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调整战略，一度与民休息，不轻易发动战事，使蜀汉国力得到恢复。至蒋琬去世、费祎被刺后，姜维持续北伐，可同样被粮草问题所困。延熙十二年（249），姜维忧虑粮路被截断而退兵，在前方麹山坚守的将领无奈投降。延熙十六年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因为粮尽退兵。延熙十九年，姜维北伐，预备从曹魏控制区抢粮，终因为粮食匮乏，在段谷之战中遭遇惨败。为解决粮食问题，姜维北伐时，常联系羌、胡等部，以获得马、牛、羊、毡、竓等物资及补给军粮。
延熙十六年（253）之后，姜维持续北伐，五年五役，消耗了本就弱小的蜀汉国力，引发蜀汉内部的纷争，怨声载道。“蜀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 [40]。姜维持续北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超过了地狭民寡的蜀汉承受范围。姜维不得不调整战略，实行敛兵聚谷，自己亲自领兵在沓中屯田。
持续征战，加上蜀地地震带来的问题，导致蜀汉末期粮食匮乏。建安十九年（214），刘璋投降刘备时，成都城中有精兵三万，粮食足以支撑一年。以三万人一年的口粮计，则存粮在六十四万斛左右。刘禅降魏时，“官府帑藏一无所毁”，成都所存谷米不过四十余万斛。汉代丁男每年需要粮21.6石，一万人一年则需粮21.6万斛，可知此时蜀汉在粮食上已是极为紧张。
就蜀汉而言，由于自称继承汉室，具有了天然的正统性，定位为正义一方，而曹魏则乃窃汉之贼。为了正义，诸葛亮、姜维持续发动北伐，可面对曹魏的雄厚实力，外线作战补给的巨大困难，却不是木牛流马所能弥补的。诸葛亮为解决后勤问题而做的巨大努力，只是为后世的文人们，提供了咏叹的素材。
兵不足：蜀汉为何人口如此少？
就蜀汉人口，《晋书》载，章武元年（221），蜀汉人口，户二十万，男女九十万口。章武元年时，蜀汉政权尚未介入汉中、南中等地，可以判断此数字是以蜀郡为中心。东汉后期，蜀郡“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三，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 [41]。在东汉末期，蜀郡地区相对还算稳定，且有大量内迁人口，怎会骤然降到九十万？故而《晋书》所载，可靠性极低。
《三国志》所载，炎兴元年（263），蜀汉投降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战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42]。据此一般认为，蜀汉人口在九十万左右，兵在十万至十二万之间，吏四万余人。此数据常被后世引用，视为蜀汉穷兵黩武之证据。此数据存在大问题，区区百万人口，养十万兵、四万吏，用常识判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锐减至此。“南方户口数字有不实之处，引用之时，需慎之”。 [43]
据《后汉书》，东汉永和五年（140），益州加上武都郡共计154万户，732万人口。益州在东汉末期相对稳定，但也经历了各类乱局的冲击，有黄巾起义攻袭蜀郡、犍为等地，刘璋父子与张鲁之间也是持续征战，此外还有益州本地豪族、南中各部、民众起义等大大小小的战事。此类战事总体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并未影响益州全局。在刘璋父子时期，益州一度呈现出繁荣局面。
哪怕益州出现人口下滑，但也不至于锐减如此。此中问题，在于蜀汉覆灭时的户口数据，只是纳入蜀汉政府户籍的人口。王育民认为，佃客、部曲、官私奴婢、兵户、隶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屯田客及南中各部，未被纳入蜀汉户籍之中。 [44]蜀汉未被纳入户籍的人口数量巨大。诸葛亮去世后，吕乂从汉中太守任，累迁广汉、蜀郡太守。蜀郡乃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吕乂上任后，耐心劝导，数年之中，登记在籍的人口大为增加，“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45]。
自蜀汉政权建立之后，一直大力增加人口。诸葛亮南征之后，即将南中大量人口内迁。相当部分羌人分散在曹魏、蜀汉交界处，成为诸葛亮北伐时争夺的对象。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46]，其中就有羌人。第二次北伐时，攻下武都、阴平二郡，招抚氐、羌族人，也是争夺人口资源。
虽然蜀汉不断整理户口，通过对外抢夺，增强人口数，但蜀汉人口一直保持了较低的增长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持续战争。蜀汉连年用兵，占据了大量男丁，这严重影响了蜀汉的生育率。“蜀汉国家中的青壮年大多都婚姻失时，从而形成了蜀汉社会中因青壮年男性忙于战争、疏于婚育的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 [47]
据《续后汉书》引《帝王世纪》所载，灭蜀之后，景元四年（263），曹魏与蜀汉统计民户94万余，口537万余。《通典》中减去蜀汉人户（户28万、男女口94万），则曹魏有户66万余，口443万余。孙吴的户口，《三国志》注引《晋阳秋》，为“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48]。
如此魏、蜀、吴三国，总计户146万余，口767万余，魏、蜀、吴三国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8%、12%、30%。据此组数据，曹魏户均为6.7人，蜀汉为3.4人，东吴为4.4人，平均4.8人。由户口比例也可以看出，曹魏占有广阔地区，人口基数大，哪怕受到战争影响，仍然保持了足够男丁，提高了生育率。
此系列数据也低估了当时的人口数，曹魏、孙吴、蜀汉三国人口统计数据的问题是，未曾统计世家豪族荫附户口，未统计不曾列入郡县编户屯田生产者，未统计不属州县管辖的兵家、吏家等，少数部族也多不在州县的编户内。
据此王育民认为，三国末期的人口约为3798万余人。 [49]此一数据又过高估计了人口。据葛剑雄研究，此时期的人口当在3000万左右，从东汉高峰时5600余万降至3000余万，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消耗。 [50]
以此组数据为参照，结合当代研究所得，大致可以估计出三国的人口分布情况。依照葛剑雄的推断，三国人口数字约为3000万，参考魏、蜀、吴三国纳入官方户籍的人口比例（58%、12%、30%），则魏、蜀、吴三国人口分别为1740万余、360万余、900余万。蜀汉与孙吴两国相加，尚不及曹魏人口，其国力差距可见一斑。
东汉所设置的十三州，面积大小是非常悬殊的。面积小的州，如青州、兖州，不过今山东省一半。面积大的州，如扬州、益州，涵括今日多省。东汉是根据人口来设州，南方当时相对落后，人口稀疏，故而占地面积广。后世用地图比较，则孙吴所控制的地域面积，并不少于魏晋，但在人口上处于绝对劣势。
入晋之后的统计数据显示，不管是曹魏，还是孙吴、蜀汉，都有大量人口未被编入户籍。《晋书》载，太康元年（280），户245万余，口1616万余，平均每户6.57人。 [51]此时距离孙吴覆灭不到十七年，人口激增一倍，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三国末期的各类统计数据有大量遗漏。
太康元年（280），在灭吴统一天下之后，晋武帝司马炎自以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可开启万世太平。而天下平定，便须改制，司马炎乃以大手笔进行改革。
司马炎诏天下罢军役，原先不纳入国家户籍的屯户、兵户、吏户等，转为国家编户。州郡军备被废除，在大郡设兵百人，小郡设兵五十人，其余州郡兵一律归农。占田制在全国范围内被推行，编户民丁男可申报七十亩土地，其妻可申报三十亩，共一百亩。原先脱离户籍者，必须登记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如此扩大了户数。此外，为了打压豪族，禁止“私相置名”，限制豪族侵吞人口，也提高了编入户籍的人口数。
至太康三年（282），“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户不能居半” [52]。短短两年，户数又激增了一百三十二万户，按每户6.57人计算，则总人口数大致在2400万以上。短短两年内，户口持续激增，只能说明，更多的人口被纳入户籍之中。
“这些土地与人口早就是摆在那里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由于战乱的原因，没有政府管理罢了，遂让这些人口与经济活动也就一直处在地下状态。” [53]后世隋文帝开国不过十几年，统计出来的土地与人口数量却多出了几倍，着实让隋文帝吓了一跳。
估算出人口后，则可进一步推算魏、蜀、吴三国的兵力情况。
景元三年（262），司马昭认为蜀汉兵力在九万左右。蜀汉覆灭时的数据则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诸葛亮在《正议》中，自称有“数十万之众”，这是夸张之辞，根本不足信。蜀汉覆灭时，十万二千的兵力，更接近实际数字。
曹操晚年时，曹魏方面“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兵力不过二十余万。至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孙吴在降晋时，总兵力在二十三万。陶元珍认为，“魏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六七十万人；蜀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十数万人；吴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三十万人” [54]。
曹魏、孙吴、蜀汉三国的兵力比例，大致为五十万、二十三万、十万，这也符合三国的人口数字之比。
赤壁之战时，刘备手中有两万余兵力。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荆南四郡，兵力才达到三万人。占据蜀地之后，刘备实力大扩张，且推行全民皆兵战略，“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55]，兵力扩张，但也不过十余万人。蜀吴争夺荆州，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关羽领兵三万至益阳，加上各处留守部队，也不过十余万之数。
诸葛亮执政后，不断扩军，但总兵力保持在十余万。一说认为，诸葛亮所领大兵，“十二更下，在者八万” [56]。关于“十二更下”的“十二”，清人赵一清说“一蜀之大，其兵力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认为“十二”指蜀汉军队数量为十二万。但“十二”应指十分之二，“更下”则指轮休，“十二更下”指轮休的兵员占十分之二，如此诸葛亮兵力则为十万，在军中者八万，轮休者二万。采取十二更下，也是休养兵力，使士兵得以归家休整，从事农耕，提升男女交配频率，进而增加人口。
供养十万大兵，已是蜀汉国力的极限。西汉边兵三十万，按月粮三石三斗三升计，一年养兵用粮800万石，军官俸禄、士兵衣装、粮谷转输费用等各类开销，共计耗费22.7亿钱左右。 [57]这是西汉国力鼎盛时的军事开销。汉代一旦开战，所费更巨，造成国家财政见底，不得不以皇室财政填补空缺。“故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全军总兵力在十四万以上” [58]，这已是高估了蜀汉的最大动员兵力。
蜀汉地广民稀，供养一支十余万人规模的军队，已是国力的极限。还要考虑南线、东线及成都的驻防，分到诸葛亮手中的军队数字不会过多，这也限制了他北伐的用兵数量。东吴大鸿胪张俨认为，诸葛亮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裴松之也说“率数万之众”。在古代史书的语境中，“数”一般都不过五，故而五万之数是可信的。
据此判断，第一次诸葛亮北伐，主力由诸葛亮率领约四万人，赵云率偏师约一万人。第二次北伐攻打陈仓，规模不会太大。第三次北伐，只是派了部分兵力，攻取武都、阴平二郡。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前方兵力在五万左右。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大军尽出，超过了五万人，故而号称十万大兵。
在魏、蜀、吴三国之中，蜀汉是比较特殊的，未曾推行兵民分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士家制）。蜀汉推行的是以两汉募兵为主的“集兵制”，主要是因为蜀汉国力有限，要尽可能统筹使用丁男，根本不允许如曹魏、孙吴那样采取世兵制。在蜀汉，除了官吏和个别享有复除（免除赋役）优待的人户，民户的丁男都要服兵役，定期轮番征调为兵。士兵出征时，采取轮休制，此即“十二更下”。“更上”则为兵，“更下”则为民，回乡团聚，从事生产，努力造人，报效汉室。
诸葛亮北伐时，令诸郡调发兵力，一度出现各郡“多不相救”的现象。蜀汉采取集兵制，在各郡抽调兵力，各郡之所以“不相救”，因为早已完成了征兵数额，对额外征兵，不完成也不用担心受罚，故而反应消极。只有巴西太守吕乂比较积极，额外又募了五千兵。至诸葛亮去世后，“士伍亡命”，此处所指乃是负有兵役的民户逃亡，而非军中士兵大量逃亡。将“士伍”理解为应服兵役的在册农民，似乎更加合理。 [59]
至于蜀汉军中从南中征调的各部勇士，则以部落为单位，单独组成一军。如邛都县有七部，被编为七部营军。青羌劲卒被编为五部，称为“飞军”。南中各部征调来的夷兵，因为甚少承担国家赋役，故而世代为兵。此部分世袭兵骁勇善战，乃蜀汉军中精锐。
曹魏实行的世兵制的标志是，兵民分离，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曹操在收编青州黄巾军后，得男女百余万口，曹操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兵”，将家属则另外安置，形成世兵制度。青州兵中的世兵制逐渐推广到全军，形成曹魏“士家制”。 [60]据士家制，士兵平时屯田，战时打仗，在士家内部通婚。士兵如果逃亡，则家属受到严厉惩戒，只有立下军功，才能成为平民。
孙吴的世兵称“兵户”，孙亮曾挑选兵（户）子弟年十八以下，十五以上，得三千余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担任将帅。孙吴兵户制与曹魏士家制又有所区别。曹魏士家、郡县民、屯田民三者，具有严格区分。士家的人口主要靠内部繁育，这正是因为曹魏人口基数大，能在民众中实行社会分工，军民分开。孙吴分为郡县民、屯田户、兵户三个部分，兵户的补充来自内部人口的增殖，同时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使郡县民、屯田民可向兵户单向流动。
孙吴由将领世袭领兵，相当部分兵户处于将领私人支配下；曹魏的士家制下，士兵直接处于曹魏政权控制之中，将领并不统属。此外，曹魏推行“错役”制，“人役居户，各在一方” [61]，即士兵与家属分开居住，士兵调动时家属并不随行，家属留作人质。
孙吴不然，家属随军居住，随军迁徙，随军屯垦。孙吴此举将士兵与其耕作地、家属相捆绑，遇到战争，就要力战，以保住土地与亲属。还有的好处是，士兵与家属在一起，不必轮休，且军事后勤供应更为便捷，士兵与妻子常在一起，也利于增加人口。孙权自认为此项制度乃是人性化设计，甚至指责曹魏的错役制是“离间人骨肉”。至于孙吴将领，在出征时要将家属交出，作为人质。
综上数据，在三国的实力比较中，曹魏一方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乃至在孙吴、蜀汉联合发起攻势时，曹魏的兵力依然是游刃有余，不见局促。诸葛亮五次北伐，所用兵力基本上都是数万。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号称出兵十万，也是到了兵力极限。
与此相比，蜀汉建兴八年（230），曹真伐蜀之役虽没有留下兵力记录，但四路大兵齐出，可以推测在十万以上。诸葛亮大为紧张，将驻在永州的李严两万兵力也抽调过来。正始五年（244），曹爽伐蜀之役，发兵十余万人。蜀汉汉中守卫兵力不过三万人。至钟会伐蜀时，曹魏一次性出动兵力将近二十万，且司马昭还有多余兵力，能亲率十万人至长安加以监督。面对曹魏如此雄厚兵力，蜀汉一方依然能保持攻势战略，以小搏大，不落下风，从军事上来说，也算是成功了。只是从国家长期命运上来说，持续保持攻势，过度消耗国力，得不偿失。
人才匮：蜀中为何无大将？
战争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诸葛亮一直所期待的天下大变；当诸葛北伐时，曹魏内部并未有大变。至诸葛亮去世后，曹魏内部持续变动，由高平陵政变引发的淮南三叛，都是天下大变。只是在曹魏的雄厚国力面前，虽有姜维九伐，也未能有所斩获。地利，蜀汉地理偏僻，南中也未完全纳入中枢触角之下，北伐的道路难于上青天，更无地利可言。蜀汉所可恃的，唯有“人和”了。与曹魏内部持续的冲突相比，蜀汉内部相对平稳，诸葛亮去世后虽有变乱，也很快被平息。可是蜀汉方面的人和优势，却被人才匮乏给抵消了。
蜀汉兴起较晚，所占地域又是偏僻的西南一隅，在人才资源上天然具有劣势。如果能有良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则蜀汉在人才上的困局也能稍加改观，不至于“蜀中无大将”。但蜀汉在人才选用上存在系列问题。刘备在蜀地开拓之初，一度四方人才延颈，想要入蜀来投。至刘备称帝时，刘巴、雍茂前去劝说，导致刘备不快，后来找了个借口将雍茂杀掉，“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在夷陵之战中，蜀汉更损失了大量军政人才，如马良、程畿、张南、冯习、沙摩柯、傅彤等重要将领阵亡，黄权因后路断绝投魏。黄权投魏后，其麾下有三百一十八人，乃是蜀汉多年培养的中坚精英人才，原本刘备计划是用他们来接收荆州的，不想便宜了曹魏。此三百余人得到曹魏方面重用，后来封侯者有四十二人，为将军、中郎将者百余人。如此人才流失，蜀汉欲哭无泪。
在人才流失之外，蜀汉推行的人才察举制度也使选用人才过于拘谨。蜀汉政权建立后采纳的是汉代的察举制，如向宠即是被“征召”出仕。自汉文帝开始，将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士人。察举制实际上由朝廷、州、郡官府中掌握实权的人说了算。曹操二十岁时，被举为沛郡孝廉，至洛阳任官，此后以洛阳北部尉起家。推举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的人是司马防，司马防之子便是司马懿。
曹魏实行的是唯才是举，不以道德评判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选用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当地人为“中正”，将当地人士分为九等（九品）。九品中正制“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 [62]。东吴方面，一度也效法九品中正制，不过加以调整，既要保证江东大族的仕宦特权，又要兼顾淮泗集团及流寓大族的利益。综合而言，在人才数量上，曹魏多、蜀汉少；在人才质量上，曹魏高蜀汉低。
诸葛亮认为人才关系国本，“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63]。在擢用人才时，诸葛亮以“志虑忠纯”作为首要衡量标准，形成“唯忠观”“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诸葛亮极为厌恶不忠之人，如李严被认为是“不思忠报”，廖立被指责为“无忠孝之心”。刘封被认为是“刚猛难制”，让诸葛亮感到忧虑，借上庸失败将其诛杀。
“诸葛亮用人很有局限性。他能用有才干的人，但最好是忠勤谨慎的。对于有权略而又有偏激、自负、好胜等毛病的，他不能用。他用人的气度，不能比刘备，也不能比曹操。” [64]诸葛亮以“忠”来评判文臣武将，如蒋琬是忠雅，费祎是忠诚，董和是忠国，陈震是忠纯，杨洪是忠清，王平是忠勇，姜维是忠勤。
不过这忠诚的对象，在蜀汉政权的大旗之下，也要忠于诸葛亮。蒋琬差点被刘备杀死，结果得了诸葛亮求情，方才得活，又加以提拔，对诸葛亮忠贞不贰。费祎靠着诸葛亮栽培，方能平步青云，忠诚也是自然。以对个人的忠诚作为责任标准，极大限制了对人才的择取。诸葛亮所培养的行政人才，如蒋琬方整威重，费祎宽济博爱，都能延续诸葛亮的成规，但保守有余，进取开拓则不足。
诸葛亮处理军政，极为严苛，但对属下的缺点很是包容，由此被后世夸赞，视为不拘一格用人才。诸葛亮认为，不应伐人之短，“莫若褒之”。他明知属下存在某些不足，却加以忽视，以笼络人心。如针对李严，他明明知道存在各种问题，却加以容忍，最后导致第四次北伐无功而返。杨仪、魏延不和，乃至拔刀相向，他也只是从中和稀泥。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蜀汉政权官吏任用具有极强的地域性。《三国志·蜀志》中，除刘氏家族外，立传59人，外来者占40人，土著仅19人。 [65]“蜀汉大臣中，外来人士及其后裔占了51.1%。”外来人士在蜀汉政权中，不仅在数量上占据多数，而且在蜀汉的政治格局中，外来人士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关键部门、重要职位，如丞相、尚书令、大将军等要职，基本上被外来人士所垄断。 [66]
在东汉末期的乱局之中，巴蜀地区形成了一批豪族，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广汉郡雒县大地主折象，“家赀二亿，故奴姬八百人” [67]。当代在四川地区考古发现了东汉末年的大量墓葬，其中有大量画像砖和殉葬器物。在画像砖上可以看到深宅大院，大院外边有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等画像。豪族们控制土地，独占水渠、陂塘，形成了庄园。
巴蜀的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成为几个县或一郡中的大族豪门。大豪族握有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控制大量人口。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豪族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川西平原者。 [68]
益州豪族能够把持地方，推荐子弟进入官场，但蜀汉政权对于益州豪族的态度是恩威并施，既利用，又防范。蜀汉建立政权后，虽然提拔了相当部分益州本土势力，但在政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还是作为外来者的荆州派及东州派。
益州豪族自感被边缘化，得不到信任并被防范，与蜀汉政权关系疏离。豪族黄元、朱褒先后举兵反抗，这又加深了蜀汉政权的警惕之心。一方面，由于蜀汉政权对益州本土人才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则是外来人才素质相对高，使得外来人才在蜀汉政权占据主导地位。而诸葛亮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挥师北伐，在客观上也能起到团结外来人才的作用。
益州本土人才中，多数不能出头，虽有少数被提拔，得以进入蜀汉政权任职，却未能进入权力核心层。故而益州本土人士对于蜀汉的北伐大业，并不是那么积极。持续北伐，又消耗了蜀地的大量人力物力，“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69]。由于益州本地人才中颇多心怀怨念，这又让蜀汉政权更是警惕，不敢放心大胆使用，就此陷入人才怪圈中，即越是缺人，越是不敢放手用人。
后世评诸葛亮，多认为他“内儒外法”，也可认为诸葛亮是“法道合抱”。诸葛亮身上，杂糅了法家、道家、儒家思想。在人才选用上，他遵循了儒家要求，提出了所谓的“七观法”。他强调遵循儒家道德标准，“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诸葛亮强调以大德治国，不以小惠，执政者要注意自身言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在将才的选拔上，以仁爱信义为标准，为将之道有八恶、八弊，需要警惕。
以道德来判断人才，被后世奉为圭臬，可依此标准选择出来的人已是接近圣人了。人才选拔体制的僵化、人才任用上的“唯忠观”、对益州本土人才的压制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蜀汉人才匮乏，这不但体现在行政队伍中，也体现在军事将领上。
对实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蜀汉而言，在与曹魏的争霸战中要想胜出，靠正面战场的对决很难做到。除非有韩信这样的将领，能够出奇兵，予曹魏以沉重打击。魏延也自命是这样的将领，故而有了子午谷奇谋，但诸葛亮是求稳之人，将此视为行险之举，加以否决。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曲长乃一曲长官，次于中校尉一级的军官，比六百石。屯长乃屯兵将官。短短一年之间，蜀汉丧失众多中高级将领。
各级将领的流失与缺乏，与曹魏国力的巨大差距，让诸葛亮内心焦灼，乃至发出慨叹“然不伐贼，王业亦亡” [70]，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进击。曹魏一方，军事人才辈出，郭淮、司马懿、张郃，乃至后来的陈泰、邓艾、司马昭等，均是可以坐镇一方的大将之才。诸葛亮一直留心，想要培养合适的能统领一方的军事人才。姜维出现时，让诸葛亮眼前一亮，认为他敏于军事，既有胆义，又深解兵意，于是大力加以栽培。
蜀汉从来不缺人才，只是缺乏一套相对公平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缺乏能够审时度势适时放权的核心人物而已。名将是从战场上厮杀而出的，而不是温室里培育的。诸葛亮事必躬亲，不愿放权，不敢放手使用将领，导致将领缺乏主动性，一切仰赖诸葛亮决策，这不利于名将脱颖而出。蜀汉军中，比较跳脱的魏延稍微表现出主动性，就导致诸葛亮不满。“诸葛亮每每不敢信任人，不敢假手于人，最后弄到察察为明，事必躬亲，而大功无成。对养才、用才，皆嫌不足。” [71]
被寄予厚望的蒋琬、费祎，则是作为行政人才培养的，缺乏军事经验，至掌握行政、军事权力后，对于军事比较生疏。所幸二人执政期间，与曹魏之间并无大的战事，曹爽伐蜀，也止步于兴势围的坚固堡垒之下。姜维领兵之后，只管军事，不问行政，可手下良将缺乏，国力有限，连年征战，功绩不立，导致朝野上下，怨声沸腾。虽有如张嶷这样的良将，却用在冲锋陷阵上，最终战死。
将领的匮乏与素质、信心不足的问题，在蜀汉后期更是严重。蜀汉后期，姜维九伐，不再是以灭国为目的的大规模兵团决战，主要是在边境线上反复进行的拉扯作战。在此等战事中，为求稳定，最好不要大败，是故倾向于使用有经验的老将，而不是冒进的新人，故而新人得到锻炼的机会更少。
在邓艾入蜀之战的大规模交战中，蜀汉方面主将匮乏。除了一直被蜀汉政权所信任重用的年迈老将廖化、张翼等人之外，蜀汉政权的二代、三代相继出战，如赵云之子、诸葛亮之子、张飞之孙、黄权之子等。此时考虑的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将领的能力。而导致蜀汉前方战术溃败的根本因素，则是前方军事素养缺乏、信仰涣散的中级将领投降，如阳安关蒋舒、江由戌马邈等。
一说认为，诸葛亮北伐的重要目的，是搜刮人力、张罗人才，以弥补蜀汉的短板。可诸葛亮五次北伐，招到的军事人才不过姜维等寥寥几人而已。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的人才困局，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对蜀汉的控制能力、在军事上的造诣，如果都不能北伐突破的话，则自己之后恐怕再无人能进取中原。诸葛亮死后，蒋琬自叹不如前人。费祎反复告诫姜维，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中原），何况吾等？
诸葛亮自比管仲，管仲死后，齐国无人。诸葛亮情形类似，死后虽留下了蒋琬、费祎，只是守成之才，而姜维不过是第三流人才，以之对抗钟会、邓艾尚有所不足，在全局战略上，姜维较吴之陆抗、晋之羊祜，也是差得太多。
人才问题一直是蜀汉的短板，却又无法加以修复。诸葛亮能以恢复汉室的大旗凝聚人心，却无法大量吸纳军政人才。至诸葛亮之后，随着诸葛成规的褪色，人心无法凝聚，人才无法吸纳之时，蜀汉的国运便走到了尽头。
[1]（晋）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十四，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十魏纪二，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3]（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十三，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6页。
[5]（唐）房玄龄:《晋书》卷一帝纪第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7]（晋）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一，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8]（唐）房玄龄:《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宗室，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9]汧水，今千河的古称，源出甘肃省，经陕西省流入渭河。
[10]（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二十八，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1]张强：《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卷），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51页。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清稿本。
[13]（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二十七，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4]（晋）陈寿：《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5]（晋）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六，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6]（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7]（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8]（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19]宋杰：《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清稿本。
[2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22]（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三吴书八，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23]（晋）陈寿：《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24]《华阳国志》称：“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此数据过高。
[25]（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6]（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7]陈从周、陆敬严：《木牛流马辩疑》，《同济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28]（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29]杨联陞：《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30]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3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32]（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3]谭良啸：《木牛流马考辩》，《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4]李伯勋：《诸葛亮集笺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6页。
[35]谭良啸：《木牛流马考辩》，《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6]李迪、冯立升：《对“木牛流马”的探讨》，《机械技术史》2002年第6期。
[37]（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8]宋效永、向焱点校：《三曹集》，合肥：黄山书社2019年版，第173页。
[39]（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0]（晋）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四，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1]（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三郡国志第二十三，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4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3]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44]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132页。
[4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九，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6]（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7]高凯：《论中国古代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48]孙吴所控制区域，为扬州、荆州、交州三州，在东汉末期有269万户、1171余万口。
[49]王育民：《三国人口探索》，《上海师范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历史学科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页。
[50]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
[51]（唐）房玄龄：《晋书》卷十四志第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2]（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二十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53]宋亚平：《论中国古代“内重外轻”与“外重内轻”的博弈——以郡 县制为视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54]陶元珍：《三国食货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18页。
[55]（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一蜀书十一，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56]（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57]黄今言、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页。
[59]许蓉生：《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0]西晋仍然采取士家制。晋武帝在咸宁五年（279）的伐吴诏书中曰：“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两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
[61]（唐）房玄龄：《晋书》卷四十六列传第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6页。
[63]（三国）诸葛亮：《便宜十六策》，清刻诸葛武侯全书本。
[64]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65]钮海燕：《从人才观上看蜀汉之兴亡》，《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66]丁邦友：《人才资源与三国鼎立》，《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67]（明）郭子章：《六语》谚语卷五，明万历刻本。
[68]罗开玉：《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69]（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70]（三国）诸葛亮：《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之一，清正谊堂全书本。
[71]王芸生等：《诸葛亮新论》，读者之友社1946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