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伦巴第人的战争
继承权的艰难划分
768年9月，国王丕平在巴黎驾崩，可能死于水肿病。他的两个儿子，查理与卡洛曼，分享了父亲的王国。当时还没有实行长子继承制，甚至在王国中也是这样，财产要在男性子嗣中分配。在决定如何分割领地时，临终的国王并没有沿袭法兰克王国的传统边界，而是如同之前他的父亲查理·马特那样，大体进行了新的领土划分。查理继承了法兰克人领土的外围，一大块新月形的土地。从阿奎丹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开始，沿着卢瓦尔河以北延伸至纽斯特里亚的一部分和奥斯特拉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再继续沿着海岸线至弗里斯兰（Frisia，亦译弗里西亚），然后转向东南，囊括了大部分的日耳曼省份，直到图林根。卡洛曼继承了内部的领地，包括奥斯特拉西亚的一小部分、日耳曼东南的阿勒曼尼亚诸省、大部分的纽斯特里亚（包括塞纳河流域），还包括从孚日山脉沿着罗讷河谷直到地中海的勃艮第王国、高卢的大部分东南地区，以及阿奎丹的内陆地区。
在这新的现实背后，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淡化传统的法兰克王国观念，强调法兰克民族的统一。有两位国王，但只有一个王国。两兄弟分别在努瓦永（Noyon）和苏瓦松两城行受膏礼并非巧合，两城离得很近，这个地区是丕平国王最常居留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母亲贝特拉达客居的修道院之地。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可能是分割导致的地缘政治因素，迫使他们采取对抗政策。查理得到了向日耳曼异教地区自由扩张的机会，而卡洛曼却要面对最危险的边界——面对穆斯林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以及最敏感的边界——面对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国。可能他们兄弟二人以及他们身边世俗与神职的权贵们，都是非常谨慎的。查理继位第二年，就镇压了阿奎丹的叛乱。而卡洛曼的追随者们却建议自己的国王不要插手协助查理。当然，我们也要记住，这个事件现在可见的唯一记录，是在查理的宫廷里记述的。当时卡洛曼的史官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版本。1
他们彼此间的不信任还能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在卡洛曼生前，除了查理出征惩罚阿奎丹的叛乱，兄弟二人都没有指挥过军事战役。如果我们想到查理曾经空出手来，就会感到很惊讶。查理几乎没有哪年不在向周边民族发动战争。简言之，分割王国导致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只是他们的母亲居中调停才维持了两兄弟的和平。然而造化弄人，这种平衡没有持续太久。771年12月1日，在患病数月之后，卡洛曼撒手人寰。这位不幸的国王虽然年仅二十，但已经有两个儿子，两人由他们的母亲盖博嘉（Gerberga）摄政。王国的权贵们也觊觎王位。查理迅速行动抢占先机，宣称自己是法兰克人唯一的国王，并占领了他弟弟的领土。许多曾经效忠卡洛曼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都臣服于新的主人，但另一些人则追随先王的遗孀和王子，逃往意大利寻求庇护。
这种逃亡本身就说明了兄弟二人互有芥蒂。《年鉴》中的条目声称“国王并没有为他们背逃意大利而气恼，觉得此事无足轻重”。这段在查理宫廷中撰写的历史记录，带有一方派系杜撰出的夸耀意味。2一段时间后，爱尔兰人卡特伍尔夫（Catwulfo）给查理写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书信，信中他迫不及待地恭祝查理兵不血刃征服了兄弟的王国。3如果统一是一件必然且众望所归之事，那这种恭维就显得有些突兀。这位顺应全体法兰克人民意的国王，不再关注自己的弟妹，以及那些追随她逃往意大利的流亡者。现在他感到可以随心所欲，将自己的雄心转向他处。在卡洛曼去世几个月以后，按捺许久的查理率军渡过莱茵河，与北方的异教徒作战。
772年夏季发动的对萨克森人的战役，是短促而决定性的。法兰克人深入敌境，以武力强行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强迫萨克森人交付12名来自高贵家族的人质，以保证他们的臣服。当查理回到位于列日附近赫斯塔尔的祖居庆祝圣诞之时，这位凯旋的法兰克人的唯一国王应该不会想到，为了最终使萨克森人彻底臣服，自己的整个余生都在不断对他们发动战争。但在他完成这项事业之前，他首先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这里是卡洛曼家人的避难所在。
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世仇
法兰克人与他们的邻居伦巴第人的关系，总是容易变得糟糕。当教宗放弃了从拜占庭得到协助的希望，转而向高卢的天主教国王和宫相们寻求保护以后，尤其如此。739年，教宗格里高利三世对查理·马特极尽逢迎之词的书信，就直白地表明了，尽管查理·马特不是国王，但他在圣彼得继承者的眼中是法兰克人的真正领导者。教宗恳请他率军介入，对抗威胁罗马的伦巴第王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o）。为了答谢他并非现成的协助，教宗甚至史无前例地将圣彼得陵墓的钥匙赠予他，暗示授予他罗马教会保护者的身份。他写道，除了上帝，只有查理（马特）能从蛮族手中拯救教会。4
754年由教宗司提反为丕平涂油，并授予他罗马人的执政者头衔，这同时也包含着武力介入意大利半岛的承诺。这次法兰克国王言出必行，在当年夏季，他将伦巴第王阿斯图尔夫（Aistulfo）围困在帕维亚城（Pavia），迫使他按照教宗的意愿，放弃中意大利所有被他们征服的土地，并承认法兰克人的霸权。仅两年后，756年，阿斯图尔夫自食其言，兵临罗马，迫使教宗司提反绝望地向丕平恳求。据说他以使徒彼得的第一人称口吻写道：“快来，快来救我们。”5法兰克大军迅速行动，迫使阿斯图尔夫献上中意大利22座固守城池的钥匙，让一切回归正轨。丕平依照礼仪把钥匙放置在圣彼得的祭坛上。
在这次胜利之后，法兰克国王的意大利政策改变了。在经历了如此奇耻大辱之后，伦巴第国王承认了法兰克人的霸权地位，自居为扈从，而不是对手。无怪乎丕平在法令中避免使用罗马人的执政者的头衔，因为这个头衔要求他干涉意大利事务，义务太重，并不符合他的利益。查理与卡洛曼两人继位后，情况并没有改变：伦巴第王国对他们二人而言都是一个潜在的有力盟友，所以756年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继承阿斯图尔夫的王位之后，兄弟二人都热心于维持与他的关系。《年鉴》770年的条目里提及了一件由母后贝特拉达主持的与意大利有关的事件。6尽管我们对此事所知不多，但依照逻辑可以推断，贝特拉达作为和平倡导者，提出了一个三方协议，使相互竞争的兄弟二人谁都不能利用和伦巴第人的联盟去对付另一人。
在卡洛曼死后，他的遗孀和儿子以及众多的追随者前往意大利避难，这一事实证明了他生前与德西德里乌斯的良好关系。然而查理同样和帕维亚的宫廷有着良好关系。就在这一时期，他迎娶了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A.曼佐尼（A. Manzoni）在诗中破格称她厄曼嘉达（Ermengarda），而实际上同时期的编年史家都没有记录她的名字。7这一联盟似乎是要停止法兰克人倾向教宗的政策，并确认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的共存关系。从教宗司提反三世写给法兰克国王抱怨这一决策的一封措辞尖刻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多么愚蠢啊：你们高贵的法兰克民族，众族之光。你们的名誉和高贵地位被恶臭而奸诈的伦巴第人玷污了，他们甚至不够被称为一个民族。难道不知，是他们带来了麻风病吗？”8但是年迈的贝特拉达克服了这种反对的声音，伦巴第公主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她的未婚夫结婚了。
为什么这场婚姻还不到两年，查理就入侵意大利了呢？正如常见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原因很难以可靠的方式解答。不仅是因为所有同时期的记录都是十分厚颜地偏向一方，也是因为这一系列事件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我们很难分清孰因孰果。我们能确定的就是在771年和772年之间发生了三件标志性事件，但不知道确切的顺序。一件是德西德里乌斯鼓动卡洛曼的遗孀宣称自己的儿子拥有先王的继承权，并要求教宗为孩子涂油。伦巴第人此举是通过将法兰克分裂成两个政权而瘫痪其军事力量，保护自己的后方，趁机再发动战争，占领罗马。第二件事在查理这一边，他抛弃了尚未生子的妻子，将她送还她的父亲。这一事件可以解释为一次合法的行为，因为国王需要一位能生育继承人的妻子，但此举极大地破坏了贝特拉达苦心构建的外交平衡。最后一件，新当选的教宗阿德里安一世写信给查理，告诉他罗马处于伦巴第人空前的威胁之中。他请查理效法自己的父亲，率军保卫圣城。毕竟查理还是罗马人的执政者。9
显然，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能引发一场危机，并且难以确定准确的发生顺序，我们必须克制住将这些事件归为引发战争的政治责任的想法。似乎可以确定，直到最后一刻，查理依旧保留着外交解决的通道，这与他一贯的残酷手段相反。他面对敌人，尤其是异教徒时，总是十分急切，有时不宣而战。这次法兰克国王并没有冷酷地寻求战争，他刚显露出向北方异教徒扩张的兴趣，没有急于进攻意大利，尽管目前的国际形势变得对他有利。卡洛曼的儿子并没有继续宣称王位。如果德西德里乌斯按照计划进军罗马，强迫教宗为他涂油的话，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伦巴第王的计划，在772年至773年的冬季，在永恒之城的门前终结了，一部分原因是阿德里安一世威胁开除他的教籍。
这种情况下，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之间的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法兰克贵族也不愿卷入其中，实际上他们以前对丕平的意大利远征也并不热衷。因此查理试图在他的前岳父和教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提议后者以14,000金币的高昂补偿金，换取伦巴第人从已占领的土地上撤军。然而，教宗不肯妥协，谈判破裂了。因为教宗看到了能一劳永逸地从伦巴第人的威胁中解脱的机会，查理开始计划他的意大利战役。
773—774年的战争
战争计划
在策略层面，问题只有一个，但也难以轻易解决：如何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尽管有多条能让旅行者在夏季轻松通过的小路，但能够允许军队携带战马和辎重通过的罗马大路只有两条。最常用的是法兰西吉纳大道（Via Francigena），从里昂出发沿着阿克山谷（Val di Arc），越过赛尼斯山口（Moncenisio），再沿着苏萨山谷（Val di Susa）下山直到都灵。朝圣者们经常沿着这条路前往罗马，所以它也被称作罗马大道（Via Romea）。但是在山谷的入口，伦巴第人修复了防御工事系统。这些工事在罗马帝国晚期开始就藩卫着意大利平原。它们被称为封锁通路出口的“要塞”（clusae）。现在也因圣米迦勒修道院之名被称作“圣米迦勒门禁”（Chiuse di San Michele），这座修道院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控制着狭窄的山谷。
另一条通往意大利的罗马大路，是圣伯纳德大道，当时被称为焦韦山口（Monte di Giove），也是一条中世纪朝圣者和商人经常使用的道路。在这里“要塞”也守卫着伦巴第王国的边境；时至今日，在道路抵达平原的地方还能看到巴德（Bard）要塞。让人惊奇的是，两国的边境线是沿着山区进入平原的路口划分，而不像现代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那样沿着阿尔卑斯山分水岭划分。实际上，法兰克人比他们的邻居更强大，更进取。他们早就占据了苏萨山谷和奥斯塔山谷（Val d’Aosta）地区，他们处心积虑地保护对这两条重要道路的控制权。时至今日，意大利语皮埃蒙特方言区和高卢罗曼语地区的法兰西－普罗旺斯方言区的边界就是沿着这两条山谷的入口处划分的。
“要塞”的存在，尤其是在苏萨山谷的“要塞”，给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19世纪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戏剧《阿德尔奇》（Adelchi）中，曼佐尼将这些要塞作为阻碍因素，并构想查理无法越过要塞而放弃了整个计划。上帝为了助他实现目标，派遣助祭马丁（Martinus diaconus）向他指出了绕过障碍的另一条路。不久后，公元1000年的《诺瓦莱萨编年史》（Cronaca di Novalesa）将“要塞”描述为巨大而坚实的屏障，一堵由石料和泥灰建起的古老城墙，从峡谷的一侧横亘到另一侧。并宣称它的废墟在谷底依然可见。10在距我们更近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描述表示怀疑，提出“要塞”是一连串的临时工事、瞭望塔和关卡，而不仅仅是一堵巨大的石质壁垒。似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彻底推翻了集体想象流传下来的浪漫意象。然而，更多的近期研究表明，末期伦巴第诸王鉴于以前与丕平作战的惨痛教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加固“要塞”。并且他们不同于习惯以灵活方式防御的前任国王，他们自欺欺人，认为自己做了这些准备工作，能够以深沟高垒封锁住入侵者的通路。总而言之，至少在德西德里乌斯的时代，可能确实有一堵高墙封锁谷底。
查理决定入侵意大利，就开始在日内瓦集合军队。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从这里出发，查理既可以选择取道苏萨山谷顺罗讷河而下，也可以选择取道圣贝尔纳多（San Bernardo），再绕着日内瓦湖溯罗讷河而上朝向马蒂尼（Martigny）进发。选择日内瓦这一地点很有战略敏感性。从广大的法兰克王国各省召集军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显然敌人会适时得知军队集合点的情报。查理的选择意味着伦巴第人难以猜测军事打击会从哪个方向而来。
甚至即使伦巴第人猜中了，如果查理两路出击，他们也很难占上风。他决定兵分两路出征：一路通过圣伯纳德大道，由他恰巧也叫伯纳德的叔父统率；另一路取道赛尼斯山口，由他亲自统率。这是第一次有证据显示出他独特的战略倾向：在他作为军事统帅的生涯中，查理偏爱使用钳形攻势，这展现了他规划和协调兵分两路行动的独特能力。显然，查理统率的大军强于自己的敌人，只有作为这样军队的统帅，才可能实行这样的战略。我们可以称查理是一位伟大的将领，但没有身处劣势时的杰出战略能力。他更像一位现代模板的统帅，擅长组织和后勤。
入 侵
773年夏季法兰克人跨越阿尔卑斯山是一次史诗般的壮举，除却战象，可以和汉尼拔相比。查理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强调：“翻越阿尔卑斯山是多么困难啊，群峰直达云霄，法兰克人穿过难以跨越的连绵群山和嶙峋的岩石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11而给人更深印象的是，查理迅速击败了守候在山谷的敌人。时至今日，这一事件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毋庸置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曼佐尼，但也不尽然。当时的编年史家也认同，由于伦巴第人已经在“要塞”中占据有利位置，查理并没有正面进攻他们，而是转而包围他们。史官们有的将这次胜利归于查理的统御能力，有的将之归于神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12直到新的千年，《诺瓦莱萨编年史》中虚构了一段叙述，说一位伦巴第行吟诗人为了金钱，向查理指出了绕过要塞的道路。13这位匿名编年史家直接激发了曼佐尼的灵感，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混合了神迹介入的古老传统。他以上帝意志的执行者助祭马丁替代了这位叛国的行吟诗人的角色。
法兰克人行军的确切线路依旧是个问题。在苏萨山谷中，有一条当地传统中称为“法兰克小径”的小路。由于被假定为查理曾经取道之处，最近人们在评估这条路的旅游潜质。实际上，这条路只是中世纪时期构成法兰西吉纳大道的路径之一。实际上，一条中世纪道路没有必要像古罗马道路那样，被定义为一条精心铺设的直线通路；而是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可能分成数条路径。现代历史学家将之定义为道路区域。关于查理绕过“要塞”的路径记述，最为可信的文本，是用战略术语记载，由诺瓦莱萨的僧侣提供的。根据他的记载，法兰克人右转下行到桑格那山谷（Val Sangone），再下行到贾韦诺（Giaveno），然后上行爬回到阿维利亚纳（Avigliana），从而处在敌人的后方。在惊讶之余，伦巴第人慌乱地远遁至帕维亚，在这里德西德里乌斯国王和他残存的战士把自己关在城中，他的妻子和儿子阿德尔奇斯（Adelchis）甚至逃回了维罗纳。
直到此时，查理的远征成果和他父亲相比还没有什么不同。当年丕平击败了阿斯图尔夫国王，包围了帕维亚，并在此撤军。几天之后，在实现了归还教宗宣称的土地并移交人质的结果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土。在此我们可见查理的政治策略及其宽广的眼界，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帝国主义。法兰克国王围攻帕维亚超过一年之久，直到774年6月。此时德西德里乌斯粮尽援绝，被迫无条件屈服。获胜者查理入主伦巴第王宫，并将他岳父的财宝分配给自己的战士。而德西德里乌斯则被迫成为修道士，被禁闭在远方的科尔比（Corbie）修道院。至于伦巴第人的最后希望——阿德尔奇斯，则被人从维罗纳赶走，被迫离开意大利，在君士坦丁堡寻求庇护。他在拜占庭皇帝的庇护之下一直等待着夺回故土，直到老迈之年也未能实现。法兰克国王没有废弃新征服的国度，但也没有将其并入自己的王国。他决定继续维持其管理体制和行政自治，自此，他担负起伦巴第国王（rex Langobardorum）的头衔。
法兰克人征服的结果
教宗国的诞生
查理对自己的境况是如此自信，甚至在德西德里乌斯投降之前，他就离开帕维亚前往罗马庆祝774年的复活节，这也是他第一次访问罗马。他受到了与阿德里安教宗接待拉韦纳总督和罗马人的执政者同等的礼遇，实际上礼节非常端庄适度。查理跪行爬上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他亲吻每一级台阶，以证明他对此地所蕴含的巨大宗教力量的重视，他已经是这里的保护者了。在停留罗马期间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和教宗的会谈。由于法兰克和教宗双方编年史家的分歧，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有什么进展。但毫无疑问的是，二人重申了二十年前丕平和司提反二世之间的友好协定。更进一步，阿德里安教宗要求查理确认他父亲之前签署的书面承诺，并向国王宣读了这个文件。根据教宗这边的编年史家记载，他同意签署文件。该文件极大扩展了教宗统治的领地，创立了所谓的“圣彼得共和国”，而法兰克人保留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波河流域地区，南及帕维亚。拜占庭人占有卡拉布里亚（Calabria）、西西里和撒丁岛。14
这个文本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一些质疑，他们不认为查理和他之前的丕平会作出如此之重的承诺。但即使我们取信教宗的文本，也要记住查理和阿德里安会谈之时，与伦巴第人的战争依旧在继续；德西德里乌斯困于帕维亚城中，继续抵抗，而意大利半岛未来的划分就已经被决定了。但我们不要感到惊奇，查理很快会夺取伦巴第国王的冠冕，他会思虑再三。显然，他不会去实际承担国王责任，但如果按照字面上的要求，他的新王国将会分裂。只有教宗在罗马这一自古以来的领地的权威得到承认，再加上萨比纳（Sabina）这块前拜占庭总督领地，和“五城地区”（Pentapolis）这块在亚平宁山区的一连串带状区域。建立圣彼得共和国，是历代教宗自8世纪以来就一直有的雄心。至此教宗国的最终疆域大致形成，直到千年之后炮火轰破了罗马庇亚门（Porta Pia）的城墙，教宗国的最后残余才终于陷落。
776年的叛乱
伦巴第王国的覆灭毫无疑问带来了恐惧和猜疑。774年5月，德西德里乌斯投降前一个月，在亚平宁山区埃米利亚（Emiliano）地区一座还没有被法兰克人占领的要塞，有人写下一份私人文件，用前所未有的口吻证明了王国所遭受的灾难打击：“以耶稣之名，写于野蛮时期的章程。”15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伦巴第公爵对保卫国家毫无热情，迅速臣服了他们的新主人，这也解释了征服伦巴第为何如此容易。内部异议一直是伦巴第王国的弱点。756年选举德西德里乌斯时，以鲁莽著称的图斯亚（Tuscia）公爵将此事视为对对手弗留利（Friuli）公爵的一次打击和羞辱。意大利的贵族因此而分裂，一些贵族似乎对国王十分冷漠，不愿意无条件效忠。无怪乎查理认为在征服后重新安置这些贵族并无必要，而是让他们在各自的省份保留原有的地位。
名叫罗斯高德（Rothgaud）的弗留利公爵，很快组织了一次暴动。所有残存的在位公爵都参与了行动。当他们目睹德西德里乌斯倒台时，他们并未太在意，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标志着伦巴第独立的结束；他们现在想重新开始斗争。在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皇帝和他的保护对象阿德尔奇斯饶有兴致地旁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775年秋，从萨克森远征归来途中，查理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德里安教宗的书信，信中他告知查理国王，罗斯高德与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奇斯（Arechis）密谋，正准备明春发动叛乱。查理迅速行动，他没有依照惯例回家过冬直到来年复活节，而是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在阿尔卑斯山脚过冬，他在776年2月或3月出现在弗留利。
在那里，叛乱的伦巴第诸公爵正等待着查理，不过最终只有弗留利、特雷维索、维琴察三地的公爵。对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兰克和伦巴第两方的史官的记述截然不同：根据《年鉴》，罗斯高德战死，查理接连攻克叛乱的城市，以法兰克人的伯爵取代伦巴第人的公爵。他在特雷维索庆祝复活节，随后赶回受萨克森人威胁的莱茵河边界。16另一方，伦巴第人的编年史家，安德里亚·达·贝加莫（Andrea da Bergamo），在一个世纪后写道，反叛的公爵们在利文扎河（Livenza）大桥上直面意在烧杀抢掠的法兰克人。他们浴血奋战，挫败了法兰克人。最终使查理同意保留公爵们原有的地位；作为回报，公爵们宣誓效忠并永不违誓。17
安德里亚的记述可以被解释为伦巴第人的胡思乱想，即使过了如此之久，他还是不能接受本民族败于法兰克人之手。这种情绪之后存在了很久，这可以从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公爵领地的编年史传统中得到印证；此地直到下个千年一直保持独立。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倾向于接受法兰克人编年史中的记载，他们相信是由于公爵们的叛乱，查理才对伦巴第贵族失去了信任。他以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主教、伯爵和封臣系统性地代替他们，导致意大利贵族阶层剧烈变动，并且这不是在帕维亚城投降以后就立即发生的。
从伦巴第人的政权到意大利王国
776年法令
不管结果如何，毫无疑问的是776年的叛乱让查理感到害怕，导致他寻求通过立法手段来让他的新臣民达成一致。尽管安德里亚·达·贝加莫的记录可能确实有所夸张，“全意大利一片荒芜，死于刀剑、饥馑和野兽之口的人太多了，以致在乡村和城市都生者寥寥”18，但对伦巴第人的征服确实使意大利境内遍布贫穷和衰败。阿德里安教宗也在一封写于776年的书信中提及了饥荒及其悲惨的影响，并谴责了丧尽天良的希腊商人增长的基督徒奴隶贸易。为了逃离饥荒，伦巴第人出售自己的奴隶，或者只身登上希腊商船以图避祸苟生。19同年2月，在准备与叛军作战之时，查理颁布了他的第一部意大利法令集，换言之，这是他第一部遍及整个新征服王国的法律，旨在缓和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
这次立法是史无前例的。查理国王了解到，在他军队经过之地，荒乱导致许多人将妻儿甚至自己卖身为奴，另一些人则“迫于饥馑”将自己的财产捐赠或出售给教会，或者低价出售自己的土地。国王宣布所有的这类财产转让一律作废，如果能证明卖主是迫于饥馑，则与之有关的交易事实也将取消。无论何种情形，所有的这类交易都要交由法庭评估，以战前的价格来评估财产的价值，并评估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所有的奴隶交易也自然取消，甚至给教会捐献的情况也要暂缓执行，重新评估当事人的具体情形。20
这个重要决策证实了安德里亚·达·贝加莫的记述：法兰克人的入侵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国王也难以忽视，不得不采取行动减轻新臣民的痛苦。查理的法律详细说明这种评估只能在“朕及朕之大军所经之地”方可实行，并且不能干涉发生在之前“德西德里乌斯时代”的交易。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主要针对世俗与教会的伦巴第人土地所有者，他们的收益来自贫困的农民，则他此举自有道理。此时正值查理准备与反叛者对阵疆场之际，这部法令可以理解为对反叛者利益的直接打击。无论如何，在临近利文扎河战役之时颁布这一法令是明智之举，旨在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使他们与自己的领导者相互分裂。这标志着意大利政策的转变。从这时起，这成为查理所采取的路线：他向广大伦巴第人传递一个信息，他们和法兰克人一样，都彻底臣服于国王，也意味着在所有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行政官员和教士之中系统地任命法兰克人和自己所信任的外国人，以削弱不忠的本土统治集团。
王国的管理
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下，伦巴第王国的自治持续到781年复活节，直到查理与王后希尔德嘉德（Hildegard）的第二个儿子，当时名叫卡洛曼，在罗马受洗于教宗，更名丕平，又被教宗涂油而成为伦巴第国王。21从此以后就有了两个国王，父亲主要居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儿子则居于王国的旧都帕维亚。丕平年仅4岁，国家由查理任命官员进行实际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赖兴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沃尔多（Waldo）。查理国王曾试图任命他为帕维亚城的主教，却因教宗的缘由而未能实现。后来，年幼的国王成长起来，能够亲自统率主要由伦巴第人组成的王国军队。796年对阵阿瓦尔人，针对贝内文托公爵发动多次惩罚性军事行动，在东部边境与拜占庭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中包括810年夺取威尼斯。在这年去世时，年轻的丕平不再是一个傀儡统治者，而是一位深谙统治之道的真正君主，宫廷诗人赞颂他的胜利。22
尽管任命了大量的法兰克人主教、修道院院长和伯爵，伦巴第王国的管理依旧保持了其特色，没人想要有意识地破坏它。地方官员使用了伦巴第人的地方官头衔，诸如“加斯塔尔迪”（gastaldio）、“斯库达伊斯”（sculdahis）、“洛可波斯图斯”（locopositus），他们在来自法兰克或阿勒曼尼亚地区的伯爵领导下继续履行职责。在王国的外围区域，这里的管理依照伦巴第人的传统交付给公爵，并持续了很久。不过从弗留利到斯波莱托，伦巴第的当权者都被法兰克人取代。但这些举措是逐步进行的，甚至在776年叛乱之后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说查理似乎是在等待公爵老死，再任命一位可信的继任者。这使得新老政权的过渡更加平顺温和。
另一方面，查理和丕平时常在意大利直接颁布法令，这也是他们设计的王国自治的另一种体现。事实上这些法令的意图也延伸到了新王国的制度和行为法规（例如针对教士的）中，这些制度和法规已经在法兰克王国广泛实践。事实上，法律的主体是在明确限制意大利，尽力维持其伦巴第王国的身份，防止其融入帝国之中。甚至这些法律在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在帝国的语境下重现生机。但一个改变还是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伦巴第人的王国”这一称呼被放弃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意大利政权”（regnum Italiae）或意大利王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其为古意大利王国，和1861年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以示区分。
历史与神话
铁君王与食骨者的传说
查理对伦巴第人的战争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并催生了一系列广泛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少带有奇想的性质。围攻帕维亚激发了一位后世作家的灵感，他生活在查理大帝曾孙辈的时代，塑造了法兰克国王领导大军的难忘描写。这段描写当然是十分传奇的，对于理解查理大帝的形象很有裨益，被后世反复抄录，铭记不忘。这是一个非凡的文本，值得在此完整复述。作者是“诺特克·巴布鲁斯”（Notker Balbulus，意为口吃者），一位圣加尔（San Gallo）修道院的僧侣。他的作品《查理大帝纪事》（Gesta Karoli Magni），大约写于886—887年，献给皇帝胖子查理，这是一部集合了史实与杜撰逸闻的传奇作品。他告诉我们，德西德里乌斯被困于帕维亚城，身边有一位名叫奥特克乌斯（Otkerus）的法兰克贵族，他因为曾与查理争执而到伦巴第人这里寻求庇护。顺便一提，这个人物似乎就是我们在中世纪“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中发现的奥吉尔（Ogier），在意大利语版本中奥吉尔被称为丹尼斯（丹麦）的乌吉里（Uggieri il Danese）。
风闻查理军队逼近，德西德里乌斯和奥特克乌斯登上了帕维亚城最高的塔楼。
出现的辎重队伍可以和大流士与恺撒出征时的相比，德西德里乌斯对奥特克乌斯说：“查理在这支大军中吗？”他回道：“还不在。”当看到由广大帝国各地召集而来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时，他有把握地对奥特克乌斯说：“显然查理一定傲然立于这支军队之中了。”奥特克乌斯回道：“没有，还没有。”德西德里乌斯开始焦躁不安，说：“当他和更强大的军队一起到来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奥特克乌斯说：“当他到来时你会看到的，至于我们的命运会如何，我无从知道。”当查理整装待命的卫队出现时，德西德里乌斯看到了他们，用震惊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查理了。”然而奥特克乌斯说：“不是，还不是。”
接踵而至的是主教、修道院院长、礼拜神父和他们的随从。看到他们，德西德里乌斯畏惧光明，只求一死，他抽泣着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下去藏身地下吧，不要再面对这么一个可怕对手的怒火！”奥特克乌斯曾经在查理的宫廷中有过一段好时光，对查理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性格都有所了解，此时他吓坏了，说道：“当你看到田野里突显一片铁的庄稼，黑铁的洪流如同海中的波涛一般拍打着城墙，那时你就可以说查理来了。”他话音未落，一片黑云一般的风暴就在西方出现，将白天的光明变为一片可怕的灰暗。皇帝接近的时候，被围城中的人觉得这个白昼比任何黑夜还要黑暗，因为他们面对着雄壮的军队。
随后他们看到了如钢铁般坚定的查理，头戴铁盔，双臂披铁臂甲，铁胸甲和肩甲保护着身体，左手高举着铁质的长枪，右手时刻握着无坚不摧的利剑。其他人为了更易于骑马，大腿的外侧没有护甲，而他则是以铁片防护。至于胫甲，全军也和他一样是铁的。在他的盾牌上你只能看到铁。甚至他的战马也闪着黑铁的青光，心如铁石。保护他的卫士侧立在他的身边，也尽可能在装备上效法他。铁充斥着田野和平原。密集的铁队列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人们因恐惧而战栗，屈膝于冷酷的钢铁。铁的闪光照亮了黑暗的地窖，市民们喧闹的叫声不断回响：“哦，铁！唉，铁！”23
虽然这是僧侣文风，但我们透过文风可以看出此文明显揭示了法兰克人军事上的自豪，借此查理成为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形象，而伦巴第王和他被围困的人民成为悲惨的形象。但不能忘记的是，集体记忆同样创造并保留了相反的形象，他们的英雄是被入侵者无理剥夺了继承权的阿德尔奇斯王子。甚至在新千年，《诺瓦莱萨编年史》的作者，在现属伦巴第大区的洛梅利纳（Lomellina）的布雷梅（Breme）修道院中写道，有一天阿德尔奇斯潜入了被法兰克人占领统治的帕维亚，进入了查理正在举行盛宴的大厅。他隐身于宴会的众多宾客之中，狼吞虎咽吃下多得不可思议的食物，他像狮子用自己的利爪一样，掰断骨头，吸食骨髓。他在桌子下留下一堆骨头后消失了。当查理发现这一堆骨头时，他意识到只有一位有王室血脉的王子才能如此进食，阿德尔奇斯曾到过这里，并嘲弄了他。24
曼佐尼与《阿德尔奇》
如果我们考虑到理解阿德尔奇斯在后世被人所构想的人物形象，就必须以曼佐尼的同名戏剧为这一章结尾，主要是因为这是大部分意大利人在学生时代就熟知的情节。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先入之见并不一定是坏事。曼佐尼对他的作品作了精确的研究，他为这部悲剧所收集的材料实际上也用在了他关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历史随笔之中。25至于相关的政治与军事事件，《阿德尔奇》还是相当忠于历史，尽管偶有一些离奇的成分，最明显的是在戏剧结尾主角死去。事实上我们知道阿德尔奇斯在伦巴第王国覆灭的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并且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庇护。其中同样有一位充满诗意色彩、名为厄曼嘉达的传奇女性角色，但我们没有能证明德西德里乌斯女儿名字的实际资料。一个世纪后的一部圣徒传中称她为德西德拉塔（Desiderata），这可能是和她父亲的名字混淆了。有趣的是，厄曼嘉达这个曼佐尼创作出来并使之流传的名字，在有些地方被学术界采用，最终进入权威的《法国名人传记词典》（Dictionnaire de biographie）中。26
毕竟，历史学家很难为这些人物角色的心理找到十分可信的证据，尤其是厄曼嘉达和阿德尔奇斯，他们本质上都是浪漫文学的产物。谴责作者迎合当时观众的口味也是可笑的。奥古斯丁·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基于史学理论对曼佐尼进行了批判，指出他将伦巴第人简单地视为外来统治者，完全与沦为奴隶的拉丁“散落之民”区分开来。在这里作家在思想上注重描绘他自己所处时代的意大利的情形。他用一副历史面具阻碍了对真实历史的理解。在查理时代，伦巴第王国已经没有民族主义的基础，它成了一个地域实体。伦巴第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再怎么为曼佐尼辩护，也不能在这一点上为19世纪史学客观存在的局限开脱。同时代的另一位米兰作家西斯蒙第（Sismondi）认为两个民族在迅速融合，这是法兰克人征服所寻求的统一，而这预期的统一进展被教会打断了。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意大利百废待兴，以及第一次烧炭党（Carbonari）起义，西斯蒙第的立场清楚地表示出强烈攻击教宗政治的意味，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曼佐尼这样狂热的天主教徒不能接受这样去解释自己祖国的古代历史。
注释
1ARF, 29.
2ARF, 33.
3MGH, Epistulae Karolini aevi, 2:501–5.
4CC, 1–2.
5CC, 10.
6ARF, 31.
7厄曼嘉达是阿历山德罗·曼佐尼大获成功的浪漫主义悲剧《阿德尔奇》（Milano, 1822）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角色。也见于他的作品Discorso sopra alcuni punti della storia longobardica in Italia (Milano, 1822)。
8CC, 45.
9Regesta Ponitificum Romanorum, ed. P. Jaffé (Leipzig, 1885), 2396.
10Cronaca di Novalesa, ed. G. C. Alessio (Torino, 1982), 146–49.
11Einhardus, 6.
12ARF, 36; 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 ed. B. von Simson (Hannover, 1905; vol 10 di MGH, Scriptores), 60; Le Liber Pontificalis, ed. L. Duchesne (Paris, 1955), 1:495.
13Cronaca di Novalesa, 148–51.
14Liber Pontificalis, 1:498.
15Codice diplomatico Longobardo, ed. L. Schiaparelli, Fonti per la storia d’Italia no. 38 (Roma, 1933), 291；V. Fumagalli已经在Il Regno italico (Torino, 1978), 3–4中提出对“tempore barbarici”一词的解释。
16ARF, 44.
17MGH,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icarum, 224.
18Ibid.
19CC, 59.
20CRF,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