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持续铸造货币其本身并不是经济大繁荣的证据；实际上可能相反。在几乎整个7世纪，法兰克国王只铸造金币，忽略银币。因此流通中最小的单位是金“特瑞米斯”（tremis），其推算的重量是0.053盎司，其价值能让一个人生活数月。看上去这并不是一个对小规模商业交易有利的时代。当加洛林的宫相开始在高卢铸造并流通一种新的银币“迪纳厄斯”（denarius）时，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危机，反而是贸易的复兴，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丕平以及随后查理推出的立法，并没有局限在鼓励并监管银币的铸造，而显然更加看好新的通货及其所能带来的潜在统一性。改革为整个西欧带来了唯一的通货，其基本地位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英格兰直到1971年。如今，我们略带调侃但并不挖苦地谈论查理的“原始欧元”。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决定按照固定比率铸造货币，所有的铸币都要遵守此比率。一磅银子铸造240枚迪纳厄斯银币。迪纳厄斯银币是帝国内唯一铸造的货币。尽管在交易中会使用多倍的迪纳厄斯，但多倍单位只是纯粹用于计算，并不对应实际铸造的货币。罗马帝国使用的苏勒德斯古金币，被指定价值等于12迪纳厄斯；而“利布拉”（libra）在英语里被称为“镑”，显然就等同于240迪纳厄斯或20苏勒德斯。
查理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8世纪90年代提高了迪纳厄斯和利布拉的重量。从远古时代起，迪纳厄斯的重量是0.045盎司左右，依照罗马－日耳曼欧洲使用的重量体系，相当于20粒大麦的重量。查理决定将其转变为一种基于小麦颗粒重量的体系，因为如今小麦已经是最有价值的作物品种。他规定迪纳厄斯银币重量是32粒小麦，即0.047盎司。考虑到利布拉相当于240迪纳厄斯，这就意味着将利布拉的价值改为14.5盎司。这一改变的重要结果就是，在帝国内流通的国王硬币更大、更重，比他的前任者的货币更受重视，这无疑是政治的副产品。
改革也想恢复王室对铸币的垄断，前几个世纪是大量的独立铸币，主要是教会的团体，他们铸币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控制。国王的名字取代了铸币者在货币上的印记，并且从那时起，是国王而不是制造者来保证货币的质量。授权铸币者的数量从几百急剧下降到数十，即便是这些保留铸币权的修道院和主教区，也必须采用王室的铸币印记，停止在货币上使用他们自己的名号。自从唯一类型的迪纳厄斯在全帝国流通以来，教俗两界的地方权威必须保证所有人都接受这种“君王货币”（dominica moneta），违反者将失去自己的职位。
借此，查理大帝给予自己的帝国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保证了通货的品质，因此其能在各地流通。只有贸易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经济环境，才能解释这种意图。当然，即使新的银币是用皇帝的名号和肖像来保证的，它也不是与东方贸易的最佳手段，然而，这一点简单地证实了贸易路径的重新定向。地中海贸易算不上什么了。重要的贸易是在北海，那里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很乐于接受用查理的银币来支付。实际上，他们的国王立即开始在自己的铸币上模仿法兰克人的迪纳厄斯，这是通货领导权的确切标志。
查理决定使用单一的金属货币，这并没有阻止黄金流通于帝国里那些与地中海开放贸易的地区。在靠近博洛尼亚（Bologna）的雷诺河（Reno）的河床里，有人发现了一名来自南意大利的商人的行李。他是在查理统治的最后几年渡河时溺毙的。他的包裹里只有金币，大部分是拜占庭的和贝内文托公爵领的；剩下的是阿拉伯的。28劣质金币仿造查理为正式场合制作的金质奖章，被人欣然用于哄骗来自北方的商人。因此强行推行银币，从根本上可以被解释为企图在庞大的帝国内统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并不去压制数不胜数的地方特性。
为了消除从这种描述中可能产生的乐观看法，必须强调，尽管有加洛林改革，但西部仍然缺少真正用于日常交易的小额货币。794年，迪纳厄斯银币是帝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流通的最小额货币，其价值相当于12条小麦面包或15条黑麦面包。我们不知道他们只购买一条面包时该怎么处理。可能所有人，包括不在土地上工作的人，都需要获取成袋的面粉，通过向面包师支付一定比例的面粉来换取自己的面包。广泛而言，虽然没有证据，也可以认为那些去市场买卖鸡和鸡蛋的人也是凭着信任这么做的。小商贩能够在熟客的基础上算账、支付。这种做法，在一个人们之间互相熟识的乡土社会中被证明是方便可行的。
食品配给政策
尽管在查理统治时，可以确定农村没有受到令人绝望的贫穷的压制，但在有些年头，坏气候会导致穷困；如果不是大灾之年，帝国各地实际上还有收成。这时饥馑就会到来，面包的价格涨到惊人，这会让少数投机商从穷人的苦难中发财。这种范围的饥荒在查理统治期间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792年到793年，第二次是805年到806年。第一次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有编年史家记录了有人沦落到同类相食的事件，记录了在一些区域出现集体幻觉，饥民们认为自己看见庄稼不仅生长在田野里，也生长在丛林和沼泽中。他们甚至感到自己能碰到这些庄稼，“但没人能吃到”29。两次饥荒中，政府都积极介入，减少饥荒的影响，缓解穷人的苦难，尽管我们不知道取得了什么成果。
我们不要感到可笑，他们采取的第一项举措是共同祈求神，让饥荒远离基督徒的土地。民众确信神会具体介入人间的事物。即使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神决定让他们接受考验，他们悔悟的样子也可能会感动神，让神心生怜悯。792年春季，国王命令王国内所有神父要举行三次弥撒，第一次为国王自己；第二次为“法兰克军队”，或者换个说法，法兰克人民；第三次“为了当下的苦难”，以终结饥荒。教士也被要求斋戒两日，伯爵、王室封臣和他们的仆从也是如此。更具体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起供养饥民的责任，直到下一次收获到来。30和往常一样，他们也采取了切实的宗教举措，并不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举措的效力有信心。在教士之外，民众被授予免除斋戒义务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财产支付金钱，作为基金帮助“饥民”。
805年秋季，皇帝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措施，讲明在饥荒、疫病或其他灾祸的情况下，无须等待王室敕令，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向神祈祷。鉴于当前的问题是饥荒，查理大帝命令所有的土地所有者要尽力养活自己的民众，低价出售自己的粮食。他同时也禁止食物从帝国出口。31稍后，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决定还是组织共同的祈祷比较好。歉收的消息从各地纷至沓来，气候也没有改善，饥饿的幽灵正在逼近。查理给主教们送去了一份通知，要求所有信众遵守每月三天的斋戒，持续三个月。32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预防性的举措。查理在794年的法兰克福会议中规定了谷物的最高价格，当时饥荒还是一种悲惨的记忆。无论粮食充裕还是短缺，都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他规定在危机时，王室公共储备（annona publica domni regis）将会以低价慎重地投入市场：大麦和燕麦是官方价格的一半，黑麦是三分之二，小麦是四分之三。33换言之，大规模王室地产的目标并不只是供给国王和他的臣僚，并为军队提供食物；它们也积累储备，在饥荒时救济民众。诺特克曾夸口说，在查理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将“欧洲的财富，就是小麦、酒和油”，送给非洲的埃米尔们，以救济他们的饥民。这可能是纯粹的宣传，但这证明了积累并分配食物是官方的政策。34在寻常年份，主教们也被鼓动建立储备，并且他们并不只是使用自己土地上出产的谷物，也以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收成。这一政策激起了不满，但其肯定有助于在坏年景里减轻饥荒的毁灭性影响。
涉及王室地产管理的规定，著名的《庄园敕令》也许能反映查理在792年至793年饥荒后的心境，可能他意图阻止另一场类似的灾难，或至少试图缓和其严酷的后果。国王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确保“行为不端的人不会在地下或其他地方藏匿朕的谷物种子，以致没有充足的收成”35。他的这种关切泄露了接连的坏年景中的情况，王室地产里工作的仆从可能会做出藏匿之事。
806年3月，在另一次饥荒的高峰期，皇帝颁布了法规，一部分内容重复了法兰克福会议决议，一部分进行改进。所有拥有储备的人都不能在仓库里囤积储备，等待价格升高，而要在为自己人保留足够储备之后，立即将它们以固定价格出售。但是806年的固定价格要高于794年。这显示出，经验告诉查理，人为强行规定太低于市场的价格是困难的。但是新的举措也展现了断然惩罚的企图。主教和伯爵必须养活自己的穷人，不允许他们游荡行乞。流浪者必须免费得到供养，但他们也必须去工作。36可能饥荒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为在道路上会涌现大量的穷困民众，他们很难控制，并且给征兵工作制造大量问题：受灾区域的征兵义务需要专门免除。37这解释了在查理大帝的最后几年里推出的预防举措为何越来越多。这些措施要求主教和伯爵给穷人派发粮食，让他们免受饥饿之苦，并且重申了土地所有者必须养活所有为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自由民还是奴隶。禁止在收获之前就预购农民的作物，因为在新的收成到来之前，这是令人绝望的几个月，是饥荒时期特别困难的时刻，此时贱价出售还在生长中的谷物，会导致许多人完全毁掉自己，落入投机商的掌控中。38
查理时代的村庄
目前为止，我们考察了查理时代的经济，大土地利益的组织分配，贸易的发展，修道院长关心的管理以及皇帝所采取的正确举措。我们还需要知道社会的底层是什么样的：农民们的生活与工作情况，西部的经济体系最终依赖于他们的劳苦。书面材料告诉我们的很少，但有时，一种新兴的科学，中世纪考古学，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一问题。近些年有一个村庄被耐心发掘，重见天日。
维勒耶－勒－塞克的定居点
在法兰西岛（?le-de-France）的维勒耶－勒－塞克（Villiers-le-Sec），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留存的三座农民房舍，每一座都和周围的附属建筑一起组成居住单元，附属于圣德尼修道院的一块“份地”。39房舍高大宽敞，木质框架，建筑在一个矩形平面上。墙壁的格子里填充着黏土，屋顶覆盖着茅草。它们之间间隔100英尺，并且距离从巴黎到亚眠的重要道路有250英尺。这不是临时定居点。此地从高卢－罗马时代起就持续有人居住，并且这一定居点可能还包括许多这一类型的其他“份地”。它们之间都相隔得足够远，保持一种分散的乡村定居点的样子，不是一个紧密的聚合村庄，更不是一个筑有防御措施的村庄。这幅图景证实了我们对查理的时代乡村定居点的一般认识，即一连串在教堂或城堡周围的房舍组成的村庄还没有普及，在许多地区流行的是小村庄，只有少量的家庭，甚或是孤立的住所。
这三座房舍的尺寸都是类似的：长只有40英尺，宽是一半。这足够大，可以推测建筑的一部分被用作牛棚，直接通向人居住的部分，这种传统直到最近在农民的世界里还有所保留。炉灶是在地面挖出坑，用石头砌出边界。它直接位于茅草屋顶的一个洞下方，以便烟排出。第一所房舍附带有一个铁匠的熔炉。第二所周围有一间和主建筑一样大小的谷仓，还有其他几座外围建筑，包括一个地下的烘焙坑，用一块木料和草秆做的构件保护着。第三所有一个坚固的矩形谷仓，用极厚的树干制成；还有一间单坡屋，下面是一条40英寸深的沟渠，在其中建有一架织机。从遗址中发现的众多细节来判断，女性会在这里纺织麻布和一些羊毛。下部的构造是为了在纺织麻线时保持必要的湿度。
这些木材、黏土、草秆建成的建筑给人以宽大的印象，但较之高卢－罗马时期的砖石类型建筑，还是显得不够稳固，甚至比之乡间砖石建筑也是如此。但它们是坚固的建筑。承重梁是用橡木制成，最差也是榉木，墙上的格子用的是榛木、悬铃木、泥灰和柳条。可以明确的是木材十分充足，珍贵的橡木在炉子中燃烧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黏土取自当地，拌入切碎的草秆，随后在格子的内部和表面凝固成块，直到格子表面像覆盖了一种石膏一样。在这些编条和涂料干燥之前，会用木质的泥铲修整光滑。屋顶可能是用黑麦秆制成，比小麦秆更长也更坚韧。尽管墙和屋顶很薄，但还是能在地上生起火的情况下提供一些避寒作用。
房舍也有窗户，用木质的窗板关起来；至少有一扇门，用木质的框架固定。在他们的建筑中金属的作用不可忽视，不只是铰链、门闩、锁、链子，将木质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钉子和两爪钉也都是铁制的。不必说窗户没有玻璃，因为最有可能的是，天冷时窗户是保持封闭的。然而，房舍并不完全是黑暗的，因为除了炉火，还有红陶油灯，还同样使用便宜的牛油烛台。
在每个房舍之外，都有挖入地下、开口狭小的洞，其容量大约有1.3立方码①，用于储藏谷物。一旦装满了，粮洞就会用一层草秆加一层黏土密封，在较好的条件下，能将谷物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地面谷仓和地下粮洞共存的情况，可以解释为，谷仓是用于保存还需要去脱粒的谷物，或者饲草和草秆；当脱粒完成后，在地下保存就更为安全。磨粉，在古代是用手推石磨完成的，现在通常是把成袋的粮食送到水力磨坊，磨坊为一或多个定居点服务。水力磨坊使用得越来越多，代表了中世纪一个主要的技术进步。
在烹饪的时候女性可以选择方式。面包是在紧邻房舍挖空泥土的烤炉里烤出的。尽管这种方法很需要技术，并且能生产出精美的面包，但这种烤炉用不了很久，因为迟早土壤会崩塌将其掩埋。有人曾计算过这种烤炉平均可以烘烤二十次，假设一星期烤一次面包的话，最多也就是几个月。随后他们就必须再挖一个。汤是在家中的炉火上做出的。烹饪是在红陶器皿里完成的，几乎完全没有金属锅具。这些器皿形状像圆形的瓶子，被直接放置在火上，下方用石块支撑，或者是一些来自古代高卢－罗马建筑的砖块。一些器皿有把手，但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用链子吊在火上的；这在晚些时候才得到广泛运用。
人口和田间劳动力
居住在这些房舍中的农民的身体外貌是什么样的？墓地里挖掘出的骨架，平均身高男性是5英尺5英寸，女性是5英尺1英寸，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各地的身高记录基本都是这样。这说明中世纪人身材较矮的观念是谎言：他们比我们矮，但是和20世纪早期的征兵标准差不多。当时高死亡率同样是常态。根据埋葬在维勒耶－勒－塞克的骨架年龄来判断，不到60%的人活过了20岁，超过20%的孩童在5岁前死去。这些数据很让我们吃惊，但必须澄清这在前工业时代的人口中是正常的，并且和假设的“黑暗时代”无关。在法国“太阳王”统治时期，数据大体上相同。在那些到达成年的人中，骨骼疾病和关节炎十分常见，牙齿的情况也很糟。很显然这些农民缺乏任何医疗保护，总体而言易于生病，健康状况很危险，尽管他们基本上身材健壮。
最可能的情况是，在考古学家发现的每一座房舍下，都居住着一个家庭，由一位农民、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组成。在集体想象中广泛接受的观念是，在过去特定的条件下，农民的家庭会扩大。比如意大利现代时期的“佃农”（mezzadri），但研究认为他们不属于中世纪。在查理的时代，家庭通常由五至六人组成，那就是父亲、母亲、三四个孩子。卫生和经济条件不允许更高的人数；而且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使用避孕措施，女孩结婚也很早，大约十三四岁，但据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可以确认，一对夫妻很少能超过这个生育率。当然，存在两三个兄弟长到成年，继续一起在父亲的“份地”里工作这种情况。这些人口过剩的“份地”为学者们所熟知，并且学者证明，尽管他们生活的条件很困难，人口还是倾向于增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兄弟也都各自组成了自己的独立家庭，或者按照当时的话说，各起“炉灶”。
通过分析花粉，考古学家可能重构出村庄周围的植被。在查理的时代，维勒耶－勒－塞克的耕地增加，侵害了林地。然而橡树和榉树依然很常见，较早时期具代表性的栗子树和酸橙树消失了。在房舍周围，农民们种有樱桃、苹果、梨、胡桃和榛子树，还有覆盆子和黑莓，这些帮助他们丰富食谱。菜园提供胡萝卜、蚕豆和豌豆，显然没有马铃薯、菜豆和西红柿，这些将来自美洲。但他们食谱里的主食，是周围田地里出产的谷物。
农民们使用的工具极其原始，并且主要是木质的。金属工具是收割庄稼的镰刀、割草的长柄大镰刀，还有伐木的斧子。但是锄头，我们认为这种工具显然除了木把手以外就是金属，但其实它几乎完全是木质的，只有一条铁质的边，以便更好地切入地面。安纳佩斯（Annapes）的大型王室地产覆盖接近7,500英亩的土地，饲养超过100头牛，几乎同样多的马，超过800只绵羊、山羊和猪，然而其财产清单上罗列的所有金属工具只有两把长柄大镰刀、两把镰刀、两把铁边锄头。随后加上“必要的木质工具”字样，似乎这些并不需要像铁制工具那样列入清单，铁是珍贵的金属。40
我们不应该夸大中世纪的落后程度：实际上高卢－罗马时代的农民也使用木锄。至于王室地产里缺乏金属工具，可以明确的是佃农都拥有他们自己的长柄大镰刀和镰刀，这些不包含在清单中。但我们也肯定不能说这是进步，他们使用的犁的类型可以显示出这一点。犁很轻，有一个把手，仍然完全是木制的，或者最多装配有金属犁头。需要用共轭的两头牛拉动且装有轮子的重犁，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还无人知晓；并且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装有犁板以翻转土地，犁板算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技术进步。可以谨慎地推断，大多数农民没有这种先进的工具，因此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用锄头完成的，这是轻犁不可缺少的从属工具。
谷类作物耕种
查理的时代，种植的谷物广泛而多样。它们包括耐受力较强的黑麦、价值更高的小麦、数量较少的燕麦和大麦，后两者都适合饲喂动物，也能做成汤粥或啤酒的形式为人所食。实际上，啤酒被认为是保存谷物的一种可选手段。土壤和气候有所变动，同样的谷物在整个帝国都有种植。另一种重要的谷物是斯佩尔特小麦，尽管在维勒耶－勒－塞克没有发现斯佩尔特小麦，但因其易于保存，故在庄园农场中经常种植。田地并不只用于种植谷物：特定的区域留作种植麻类，尤其是亚麻，女性用其制作衣物。
在维勒耶－勒－塞克区域，和整个帝国的北部一样，有利的气候条件允许农民一年种两季。在夏季犁过的地，在秋季播种黑麦、小麦和大麦，而冬季犁过的地在春季播种，有时候是麻类和蔬菜，但基本上是燕麦。这是三年轮耕制，得益于冬春季谷物的轮替，允许农民每年留下三分之一的耕地休耕，避免肥力耗尽。他们的祖辈，甚至同时代居住在帝国地中海一方这样气候不适宜春种作物地区的人，被迫保留一半的土地休耕。三年轮耕制有利于跨年分配工作和变换作物，有助于避免颗粒无收，而耕种燕麦使得维持更大数量的马群成为可能。但是考古学家相信农民们实际上使用另一种耕作体系，即“内外田”（infield-outfield）体系。内部区域是充分施肥、永久耕作的土地；外部区域是不集中耕作的土地，经常留作休耕或用于放牧。
这一理论尤其引人注意，因为这让我们回到了关于产量的古老争论：出产粮食的数量与播种数量之间的关系。对加洛林农业最为消极的解释基于这么一种统计：根据大庄园农场和王室地产的清单，可确定产量是种子的1.5倍至2倍。说得更明白一些，2比1的产量意味着一半的收成必须储存用作下一次播种。甚至假定在更好土地的产量提升到3∶1，这依旧很低，并且在一次坏收成后就会将许多人置于饥荒的边缘。显然，如果干旱或大风使作物减半，产量就会从3倍跌到1.5倍。但无论如何，其中1要留作播种，只有0.5维持消费，这是正常总量的四分之一。
近代的经验证明了，集中一切可能的人力畜力，在小块土地上施肥并且集约劳作，可能获得高得多的产量，可达到10∶1，甚至20∶1。这就是“内外田”体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庄园地产中的佃农生产出了大量的粮食和大麦，其代价是在靠近他们住所的土地上进行非常集约的劳动，在不近便的土地上不那么勤勉，在好年景种上少量富余的黑麦和燕麦。这种体系基于个体消费，不排除偶尔进入市场出售剩余物资，以此保证了佃农的生存。大土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另一套逻辑，涉及庄园农场中的大规模农业；在那里，由于经济规模的原因，他们还能从2或3∶1的产量中获益，这对于独立小农户来说是难以为继的。
家养动物
对维勒耶－勒－塞克遗留动物的分析，得出了关于经济活力和饮食习惯极其有用的信息。狩猎和捕鱼似乎基本微不足道，除了偶尔有一些野兔和鸽子，这就是它们在农民食谱上的地位。发掘的动物遗迹中，野味和鱼总计只有1%。这一比例与城市或贵族遗迹的发掘物相比有显著差异，在后两种遗迹中野生动物的骨骼在总数的5%～10%之间变动。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查理的时代，农民们已经逐渐遵守义务，将野味留给大土地所有者，并没有自己食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和自己对应的几个世纪前的人群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家养动物比我们今天所见的要小。狗在古代高卢是没有剩余食物来喂养的，当时已经用作守卫和垃圾清理。虽然有较大的个体，但它们的平均高度不超过20英寸。一头公牛平均高度是46.5英寸，重约550磅，这并不是很大。检测公牛骨骼后我们发现，曾经在高卢－罗马时代存在的饲养技术消失了。绵羊和山羊也变小了，而猪的大小是合理的，但现代的猪更肥。听起来重复的是，马、驴甚至鸡都比现代的小很多，但也和高卢－罗马时代差不多。这显示出古代文明缓慢而又无聊地逐渐消解，在养殖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比耕作领域更为严重。尤其是马的身高，不仅在维勒耶－勒－塞克，而且差不多在所有的加洛林考古遗迹中，都表现出大约55英寸，甚至通常更矮。这意味着，当我们认为重甲骑兵构成了查理军队的中坚时，这种动物绝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么雄壮。
至于食谱，猪肉是文献和图像中最为强调的肉类，但在维勒耶－勒－塞克的发掘显示，最广泛消费的肉类是牛肉，猪肉和羊肉居于次位。农民们也吃马肉和驴肉，而禽类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排除掉小牛肉的消费，按照我们今天的饮食习惯，我们会专门养殖小牛，并在它们最为柔嫩的时候宰杀食肉。过去不到三分之一的牛在年幼时被宰杀，并且绝不会在15～18个月大之前，而大多数的情况是古人只在它们幸苦劳作一生后食用，等到十岁或更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马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幼年被宰杀的马数量与牛相近，这迹象表明马肉也很珍贵，并非只是备用品。唯一普遍也习惯于在幼年宰杀的动物是猪，通常在一岁至一岁半之间宰杀，但更小的时候宰杀也并不罕见。在一定程度上，羊羔和小山羊也是如此，有一大半是在一岁半宰杀。其他地区的发掘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习惯，比如在大约两岁半左右宰杀猪和绵羊。从这个巨大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从地中海延伸至波罗的海，各地农民显然有非常不同的本地习俗，将它们简化为一种模式是荒谬的。
无论如何，对肉类消费的这一分析都引导我们，对维勒耶－勒－塞克的农民食谱不应该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分析他们骨骼后我们发现，其中存在很高比例的缺乏蛋白质而造成的营养不良，所以我们目前讨论的各种肉必须看作宴会日的菜肴，是对日常食谱非常不规律的补充。日常食谱主要是汤、面包、奶、蛋、黄油和奶酪，加上从热量角度考虑很有价值的葡萄酒和啤酒。最后，当今考古学家使用的高度精密的技术已证实，考古发现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肉是炖煮而不是炙烤的。由于动物通常较老，这也是有可能的，并且无论如何，炖煮也是最不浪费营养的烹饪方式。
注释
1R. Fossier, “Les tendances de l’economie: stagnation ou croissance?” Settimane 28 (1981): 273.
2G. Petralia,“A proposito dell’immortalità di Maometto e Carlomagno (O di Costantino),” Storica I (1995): 76.
3J. Favier, Charlemagne (Paris, 1999).
4J.-P. Devroey,“ ‘Ad utilitatem monasterii’ : mobiles et préoccupations de gestion dans l’économie monastique du monde franc (VIIIe–IXe s.),” Revue bénédictine 103 (1993): 224–40.
5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nn11, 42–62, 71, 83, 88, 92. e J.-P Devroey, “Courants et reseaux d’échange dans l’économie franque entre Loire et Rhin,” Setimane 40 (1993): 341.
6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4:nn13, 14, 66, 68, 75, 85, 111–12. e Devroey, “Courants,” 353.
7CRF, 150，
8Corpus Consuetudimum Monasticarum (Siegburg, 1963), 1: 388–403.
9CRF, 32.
10Ahistulf, 3 (in LL, 250).
11CRF, 46.
12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182–85.
13CRF, 44.
14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145.
15MGH, Leges, V, Formulae, 315.
16ARF, 126.
17Translatio S. Germani Parisiensis, in AASS maii, 6:782.
18MGH, Diplomata Karolinorum, 1:93.
19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3:137.
20CRF, 55.
21CRF, 22.
22CRF, 12.
23MGH, Epistolae Karolini aevi, 2:511.
24CRF, 28.
25CRF, 35.
26CRF, 32.
27Corpus Consuetudinum Monasticarum, 1:375, 379.
28P. Grierson, “Carolingian Europe and the Arabs: the myth of the mancus,” Revue belge de phiologie et d’histoire 32 (1954): 1064.
29Amales Mosellani, in MGH, Scriptores, 16: 498.
30CRF, 21.
31CRF, 44, 46.
32CRF, 124.
33CRF, 28; 46.
34Notker, 2.9.
35CRF, 32.
36CRF, 46.
37CRF, 48.
38CRF, 46, 48, 62, 63.
39随后的段落基于一个法国团队1981年至1987年间所做的考古发掘：参见Un Village au temps de Charlemagne: moines et paysans de l’abbaye de St-Denis du VIIe siècle à l’an mil (Paris, 1988)。
40CRF, 128.
①1码约0.9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