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不思蜀：众人皆醉我亦醉的刘禅
在蜀汉的最后时光中，后主刘禅决定不顾礼制，给诸葛亮立庙，以此团结内部。曹魏方面，司马昭为了营造正统性，出动大兵，发动了伐蜀之役。面对曹魏大兵，蜀汉内部体制紊乱的问题出现，前方守卫要隘的将领无心作战，各自投敌；新起将领如诸葛瞻缺乏作战能力，一战即溃。当曹魏大兵出奇兵之后，蜀汉内部已无战意，在谯周劝说之下，举国投降。伐蜀成功之后，曹魏内部，钟会、邓艾发生权力纠纷，引发成都大乱，死伤无数。投降后的刘禅，作为安乐公，在曹魏内部享受富贵荣华，安心做一个太平鱼肉。
刘禅之思：诸葛立庙非礼所为
景耀六年（263）春，过完了元旦，刘禅总算能稍得休息。元旦期间，各种大礼祭祀都马虎不得，要自己亲自主持。锦官城里带着冬日的寒意，可喧嚣无比，车水马龙，安逸得很。过了南中，再往南到交州一带，听说冬日如夏，颇是暖和，让人舒坦。可那等地方，蛮夷遍地，不服教化，怎么比得上成都的繁华富庶。
过了新年，刘禅觉得自己快六十岁的人了，年纪大了，精力越发差了，折腾不起了。虽说自己当了这四十余年皇帝，养尊处优，也没怎么管过事，可有时还是要抓一抓权，显示自己的天子地位。不时还要出面调和下朝堂内的矛盾，缓和下各派关系。记得先帝在世时，大臣许慈、胡潜不和，先帝就让娼家伶人模仿二人争吵的形象，酒酣作乐，以为嬉戏，一时成为趣谈。
这等事，只有行事不拘一格、扬扬自得的枭雄先帝才干得出来，自己从小被诸葛丞相严格教育，熟读圣贤书，哪怕做不了尧舜，怎么也是个齐桓公吧。刘禅又想起，有一次自己读书读得不错，丞相向先帝表扬自己：“知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先帝闻言很是欣慰：“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1]
先帝还是与众不同的，哪怕他高举汉室正统，可登基时他却干了一件不符礼法的事。依照礼法规定，祭祀礼中最隆重的乃天子南郊祭天，称“效天”。天子祭天时，还要祭祀先祖，以此证明自己身份上的合法性。章武元年（221），先帝刘备在成都武担山南设坛，祭天却不祀祖。
不祀祖，不合于礼，先帝就这么干了，别人也奈何不得，后世还得帮着找理由，认为旧都未复，诸事草创，汉末丧乱，礼法沦没云云。又云，时日长久，刘备也找不到两汉哪个皇帝是自己祖宗了，“备虽绍代而起，亦未辨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 [2]。
先帝去世了，朕刘禅主政了，可丞相教导自己时还是很严格。丞相一直还担心自己，“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怕自己年纪轻，抵挡不住诱惑，真伪不辨。可朕刘禅还真不是这种人，从小跟在先帝、丞相后面，什么大场面没见过，自然会应对辨别，还真以为朕是糊涂蛋？先帝要求自己以父礼事丞相，自己也做到了。记得十八岁时，丞相还表扬自己：“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3]
丞相的人格魅力，让刘禅自小折服，在刘禅心中，丞相亦师亦父，不敢亲近，唯有敬仰。丞相接手蜀汉时，是一片烂摊子，“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南中叛乱，孙吴、曹魏虎视眈眈，国弱民穷，丞相却将一手烂牌，打出王炸。
由丞相操盘，蜀汉政权内部一向比较稳定，君臣关系相对和睦，没有曹魏、孙吴内部的政坛恶斗乃至血腥杀戮。之所以如此，刘禅深知乃是丞相的人格魅力所致，影响着蜀汉内部官员。回首往事，刘禅思绪涌动，又想起建兴十二年这一年，听闻丞相在五丈原去世后，心中大痛，肝胆欲碎。丞相对自己虽然严格，军政权力一把抓，但丞相有能力、有忠心。他专权不还是为了避免令出多家，为了恢复汉室江山，为了老刘家的千秋万代。
在丞相最后的时光里，刘禅自认是做到位了，该给的荣耀都给了，也向丞相表态将遵循“诸葛成规”，恢复汉室。刘禅登基的当年，就封丞相为武乡侯。丞相在汉中染病，至生命的最后关头，刘禅特意“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此举意义深远，丞相早就受封武乡侯，去世之后，应当上缴丞相印绶，武乡侯印绶则传给嗣爵者。刘禅特意派人前去，给丞相赐下印绶，这是给丞相随葬之用。
丞相葬在汉中，也有北伐未了的心愿。“汉之兴，自蜀汉”，汉高祖刘邦发端于汉中，先帝刘备兴于汉中，此地是北伐的基地。丞相期待着光复汉室，期待着平定天下，解百姓之困。可走向理想的道路，如同崎岖蜀道一般艰难。奋力回天的丞相，散发着若长庚一般的光辉，孤出照一方。
丞相刚去世，刘禅也不糊涂，知道必须做点什么，立刻颁布命令，禁止大臣奔丧，以免影响朝政。隐约记得，只有谯周这儒生在禁令颁布之前，一路从老家巴西郡急行，赶到丞相灵前奔丧。后来刘禅提拔蒋琬时，顺带也将谯周一起提拔了，现在成为蜀汉之股肱。这些年来，谯周发展得很不错，被称为“蜀中孔子”，弟子众多，如太子刘璿、尚书文立、巴东太守罗宪、太子洗马大将军主簿李密，当然还有个被贬职在乡的陈寿。
想起谯周，刘禅又想起丞相参军李邈，此人疏狂率直，曾经得罪过先帝，差点被杀，所幸丞相帮他求情，才免了一死。丞相死后，自己身着白衣，为丞相举行三天悼礼时，李邈竟然对刘禅说：“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4]这是干吗？骂丞相穷兵黩武？死得好，天下齐庆？
虽然自己偶尔也会腹诽丞相过于专权，可丞相这人绝不会有什么野心，有他在，自己这皇帝当得舒坦安心。李邈骂丞相骂得太狠了，枉费当年丞相还救过他。朕当即下令，将李邈下狱诛杀，朕也是难得杀伐果断一回。
丞相去世后，朕先难过了一阵子，之后以为没人管自己了，可以在宫里享受下生活。不想董允依旧严格得很，让自己都生出畏惧，就连扩充后宫的心思也断了。总归朕是皇帝，权力应该一手抓，可时局复杂，大敌环视，不如放权吧，让臣下们去经营江山吧。
朕先是提拔了蒋琬，也一度想继承丞相遗志，挥师北伐，可这蒋琬嘴上喊北伐喊得凶，其实是说给朕和主战派听的。蒋琬其实并不想北伐，朕也知道国力不足以伐魏，还特意派马忠去劝说下蒋琬。蒋琬去世后，朕一度也曾亲政，考察了几年后，才将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费祎，让他们放手去做吧。朕在宫中，乐享太平无忧，有何不可？
沉思之间，刘禅又想起最近的一件大事，有大臣上表呼吁为诸葛丞相立庙，得到朝野上下响应。当年丞相去世之后，民间纷纷哀悼，各地都提出要为丞相设庙祭祀。当年朝议时，大臣们多主张立庙，刘禅认为与礼秩不合，加以否决。现在旧话重提，刘禅必须作出决定了。
根据礼制规定，能立庙享受祭祀的，必须是有功于人民的圣王，“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 [5]。但就是有大功于人民，奔波操劳一生的大臣，如辅佐王业、兢兢业业的周公，也不得立庙祭祀。汉代“祭功臣于庭”，功臣可以跟着皇帝，在太庙配享祭祀，分享点香火。据此，诸葛亮可“配飨”于刘备的庙庭，但不可单独立庙祭祀。
当年刘禅硬是没同意给诸葛亮设庙。至于原因，他说是“不合礼秩”，这是站得住脚的，并不是后人所说的刘禅记恨诸葛亮，不肯给他立庙。刘禅如果记恨诸葛亮，也不会厚待诸葛瞻，乃至将女儿下嫁给他。
蜀汉立国之后，以礼法为旗帜，以王业为号召，刘备遗诏还让刘禅“读《汉书》《礼记》”。蜀汉高举正统大旗，倡导礼法之治，吸纳了一批精研“六经”、通诸经史的儒生进入权力层，其中如谯周、尹默、来忠、许慈、李譔等人。刘禅及身边的大臣，都熟知礼制，知道为诸葛丞相立庙，不合于礼。屈从于民间的呼声，放弃作为国家根本的礼制，则国家如何统治？
朝廷不同意立庙祭祀，民间就依照时节，在道路巷陌私祭诸葛亮。诸葛亮之祭本应随时间推移，由热而冷，不想多年之后，却是持续保持热度。诸葛祭祀更传承千余年，南宋时陆游来到汉中，看到“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6]。“去今千有余岁，蜀汉间往往有祠，奉祀不替。” [7]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些不过是崇拜者的溢美之词而已，不足为信。诸葛亮五次北伐，征发诸郡人力物力资源，苛征民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亮卒之后，士伍亡” [8]。至蒋琬、费祎执政后，邦家合一，保境安民，也是对往昔政策的修正。
诸葛亮在世时，“严威切法，控勒蜀人” [9]，过度征用民间民力，虽鞠躬尽瘁，也导致民生多艰。不想他去世了，被伤害了利益的底层民众反而为他痛心，加以哀悼，恨不得死而后已。 [10]这是因为，普通民众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利益的损害是持续北伐所带来的。在民众看来，伤害他们利益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敌曹魏。经过持续的渲染，曹魏篡夺汉室，残剥海内的邪恶形象深入人心。人们真诚地相信，诸葛亮对外的战争是正义的，是王者之战，尊而且义。出师未捷身先死，念及诸葛丞相，虽底层民众也要共情一把，加以痛哀。
诸葛亮之所以能得到巴蜀地区民众的爱戴，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建立了规则，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公正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诸葛成规”。在诸葛成规之下，权力要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运行，一般民众的生活也能得到基本的保障，这就是“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11]。
虽说由于过度征伐，蜀汉地区普通民众只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但由于诸葛成规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在乱世之中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故而得到民众热爱。“世信祭祀，谓祭祀必有福” [12]。崇拜丞相，祭祀丞相，一般民众所图所求，不外是风调雨顺、改善生活、求财得子罢了。至于其他，诸如讨伐贼魏、恢复汉室之类宏大目标，虽距离普通人太过遥远，但也能打打鸡血，振奋下人心。
在南中地区，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势力，是所谓的先进文明对落后地区的大规模入侵开拓。虽然诸葛亮并没有完全介入南中事务，乃至于在南中采取“南人治南”的策略，但是在他之后的马忠、张嶷等将领则全面深入南中，改造了南中地区的社会结构，由此后人将这些都归功于诸葛亮，认为他为南中地区带来了所谓的文明开化，进而加以崇拜，进行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民间这么轰轰烈烈地祭奠丞相，朝廷却如此冷淡，着实伤了人心。民间可搞不清，朝廷在立庙上有那么多规矩。而民间“不在祀典”的祭祀，属于“淫祀”，素来被严禁。擅自搞“非礼之祭”者，依照律法是要按照左道旁门罪论处的。只是因为涉及诸葛丞相，蜀汉朝廷也不好处理，只好无视多年。
此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上表称：“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 [13]诸葛丞相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依赖斯人。官方祭祀的缺失，使民众在郊野巷祭，此非存德念功、追思先贤之法，故而建议顺应民心，为诸葛亮设庙祭祀。
此前曾有人建议，在成都为诸葛亮设庙，这与设在成都的刘备宗庙冲突，不合礼法，被刘禅否决。习隆、向充这次比较聪明，建议在靠近诸葛亮定军山墓地的沔阳设庙，这样亲属可以按照时节祭祀，臣属故旧也可以前去祭拜，如此“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14]。
此外，为了笼络南中地区民众，蜀汉政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加以移风易俗。马忠、张嶷镇守南中多年，威名赫赫，二人死后，南中地区蛮夷为之设庙祭祀，这也不合于礼。可为了统治需要，为了安定南中，蜀汉朝廷还是默许了。如果朝廷内有固守礼法的大臣提出异议，则一句“那是蛮夷之地自己乱搞的”，也就可以交代了。
但蜀汉为诸葛亮立庙，却又是非礼所为。联系同时之魏、吴二国，均无单独为大臣立庙祭祀，也可知蜀汉为诸葛亮立庙祭祀，实为“非礼”之举。蜀汉为诸葛亮立庙加以祭祀，是“非礼”，即《史记》所谓“缘人情而制礼”原则之滥用。 [15]刘禅之所以非礼而乱为，也是时局所迫了。
此时的蜀汉，在陈祗去世之后，内部开始出现纷乱，刘禅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早先诸葛成规之下，宫府一体，军政合一，由此避免内部倾轧，保证了蜀汉的整体动员力，在面对曹魏时，亦能持续主动进攻。借助诸葛立庙，安抚诸葛亮的弟子姜维与儿子诸葛瞻，以丞相为号召，将蜀汉百姓团结在恢复汉室的旗帜下，保证蜀汉江山的持续统治。
且这些年来，蜀汉持续发动战事，国力消耗太大，所幸还有蜀锦、钱币、马匹等土产能对孙吴出口。两年前，也就是景耀四年（261），诸葛瞻刚刚统政，孙吴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来蜀，求购马匹，顺带观察蜀汉情况。薛珝回去后，告诉吴主孙休：“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 [16]薛珝的话，部分是贬低蜀汉，因为孙吴自身日子也不好过，哪里能见得别人好；部分也是实情，蜀汉内部纷争，民疲师老，一般民众难免面带菜色。既然民间喜欢祭祀诸葛亮，堵不如疏，干脆做到位，为丞相立庙，安抚下民间，给些希望。
景耀六年（263）春，刘禅下诏，为诸葛亮立祠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南），此时距离诸葛亮过世已经二十九年矣。蜀汉人心一直思念诸葛丞相，但此年曹魏大军攻伐蜀汉时，蜀汉军队并未爆发太高战斗力。盖中国社会，怀念、热爱是一回事，行动、奉献是另一回事。
当初就诸葛立庙，曾有人提议设在成都，被视为“偪宗庙”，也就是侵犯了刘氏宗庙的至尊地位与朝廷的皇权，自然被否决。早在西汉时，就形成了“陵旁立庙”，即在皇帝陵墓旁设庙祭祀。因为刘备的惠陵在成都，故而宗庙也在成都。如果诸葛亮在成都设庙，则是死后侵犯皇权了。诸葛亮一生谨慎，死后都遗命葬在定军山，也是避免与皇帝陵墓宗庙相冲突。
不想日后，成都却有了诸葛武侯祠，渐渐无人知道先主庙。成都出现诸葛亮庙，约在成汉李雄称王时期（304—334）。“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夷少城，独存孔明庙” [17]。此期间在成都立诸葛庙，此后一直持续，再无人关注是否合于礼了。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至成都，访诸葛武侯祠，留下了名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南梁《殷芸小说》讲了一个故事。东晋中期，权臣桓温西征成汉时，遇到一名诸葛亮时代的小吏，年已百余岁。桓温得意扬扬地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小吏答：“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18]丞相在时，不觉如何，丞相去矣，方觉可贵，世间再无此等人物。此后两千余年，诸葛亮让后人如此着迷，“当年千金一诺，雪如桃花飘肩。忠信此生不渝，惜屡伐未得功”。
阳安关口：蜀汉自乱与邓艾伐蜀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曹魏景元四年（263）夏，司马昭之心是什么？
司马昭迫切需要来自战场的胜利。
曹魏甘露三年（258）二月，平定淮南诸葛诞之变后，司马昭全面执掌权力。此年五月，一度有“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之动议，司马昭之心毕露。魏少帝曹髦不甘心坐以待毙，结果当街被杀，天下哗然。此后数年，虽屡有加九锡之议，司马昭也没脸皮接受。一场战争的胜利，可以为司马昭篡魏提供合法性，摆脱弑君带来的危机。
景元三年（262），有禁军勇士毛遂自荐，向司马昭请求入蜀行刺。从事中郎荀勖认为，刺客非堂堂正正大国之举，要除蜀汉，也该兴师挞伐，这让司马昭动了伐蜀之念。景元三年冬，朝廷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
发动对蜀汉的战争，因为司马昭了解蜀汉的家底，这也是情报工作到位。景元四年（263）夏，司马昭召集军事会议，商议伐蜀之战。在会上就蜀汉军力加以分析：“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 [19]
此年秋，曹魏分兵三路，一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领兵三万，攻打沓中姜维。一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帅，领兵三万，攻取武街、阴平桥头，截断姜维前往汉中的退路。一路为钟会统领其余人马，共十余万，分兵三路进攻汉中。伐蜀的战略是，吸引姜维主力于沓中，主力出骆谷、斜谷，进取汉中。
战前主持雍凉军事的司马望奉调回京，其职位由钟会接替，此年钟会三十九岁，有野望之心，怀等夷之志。
钟会出自名门，其父是“一代伟人”钟繇，乃曹操最心腹。曹操出征时，将关中之事，全部托付给钟繇。钟繇以书法见长，与王羲之并列。钟繇的功名与才名，使颍川钟氏演变为当时一等豪门大族。钟会与司马昭兄弟在少年时就已相识，情谊甚笃。
司马师在许昌临去世前，司马昭紧急奔赴军中，由乃兄交代身后之事。司马师死后，魏帝曹芳令司马昭留守许昌，由尚书傅嘏领兵返回洛阳。钟会建议司马昭无视诏书，直接领兵回京，控制军权。此后诸葛诞举兵，钟会一手策划平乱，被视为当世之张良，乃司马昭最心腹之人。
钟会与“竹林七贤”等所谓名士，也有过交往。有一次，嵇康在长林之下锻铁，贵公子钟会来访，乘肥衣轻，宾客如云。嵇康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与之酬对，钟会衔恨而去。嵇康名望高，为士人所追捧，他又曾娶曹操之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带有曹氏的烙印，引起司马昭猜疑。钟会进谗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且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20]，遂使司马昭下定决心，诛杀嵇康。
此次伐蜀之战，由司马昭、钟会一手拟定，二人时常筹度地形，考论时势。曹魏内部，文臣武将多数反对伐蜀，司马昭发出哀叹：“众人皆言不可，唯（钟）会与吾意同。” [21]
战前，征西将军邓艾一直反对伐蜀，实深知伐蜀之难。只是司马昭决心已下，以伐蜀核心人物钟会为前方主帅。邓艾虽由司马懿一手提拔，屡立战功，却不是司马昭集团的核心人物。司马昭决策的主要人物，来自曹魏功臣、名门之后，邓艾则是平民出身。虽然邓艾是司马懿一手提拔上来的，但与司马昭有年龄上的代沟，不似钟会、贾充那样与司马兄弟关系亲密。
由于邓艾对伐蜀并不积极，又手握重兵，司马昭特意派主簿师纂，至邓艾军中，加以监督。邓艾此人，出身贫寒，靠着个人打拼才能有今日的地位。故而邓艾自负才华，其属下一旦应答让他不满，辄大肆辱骂，故而虽战功显赫，却不是那么得到部属的拥戴，没几个死忠。故而后来邓艾部将营救他时，并不是那么卖力。
至于钟会，野心勃勃，内外皆知。出兵之前，钟会之兄钟毓曾向司马昭进言，认为乃弟虽才智过人，但喜玩弄权术，不可专任。司马昭闻言大笑云：“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22]后钟毓病亡，钟会反叛，司马昭果然网开一面，特赦钟毓之子，官爵如故。
钟会因为嵇康被杀案及骄横跋扈，得罪了不少人，对他有非议乃是常态。但所谓有人提前预测钟会将反，不过是“事后聪明式偏见”和“我早就知道了”的表达，既可向司马昭彰显忠诚，也可显示自己并不那么过人的智慧。此类记录，却又深得著史者欢心，采纳入书，让后世读者陷入更深误区。
司马昭对钟会极为信任，但到底是托付大军，还是需要有所掣肘。依照曹魏制度，凡是将帅领兵作战，要留家人在京师作为人质，如果单身无子弟，则不可领兵，是为“单身无任”。钟会在当日也是另类，没有娶妻生子，以哥哥钟毓的两个儿子钟邕、钟毅为养子。此次出兵，钟邕随军，钟毅留作人质。
钟会军中，以卫瓘为监军，单独领兵千人。卫瓘，河东安邑人。卫氏是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望族，其祖上卫暠，在汉明帝时以儒学显名。卫瓘之父卫觊长于书法，尤工草书，好古文，鸟篆、隶书无所不善，卫瓘也是当时著名书法家。钟会、卫瓘，二人年龄相当，出自名门，精于书法，自然有较多共同语言。因邓艾出自寒门，终究与望族出身的卫瓘有隔阂，在钟会与邓艾的纠纷中，卫瓘与钟会结盟。
蜀汉的兵力分布是，姜维带领一部分主力，约五万人，驻守沓中。在汉中，汉中都督胡济领军五千驻汉寿，将军蒋斌领军五千驻汉城，将军王含领军五千驻乐城，将军傅佥、蒋舒领守军五千驻阳安关。此外在成都及江州、南中等地，各有部分驻兵。
曹魏方面的判断是，汉中兵力空虚，能迅速拿下，如此钟会可建奇功，司马昭有战绩可以称颂。钟会统十余万众，分别从斜谷、骆谷入汉中。牙门将许仪领命，在前方整修道路，钟会在后行，不想过桥时桥穿，马足陷入。钟会大怒，斩杀许仪。许仪乃虎将许褚之子，有功于王室，一时全军震竦，畏惧之中也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曹魏大军来袭后，蜀汉由汉中各围退至汉、乐二城，重点防御。钟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荀恺围汉城，李辅围乐城。钟会则领兵出击，护军胡烈领兵先行，直奔要隘阳安关（关城）。诸葛亮屯兵汉中时，新筑阳安关（陕西勉县西），城址所在，乃昔日萧何修“白马塞”处，故而又称“白马城”，后世改称“阳平关”。阳安关扼汉中盆地咽喉，失阳安关，则汉中不保。
作为先锋的胡烈，在曹魏军中乃是重要人物。胡烈，雍州安定临泾人，安定胡氏乃关陇武将世家，与司马氏渊源颇深。胡烈的父亲胡遵追随司马懿征战多年。胡烈之兄，参与了系列重要战事，其女嫁给了司马炎。另一路主将诸葛绪的孙女诸葛婉，后来也成为司马炎的妃子。此次伐蜀的主将之中，也就邓艾与司马氏关系相对疏远。
阳安关由傅佥、蒋舒二将守城，本应据关固守。不想蒋舒诈称要出城杀敌，傅佥加以劝说，不可违命出战。蒋舒声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 [23]，乃领兵出城。
由此可见，蜀汉军中，系统混乱。汉中都督胡济被调去守卫汉寿，汉中守将各自为政，群龙无首，这也是姜维轻汉中战略的结果。出城后，蒋舒即向胡烈投降。城中防守空虚，魏军趁机攻城，傅佥苦战而死。至于蒋舒为何投降，《蜀记》曰：“蒋舒为武兴督，在事无称，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汉中守，舒恨，故开城出降。” [24]
拿下阳安关，钟会大军长驱而入汉中盆地，又得了大量粮草，补充军需。入汉中后，钟会发布檄文，劝告各地蜀军投降，又至诸葛亮墓地祭拜，收拢人心。至此蜀汉东线陷入被动，只剩被围的要塞。阳安关失守是蜀汉整个防御体系倒下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将引发系列连锁反应。
在西线，得到钟会入汉中的消息后，姜维即领兵回援，邓艾领兵紧追，双方在强川口交战。 [25]此战姜维遭到沉重损失，赵云之子赵广阵亡，战后迅速撤退。此时诸葛绪已经领兵至阴平桥头（位于今甘肃文县），堵住前往汉中的道路。
姜维虚晃一枪，绕道孔函谷，做出北上攻击诸葛绪后方态势。诸葛绪被迫后退三十里追赶姜维，姜维迅速通过阴平桥头，前往汉中。
诸葛绪发现中计后，迅速返回，结果晚了一天赶到阴平桥头，未能截断姜维退路。姜维成功突破封锁，在阴平与廖化会合，也得到阳安关失守的消息。此时蜀汉东西两线处处被动，姜维、廖化退至白水关（关头），此时张翼、董厥等领兵赶到汉寿（葭萌关）守卫。不想姜维决定放弃白水关、汉寿两处险要，合兵之后，退至剑阁，依托险峻地势防守。
放弃白水关、汉寿两处要隘之后，使邓艾在西线拥有了足够的自由，不受牵制，后期可以发起对蜀汉腹地的奇袭。姜维此举是在一团乱麻之下的被动战略，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下倒下的第二张牌。
九月，钟会主力至剑阁，与姜维对峙。诸葛绪未能堵住姜维，不听邓艾劝阻，领兵与钟会主力会合。钟会一心想要立功，却被限制在剑阁外，归咎于诸葛绪畏缩不前，收编了其人马，将他解送洛阳问罪。诸葛绪满怀忐忑，等着未知的命运，却不想他避开了未来的血雨腥风，竟由此富贵一生。
钟会面对剑阁天险，无可奈何，忧虑后勤补给困难，军议时多认为应当退兵。邓艾原本应领兵与钟会会合，但他驻兵阴平。看到钟会大军无法突破，就上书司马昭，建议由他领兵，走阴平小道，穿越七百里山地，绕开剑阁，直取成都。邓艾信誓旦旦：“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26]此时的邓艾对司马昭还是比较尊重，大事必请示，无飞扬跋扈姿态。
到目前为止，蜀汉应对虽然有各种失误，如果能就此稳住，等待援兵，耗尽钟会军粮，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但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老将邓艾出奇兵涉险，江由戍 [27]不战而降，诸葛瞻不堪一战，刘禅在成都投降，蜀汉就此轻易灭亡。
后世史家，多将蜀汉轻易覆灭，归咎于黄皓弄权，未守住阴平桥头、阳安关口，贻误战机。《华阳国志》载，魏军出动后，大将军姜维上表后主刘禅，求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黄皓信巫鬼，谓敌不会来，请后主放心。陈寿《三国志》则记录，曹魏出兵伐蜀后，黄皓请鬼巫占卜，认为不会有敌来犯，让后主刘禅不要当回事，“而群臣不知”，最终导致了蜀汉覆灭。
黄皓误国说，并不靠谱。实际情况是，刘禅得知曹魏来攻后，调兵遣将，加以应对。刘禅派廖化领兵，去沓中增援姜维，派张翼、董厥等领兵，支援阳安关。如果“征信鬼巫”之后，刘禅无视敌情，则如何调兵遣将？至于说群臣不知，则更不可能了。曹魏大兵来伐，乃国运之战，刘禅特意改元“炎兴”，如何能群臣不知？
黄皓却是可恨可杀，但他始终只是刘禅的一条狗，代表着刘禅的意志。在关系国运之战时，他根本无法影响到军国大事。《三国志》中，除了黄皓“征信鬼巫”外，还有一些涉及黄皓的内容，无非是弄权作恶之类。陈寿惜墨如金，对黄皓却毫不吝啬笔墨，足见二人却有私人恩怨。将蜀国之覆灭，归于黄皓之恶，亦可开脱刘禅、诸葛瞻、姜维等应对失误之责。
自钟会伐蜀后，蜀汉的应对是极为混乱的，缺乏统一的调配。原先诸葛亮、蒋琬、费祎执政时，军政一体，令出必行，上下如一的态势已经不再。乃至刘禅都不得不亲自出面，胡乱指挥。刘禅是庸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亲自上阵指挥。
诸葛亮执政后，建立起来的权相主政模式，虽有各类弊端，但保证了意志的统一、军政的统一，能充分调动各类资源，服务国家目标，由此蜀汉能以小搏大，持续进击，在与实力强大的曹魏的历次交锋中，不落下风。至陈祗时代，虽军政两途，但彼此尚能配合。陈祗一死，军政分歧，宫府之间，军政之间，关系混乱，号令不一，恶果此时彰显。
景元四年（263）十月，伐蜀之战取得初胜之后，司马昭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
十月，孙吴计划出兵援蜀，分兵三路。作战计划是，丁奉督诸军攻魏国寿春。留平至南郡，与施绩会合，率军进攻襄阳。丁封、孙异领军入沔水，救援汉中。可直至蜀汉覆灭，孙吴援军还未曾出动。蜀汉内部可用的将领，尚有坐镇南中的霍弋。霍弋闻魏军来，要领兵至成都援助，不想后主刘禅竟让以“备敌既定”，不要他来了，真是昏招迭出。
江山坐缚：老臣谯周的投降论
登上一座高峰，遥望着前方连绵起伏的大山、无边无际的林木，雀鹰翱翔于空，待机而下，捕获猎物。邓艾如猛虎般雄踞于山巅，蓄力待势，直扑成都，那里有无尽的繁华，可成就一番伟业，不枉人间走一回。
邓艾此年已经六十六岁，放牛娃出身的他，一生历尽无数艰辛，才走到今日。少年时，每看到山川河流，他都爱指点一番，如何行军布阵，被乡人视为神经之举。他有口吃，在崇尚名士风流的朝堂之上，常被视为笑柄。在新的司马氏权力核心圈中，他属于外围人物。他已是高龄，更迫切需要战功来证明自己，为自己及子孙赚一场大富贵。穿越无人能行的阴平古道，是他此生最大的一次赌博，也是最后一次豪赌。
冬十月，邓艾领兵万余人，进入阴平小道。阴平小道起于阴平郡（今甘肃陇南文县），穿过摩天岭，终点是江由戍，路途七百里，人迹罕至，鸟兽成群。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小道之上，最险峻的乃是摩天岭，山高如云表，玄鹤尚怯飞。行军途中，邓艾身先士卒，一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粮食将匮，危险重重。后世传说，行到险峻之处，邓艾以毡自裹，翻转而下，这在险峻山中，无疑寻死，自然是不可能的。
十一月，邓艾帅万余人，成功穿越阴平小道绝险，进至蜀汉要隘江由戍。此前钟会也抽调出部分兵力交给将领田章率领，从剑阁西径出，前往江由戍，既用于支援，也加以监视。田章所率军队，未走小道，提前抵达江由戍守外。
蜀汉在险峻偏僻之地设置江由戍，本意是防范羌人、氐人的进犯，此时本可阻挡邓艾的前进。面对突然出现的曹魏大兵，城中守将马邈惊惶失措，他做了一个错误决定，派出三队人马伏击魏军，结果被田章击破。战败之后，马邈没了斗志，选择投降。依托江由戍的险峻，马邈完全能够拦阻邓艾进军，等待援军。田章连破蜀汉伏兵，邓艾便让田章为前锋，长驱直入。
在魏伐蜀之战中，蜀汉将领表现得极为拙劣，缺乏指挥素养，更无战斗意志。这也是蜀汉内部在诸葛亮所高举的汉贼不两立、伐魏兴汉大旗逐渐失去感召力后，战斗意志薄弱的结果。当姜维一次次的北伐成了不痛不痒的骚扰战，蜀汉民间已经没有了危机感，也没有了北伐的豪情壮志。所存的平庸之辈，驽马铅刀，碌碌无为，自然是遇战即降了。江由戍失陷，多米诺骨牌，又倒下了一张。
邓艾雷厉风行，拿下江由戍后，继续沿左儋道，一路急行军奔袭涪县。儋为担的古字，云路狭窄，依山傍水，行人担负行李只能用左肩，不得易肩。 [28]蜀汉时，涪县治今绵阳城东，位于涪江东岸，乃成都东北面要冲，曾是蒋琬大本营所在。
蜀汉政权此时也有了覆灭在即之感，后主刘禅急令卫将军诸葛瞻率兵急赴涪县抵御邓艾。此时成都兵力已空，诸葛瞻所领主要是成都禁军及周边郡县兵，并非蜀汉精锐。此前张翼、董厥出战，带走了成都腹地的能战之师。蜀汉的最精锐之师，都压在了剑阁前方，而东线阎宇、南线霍弋则未被及时调动，也是此战中的决策失误。
诸葛瞻是在赞美声中成长的，美声溢誉之下，他是自信的。他虽然未曾指挥过军事，可靠着诸葛亮的光环，也能号召大军，振起士气，只是他所面对的乃是邓艾所领百战精锐。此次伐蜀之战，邓艾下足本钱，在凉州募集善战羌胡健儿五千余人，许以厚报。自出阴平道后，这支精锐，一路奏凯，无往不利。
诸葛瞻领兵抵达涪县后，最稳妥的战术就是依托险要固守，而邓艾快速行军，攻坚能力缺乏，粮草补给困难。诸葛瞻部属黄崇，乃迫不得已降魏的黄权之子，建议诸葛瞻抢占险要，将邓艾全军堵在左儋道。邓艾孤军突进，只要拖延下去，后勤补给断绝，必然不战而溃。黄崇虽大哭劝告，诸葛瞻却不为所动。
诸葛瞻昏招迭出，他主动放弃了涪县，退兵至绵竹，在平地上布阵，准备与邓艾正面决战。临战之前，邓艾致书诸葛瞻，加以刺激：“若降者必表为琅琊王。” [29]之所以封为琅琊王，因为诸葛家族出自琅琊。诸葛瞻自视甚高，看了信后勃然大怒，将邓艾使者处死，一心求战。
开战之后，邓艾遣儿子邓忠于右侧，师纂于左侧，发动攻势。结果初战不利，邓忠、师纂狼狈退回，向邓艾诉苦：“贼未可击。”邓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 [30]怒叱邓忠、师纂，要将其斩首，在众将苦求下，才饶了一命。
在邓艾的屠刀威胁下，邓忠、师纂领兵再次出击，与诸葛瞻交战。初战取胜后，诸葛瞻更是大意。此番再战，魏军精锐全出，置之死地而后生，斩杀诸葛瞻及尚书张遵等将领。此战中，蜀汉开国元勋的二代、三代大量陨落。诸葛瞻与儿子诸葛尚一起战死。张飞长子张苞早死，长孙张遵此次随诸葛瞻出征，也战死于绵竹。黄崇抱必死之心，临阵冲杀，死于乱军之中。李恢之侄李球也在此战中身死。
诸葛瞻绵竹大败，多米诺骨牌再倒下一块。
此战史料记录不多。后世一些记录如《元和郡县志》称，诸葛瞻、诸葛尚开战时，“埋人脚步而战”，简直是荒诞无稽之说，将士脚步束缚求战，再昏聩的指挥官也做不出来。至于诸葛瞻七万雄兵，败于邓艾二千孤军，纯属小说家言了。
此战诸葛瞻手中的兵力不如邓艾，且是杂兵，并无战力，而邓艾所统乃是百战精锐。但诸葛瞻不守要隘，而与邓艾决战，乃大失策。乃父诸葛亮在世时，评价儿子“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 [31]，真是一语中的。诸葛瞻在各种光环中成长，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听不进黄崇的进言。诸葛瞻一生顺风顺水，未曾经历过战阵，也没有过挫折。初上战场，诸葛瞻视战事过于容易，结果溃败身死。
邓艾打下绵竹，继续前进。绵竹至成都之间，还有一道天险雒城横亘。当年刘备攻打了一年，也没打下来，还折损了凤雏庞统。成都哪怕再兵力空虚，也可抽调出部分士卒增强雒城的防守，等待各方援兵。可在雒城，并未爆发战事，刘禅却主动来投降了。
蜀汉内部，听闻诸葛瞻战败消息后，人心变动。后主刘禅本就是个资质平庸之人，此次为了抵御曹魏大军，已很努力地走上前台，亲自指挥，调兵遣将，不想接连战败。雒城一旦失陷，则邓艾兵临成都。刘禅此时的选择有三：一、向东去投奔盟友孙吴，待机收复巴蜀；二、向南，前往南中，依托复杂地形，苟延残喘，等待天下大变；三、固守成都，等待各方援兵。
刘禅太平了大半辈子，临老了却面临国运之战。在连番失利之下，他如同惊弓之鸟，手头所剩兵力无几，决定放弃固守成都，那么是向东、还是向南？他在犹豫。谯周此时走上历史舞台，游说刘禅，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选择——投降。
谯周劝告刘禅，不要东逃南窜，而应投降。谯周分析给刘禅听，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寄寓他国者。且一旦入吴，也是人臣了。大能吞小，乃自然之理，魏大吴小，则魏早晚吞吴。以此而论，何必向小称臣，自取其辱？且要逃亡南中，应当早做准备，此时仓促上路，大敌在后，“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32]。
刘禅缺乏决断力，被谯周的话语给震住。有大臣不满，反驳道：“今邓艾已经不远，如果不接受投降，将如之何？”谯周分析，现在孙吴尚未归附魏国，必然会接受蜀汉投降，且加以厚待。谯周誓言，如果陛下投降魏国后，“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33]。
谯周的投降论，论点充沛，众人竟无法反驳。后主刘禅犹豫不决，还是倾向于撤往南中。谯周分析了不可前往南中的三条理由：其一，南中地方各部，平时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现在跑去投靠他们，绝无可能。其二，魏军必定会穷追不舍，等魏军追来再想投降，就难了。其三，逃去南中后，没有地方聚敛军费，必然要加大对南中各部的盘剥，这会加速反叛。现在投降，还可以有一场富贵，逃亡南中，“势穷乃服，其祸必深” [34]。
蜀汉四十二年（221—263）统治期间，从诸葛亮时期的“南人治南”，再到蒋琬、费祎时期的武力经营南中，部分改造了南中，对蛮夷“诱以恩信”，使一些“夷帅”降附，不再为衅。但广阔的南中地区，并非短短几十年就可完成全面改造。此后两千余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治理上，历代王朝的政策，不外“羁縻”二字。刘禅出奔南中，面对的必然是谯周所言“后有追兵，前有叛乱”的困局。
谯周知道刘禅耳朵根子软，又用《易》中的“亢”字，解释投降才是保存之道，乃是知天命而为之。谯周又举出微子面缚衔璧、投降武王的例子，加以劝说。最后谯周竟然说服了刘禅，决定降魏。
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谌，听了谯周的一番话后，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35]刘禅将刘谌喝退，立刻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找邓艾投降。降书乃郤正所作，郤正是河南偃师人，祖父为灵帝时益州刺史郤俭，父亲郤揖为孟达营都督，早就降魏。
邓艾在雒县城外，看着险峻高墙，正在发愁时，突然蜀汉使者过来请降，心中狂喜之情无法言表。蜀汉政权四十二年的统治，至此告终，刘备、诸葛亮开创的事业，付诸东流。
在剑阁前线，姜维大军正与钟会对峙，汉中盆地的汉城、乐城尚在固守。吴国救兵还未上路，东线的阎宇正带兵赶来，南线霍弋的骁勇部曲也是蓄势待发，但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刘禅养尊处优多年的帝王之手，将最后一张牌亲自推倒，蜀汉降了。
魏军大兵伐蜀，蜀汉也并不是必败之局，可因为系统紊乱，终一败涂地，使邓艾轻松得了不世之功。八百年后，苏老泉大骂“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认为蜀汉江山，所托非人也。历史如果重来，蜀汉熬过了这一波的攻伐，还能坚持过下一波攻伐吗？
至灭蜀之后，咸熙元年（264）三月，司马昭接受晋王封号。功绩在手，天下我有，此后司马昭紧锣密鼓，策划禅让代魏。司马昭没来得及完成魏晋嬗代，就在此年八月去世。次年十二月，其子司马炎受禅称帝。
一说认为，谯周的投降论代表的也是益州本土势力的声音，此战蜀汉军队表现出的畏战投降，也是受此股力量的影响。此说认为，益州本土势力借助此次曹魏伐蜀，试图驱逐外来势力，不管结果如何，益州本土势力都能得到发展。“益州的人民，也因为负担逐年加重，不愿继续作战，来延长国内割据的局面。人民不愿作战，益州势力投降的论调高唱入云，蜀汉政权只有投降的一条道路了。” [36]
投降派的核心人物谯周，其思想经历了复杂的转变。建兴二年（224），诸葛亮选用属吏，第一次召见谯周。此时的谯周，年纪轻轻，体貌素朴，有些青涩，言谈举止不脱乡土之气，见到心中的偶像诸葛亮，难免紧张，举止局促。召见之时，谯周的滑稽言行，逗得诸葛亮身边的幕僚都忍不住发笑，就连诸葛亮自己也笑了，此为“丞相一笑见谯周”。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于渭滨前线，谯周是唯一一个赶到前方吊唁的官员，可见他对诸葛亮的推崇，对北伐理念的认可。延熙元年（238），针对后主刘禅追求奢华、大兴土木、沉醉声色，谯周特意提醒刘禅，“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 [37]，应该力求节俭，提拔人才。此时的谯周仍然不忘诸葛遗志，期待着光复汉室。
将近三十年后，谯周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延熙二十年（257），因为反对姜维北伐，谯周与主政的陈祗爆发激烈争论，并抛出《仇国论》，反对北伐。文中认为，作为小国，应与民休息，壮大国力，凝聚民心，众志成城，再图其他。此文抛出后，谯周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可见谯周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也不单单是益州本土派的利益，而是蜀汉内部普遍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