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人士倾向于否认将加洛林小写体的成功归功于查理的特别要求，我们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存在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皇帝十分关心不称职的抄写员给神学文献带来的错误。因此创造这种尽可能清晰易读的字体，很可能与他自己的目的一致。尽管没有刻意谋划，但实际上加洛林的学者在宫廷效力一段时间后，经常被调往远方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他们随身携带书籍，在那里他们会致力于增加书籍的生产，抄写宫廷图书馆里的作品。这就足以解释，尽管在查理的时代各地变体字依旧存在，但一种统一的书写形式还是逐渐确立下来。新字体的传播可以完全看作推动帝国宗教和智力生活统一的工作之一部分，是加洛林历代帝王们卓有成效的政策。
甚至我们今天使用的标点，本质上也是那些聚集于查理宫廷的学者们的遗迹。阿尔昆、科尔比修道院院长莫德拉姆努斯致力于让他们抄写室的抄写员采用一种统一的符号体系，代替之前因人而异的任意标准。问号在这个时代的手稿中第一次出现，一个弯曲的形状明确预示了其现今通行的样式。
守护信仰
保卫正统
查理频繁介入神学领域，与教宗竞争，并时常与他有分歧，这证实了其在宗教领域的治理计划。他认为必须介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嗣子说”（adoptionism），这个学说由西班牙主教托雷多的以利班都斯和乌尔戈尔的菲利克斯（Felix di Urgel）提出，据此观点，基督只是神的养子。两位高级教士，后者定居在近期并入法兰克王国的比利牛斯边区，然而前者是一位“不信教之地”（in partibus infidelium）的主教，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核心区工作。不是教宗，而是法兰克国王组织了针对他们学说的讨论。这证实了，甚至在加冕为帝之前，查理就已经认为自己是西部基督教的最高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教会继续运行，并不是处于地下状态，而是享受着阿拉伯政权的宽容政策。这个教会的主教必然和比利牛斯山彼侧的教友联系很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神学能采用其他地区认为不正统的形式。托雷多的以利班都斯无法被管到，但792年，乌尔戈尔的菲利克斯被邀约现身雷根斯堡的王室行宫。在那，法兰克主教会议斥责他的学说为异端，随后将他送往罗马，让他在阿德里安教宗面前放弃自己的错误。菲利克斯回到故乡后，恢复了原先的信仰，随后在塞普提马尼亚（Settimania）、现在的朗格多克（Linguadoca）开始传播学说，这里有许多来自西班牙的难民。也就是在此时，查理开始公开表明自己是正统的守护者，与离经叛道的拜占庭作斗争，他一定对传入耳中的惊人指控十分恼火。
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集会讨论希腊人的神学地位问题，并涉及圣像崇拜问题。议程中添加了“嗣子说”问题，对之进行了充分谴责。之后，阿尔昆等人持续写信给以利班都斯和菲利克斯，敦促他们放弃自己的学说。两位主教不为所动，甚至798年，当教宗利奥三世决定涉足此事，公开宣布将此新异端逐出教门时，他们还是如此。第二年，国王召唤菲利克斯前来，并在亚琛证明他的举动合法。宫廷中的学者们毫不质疑这些出自国王权威的举措。阿尔昆给菲利克斯写信道，他必须前来，并“向国王解释自己所信仰的教义”51。正如克劳迪欧·莱昂纳迪（Claudio Leonardi）评论所言，是国王来检验并压制离经叛道之说：“宗教法庭在宫廷之中。”52应该说，这就是一个宗教法庭，只是完全没有之后时代的残酷。就如菲利克斯，他在与阿尔昆的公开讨论中落败后，安然回到西班牙的家中，多年来继续向愿意聆听他的人传布自己的学说。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查理认为自己要亲自为正统信仰负责，教宗只是他身后一个辅助的角色。
法兰克福宗教会议非常具有象征性，法兰克国王的角色现在成了西部基督教的首脑。这次宗教会议，应国王的要求而召集，讨论他的议程，清楚地意图成为一次普世公会议。意大利、盎格鲁－撒克逊和西班牙的主教与法兰克主教并席而坐。然而地点的选择史无前例，这证明了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严重偏向法兰克王国。讨论的确实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包括嗣子说，也谴责了787年东部主教们在尼西亚集会时所宣称的圣像崇拜。53如果我们思量这次国王召集的普世公会议①是如何决定谴责尼西亚的结论、公开反对教宗所声明的底线，我们就能判断查理所冒的风险有多大，他设法让教会阶层接受他作为教会的真正领导，甚至事关纯粹的神学问题时也是如此。
皇帝涉足所谓的“和子说”（filioque）问题，同样也是很大胆的。今天，几乎没有天主教徒在背诵信经时会意识到，他们是在重复查理大帝亲自确定的教义。最初在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中，对于怎么解释第一次用希腊文写下的传统文献，基督徒中就存在分歧。正教的教士认为，圣灵自圣父通过圣子而出。西部拉丁教会倾向于相信圣灵同等地自圣父和圣子而出。拉丁语“filioque”意为“和（来自）圣子”，尽管这一术语在希腊文文献中并不存在，但还是被引入了信经的教义中。查理加冕为帝几年之后，在耶路撒冷附近橄榄山任职的法兰克僧侣与圣撒巴（St. Sabas）修院的僧侣起了争论，并请求教宗介入，问题就在于帝国礼拜堂的礼拜仪式是基于“和子说”的教义。
那时罗马处于正教基督徒之中，在此有更多古老的教义还在使用，因此教宗认为法兰克僧侣是错的。但这个问题意义重大，他想听听查理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皇帝没有考虑这个已经由教宗宣判解决的问题，而是于809年在亚琛召集了一次法兰克教会会议，会议毫无疑问地认定利奥是错的，并确立“和子说”的正统性，之后查理煞费苦心地写信给教宗，告知他这一错误。利奥三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拒绝承认这一决定，继续在罗马使用传统的教义。但是在西部教会的其他地区，亚琛会议的决定被自然而然接受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罗马教会使用的礼拜仪式和其他拉丁教会保持着不同。这种差异最终调和了，以弥撒时背诵信经的形式传遍了查理的帝国，与此同时古代诵经的方式只在洗礼时使用，并在罗马依旧盛行。最终，大约到接近1000年时，罗马让步了，并将信经引入弥撒中，使用西部其他地区使用的形式，也就是“和子说”的形式。直到今日，天主教徒会说，“我信仰圣灵，其由圣父和圣子所发”，就是依据查理大帝所推行的教义。
异教徒皈依
从查理祖父的时代开始，改革法兰克教会的想法，就与向萨克森人和北方的弗里斯兰人传播福音联系在一起。那些越过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去执行传教任务的人，同样需要高卢主教和僧侣的品质，即为了恢复纪律和礼节而培养精力，进行文化训练。不出所料，在查理·马特和随后卡洛曼与丕平治下的第一次教会改革中，最重要的教士和缔造者是一位传教士卜尼法斯。卜尼法斯欣然接受了法兰克宫相的友谊，他们为其在日耳曼履行使徒使命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和军事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卜尼法斯同意在晚年接手法兰克教会改革的原因。随后他在八旬之年回归自己的真正使命，754年被弗里斯兰的异教徒所杀。
据我们所知，在查理统治下，使异教徒皈依的问题是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处理的。然而对法兰克国王和他的教会顾问来说，使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从来不是简单地在刀剑的指点下，强迫他们受洗这么简单。实际上，这一任务需要大量的传教工作和教会组织工作，这些工作要随着这一地区的军事臣服而同时推进。误解产生了，争执日起，需要持续的政策调整。最初，被征服的地区被规划为传教区，主要委托给法兰克诸修道院的神父和僧侣。单单富尔达修道院就在775—777年间向萨克森派遣了不少于70名或80名传教士。
被征服之地的信仰前哨站长期以来持续暴露在暴动的威胁之下。只有后来，当领地被稳固控制以后，才可能将重要的传教区转变为主教区，同时将先前存在的部落领地转化为郡。787年，传教士维利哈德（Willihad）被任命为不来梅（Bremen）和韦尔登的主教。约796年，在明登（Minden）任命了一位法兰克主教。到799年，在帕德伯恩，这个新征服土地心脏地带的王室居所，也任命了一位主教，并且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主教人选第一次是萨克森人，即哈图玛。因此萨克森从政治和宗教管理两方面都可以说全面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省份，尽管直到查理去世后很久，划分主教区的边界才变得可能。
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为异教徒施洗，编年史家在几处都记录了大型的洗礼。洗礼并不总是暴力强迫的，哪怕洗礼紧随在军事击败之后，过去常有这类情况。当日耳曼人不能以战斗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通常表现出愿意放弃自己信仰的诸神，从这一点看，可以证明法兰克人的神更为强大。同样，我们也不要轻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传教士，例如卜尼法斯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萨克森人共同的记忆记录了移民海外和留在大陆的萨克森人之间的先祖的联系。他们的语言十分相似，所以这些传教士会被认为是远房的兄弟，他们的布道会有特别的影响。
然而萨克森人仍然如故，在被强迫受洗后，利用第一次机会反叛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叛乱都以焚烧教堂、屠戮神父开始。在782年的大暴动之后，查理对这些暴行十分恼怒，渴望寻求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促使他颁布了骇人听闻的《萨克森法令》，他宣称其目的是保证“现在正在萨克森建设的基督教会奉献给上帝，使其荣耀超过虚伪的偶像庙宇，要得到更多更好的崇拜”。实际上，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施行恐怖统治，将死刑的刑罚不仅加于杀人犯和暴徒，也加于拒绝受洗、继续秘密施行异教仪式、在四旬斋期间违背斋戒义务的人。54
即便在查理的近臣中，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恐怖的政策。阿尔昆写道：“信仰来自意愿，而不是强制。你可以说服一个人去信仰，但你不能强迫他。你能够强迫他去受洗，但这对于向他灌输信仰无益。”55阿尔昆的批评十分刺耳，在当时伴随军事胜利的是基督徒的横征暴敛，以胜利者身份掠夺萨克森人。萨克森需要“布道者，而不是掠夺者”。以阿尔昆的观点，在王国内普遍存在的什一税制度，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拓展得太快，其结果是萨克森人将基督徒的征收理解为暴力勒索：“他们说，什一税摧毁了萨克森人的信仰。”他设想，如果基督派遣使徒外出传布他的语录，而使徒却向自己的听众榨取什一税，那会发生什么？56
这些思考，在组织另一个被击败的民族——阿瓦尔人皈依时，发挥了作用。796年为此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大家在议程中谴责了运用于萨克森的方式。法兰克人现在必须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急切的大规模受洗不再是目的，大家明白现在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方法。阿奎莱亚的宗主教保利努斯与萨尔茨堡的主教阿尔诺一起主持了会议，并受命协调对阿瓦尔人的传教工作。保利努斯写道，尽管他们是“野蛮而无理性的民族，总而言之无知、目不识丁，所以他们去理解神秘的事物时，只会不情愿且困难重重”，然而，没有先进行开导和劝说，是不会对他们施洗的，同时教导也更多地基于爱而不是恐惧。必须提及地狱的受难，但同样也要提及天堂的欢愉，无论如何也不以武力强行推行圣礼，只有自己提出要求的人才会受洗。至于什一税，阿尔昆向国王强烈建议，对新皈依的教徒要推迟征收，他强调，像他这样一个生而为基督徒并且受了如此高的教育的人，完全缴纳税款也非易事。57
这个会议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潘诺尼亚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而且在萨克森也立刻改变了政策。次年，国王为萨克森人颁布了新的法令，废除了先前的法令并急剧缩减了恐怖体制。例如，先前杀害神父要被判处死刑；现在，像所有日耳曼法律体系中通常的情形那样，同样的罪行可以作为普通犯罪，缴纳“赎杀金”（wergeld）赎罪。58尽管在如阿尔昆和保利努斯这样的学者的通信和诗歌中，他们对自己的恩庇人长篇累牍地无耻吹捧时常让我们震惊，但我们要记住，在这件事上，这些学者知道针对这一最为微妙的问题，如何表达极具批判性的观点；而国王也反过来准备接受这些批评。
与迷信的斗争
他们不仅要向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传播信仰。查理大费心力培养教士，是因为他们负责给他所有的子民进行宗教指导。生而为基督徒，仅仅为了有意识地体验信仰是不够的。在《广训》中，国王提醒主教，他们本人的职责就是向民众布道，并且组织他们的神父布道。他甚至细致到了明确确定需要向信众布道些什么。他们必须教导所有人，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统一的全能的神，要依据查理亲自推行的信经，避免出现异端的危险。他们要解释道成肉身的神，所有人都会回归他的权威之下，他会根据人的功过审判所有人，查明他们是否真的相信死后重生，这样他们就会通过肉体体验到福报和惩罚。59
传播福音是最为急切的任务，因为查理从马太和保罗的警示中得知，伪先知（pseudodoctores）会在世界末日之前出现，试图引导基督徒远离正途。尽管据他们所知。世界末日非常遥远，但一些伪先知已经现身，以混淆信仰。在查理出生之前，某一位叫阿德尔伯特（Adalbert）的人就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名望。他在田野和泉水处竖立起十字架，聚集民众，即兴举行祈祷集会。我们不知道他布道的内容，但他肯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当权者极大的关注，因为744年，丕平下令焚毁所有他竖立起的十字架。60
每一代人都注定会有自己的伪先知。近半个世纪之后，传言自天堂降下充满神圣启示的书信，消息开始散播，一些神父宣称曾见过它们。国王禁止阅读和讨论这些文字，下令将之烧毁，避免其他任何人再接触到类似的思想。可能因为宗教沉迷的情绪有点太过疯狂，查理下令，对那些四处游荡，声称受上帝启发；或者带着锁链裸身蹒跚，声称以苦修赎罪的无家可归者和法外之人，要保持控制。国王对这些人没有同情，地方当权者必须阻止这些流浪者，尤其是那些想向民众布道的人。如果他们想要苦修，就要通过工作来实现，而不是浪费时间在乡间游荡。61
在查理眼中，这些受欢迎的布道者，他们所推行的这些做法，比如在靠近树木和泉水的地方露天祈祷，是十分危险的，接近异教习俗。这正是他煞费苦心通过武力要从萨克森人中根除的问题，而其遗存却甚至在法兰克人中留存了下来。这个问题在他父亲和叔父的年代更为迫切。卡洛曼命令他的主教和伯爵们齐心协力“让神的子民不要沉迷于异教的做法，抵制排斥所有异教信仰的秽行”，又补充了一长串异教仪式和迷信行为的清单。62总体而言，查理没有表现得如此关切，但在他整个统治期间，他颁布了多部法令，更新禁止行为的名单。例如，禁止随意翻开《诗篇》或者《新约》中的一页，寻找预兆，从牛马的粪便中解读未来，为钟施洗，或写下咒语挂在杆子上以避免冰雹。63
这些习俗与其说是异教信仰的遗存，不如说揭示了普通人对大众宗教的体验，他们天真无知，意识不到宗教、迷信和魔法之间的区别，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在查理的圈子里存在一种基本的理性思想，这将引导我们将这些镇压举措归因于对迷信无知的恼怒，而不是对异教信仰越来越有可能回归的担忧。当天空中的新月暗淡之时，民众会喊道“努力啊，月亮！”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天体正陷于苦战，需要帮助。64但807年，当太阳的光辉因黑斑而变得暗淡时，查理宫廷中年鉴的作者写下了他的计算，他确定这个黑斑是水星。随后他以一种明白无疑的超然科学的口吻记录道，他观察这一汇合现象已经八天了，“但由于云层的原因，我们还不能记录何时进入汇合，何时走出”65。几乎不出所料，统治者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声嘶力竭地喊叫以表达自己支持月亮的贫苦百姓，最终这个习俗还是加入了被禁迷信行为的清单中。
在与迷信的斗争中，最伟大的人物可能是里昂的主教阿格巴德，他是查理最年轻的门客（protégés）之一。他被民众的无知和愚昧所震惊，写了一本小册子谴责常见的信仰错误。810年一场动物传染病在帝国全境传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牛类疫情。阿格巴德告诉我们，当时在民众间立刻就有流言说，贝内文托公爵格里默德散布带有有毒粉末的瘟疫传播装置，污染草场和水源，为的是杀死牛类。和预期的一样，许多人因被指控传播带病粉末而被处以私刑，而主教看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人设法说服自己，认为这些人真的曾传播毒物。
这种信念如此普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荒谬。他们从来没有用理性想过，如何才能制造出这样一种粉末，会导致牛类死亡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并且他们如何设法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传播？即使生活在贝内文托的每个男女老幼都驾着装载粉末的大车离开自己的国家也不可能。但这个可悲的世界受到了白痴的压制，基督徒愿意相信甚至连异教徒也不信的谬论。66
尽管查理和他身边的学者做了所有这些努力，但保护他的基督徒不受错误的戕害，依旧任重道远。
注释
1Einhardus,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