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异教徒的战争
在战胜伦巴第人之后，查理意图成为西方唯一的基督教君主。尽管盎格鲁－撒克逊和西班牙诸小国的国王自封了许多头衔，但他们的权力只局限于本地，而查理是两个大国的统治者。他的统治从北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囊括了大部分使用拉丁教仪的基督徒。上帝之敌环伺四周：信仰异教的萨克森人生活在广袤的日耳曼北部森林中，在他们之外是同样崇拜偶像的丹麦人和斯拉夫人；曾经被查理·马特击败的阿拉伯穆斯林，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最后是居住在潘诺尼亚平原的阿瓦尔人，他们是残暴的匈人王阿提拉的继承者。法兰克人是一个战士的民族，他们热衷于进攻并征服他们的邻居。查理·马特和随后的丕平每年带领法兰克人取得远征的胜利，获得荣耀和战利品，因而获得了法兰克人的支持。而现在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侵略战争有了明确的宗教理由。每次查理剑指他的邻居时，教宗都会为他赐福。而护佑军队的上帝，居于天国，正以喜悦之心观看着查理的事业。这样他怎能失败呢？
对萨克森人的战争
宗教战争的暴行
实际上，查理国王几乎没有败绩，但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您既爱和平之百合，亦慕战争之红玫；您的光彩洁白而又殷红。”这些是宫廷诗人奉承查理的华美之词，但实际上玫瑰与鲜血的颜色远胜过百合花的洁白，战争几乎伴随着查理统治生涯的每一年。其中最为严酷、最为混乱而使查理忧虑的，就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战争持续了超过二十年，将基督教信仰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将整个日耳曼区域都纳入了法兰克王国。回溯到772年，查理就曾经召集战士并带领他们与北方异教徒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占领了萨克森的主要圣所伊尔明苏尔（Irminsul）——圣树的所在处。这棵萨克森人认为支撑着天国的圣树被焚毁，他们的偶像也被摧毁。但是由于萨克森人认为征服使他们的部族失去独立，也让他们丢弃了传统的信仰，故他们坚持反抗，因此惩罚性的远征年复一年地重复。
查理并没有一开始就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让萨克森人皈依正确的基督信仰。在他之前，他的父亲和祖父就曾与他们作战，在每次击败萨克森人后，他们都满足于受贡。当战争的创伤已经平复之时，艾因哈德以非常官方的口吻写道：“有太多破坏和平的因素，例如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是在开放的平原，只有很少几处有广袤的森林和连绵的群山，将我们清晰地分为两国。因此双方都持续发生谋杀、袭掠、纵火等行为。”他将查理平定莱茵河以外地区归功于令人安心的宗教命定。按照编年史家的观点，这种与蛮族接壤的边境上的不安定，必然意味着“最终被激怒的法兰克人不能再安于击退一次又一次的袭击，而决定对他们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1。
显然宗教动机和政治动机密不可分，自查理·马特的时代起，法兰克人的利剑就同样在莱茵河以外承担着传教的使命。丕平击败萨克森人后所强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可以在这一区域自由从事传教事业，不受阻碍。显然对这些传教士而言，查理的战争有其宗教理由。“如果你们不接受上帝的信仰，”圣徒勒布因（Lebuin）曾对萨克森人说，“就会有一位邻国的国王进入你们的土地，征服你们的土地并使之荒芜。”2但萨克森人顽固地拒绝信仰，所以最终国王不得不行动。
这是一场在几无文明可言的国度进行的残酷战争，这里没有道路和城市，全境覆盖着森林和沼泽。和皈依基督之前的日耳曼人一样，萨克森人祭杀战俘献给诸神，同样，法兰克人也毫不迟疑地处死拒绝受洗的人。最终萨克森人的首领被不分季节周而复始的战争拖垮，寻求和平，交付人质，接受洗礼，并允许传教士从事他们的工作。但每当警觉松懈，查理又忙于边境另一侧的事务时，叛乱就会爆发。法兰克人的守卫受到攻击和屠杀，修道院被劫掠。甚至边境上的法兰克国土也并不安全。778年，萨克森人得知查理国王率军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作战，即使强行军数周也无法返回，他们就在莱茵河谷出现了。当地的长官难以应付他们，只得任其破坏和劫掠。
在叛乱期间，有一位领导者从萨克森人中脱颖而出。他被称为维杜金德王公（Princep Widukind），他的权威得到了所有部族的认可。此时查理还认为自己已经平定了这个区域，并得到了萨克森贵族的效忠。就是这位领导者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叛乱，意在迅速清除法兰克人的武装力量。782年他与查理在辛特尔山（Süntel）会战。查理满怀对背叛的愤怒，并在此战中失去了两位近臣——他的王室总管（camerario）阿达尔吉斯勒（Adalgisile）和治安官（connestabile）盖洛（Geilo）。查理带来的生力军迫使反叛者屈服，除了维杜金德，他逃往丹麦人处寻求庇护。萨克森人被迫交出他们的军队，当他们落入查理手中之后，查理一天之内就在西部的附属国——阿勒尔河（Aller）畔的韦尔登（Verden）处决了4,500名萨克森人。这一事件给他的名声造成了最大的污点。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减轻查理对屠杀所负的责任，他们强调几个月前查理国王认为他已经平定了这一区域，萨克森贵族已宣誓效忠，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被任命为伯爵。因此叛乱被视为叛国行为，叛乱者当被处以死刑。同样的罪行，萨克森法所施加的处罚也是十分严厉的，甚至针对最无关紧要的罪行也是如此。另一些试图歪曲对原始资料的解释，他们论证萨克森人是在战斗中被杀死的，而不是遭冷血的屠杀，甚至动词“decollare”（斩首）也是抄写者错抄，实为“delocare”（重新安置），所以俘虏只是被放逐了而已。但这些想法都没有可信的论证。实际上，如果不考虑这些观点甚嚣尘上的时代，即20世纪30年代，则发掘这些论证并没有什么意义，当时的环境使之成为一种可怕的论调。在那时的纳粹史学家眼中维杜金德是一位日耳曼民族的英雄，而查理是一个半罗曼的（halbwelsch）和拉丁化的征服者。且纳粹史学家攻击那些试图否认大屠杀真实性的同行们，用戈培尔妖魔化先锋艺术时使用的词句，来指责他们在创造“堕落的历史编纂”（entartete Geschichtschreibung）。3
实际上，韦尔登大屠杀这一事件最可能是受《圣经》的启发。被持续的叛乱激怒之后，查理想实际扮演一下以色列国王。亚玛力人（Amaleciti）敢于起义背叛上帝的选民，因此全部消灭他们也是正当的。耶里哥城（Gerico）被攻占后，城中的所有生灵都被置于刀剑之下，包括男人、女人、老人、孩童，甚至牛、羊和驴，这样他们的一切痕迹都被抹除了。查理喜欢拿来自比的大卫王，在击败了摩押人（Moabiti）之后，将俘虏押到野外，处死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一次也是国王得到了《旧约》的启发，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实发生的韦尔登屠杀残酷事件，是在效仿这一原型。此外，在几年之后记载此事的王室史官笔下，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被归于这么一种类型：“他们要么承认失败并臣服于基督教，要么被彻底清除。”4
在782年之后的一年，查理进行了一场无比残酷的战争。他第一次在敌境越冬，并且第一次系统性地破坏这个地区，使反叛者陷于饥荒。与此同时，他公布了自己此生颁布的最为严苛的法律《萨克森法令》（Capitulare de partibus Saxonie），规定任何冒犯基督教信仰和教士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并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强制萨克森人改宗的体系。5当读到不遵守周五斋戒的人将判处死刑的条目时，我们不寒而栗。这反映了一种与《新约》最初的精神相去甚远的严酷信仰。然而我们要注意，不能一概谴责这样的野蛮行径。《萨克森法令》这样一部法规，体现了一种通过恐惧打破整个民族反抗的普遍企图。如同许多20世纪的统帅要为他们的非人道举动负责一样，查理也同样要背负道德责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这部法令因其严酷而招致查理周围人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查理最言听计从的精神导师阿尔昆的严厉批评。6
恐怖和焦土政策最初取得了成效。785年，在法兰克人掠夺至易北河之后，维杜金德屈服了，他现身阿蒂尼（Attigny）的行宫受洗。查理国王扮演了教父的角色。阿德里安教宗恭贺胜利者，并感谢他为整个基督教会带来伟大的信仰胜利。但是武力强加的洗礼并没有奏效。793年，法兰克人镇压一切恢复异教仪式之行为的严酷统治到达了顶峰，激起了北萨克森地区另一次大规模暴乱，这一地区只是表面基督化。“再一次抛弃了他们的信仰”，王室史官如此写道，萨克森人焚烧教堂，屠杀教士，并准备再次退入森林中坚持抵抗。7
现在，查理的手段日益残暴，实际上甚至使用了更为迅猛骇人的先进手段。他没有局限于毁灭叛乱者，使萨克森民众陷于饥荒，更多的是整体地驱逐他们，在这些区域规划安置法兰克人和斯拉夫人的移民。不论怎样，他是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需要修改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加强了与萨克森贵族领袖的联系，寻求与他们合作。797年在亚琛的一次大型集会上，查理依据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部新的法令，与前一部相比更为温和。8由于明确保证了萨克森贵族与新政权的合作，这两项政策迅速奏效。为修道院院长斯托米（Sturmi）立传的富尔达（Fulda）修道院僧侣艾吉尔（Eigil），在这段年月里写道，查理“通过战争、说服还有恩赐”9将基督教的轭强加于萨克森人，这表明他已充分理解，这种弹性政策是如何成功地使这些顽固的异教徒融入基督教帝国之中的。
查理在这个新征服国度的中心帕德伯恩建造的城池，就是这种融入的标志。此城矗立在排干水的沼泽地上，包括一座王室宫殿和一座辉煌的大教堂。当需要查理亲临萨克森对付反叛者时，这里就是国王的居所。799年，就是在这里，他接见了为了躲避政敌而逃离罗马的教宗利奥三世。这里也是传教士的出发点，他们跟随着圣卜尼法斯的脚步，取代法兰克人的利剑，在短期内更有效地清除异教信仰。信仰的传播十分成功，在帕德伯恩任命的第一位主教就是一个萨克森人，哈图玛（Hathumar）。这个新的省份迅速融入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在萨克森部族中定期征兵并将兵员加入帝国军队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远征斯拉夫部族。远征变得日益常态化，萨克森人也从中受益，他们的农民在易北河右岸地区发现了殖民的新机会。
北日耳曼的这条战线至此终结，而另一条东部战线从此拉开，日耳曼统治者在此继续奋战了几个世纪。这就是“向东进军”（Drang nach Osten）战线，在这里，日耳曼民族侵犯斯拉夫人，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要记住他们截然不同的出发点，不能把查理和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甚或希特勒混为一谈。查理国王在做政治决策时，肯定没有考虑到任何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原则。比如，他毫不迟疑地利用那些承认他权威的斯拉夫人首领来对抗萨克森人。当考虑到远在易北河以北的广阔平原时，在此寻求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间的想法与他也毫不相干，终其一生，他都认为易北河是帝国的天然疆界。他最后一项针对萨克森人的举措，也是德国历史学家最为诟病的，就是804年驱逐居住在易北河右岸的萨克森人，将他们的土地赏赐给比邻的斯拉夫部族奥波德里人（Abodriti）。
萨克森战争的战略
现在我们已经一览战争的概况，这场战争占据了查理统治生涯一半时间的每一年。对这片土地上的战役我们所知多少？从军事观点来看，对萨克森人的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控制棘手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入侵者在纯粹的军事条件上有巨大的优势，但他们劳师远征，因此完全仰仗于建立并守卫先头据点。另一方，这里的原住民，尽可能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并在入侵者的战线后方组织起残酷的游击战。当他们谋划统一行动时，他们集中力量，围攻并毁坏敌人缺少防护的基地。
可见，查理针对萨克森人战争中的战略问题，本质上和德鲁苏斯（Drusus）以及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在1世纪时面对的问题一样，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截然不同。10罗马人控制了海洋，能够在河道内航行直达内陆。因此他们不仅能从利珀河（Lippe）和莱茵河交汇处溯流而上，从西部发动战役，也可以溯埃姆斯河（Ems）及其支流哈瑟河（Hase）而上，发动攻击。因此他们的军团可以抵达条顿堡森林，这里是瓦卢斯曾奋战的古战场。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他们最初的要塞都沿河而建。不同的是，尽管查理定期使用水路运送给养，但他总是从陆路深入敌境。如果军队在莱茵河中游集结，则随后就可沿着利珀河和鲁尔河（Ruhr）的河谷向东进军。另一方面，如果在莱茵河上游集结，就可向北渡过美因河，然后继续北进。其渡河之地现在叫作法兰克福，意为“法兰克人渡河之地”。
两种情况下，军队都沿着这条河的上游河段，迪默尔河（Diemel）与埃德河（Eder）交汇之处，威悉河以西的高地进入敌境。起先，萨克森人在迪默尔河边建造了一座名叫艾瑞斯堡（Eresburg）的要塞，以阻挡入侵者的通路。从772年查理发动第一次萨克森战争开始，他就夺取了艾瑞斯堡，在此驻扎一队守军。随后前往埃德河畔的布拉堡（Büraburg），这里是法兰克人在北日耳曼的重要前哨。在随后的战役中，这一地区成为法兰克军队重要的行动基地，也是在这里，查理忧虑于如何改变萨克森地区。他建立了一座最重要的基督教桥头堡——科维（Corvey）修道院，随后，他又在此建造了新城帕德伯恩。他在这里举办了777年的法兰克人年度集会，也是在此他修建了自己在萨克森领地上最喜爱的宅邸。
从军事观点看，若要控制高地，最紧要之处是控制艾瑞斯堡的要塞，因为萨克森人的抵抗力量反复占据这里。773年，当查理国王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与伦巴第人作战时，艾瑞斯堡被攻占并摧毁。在775年的战役中，查理在面对威悉河的山地上重建了艾瑞斯堡，与之一起重建的还有更前方的吕贝克要塞。萨克森人决定进攻，并计划使用诡计。他们打算混进法兰克人的征粮队，在他们到乡村搜寻完粮食重回营地时进入要塞。守军伤亡惨重，并且很难击败这些渗透者，他们消失在森林里，无影无踪。776年，当查理在利文扎河与伦巴第人作战时，萨克森人在艾瑞斯堡起兵，并劝说守军撤离，这样要塞再次被摧毁。但到了夏季，查理国王又返回重建了要塞。与此同时他在利珀河畔建造了另一座要塞，称作卡尔斯堡（Karlsburg）。在778年的暴动中，卡尔斯堡被摧毁。
为了和法兰克人对抗，萨克森人也同样建起了木质要塞，以对抗对方的前进。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查理夏季战役的目的都是占领并摧毁这些要塞，同时巩固法兰克人的要塞，他们也会在可能的地方建立新的要塞。这是一种辛苦的作战方式，并且不能带来辉煌的胜利。但长远看，入侵者巨大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优势将导向胜利。萨克森人的攻城装备，尤其是弩炮（petrariae），不如法兰克人的有效。编年史家将他们的失败归于神意，11但更可能的原因是萨克森人的工程师技术水平不够。征服萨克森人是这种缓慢绞杀战术的最终结果，网格化的要塞互相支撑，封锁了所有河流。法兰克人能派出军队，劫掠敌境、散布恐怖而使居民屈服。与此同时，对手的要塞被缓慢但稳妥地夺取，一座接一座被摧毁。
但是，可能在萨克森战争呈现出凄惨而又单调的境况之时，战争的残酷程度突然加剧了，查理显然想逼迫对手就范。总体而言他胜利了。在辛特尔击败萨克森人的暴动后，他于782年夏季入主萨克森地区。查理在韦尔登展开屠杀，象征性地为他阵亡的将士复仇。此时发动一场大型战役为时已晚，查理国王回到蒂永维尔（Thionville）过冬。很快在783年复活节过后，他带领大军回到了萨克森，然而大军难以协同，初次作战他只能调动一部分军队对敌。最终，他集中兵力，击垮了对手。在此之后，他毫不迟疑地乘胜追击，渡过威悉河，第一次推进至易北河。他的王后希尔德嘉德4月去世，他的母亲贝特拉达在7月去世，为了处理家事，他听从建议，回国在沃尔姆斯越冬。国王留驻境外是不合适的。尤其是考虑到他要续娶法斯特拉达（Fastrada），婚事在他回来后立即操办。
至此，从整体战略角度来看，查理要苦战到底。784年他又发动了战役，按照惯常的方式沿着利珀河行军至威悉河，但这时暴雨造成了洪水，使地面无法通行。查理国王没有像上次那样班师。他给自己的儿子查理留下足够的军队防止叛乱，率领主力穿越图林根，一直向东，在萨勒河（Saale）和易北河之间破坏萨克森人的土地。他在秋季之前回到沃尔姆斯，但他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战果，他召集了更多部队替换下这些在夏季战役中疲惫不堪的军队。他紧接着再一次在威悉河宣扬武力；随着冬季来临，他撤回艾瑞斯堡，第一次在敌境越冬。他的决策很坚定，带了妻子法斯特拉达和孩子在身边。按照传统，在冬季要推迟行动，但他坚持己见继续征伐，惩戒叛乱。
相较于查理谨慎规划针对伦巴第人的毁灭性闪电战，冬季战役更能清晰证明查理的战略和逻辑能力。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打击概念，一种对敌人肉体和精神都很沉重的持续打击。不仅是通过不间断的恐怖宣传，打击反叛者的反抗精神，而且精确打击敌人的要塞，使之无法在将来成为进攻的障碍。维持通信路线，同时在前线要塞艾瑞斯堡积累配给和物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等待好天气的来临，在785年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事实也是如此。到了夏季，维杜金德和其他叛军领袖发现自己身处荒芜之地，孤立无援，而法兰克人的骑兵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进，如入无人之境。当查理许诺饶过他们的性命时，他们情愿投降，接受洗礼，被放逐到法兰克。
这种基于控制要塞、建造前哨堡垒的策略，同样被运用到针对斯拉夫人的作战中，成为萨克森战争的延续。789年法兰克人的军队第一次越过易北河，在河上修建了两座木桥，其中一座有木堡和土垒守卫。当地的斯拉夫人首领德拉加维特（Dragawit）思虑之后，觉得最好还是投降，交出抵抗的要塞，他本人亲自向法兰克国王臣服。806年，查理大帝之子查理领导了另一次大规模远征，斯拉夫人败退。他在易北河畔和萨勒河畔各修筑了一座要塞。两年后，在易北河畔又修筑了两座要塞，这清晰地表明这里已经成为帝国的边疆——一条防卫严密的边境，能够在需要时发动攻击。此时，查理统治时期的一项政策第一次显现出来：通过修建要塞，安置守军保护日耳曼定居者，鼓励日耳曼移民，以此征服斯拉夫人的土地。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也效法这项政策；在更近的时代，纳粹使这项政策进一步理论化，并计划以这种方式占领乌克兰和俄罗斯。
对阵战
查理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是一场围攻战，不辞辛苦地清空森林，建立要塞；驳船沿着河流深入敌境，支援守军。他们使用粗糙的作战器械。还有山地伏击战。在这样的战争中，对阵战（battaglie campali）是罕见的。艾因哈德证实，查理本人只进行了两场会战，都是在783年夏季的同一个月里进行的。12他先是在利珀河，随后在哈瑟河击垮了两支聚集起来的叛军。有理由相信法兰克编年史家在他们的文辞中进行了粉饰，实际上第一场在代特莫尔德（Detmold）附近进行的战役中，查理被击退了。第一次交战后，兵力不足，查理国王退回帕德伯恩，迅速集合援军。萨克森人没有丝毫动摇，也准备下一场战役。在第二场战役中，查理国王部署占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之后，法兰克人渡过威悉河，推进至易北河，在他们所到之地劫掠敌境。
但我们提及最多的战役不是一场胜利。法兰克人受到重创，和在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发生的情形类似。这场最沉痛的惨败引起编年史家最大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通常他们更习惯于胜利。这场我们不止一次提及的战役，发生在辛特尔山脉脚下，靠近威悉河。这可能是查理征战生涯中唯一有相当细节留存下来的战役，我们因此得以评价其战略目的和战术演进。13
782年夏季，维杜金德重启战端的消息开始传播。当时由王室总管阿达尔吉斯勒、治安官盖洛、帕拉丁伯爵（conte di palazzo）沃拉德（Worad）统率的军队正在萨克森地区准备对斯拉夫人发动战役，国王向他们下令，指令他们转去进攻正在集合的萨克森人。这支军队最初组建的目的是入侵和破坏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的斯拉夫领地，所以主要是由骑兵组成。并没有迹象表明边境行动已经着手实施，军队依旧在萨克森领地中，基本可以确定在威悉河以西。军队很快到达叛军集合的辛特尔山区，他们就在大河的另一边。这支军队遇上了国王在莱茵河地区紧急召集的另一支队伍，这队援军由国王的亲属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伯爵统率。
法兰克侦察兵发现萨克森人在威悉河以外的山区扎营，法兰克指挥官决定行动，封锁住萨克森人的退路。这进一步证明了法兰克人对自己的优势是如此自信，他们安全地在敌境行动。而萨克森人发现自己处于游击战的境地，时常被追击，受到被歼灭的威胁。狄奥多里克接近敌军营地，在他们对面扎营，此时他还在威悉河的另一侧。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绕过河，占据了敌军后方的位置。这本是一次出色的行动，我们不禁要钦佩构想并执行这一计划的指挥官。但这一次，情况开始变糟。可能和其他无数统帅一样，法兰克人也发现不同队伍协同调动并同时发起攻击是十分困难的。也可能像编年史家所论证的那样，他们通过心理分析认为，另一支军队的三位将领想从这场轻松的战役中获得荣誉，而不想和狄奥多里克分享。不管怎样，他们独自进攻了。
法兰克人低估了敌军的规模和士气，他们快马加鞭向下直冲敌营，但他们没预计到对方早有准备，背水一战。按照日耳曼人传统列阵徒步作战的萨克森人，可能将他们引入了不适宜骑兵作战的地形，在击退第一次冲锋后，萨克森人逐渐占据上风，着手包围歼灭敌人。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阿达尔吉斯勒、盖洛和四位伯爵战死。只有少数败军越过山脉和河流，逃到狄奥多里克伯爵的营地。伯爵随后把这场灾难的重要消息报告给查理国王。（伯爵继续在前线作战多年，直到793年死于萨克森人之手；从那时起，他的儿子威廉被任命为图卢兹伯爵，他就是武功歌中有名的“短鼻子纪尧姆”［Guillaume au court nez］，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14
很难说从辛特尔战役中能收获什么军事经验。一些分析者将其与黑斯廷斯战役最初的情形相比较。诺曼人的重骑兵没能突破撒克逊步兵在山顶位置牢固竖立的盾墙，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查理之骑兵的昂贵花费与其突破敌阵的能力相比，显得没有必要。另外，这个情形让我们想起了小巨角河（Little Big Horn）战役，志在必得的卡斯特将军没有充分估计印第安人的数量和作战意志，使一场本可轻易获胜的战役变成了灾难。确定无疑的是辛特尔战役是一个特例，在编年史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阵战的通则就是，法兰克军队大幅优于自己的对手。
对穆斯林的战争
778年作战
在查理的整个统治生涯中，他对西班牙穆斯林的态度总体而言是防御性的。罗马古城纳博讷（Narbonne）和图卢兹的城墙得到了加固。从丕平统治时起，阿奎丹当地的统治者就频繁叛乱，因此查理国王也不惧迎战任何侵犯阿奎丹的入侵者。然而，778年春季，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由于内部斗争而被削弱，似乎提供了一个进攻的黄金机会。查理取消了已经和教宗约定好的罗马行程，着手组织跨越比利牛斯山的作战，协助巴塞罗那的统治者苏莱曼·亚赞·伊本·阿拉比（Sulayman Yaqzan ibn al-‘Arabi）和其他“萨拉森王公”；他们准备起兵反叛科尔多瓦（Cordova）的埃米尔，并远赴帕德伯恩请求法兰克人协助。15发动战役的首要原因毫无疑问是预期能轻易征服此地，但查理依旧写信给教宗，说明穆斯林威胁入侵他的王国，他的行动是预防措施。教宗的回信是恳求的口吻，期待上帝派遣天使在作战中引领法兰克军队征伐异教徒，并凯旋归国。16显而易见，宣传和操纵舆论已经成为帝国政策基本的手段。
为跨越比利牛斯山作战，查理国王规划了他最热衷的钳形运动。他亲自领兵穿越巴斯克人的领地，他们是基督徒，但查理对此地的控制有名无实。另一支军队远在东部，从这里越过山脉。编年史家的叙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后勤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在纽斯特里亚和阿奎丹征召的军队在大西洋沿岸集合，来自奥斯特拉西亚、普罗旺斯、日耳曼和意大利的部队在地中海沿岸集合更为方便。17两支军队在萨拉戈萨城下集合，而当地统治者，阿拉伯编年史家称其为寇罗（Qarlo），违反诺言，拒绝投降，使城市陷入围困之中。然而查理并没有成功夺取城市，在一个半月之后，由于萨克森边境传来的叛乱消息，他决定回国。778年8月15日，撤退中的后卫部队在比利牛斯山的峡谷中，遭遇了山地巴斯克部族的突然袭击和屠杀。艾因哈德写道，总管（siniscalco）艾吉哈德（Eggihard）、帕拉丁伯爵安瑟姆（Anselmo）还有布列塔尼边区长官罗兰（Roland）或称“罗德兰都斯”（Hruodlandus），在战斗中殒命。18
这位罗德兰都斯只在少数文献中被提及，他是否为国王近臣尚且存疑。《罗兰之歌》中那位在龙塞斯瓦列斯斩杀无数野蛮人后倒下的主角，除了他注定要成为西方文学中著名的英雄人物，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历史上的巴斯克人，在普遍的观念中早已是基督徒，但他们皈依为穆斯林。这位主角在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等大部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奥兰多（Orlando，或译罗兰）。然而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罗德兰都斯真的是在伏击中被杀的，因为他的名字在重要文献《查理大帝传》的一些手抄本中并没有出现，并且可能是受广泛传播的传奇故事影响才加入其他抄本中。而关于龙塞斯瓦列斯，写于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第一部提及这个山谷的文献。对于朝圣者来说，他们知道这里是战场遗迹，同样也熟知这是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道路。而当时的资料只是称之为比利牛斯山峡谷。19
虔诚者路易的战争
尽管龙塞斯瓦列斯的插曲会让我们认为在西班牙的作战是一场失败，但最终这种脆弱的平衡并不尽是消极的，因为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基督徒现在开始认为法兰克人是他们唯一可能的保护者。查理也从损失中了解到，将来再想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需要制订更大的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阿奎丹王国。781年，查理的儿子路易受膏成为这里的国王，同时他的另一个儿子丕平成为伦巴第的国王。阿奎丹人在过去时常叛乱，现在他们在这种新的名分之下变得安定。当然，这种名分纯粹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新国王路易年仅3岁。政务由直接向查理负责的摄政参议会运作，他们全力防御比利牛斯山的边境，关注着西班牙发生的事件。
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数次要求法兰克人的协助，例如785年的赫罗纳（Gerona）居民。但当时穆斯林看起来更强势。793年他们击溃试图拦截他们的图卢兹伯爵威廉，推进到纳博讷和卡尔卡松（Carcassonne）城下，随后满载战利品和基督徒俘虏毫发无伤地回到西班牙。可能这一事件说服了查理，比利牛斯山边境的问题只能以激进的方式解决。穆斯林诸王公的分歧再次提供了可介入的机会，查理为路易准备所需的资源。797年，在科尔多瓦埃米尔死后不久，他的兄弟阿卜杜拉（‘Abd All?h）来到亚琛，请求查理国王协助废黜他的侄儿。此时其他的叛军已经控制了巴塞罗那，将此城献给法兰克人。路易奉父王之命越过比利牛斯山，包围了韦斯卡（Huesca），随后证明他的能力还不足以实现目标。第二次作战由伯雷利（Borrell）伯爵统领，他们攻占了要塞比克（Vich），以及其他一些战略要冲。他趁机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建立了长期的行动基地。征服的后果不久就显现出来，799年，韦斯卡的埃米尔写信给查理，承诺下一次他会为法兰克人打开城门。
此时，阿奎丹的国王正值年少气盛，他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能够发动大规模的征服作战。800年，他引领大军重返西班牙，夺取了莱里达（Lérida）。801年他围攻了巴塞罗那，该城在抵抗七个月后陷落，他将这里交托给一位哥特人伯爵贝拉（Bera）。在随后几年，路易都在有计划地拓展自己在伊比利亚的领地。直到810年，科尔多瓦的埃米尔求和，并承认埃布罗河（Ebro）以北为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这块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的区域并入了帝国，并实行军事化，成为边境要塞省，或者用帝国行政术语称为“边区”，即“马克”（mark）。这块西班牙边区（limes Hispanicus），最早被基督徒收复，与阿奎丹也有行政上的联系，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未来。现在这块地区被认定为加泰罗尼亚，其语言和风俗都和法国南部地区接近。传统上都认为这里比西班牙其他地区更欧洲化。
从严格的军事角度说，西班牙作战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知识。但它明确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尽管穆斯林在自己的土地上与有补给问题的敌人作战，他们也总是避免对阵战，极其依赖城墙防御；但这种依赖并没有错，因为在城镇化如此之高的地区，法兰克人发现取得进展是一件极其缓慢的事，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攻城器械还不完善。20和与萨克森人的战争一样，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他们的军队在野战中远强于穆斯林。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与阿瓦尔人的战争中。
对阿瓦尔人的战争
草原骑兵
根据艾因哈德的说法，查理对阿瓦尔人的战争，是“除了与萨克森人的战争以外最重要的战争；并且他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庞大的资源投入其中”21。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阿瓦尔人是不幸引起查理注意的敌人中，最不闻名的一个。他们付出了比其他人更高的代价，并且直到不太久以前，人们认为他们就这么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最近，历史学和考古学才把他们从被法兰克人击败后就被遗忘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并且还揭示了，查理向他们发动的残酷战争并不完全是他们衰落的原因。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几个世纪前，阿瓦尔人的名称经常被用来描述游牧部落、突袭者、以养马为生的民族，他们的习俗和亚洲人的外表与匈人相差不远。实际上法兰克人的文献也称他们为：匈人（Huni）。此外，这个部族大约形成于阿提拉死后一个世纪，可能确实包括一些匈人的群体。他们在一位首领的领导下，采用突厥语的头衔“可汗”（khagan），西方的编年史家将其拉丁化为“卡卡努斯”（cacanus）。阿瓦尔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定居并统治了多瑙河平原，这里刚好由于伦巴第人迁移至意大利而形成真空。他们统治同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保加尔人（Bulgar）、日耳曼民族中的格皮德人（Gepid），还有日益增多的斯拉夫部族。
因此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阿瓦尔人的汗国内部是异质而不均衡的。到了查理的时代，大部分居民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以耕地养牛为生，和东欧的斯拉夫部族生活类似。统治者形成了一个由骑兵战士组成的贵族阶层，他们和农民不同，依旧保留了过去来自草原的传统，比如他们把长头发梳成两条辫子，这也是公认的阿瓦尔人最显著的特征。考古发现显示，这些贵族中加入了其他来自亚洲的游牧群体，因此贵族阶层依然说源于突厥语族的语言，而他们的臣民主要说斯拉夫语。在他们灭亡之前，阿瓦尔人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同部族的人共同遵从一个可汗的民族，他们中任何拥有武器、马匹、财宝的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威。突厥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的首领和贵族只要接受对可汗的效忠关系，就算是阿瓦尔人。
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也只是最近才被发现。真正的问题是，查理对他们所知多少？对他而言，阿瓦尔人似乎是一个对立民族。一方面，他所能阅读到的和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套用过去草原游牧民的刻板印象，就像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笔下的匈人：野蛮、残忍、渴求劫掠的嗜血野人和突袭者，顽固地坚持异教信仰，做出一切渎神的举动。查理宫廷的一位学者，来自弗留利的伦巴第人助祭保罗，他生活之地充满着过去饱受阿瓦尔人袭掠的鲜活记忆，他会去讲述有关他们的残忍邪恶的恐怖故事。他也可能告诉查理，在早些年代，“匈人，现在叫阿瓦尔人”，曾经和法兰克人在多瑙河和日耳曼发生冲突，并强迫他们缴纳贡金。22
另一方面，阿瓦尔汗国是一个进入基督教世界外交关系圈的政治实体，甚至助祭保罗回忆起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卡努斯——匈人之王（rex Hunnorum）遣使来到意大利和高卢，与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的国王签订了和平协议。23尽管信息很少，但西方还是能从阿瓦尔人与拜占庭自查士丁尼时期就开始的漫长外交史中了解到一些信息。换言之，汗国并不是一个由哥革和玛各（Gog e Magog）的后裔组成的凶恶部落，来自山区，杀掠所经之地。尽管他们是异教徒，需要谨慎对待，但他们是一个可以和查理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与此相反，并不是关于阿提拉的可怕记忆促使阿瓦尔人与法兰克人爆发战争，而有证据证明是可汗有些轻率的外交谈判的结果造成了这一切。
塔西洛的灭亡
日耳曼民族中与阿瓦尔人接壤的是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多瑙河平原上定居的区域，现在分别在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境内。他们的公爵塔西洛宣誓效忠丕平以及后来的查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寻求与伦巴第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结盟，与国王的女儿结婚，以平衡法兰克人的优势。774年伦巴第王国灭亡，塔西洛（Tassilo）失去了支持，他放弃了谋求政治独立的希望。但如果我们采信编年史家的说法，那就是他从不放过挑衅法兰克国王的机会，直到后者别无选择，只能对他采取强硬措施。实际上，他灭亡的故事非常复杂，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24法兰克的史家坚持认为塔西洛背信弃义，但这不足以消除我们的怀疑——巴伐利亚公爵就是强邻玩弄权术的受害者，查理操纵事态的发展，直到忍无可忍之时将其彻底清除。
我们可以确定，787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当公爵得知国王身处罗马，就向教宗遣使，请求调解。阿德里安果断回复，塔西洛效忠查理，就必须服从，否则就会被开除教籍。法兰克国王在回国途中以威胁的口气写信给公爵，告知他必须遵从教宗的命令，立刻现身驾前。塔西洛没有理会这一警告，这就为查理指控他不忠诚并军事干涉巴伐利亚提供了口实。有了阿德里安的赐福，查理师出有名。这次入侵规划成为一场大型的作战，三支军队在敌境会合，其中一支来自意大利，名义上由丕平国王指挥，途经特伦托（Trento）和博尔扎诺（Bolzano）。战争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因为公爵同意臣服于查理，并交付13名人质，其中一人是他的儿子。
似乎查理原谅了一切，但他和塔西洛之间并没有结束纠缠。第二年在英格尔海姆（Ingelheim）举行的全体集会中，公爵自己的大部分主教和封臣都由新政权任命，他们指控塔西洛违背诺言，与阿瓦尔人达成协定反对法兰克人。这暗示着，他现在受妻子柳特珀尔嘉（Liutperga）的唆使，因为她是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有理由仇恨查理。无论这种指控是否是捏造的，塔西洛都很难从这种情况中解脱出来。或者说公爵眼见无论如何都要失败，就铤而走险。对他而言，可汗可能曾经试图与查理对抗，此时塔西洛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即使查理没有秘密牵线操纵事态，他作为最后一个坚持抵抗查理权威的王公，也没时间去把握机会撇清自己。
塔西洛在受指控之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囚犯了，他因叛国和逃避军事义务而被判处死刑。但国王只要将他关在修道院里就满足了。“他自愿进入修院，在那里过着圣徒般的生活。”王室史官不带一丝讽刺地如是记述。25与此同时，就像明摆着要证实他的罪行一样，阿瓦尔人在巴伐利亚和弗留利发动了袭击，但这并不是大规模的入侵，因为地方指挥官动用当地的军队就击退了他们。进入意大利的军队推进到波河流域，直达维罗纳，焚毁了这里的圣芝诺（San Zeno）教堂。进攻巴伐利亚的军队使事情变得更糟了，他们在边境受到追击，被困在多瑙河，当地几乎完全被摧毁。查理是一位颇具手段的政治家，他无意让问题继续发展而不寻求解决。除掉塔西洛后，现在巴伐利亚公国失去了自治权，被纳入法兰克王国。其与阿瓦尔人的边境现在在弗留利与伦巴第王国的边境连在了一起，这条新边境的重要性并不比之前的弱。他们必须保证安全，而军事行动将会使巴伐利亚人长久效忠。
阿尔昆证实查理在789年开始计划针对阿瓦尔人的战争。26由于可汗使节的到访，军事行动被推迟了。法兰克国王向使节口述了自己的条件。根据法兰克编年史家的说法，查理要求重新划分两国的边界。27将之与20世纪发生的事件比较则令人惊讶，我们会怀疑查理是否知道他处在更强势的地位，并迫使可汗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要么引发战争，要么是接受等同于投降的新边界。阿瓦尔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沿着恩斯河（Enns）划分边界已经超过一个世纪，阿瓦尔人也已经显示出保卫这里的决心。（781年，塔西洛宣誓效忠查理之时，可汗的使节觐见查理，重申其和平意图。与此同时阿瓦尔军队在恩斯河集结，但没有越过河界。他们以此宣示武力，并表明必将捍卫边界。）
几年之后，阿瓦尔君主得到使节从沃尔姆斯带回的消息，并和到访的法兰克使节会谈。不出意料，他宁可选择战争，也不愿选择屈辱地投降或可能发生的政治自杀。将边界向东移动将会打开法兰克人进入潘诺尼亚平原的道路。并且早已在日耳曼和斯拉夫人边界地带定居的日耳曼人，将会强行进入新领地，他们的路程也会缩短。可以确定的是，谈判在拖延超过一年后破裂了。791年夏季，法兰克国王在巴伐利亚集结战士，准备第一次进攻。
791年对阿瓦尔人的战争
在文献记载中，这次战争是一场彰显查理武功的挑战。重装的阿瓦尔骑兵，装备十尺长的长枪、传统的游牧弓箭，还有他们的对手不曾见过的马镫。他们是西方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基督徒望而生畏的对手。拜占庭的将军们对阿瓦尔人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已经研究了几个世纪，甚至法兰克人的编年史家也极不情愿地赞赏他们骑兵的行动力，其能力是无可匹敌的。他们会假装被击溃，再突然用埋伏的预备队给对手杀个回马枪。他们出战之时，会发出狼群聚集时的嚎叫般的战吼，给敌人心理上的震撼。当历史学家面对查理战胜阿瓦尔人这一出人意料的胜利，他们倾向于认为可汗的力量仅仅是过往的记忆，但做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实际上战争是不确定的，我们最好去采信艾因哈德，他写道，查理为了备战，空前地兴奋和投入。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