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程
国王的教育
查理在他的时代令人称奇，死后迅速成为传奇人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知识无限好奇，他涉猎了所有的知识领域。艾因哈德写道，他不仅能轻松说好法兰克母语这种日耳曼方言，拉丁语也行。这记录是可信的，因为纽斯特里亚法兰克人的语言就是一种通用类型的拉丁语，而古典类型的拉丁语可能只是用于学术讨论，因为当时的地方语言缺少充足的词汇。同样可信的记录是，他试图学一点希腊语，这对和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很成功，因为他很少试着去说。1
在学习阅读，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学习阅读拉丁语之外，查理完全可能没有接受真正的正式教育。我们对他的童年一无所知。甚至在他年老时结识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知道。可能宫相的儿子也有某种被认为是必要的正式教育，但这个也无法确定。他的父亲曾经在圣德尼修道院长大，但这也不能确定僧侣们为丕平提供了正式教育。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推测，可能由于其不合法的出身，查理的教育被故意忽视了。这个还未被人关注的问题我们已经处理。2实际上，就他那个时代的法兰克权贵而言，他的阅读能力可能绰绰有余。
然而，查理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他刚刚成年，就四处搜寻能给予他指导的学者。在征服伦巴第王国后，他让比萨的彼得来到宫廷教他拉丁语语法，这与当时的基础教育是一致的。他随后转向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学者阿尔昆，以接受我们所说的中等教育，其基础是我们所说的博雅技艺。对于“三艺”（trivium）中的人文学科，这位王室的学生尤其会研习修辞和逻辑，这些与其演说的爱好很接近，在政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四艺”（quadrivium）中的自然科学，他主要的兴趣在天文学，也曾学过数学；他以热烈的兴趣研究天体运行的轨迹。3这对国王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科目。天空是神的巨大的可复写羊皮卷，神在其中向人类写下自己的信息，若拥有解释它们的能力，就能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事务有极大的帮助。
他对语言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可能是统治这个多民族帝国的艰巨任务，激起了他这种个人偏好。他刚掌握拉丁语语法，就开始为当时还没有语法的法兰克人的语言构建语法。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母语正面临不再被使用的风险，连带着被遗忘的是他所属民族的古代传统。他尽己所能对其进行保护。他转录抄写颂扬古代诸王伟大功业的古代歌谣，并且他想以法兰克人的语言创造特定的词语，表示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十二种风，这样提及它们时，就不再需要借助拉丁语了。4
现代读者可能会感到有趣的是，尽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但查理并不知道如何书写。艾因哈德向我们证实，他尝试去学习，并且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包括在枕头下放置蜡板和羊皮纸，在受失眠困扰时，用来练习书写。但这项作业被证明对年事已高之人太过困难，他没有什么进展。5在我们感到优越之前，要记住在那个时代，阅读和书写并不是可以同时学习的两种相关活动。尽管查理拥有阅读者专门为他大声诵读，这是自古就有的标准惯例；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必要时，他知道如何自己阅读，不过书写就是一件难事了。彼时学习不像现在这样基于书写，而是靠大声诵读和回忆练习。比如，他们可以不写一个单词就学习拉丁语。书写是一种稀少的专业行为，需要精于使用复杂的工具，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实用目的。这是留给专业匠人的。国王唯一需要使用文字的场合就是用羽毛在书信和法令上签字，但是书写一个人的签名，被证明是每个国王都可以默记的技能。显然查理也是这种情况，他的签名和交织字母在众多的法令底部处于明显位置，发挥着效力。
宫廷学者
在文化领域，查理能仰仗一个广大圈子里的学者协助，这些学者是当时能接触的最好的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人，阿尔昆，提及这个圈子时，将之视为一个学会。6尽管学会之名暗示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组织性和持续性，但其仍被历史学家欣然提起。这些学者大部分并不是法兰克人，这证明了当时法兰克人文化的尴尬处境。许多人来自意大利，例如语法学家比萨的彼得，曾经在德西德里乌斯的宫廷中居于要职；历史学家助祭保罗，除了其他成果，还留给我们一部名著《伦巴第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还有诗人保利努斯，后来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另外有哥特人，来自穆斯林西班牙的难民，包括我们已讲明的几位人物，例如神学家和诗人狄奥多尔夫，查理任命他为奥尔良的主教；还有阿格巴德，另一位神学家和学者，被任命为里昂的大主教。最后，还有众多的爱尔兰人，他们引起了其他宫廷官员的怨恨，然而他们的名字现在对我们并无什么意义了。
最重要的是阿尔昆，他在自己的国家负责约克郡的主教座堂学校。他专于教学，正如他工作的头衔所示，他们主要投身于语法、逻辑、修辞和正词法。实际上几乎所有下一代的学者都曾先后是他的学生。在他的一封书信中，当谈及为宫廷提供教学时，他提到了一所宫廷学校。从此他创造了一个被历史学家所热心关注的说法。7但阿尔昆的影响力远远超越教育领域。有几次，查理在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向他寻求建议，例如，接受萨克森人和后来阿瓦尔人的皈依，还有他加冕为帝的合法性。8他可能在查理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几份规划文件的起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广训》和《教化书简》（Epistola de litteris colendis），这是两部关于教士及民众的教育和道德的政治宣言。9
阿尔昆的效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有不少于五座修道院分配给他，而没有麻烦他立下修道的誓言。这些修道院包括法兰克王国中最古老也最富庶的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他从796年开始就居于此。他的产业十分广大，据说他可以穿越整个帝国，并且总能够在其中的一处地产休息。托雷多（Toledo）的大主教以利班都斯（Elipandus）是其在神学上的论敌，为此严厉地批评他，提出需要两万奴隶工作才能使他保有此等奢华。10实际上，尽管阿尔昆的工作博得清贫的美德，那是学者的真正朋友，但实际上他充斥着财富。11他晚年时开始受到这种矛盾的困扰，并且为自己的贪婪感到后悔，害怕会危及自己的灵魂。12为了纠正这一点，根据当时的习俗，他将自己的一些金钱投入祈祷之中，主要方式是给故乡英格兰的教堂送去大量捐赠。
对宫廷学者慷慨回报是宫廷里的通常惯例。给那些已取得神品者授予主教职，给另一些人授予修道院，似乎是国王确保供养自己的顾问最便捷也最为实际的途径。这种对神职薪俸的便捷分配，与查理确信自己的宫廷学者是帝国力量一大支柱的观念相一致。这种分配确立了一种制度传统，在他自己的统治下起到了作用，但之后这个制度衰落了。毫无疑问以这种方式投资教会的财富很适合查理，与其说学者们称他为语法博士、修辞大师、最杰出的逻辑学家，超越加图（Cato）、西塞罗和荷马，给他带来快慰，13不如说发展帝国的意识形态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锐如刀剑的笔锋，时刻准备介入任何神学争论。
在学者群体中出现了苦斗，就如狄奥多尔夫和阿尔昆之间的那样。796年，两人都被要求为阿德里安教宗创作一篇墓志铭，镌刻在大理石板上，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的继任者利奥三世。最后国王选择了阿尔昆的文本。两人都深入《圣经》的修订工作中，这是查理改革方案的一大优先要务。但这次，阿尔昆提交的文本又比狄奥多尔夫更为成功，而后者在现在看来无疑更为前卫。不感意外，随后奥尔良的主教心有记恨，他在讽刺文中以嘲讽阿尔昆为乐，嘲讽他在谜语中卖弄才学，嘲讽他对粥的狂热喜好，尤其是往粥里大量洒入葡萄酒或啤酒。14阿尔昆在图尔任职后，如法回应，他拒绝移交一名从奥尔良逃走的获刑之人，并且在圣马丁的会堂为他提供庇护。他试图把一切丑闻归咎于狄奥多尔夫，并写信给皇帝，是他（狄奥多尔夫）而不是那个负罪之人应该锁入镣铐之中。15
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值得强调的事实是，这一代学者在整个查理统治时期并未一直都留在宫廷。比萨的彼得和保利努斯在776年以后才来到这里，阿尔昆、助祭保罗、狄奥多尔夫782年左右入侍王伴，随后助祭保罗在787年左右回到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当保利努斯被任命为阿奎莱亚的宗主教时，他已回归自己奇维达莱的教座有些时日了。比萨的保罗似乎在790年左右回到了意大利。在790年至793年在母国英格兰长期留驻之后，阿尔昆在796年离开宫廷，就任自己在图尔的修道院的职位。狄奥多尔夫797年成为奥尔良的主教。当然他们并没有因此停止为国王工作，他们与之有许多通信，除此之外，他们可能被要求在年度集会上和其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一起定期拜访国王。但到了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种日常的亲密关系就不再存在。这实际上是大规模介入文化领域的时代，开始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从墨洛温时代广泛存在的语法和修辞错误中解脱出来，有意识地回归古典用法。似乎这种改革直接与阿尔昆以及其他学者的到来有关。在他们的国家，拉丁语知识比在高卢保存得更好。
当他们去世，或者我们可称之为退隐之后，阿尔昆这一代学者被他们培养的本土学者取代，他们是成长在文化与权力中心的自信青年。其中包括诗人安吉尔伯特，他自觉无愧于朋友所给的“荷马”称号，并且长期和查理的一个女儿有声名狼藉的关系；另一位诗人，莫都努斯（Modoinus），被人拿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的名字戏称为“纳索”“奥维德”，后来成为欧坦（Autun）的主教；尤其是艾因哈德，他成了查理的传记作者。在宫廷中，艾因哈德主要以拉丁语文学的专业领袖著称，但到了查理统治的后期，他被用于重要的外交任务。例如，806年，查理派遣艾因哈德去罗马，将自己给三个儿子划分帝国的计划知会教宗。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Vita Karoli Magni）创作时间未知，但肯定是在查理死后，可能是许多年后，那时有关查理的回忆逐渐被淡忘。那些年，帝国开始受虔诚者路易的软弱和诸子纷争的影响。艾因哈德因此从宫廷隐退，在自己的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安享晚年，他一定觉得有必要整理出自己的回忆，写下自己在其麾下度过青年时代的伟大帝王之颂词。
教会改革
复兴还是有限的改革？
尽管查理对文化领域有极大的兴趣，但也不要搞混淆了：他实施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其基本的理想是提升教士的教育水平，整顿他们的作风，这并非新事。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的基督教皇帝，和后来罗马－蛮族国度的君王，都曾多次订立这一目标。“不行整顿者亦不得统治。”古代晚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o di Siviglia）如此写道。并且他进一步警告统治者，神会根据他们王国内信仰的教导情况来评判他们。以神的恩典统治基督教，查理终其一生的强烈想法就是，他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保证教士的道德和受教育水平，他们向臣民传播上帝之言。这可能是最为重大的责任。
因此皇帝进行如此具有文化意义的改革，其首要动因是宗教。正如他们那时所言，基督教是一种基于书籍的宗教，查理认为书籍准确、经过修订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正统信仰的问题，也是语言的问题，一个语法错误可能会导致人们以错误的方式祈祷，会使神不悦。“任何想以正直为人之道取悦于神的人，也一定不能忽视以正确的言谈取悦于他。”查理在一则给自己王国内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通告中如此写道。“确实有这样的文字，‘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12：37）。”16出于同样的原因，神父必须很好地掌控用来写下圣书的语言和他们用来祈祷的语言，在他们称呼上帝时，避免硬伤。789年的大法令《广训》，号召教会遵守长久以来被遗忘和践踏的古代教规。其中强调，为实现这一目标，关于拉丁语这种礼拜仪式语言的正确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教士要去上好学校，主教要关注神父的才智训练，甚至在广大帝国的最偏远教区也是如此。17
查理宫廷中书写的典雅拉丁文，和之前几个世纪的蛮族语言形式截然不同，是古典六步格诗的浮华形式。为其效力期间，作家们以这种文字接连著书。这只是他们努力的最表面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截然不同。加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个时代：文化尤其是教育复兴了，其目的是表达改革的决心、修正教会工作的方法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其目的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恢复理想中的纯粹，这种纯粹已经被过往岁月和人类软弱的破坏性影响所腐蚀。加洛林的知识分子，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注重原创，在神学和礼拜仪式上尤其如此。里昂的弗洛鲁斯（Florus）写下了对一次主教集会的惊讶感受，主教中的一员，梅斯的阿马拉留斯（Amalarius）被问及自己在哪里读到自己布道的教义时，“回复道，他既不是从经卷上读到的，也不是由教堂神父教导传授的，甚至也不是来自异端，而是来自自己心中”。主教们齐声回复道，“这就是错误的精神！”18历史学家想要以其他词语取代“复兴”（renaissance）这个因为常被使用而变得根深蒂固的词语，不无道理；他们想换成不太会造成误导的词语“纠正”（rectificazione），即教育和行为方式的“纠正”。19
卡洛曼与丕平治下的改革
查理的个性无疑对改革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帝推行这一雄才大略的计划时，比前任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但他的父亲丕平、叔父卡洛曼也曾意识到需要做些事情。741年，卡洛曼接手了查理·马特的烂摊子，后者更专注于战争领域而不是学术和宗教领域。教育在高卢几近消失，智力生活已经减退到了十分衰弱的境地。只有屈指可数的修道院保留了一些还过得去的活力，鲜有神学和文学作品的痕迹，甚至在手稿抄写方面也是这样。王室判决甚至法令中的拉丁文，足以让最为宽松的学校教师气得发抖。
对于法兰克教会，742年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卜尼法斯这么向教宗扎加利描绘它的状况：
据最年长的主教说，他们已经有超过八十年没有集会见面了。他们没有大主教。大部分的主教职被贪得无厌的俗人或不贞、放荡、世俗的教士占据。主教们没有谁宣称不私通奸淫的，他们酗酒，玩忽职守，狩猎消遣。助祭，或者最起码说有此头衔的人，是生活在罪恶中的人；他们纳四五名姬妾在床，但在诵读福音书或者获取司铎职甚至主教职时毫不感觉羞耻。20
修道院和属于主教区的财产，在宫相与对手的斗争期间受到了大规模的掠夺，留给它们的只有贫穷和无力。因此，如果加洛林家族的宫相们想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根基，在基督徒的眼中成为可信的信仰守护者，那么法兰克教会的改革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首要的。
查理·马特死后，改革立刻热烈开始，由丕平和卡洛曼共同发起，可能后者牵涉的更多。最初由卜尼法斯指导改革，他被教宗授予了广泛的权力。随后是法兰克人例如梅斯的主教克洛德冈（Chrodegang）、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福尔拉都斯。后者在查理统治早期站在他这边。两位教友起草的法令不断重申同一个举措：每座城市都需要一个主教，教区内的所有教士都要服从他。每一年，主教都要在宗教会议上会面，向君主报告他们的进展情况。从教会非法夺取的财富要归还。修士和修女不经允许不能离开自己的修院。私通奸淫的神父和助祭要降职，强行忏悔。宫相不惜使用责打、监禁且只提供面包和水等严厉方式惩处犯罪，尽全力“恢复上帝的律法，以及在过去君王时代已经沦落消散的教会信仰，以期基督徒能得到灵魂的拯救，不受错误神父虚伪欺诈的戕害”21。
卡洛曼和丕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官员拉入改革之战中，并且告诉他们，要把自己看成自己辖区内教会的守卫者。伯爵不仅领命根除一切残存的异教余毒，也被期待以强力保证神父被召集到年度宗教会议时服从他们的主教。当然，他们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伯爵可以介入教会司法，那些犯下抗命之罪的人，还要受主教的司法权管辖。但是，那些不参加宗教会议的神父被处罚的60苏勒德斯金币巨额罚款，是由伯爵征收，并纳入王室财库。22查理的童年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存在：以宣称保护教会为名，国王及其官员实际上施行着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权力，既野蛮又简单。然而，其结果证明总体而言是积极的，因为教会首先也最为需要得到保护，免受来自自身的侵害。
大主教教座是保证主教遵守纪律的基础，但是，正如卜尼法斯曾经抱怨的，在大主教的指导之下聚集各主教区，且副主教与主教都服从于他，这种惯例已经在高卢消失了。这一趋势被卜尼法斯扭转，他在卡洛曼同意之下，被教宗任命为大主教。为了不落后于自己的兄弟，丕平也急切地重建了两个传统的大主教教座：桑斯和兰斯。与此同时，卜尼法斯也回归了自己的本职，在美因茨建立了自己的大主教区，作为协调莱茵河彼岸传教工作的中心，并向基督教化的日耳曼任命新的主教。
查理基于《广训》的改革
因此，查理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已经在致力改革的教会，即便他发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出所料，这位年轻国王做出的第一个举措，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随父亲和叔父的脚步，主要关注教士的道德和风纪，以及先前时有调控的世俗问题，比如基于宗教立场的婚姻问题。最终，他推出了一些举措保证教会有必要的资源去体面地履行自己的使命。方式是强迫所有人缴纳什一税供养教士，“无论他们是否情愿”，正如丕平如此断然的命令所说。23
查理也完成了自己前任为恢复教会辖区所做的工作。在丕平的时代，经常发生主教职空缺或被当地修道院院长临时任命的世俗权贵攫取职位的情况。查理设法祛除陈疾，保证每个主教区都有一名真正的主教。甚至他刚登上王位就系统地着手恢复大主教的工作，几年之内，所有的古代大主教区就恢复了自己的职权。自然这不仅对教牧活动有益，也对政府有益，要考虑到大主教是连接国王和副主教之间的命令架构的一部分，他们会向副手传递来自宫廷的命令和召唤。不出意料，他们也定期被任命为王室使节。
从789年《广训》颁布之日起，查理与教会有关的举措，其范围较之前任突然扩大了。他不再被称作法兰克人的国王，而是全体基督徒的君主，并且呼吁遵守古代的教规，这不仅具有道德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与法兰克教士的腐败和轻慢作斗争的问题：现在所有人，教俗两界，都卷入了教宗组织的伟大征程中，旨在普世改良。十五年前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就为查理颁布了一部教会法令集，被称为《狄奥尼修－哈德良教令》（Dionysio-Hadriana），它构成了789年所颁布文本的主体部分。这些规定，是几世纪来由众多的教宗和公会议在国王的请求和教廷的指导下确立下来的。它们成为统一于皇帝权杖之下的西部地区基督教生活的基础。
在《广训》的前言中，查理已经被称为一个新的大卫、新的所罗门，并展望着《圣经》中的另一个模范，约书亚。“确实，朕在《列王纪》中读到，圣洁的约书亚试图在神赐予他的王国里恢复对真神的崇拜，他巡游全国，警省世人。我不敢自比他的圣洁，但我们必须追随圣贤的榜样。”24他投身于继承自前辈的改革事业，现在它转变成了查理自己的雄心壮志，甚至是乌托邦计划：劝说基督徒真正像兄弟的团体一样生活。尽管这个计划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这个君主向他所有的民众，无论教俗、贫富，提出并邀约，请他们生活在和平与公正之中，以福音书中的善意爱自己的邻人，其中蕴含着无可置疑的伟大。
国王提出的改革，立刻被他得力的主教们所推行。在8世纪的最后几年和9世纪的头几年，许多主教效法阿尔昆的榜样，写下小册子，向他们的教士解释主要的礼拜问题，尤其强调洗礼和赎罪。这些小册子通常题献给国王，他充分赞成他们所主张的目标，即保证主持圣礼不会退化成一种死板的仪式，而是蕴含着对礼拜仪式中神秘象征的真正理解。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曾提出，主教制度的运行是为了“指导神父们，并通过他们的忠诚去解释文辞和圣礼仪式的含义，并引导他们穿越象征与符号的困难领域，以考验他们的教导能力”25。查理确切地感受到教导的使命，他孜孜不倦地将之传达给教士，尽一切努力将影响传递给全体基督教教众。
此外，皇帝并不是在搭建空中楼阁。他频繁召集会议，其显示出主教参与的固定特点。实际上，主教们通常作为国王的高级官员被召集参加年度集会，这使得确定查理统治时期召集宗教会议的确切次数变得很困难。不过我们不会太偏离事实，我们可以宣称，在总计四十六年中，最起码有十八年国王都召集并出席了一次重要的教会会议。并且像794年在法兰克福那样，他时常会主持会议。因此，在查理出生之时已有八十年未曾举行过会议的法兰克教会，现在在国王提议的改革之中，形成了几乎不变的集会合作惯例。在同一时期，在罗马只举行了三次会议，包括800年审判利奥教宗的那一次，这种对比可证实：论资质，领导西部教会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教宗。此外，会议所达成的结论，哪怕涉及修订教规，也通常以法令集的形式公布，因此完全具有法律效力。
晚些年推出的举措
查理首要关心的，依旧是教士的教育和道德。802年，随着加冕为帝，君主颁布了范围广泛的举措，它们总体而言让人回想起了《广训》里的道德义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皇帝意识到了自己新的责任，他召集臣民与他合作，并且个人尽自己权力之内的一切所能，建立起基督徒之间的和平和正义，“因为他，皇帝陛下，不能单独躬临每个人去致以适当的关怀和纠正的举措”26。树立好的榜样，要取决于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父和僧侣，皇帝专门为他们建立了一连串规定。最初的规定是一般性的，随后分类且细化，这暗示他收到来自各个省份的报告，谴责广泛存在失德行为。
这一次，不再有针对违纪、失德、非法同居、买卖圣职、滥饮、暴力、侵占挪用以及抗命等行为老生常谈般的无尽训诫。皇帝向各省份派出使节，带着特别准备的问卷，并授权他们对全体教士，不分教阶，进行彻底调查。必须全面检查他们的教义教育水平，让他们背诵祷文，检查正确性；让他们吟唱诗篇，检查他们是否遵循罗马传统。考虑到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不是其自身，而是旨在提高整体民众的教育水平，故他们也必须询问世俗之人，保证每个人都知晓信经，牢记主祷文。曾经在主显节期间，皇帝出席一大群孩子的集体洗礼，他决定检测下教父们实际准备的情况如何。他一个一个检查他们的信经和主祷文，“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些”，结果让查理惊骇不已。27
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教士的行止。几年之后，811年，皇帝想开展另一次调查，这一次他想亲自来做。帝国的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被召集到亚琛参加年度集会。在那里他对他们询问什么，我们知之甚少，他的询问偶或变成充满讽刺的长篇激烈演说。
告诉朕放弃尘世生活意味着什么？你们如何识别谁放弃了尘世？谁还生活在尘世中？只是他们不能携带武器，不能合法结婚吗？告诉朕，当一个人每天都不择手段意图增加自己的财富，以天堂的极乐和地狱的永恒受难怂恿恐吓他人，清除对他们财产的无知，戕害他们的后嗣，这样的人是否真的放弃了俗务？28
从这些询问中呈现出的法兰克教会的形象，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主教与教士们依旧畜养鹰犬行猎。在一些修道院里，见不得人之事还是时有发生，在各地，神父和僧侣还是或多或少地关注个人的私事、和女人同居、携带刀剑、从事放贷、在客栈中饮酒。年迈的皇帝纠正这些糟糕现实的努力似乎成了空想，并且多年以后还需要重申同样的禁令，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他们的徒劳。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从811年的质询之后，教会中的违纪行为在增多，因此帝国权威有一定的崩溃。他们得出结论，查理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要视作一段衰落和失败的时期，这位老人针对这些现象的责骂，只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标志。29
实际有所不同。皇帝所认定的众多教士的举止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没有理由相信事情在临近他814年驾崩的那些年里明显恶化。因此802年和811年推行的举措，是皇帝特定意向的产物，而不是外部环境的产物。这些意向建立在他深思熟虑、坚信不疑的信念之上。他多年来追求这些信念，通过阅读帝国法令的文本，很容易确定它们的发展路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在像他的前任一样发布命令，要求帝国内的所有僧侣应该遵守本笃会规章之后，查理大帝显然开始有一些疑虑，试图在高卢寻找，是否有僧侣在推行这套规章之前就众所周知是出身于意大利的。当证明有这种人后，他想从教士那里查明他们曾经遵守的是什么规章，“因为朕曾经读到，圣马丁是一位僧侣，他手下有很多僧侣，生活在圣本笃生前很久远的时代”30。
有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更关注教士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更偏爱擅长唱诵而不是为人诚实的教士。在他针对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斥责中，可以发现同样平静而理性的倾向。
要明确，唱诵和阅读的技能，在教会中并不是完全被轻视的，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鼓励。然而，万物是平等的，我们的观点是吟唱中的瑕疵比为人的瑕疵更能被接受。尽管教堂的建筑美丽是一件好事，但善行的装饰比建筑更美好。因为朕相信，教堂的构造确实与旧约相关，而严格来说，对举止的提升，属于新约和基督的教导。31
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以极其正式的方式体验宗教。这些论证所揭示出的区分形式和实质的能力，已经足以证明查理对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的思考有多么深刻。
皇帝后来采取的举措显然反映出了一些先知的风格，这需要引起一些关注。我们会跳到结论，认为在这个阶段，这个老人已经无法再控制世界，他与它脱节了。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要思考他是否是故意冒着乌托邦般的过火风险。让所有基督徒真正生活在神圣的律法之下、生活在福音书所传达的和谐之中，我们无须质疑这一计划的乌托邦本质。但是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时刻，值得去冒这个风险，并且就是此时？西部的基督教再一次在上帝授膏的皇帝领导之下，他四周的异教徒都在基督胜利的旗帜下低头。如果不是此时，更待何时？
礼拜仪式与教育的改革
礼拜仪式的标准化
在改革的氛围中，查理主要关心的一点就是修正礼拜书籍，这是帝国无数教堂中神父每天举行的复杂仪式的基础。仪式的正确进行，是使上帝满意的核心，这样他就会向自己的子民展现出善意。尽管艾因哈德告诉我们，查理和其他信众一样，避免在礼拜期间诵读，并且只低声伴唱圣歌，但他非常关心文本在文献学上的正确性和圣歌的确切发音，自己亲身参与，并成为真正的专家。32《广训》中说道：“一些想更为得体地向上帝祈祷的民众，却因为不正确的书籍而错误地祈祷。”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要阻止初学者在阅读和书写神圣的文本时向文本中引入错误，“如果需要誊写福音书、圣诗和弥撒文，要由成年人书写”33。
尽管当时人们的想法不像马基雅维利之后那样，认为区分宗教和政治是有用处的，但这些举措也有政治性的一面。考虑到帝国是一个整体，即基督教世界，各地的礼拜仪式都必须以统一的方式主持。鉴于宗教法统是基于与罗马教宗的联盟，推行罗马礼拜仪式最为合适。这个决策也意味着抵制一切拜占庭的影响，这明显也富含政治意义。丕平国王在过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今官方效仿他的范例，要求帝国内所有教堂的神父都要以罗马仪式唱诵圣诗，由政府出资为他们提供抄本。这意味着法兰克放弃了在高卢发展了几个世纪的本地传统。
改革并没有这么简单。785年，查理请求教宗送给他一份关于格里高利圣礼的抄本，陈述在罗马施行的礼拜仪式。34但是，当珍贵的手抄本送达后，人们就意识到在制作副本之前，需要一次重大的修订。罗马送来的文本实际上是五十年前的，已经不再反映永恒之城实际使用的礼拜仪式情况。也许教宗误解了查理的事由，认为他想要一份礼物而不是一件工具，因此送给了他一份价值昂贵但过时的古抄本。修订花费了几年的工作，主要由阿尔昆组织。格里高利圣礼必须与正在使用的礼拜仪式文献对照。遗失的篇章要补充，文法的错误要修正。为了给遍及整个帝国的礼拜仪式实践创造一个有效的标准化工具，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必要的。
不要高估改革的结果。一个世纪后，诺特克提及这些举措时，感到惊奇甚至是难以置信。“这些事，”他写道，“我们当代人会觉得很难相信。实际上，我自己写下它们时，鉴于我们的圣歌和罗马人的之间有巨大不同，我也倾向于不去相信。”35这位日耳曼僧侣继续写了一个故事，即教宗在查理的要求下，送来了十二位精于唱诵圣诗的教士，向法兰克王国引入罗马的礼拜习俗。“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总是嫉妒法兰克人的荣耀”，教士们商定在各地教授另一种有弊病的仪式。在骗局被揭穿后，法兰克教士隐姓埋名前往罗马去研习这些习俗，并将其带回故土；否则恶意的罗马人会使他们永远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故事显然是伪造的，但是其至少证明了国王试图根除陈习、为其多民族的教士们施加统一模式时所遭遇的困难。
修订《圣经》
所有用于圣礼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显然就是《圣经》。查理一直关心制作一个改进校正过的《圣经》版本，以取代当时教士们所使用的充满错误、有失偏颇的文本。这一挑战吸引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具有学术能力又拥有资金和组织资源的人。所有这些提交自己版本的人物中，一些人不太有名，例如科尔比修道院院长莫德拉姆努斯（Mordramnus）、梅斯的主教阿吉尔拉姆努斯。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如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还有阿尔昆自己，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都致力于这一工作，当时他是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
现在，我们认为狄奥多尔夫版文本的价值超过其他人的。他的作品十分具有现代性，在传统手抄本中每一段诵读起点的页边空白处都提供了注释。现代学者对阿尔昆的版本嗤之以鼻，但他的作品在当时大获成功。原因与他作品的文献质量关系不大，更多取决于他在宫廷中享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可供他支配的巨额财产。市场被阿尔昆版《圣经》所充斥，图尔誊抄室生产的抄本十分奢华，大开本，插图丰富，非常适合作为厚礼，所以我们现在拥有这一版本的数量远多于狄奥多尔夫在奥尔良监制的版本。后者使用小开本，书写紧凑，配备的批注显然超过了当时的需要。
增加学校出勤
学习拉丁文的教科书也和《圣经》、礼拜仪式文献一样重要，因为要培训有教养且见多识广的教士主持教堂，它们至关重要。在知会王国内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通告，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教化书简》之中，查理谈及，他经常收到一些修道院的来信，在其中他感受到了那些为他祈祷的僧侣们的热忱。他说，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语言充满了错误，笔者的学识不堪配自己的虔敬。“因此，朕担心他们的写作不够熟练，可能对神圣经典更不熟识，朕深知不正确地使用文辞是危险的，意思的错误是最为危险的。”36查理继续论述，《圣经》不是由简单的语言写就的，而是充满了修辞手法。任何想要理解其精神含义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文学训练。国王随后明确命令道，从即日起，神父和僧侣都要投身研习拉丁文，以其为他们的宗教义务之首。
在这个背景下，复兴教会学校变得势在必行。789年，《广训》命令神父召集男童进行指导，无论男童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出身。随之开办学校教授“圣诗、注解、唱诵、教会历法和文法”37。尽管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潦草的指示才能被视作真正的教育改革，但已经存在一个明确的战略目的。后来由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发布的教区法令证实了他们的实际行动。38所有的神父都被要求在基础教育中授业，这意味着用拉丁语阅读。想要继续学业的男童被送到主教城市的教堂学校和修院学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兰克的宗教会议时常会讨论开办和维持乡村学校的问题。他们顾虑颇深，暗示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39
唯一不依赖于教会组织的学校，就是在帝国宫廷中为官宦子弟可能还包括仆从开办的学校。诺特克讲述的故事中最有名的一则就是描述查理忙于纠正这些孩子们提交的作业。那些出身低微的孩子学习努力，远超过预期。那些来自高贵家庭的则很懈怠。皇帝模仿末日审判中的基督，将最好的学生唤到他的右侧，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我会赐予你们最富庶的主教区和修道院，我会一直以你们为荣。”他直率地告诉其他人，自己毫不在意他们的贵族出身，他们如果认为仅凭自己是要人的子弟就能拥有成功的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40这则逸闻很好地阐释了查理的体制下宫廷学校的真正意义。这里是教会最高级官员的摇篮，他们要热忱地为皇帝效力，而各主教堂学校要根据各地的水平复制其培训体系。
书籍与图书馆
制书业
和教育改革一样，查理同样也为图书馆殚精竭虑。在当时，鉴于羊皮纸的花费和所需的专业劳动力，做一本书需要相当可观的投入。国王的政策鼓励这样的投入，在必要时资助那些意图扩大自己图书馆的修道院。首先，要在宫廷里建设一座图书馆，据我们所知，查理即位之时在宫廷里几乎找不到一本书。这项工作在8世纪80年代才开始，那时宫廷成为学术讨论和文学作品创作的中心。国王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拥有古典作家和教父作品的人，要将作品或其抄本作为礼物献给他。41一旦宫廷图书馆建成，就可以整理那些全国之内国王想使用的文献的可靠副本。其中既有助祭保罗专门受托而作的劝诫书，也有查理在卡西诺山亲自下令颁行的本笃会规章，据信这份规章是圣本笃亲笔书写的文本的副本。42
在保持精工细作的同时，制书业在加洛林时代经历了一次相当大的扩张。基督教最初的八百年为我们提供了总计1,800份拉丁文手稿，而9世纪保存下来的就超过7,000份。《圣经》和礼拜书，是教士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也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例如，圣马丁修道院的誊抄室每年就至少出产两套《圣经》，这些《圣经》通过帝国宫廷，分配到最偏远的主教和修道院。如果我们考虑到仅仅制作一部《圣经》的羊皮纸需要宰杀数百只羊，就能理解这项工作的浩大。装帧也花费不菲。查理将一片森林连同其中的鹿群一起捐赠给了圣德尼修道院，这样他们就有皮革来装订修道院图书馆的书。43
图尔出产的每一份手抄本都需要一个僧侣团队的艰苦努力，僧侣和修女共同做的这一系列工作被其他作坊的文献记录了下来。一部圣奥古斯丁《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的抄本，就由一个14位修女的团队制作出来，她们在书籍装订时，要同时处理33折不同的书稿。44单独一个抄写员也可以负责整部手抄本，例如阿伽姆伯特（Agambert）在抄写完成圣哲罗姆的《评注》（Commentarii）之后，加入了一条注释，说他在34天内就完成了工作，从806年7月1日到8月4日，平均每天11页。45大部分抄写者是僧侣，但有理由相信为主教座堂工作的教士，有时甚至是专业的世俗之人也被动用来生产手抄本。
制书的增长不只适用于《圣经》，也适用于教父的作品。当时编年史家和圣徒传记的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也得到了重视和传播，同样的还有古典时期拉丁语作家的作品，它们因为加洛林抄本而保存至今。除了神学文献，查理的图书馆也囊括了卢坎（Lucan）、泰伦斯（Terence）、尤维纳尔（Juvenal）、提布鲁斯（Tibullus）、贺拉斯（Horace）、马提亚尔（Martial）、西塞罗、李维和撒路斯特（Sallust）的作品。许多这类文献都在宫廷里复制，供给重要的修道院图书馆。对古代世俗文学的兴趣是查理时代的特征之一，至少在表面上证明了“复兴”之名得自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苏。
与传说相反，古典文献并没有埋没于修道院的图书馆，而是流通了起来。主要的学者，往往是一所或多所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互相闻名，似乎忙于借还图书，用于抄写复制。费里埃（Ferrières）修道院院长卢普斯（Lupus）写信给当时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院长艾因哈德，为不能归还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而道歉，因为另一位修道院院长，富尔达的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正用其为自己的图书馆制作一本副本。46主要的修道院图书馆的目录是公开的，所以图书管理员可以查阅它们，开始通过繁杂手续借阅他们感兴趣的手抄本，并进行抄写。古代晚期的文学作品读起来令人愉悦，宫廷诗歌被认为直接追随了这一传统，并且依旧具有生气，不只是如人文主义者那般模仿。由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口述的对查理的赞美诗，即使放在狄奥多里克大帝位于拉韦纳的宏伟宫廷之中，也不失其度。47
文化并没有被教会中人所独占。然而查理身边的学人大部分是教士，他们几乎所有人最终都成为主教、一或多处修道院的院长，少数人名义上是俗人。一个例子就是安吉尔伯特，他与查理的一个女儿有着长期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儿子尼塔德成了史学家）。他向圣里基耶修道院捐献了两百本书，他已就任院长，这是个非常可观的数字。48书籍在贵族家庭中也没有消失，大部分是宗教书籍，可能主要是由妻子和女儿来使用。比起发展修道院，建立代代相传的永久图书馆的冲动则没有那么明显。在他的遗嘱里，查理大帝亲自规定，任何想要购买他的书籍的人，都要出合适的价格，所得钱财要发放给穷人。49手抄本的高昂价格显然会影响他们的认知方式，也意味着其价值不仅限于自身所包含的知识。但在今天，学者的藏书经常在自己死后就流散了。
加洛林小写字体
加洛林文化复兴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我们今天仍用于印刷的字体。查理成为国王之时，抄写员最常使用的字体是刻意复杂化的，满是草书、花体和数不尽的笔锋，只有高卢少数修道院的抄写室尝试用更为实用的字体。这种字体字母统一、整齐对称，最重要的是清晰易读。这种字体专业名称为加洛林小写体（minuscola），在查理的时代取得了空前的成功，逐渐取代广阔帝国领地内之前使用的各种字体。正如巴托里·朗热利（Bartoli Langeli）所说，这引导并创造了“一种欧洲字体，在随后的众多世纪里于一切书写实践中都留下了印记，直到今日。无人知晓还会继续多长时间”50。这就是加洛林字体，其有意模仿古代文字，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印刷者青睐这种字体，现代字体也源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