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亡有因：蜀汉屡次北伐失败的原因
从诸葛亮五次北伐，到姜维九次北伐，蜀汉持续进击，却屡战无功。在魏蜀吴三国之中，曹魏无疑占据了绝对的实力优势。通过大规模屯田，开发江淮、关中等地，曹魏方面形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优势。蜀汉与盟友孙吴之间，又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体系，虽有过军事合作，却未奏效。就蜀汉自身而言，一直存在着粮食少、兵不足、人才匮等系列问题，其中原因，却是为何？
想打吗：雄厚魏国与守势战略
实力最为雄厚的曹魏，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三国争霸战中，采取的战略方针却是守势，这是为何？
曹魏太和元年（227），诸葛亮屯兵汉中。魏明帝曹叡想要先发制人，发动攻势。散骑常侍孙资劝阻，建议采取守势战略。孙资认为，“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 [1]，也就是进攻方所消耗的资源，一般是防守方的三倍，攻势太过消耗资源，不如以大将占据险要，采取守势战略，如此将士虎睡，百姓无事。孙资认为，采取守势战略后，“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 [2]。
依据此战略，曹魏在东线、西线选择要隘，建设堡垒，据险固守。西线多为连绵高山，险峻异常，更能显示要塞优势。地形、要塞既限制了诸葛亮用兵的规模，也限制了其战术，无法机动灵活作战，只能硬啃。在祁山、上邽等要塞，诸葛亮用兵大都无功而返。在陈仓，诸葛亮动用了各种攻城工具，如云梯、冲车、投石机、挖地道、搭高台等，均未能奏效。
曹魏太和四年（230）四月，曹真分兵四路伐蜀。改行主动进攻战略在曹魏内部引发反对，太尉华歆认为应当优先处理国政：“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 [3]此次伐蜀失败后，魏明帝曹叡更加坚定了防守战略，以待天时。
在诸葛亮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北伐中，曹魏主将司马懿坚持防守反击战略，与诸葛亮对峙，最终耗死诸葛亮。诸葛亮死后，蜀汉军中杨仪、魏延爆发内乱，司马懿想要利用机会追击，也被明帝曹叡下诏制止。
后世王夫之对司马懿观感极差，认为司马懿“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 [4]。但司马懿在秦川所采取的守势战略，却是极为高明。就战术而言，诸葛亮保持进攻态势，掌控了战争的主动权，且通过持续北伐，高倡兴汉讨贼，团结了人心，也获得了一些战场上的收获。就战略而言，曹魏方面通过守势战略，抵挡住了蜀汉举国之力的多次进攻，在持续的消耗战中，极大消耗蜀汉国力，乃至耗死了诸葛亮，使蜀汉失去了核心人物。
对蜀汉、孙吴，曹魏都采取守势战略，而对割据辽东的公孙氏势力，曹魏则采取防守反击战略，适时予以打击。曹魏太和二年（228），公孙渊夺取叔父公孙恭之位，执掌辽东，遣使联络曹魏。此时魏明帝曹叡刚刚登基，曹魏内部有呼声，应趁公孙渊立足未稳，将其平定。曹叡处境艰难，面对孙吴、蜀汉的持续进击，只得默认公孙渊割据，封其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虽然得到曹魏的封赏，可面对着庞然大物曹魏，公孙渊还是畏惧不安，又遣使从海上联络孙权，试图获得外援。乱世之中，多个外援多条路。孙吴黄龙元年（229），孙权遣使至辽东进行接触。嘉禾元年（232）三月，孙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渡海，出使辽东。
孙权对公孙渊来投，表现得极为热心，因为这将表明他宣威四夷、镇抚四方，乃是受命于天，可以弥补合法性上的不足。为填补正统性的缺失，孙权乃至使出各种昏招，黄龙二年（230），孙权一度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出海，至夷洲、亶洲征战，结果将士多死于疾疫。
曹魏太和六年（232），魏明帝曹叡得知公孙渊首鼠两端后，想要出兵讨伐，遭到朝臣反对。曹叡坚持己见，一度打算遣田豫、王雄，由海、陆两路出兵辽东，最终因渡海艰难而罢兵。对辽东用兵无果后，汝南太守田豫判断，此年孙吴船队返回时，必定要在东莱郡地区避风，乃提前设伏。至九月，孙吴周贺、裴潜从辽东返回，途中遭遇风暴，残存船队在东莱郡成山角登陆后，遭到伏击，周贺被杀，裴潜逃回。田豫早年追随过刘备，后为服侍老母方才辞别，最终到了曹魏一方。
孙吴嘉禾二年（233）正月，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遣朝中重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一万士兵，携带金银珠宝及九锡之物，至辽东封赏。不想公孙渊此时转投曹魏，杀张弥、许晏等人，献其首级于曹魏。公孙渊表达了忠心，修补了与曹魏的关系，但公孙渊为人多变，曹魏不得不加以安抚。
曹魏景初元年（237），曹魏遣使者至辽东封赏时，公孙渊听说曹魏使团中有位左骏伯，力大无穷，勇猛过人，大为惊恐，乃派兵包围曹魏使团所居学馆。在严密保卫下，公孙渊与使团见面。见面时，公孙渊又口出恶言。曹魏使团返回后，将公孙渊的表现陈述，曹叡大怒，再次出兵。幽州刺史毌丘俭此次领兵攻伐辽东，遭遇暴雨，无功而归。
击败毌丘俭，使公孙渊信心暴增，开始谋求独立建国。公孙渊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改年号“绍汉”，意为继承汉朝。一旦公孙渊独立建国，将从北面威胁曹魏，这是曹叡断然不能容忍的。
由于诸葛亮去世，蜀汉暂停了持续北伐，使曹魏在西线压力大减，有多余兵力可用。景初二年（238）正月，曹叡决心彻底解决公孙渊，命司马懿领兵四万征讨辽东。出兵辽东之前，司马懿返回故乡温县，在乡饮酒礼上赋诗云：“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5]
此战司马懿预判要一年时间，结果速战速决，当年八月斩杀公孙渊，收复辽东。辽东的收复使曹魏彻底清除了北方的威胁，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曹魏周边的三个小型军事势力——新城地区地方长官孟达、西北高柳地区的鲜卑头领轲比能、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势力——相继被拔除，曹魏内部出现了修订防守战略的端倪。正始二年（241），邓艾认为：“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6]邓艾的想法代表的是司马懿的想法，即魏国应适时调整对外战略，把以前的“防蜀”变成“攻吴”。
为了实现攻吴大计，曹魏方面在淮河流域推行军屯，积极练兵。只是在此期间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曹魏未能展开攻势。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需要处理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外部事务。
与对外“筑高墙”的守势战略相对应，曹魏对内部采取了“广屯田，多积粮”的发展战略。早在建安元年（196），曹操就招募流民，提供种子、农具、耕牛，在许下（今河南鄢陵）屯田。“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7]，此后曹操在州郡置田官，推广屯田。
民屯的组织管理，由中央大司农和地方的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司马组成。地方屯田机构不属地方官管辖，直属中央，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及军屯。典农中郎将（大郡）、典农校尉（小郡）相当于郡守一级，典农都尉相当于县令一级，屯司马负责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主要来源是流民，屯田民称“屯田客”，或称“典农部民”。成为屯田客后，不能随意转为民籍，也不需要服兵役。民屯虽不服兵役，但具有军事色彩，在农闲时要习战阵。
实施屯田初期，由于强迫民众参与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江淮之间有十余万民众逃奔孙吴。曹操接受袁涣的建议，不再推行强制政策，方才安定民心。屯田的收成，如果民众用了官方提供的牛，则官民六四分成，如果不用官牛，则五五对分。官方盘剥极为严重，但屯田客不用服徭役、兵役，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在乱世之中，勉强能够糊口，不必典妻卖子以求生，也是最坏结果中的最好选择。
建安二十四年（219），司马懿由太子中庶子转丞相军司马后，建议曹操军屯。曹操采纳司马懿的建议，推行军屯，由带甲之士“且耕且守”。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郡一级有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县一级有度支都尉，下设屯司马，都是在曹丕称帝后设置。军屯每营有屯田兵约六十人，由屯司马管理，屯兵世代为兵，很难脱籍，且不得与平民通婚。军屯与民屯区别在于，军屯的收入归军队所有，生活所需由军队支付；民屯则官民分成，自行生活。
三国鼎立之后，关中是魏与蜀对峙的前沿，为解决军粮问题，曹魏在关中推行屯田。汉代成国渠的水源主要来自渭水，后经过不断重修。曹魏太和二年（228），卫臻改造成国渠，扩大了成国渠流经区域与灌溉面积。太和四年，关中谷帛不足，经过司马懿上表倡议，“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 [8]。此批冀州农丁乃是民屯，但受过军事训练，可以在战时发挥作用。司马懿又建议在长安一带设置大规模屯田，以供军用。太和五年，司马懿至西线主持对蜀汉的战事，同时修渠屯田。青龙元年（233），司马懿重修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qiān）水入渠，灌田数千顷。 [9]
屯田的扩大、水利的修建，使关中平原的粮食产量持续上升，仓储丰足，乃至能以关中之粮运往关东救荒。青龙三年（235），关东大饥，司马懿由长安运关中粟五百万斛至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解了燃眉之急。曹魏在关中平原持续屯田，拓展垦殖，加强物资储备，在与蜀汉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始元年（240），与曹爽同执政的司马懿，采取“节用务农”战略，推广屯田。在曹魏，司马懿挖掘出来的人才邓艾，是屯田的一把好手。邓艾出身寒门，最初担任稻田守丛草吏，也就是屯田的吏卒，后屡迁典农纲纪、上计吏。上计吏负责统计各类数据，司马懿入仕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辟为河内郡上计掾，乃上计吏的领导。邓艾任上计吏时，司马懿已经升官至太尉了。一次偶然的机会，邓艾入京向司马懿汇报工作，得到赏识，将他调入太尉府任职，此后又改任尚书郎。
正始二年（241）夏五月，吴将全琮进犯芍陂屯田区。六月，司马懿领兵南征，吴军退走。此年奉司马懿之命，邓艾巡视陈（今河南淮阳）、项（今河南项城）以东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
巡视之后，邓艾认为，在淮河流域屯田、开渠，关系曹魏国本。“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 [10]邓艾估算，每岁屯田可得军粮五百万斛，用作军资。六七年间，可积粮三千万斛于淮上，足够十万大军五年之食，以此雄厚实力攻吴，无往而不克。
正始三年（242），邓艾开广漕渠，全长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等地粮食充足，而无水害。广漕渠的基础是贾侯渠，“邓艾开广漕渠以前，贾侯渠已建立与汝水、沙水、颍水、涡水、泗水等相通的航线，与汴渠及黄河相通的航线；广漕渠开通后，进一步扩大了贾侯渠的漕运范围，强化了颍水的漕运能力，如自广漕渠入颍水等，可抵淮南前线，自淮南可抵长江；同时可南下至襄樊一带” [11]。
广漕渠打通了中原至江淮的航道，在军事上也有重大意义。其一，提高军队的运输速度，此后东南有事，大军乘舟而下，直达江淮。其二，通过缩短后勤补给线，降低了军事后勤的补给成本，使曹魏后勤供应充足。
修渠之外，在淮南、淮北大规模的军屯也推展开来。曹魏在两淮地区的军屯数量惊人。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在淮南举兵，从屯田口征募了十余万兵。在淮河流域的经营，极大地壮大了曹魏的军事、经济力量。
江淮地区是长期战乱的地方，东汉末期时“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满目荒芜。经过屯田，自寿春到京师之间，农官兵田遍布，鸡犬之声，阡陌相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 [12]
除上述江淮、关中两大军屯基地之外，其他地区的军屯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如王昶在正始年间迁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军事，“广农垦殖，仓谷盈积”。王昶力主改变对吴国的守势战略，积极练兵，上奏请求伐吴，并在与孙吴的战阵中获得胜绩。征东将军胡质都督青、徐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 [13]。镇北将军刘靖兴修水利，“溉灌蓟南北，耕地二千顷，三更种稻” [14]，“三更种稻”即田地能连续三次种稻。
相较曹魏而言，蜀汉虽然也推行屯田，在规模上却无法与之相比。曹魏在关中平原、江淮平原等处拥有广阔的肥沃土地，适合屯田；蜀汉虽有汉中盆地、成都平原，但尚不能与之相比。曹魏屯田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北方地区的经济，壮大国力，蜀汉屯田则是服务于北伐战争，提供军粮。蜀汉屯田未能形成制度化建设，多具有临时色彩，以解决军粮问题；曹魏则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屯田，作为国策来加以推广，在重视程度、制度建设、屯田规模、水利建设等方面，都是远超蜀汉。
屯田的意义，除了开垦荒地、改善民生、强兵足食之外，还使中央政权可以直接掌控人力。一个王朝统治的稳固程度，与其对天下人力的掌控紧密相关。故而历代王朝，都要编户齐民，登记在籍人口，进而征收赋税、承担徭役。
牢固掌握人口，一直是曹魏天下战略的中心之一。击败袁绍、占领冀州后，曹操就忙着清点人口：“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 [15]对投降的黄巾军，曹操不是如其他军阀一样大加杀戮。初平三年（192），曹操曾一次收编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从汉中撤退时，曹操尽迁人口而去。通过大规模屯田，由中央牢固控制人口，避免人口转化为流民，带来动荡。
受孙吴持续攻击的影响，淮河流域的曹魏屯田，由民屯逐渐转为军屯，保留下来的部分民屯仍然保持了军事色彩。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毌丘俭在寿春起兵讨伐司马氏。兵败之后，被安丰津（今安徽霍邱北）都尉部民张属射杀。安丰津都尉乃是安丰津屯田都尉，部民则是屯田的民众。
此年在西线，姜维伐魏，洮西之战中，曹魏失利，损失惨重。一时曹魏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殚尽。邓艾以行安西将军进兵陇右，解狄道之围，屯兵上邽。在上邽，邓艾推行“积谷强兵”战略，亲自带领将士屯田，“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 [16]。“区”，意为地平面下的洼陷；区种法，是抗旱丰产的耕作法。
嘉平三年（251）八月，司马懿去世，其子司马师执政后，破格选拔人才，大力发展生产。经过持续积累，在三国之中，曹魏（西晋）实力最为雄厚，最终一统天下。司马氏开国之后，咸熙元年（264）废屯田制。晋泰始二年（266），再次下令，罢农官为郡县，持续了七十余年的战时屯田制告终。
在农耕社会中，粮食、人口是国本。三国争霸的核心就是通过生产，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养更多军民，谁的粮食多，谁的国力就强。无疑，三国之中，曹魏一方在粮食、人口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当实力最强的曹魏采取防守战略闷头发展时，蜀汉、孙吴却采取了攻势战略，耗费无数物力，如何能是曹魏敌手？
背刺高手：盟友孙吴靠谱吗？
当关羽率领大军，气势如虹地摧坚城、淹七军、擒名将、威震华夏时，孙权给了一记致命的背刺。孙权对孙刘联盟的背叛使刘备丧失了大量精锐士卒，也永远失去了荆州，刘备正在迅速崛起的态势遭到了沉重一击。故而刘备后来不顾一切要对孙吴发起攻击，以雪此耻。当夷陵之战战败，刘备去世，迫于曹魏的巨大压力，在吴、蜀之间的主要矛盾荆州问题解决后，孙刘再次结盟。
黄龙元年（229），孙吴与蜀汉会盟，约定了双方有共同对曹魏作战的军事义务：“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勠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双方誓言，如果违背盟约，必将受到上帝百神惩戒，“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 [17]。
蜀汉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发起第一次北伐，在街亭以失败告终。此年秋，孙吴方面单独对曹魏作战，以陆逊、朱桓、全琮分领大兵，设伏以待曹休。曹休冒进，陷入重围，损失惨重。此战曹魏、孙吴都是投入主力进行交战，曹魏损失惨重，以此战大胜之功，孙权称帝。此战之后，曹魏对孙吴采取守势，不再主动进攻。
就孙吴而言，其立国之后，在正统性上存在巨大问题。蜀汉自居为汉室正宗，拥有天然正义；曹魏则通过禅让方式，继承汉室，又居中原之地，以大国正宗自视。因为在正统性上的不足，孙权才推迟称帝。通过营造各种祥瑞造势，并在对曹魏的战争中获得主动后，孙权方才称帝。在合法性上，孙权一方面指责曹魏“篡夺神器”，否定曹魏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则认为“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 [18]，为自己称帝寻找合法性依据。
合法性的支撑、天命的争夺，除了营造祥瑞外，更依赖于战场上的胜利。是故国力弱小的孙吴、蜀汉两国，面对实力强大的曹魏时，一次次发起主动攻势。攻势战略的发起，也可视作吴、蜀在感受到外部强大曹魏的巨大威胁后，做出的主动反应。
盟约订立之后，双方在联合军事行动的配合上并不密切。对蜀汉而言，与孙吴结盟，只要孙吴能稍加牵制曹魏，已是极大获利。诸葛亮就认为，只要孙吴不加以背刺，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已经足够。如果孙吴再能牵制一下曹魏，获利更甚。而如果孙吴能打击曹魏，则是蜀汉可以利用的契机了。建安六年（201）冬季，利用曹魏大败之机，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但在陈仓受挫，无功而返。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占领武都、阴平二郡。此年冬，孙权领兵至合肥城下，不克而返。时间差表明，双方此年并未形成联合军事行动。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与曹魏在陇上爆发大战。
此年孙吴方面，应该是得到了蜀汉的邀请，派遣陆逊进攻庐江。当曹魏方面遣满宠领兵东下后，陆逊领兵连夜撤退，并未发生交战。可知此次孙吴出兵，只是象征性地响应一下，并非真正配合作战。
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孙吴表现出的进攻欲望更为强烈。仅对合肥的进攻，前后就有九次。合肥地处长江、淮河之间，位于巢湖西北岸，淝河之水川流而过，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曹魏在巢湖东北岸屯兵屯田，在西北岸建合肥城，作为扬州州治。在曹操的战略布局上，合肥是东部的战略要塞，捍卫江淮，控扼东吴。
孙吴初期，国力有限，故而战略目标是“保有江东”。至赤壁之战、攻袭关羽、夷陵之战后，孙吴的战略格局全面改变，已不再满足“保有江东”，而想统一天下。对合肥，孙吴是志在必得，以举国之力来争夺。
七十年间（208—278），孙吴军队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其中合肥——寿春方向的攻击为十二次，占总数的35%。国君亲征六次，权相攻打三次。 [19]在合肥战场上，孙吴建兴二年（253），爆发了孙吴一次出动兵力最多之战，动用兵力二十余万。诸葛诞反魏后，魏吴双方投入兵力达五十万人，这是三国时期，一次性投放兵力最多的战役。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经历了此前受挫之后，诸葛亮对孙吴军事同盟予以重视，提前邀请孙权出兵加以配合。当诸葛亮与司马懿大军对峙之时，孙吴方面也调兵遣将，想利用此次机会，一举拿下合肥。
五月，孙权亲自领大兵入居巢湖口，攻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领陆逊、诸葛瑾屯兵于江夏、沔口，孙韶、张承领兵万人，进攻广陵、淮阳。此次是蜀汉、孙吴方面订立盟约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双方都未保留，全力以赴。
六月，曹魏方面遣征东将军满宠领兵抵御。满宠的作战计划是，将合肥新城守军撤走，引孙权主力至寿春交战。满宠认为，合肥新城面江靠湖，孙吴方面每次都能利用水军优势，通过水路来攻，一旦不利则迅速撤走。满宠计划，将主力移往寿春，依托险峻地势与城池固守，施引蛇出洞、断敌退路之计。
魏明帝曹叡不同意满宠的计划，认为：“先帝（曹操）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则破其于三城之下者，因三者乃兵家必争之地也。”曹叡判断，即使孙权以主力攻打合肥新城，也不能克。只要诸将坚守，自己亲自领兵增援，待援军赶到时，孙权必然退走。
秋七月，曹叡亲御龙舟东征，增援合肥。在合肥新城，曹魏将领拒守力战，孙权屡攻不克。曹魏方面一度还发起反击，满宠招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毁孙权军攻城器具，射杀孙权侄孙泰。
曹叡大军尚距合肥数百里，孙权因为军中疫病暴发，久攻不克，领兵遁走，陆逊、孙韶等也退兵。曹魏群臣以为大将军司马懿正与诸葛亮在渭南对峙，战局还未分出胜负，建议曹叡趁大胜之威，车驾西幸长安，一举攻破蜀汉。曹叡则判断：“孙权败走，亮必胆破，大将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乃不领兵西进，而至寿春驻军。
八月，魏明帝曹叡在寿春阅兵，犒劳六军，之后回师许昌。司马懿与诸葛亮在渭南对峙至八月下旬，诸葛亮病逝，蜀汉大军退返。在此年的战事中，孙权方面全力配合诸葛亮北伐，主要也是为了孙吴的利益考虑，即拿下合肥，进可以争雄于中原，问鼎于天下；退可以在淮河与长江之间建立战略缓冲区，壮大实力。只是孙权的雄心始终受制于合肥，终不能提兵入淮南，夺取中原，正如后世史家顾祖禹所言：“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 [20]
孙吴、蜀汉虽然结盟，但彼此还是心存防范。孙吴在要塞巴丘（今湖南岳阳）屯兵，蜀汉则在永安驻扎大军。诸葛亮一死，孙权的背刺高手本色流露，在巴丘增兵万人，一旦蜀汉内部有变，则可以趁机获取利益。蜀汉方面也大为紧张，在永安增加防守力量。为了缓和双方关系，巩固联盟，蜀汉派中郎将宗预出使孙吴。此次出使，宗预很对孙权胃口，缓和了双方关系。
曹魏景初二年（238），曹魏派遣司马懿领兵征讨辽东。孙吴赤乌二年（239）三月，孙权遣孙怡等将领率大军渡海至辽东，援助公孙渊。孙权同时向蜀汉求援，请求出兵策应。蜀汉方面，以蒋琬驻军汉中，与孙吴形成掎角之势，高调做足姿态，对曹魏形成某种牵制。孙吴援兵在辽东登陆之后，方才得知，去年八月司马懿已在辽东取胜，斩杀公孙渊，领兵返回洛阳。利用辽东空虚之机，孙吴援军大掠一番后，渡海回国。
孙刘联盟体系沟通并不畅，未建立长效沟通机制。蒋琬执政时，一度大造船只，试图由汉水、沔水出击曹魏，由于没有通报孙吴，引发孙吴内部群臣猜忌。孙权为此还特意向群臣解释：“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有了孙权的解释，才使孙吴内部消除了对蜀汉的误会。
孙吴赤乌十年（247），宗预再次出使孙吴，临别时孙权动情云：“今君年长，孤也衰老，恐不复相见。”孙权赠送宗预大珠一斛，宗预则云：“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宗预这也是劝告孙权，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孙吴太元元年（251），蜀尚书仆射樊建使吴，时孙权病重，大将军诸葛恪接见。孙权虽在病榻之上，特意向诸葛恪了解樊建到访的情况，足见其对孙刘联盟的重视。在孙权称帝之后，与蜀汉的盟友关系得以长期保持，乃至双方进行联合军事行动。其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总体上能够保持稳定，使双方不必担心背刺，进而能调动各自力量，对曹魏展开攻势。
孙权以七十一岁之龄去世后，孙亮继位，诸葛恪准备攻魏，遣司马李衡出使蜀汉，联络姜维一起出击。李衡劝说姜维，双方一起用兵，曹魏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必然会有空隙可以利用。姜维乃接受邀约，双方联合共同伐魏。
吴国建兴二年（253）三月，吴相诸葛恪召集江东兵马二十余万人，号称五十万，全力北伐，志在夺取淮南。夏四月，诸葛恪围合肥新城，计划引诱寿春魏军来救，再攻击援兵。此年四月，蜀汉姜维领兵数万人出征，加以配合。对此次呼应孙吴的军事行动，姜维也是倾尽全力，只是因为粮尽而退兵。
曹魏识破诸葛恪的战略企图，在合肥新城以三千兵力牵制住东吴二十万大军。双方百日鏖战，至入夏之后，天气酷热，东吴军中暴发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由此记录可知，东吴士兵在前方饮用了不洁净的水，出现泄下、流肿等症状。泻下，乃是痢疾；流肿，则是脚气病。《春秋繁露·五行逆顺》云：“逆天时则病流肿，水张痿痺，孔窍不通。” [21]
脚气病不同于脚气，感染后脏器会出现代谢障碍，严重者会致命。早些年辽东公孙渊短暂投降孙权后又叛变，孙权想要亲征。尚书仆射薛综反对，认为公孙渊控制之地：“郁雾冥其上，卤成水蒸其下，善生流肿。” [22]最终孙权作罢，放弃亲征。
此次传染病的暴发导致吴军大量减员，丧失了战斗力。此时魏军统帅司马孚抓住战机，督军二十万，自寿春南下来攻。秋八月，诸葛恪撤兵。回军途中，感染疫病的士卒死伤惨重，“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 [23]。
诸葛恪此番征战，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万民所怨，众口所嫌。此时吴国内部，孙峻想夺诸葛恪之权，于是向吴主孙亮进谗言，定计诛杀诸葛恪。冬十月，武卫将军孙峻设下伏兵，在宴会上杀死诸葛恪，此后由孙峻、孙綝掌权，孙吴内部持续动乱。
孙吴太平二年（257），孙吴大将朱然之子朱绩升为骠骑将军。此年孙綝专揽朝政，孙吴内部将领各生异心，朱绩担心一旦吴国内乱，魏国乘隙而入。与其落入曹魏之手，不如由盟友蜀汉吞吴。朱绩秘密写信给蜀汉，请蜀国做好兼并吴国的准备。蜀汉得了消息后，遣右将军阎宇领兵五千，增强白帝城的防守，进一步等待朱绩的信息。但此事因为孙休登基，果断杀掉孙綝而作罢。
在结成军事同盟后，孙刘之间曾多次协调，共同展开对曹魏的战事。但双方的目标存在差异，孙吴的优先目标是攻取合肥，作为开拓中原的基地。蜀汉的目标则是通过北伐，改变蜀汉战略格局，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并以兴复汉室作为号召。可以说，双方的战略目标不同，在军事上并未对曹魏形成实质性的牵制。
总体而言，孙刘联盟是消极的军事同盟。双方的联盟目标是，首先，不被对方牵制；其次，都希望对方能牵制曹魏。在双方两次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北伐、延熙十六年（253）姜维北伐中，凡被邀请一方的军事行动，都可视为牵制行动，双方在军事行动中的主要考虑，是实现各自的军事目标。且受地理空间、各自目标不同的影响，双方的配合并不默契，曹魏应对起来有游刃有余之感。
作为军事同盟，双方并未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军事沟通系统，也缺乏战术上的密切合作。乃至蜀汉一造船，孙吴就紧张。联盟关系的稳定还是要靠人际关系，如宗预得到孙权青睐，关系能保持稳定。
孙吴、蜀汉与曹魏之间乃是国运之战，并无和平共处的可能。在竞争之中，处于劣势的二方，本该精锐尽出，全力配合。但多数情况下，双方并未做到如此，且彼此也存有警惕。到底孙权当年在荆州的一记背刺，打散了蜀汉上升的国运，蜀汉不得不防。
面对实力强大的曹魏，孙刘二方应该建立积极、稳固的联盟，动员两国所有国力，共同对付曹魏。但两国只是消极的联盟，目的一是避免背刺，二是借用对方力量牵制曹魏，实现己方目标。此种消极军事联盟，在蜀汉政权最后的关头，就体现出了不足。面对蜀汉的求援，孙吴方面也知道不救不行，可孙吴援军尚未抵达，蜀汉就已覆灭。孙吴也想在蜀汉的覆灭中分上一杯羹，却在永安城遭到灭国之后蜀汉守将的坚决抵抗。此后旧蜀汉南中将领尽出，为西晋争夺交州，出生入死，更是彻底终结了延续多年的孙刘联盟。
粮草少：木牛流马能解决后勤？
唐人章孝标诗云：“木牛零落阵图残，山姥烧钱古柏寒。七纵七擒何处在，茅花枥叶盖神坛。”七擒七纵只是传说，八阵图不过是车阵，至于神奇的能自走的木牛流马，也不过是早就被广泛使用的鹿车的升级版本。
蒋琬总结诸葛亮北伐受挫的经验教训，认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远运艰，竟不能克”。蜀汉北伐，最大的短板就是后勤问题严重制约了北伐用兵。蜀汉的后勤问题，一是蜀地人口、土地相对稀少，可以提供的军粮有限；二是蜀地出汉中北伐，途中所经，如不走陇西大道，则是褒斜道、子午道等路线，地势险峻崎岖，对运输造成了巨大影响。
“孔明屡出师，常苦粮食少”，诸葛亮深刻意识到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在北伐时做了充足准备。在蜀汉大军出征之前，从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等处大量调集军粮。在汉中前线，蜀汉军队建设仓库，囤积粮食，设立了如“赤岸库”“斜谷邸阁”“横门邸阁”等军事仓库。
此外，诸葛亮也在前方积极推行屯田，以弥补军粮上的不足，相对减少后方供给。如建兴六年（228）春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将主力分为两路，赵云、邓芝一路在赤崖推行屯田。赤崖即赤岸，蜀汉置库于此，以储军资。赵云与邓芝败于箕谷，退军时烧毁赤崖以北栈道，得以全师而退，也保全了所存储的物资。
蜀地本身具有相对较好的农业条件，只要局势稳定，人力充沛，扩大生产，粮食就能够得到保障。 [24]但蜀汉一直被人力所限，未能大规模屯田生产。此外，制约蜀汉军队后勤的问题之一在于运输。
两汉时期，运输军事物资，成本极为高昂。汉代通西南夷道，以数万人从事劳役，“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 [25]。钟是度量单位，一钟当于六石四斗，十钟即为六十四石，物资在运送中损耗惊人。王莽时期，攻伐西南，“转输者合二十万人”，最后仍然是“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 [26]。
由汉中出发北伐，途中多为山道河谷，更有险峻栈道，运粮困难。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出兵北伐时，推广改进过的运输工具“木牛”，“始以木牛运”。此次北伐，作战重心也是围绕粮食进行了争分夺秒的陇上割麦争夺战。
木牛实际上是独轮车，汉代称为“鹿车”，“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东汉桓帝时，范冉遭党锢之祸，用鹿车推了妻子及部分行李，四处流浪，如此漂泊十余年，范冉才结草室而居。
鹿车虽小，有时也能搭载两人。如费祎、董允二人去参加葬礼，找董允之父董和借车，董和提供的也是一辆简陋鹿车。鹿车到后，费祎便从前先上，贵公子董允则面有难色，无奈上车，两人挤在一起。
后世学者至川北广元，实地考察栈道后认为：“栈道的宽度及称重量，大约只能允许兵员、马匹及小型车辆通过。当地民间将栈道称为五尺道，反映出该处栈道的宽度约五尺左右，或稍宽些。” [27]木牛是在鹿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更适应崎岖的栈道及山路。后人夸大木牛，认为能“施机自运，不劳人力”，相当于不用动力的自动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据《诸葛亮集》，木牛每次能“载一岁粮”。一岁粮为多少？
古代亩产不会太高，仲长统在《昌言·损益篇》中载，“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 [28]，三国时期，平均亩产量为三斛。汉代大石，为现舂脱壳后的谷米重量，小石指未脱壳的谷物重量，二者比例为五比三。 [29]一般丁男月食大石1.8石，长女月食大石1.2石，二人合计3石，一年36石。
《居延汉简》里有很多关于用车运粮的记录，一般每车所载粮食一般为二十五石，“入粟大石二十五石，车一两” [30]。《居延汉简》中多有记录，汉代士兵在前方“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此类记录的士兵月粮，为小石（少），折算为脱壳后的米，则为大石二石。 [31]因为是前方戍边将士军粮，故而所发数超过实际食粮数。
“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粮十八斛”，平均一个月要大石1.8斛。 [32]一斛为十斗，汉代丁男大约每月食粮为大石1.8石。一年十二个月，则需要粮食21.6石。至蜀汉时期，每车运粮在二十大石以上，基本能满足一个丁男一年的粮食所需。依照汉代丁男年均大石21.6石，一石取为30市斤，那么古人一年食粮，合今648市斤。 [33]
木牛速度不快，“日行廿里”，从剑阁到斜谷约六百里，往来一次则要两三个月。要满足前方的需要，就需要大量制作木牛，如此木牛不会太过复杂，以适应大量生产。木牛的特点是“不劳人力”，即节省体力，并不是不要人力，木牛前有人拖，后有人推。至于木牛的头部，有时做成牛首状，类似于装饰功效。
至此年夏六月，诸葛亮因为粮尽退军。此次北伐缺粮，原因复杂，负责督运粮草的李平（严）声称：“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以木牛作为运输工具，在雨季就显示出了弱点，不方便行走。此次负责后勤运输的李平对北伐态度消极，同时天气也是主要原因，最终导致了蜀汉退兵。
建兴八年（230）以后，蒋琬、杨仪得到大用，都能高效处理后勤事务。杨仪在前方“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蒋琬在后方坐镇，则全力调集粮草，“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蜀汉设有督农一职，专门负责军粮事务。诸葛亮又提拔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整个蜀汉的体系运转起来，服务于北伐，北伐的关键则是粮食与运输。
建兴十年（232），诸葛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木牛、流马毕”。每次征伐，大军数万人出动，后勤供给极为紧张。如诸葛亮曾云：“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蓬旅簟乃是草帘或草席之类，在运输各类军事物资时能遮风挡雨，是必备用品，消耗量巨大。
出征之时，蜀汉士兵随身也要携带干粮，“军行，人将一斗干饭”，约相当于今日3.15斤，仅供两三天之需。 [34]此时的干粮主要是火炒过的粟饭，称“糗”，以水、浆或羹等送食。诸葛亮特意规定，“士兵不得持乌育及幔”，乌育乃军队饮食炊具，是铁制或铜制大口锅。幔乃是帐幕。诸葛亮为了提高行军速度，限制单兵随身携带的军粮，且不得携带其他物资。
依赖单纯人力带动的木牛，行军速度缓慢，故而诸葛亮又作流马，适应快速行军。流马有“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合计四斛六斗。当代学者认为，流马是在木牛的基础上制成的，是一种小型运输车，可以在平地上快速通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甚至认为，流马是改良过的木牛，前后四脚，乃人力四轮车。
流马是不是四轮车，姑且不论，流马速度快，运输量比木牛少，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流马的运载量虽比木牛小，速度却加快了。马比牛载得少却行得快，木牛的名字便改为了流马。” [35]流马对路况要求较高，不是一种广泛适用的理想的运输工具，无法替代当时流行的木制独轮车——鹿车，很快就被淘汰。
总体而言，木牛是一种轮子稍小些的独轮手推车，载重大，前由人拉，后由人推，运行速度较慢。被后世遐想的木牛“群行”，是一长串木牛前后相随运行，比单独木牛行动要慢得多。流马因为载重小，轮子稍大一些，由一个人推，运输速度快。“诸葛亮所云的木牛流马，是比喻它们运行的灵便程度和载重量的大小，而不是它们外形像牛或像马。” [36]
使用木牛流马，也是诸葛亮无奈的选择。蜀地畜力相对缺乏，主要依赖人力。两汉时期，大军出征，主要使用牛马车船，畜力充沛。如西汉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伐大宛时，大军中就有“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以赍粮” [37]。
魏延提出经子谷口突袭长安的计策，也是用五千人运输后勤物资。不管是蜀汉还是孙吴，在对曹魏战争取胜后，战绩中都有俘获牛马骡驴等的记录，可见曹魏军中大量使用畜力进行运输。人力终究有限，诸葛亮在北伐时，常选择出祁山，因为此一线有西汉水可资利用。虽有水路，可很多地区的后勤仍然需要人力，不得不以木牛流马加以弥补，奈何“卧龙志空大，流马功竟杳”。
虽然诸葛亮在技术上有所改进，以木牛流马从事运输，但还是依赖大量的车夫人力，运输工作很是艰苦。曹丕曾经描述服劳役的车夫：“辚辚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涂冒雨，沾衣濡裳。” [38]曹魏方面即便畜力充足，出征时也是“民夷号泣道路”。
蜀汉官场上下都意识到后勤在诸葛亮心目中的重要性，不敢懈怠。建兴十一年（233），南中地区豪帅发生变乱，庲降都督张翼平叛不力被撤职。属下建议他快马加鞭，前去找诸葛亮请罪。张翼则认为不可，接替自己的人尚未到任，更应做好后勤工作，服务北伐大业。张翼对后勤的重视，使他继续得到诸葛亮信任，加以重用。此年诸葛亮再次以木牛流马通过崎岖秦岭山道，运米至斜谷口，囤积于斜谷邸阁。
建兴十二年（234）春，在充分准备之后，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北伐，屯田于五丈原。正是忧虑粮草问题，诸葛亮才在五丈原屯田，使耕者杂处渭滨居民之间，试图弥补蜀汉军粮运输的短板。此次诸葛亮后勤补给充分，得以与司马昭长期对峙，等待突破的机会。只是天不遂人愿，诸葛亮大限已至，星落五丈原，撤退后还遗留下了大量粮草屋子。
张俨《默记》认为，诸葛亮无岁不征，“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39]。诸葛亮时期，虽然采取了屯田、取粮于敌、士兵轮休等措施以降低军事行动对民生的冲击，但民间还是受到沉重影响，乃至各郡消极应对蜀汉中枢的征调。诸葛亮自称“今民贫国虚”，也是保持了清醒认识，试图通过“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等措施，来降低民间的不满。
诸葛亮深深陷入蜀汉困局之中，为了大国正统，为了汉贼不两立，不得不持续采取外线进攻战略，这就使后勤成为决定蜀汉军事成败的关键。曹魏则坚持了孙资当初定下的战略，由精干大将占据险要如祁山要塞、上邽城等，镇守疆场，将精力放在处理曹魏内部的各种事宜，大力推广屯田，提升国力。
由于是内线作战，曹魏在后勤补给上占据优势，且国力雄厚，又能动用北方的丰厚畜力进行运输。建兴九年（231），蜀汉出兵，陇上抢麦，导致陇右缺谷。曹魏一度准备从关中大举运粮，坐镇陇右的郭淮则通过自己的威望，命羌、胡等部出谷，使军粮得到迅速补给。
与蜀汉相比，曹魏虽在粮食后勤上也存在问题，但相对不算严重。但当曹魏对蜀汉发动攻势，拉长后勤补给线后，也就显示出了弱势。建兴八年（230），曹真分兵四路来攻蜀汉，因为持续暴雨，影响到了后勤方才退兵。延熙七年（244），曹爽领大兵攻打蜀汉，大量调集关中及氐、羌等部粮草，后勤补给充足，只是在兴势围对峙无功，方才退兵。正因考虑到后勤问题，后来司马昭伐蜀时，邓艾全力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