯，然后沿着罗讷河通向地中海，阿尔勒、维埃纳，两个阿尔卑斯地区的教座塔兰泰斯、昂布伦，接着是波尔多、阿奎丹的大主教教座，最后回到高卢中心，图尔和布尔日。
应该说明，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理划分，因为一个教会区域的划分反映了基督教的传播情况，也导向古典时代的终结。那个时代的地理划分在很多方面已经和当时的人口分布以及贸易路线不相符了。一些都主教省区极小，另一些则太大。一些主教区沿着莱茵河，可以监视北日耳曼的广大平原，这里最近才在刀剑之下皈依了基督教。一些大主教区是不起眼的城市，如桑斯和兰斯。而巴黎和亚琛，是查理帝国的重要大型中心城市，却没有设置都主教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查理口述这一名单时的原则，它就是已经说过的一种对帝国的概括，这一原则非常明确。我们这里没有罗马人或日耳曼人，也没有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或阿奎丹人。这是一个基督教帝国，就是罗马，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罗马是上帝所选，是基督的宗教中心。
古代世界的终结与欧洲的诞生
皮朗关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的理论
1937年，亨利·皮朗的名著《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在其死后出版，为19世纪就发起的关于加洛林欧洲的史学问题讨论带来了转折。12皮朗自己是一个19世纪的史学家，一瞥他留着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的肖像照，就可以确信他的出生时间——1862年。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他在罗马世界与日耳曼世界的边界处出生并接受教育。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能克服法国与德国历史学家之间对立的民族主义僵局。通过分析贸易形式和货币流通，皮朗得出结论，查理的帝国根本就不代表罗马帝国。然而蛮族入侵终结了古代世界、对经济只有负面影响也不是他的观点。是阿拉伯人入侵地中海地区，动摇了罗马人环绕“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建立的古代世界。随后，我们现在所知的欧洲开始形成，地中海成为它的边界而不是中心。
如今，皮朗的理论因为他所代表的经济论而被完全抛弃。实际上，地中海贸易的衰落、货币危机，可追溯到帝国最后几百年，查士丁尼的破坏性战争进一步加剧城市衰落，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异议。同样，这些因素并不能证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书中提出的关于文明的全面衰落、市场近乎全面地消失这些问题的解释。中世纪早期实际产生的是一种新的经济空间，其基础是贸易线路指向北海的欧洲大陆，而不是地中海。不考虑其局限性，皮朗的视角被证明极有成果。因为在他之后，争论不再纠结于查理帝国的罗马或日耳曼属性，而是关注帝国与早先和随后时代的关系。换言之，争论转变成了帝国塑造自身的形式，即至少在其结构上，是否与罗马有相似性。如果和奥古斯都的帝国不相似，是否和戴克里先或君士坦丁的相似？或者查理统治的大陆是否已经截然不同，导向了现代欧洲？
当前，论证历史连续性的第一种解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并不意味着皮朗的主要论敌——奥地利历史学家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胜之不武，他看到了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时代到查理的时代之间潜在的连续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最终胜出的解释是一条第三方道路：史学已经能够日渐清晰地证明，古代晚期这个时代与古典时代的概念截然不同，这个时代大约是从公元3—4世纪，随着戴克里先改革和基督教的兴起而开始的。这是古代晚期，不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时代，许多史学家认为，这个时代延伸至查理时代，甚至直到公元1000年。甚至他们无意中回应了马克斯·韦伯的妙语，即查理大帝是“戴克里先迟来的执行者”13。不过，这一观点意味着抛弃由伊斯兰教兴起而造成剧烈断层的说法；同时也对皮朗的基本看法示以敬意，那就是日耳曼人的入侵并不代表西方历史的决定性断裂。
我们同样受惠于皮朗的另一个解释，那就是意识到由法兰克人统一的欧洲大陆是一个与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主要支持者——考古学家与经济史学家，采用了《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可能最有说服力的一幅图景：一个在古代晚期至关重要的加洛林欧洲，其被地中海所隔离，丧失了与非洲和东方的联系。即使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罗马世界并不拥有我们曾经认为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要素，其经济实际上主要受国家干涉，也由于国家干涉而崩溃；查理时代基于莱茵河的欧洲，显然也和戴克里先以及君士坦丁时代基于地中海的欧洲少有共同之处。这个变化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3—4世纪，是通过多条途径实现的，其中包括极其重要的宗教因素。如皮朗所认为的那样，转折迅速发生。然而，穆斯林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原本稳定的公共财政崩溃，东方通往欧洲北部出现贸易新线路。新线路在查理时代达到了贸易高峰。
“罗马不会衰落”：激进的罗马主义观点
显然，如果以上解释是两个得到考虑的论证，这对于支持古代晚期和加洛林时代之间有连续性这一观点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认为政府加于西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入侵而消除。这确切来说是一个基础论证，以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推向前台，为的是表明古代晚期类型的社会、经济、立法组织贯穿查理时代，直至后世。那些被论敌不怀好意地称作激进罗马主义者的学者试图证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帝国最核心也最具普遍代表性的税收制度在蛮族入侵中保留了下来，并在法兰克王国以及随后再创造的加洛林帝国中继续发挥作用，本质上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是，财富被法兰克国王征收了，并大体上再次分配给权贵和教会。他们在查理的时代，依旧构成王室税收政策的主要基础。大规模的贵族地产、修道院与教会的财产，在技术上说并不包含土地所有权，但是包含了土地税，这些从戴克里先改革时代以来就保持不变。遗憾的是，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基于对史料有失偏颇的解读。并且这些激进的罗马主义学者，或自称的财政主义者，他们所使用的术语，在绝大多数同行眼里是不足为信的。14
法国历史学家居伊·博伊斯（Guy Boi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这种观点试图保留连续性，同时批判激进的罗马主义者的信条。他基于社会和实际的经济生产而不是行政和财政，对10世纪和11世纪进行了再解读。他表示，查理曼的欧洲与古代欧洲相比并没有很大不同。15他论证的核心是对奴隶的分析；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史料称之为“servi”，史学家通常称之为农奴（serf）。博伊斯意识到，在加洛林时代，这些农业劳动力屈从于村庄里的富农和大地产主。他们在法律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称作奴隶，正如西塞罗时代他们所遭遇的那样。
和激进的罗马主义者一样，博伊斯的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实际上大部分被推翻了。已经证实，当时的这些受奴役的劳动力，和古代晚期受雇于大地产主和大庄园、编成班组的农业奴隶很不一样。他们结合成农民的共同体，拥有相应的劳动条件，甚至还有一些公民权。在查理的时代，奴隶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妻儿，与自由劳动者和小土地持有者并肩工作。博伊斯的尖锐观点，实际上比激进的罗马主义者的狂热观点更有价值，他促使我们认识到，加洛林时代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转变，这场转变绝没有稳固下来。这种转型的许多特点，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可以联系到古代晚期时代。只有历史学家察觉到了，未来的雏形正从过去的时代破茧而出，逐渐变为现实。
欧洲的视角
如果我们抛开对社会和经济的争论，回到政治空间的问题上来，即查理大帝改变了政治空间，并为政治空间的大规模拓展做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很难不去认为，欧洲概念最早的确立和成形，是由于法兰克人的霸权，并且其采取的形制，无论好坏，都与我们今天相关。无论皮朗的理论有什么内在的弱点，无可置疑的是，古代罗马帝国是一个地中海政治实体，其统治囊括欧洲、非洲以及“我们的海”的亚洲沿岸。而查理的帝国是一个大陆性的政治实体，其重心是莱茵河流域。帝国已经构建起民族与区域的轮廓，将会塑造第二个千年的欧洲。
当然，前所提及的这些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可以追溯到晚期罗马帝国，并随着蛮族入侵而急剧加速。确切地说，这一因素如此重要，必须联系到早先的时代。那时，古罗马的行省正经受灾难，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某种程度上的独立之后，被一个新的政治实体重新统一，这个实体只在形式上与那个古代帝国有联系。当我们说它们是统一的时，我们指的不只是它们遵从同一位皇帝，它们也只遵从了几十年；更是指其中一个由法兰克人统治的行省——高卢——的法律、政府架构和经济规则得到了发展，并拓展到了整个欧洲。我们会发现这一缓慢进程的基础，是法兰克人自墨洛温时代起就加于周围国家的霸权，尽管这一霸权直到800年圣诞节才得到正式确认。
查理的加冕为这个新的政治空间的诞生带来了神性，这一空间在千年之后依旧让人感到熟悉。这是一个以法国和德国为主要伙伴的欧洲，北意大利与加泰罗尼亚，相比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其他地区更融入其中，而大不列颠从某种程度上被排除了。这是一个北方的大陆性的欧洲，是查理大帝的遗产。拉丁－日耳曼的文化深入其中，与地中海地区大不相同，而东部的希腊和斯拉夫则几乎被完全忽视了。无怪乎现在欧盟的首脑核心都设立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马斯特里赫特，它们都是古代法兰克人领地的核心。
同样我们不该感到意外的，就是在查理的时代，“欧洲”之名突然出现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作品之中。就如同查理童年时他们庆贺查理的祖父在普瓦提埃的胜利一样，那些匿名的作者将之理解为欧洲人（Europenses）的胜利。他们统一在法兰克人宫相的领导之下，阻止了伊斯兰的浪潮。或者如卡特伍尔夫神父775年从爱尔兰写信给查理所宣称的那样，“为了欧洲王国更大的荣耀”16，上帝令他升上宝座。不要忘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位帕德伯恩的诗人，他在799年的夏季，称查理为“欧洲之父”。
注释
1MGH, Poetae Latini aevi Karolini, 1:366–81.
2H.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Bruxelles, 1937)，trado. da B. Miall com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London, 1939).
3K. F Werner, Karl der Grosse oder Charlemagne? (München, 1995), 3.
4Einhardus, 23.
5MGH, Leges, IV/2: 2–9.
6Liutprand, Relatio de legatione constantinopolitana, 12, in Die Werke Liudprands zvon Cremona, J. Becker ed. (Hannover-Leipzig, 1915; vol. 41 in MGH, Scriptores), 182–83.
7MGH, Concilia aevi Karolini, 1:288.
8E. Ewig,“Volkstum und Volksbewusstsein im Frankenreich des 7. Jahrhundert,” Settimane 5 (1958): 648.
9“Romans are foolish, Bavarians are clever” (R. Aman, “Medieval maledicta,” Maledict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erbal Aggression 12 [1996]: 28).
10Die althochdeutschen Glossen, E. Steinmeyer e E. Sievers ed. (Berlin, 1879–1922), 3:610. “Gallia, land of the welsch. Aquitania, land of the Basques, Germania, land of the Franks. Italy, land of the Lombards. Ager Noricus, land of the Bavarians.”
11Einhardus, 33.
12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13引文见于G. Petralia,“A proposito dell' immortalita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tantino),” Storica 1 (995); 49.
14讨论见于C. Wickham, “La chute de Rome n’aura pas lieu,” Le Moyen Age 99 (1993): 107–26。
15G. Bois, La Mutation de l’an mil (Paris, 1989).
16关于普瓦提埃之胜，参见MGH, Auctores Antiquissimi, 11: 362, 关于Catwulf的信件，参见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