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与圣：三国人物的历史脸谱
三国时期，孙吴内部持续动乱，导致吴国军政失序，人心涣散。但混乱的孙吴，仍一次次对实力强大的晋国发起攻势。司马氏篡魏建国后，面对孙吴，为何却采取守势？历史总是人书写的，只要是人写的，就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于是，后世所看到的历史，都是经过不同世代，层累创造而出。在后世的不断演绎中，诸葛亮的形象光芒万丈，最终登上圣坛，成为完人。而司马懿、曹操的形象，在后世的不断黑化之中，成为经典恶人形象。在三国之后，孰为正统，持续引发争议，围绕正统论，中国后世历代王朝，也在不断创造。
升堂拜母：权臣屡出与吴国失序
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政体。秦始皇自称“朕”，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号称“德高三皇，功过五帝”，故称“皇帝”。秦始皇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
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监察。三公之间相互制约，便于皇帝集权于一身。三公之下设九卿，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九卿中有七卿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负责如宗庙礼仪、宫廷警卫、宫廷车马、皇宫保卫、宫廷工程等事务。中央以下的郡设郡守，为一郡的最高长官。郡县制是皇帝专制权力向地理空间的自然延伸，实现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各级郡县长官是皇帝的代理人，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只对皇帝本人负责。
这套政治体制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体系为支撑；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官僚体系拥有管理日常事务所必需的权力。通过官僚体系辅助，天下万民才能成为满足皇帝私欲的工具，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成为家天下。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局面。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皇帝可以靠权术驾驭臣下，但是用这套来治理天下万民，却是明显不适合的。权力无边的帝王发现，他需要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政治。政治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即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政者事也，治者理也。
皇帝依赖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统治整个国家。知识分子进入权力圈的方式，在春秋战国时就是对自己学术的推销，在汉代是察举制和太学，到了曹魏时期则有九品中正制，隋唐后则是科举制。获取职位后仕途的腾达，则赖于他们的具体政绩。
皇权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着互为利用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皇权来不及集中权力，造成官僚体系的权力膨胀。比如西汉初年，由于连年内战，人口大幅减少，有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到内战前的十分之二，整个社会极端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初年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其重点不在集权，而在恢复发展生产，尽快解决民生问题。
汉初的皇帝将国家庶政的治理大权完全托付给丞相。皇帝见到丞相时要起立行礼，“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从西门入” [1]。汉代陈平曾经界定何为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2]
待文景之治恢复国力后，汉武帝着手强化皇权，限制相权。他提拔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相，公孙弘在朝中无人支持，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成为汉武帝的应声工具。汉武帝选拔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形成了以汉武帝为核心的“中朝”。“中朝”成为实际的政务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一般的政务机关，只负责具体执行“中朝”的决策。
皇帝与大臣的矛盾，只是皇帝看着大臣们运用权力时如鱼得水的姿态，在心理上产生出的权力失落感。皇帝担心臣下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统治，于是便急急对官僚体系加以整肃，以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力；而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臣下唯有俯首被戮的份。官僚体系一旦形成，即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它有着自己发展运行的轨道，不完全依君主的主观意愿而存废，它是皇权进行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皇帝如何驾驭官僚体系，如何约束相权，乃是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了。丞相作为整个官僚体系的中心，在所有的官职中变化最多，这是由于君主既需要丞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丞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为了分割相权，汉朝设中朝以抗衡相权，但最后变化的只是称谓，相权仍然是君主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大概正是丞相之名过于招摇，蜀汉蒋琬、费祎虽为权臣，掌握蜀汉大政，却无丞相之名。
三国之中，孙吴军政系统的凝聚具有相当特色，依靠上下之间的主从关系，辅以亲情，佐以权术。孙坚、孙策、孙权家族乃是家主，其属下的将领对其效忠，世代领兵，形成军功集团。此主从关系，周瑜描述为“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 [3]。此种主从（君臣）关系，通过家族内部仪式来加深。东吴大臣如张昭、周瑜等，与孙策一起“升堂拜母”，共同欢饮，主从亲密如一家。孙权暗施以权术，明感以骨肉至亲之情，以此笼络群臣，如诸葛瑾就被视为骨肉，顾雍则与孙权一起拜其母于庭。此种仪式具有的表演性，在表演型人格的孙权身上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孙吴的政治特点是，江东大族、淮泗军功集团势力庞大，希望能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孙权则希望能加强集权，这是双方的矛盾，但可以调节。孙权一手以亲情笼络，登堂拜母；另一手则重用酷吏，打压重臣，集中皇权。在此种主从关系之中，作为一家（国）之主的孙权能把控全局，处理内部各方关系，能维持利益共同体的团结，激发出团体的战斗力。
在中枢，相权对孙吴的皇权实际只起到了进谏的作用，孙权时期未曾出现权相。黄武元年（222），孙权用孙邵为丞相，孙邵卒后，顾雍、陆逊、步骘等先后为相，其中顾雍为相十九年。在顾雍之后，陆逊、步骘虽先后为丞相，二人均未至中央主持朝政，作用不大。此期间孙吴虽然设相，相权无法制约孙权，不过由于主从关系，也能发挥劝谏作用，对孙权的某些命令也不是绝对服从。
至孙权晚年，当初一起开国的重臣，或是逝去，或是老去。因为立嗣问题，孙权与江东大族闹僵，动摇了统治的根基。孙权选定的接班人孙亮年幼，需要有人辅佐，最终经过孙峻推荐，以诸葛恪（字元逊）辅政。
孙亮被立为太子后，其母如钩弋夫人一般，在幼君继位前被杀死。 [4]太元二年（252）四月，孙权病逝后，其十岁的少子孙亮即位，改元建兴。孙权去世之后，孙吴集团内部丧失核心人物，早先的主从君臣关系开始紊乱，为权相登台提供了契机。
孙亮登基时尚年幼，由诸葛恪、滕胤、孙峻等人辅政。此时孙吴政坛的局面是，江东大族遭到打击，比较低调。淮泗军功集团、北方流寓人士、孙氏宗室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诸葛恪是北方流寓人士，很难得到江东大族的支持，又不属于淮泗军功集团，没有形成军事班底，根基较浅。
诸葛恪辅政后，中书令孙弘就密谋铲除诸葛恪。孙峻得知后，向诸葛恪告密，提前下手，杀掉孙弘。诸葛恪性格“刚狠自用”，胆大好战，很有赌徒性格，迫切想要通过战事塑造威望，成为实至名归的权臣。
此年年末，吴魏爆发了东兴之战，吴军大胜。
由巢湖南下，经濡须水，可直抵长江，此一地区乃是双方的重点争夺区域。建安十七年（212），孙权在濡须水上游造濡须坞（在今安徽巢县东），又在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濡须水上筑东兴大堤，曹魏大军被堵塞于巢湖内，不得进入长江。孙权晚年已经失去进攻合肥的信心，东兴大堤一度防御荒废。诸葛恪辅政后，出兵东兴，重修大堤，在濡须山筑东西二城（关）。
曹魏方面视此举为极大威胁，出动精锐大军七万，试图拔除二城。魏军七万在东兴攻打东西二城，屡攻不克。诸葛恪则率兵四万，从建业出发，增援东兴。吴军出奇兵，在寒冬大雪中发起突袭，担任突袭任务的丹阳兵“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缘遏” [5]。
曹魏大军遭到突袭后无力抵抗，撤退时浮桥断裂，投水和互相践踏者甚众，阵亡数万人。曹魏乐安太守桓嘉、东吴叛将韩综被杀，司马昭、诸葛诞、胡遵逃得快才得以幸免。此战是三国后期，曹魏遭到的最沉重损失。
此战大胜，提升了诸葛恪的威信，授丞相，晋封阳都县侯。诸葛恪信心膨胀，此后筹备更大规模的北伐，又联络姜维，东西配合，夹攻曹魏。但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失败，返回建业，调整人事，任用亲信，控制禁军，强化控制，激化了内部矛盾。
孙吴建兴二年（253）冬十月，诸葛恪被孙峻设宴诛杀。事后孙峻自立为丞相，大权独揽。太平元年（256），因为孙峻素无重名，多施刑杀，内部矛盾重重，曾发生两次针对他的谋杀未遂事件。危局之下，曹魏降将文钦提议，通过伐魏来转移内部矛盾，孙峻乃主动出击，攻伐曹魏。
北方流寓人士代表滕胤在朝中很有威望，表态反对征伐，主张“按甲息师，观隙而动”，孙峻仍然坚持出兵。大军集结之后，孙峻因为心痛突然去世，其堂弟孙綝掌权，累迁丞相。此时吕据等将领正在伐魏途中，听到孙綝掌权消息后，领兵返回，联名推滕胤为丞相。滕胤也起兵响应，孙吴再次内乱。孙綝很快平息此次变乱，此后孙吴内部变乱不断。
太平二年（257），孙亮亲政，不满被孙綝架空，挑选十五岁至十八岁的三千余“兵子弟”，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担任将帅，组建自己的军事班底。孙亮试图以武力收回权力，与孙綝的矛盾公开。
此年五月，曹魏诸葛诞据寿春降吴，司马昭将二十六万之众前去讨伐。六月，孙綝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步骑三万救诸葛诞。交战之中，孙吴将领接连投魏，先是孙吴夏口督孙壹率部曲千余奔魏，导致孙吴震动。十一月，全祎、全仪投魏，随后全端、全怿等人自寿春出城降魏。
太平三年（258），孙亮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密谋诛杀孙綝，不想事泄。孙綝提前发动，废黜孙亮，改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 [6]孙休即位后，先是对孙綝示弱，先后四次加以封赏，暗中则加以布置。十二月初七夜，大风扬沙，卷起树木。初八当日，利用百官入朝朝贺之机，孙休联合丁奉、张布等人，在宫中擒杀孙綝。
孙休登基后，重用私交好友濮阳兴、张布等人。当年孙休以琅琊王身份在会稽生活时，濮阳兴担任会稽太守，两人情谊深厚，孙休当了皇帝后，要大力提拔濮阳兴。孙休时期，重新起用江东望族、军功集团，缓和了彼此关系，政局相对能保持稳定。江东望族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此时再次成为重要势力，陆抗、陆凯、陆胤统领长江各处大军。
永安六年（263），曹魏发动了伐蜀之战，孙吴未能有效救助蜀汉。永安七年，孙休去世，年仅三十岁。此时恰逢交州战乱，蜀国覆灭，天下大变之际，孙休之子年幼，“国内震惧，贪得长君” [7]，孙吴上下都希望有个年长的国君来维持秩序。濮阳兴、张布等废孙休嫡子，改立孙休之侄孙皓为帝。孙权在世时很喜欢孙皓，为他取名彭祖。二十三岁的孙皓登基后，一度体恤军民，开仓济民，遣散宫女。
但很快孙皓残酷本性毕露，让濮阳兴、张布很是失望。孙皓觉察到此点，在二人有所行动前将二人处死。孙皓虽为人残酷好杀，但还是有些能力的，登基后大力平定交州之乱，封赏群臣，铲除权臣。孙皓大量提拔军功贵族集团后裔以获得支持，又网罗了一批文人学士作为吹鼓手。往日孙权笼络臣属，多以亲情，孙皓加以效法，每日设宴畅饮，加深感情。为克制权相问题，孙皓创设左右丞相，以军功后裔陆逊之侄陆凯为左丞相，以亲信近臣万彧为右丞相，彼此制衡。孙皓早先为乌程侯时，万彧任乌程令，二人由此结下交情。
但孙皓登基后，主要还是以强硬血腥手段强化皇权，试图树立自上而下的权威君臣关系，臣对君只有绝对的服从，而非往日带有亲情的主从关系。孙皓虽然每日宴饮，可这饮酒也带有强制性与致命性，每人必须饮酒七升，以示服从，更有酒醉被杀者。群臣宴会时，有黄门郎十余人监视大臣酒后言行，加以揭露，“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 [8]。
为确保权力不受宗室威胁，即位之后不久，孙皓杀孙休皇后朱氏及孙休四子中年龄较大的二人。建衡二年（270），民间风传，孙权第五子孙奋当立，孙皓当即下手诛杀齐王孙奋及其五个儿子。孙皓应该是患有精神疾病的，极为好杀，在宫中凡不合意者，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以各类酷刑满足其畸形心理需要。
孙权时代一度设有“校事”，由酷吏主持，监视百官，后因“官愤”太大，在孙权死后不久被诸葛恪废除。孙皓重开“校事”，专门纠举弹劾官员日常行为；又设弹曲二十人，施展特务手段，“专纠司不法” [9]。
为了营造正统、强化权力，孙皓又造出各类祥瑞事件。童谣被传唱，“吴天子当上”；神奇天象出现，有黄旗紫盖见于东南。大臣韦曜出自江东大族，曾辅佐过孙皓之父，对各类祥瑞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筐箧中物”。王蕃、楼玄等文臣也多次违背孙皓心意，使孙皓动了杀心。
韦曜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被抓捕入狱处死，家属流放。甘露二年（266）的一次宴会上，王蕃不胜酒力，倒地不起。孙皓下令将王蕃当场斩首，抛尸野外。楼玄则被孙皓流放去了交趾，令前方将领张奕将他杀掉。张奕敬佩楼玄，一直不忍下手。后张奕去世，楼玄收敛张奕遗物时，发现了孙皓令杀掉自己的诏书，乃自杀而亡。
孙吴的体制运作，原先靠主从（君臣）关系维持。此种模式以亲情笼络，以权术操控，在保证国君权威的同时，又予臣属们一定的势力与自主权，具有一定的操作弹性。孙皓强化皇权、残酷杀戮的行径，在孙吴内部引发动荡，乃至其亲信万彧也暗中反对孙皓。孙皓得知后，曾以毒酒赐饮万彧，因为传酒人减少了毒药量，得以不死，后也自杀。
孙皓的心理疾病随着权力的攀升而不断加深，开始怀疑一切人，更加猜忌文臣武将们。老将丁奉战功显赫，在东兴之战中雪夜领兵，击破曹魏大军。可丁奉一死，迁其家于临川。陆凯多次“犯颜忤旨”，遭孙皓忌恨，但陆凯是军功集团后裔核心人物，陆氏在孙吴集团树大根深，“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 [10]，孙皓一时不好下手。军功后裔贺邵上书劝告孙皓，被关入酒窖，拷打千余下之后杀死。
孙皓杀伐决断，一出于己，凡不合心意者即加杀戮。临海太守奚熙、会稽太守郭诞，私下议论几句国政被杀；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因不出算缗（财产税）而被杀。孙吴建衡三年（271），孙皓调西陵督步阐入京。步氏两代三人，担任西陵督（由夷陵改名，今湖北宜昌），深为孙皓所忌，故而将步阐召回。步阐知道此行凶险，乃投降西晋，举兵抗拒。
步阐将兄长之子送往洛阳为质，司马炎则授予其官爵。孙吴方面，陆抗迅速出兵，攻克西陵，杀步阐，诛三族。司马炎调遣羊祜、杨肇、徐胤三路大军救援，均被陆抗击退。西陵之战以孙吴一方大胜告终，战后晋吴对峙局面又持续了八年。
在位期间，孙皓把孙吴内部所有能得罪的势力都得罪了。彷徨之中，孙皓大力起用孙氏支系子弟。孙皓封孙氏宗室子弟十一王，每王领兵三千人，以此巩固统治。只是孙吴集团内部人人忧恐，只求自保，上下离心。孙吴乱局如此，但西晋为何迟迟不曾发兵加以讨伐？因为此时的西晋政坛，也陷入了党争之中。
三国归晋：西晋党争与兴师伐吴
魏灭蜀之后，曹魏内部就有呼声，可以趁势吞吴，“舟师泛江，顺流而下。陆军南辕，取径四郡” [11]。但司马昭认为，伐吴之机尚不成熟。当孙吴持续内乱时，孙吴一方反而保持了主动攻势，不断发起进攻，以转移内部矛盾，孙皓甚至生出攻取洛阳之心。入晋之后，实力强大的西晋王朝“闻吴师将入”，却采取了守势，“筑垒遏水以自固” [12]。
泰始五年（269），司马炎方有灭吴之心，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军事。羊祜出自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泰山羊氏乃是顶级望族，南金东箭，世胄高门，持续兴盛，号称“世吏二千石”。不论建安，抑或魏晋，泰山羊氏以深厚的人脉资源与巨大的声望，长存不倒，世代显赫。
羊祜的父亲羊衜（dào）与孔融、蔡邕的女儿先后结亲，羊祜乃是蔡邕的外孙、蔡文姬的外甥。羊祜的岳父则是投奔蜀汉的夏侯霸，羊祜的姐姐羊徽瑜则嫁给了司马师。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是王肃，外祖母出自泰山羊氏。
虽然有这般显赫的家世背景，早期的羊祜选择了明哲保身，对曹氏、司马氏采取观望态度。曹爽曾经要重用他，他不肯应命。另一重考虑则是，泰山羊氏乃是儒家顶级望族，对豪门出身的曹氏有所排斥。
正元二年（255），同样来自儒家豪门的司马昭主政后，拜羊祜为中书侍郎，不断升迁。灭蜀汉之后，司马昭重用羊祜，升任中领军，统领禁军，入直殿中。至司马炎称帝后，羊祜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泰始五年（269）更以其主持对孙吴军事。
就司马炎而言，登基称帝之后，他在功业上有巨大的短板。司马三祖，司马懿擒孟达、抗诸葛亮、平辽东；司马师平定淮南毌丘俭、击败诸葛恪；司马昭灭掉蜀汉，更是惊天之功。羊祜就认为：“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13]司马炎迫切需要大功，彰显其执政合法性。而此时的惊天之功不外灭吴，司马昭内心也很急迫，故以羊祜坐镇荆州，预备伐吴。
在荆州一线，羊祜整军备武，训练士卒，发展生产，收集情报，培养将领，待机伐吴。羊祜认为，伐吴必要借助长江上流之水势，请求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 [14]。王濬在蜀地也不加隐藏，大造舟船，惊动了孙吴大将陆抗。陆抗上书孙皓，认为一旦泛舟顺流而下，虽千里也是俄然可至，无法救援，只是孙皓未曾给予足够重视。
坐镇荆州期间，羊祜与陆抗虽处不同阵营，却以君子之道相交。陆抗赠酒，羊祜饮之；陆抗生病，羊祜赠药，竟然出现了边境线上的小祥和。对吴地民众，羊祜增修德信，施以怀柔之道，笼络人心。晋军在孙吴边境线上，收割了孙吴民众的庄稼，也计算价值，“送绢偿之”。随着孙吴内部持续动乱，泰始十年（274），孙吴名将陆抗去世，此后孙吴再无坐镇一方的帅才。
咸宁二年（276）十月，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羊祜上奏，请求伐吴。在羊祜看来，伐吴完成天下一统，不仅可以彰显功勋，更可以使海内休息，民众安居乐业。羊祜认为，晋军在兵员数目、后勤物资等方面均胜过孙吴。就地理上而言，蜀汉有天险也被攻灭，“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完全可以克服地形问题。孙吴虽然擅长水战，但一旦攻入江东，则可以发挥晋军陆战优势。至于人心，“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 [15]，正是伐吴之机。
司马炎对羊祜的建议很是动心，但朝中当政的贾充、荀勖等人因为党争，力阻伐吴，遂暂停伐吴之议。贾充出自平阳贾氏，本是寒门子弟，经过贾逵、贾充父子努力，成为新崛起的非儒家豪门。贾逵年轻时家贫，后来庾纯曾嘲笑贾充先人出自市井、操持贱业。贾逵从郡县小吏做起，以出色才能博得曹操赏识，官至豫州刺史，对曹氏忠心耿耿。
贾充承袭其父爵位为侯，在正始十年（249）的高平陵事件后，果断投靠司马氏。正月初六，利用曹爽兄弟陪同少帝曹芳前往明帝高平陵前去拜谒之机，司马懿控制京师。曹爽兄弟一时惊慌失措，在得到司马懿对洛水发誓的安全保证之后放弃抵抗。正月初十，司马懿下令诛曹爽三族。事件之后，司马懿对曹魏旧臣予以免官。
高平陵事变后，淮南先后发生三次叛乱，分别是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之变。在平定毌丘俭之变时，贾充随司马师同行。司马师病重之际，将“监诸军事”托付贾充，信任如此。诸葛诞变乱之前，司马昭派贾充试探诸葛诞心意，诸葛诞怒斥贾充世受曹魏之恩，却不思报效。贾充回去后向司马昭禀报，认为诸葛诞必反，“不征，事迟而祸大” [16]。诸葛诞起兵之后，司马昭亲征，贾充随行，为其出谋划策，彻底融入司马集团。
最让后世诟病贾充的，则是其在诛杀曹髦中的作用。甘露五年（260）五月的一个暴雨天，年轻的曹髦不甘心沦为傀儡，自行仗剑，领了宫中杂役讨伐司马昭。途中先是遇到屯骑校尉司马佃，被曹髦呵斥后羞愧而去。曹髦继续前行，与中护军贾充相遇。曹髦亲自持剑拼杀。众人畏惧，不敢动手，成济就问贾充，该如何处理？
贾充云：“（司马）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成济乃持长戈，当街刺杀曹髦。此事之后，贾充成为千夫所指。陈泰怒不可遏地对司马昭说：“独有斩贾充，少可于谢天下。” [17]司马昭让他不要再说此事，陈泰坚决不同意。后来晋明帝司马绍听王导述说曹髦被杀之事，竟以面覆床：“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18]中国历史上，罕有帝王人臣有曹髦如此血性，宁可长街死，不作屈辱生。贾充此举被后世唾骂，成为其最大的污点，可由此他成为司马氏的最核心人物，替司马氏完成了最大的脏活。
晋初政坛上形成几派势力，一派是以贾充为中心的功臣势力，包括了何曾、羊琇、荀凯、荀勖、冯紞等人，都是在魏晋禅代中立下大功的人物。另一派是以山涛为代表的名士集团，有和峤、裴楷、任恺、庾纯、张华、王济等名士，其中有望族，也有寒门。两派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司马炎乐见朝臣不和，彼此互掐，不致一方独大。
以伐吴与否，又形成了两派势力，羊祜、杜预、张华、王濬等人都是伐吴派，但不管是名士派还是功臣派，都反对伐吴，贾充更是反对伐吴的中心人物。之所以反对伐吴，是因为对于这些权贵阶层而言，输了要跟着倒霉，胜了也没什么好处，还会产生新的军功贵族，冲击自身利益。
在司马炎通往帝王之路的历程中，羊祜、贾充、沈谘是绝对的核心人物。 [19]贾充担任尚书令以后，司马炎任命羊祜为尚书左仆射，与贾充共掌尚书台。羊祜出自豪门，身份显赫，深得人望，被贾充视为政坛劲敌。羊祜出镇荆州后，贾充还是加以提防，唯恐其伐吴立下惊天功劳，压过自己。故而对羊祜伐吴之议，贾充等全力加以阻击。这也是贾充的一大污点，被后世王献之讥讽为“不如铜雀台上妓”。
此外，北方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发动的变乱，极大牵扯了西晋的军力。泰始四年（268），陇西、河西大旱。秦州地方胡汉混杂，以鲜卑人为多。司马炎特意调胡烈担任秦州刺史，试图稳定地方。胡烈乃是当年成都之乱中的关键人物，他通风报信，杀掉钟会、姜维，立下大功。不想胡烈到任后未能救济灾民，反而加重税赋，抢夺民田，致使民怨沸腾。
泰始六年（270），秃发树机能利用此契机起兵反晋。秃发乃拓跋的异译。此年六月，胡烈率军讨伐，与秃发树机能在万斛堆（今甘肃靖远）交战，兵败身亡。西晋抽调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秦州军事，讨伐秃发树机能，结果又遭遇惨败。
凉州战事连续失利，引发晋廷重视，以宗室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持节，都督雍凉军事。泰始七年（271）四月，秃发树机能攻打金城（今甘肃兰州）。凉州刺史牵弘曾在灭蜀之战中立下战功，此番领兵援救金城郡，全军覆没，自己战死，金城失守。秃发树机能大胜之后，吸纳西北氐、羌、匈奴各部，实力壮大至二十余万人，尽有凉州之地。凉州的失利，让司马炎焦虑不安，“每虑斯难，忘寝及食” [20]。
利用西北战局，贾充的政敌任恺趁机建议司马炎，以贾充镇守关中，平定雍凉。司马炎深以为然，国家有难之时，自当以心腹坐镇要地，遂命贾充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任恺此乃釜底抽薪之计，将贾充调离中枢，至前方作战。贾充不熟军事，至关中后前途未卜，且一旦远离中枢，则权力将落于政敌之手。贾充是怎么也不肯去关中。恰逢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队无法开拔，其女贾南风又要与太子司马衷完婚。贾充以此二事为由，竟得以推脱不去。
而此时的关中地区，司马骏采取守势战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经过司马骏的努力，战局逐渐好转。咸宁二年（276），司马骏发动攻势，斩渠帅吐敦。咸宁三年，司马骏属下部将文鸯击败秃发树机能。这是与秃发树机能的战事中，西晋方面第一次获胜。战后胡人部落二十余万人降晋，秃发树机能被迫遣子为人质。
但文鸯不为司马炎所喜，见则恶之，就找了个借口将获胜后的文鸯免职，使秃发树机能获得喘息之机。文鸯来历复杂，是叛将文钦之子。正元二年（255），文钦、毌丘俭在淮南一起起兵反司马氏。司马师领兵南征时，文鸯亲领壮士发动夜袭，导致司马师受惊。司马师眼睛上有瘤，刚刚动过手术，受惊之下，眼珠迸出，伤重而亡。至毌丘俭兵败后，文钦、文鸯投奔孙吴。甘露二年（266），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文氏父子奉孙吴之命，前往寿春支援。不想诸葛诞疑心，将文钦杀掉，文鸯又投了司马氏，命运也是一波三折。
西晋朝廷一时麻痹，以为秃发树机能不再为患，同年调司马骏入朝。咸宁四年（278）六月，秃发树机能在武威斩杀凉州刺史杨欣，包围武威，至次年春攻克武威，截断河西与西晋朝廷之间的联系。战局的被动让西晋朝廷极为悲观，司马炎临朝哀叹：“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乎？”群臣无言以对，唯有马隆应对：“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 [21]
咸宁五年（279）春，西晋朝廷任命马隆为讨虏将军、武威太守，招募勇士，组建一支精兵，配发三年军资，全力打通河西走廊。是年，马隆发动攻势，转战千里，接连取胜。马隆遣使至京通报喜讯，使者夜到，司马炎闻讯快慰，抚掌欢笑。马隆采用了类似诸葛亮的八阵图，以车阵结合弓弩抵御骑兵，立下奇功。至十二月，马隆击杀秃发树机能，平息了持续十年的凉州战事。
咸宁四年（278）八月，羊祜患病，返回洛阳。在觐见司马炎时，羊祜不忘陈述伐吴之计。羊祜认为：“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 [22]当时的度支尚书杜预也支持伐吴，羊祜推荐杜预接替自己，择机伐吴。杜预是司马炎的妹夫，一手制定了《晋律》，乃杜甫第十三代祖。
贾充一派则以关中之乱未平为由，加以反对。此年冬，羊祜带着未了心愿去世。羊祜死后，备受尊重，被视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今日浙江省宁波、舟山民间尚有羊府庙，供奉羊府大帝（羊祜）。
司马炎虽有强烈伐吴之心，但“腹心不同，公卿异议” [23]，且西北战事持续，一直下不了决心。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得知马隆在凉州取胜之后，司马炎下《伐吴诏》，开始部署伐吴。司马炎以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佃进攻涂中（今安徽滁县），安东将军、扬州督军王浑自寿春出击，进逼横江（今安徽和县），建威将军王戎攻打武昌（今湖北鄂城），平南将军胡奋攻取夏口（今湖北武汉），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镇南将军唐彬由蜀地顺江而下，六路伐吴，出动兵力二十余万。
贾充一派继续反对伐吴，认为“兴兵致讨，惧非其时”。司马炎此番下定决心伐吴，乃出一计，命贾充挂帅伐吴。贾充怎肯答应，推辞：“臣老迈，非所克堪。”司马炎则回复：“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无奈，只好受节钺，将中军，领军出征，屯兵襄阳。
晋军主力出动后，咸宁六年（280）春，攻克武昌。此时春水暴涨，疾疫多发，贾充等又主张不可进军。张华坚持用兵，贾充上表称：“宜招诸军还，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司马炎表态，继续用兵：“此是吾意，（张）华但与吾同耳。” [24]贾充党羽荀勖也上奏请求退兵，被司马炎否决。
为了督导战局，同时鞭策贾充，司马炎对六路大军统一指挥。二月，各军在战场上陆续报捷。
王濬先后克西陵、夷道、乐乡，所到之处，土崩瓦解，无有能抵御者。
杜预克江陵，胡奋克江安。江陵城内得知杜预颈部生瘤后，将狗头放在瓢中，又将大树树瘤切下涂白，书“杜预之颈”，加以调笑。攻陷江陵后，杜预恼怒于此，在城内屠杀一番。
孙吴丞相张悌明知必败，仍然领兵三万渡江接战，与晋军王浑、周浚交战于板桥，张悌战死，全军覆没。战后王浑大军抵达江边，隔江而望，以待王濬舟师。
三月，接连取胜的老将王濬不顾主帅王浑感受，以风大无法停泊为由，带领舟师，直抵建业城下，抢下灭吴第一功。石头城外战鼓响，石头城内张皇顾，孙皓对孙吴内部军功集团的持续打击，不断地各种折腾，导致孙吴政权军心涣散。
面对伐吴大军的泰山压顶之势，孙皓无力回天，只得学了刘禅投降。三月十五日，孙皓行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衔璧牵羊，肉袒反绑双手，随从抬棺，至王濬军营门前投降。孙吴之亡，核心在于孙皓，因一人而祸害万万人，焉能不灭亡。
伐吴之战，王浑乃是主帅，且击溃了孙吴军事主力。可王濬利用水路，突袭建业，接受孙皓投降，抢到了惊天之功。战后二王争功，王浑上书攻击王濬，指责其有罪，请求将他如同当年的邓艾一般，槛车解京。
大胜之后，司马炎心情喜悦，对部将争功也是尽力调和，稍微批评了下王濬过于贪功，希望此事就此平息。可二王犹自争吵不休，司马炎调解了几次，头大无比，就命廷尉刘颂处理此事。刘颂袒护王浑，列王浑为首功，王濬为次功。司马炎看了很是生气，以刘颂考绩徇私，降职为京兆太守。
王浑出自望族，人脉很广，其子又娶了公主，朝中重臣多有为其说话者。司马炎无奈，只好加以通融，增王浑食邑八千户，晋爵为公。寒门出身的老将王濬，只得了个辅国大将军。王濬自以为立下首功，却被打压，很是气愤，在各个场合故意给司马炎脸色看。司马炎理亏，只好装聋作哑。后来经人提醒，王濬才知道自己犯浑，赶紧韬光养晦，收敛言行。如此一来，司马炎倒不好意思了，给他不断加官晋爵。王濬学聪明了，过起豪奢生活，富贵一生，安享晚年。
孙皓投降消息传来后，贾充一时“大惭惧”，向司马炎请罪。司马炎安慰了一番亲家之后，封赏群臣，主战派如杜预等自有封赏，朝廷内的反战派如贾充、荀勖、冯紞等，也都得了重赏。
天下分裂长达六十年的局面，至此结束。咸宁六年（280）四月二十九日，晋武帝司马炎改元“太康”，民间则期待着走入“天下无穷人”的太平时代。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哪个不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一姓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以供一人之淫乐？
孙皓被解送到洛阳后，贾充调侃他：“你在江东挖人眼、扒人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想起贾充杀死曹髦的劣迹，孙皓忍不住嘲讽：“人臣有弑君者，则加以此刑。” [25]孙皓在孙吴时，好酒色，宫中美女充斥，投降时不过三十八岁，却有子女几十人。因孙皓是最后才投降，故而只封了个归命侯，但也能得享富贵，只是在晋廷不过四年即去世。
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东灭孙吴，北逐鲜卑，却也被名教束缚，跳不出来。司马炎骄奢淫逸，粉黛近万，羊车望幸，却还玩出焚裘示俭的把戏。司马炎执政的最大问题就是为傻儿子选了个骄横凶残的儿媳妇。他为傻太子司马衷选妃时，可供选择的有卫瓘、贾充二女，司马炎认为：“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少子，丑而短黑。” [26]
最后出于政治考虑，司马炎还是选择了贾家女作为儿媳妇。贾南风做了十八年的太子妃，其间因为生性嫉妒，曾手杀数人，差点被废。等到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丑而短黑”的皇后贾南风权力欲望强烈，手段残酷，政坛一时血雨腥风，恶斗不断。当晋一统天下后，民众所期待的“天下无穷人”的时代并未到来，大乱已在一次次的宫廷密谋中酝酿。
运筹神谋：走向圣坛的诸葛亮
在后世千余年的不断神化中，诸葛亮逐渐走向圣坛。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羽扇挥摇，七纵七擒，八阵排列，木牛流马，呼风唤雨，宛如仙神。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诸葛亮更若完人，凝结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应该具有的一切美德。
诸葛亮早年在南阳躬耕，颇有道家隐逸之风。在《诫子书》中，所谈不外修身明德，又满是儒家思想。执政之时，峻法治国，却是法家风格。法家强调法律权威，不容偏袒，任法不任智。对法家这一套精神，诸葛亮加以传承，在斩马谡后，他承担失败之责，请自贬三等。
法家与玩弄权术的纵横家又不同，权术是服务于个体私欲，法家则奉法律为公器，“奉公法、废私术”。在诸葛亮身上，兼容了儒、道、法三家，且更多地带有法家烙印。当日乱世之下，天下重刑名，各路枭雄，曹操、刘备、孙权，无不是法术合一。
三国时代，诸葛亮持续北伐，各种苛征加深了蜀地民众生活的苦难，又以严法治蜀，可谓是丞相鞠躬尽瘁，民众死而后已。但民间社会依然推崇诸葛亮。诸葛亮一死，蜀地民间有私祭诸葛亮于道陌之上者。盖人死之后，时间冲淡了瑕疵，真相沉没于传说，不满于当下的人们总要有所寄托，诸葛亮就是底层民众的心理寄托。
诸葛亮虽为权臣，却对帝王之位未有觊觎之心，更是高举兴复汉室大旗，以忠臣之心屡屡北伐，让当时及后世的文人们崇拜。民间社会只能在道陌上私祭，文人们则可以用笔来记录历史，乃至在时光中层累创造，塑造出一个神圣的诸葛亮。
随着西晋代魏，蜀汉、曹魏俱成往事，人们可以公开热议诸葛亮了。入晋之后，诸葛亮的形象还未被完全塑造成型，争议颇多。晋初司马骏镇守关中，与诸官共论诸葛亮，多认为诸葛亮“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27]。
西晋泰始二年（266）春，吴国张俨入晋，吊司马昭之丧，与晋国傅玄、袁准议论蜀汉覆灭之因，也涉及对诸葛亮的评价。袁准、傅玄二人给予诸葛亮高度评价。但袁准对诸葛亮过于崇拜，溢美之词过甚，如“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 [28]，这就违背了历史。历次北伐，民间疲惫，诸葛亮自己都称“民贫国虚”。
在《三国志》中，陈寿以客观笔调记录诸葛亮。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陈寿心中对诸葛亮难掩的崇敬，记录了诸葛亮的政治才华与高风亮节。不过陈寿也指出了诸葛亮的短板，“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奇谋为短”，在军事上并非不世出的天才，守成有余，机变不足。
至后世，随着诸葛亮走上圣坛，陈寿的评论也广受指责，史家们寻找出各种理由加以驳斥。乃至有人认为陈寿指出诸葛之短，是出于私怨。陈寿之父曾是马谡的参军，受失街亭牵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二人不和云云。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此评论道：“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 [29]
诸葛亮身上的光环，吸引了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纷纷对诸葛亮形象进行加工。如东晋时习凿齿一度提出应以蜀汉为正统，自然竭力塑造诸葛亮的正形象。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营造出了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语林》载，诸葛亮“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军”，司马懿闻而叹曰：“可谓名士！”《世说新语》中有诸葛亮与司马懿斗智的故事等。《蜀记》记载了诸葛亮凭借“慧眼”，识破曹操所派刺客的故事。《汉表传》中，诸葛亮命士兵削大树皮刻字：“（张）郃死此树下”，张郃果然路过此树，被箭射死。南朝宋人刘敬叔在《艺苑》中记录，在蜀郡有口火井，汉室兴盛则火焰“弥炽”，诸葛亮来看了一眼，火焰顿时旺盛。
后世关于诸葛亮的记录杂乱纷繁，散落各处，经过裴松之注《三国志》而被系统整理。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引用大量的资料，对后世争议颇多的“郭冲五事”则加以驳斥，认为纯属虚构。但郭冲五事不能一概视为虚妄，其中内容可以视为对诸葛亮的侧写。
裴松之所引用史料进一步塑造了诸葛亮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形象，使其形象更为完美、丰满。裴松之对诸葛亮极为崇敬，利用作注为之辩护。如王沈《魏书》载，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时，粮尽势穷，忧愤呕血，遁逃时病死。 [30]裴松之加以反驳，认为《魏书》所载不实，诸葛亮雄才大略，怎么会被司马懿吓死？
此时鬼神之说盛行，诸葛亮也被加上了神秘色彩，裴松之作注时，难免受到影响。如诸葛亮去世时，有流星落入诸葛亮军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 [31]，后世据此引申创造出“大星陨落，丞相归天”的悲情故事。
对诸葛亮，后世不是全部恭维，也有批判之声。如北魏时，崔浩批评诸葛亮：“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 [32]但诸葛亮在后世满足了各方面的心理需要。他忠于王事，捍卫汉室，符合了帝王的需要，希望臣下以此为榜样，忠心报效。他文武兼备，举兵北伐未成即身死，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让后世功业未建的文人们慨叹咏唱。他的各类故事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七擒七纵、借东风、空城计等故事都有着无数的演绎空间，让后世民间津津乐道，不断再加工。
不论在任何时代，他都不会过时。他满足了各个阶层的心理需要，而将他捧上神坛加以膜拜，不会有什么异议。于是在后世，帝王将他入庙享受祭祀，文人将他在诗歌中传颂，民间在平话、杂剧中演绎，历史的时空层累形成了登上圣坛的完人诸葛亮。
隋唐之际，对诸葛亮开始全面神化、圣化。《隋书》载，史万岁南征时，见诸葛亮墓碑，碑上铭文：“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诸葛亮竟然能预知几百年后的事，近乎仙妖。诸葛亮的形象经过唐代诗人的不断吟诵，更是深入人心。诗人们甚至想象出法力无边、用兵如神的诸葛亮。李山甫的笔下，诸葛亮“乘雷电”“捧乘舆”“尽驱神鬼随鞭策，全罩英雄入网罗”。杜牧形容诸葛亮“画地乾坤在，濡毫胜负知”。
诸葛亮处心积虑想要振兴汉室，出师未捷身先死，这让唐代功业未及建的文人们产生强烈共情。实如老杜诗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乃是诸葛亮“铁粉”，诗中各种溢美，影响最为深远。唐中期永贞改革失败后，王叔文不时高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南宋建炎二年（1128）?，宗泽临终前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逝。
唐代出现了佛教俗讲的变文，这影响了后世的中国白话文小说。变文除了唱诵佛教故事，也讲述历史与民间传说。在唐代佛教变文中，就可以看到被加工的诸葛亮。唐代《四分律钞批》中讲述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民间则火力全开，将诸葛亮视为神灵，设庙祭祀，“若岁太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 [33]。唐朝中期名臣韦皋被视为诸葛亮转世，“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