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及其家庭
国王的外貌
查理到底长什么样？查理的权势在欧洲史上鲜有人可比，并在处理自己的继承问题上卓有成效。历经千年之后，去重新发现他的个人维度，是否可行？亲身了解他的艾因哈德，在其死后创作了查理大帝的传记。实际上他剽窃了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因为他必须去证明查理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罗马帝王，是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与生俱来的继承者。但作为亲眼见证之人，艾因哈德也同样添入了大量的个人观察。
他身体健壮而结实，身形伟岸而又并不过分，身高七尺。他的头颅呈圆形，双眼大而有神，鼻子比常人略大些，华发迷人，表情明快而又愉悦，脖子粗短，腹部略微突出。他的声音清晰，但较之他的高大身材，不如人所预期的那样强而有力。除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受到发热的影响，他的身体十分健康。最后他的一条腿跛了。直到此时，他还是顽固地随心所欲，不听医生的劝告。实际上他厌恶他们，因为他们想劝说他停止吃烤肉的习惯，以煮肉取代。1
当一位中世纪编年史家描绘出国王的肖像时，读者不完全从字面上理解他的文字显然是更明智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在查理的时代，更倾向于柏拉图主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们对模板，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实更感兴趣；他们更喜欢抽象化的完美形象，而不是不完美的事实。因此君主的形象往往符合理想中的国王模板，而不是个人的瞬息万变的特色。不过艾因哈德幸运地避免了这些弊病：从他描述查理的方式中，我们看出年龄的衰老印记，一个拥有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在他足够富有、能够随心所欲吃肉时所经历的痛苦。实际上，编年史家的那些主要取自苏维托尼乌斯的文辞不会让人感到不适：中世纪的作者考虑到格调的优雅，会重构那些取自古代以及《圣经》中的文辞，并将它们转变成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艾因哈德所描绘的查理大帝外貌，得到了同时代关于皇帝之描写的印证。2铸在货币上的皇帝形象就是一个有着粗脖子、垂着胡髭的富态男子。他的头发剪短了，头上像罗马皇帝那样戴着桂冠。我们可以从一座骑马的镀金铜像上发现相似的形象，这座铜像高约8英寸，保存在卢浮宫。雕像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一位加洛林君主，过去一直认为是查理大帝，现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雕像人物属于更晚的时期。雕像表现了一个圆头颅的健壮男性，丰满的脸颊，短头发，大胡髭，头戴王冠，很像艾因哈德描绘的查理大帝。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是受皇帝的继承者——可能是秃头查理——委托而作的塑像。
图像方面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796年至800年受利奥三世委托为拉特兰宫而作的马赛克画已经遗失，但我们还有几幅16世纪和17世纪的素描。其中有法兰克国王身着蛮族的服饰，腿部缠绕着布条，跪在圣彼得脚下的形象，毫无疑问是试图展现现实。问题是在一些类似的素描里，查理并不是只留有胡髭，也留着浓密的黑短须。的确，一幅更晚时期的传统皇帝画像上留有白色的长须。但据我们所知的法兰克人习俗，应该相信查理下巴是不留须的。当贝内文托公爵格里默德（Grimoald）被击败后，他表示臣服的一个象征性举动，就是根据法兰克习俗将自己和部下的下巴刮净。3因此，创作拉特兰宫中描绘查理大帝形象之马赛克的艺术家，鉴于他从未亲自见过皇帝，极有可能是根据意大利习俗给查理加上了胡须。罗马圣苏珊娜（Santa Susanna）教堂拱顶的马赛克，可能是受教宗利奥三世委托于799年所建，也已经遗失。但如果我们能路过这幅画像，国王的形象更可能是留有胡髭的。9世纪诞生了第一幅查理大帝的小型肖像，是一件较晚的作品，但是由一位艺术家在法兰克而不是在罗马创作的，因此这上面也没有须。皇帝仍然被描绘为一个脖子粗短的强健之人，留着长胡髭，而且可能还有双下巴，这再一次印证了艾因哈德的描述。
当他声称皇帝身高7尺时，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怀疑传记的真实性，根据现代英制度量衡，皇帝应该超过6英尺3英寸。这是赫拉克勒斯般的身材，尤其是当时的人们都比现在的人更矮小——实际上，奇怪的是艾因哈德并没有觉得这很异常。在这里，考古学家再一次证实了传记作家提供的信息：1861年，查理大帝的陵墓被科学家打开，他们重构了他的骨架，测量出身高是74.9英寸（约190厘米）。4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古代和中世纪的人更矮，但存在例外。罗马作家曾惊异于日耳曼人的高大身材，他们比地中海民族更高，而且很有可能首领比农民更高，这都得益于烤肉的功劳。
这位巨人说什么语言呢？在他出生之时，定居在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已经采用了当地人的“罗马语言”，而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兰克人继续说开始时提及的条顿语（lingua Theotisca）或“日耳曼语”。在一些法令中，查理使用的一些术语是用其原始的语言，然后用诸如“正如我们用日耳曼语所说”5的分句去介绍这些术语。艾因哈德并没有使用日耳曼语这个术语，但每当提及皇帝的母语（sermo patrius）时，他会说是日耳曼方言，也就是法兰克语。和其他的许多古代日耳曼方言一样，法兰克语拥有丰富的元音结尾，元音发其本音，比现代德语听起来更显厚重。例如，法兰克民族被称为“theoda Frankono”，他们的语言则是“frenkisga zunga”。6
艾因哈德提及，查理同样学习了拉丁语，并且能像母语一样流利地会话。7这意味着他能和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用他们的罗曼方言对话，而当他和有学问的人甚至教宗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同样可以用语法严谨的拉丁语表达自己。他一定在儿时就曾略知拉丁语，他可能只是学习了如何用这种语言阅读，但伦巴第人比萨的彼得（Pietro da Pisa）在查理30岁以后帮助他完善了拉丁语的学问。他可能是用更婉转的意大利式发音来进行教学，与阿尔昆这样来自欧洲北部的学者使用的发音有所区别。
日常生活
国王的例行日常
在当代，我们每一天是按照几次用餐的时间来划分的；查理每一天的划分则更多地取决于礼拜仪式，并且他觉得自己应该以僧侣般的热忱投入其中。毕竟，他最迫切的责任之一是与上帝对话。上帝从天堂注视着他，而他自认为自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此他要求自己在破晓时醒来，在正式着装之前，他会身着长及双脚的长袍，前去参加晨祷。“一件长袍，直到今天……”诺特克在一个世纪后写道，“……还在继续使用，但所有者的姓名已无从查找。”8长袍里面，他穿的是亚麻衬衫和亚麻衬裤，这是常人穿着的服饰，不是王室或贵族所用的华服。
当晨祷结束，皇帝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升起了炉火。在此他会根据情况的需要，适当作奢华装扮。在内衣之外，他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束腰长袍，用腰带扎紧。这是典型的法兰克人服装，仅仅是布料的材质和装饰的穗带彰显了国王的高贵，与平民有所区分。他们是通过颜色区分的：穷人穿着未经染色的羊毛布，因此是灰色或者棕色；而富人穿着颜色明快的衣服，尤其是红色和紫色。查理在束腰长袍下穿着裤子，这是一种普通但并不普遍的装束，因为当时人的腿都是裸露的。他们总是穿着袜子，还有皮质鞋底的凉鞋，脚面上不再覆盖其他的鞋类装束。鞋子由布带绑在脚上和腿上。当天冷了以后，国王习惯将自己包裹在长及双脚的斗篷里。诺特克发现，在查理的一生中，社会风尚倾向于缩短斗篷。但个性粗犷的查理批评道，斗篷这么短，意味着当你解手时，会使双脚受冻。他也不鼓励出售斗篷。9除了他喜爱的蓝色斗篷，在需要时他还会穿着水獭皮、鼠皮或羔羊皮的普通短外套。最后，他每日不离身的还有腰上的佩剑，以及一根镶着金银护手的、有木结的苹果木权杖。
即使这些编年史家提供的描述似乎完全可信，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些形象的意识形态意味。很可能查理并不喜欢艾因哈德或诺特克所说的简朴装扮。他们二人赞颂简朴以及昔日的高尚，是为了和自己所在的堕落时代相对比。这可以在诺特克所写的一则逸事中读到：一次周日弥撒过后，查理决定和他随行的贵族一起去狩猎，并且他命令他们立刻上马，不给他们换衣服的时间。皇帝穿着简朴的羔羊皮衣，而其他人穿着节日的华服。更糟糕的是他们刚刚在意大利换上了珍贵的紫色丝绸衣料，这些是威尼斯商人从东方进口，在帕维亚的市场上出售的。在带领他们穿越泥泞和大雨达几小时后，他们回到了宫殿。查理命令他们不许更衣，在火边把自己烘干，然后留他们一直工作到晚上。第二天他想看看他们的衣服都怎么样了，结果发现早已破烂不堪。然后查理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羔羊皮短外套，没有一点损坏，于是他责备他们如此浪费金钱。10
查理在更衣时就已经忙于工作了，他在更衣时会见大臣，发布命令，甚至做出判决。因此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每天醒来脑中就是大量的思绪。这符合他晚上睡眠糟糕的事实，他会多次醒来，甚至起床工作。但别忘了艾因哈德认识查理时，查理已经是老年，失眠会变得频繁。目前为止没有提及早餐，显然当时没有咖啡、茶还有巧克力。因此我们所知的早餐概念在当时并不存在。很可能直到上午很晚的时候他才进食，享用汤或者浸在奶或酒中的面包。
上午结束时会有弥撒，查理每天都出席——夏季会略早，冬季会稍晚。我们要知道，当时一天中的时间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固定，而是根据季节而变动。一个小时是白昼的十二分之一，而白昼是日出与日落之间的时段。其结果是，这一体系下，夏季的一个小时是我们的一个至一个半小时，而到了冬季会缩短为四分之三个小时。这种变动使得试图确定与那个时代生活习惯相关的确切时间很困难或者说没有意义。此外，从一定程度上说，僧侣是那个时代时间表相对确定的唯一群体。查理是根据类似僧侣的方式进行礼拜功课，尽管如此，我们在精准定义时还是会发现他在时间上更加自由，这毫无疑问。
和古人一样，正餐被称为“寇纳”（coena），在弥撒过后，因此大致说来是在下午早些时候。国王很少有客人，除了宗教节日时会邀请大量的客人。总体而言，他独自进食或者和自己的子女们一起。在国王用餐过后，轮到他随从中的要员用餐，他们在此之前恭敬地看着他用餐。其他的官员和仆从按照顺序排在他们之后。大斋节期间，应该禁食直到夜晚，查理会早一些进行晚祷，在天还未黑时就开始进食。曾有一位主教敢于在这一点上责备他，随即这位主教被命令直到仆人们最后都用餐完毕了才能坐到餐桌旁，于是他强守斋戒直到午夜。皇帝最后轻易地说服了他，出于基督徒的仁爱，要求他尽快开始进食。然而，诺特克想要强调查理一点也没有破坏斋戒，他每日每餐都严格遵守《圣经》的要求。11
随行的廷臣出席王室餐会，以及他们用餐的确切顺序，让我们想起了离我们更近时代的情况，比如太阳王在凡尔赛宫用餐。这增加了我们的疑虑，查理的宫廷是否真如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宗法严明？不止一条资料提及，某位伯爵或主教与国王用餐时站立在一旁，甚至像仆人一样在旁侍候。当然，用餐的礼节没有繁复到拜占庭帝国的那种程度，有些时候他们成了西部的笑谈。例如，曾有传言称在君士坦丁堡禁止把鱼翻过来，也不允许在皇帝面前谈笑，所以每个人只吃鱼的上半部分，违反者将被处死。12但当法兰克国王出席的时候，仍然要遵守规则；而且查理似乎很容易被冒犯，他首先要确定规则得到遵守，甚至因此不乏粗野之举。一位主教受邀用餐，他在自己的桌子上为一块面包祈祷，随后立刻为自己切了一块，之后才把面包献给皇帝，查理愤怒地回道：“你还不如自己全吃了。”13
他很喜欢饮食，但并不喝醉，这在蛮族中十分引人注意。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不要相信艾因哈德。查理感到斋戒难以忍受，在能吃肉的日子里，他不仅热衷于吃烤肉，还乐于亲自用肉叉烹饪。这对于一个伟大的君王来说再适当不过了，他们绝不想过被剥夺爱好的生活。在进食同时，他也喜欢听人读书，聆听古代的故事、他先祖的伟业或者时下的道德教化之作，尤其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至少根据艾因哈德记录的版本是如此。14但另外一些资料提及，皇帝在餐桌上很享受酒歌甚至低俗的故事。15在夏季，在吃过水果喝完酒后，他会像晚上一样宽衣，让自己睡一个长长的下午觉。醒来后，他会在出席晚祷前吃一些东西，结束白天。要考虑到，甚至是僧侣，也允许在白昼漫长之日进两餐。
饮食、睡眠、工作、出席弥撒：如此看来皇帝的生活如同教宗。然而君王的生活中也有俗世的欢愉。他对留居下来纵情于后妃并不十分有兴趣，可以说查理把更多时间投入骑马狩猎中。除了这些本民族过去的典型消遣，他也继承了罗马人洗浴的爱好，尤其是热水浴，这在中世纪曾经被长久遗忘。他是一个游泳健将，经常乐于水疗。在晚年，他选择亚琛作为定居地，确切来说就是因为这里的水质。宫殿配备有水疗设施，皇帝会在此下水，陪伴他的有自己的孩子、友人、王国的权贵。艾因哈德提到，有时他甚至会邀请侍卫进入浴池，有时水中一次能超过一百人。16阿尔昆也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曾经和皇帝一起在热水浴中讨论神学。17
我们对于查理日用家具的了解，来自描绘国王和贵族生活的微缩画，总体而言是《圣经》中的风格。我们知道他们不像古罗马人那样躺着进食，而是坐在圆形或矩形的桌子旁，甚或更矮小的单人桌子，盖着白色的小桌布。他们通常坐在带着彩色坐垫的高背椅、板凳或折叠椅上，靠背椅和我们今天所用的也没有很大不同。显然，他们用手进食，因为叉子还没有发明。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餐具，或者不需要遵守餐桌礼仪。肉和面包用刀切开，汤则用勺子进食。
另一种日常生活的重要家具就是床。床是木质的，低矮，有四、八甚至十条腿。椭圆形的软床垫放在木板上，有一到两个枕头。就寝时，人们把自己包裹在被单里。被单是白色的，也有稀有的紫色。不排除被单是羊毛做的，因为它似乎会取代毯子。当天冷时，白天用来保暖的斗篷也用于夜晚。这解释了查理为什么喜欢长斗篷。家具有时会饰以绘画，主要是红色。坐垫和靠垫可能饰有绳编或花边。甚至在富丽的宫殿里，微缩画的描绘也带有斯巴达式的简朴风格。壁炉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舒适，地面上盖着地毯，壁毯则用珍贵的布料做成。
国王和他的圈子
一份有关查理宫廷日常生活的描述，通过他的诗人流传给我们，尽管有失偏颇，但十分吸引人。在漫长的冬季，诗歌提供了消遣；同时由于皇帝喜欢评判诗歌，诗歌也提供了一场生动竞赛的机会。对必须远离宫廷度日的人而言，这些以诗歌为形式的信函创作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分析这些优质的文学流露，揭示出了皇帝身边那些人的团体精神。这些诗歌的特点是持续、密集而混乱的暗示、笑话，以及只有其最初的讲述者才能理解的诙谐逸闻。查理自己也参与到这场智力娱乐中，尽管那些署他之名的诗歌可能经过了他的一位诗人重新修订。当助祭保罗刚刚加入宫廷的时候，国王送给他一首经比萨的彼得润色的诗。在诗中他问保罗，是愿意进监狱还是愿意被送去教化丹麦人。助祭保罗对这个黑色幽默的回答十分机智（他说他愿意去教化丹麦人，但他不懂他们的语言）。18在此，我们看到了征服异教徒、传播基督信仰这一官方政策的个人日常层面，体现在国王和友人的谈话之中，而不是教会法令和公会议的严肃话语里。
有时诗人的描述带有恶毒的讽刺。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在描述一个充斥着低劣的诗歌的法庭时，显得十分刻薄。法庭是由最高级官员诸如王室总管麦金弗里德乌斯、总管奥杜尔夫（Audulf）主持的。他们笨拙地绞尽脑汁，最终写出一首蹩脚的六步格诗以取悦国王。一场激烈的竞争在宫廷知识分子和粗人之间造成了分裂。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外国人，而那些从军的粗人被认为是查理热衷的另一个圈子，他们陪伴他外出狩猎，参加战役。狄奥多尔夫讽刺他们中的一人，威伯德伯爵，他高大肥胖，当他走动时，整个宫殿都会晃动。而且他很愚蠢，无法理解狄奥多尔夫取笑他的诗作，所以他常喃喃自语，诅咒给他带来痛苦的人。19
可以充分设想，没有人会冒险在君主面前动粗。只是有夸张的赞颂之词这样提及查理：赞颂他是最高的文学鉴赏者、全能的保护者，后者某种程度上是他真实的写照。但这并不意味着偶尔的小插曲没有传递出现实。在描绘君主返回宫殿时，狄奥多尔夫写道，他的儿子们推挤着接过他的手套和剑，而他的女儿们给他带来鲜花和水果，坐下来和他谈笑。20更普遍的是，查理乐于坐在他的文人面前，让他们在他面前赛诗、编谜语甚至进行细致的语法讨论，这幅画面为我们所了解的查理形象又增添了新的维度。但是，如此费心地亲近他本人难以掌握的文化，更加暗示他是一个蛮族首领，而不是一位罗马皇帝。
查理控制文化和文学活动，同样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威，也为了附庸风雅。查理坐在礼拜堂里，周围是轮流阅读经典的教士，皇帝喜欢突然用手或权杖指向一位教士，那个人就必须立刻朗读正在阅读的篇章。根据诺特克的记载，当他听够了之后会打呼噜，那些热衷于取悦他的朗诵者会立刻停下，即使一句话还没读完。21这则逸闻表现了这位年老的独夫对待自己仆从的一种可怕情形。但是要考虑到，相对于查理统治的方方面面来说，这不太体面的一点显得有点吹毛求疵了。此外，诺特克的作品是他教导自己教士们的手段，他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世上最杰出的阅读者，甚至他们在不知道自己在阅读什么时也不会犯错！
查理的个性
我们如今能贸然猜测一下查理的个性吗？不考虑艾因哈德对苏维托尼乌斯的模仿，他描绘的形象显然有其独特性。这是一个既富有内涵也暴虐的人。他同样也是个能够享受人生欢愉的感官主义者，这一点就不能用来形容奥古斯都。伟大的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费希特瑙（Heinrich von Fichtenau）提出，查理的性情在抑郁和豪爽之间不断转变，尽管没有严重到显示出病态症状的程度。22根据心理学，这些有循环性人格（cyclothymic）的人，现实中也极其有能力，热衷于肉体的欢愉。他们也拥有强大甚至是过分的自信，并且有一种不能为自己设定限度的倾向。当他们独处或沉默时就会陷入抑郁，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暴力。尽管在20世纪的上半叶，费希特瑙写作之时的读者较之今日的读者而言更相信这些半科学化的描述，不过事实上，查理的这些特点，编年史家已经给我们作了描述。
我们知道皇帝非常喜欢公开演讲，甚至连崇拜他的传记作者也认为他有点啰唆。23我们知道他不愿独处，要求自己的同伴不间断地武装环绕在他周围，包括他的顾问、女儿还有护卫，包括他进餐甚至沐浴的时候。来访者首先会被这种喧闹所震惊，然而查理却怡然自得。我们知道他有时对所有人都很和蔼，有时会突然爆发出怒火，显示出凶残的恶意。这里没有提到他那不指明的残暴，艾因哈德对此并不讳言，并将残暴归于查理一位王后的坏影响。24我们会对诺特克的一则故事感到震惊：一天，当查理前往教堂，一位主教在旁侍候，查理骄傲地向他指出一位教士，教士正以美妙的声音唱赞歌。这位主教并不知道这位被谈论的教士是皇后的一个亲戚，他带着玩笑的口气说，他曾经听见农民在赶牛时发出这样的尖叫。愤怒的皇帝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杜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作家传播这个故事，并声称自己的目的是赞颂查理的伟大。25
这些故事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是由于国王爱好吹嘘。曾经，据说当他正在思考那片将他的国土与拜占庭帝国分开的海域时，他大呼：“要是没有这片小池塘，我们就能分享东方的财宝了。”26他完全被自己的才华所折服，容易受到奉承的影响。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写过，皇帝的美德比尼罗河还要雄伟，比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还要宏大，比恒河还要威严，而且查理最终并没有显示出惊讶。27同时，皇帝也能开得起玩笑，他更信任的廷臣会对他加以更为夸张的描述。为了给国王一个展示的机会，阿尔昆向他请教，想弄清一个复杂的礼拜历法问题。查理写了一份书面回复，并假装自己是作者。阿尔昆认为回复完全错了，他建议国王下一次寻求一位不那么无知的教士的协助。28另一次查理又以他习惯性的傲慢说：“要是我能有十二个像圣奥古斯丁或圣哲罗姆那样博学的教士就好了。”阿尔昆立刻回复道：“连上帝都只有两位那个等级的人，你竟然想要整整一打！”29
最后一个特点，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些相比，不算过分，那就是查理经常在言行中显得粗犷甚至粗俗。一位从君士坦丁堡归来的使节报告说，巴西琉斯希望得知萨克森战争的进展。当他听到这个地区还没被平定时，说道，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这么琐碎的事情里如此困苦，他很不开心。这种称呼法兰克国王的方式可能符合拜占庭的礼节，但查理觉得很糟心。当使节提及巴西琉斯说起萨克森人时，认为他们是无足轻重、很容易被击败的民族，查理觉得情况更恶劣了。拜占庭皇帝最后向震惊的法兰克人说道：“听着，我将他们赏赐给你们。”这则逸闻毫无疑问是杜撰的，是西方民族妄想东方君主之华贵的一个例子。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传说中查理的回答，回答带有明显的粗俗意味：“他要是赏赐给你一条旅行用的内裤就更好了！”30
国王的家庭
查理时代的婚姻
精力充沛、耽于美色、热衷于肉体欢愉，这样的形象从对查理的描绘中浮现，并且被皇帝的两性活动所证实。终其一生，他都被多位妻妾环绕，她们接连死去或被抛弃，后来者又不断紧跟而来，最终与他同居。这种纷乱的家庭生活，呈现在所有人面前，造成了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丑闻。直到后来他们意识到，查理那一代人的婚姻形式和基督教婚姻完全不同，后者随后才开始仅仅被前卫的主教们提出。同样也不要忘了，国王的家庭生活，与他的妻妾、兄弟姐妹、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仅像我们这样属于感情或肉体范围，而且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婚姻，正如查理在其青年时所理解的那样，依旧和传统的日耳曼观念一致，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婚礼的圣礼价值。婚姻纯粹是个法律的协定。国王结婚是为了生孩子，保证继承。对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什么比国王死后无嗣更可怕了。因此一个不能给丈夫生孩子的妻子注定要被抛弃（没有人想过丈夫不育的可能性）。这就是法兰克人婚姻的首要特征，这与教会所要求的截然相反。教会试图说服基督徒只娶一位妻子，甚至丧偶后也不再婚。事实上，人们普遍是草率地休妻，紧接着是第二次婚姻。
对国王来说，婚姻也是一个组成联盟的方式，因此并不需要妻子个人的同意。要考虑到，这对所有人都是成立的，因为无论你是位高权重之人还是一介农民，都要在评估个人倾向之前考虑家庭的利益。日耳曼习惯法也为此做了规定，区分了由公开约定而建立的真实婚姻与被称作临时婚姻或私下婚姻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后一种婚姻就是所谓的“费德利赫”（Friedelehe），这是一个模糊的词语，我们可以将之翻译为“爱的结合”，而且只在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会在女方家庭同意的情况下，拥有一个家庭条件逊于自己的女人，女方家庭也乐于与有名望者之间建立情谊。这不需要法律的允许，也没有真实婚姻中经济上的羁绊。这种结合仍然是合法和光荣的，但这只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且女性也没有借此摆脱父亲的权威而置于丈夫的权威之下。若出于家族利益，或者君主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解除这种关系也无需繁文缛节。
据说，教会对这种习俗很反感，并且觉得这种按照“费德利赫”关系娶来的妻子和庸俗的情妇一样不可宽恕。755年的一次宗教会议规定：“平信徒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结婚都必须举行公开的婚礼。”31但是以前历代主教长期无视婚姻问题，都认为此事牵涉肉体关系，令人生厌，如今的主教为此付出了代价。其结果是，教会事实上并没有关于婚礼的明确教义。婚礼还没有被定义为圣礼，对婚礼本质的反思还没有开始。加洛林的神学家会极其缜密地深思洗礼与圣餐的本质，却对婚礼一言不发。同样，关于婚礼的礼仪也是空白，这意味着在婚礼仪式中，神父的角色是不必要的。只有在涉及自己主教区管理的时候，主教们才会偶尔提到婚礼，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禁止教士参与这种亵渎的放纵狂欢。
对宗教生活的改革由卡洛曼和丕平发起，由查理继续，最终因婚姻习俗的彻底改变而结束。到皇帝814年驾崩时，关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之间的界限，与查理出生和加冕的时代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费德利赫”是最首要的受害者。权贵仍然继续与临时情妇纵情，但她们不再能轻易地与妻子相混淆。其结果是，合法妻子所生的孩子与现在被认为不合法的情妇所生的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明显。查理为了提升基督徒的道德的承诺而支持这一发展。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为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痛苦的结果。
国王的原生家庭
查理统治期间习俗和道德的演进，也同样清晰体现在编年史家提及他的出生时所表现出的窘迫上。艾因哈德声称，不可能对皇帝的童年做出任何的评论，因为没有人留下书面的记录，也没有在世之人能回忆起来。32许多人发现，作者如此明显地抛开苏维托尼乌斯的模式，显得十分奇怪，苏氏总是会描述皇帝的出生以及童年。当然，艾因哈德的沉默可以这样解释，中世纪编年史家所遵守的方法论，偏好于区别对待自己的亲眼所见、其他亲历者所言，以及写下的记录。很显然，寻找五十年前的文字记录是非常困难的。当艾因哈德说，他不愿意写查理人生最初几年这么遥远时代的事件时，他只是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而已。
但这种沉默也同样可能有避讳的因素。查理出生时，他的母亲贝特拉达和国王丕平并不是以公开结婚的方式，而是以“费德利赫”的私下婚约而结合的。她在几年之后才成为他完全意义上的妻子。根据当时最新的宗教观点解释，查理是婚外生子。换言之，他是个非法的孩子，一个私生子。他的继承权会受到父亲的次子卡洛曼的挑战，卡洛曼是在父母正式结合后来到这个世界的。对国王丕平和查理而言，这个问题肯定是完全次要的，他们甚至会难以理解教会解释这一问题的术语。因此我们可以排除这一观点——如一些人猜测的那样，查理对自己的不合法出生已有觉察，这造成了他的心理问题。但艾因哈德写作的时代，是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教会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正在大幅增强，自己父亲的出身问题会对新皇帝造成尴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我们无法得知查理的童年情况，以及他和父亲的关系，其父去世时他26岁。无论什么原因，艾因哈德对此都负有责任。他的母亲贝特拉达一直活到783年，然而她再也无法获得如同768—770年间那样的政治地位。彼时，她是查理与其弟卡洛曼、伦巴第国王之间关系的有力影响者。33在她逝世后，国王极其隆重地将其安葬在圣德尼（St-Denis）修道院①，和丕平葬于一处。我们对他们兄弟二人童年时的关系一无所知。在他们父亲去世之前，二人之间因竞争所生的芥蒂有所缓和。我们对查理和他唯一的妹妹吉斯拉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查理与她应该相当亲近，任命她为重要的谢勒（Chelles）修女院的院长。查理统治期间最重要的一部赞美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作品《梅斯编年史》（Annales Mettenses），就很有可能是在吉斯拉的鼓动下写成的，甚至可能实际上由她亲笔所作。34我们还有一些她和阿尔昆之间的书信，这暗示着这位强势的修女院院长和比她更强势的兄长之间有持续的亲密关系。
妻子：希米尔特鲁德、“厄曼嘉达”、希尔德嘉德和她们的孩子
查理早期的婚姻和家庭经历是他父亲的真实写照，是教会影响力还未进入宫廷的标志。查理的第一次结合，和他父亲一样，不是和一个正式的妻子公开结婚，而是和一位名叫希米尔特鲁德（Himiltrude）的“费德利赫妻”（Friedelfrau）结合。和预想的一样，艾因哈德写作之时考虑到官方道德规范的发展，对这段关系三缄其口。35但查理年轻时，事情则完全不同。教宗司提反在一封书信中提及了这场婚姻（他对此事有极大的兴趣），称其为“一次合法的结合”，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36换言之，和贝特拉达是丕平的妻子一样，希米尔特鲁德是查理的妻子。770年，她为查理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受洗，取其祖父之名丕平，这意味着查理将其视为自己正统的继承人。
对儿子名字的选择有其政治意味。新生孩子必须重复其先祖之名，确切地说，这种由名字带来的身份认定给予他们继承权。在尚有争议的时代里，这个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名字不是查理，而是丕平。这是家族创始者的名字，也是其后裔中第一位受膏为王者的名字。因此历史学家更偏好称呼这一时期的家族为丕平家族，而不是加洛林家族。当查理和希米尔特鲁德的儿子出生时，他的兄弟和竞争者卡洛曼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很自然也取名丕平。这一定促使查理加快了行动，并且为他自己的儿子取了同样的名字，以保证自己有继承人。他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孩子是由私下婚约所生还是公开的婚姻所生。毕竟，他的父亲最终和贝特拉达公开结婚，因此查理和希米尔特鲁德之间也没有障碍，因此丕平的地位是绝对合法的。
但政治迫使他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选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痛。在他的地位还未完全巩固的动荡年份中，与伦巴第国王之间的良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查理在贝特拉达的建议下，同意与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结婚。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有些人称她为德西德拉塔，这似乎是与她父亲的名字混淆了。曼佐尼没有设置一个匿名的女角色，而是称她为厄曼嘉达，但没有历史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37无论怎样，婚姻没有长久维持，因为查理与伦巴第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敌对。为了能放开手脚，他不失时机地抛弃了她，这可能发生在771年，婚后还不到一年。与此同时，这一公开的婚姻将希米尔特鲁德扫进阴暗之处，因此强化了她与查理关系的临时性。
国王摆脱伦巴第妻子如此迅速，也许能说明，从他自己的角度看，抛弃希米尔特鲁德让他多么愤恨，因为这个女人为他生了第一个孩子。他离婚后没有再和她结婚的确切原因很难说明。可能因为是希米尔特鲁德死亡或再嫁他人，使之变得不可能。总之，这件事一团糟，国王服从自己母亲的建议，也不会高兴。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恶化甚至败坏了查理的生活。希米尔特鲁德的儿子丕平还是个孩子，他完全认为自己是长子和继承人。根据艾因哈德的记载，他残疾了，因此历史学家称他为“驼背丕平”，与其他的丕平以示区分。38
查理想要另一位女子的陪伴，也想要更多的孩子，因此他不失时机地选出自己的新王后，希尔德嘉德。她783年4月去世，年仅25岁。去世之前，她为他生了九个孩子，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她12岁就结婚了：在当时，女孩在到达青春期后就会尽快结婚，充分利用其生育能力。四个男孩理所当然地受洗了，取了传统的法兰克国王的名字。第一个名叫查理，取其父亲和曾祖父之名。第二个生于777年，继承了其叔父和叔祖之名卡洛曼。778年出生的双胞胎受洗所取的是更加古老、并非加洛林血统之名。一个名叫路易，实际上是第一位皈依基督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名字的变形。他几个月后就夭折的双胞胎兄弟名叫洛泰尔（Lothar），是另一位伟大的墨洛温国王克洛泰尔（Chlothar）名字当时的写法。显然，使用这些来自古代编年史书中的名字，表现了一种与墨洛温王朝建立联系的渴望，强调了一种王朝更迭后法兰克王国的连续性。查理可能在778年这个灾难之年，目睹了对穆斯林作战的失败和萨克森人第一次戏剧性的暴动后，迫切地意识到此举的政治必要性。
对女孩来说，名字的政治意味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她们不是继承人。然而，她们的名字也延续着家族的传统。希尔德嘉德所生的五个女儿，一个取其母亲之名，另一个叫作阿德莱德（Adelaide），两人都年幼早夭。存活下来的女儿，分别取查理祖母、母亲、妹妹之名罗特鲁德、贝特拉达和吉斯拉。
781年危机
准确地说，由于其政治重要性，名字甚至是可以改变的，正如781年查理与希尔德嘉德的第二个孩子那样。他在此之前叫卡洛曼，现在在罗马接受了教宗的洗礼，取了新名字丕平。由于他出生在777年，这表明阿德里安教宗为他施洗，重新与他建立起教父子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联合了他的前任与丕平国王，象征性地强化了他与法兰克人之间的情谊。查理承诺778年带自己的儿子去罗马，但西班牙的政治情势突然发生变化，迫使他推迟了计划，以领导跨越比利牛斯山的远征。但对教宗作出的承诺，如果没有外交上的重大变化，是不能撤销的。因此，洗礼推迟到国王有时间前往罗马之时，也就是781年的复活节。
最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们将孩子的名字改成丕平的时候，第一位丕平依旧健在。对此只有一个解释：教士开始对年近四十的成年国王有更强的控制。他们向他解释，现在教会认为第一位丕平是一桩不合法的婚姻所生，没有资格坐上王位。当然，希尔德嘉德必须尽自己的本分劝说她的丈夫，因为这意味着剥夺“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继承权，而把自己的孩子推向前台。当教会给予她如此支持的情况下，哪位母亲能抵制住这种诱惑呢？
查理让步了，就如过去他做出让步，抛弃了希米尔特鲁德，去迎娶伦巴第人；并且他尽快地创造了另一位丕平，这一次是一个合法的丕平。通过取这个名字，他让世人知道，自己的长子已经被边缘化。如果驼背同意放弃继承权，他被许诺成为梅斯的主教——这个职位曾经属于王朝的奠基者阿努尔夫。等到驼背成年有能力自己做决定时，人们不会让他境遇太糟。所以，尽管小查理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但丕平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正式意义上还是长子。791年，梅斯的主教去世，压力又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第二年20岁的驼背丕平策划了一场针对自己父亲的阴谋。他被逮捕，后被判处死刑。国王挽救了丕平，将他送到普吕姆（Prüm）修道院，他待在那里直到811年去世。梅斯的主教教座一直空缺，似乎查理一直希望他这个叛乱的儿子有一天能屈服并接受自己的命运。
法斯特拉达、柳德嘉德和诸位姬妾
783年，希尔德嘉德去世时，查理才刚到40岁。他已经有了三位妻子，其中两位是合法的；他当时有四位儿子、三位女儿在世。作为国王，他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国家生育继承人，任何身处其位之人都会对其现在的境遇感到满意，而且可能会听从教士的建议，继续独身的鳏居生活。但是查理不想这样。在他妻子过世后几个月，他从萨克森的战事中脱身回到本土，只为迎娶法斯特拉达。这位非常年轻的新娘在十一年中给他生了两个女儿，狄奥德拉达（Theodrada）和希尔特鲁德（Hiltrude）。她于794年8月去世，正值法兰克福宗教会议期间。这些女性死于丈夫之前很正常，因为尽管她们避免了战争的痛苦和风险，但生孩子的痛苦和风险更大。国王的妻子更是如此，她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家和王朝生育尽可能多的备选继承人，她们简直被不断的生育给拖垮了。“唉！”助祭保罗在希尔德嘉德的墓志铭中写道，“噢，国王的母亲。唉，光荣而又痛苦！”39
法斯特拉达对查理的影响似乎并不是正面的。786年的哈德拉德（Hardrad）和792年驼背丕平这两次密谋反对国王的事件，都发生在她做王后期间，这也许并不是巧合。根据王室编年史家的记载，在第二次事件中，密谋者决定采取行动就是因为王后的残暴。40也可能是因为夫妻间关系的日益恶化。艾因哈德极不情愿地承认，在查理与法斯特拉达的婚姻期间，一位他声称不知道姓名的姬妾为国王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罗泰德（Rothaid）。41他甚至对查理的旺盛活力表示体谅，这是我们现有的唯一提及国王正式婚姻期间有姬妾的文献。另一个事实是，查理唯一留存的私人书信，就是写给法斯特拉达的。信中，他像千百年来的战士一样，抱怨法斯特拉达给他写信不够多。42
法斯特拉达去世的时候，查理已经五十多岁，他再一次结婚，迎娶了名叫柳德嘉德（Liudgard）的阿勒曼尼新娘。她没有为他生下任何孩子，或者没有孩子在生命之初危险的几个月中幸存下来。在那个时代，一半的孩子在一岁之前就夭折了。在800年，加冕为帝之前几个月，柳德嘉德也去世了。她受到了憎恨法斯特拉达的宫廷学者们的沉痛哀悼。43在她之后，皇帝就不再有合法的妻子，只有姬妾。可能的原因是，他的三个合法子嗣都已成年，其中两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王国的继承权得到了保障，没有理由再生育子嗣，去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艾因哈德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细节，也为我们提供了查理最后一位妻子死后，他的四位女性伴侣的名字。第一位是玛德尔嘉德（Madelgard），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罗提尔德（Ruothild）。萨克森人格斯芬达（Gersvinda）为他生了另一个女儿，阿德尔特鲁德（Adeltrude）。瑞吉娜（Regina）生了两个男孩，道戈（Drogo）和雨果（Hugo）。阿达琳达（Adalinda）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提奥多里克（Theodoric）。44这三个儿子都是在查理60岁以后所生的，显然是庶子。也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和自己的异母长兄共享继承权。他们也确实被冠以先祖之名，但都是没有成为君王的先祖。父亲死后，他们三人都被异母长兄虔诚者路易削发，送去献身神职。路易待他们很宽厚。道戈成为梅斯的主教和帝国大教长（Archicapellanus）。雨果是几座重要修道院的院长，包括圣贝尔廷（St-Bertin）、圣昆廷（St-Quentin），可能还包括诺瓦莱萨，直到844年路易诸子内战时，他战死沙场。只有提奥多里克在818年时未成年就夭折了。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修道院的院长，圣里基耶（St-Riquier）修道院的里克波都斯（Ricbodus）和穆捷－圣－让（Moutier-St-Jean）修道院的伯纳德（Bernard），被确信为皇帝与不知名女子所生的儿子。但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感情与性关系完全私密的王国，因此许多事情我们都已无可稽考了。
做父亲的感受
关于查理的两性欲望问题的最终总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仅仅考量他那些确定存在的妻妾和子女。史料表明他有五位正妻、六名姬妾，为他生育了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查理以自己的方式无度地溺爱这些孩子，从纯粹的感情角度看，他与女儿的关系比与儿子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且不论驼背丕平的悲剧，另一位丕平和路易早在童年时，就在意大利和阿奎丹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他们在此的存在是象征性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和父亲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更为密切，可以确定的是比不上女儿及那些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