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诸葛亮主持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行政事务，抽调赋税，以供军用。定计入蜀，则由法正、庞统全盘策划，刘备甚至不曾将诸葛亮带在身边。进取关中，是法正一手操盘，也与诸葛亮无关。与谨小慎微的诸葛亮相比，出身显赫、快意恩仇、大胆激进的法正，在性格上更对刘备胃口，其人智术过人，常能挽回刘备心意。取下成都后，刘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权势无二。
诸葛亮知道刘备信任法正，有所畏惮，而不敢过于暴露自己的锋芒。至刘备攻取汉中时，法正随军同征。当前方战事吃紧，刘备急书诸葛亮，搬取救兵。诸葛亮乘机举荐杨洪，暂代蜀郡太守，调动军队，运输粮秣，此后由杨洪正式担任蜀郡太守，削弱法正权柄。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取得汉中，手握荆州、益州，也算是自成一片天地了，此时就有人劝刘备称帝。刘备虽然内心对帝位充满炽热，但一直举着拥戴汉室的旗帜，不能吃相太过难看。刘备的选择是，继续尊崇汉室，自立为汉中王。刘备称汉中王，未曾得到汉献帝的册封，可刘备仍然进行了表演，姿态性地向汉献帝上表，获得身份上的正统。
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病死，曹丕继立。十月，曹丕称帝，建魏国，改年号。时传闻汉献帝已经遇害，刘备也不加查验，忙着发丧制服。
汉献帝禅让帝位后，东汉政权告终，刘备何去何从？刘备的选择是自己称帝，高举汉室大旗，表明自己才是正统所在。为了配合刘备称帝，太傅许靖、军师将军诸葛亮等齐上劝进书，“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 [37]，这是人民的需要。又有黄龙现于武阳赤水，九日才去，这是上天给出的信号，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武阳县赤水河属犍为郡，犍为太守李严一手操盘了“祥瑞”事件，联络大臣们签名刻碑，建庙铸鼎，营造登基舆论。大儒谯周则遍阅《河图》《洛书》，为刘备登基寻找理论依据。
诸葛亮在《劝进表》中，强调了刘备的汉室正统身份：“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裔，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经过充分准备后，刘备庄严宣告：“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惧汉阼将湮于地” [38]。章武元年（221）四月初六，刘备在武担山之南，冠冕堂皇登基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刘备表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 [39]，将曹氏父子比作王莽，自己将“嗣武二祖”，继承刘邦、刘秀，兴复汉室。
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则曹魏理所当然乃是汉贼，如此便占据了大义名分。而蜀汉的正统，说到底就在于血脉，在于刘姓。但刘备如果仅仅具备刘姓身份，也很难说具有合法性与号召力。当初汉献帝曾给过董承、刘备等一份衣带诏，请铲除曹操、复兴汉室，即除贼兴汉。衣带诏一事背景复杂，但成了刘备行事的合法性所在，这是他比宗室刘表、刘璋更具号召力的大义所在。王夫之认为：“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 [40]在刘汉正统旗帜下，在衣带诏讨贼的大义名分下，刘备吸纳了一批人才。诸葛亮追随刘备，原因之一便在于“以先主方授衣带之诏，义所可从而依之也” [41]。
纵观刘备一生，其所行乃是霸业，而非王业。当代学者田余庆用“偏霸”二字，形容蜀汉政权。 [42]在刘备称帝前，法正去世，终年四十五岁。诸葛亮与他的矛盾避免了爆发，反留下一些相得益彰的佳话。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庞统、关羽、法正、黄忠、张飞、马超、许靖等先后亡故，环顾左右，唯有诸葛亮一人了。
“在刘备生前，诸葛亮只是受命而行的行政能臣，并不是协助刘备决策的人；特别在军事方面，还不是赞助刘备决策的人。” [43]至刘备一死，诸葛亮全面执掌军政大权，建兴元年（223），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事无巨细，均由其料理。
诸葛亮掌权了，自然要实现自己兴复汉室的宏大目标，此时更需要强调正统意识了。于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主导话语，成为政治正确，成为不可置疑的蜀汉国策。就蜀汉而言，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融合各个派系的人物，其中存在颇多矛盾，未曾得到化解。唯有继续高举“兴汉伐贼”的旗帜，强调正统身份，才能凝固政权，化解内部矛盾。
由蜀汉的正统观，带来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乃至产生了系列幻象。在幻象中，“是非”“善恶”“黑白”绝对对立，不可调和，当事者更多地沉迷于宏大口号的叙述之中。蜀汉一方陷入了深深的“非生即死”的封闭逻辑之中，诸葛亮陷入了不北伐成功、进取中原、消灭曹魏，则蜀汉必然败亡的逻辑之中。诸葛亮的传人姜维，更是深陷其中，持续北伐。
而蜀汉面临的困局是，现实的实力并不能匹配崇高的理想。陈寿评价：“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 [44]诸葛亮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急迫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进取中原、恢复汉室的王业。诸葛亮也知道，如果自己完不成复兴汉室，则以蜀汉小国寡民的国力，此后“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 [45]。
蜀汉作为迅速崛起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力过度透支、过度扩张。从刘备马不停蹄地征战，到诸葛亮持续北伐，都是在扩张中提升自身的地位，强调自身的正统。大国正统成为蜀汉政权沉重的心理负担。在幻象所构建的正统身份中，曹魏成为大国叙事中的“窃贼”，通过窃取的方式获取中原，这又对幻象所构建的正统身份造成巨大威胁，不得不加以打击。在幻象的正统身份支配下，诸葛亮罔顾自身劣势，持续不断地对曹魏发起攻击，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败，是为蜀汉困局。
至于曹魏，在代汉的过程中，通过天命符瑞、五行相生等，营造神秘气氛，营造出正统性，以昭告天下。“代赤者魏公子”之类的谶言四处传播，“黄龙见谯”的天象也出现。依五行相生说，汉为火德，火生土，则代汉者为土德，土色为黄。曹丕代汉，曹魏乃土德，故而年号“黄初”。汉室自称是尧之后，曹氏就自称乃舜之后裔，这就迎合了尧、舜、禹禅让的顺位。在营造异象、塑造祖先后，曹丕升坛受禅称帝，感慨万千：“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46]
曹魏能迎合士人，除了各类谶纬之说外，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强调大国正统在中原。因为曹魏为土德，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改雒阳为洛阳。大魏受禅，定都洛阳，洛阳为天下中，曹魏为天下正。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得中原者即得正统，此点深入人心，是故曹魏篡汉之后，却能笼络住人心。
中原正统论，给了偏居西南的蜀汉一记重击。蜀汉远离中原，蛮族众多，秦汉两朝多将这里当作流放罪犯的地方。刘备自称汉室苗裔，但建政蜀地，其“正统性”受到中原正统观的挑战，甚至被曹魏一方视为蛮夷。
曹丕称帝后，魏国司徒华歆、司徒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等，与诸葛亮书信往来，论述魏国为天命所归、正统所在，奉劝诸葛亮率众称臣。诸葛亮作《正议》回应曹魏群臣，强调蜀汉方为正统。
诸葛亮认为，国之正统，在于仁德。他以项羽为例，起不由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魏国窃汉，类似项羽，故而要引以为戒，免得祸及子孙。蜀汉虽偏居益州，国力不如曹魏，但行仁德之政，是正道所在，以有道伐无道，所向无敌。如当年汉光武帝刘秀，以四千人击败王莽四十万大军，“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万人必死，横行天下” [47]，何况蜀汉以数十万之众，替天行道，何人能敌？
范文澜则认为：“对中原士族来说，‘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有什么作用。诸葛亮隆中定策，本想走一次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道路显然是走不通了，留给他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 [48]
诸葛亮也清晰地认识到，兴复汉室、伐贼兴汉，已没有太大的号召力。他无奈自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以伐之？” [49]兴汉的大旗哪怕效用不大，但是若不高举旗帜，既无法伸张蜀汉的合法性，又无法以此为号召而北伐。一旦安心偏于一隅，漠视曹魏的壮大，蜀汉早晚必亡。确立了兴汉伐贼的大战略，占据了道义的高度，就要将国家机器投入战争中，一切服务于战争。于是蜀汉以兴汉讨贼为号召，一次次向实力强劲的曹魏发起主动攻击，这是蜀汉大国困局中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江东群臣反对接受册封，孙权不以为然，认为刘邦还受项羽之封为汉王。挟击败刘备之威，吴王孙权改元黄武，也显示了代替汉室的雄心。八年之后，孙权才正式称帝，年号黄龙。孙权称帝，没有玩那么多的花样，很直白，认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 [50]既然天下无主，上天又选择了自己，“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 [51]。
当孙权登基称帝后，蜀汉正统论又面临新的挑战。蜀汉自认正统，曹魏为汉贼，孙权称帝，自然也是贼了。孙权称帝后，遣使蜀汉，要求并尊二帝，蜀汉方面有人认为，名分不顺，交之无益，不如宣示大义，断绝交往。可与孙吴结盟，乃是诸葛亮兴汉伐贼战略的基础所在。此时的诸葛亮面临着吊诡的问题：是为了大义名分，显蜀汉正统，断绝盟友关系？还是为了现实考量，尊重现实，承认孙吴政权？
诸葛亮的选择是，与孙吴不争正统，不较长短。“九州幅裂，普天无统”，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共识——曹魏“荐作奸回，偷取天位” [52]，乃是天下之贼。待消灭曹魏之后，孙吴、蜀汉两家再议谁为正统。可惜，历史没有给蜀汉和孙吴两家联手灭魏后，再一争哪家是正统的机会。
诸葛亮未曾想到的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乃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追求大一统的思维。由此造就了后世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天下一统的追求，而一个王朝正统性的最大标志，便是一统天下。
蚕食雍凉：恢复中原必出祁山
往昔远行，登山越岭，东望秦川五百里，极目天地无限。行人至此，莫不悲思，歌以慨叹：“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 [53]
益州、汉中，被群山环绕，形成盆地。来往通行，依赖于栈道，只要将栈道封闭，占据隘口，即可据险自守。若是有心开拓者，如刘邦，从汉中出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入关中平原，建立刘氏天下。汉末乱局中，无心竞争天下者，占据益州、汉中后，战略选择便是闭关自守。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益州牧刘焉为了长期占据益州，派张鲁、张修袭夺汉中，将栈道截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控制汉中后，张鲁袭杀张修，合并其部众，断绝斜谷，自成势力。此时张鲁在明面上尚未与刘焉闹翻，至刘焉死后，其子刘璋代立，因张鲁不肯归顺，便将张鲁母亲及家眷杀尽。此后张鲁占据汉中，以五斗米道教民，自称师君，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朝廷已是傀儡，无力征伐，只能加以分化，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
张鲁依靠汉中天险阻隔，建立神权小国度，雄踞汉中二十余年。建安二十年（215），曹操领大兵十万攻打汉中张鲁，既至汉中，地形险峻，后勤运输困难，导致军中缺食。曹操认为，汉中张鲁乃妖妄之国，存在与否并无影响，军中少食，不如回师，想要退兵。在刘晔的力谏下，曹操方才继续用兵，逼降张鲁，取得汉中，此后刘备领兵来袭，又将汉中从曹操手中夺走。
汉中盆地，乃益州屏障，以此为基地，进可以攻取关中，退可依托秦岭天险固守。蜀汉时期，诸葛亮的战略布局是，东部在白帝城屯兵以备吴，北部屯兵汉中以备魏。至于曹魏，在应对蜀汉、孙吴上，也有重点布局。魏明帝曹叡曾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
地有所必争，合肥是魏吴两国的必争之地，祁山则成为魏蜀两国的必争之地。
从狭义上讲，祁山可以指要塞，即曹魏所筑祁山城堡；可以指县治，即祁山城堡所属西县；可以指山川，即祁山；也可以指地域，即陇南地区。
就要塞而言，曹魏所经营的祁山堡，在嶓冢山之西七十余里，“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 [54]。天水南部有齐寿山，古称嶓冢山，是西汉水的发源地。《尚书·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西汉水被认为是嘉陵江的西源，“嘉陵江纵贯秦陇蜀三省，其源有二：东源径宝鸡、凤县、两当、徽县，西源径西和、礼县、成县至略阳，而后两源合流” [55]。
祁山堡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祁山乡，筑在小山之上，濒临西汉水北岸，便利取水。受山顶面积限制，祁山堡驻军数量有限，在千人上下。过祁山堡，便是盐官镇，三国时称“卤城”，也是战略要地。
就县治而言，汉魏时期，祁山堡属汉阳郡（今甘肃天水）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居民万户，繁荣殷实。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西县通过西汉水的水路贸易而获得繁荣，民众繁多。西县便是传说中诸葛亮施展空城计的地方。先秦时期，这一带便有先民居住活动，是秦人的发祥地，遍地遗迹，诸葛亮在此地看到后说：“瞩其丘墟，信为殷矣。” [56]
就山川而言，对祁山的描述，众说纷纭。《水经注》云：“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道巡，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57]今甘肃省礼县以东、西汉水及祁山堡以北之地，系黄土丘陵，山势较平缓，不具备“山高险峻”的地貌特点。
祁山并非单指祁山堡所在的单个山峰，而是指山脉。从今甘肃省徽县北界到西和县石堡以西至礼县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横岭山脉，海拔两千余米。由于这条横岭山脉的阻碍，源出嶓冢山的西汉水向西南流去。源出西和县中部诸山的建安水（漾水），向北流去，汇入西汉水。其间有一段十二公里长的峡谷，峡中石山东西对峙，高耸入云，有大小祁山之称。 [58]祁山堡所在的小山，脱离了主脉，耸立在西汉水北岸，反而成为一方要隘。
西汉水南下，经过今成县、略阳、勉县，至汉中。西汉水河谷狭小，但径流量高，多经过河川农耕区，物资供应充足，且有水路可以运输物资，是秦汉、三国时期由天水至汉中的主干道。就古代攻势作战而言，展开的规模、持续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后勤。相较陆路运输，水路能更快、更便捷地输送后勤。依托水道发动攻势，在古代是最常见的。诸葛亮北伐，利用水道运输物资，到达水运终点或某一适当之处，再横越一段山道，进入下一河川流域，再利用河道输送物资，展开攻势。
从成都平原出发，沿嘉陵江逆流而上，至沮县（今陕西省勉县茶店镇）境后，转入西汉水。从沮县沿西汉水至天水，河道绕且远。东汉元初二年（115），武都太守虞诩开通水路，由沮县至武都下辨（今甘肃成县）数十里中，开凿船道（今称黑峪河），直至西汉水上游，水运更加便利。诸葛亮北伐，便是利用此条水路出祁山。而祁山堡就坐落在西汉水上游，是前往天水的门户。
从广义上说，祁山指陇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甘肃省陇南市辖区。由陇右，出祁山。“陇右”指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支脉关山）以西，至洮河、湟河流域的区域。陇右之名来自陇山，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也称陇西。陇、蜀紧密相连，关系国运。刘秀兴汉，得陇望蜀，一统天下，曹操得陇不望蜀，最终鼎足三分。
诸葛亮一共五次北伐，后世之所以称六次北伐，是将建兴八年（230）曹魏进攻汉中，诸葛亮主持防御的军事行动也计算在内。五次北伐也不是都出祁山，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走陇西大道，第二次走陈仓道，最后一次是褒斜道。
由汉中过秦岭，至关中，有几条主要道路，分别是子午道、褒斜道、故道（陈仓道）、傥骆道。
子午道在最东，从汉中过秦岭，终点就是长安，距离上最短，但道路险峻。因为此路险峻，蜀汉出兵北伐时基本不选此路，而魏延所献奇策，便是出子午谷，直达长安。建兴八年（230），曹魏大举伐蜀，五路并进，曹真领大军入此道，因大雨所阻而撤出。
傥骆道，因南口为洋县境内的傥谷，北口为周至县境内的骆谷而得名。从汉中出发，经过洋县，入秦岭，由周至县出山，此条道路盘旋曲折，行军不易。
褒斜道（斜谷道），其南口名褒谷，北口名斜谷，故而得名，从汉中到郿县，此段道路相对容易通行，故而大兵进军，多走此道。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领大军出褒谷口，见褒水冲击巨石，水花如雪，写下“衮雪”二字。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派赵云、邓芝由此道以偏师迎战曹真主力。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此道，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于渭原。
陈仓道在最西，又名故道，从勉县到陈仓（宝鸡），绕开了秦岭陡峭的部分，路途最远。曹操征汉中，降张鲁，从长安取此道而入。后刘备进军汉中，曹操从褒斜道入汉中，与刘备交战不利，准备从陈仓道退兵。陈仓道上有一段险峻之处，称“马鸣阁道”。刘备遣军十余营，试图截断马鸣阁道，断曹操退路，被徐晃击破，保证了曹操退路。
在东起长安、西至陈仓的渭河之畔，共有五城，长安、槐里、武功、郿县、陈仓，都是双方激烈争夺之地。
陈仓道以西是陇西大道，经秦岭西侧，出祁山，到天水，至街亭。出祁山，即出山区，一路开阔，直抵天水。且此一线有水路可资利用，方便运输军需物资。
诸葛亮北伐，三次走陇右；姜维九伐中原，除一次走傥骆道外，皆出陇右。诸葛亮五次出兵北伐，三次走陇右，主要出于三重考虑。
其一，出兵陇右，真正目标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增强蜀汉实力，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条件。早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在进军汉中之前，法正提出攻打汉中的好处，一旦拿下汉中，可以广农积谷，待机而起，进一步可以蚕食雍、凉，开拓领土。
诸葛亮西出祁山，直取陇西、天水等郡，主要目标是获得各类物资及人力，“若是不取得凉州，则无由获取兵源与马匹，也无由解决军粮的问题” [59]。陇山，又称陇坂，将陇西与关中分割开来。一旦占据陇山，则封锁道路，吞并陇西地区，加以开发。
雍州、凉州地势西高东低，可以利用山地，让曹魏的骑兵部队无法发挥优势。待势力扩张后，由此出发，利用地势，则可攻袭关中长安，进而争夺中原。汉高祖刘邦，就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争夺天下。
其二，出陇右可以贯彻“西和诸戎”的战略。陇右一带，是氐、羌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此地民风彪悍，堪称天生的战士。此前归附蜀汉的马超，在这些部落中声望颇高。马超的祖父因为丢失官职，留居陇西，与羌人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下马腾。马腾年轻时从军，凭借军功升到征西将军。
马超融合了羌人血脉，骁勇善战，继承乃父衣钵。马超、韩遂等在关中发难，在陇西、黄河、渭水、华阴、潼关一线与曹军苦战，导致曹操损兵折将，发出哀叹：“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60]后曹操离间马超、韩遂，迫使马超退回陇西。
当刘备率军入蜀时，马超正与曹操苦战，遂使刘备能取下益州。建安十九年（214），马超被杨阜击败，投奔张鲁，不仅张鲁容不下他，而且有性命之忧。于是，马超离开汉中张鲁，转投刘备。马超投奔刘备时，得到了氐人庇护，才能入蜀。此时刘备围成都数十日不下，马超一到，城中震怖。看到马超来了，刘璋立刻带全城投降。入蜀之后，马超在氐、羌部的资源，使他得到刘备的重视。刘备称帝后，封马超为侯，而刘备称帝的合法性中，也有氐、羌等部臣之说。刘备又封马超之弟马岱为侯，其子刘理娶马超之女。
而氐、羌等部，素来与曹操集团交恶。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张鲁，从武都入氐中，遭到氐人抵抗，塞道而不得进。后曹军出大散关，在河池又遭到氐人抵抗。
西和诸戎，拉拢强悍善战的氐、羌等部，可以增强蜀汉战力，开拓更大的战略空间。
其三，陇西地区曹魏势力相对薄弱。以六盘山、陇山为界，关中（陇东）包括了魏国雍州东部，陇右（陇西）则包括了魏国雍州西部与凉州。曹魏重点防守富饶的关中地区，陇右地区物产相对贫瘠，且地形复杂，因此部署的兵力相对较少。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兵力在雍、凉处于绝对优势，如诸葛亮战后所言，“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 [61]。
“从魏初陇山以西地区的军事部署来看，当地驻军主要是郡县守兵，其各郡治所和驻兵所在重要城镇基本上都在渭水上游河谷沿岸，自东向西分布为：广魏郡治临渭，天水郡治冀县，南安郡治獂道，陇西郡治襄武。它们与西汉水河谷之间有北秦岭相隔，上邽离祁山城路途最近，相距也有二百四十里。这些城市守军很少，蜀军来侵时勉强自保，根本无力发兵支援祁山。” [62]
此外，王夫之认为，诸葛亮五次北伐，是以攻代守，但此说并不能解释诸葛亮积极北伐的内因。王夫之的诸多史论，也不过是书生空谈，不足为信。在曹魏两次对蜀汉发动的大规模战事中，作为守势一方的蜀汉，均能加以化解。
可见作为国力较弱的一方，蜀汉采取守势战略，发展国力，无疑更为合适，何必以攻代守？诸葛亮的选择却是持续攻势，这是正统意识弥漫下的、必须为之的过度扩张战略，而非简单的“以攻代守”战略可以概括。
在诸葛亮五次北伐中，有三次出祁山，爆发了一系列战事。而他的弟子姜维在以后的战事中，更是多次出祁山。时光荏苒，三国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经过一代代人的文字记录与口耳相传，被不断演绎加工，形成脍炙人口的系列出祁山故事，如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骂死王朗、七星灯等，在后世的各类艺术形式中，被传颂不休。
无暇顾蜀：曹丕频繁南征的背后
人之生命有限，时光无限，有限生命在无限时光之中何其渺小，这引发了人们的追问与探索。曹氏父子所处的时代，面对着混乱的时局与分裂的天下，他们迫切要有所作为，可往往受制于现实，于是紧迫感加深，咏叹生命与时光成为曹氏父子文学中的主题。
曹丕在文学上的建树，与“建安七子”的关系，各种夸张的行为表演，为后人津津乐道。曹操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其中颇多杰出者，文如曹植，武若曹彰。在曹操的长子曹昂战死之后，曹丕成为事实上的长子，天生优势，可父亲曹操过于强势，他不得不加以伪装，做出各种人子的举动。
他长期在邺城生活，在各方面都很谨慎，“深自砥砺”。但他喜欢骑射，耽乐田猎，晨出夜还。他有文学青年的“跳脱”，又自诩文武双全。他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邓展武艺高超，兵刃熟练，他自诩武功过人，酒酣耳热时，二人就以甘蔗作剑，进行比试。数回合之后，曹丕三次击中其臂。
他很有些真性情，喜怒皆形于色。他当上了太子，按捺不住喜悦，搂住辛毗道：“辛君知我喜不？” [63]他有浓郁的文人气质，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贪吃贪玩，更爱吃甜，还喜欢搞些恶作剧，有时搞得过了，甚至闹出人命。荀彧熏香，三日不散，他很是羡慕，加以效法，结果熏香味道过于浓郁，马都受不了，一口咬了上来。
他有多愁善感的一面，重视友谊。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曹操以曹丕为太子，此年大疫弥漫，死者千万。与曹丕交好的“建安七子”中，此年已有五子去世，这给尚在东宫的曹丕以较大冲击。他感情深沉，在好友王粲葬礼上深情款款，以驴鸣送别。他是极为哀伤的，回头四望，眼中已无故人，回忆往昔在一起时的欢愉，当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他也有狠辣的一面，是弄权的一把好手，被人称为“绣虎”。建安二十四年（219），大臣魏讽趁曹操出征未归，暗地结党，招募死士，与长乐卫尉陈祎合谋袭击邺城。曹丕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诛杀魏讽，牵连处死者数十人。好友王粲的两个儿子牵连进去，也被诛杀。大儒宋忠之子卷入其中，王朗来说情也没用。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此后汉献帝逊位，魏王曹丕称天子。时曹丕在邺城，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疫情发生，一时军中骚动，经过妥善处理，才稳定了局面。曹丕登基称帝后，曹操集团原先奉行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战略被抛弃，新战略是，对内稳定局势，清除隐患；对蜀汉保持守势，对东吴主动出击。
东汉末年，徐州豪强臧霸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崛起，收编大量黄巾兵，手下一批“泰山群盗”出身的将领，实力强大。青州与徐州一带的豪强名义上服从中枢，实际上保持半独立状态。臧霸部将昌豨，多次举兵反叛，曹操都加以容忍。曹操死后，驻屯洛阳的青州兵及作为臧霸别军的徐州兵，以为天下将乱，鸣鼓散去。曹丕以曹休都督青、徐二州，清除兵乱带来的影响，并逐步努力，将青、徐二州军队处于中枢控制之下。
臧霸本人并无太多野心，既富且贵，更无它望。黄初四年（223）八月，曹丕东巡，利用臧霸来朝的契机，夺取其兵权。黄初五、六年，曹丕于广陵耀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此举明为征伐孙吴，实为警告青、徐地方势力。学者田余庆认为，经由广陵耀兵，曹魏最终解决青、徐二州隐患，稳定魏国东部，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能有余力与孙吴、蜀汉争夺天下。 [64]
曹丕登基之后，削弱宗室及外戚势力，其中重点打击的便是自己的兄弟曹植、曹彰。曹彰勇武过人，战功显赫，被曹操称为“黄须儿竟大奇也”。曹彰乃是武将，本无心争夺储君之位。至曹操去世后，曹彰不知为何，突然追问曹操玺绶何在，导致曹丕有所猜忌，稍加打压。黄初三年（222），曹彰立为任城王。黄初四年，曹彰入京朝拜时，突然去世。
曹植才华横溢，备受曹操宠爱，认为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所以可以与曹丕竞争继承人资格。曹植未能争得太子之位，一则因其任性而行，不加约束，饮酒不节。曹植贪杯，因为醉酒误大事，又酒后发表各种宏论，让曹操不喜。二则受“司马门事件”影响。曹操外出，曹植在邺城时，曾乘车行驶驰道，又从司马门外出。驰道乃帝王行走之道，司马门乃王公所用正门。此事发生后，曹操大怒，将曹植随从斩首，对曹植的评价降低。此外，曹植之妻，违反舆服规定，竟然“衣绣”——这只有皇后才可以穿着——野心毕露。曹操看到后大怒，令曹植回家，赐死其妻。
曹丕很记仇，心眼小。陈寿后来评价他，认为他文采好，如果能大度些，真诚些，宽容些，则会更好。曹丕登基后，对曹植重拳打击，杀掉其亲信丁仪兄弟全家。曹操与丁氏兄弟之父丁冲关系颇深，丁冲力劝曹操西迎汉献帝，由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大义名分。曹操曾想将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丁仪为妻，被曹丕劝说后，转而将女儿嫁给了夏侯楙。如果清河公主嫁给了丁仪，则曹丕登基后，下手时难免要留情了。黄初二年（221），曹丕一度以曹植醉酒、劫胁监国使者为名，想要将曹植除掉，因为母亲卞太后出面，曹植方才得免一死，由食邑万户的临淄侯，贬为食邑八百户的安乡侯。
曹操时期，其臣属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集团：一是汝南郡、颍川郡的望族世家组成的“汝颍集团”，此地区文化底蕴较厚，人才辈出，又通过宗族、姻亲、乡里相联系，其核心人物如荀彧、钟繇、陈群、毛玠、司马懿等，主要掌握文官体系；一是谯沛地区，寒门庶民出身的人物，组成“谯沛集团”，其核心群体是夏侯氏、曹氏，重要人物如夏侯惇、夏侯渊、许褚、曹洪、曹真、张辽等，主要掌握军事体系及屯田。其中“夏侯、曹氏，世为婚姻”，都属籍沛国谯县，关系密切，曹操之父曹嵩就是夏侯氏之子。
“谯沛集团成员大多尚武少文，社会层次较低，他们中称得上名士的大约仅丁冲、刘馥、武周等二三人而已，出身儒学大族的则几乎没有。” [65]由于地缘、血缘关系，谯沛集团对曹氏保持了极高的忠诚度，是曹氏统治的最核心军事力量。
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各路军头都要交好望族名士，获得人才及各类资源，望族名士则依附军头获得庇护。在投靠曹操之后，汝颍集团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甚至有时也与曹操发生冲突。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受赐九锡、晋爵魏王时，汝颍集团的核心人物荀彧坚决反对，为此被迫自杀。
在曹操立嗣问题上，汝颍集团支持曹丕，而谯沛集团支持曹植。曹丕继位后，大力打压谯沛集团，扶持汝颍集团。曹植阵营有丁氏兄弟、杨修、杨俊等；曹丕阵营有贾诩、桓阶等，以及被称为“四友”的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
延康元年（220），汝颍集团出身的陈群推出“九品中正制”，得到曹丕同意，当即实施。在人才选用上，曹操在位时，推行唯才是举，一些高门大户的子弟当不了官，与世族的关系紧张。曹丕即位后，推行“九品官人制”，将世族的品第分为九级，加以评定，根据相应品级授予官职。九品中正制缓和了曹丕与世家望族的关系，汝颍集团获得了用人之权，保持了世袭化特权。
曹丕又设抚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将原本由谯沛集团控制的军权，分割出交给汝颍集团的司马懿、陈群，以致曹洪去世后，司马懿独掌兵权达七年之久。曹丕又采取措施，在经济上打压谯沛集团，如推行“租调制”，以户为征税单位而不计人丁，拥有大量土地的世族从中得利；打破谯沛集团所把持的屯田体系，让世家大族介入其中等。随着谯沛集团没落，汝颍集团崛起，而曹丕又苛禁宗室，大权流失，曹氏天下竟然无人可恃，最后造成司马氏篡国。
曹丕统治时期，虽然有逼死勋旧、滥杀无辜、征伐无章法等弊端，但在内政建设上颇有建树。他先后发布宦官不得过署令、有灾异不免三公、妇人不得参政、禁止“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等诏令，又令减轻关税、除池苑之禁，以利民众。当大臣建议曹丕为自己修筑陵墓时，他竟然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
曹丕对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无常，有深深的迫切感，他极力追求文学上的成就，以实现声名的不朽。曹丕逼汉献帝退位，名义上以禅让形式获得天下，他自认为得国乃正，曹魏是正统，由此生出大国情结，这更让他追求武力上的突破，好流芳千古。
就孙权而言，他没有大国包袱，曹魏也好，蜀汉也罢，在他看来没有区别。孙权关心的是实际利益。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面临关羽进攻的巨大压力，于是转而游说孙权，许下了封割江南的承诺。孙权嫉恨刘备集团占据荆州，于是接受曹操许诺，出兵攻打关羽，夺取荆州。孙权不但对曹操表示屈服，还主动劝曹操称帝。曹操拿着孙权的劝进书笑道：“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66]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曹操与孙权之父孙坚同岁，称孙权一声“这小子”倒无不可。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故后，孙权对继任的曹丕保持进贡关系。秋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孙权此时面临刘备的威胁，所以选择主动向曹丕投诚示好。
此时的刘备与孙权，因为荆州被夺，关羽被杀，双方已势同水火，曹丕居中静观其变。黄初二年（221），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右大将军、扬州牧，并赐九锡，晋爵封国。曹丕待孙权不可谓不厚，加九锡是天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 [67]。曹魏侍中刘晔上谏曹丕，反对孙权封王，认为封其为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反而赋予了孙权合法性。而孙权是迫于压力才来投诚，动机不纯，绝对不会真心臣服，封王无异于为虎添翼。刘晔甚至认为，刘备与孙权之间必有一战，曹魏可以趁机出兵，灭掉孙权，以绝后患。
曹丕刚刚登基，急着塑造正统大国形象，此时孙权主动前来投降，泱泱大国不接受，还要对他用兵，岂不是凉了后来者之心？于是，他选择双方暂时停战，江淮平静，孙权将鄂城更名武昌，以应对刘备的攻势。孙权方面，也有人反对接受曹魏封王。孙权不以为意，加以接受，孙吴与魏国形成名义上的君臣关系。
至蜀汉与孙吴开打后，在夷陵之战初期，孙权答应送长子孙登到洛阳为质，却以各种理由加以拖延。当刘备与陆逊在夷陵一线长期对峙时，孙吴东线空虚，本是用兵最佳时机，曹丕却一直观望，错过战机。夷陵之战后期，曹丕派使者到武昌索要人质，被孙权拒绝。曹魏对此大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破裂。与曹魏关系破裂后，孙权不用黄初年号，另立黄武年号，又自立孙登为王太子，进一步刺激了曹丕。
曹魏黄初三年（222）十月，曹丕第一次伐吴，分兵三路，东路军从徐州、扬州出发，中路军从豫州出发，西路军从荆州出发。西路统帅曹真，原本担任雍凉都督，为了此战被调来，由夏侯楙接替雍凉都督一职。十一月，曹丕亲临宛城（今河南南阳），令夏侯尚率领各军与曹真一起围攻江陵。孙权、诸葛瑾领兵来援，与魏军展开大战。
此时的蜀汉经历大败，国力衰竭，曹丕不去攻打疲惫的蜀汉，反而攻打相对强大的孙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曹丕以天命自居，以大国自负，厚待前来诚服的孙权，掏心掏肺。从年纪上讲，孙权比曹丕大五岁，二人乃是同辈人。没想到孙权降而复叛，曹丕没有面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蜀汉新败之后，人心动荡，看起来可以不战而降之。曹丕特意派使者去蜀汉，从天象和谶纬之说，到现实的实力考量，为蜀汉政权讲了曹魏的执政合法性，希望蜀汉能够俯首称臣。在曹魏眼中，蜀汉弱小，派个使者宣读一下圣旨就可以收复了。此外，入蜀之道，迂远险阻，需要充分准备方可出兵。所以，曹丕选择了拿孙权出气。
江陵城被夏侯尚和曹真包围多日，城中东吴士兵多有肿病（流肿），还能参与战斗的人员不过五千人。魏军曾一度挖地洞攻城，却未能攻入。此时江陵城中又暴发瘟疫，魏军担忧“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 [68]，于是主动退兵。虽然魏军撤退，却未能避开瘟疫影响，军中也是疫病蔓延。这次疫病在江陵暴发，随着魏军的撤退，又传播到了北方。曹魏黄初四年（223）三月，宛城、许昌大疫，死者数万，北方笼罩在瘟疫的恐惧之下。
曹丕主动撤军后，孙吴稍安。孙吴群臣劝说孙权“即尊号”，登基称帝。孙权不同意，认为此时称帝，将会遭到蜀汉、曹魏两面打击，如果不急于称帝，则可在其中游走。此年刘备去世后，刘禅登基。蜀汉内部发生动乱，南中豪强起兵，号称依附孙权。孙权在名义上给予了支持，并未出兵，静待曹魏动向。
曹丕被大国幻象所迷惑，想劝诱诸葛亮投降，殊不知诸葛亮心中的大国梦比他更加强烈。孙吴黄武二年（223）十月，诸葛亮派邓芝到武昌，调和双方关系。孙权一度不见，想要等待曹丕攻蜀。不想曹丕却不急于攻蜀，孙吴无奈之下，与蜀汉修复关系。
曹魏黄初五年（224），曹丕亲率大军，第二次伐吴。侍中辛毗劝阻：“今日之计，莫若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如今不如休养生息，屯田养民，积蓄十年之后再去征讨，那时已经无须劳军远征，自然就能一统天下了。曹丕反问：“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 [69]他不想将天下割据的局面，留给子孙后代。
九月，曹丕大军到达广陵，恰逢长江水涨潮，广陵一段江面极为开阔，形成天险。曹丕望江兴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70]此时的广陵，乃是大江出海口，江面宽阔。曹丕描述了壮阔的江海景色，惊涛骇浪，汹涌澎湃。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大约是过于兴奋，陶醉于江景，曹丕泛舟江上，突然风浪暴起，险些发生翻船事故。
此次伐吴，曹丕无功而返。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顶级文人，建安精神的核心便是，追求功业，声名不朽。受文学思维影响，他喜欢纵马江淮，向往雄师渡江。他更期待展翅高飞，以天地为棋盘，以将士为棋子，抒发心性，成就功业，他慨叹：“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71]
黄初六年（225）二月，曹丕领兵南下，第三次伐吴，以找回面子。为了此次战事，曹丕还特意修建了讨虏渠，沟通颍水、汝水。一路上曹丕很是兴奋，还写了一首诗：“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72]八月，曹丕自谯县沿涡水入淮河。十月，率舟师，经淮河率军抵达广陵。
他喜欢上了纵横开阔的大江，曾想在江边筑宫室，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游猎。曹丕再至广陵时，已是冬季，于是临江阅兵，兵有十余万，旌旗招展绵延数百里，军威浩荡。这时正值大寒，江面结冰，舟船不得入江。曹丕的开拓雄心被天险所阻，“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73]。
曹丕三次出兵伐吴，在广陵大肆耀兵，导致孙权之侄孙韶大为愤怒，乃遣部将高寿，率五百人渡江来袭，夺去了曹丕仪仗。声势浩大的第三次伐吴，以曹丕铩羽而归告终。当曹丕返程行至许昌时，许昌城的南城门坍塌，曹丕以为是不祥之兆，于是没有入城，直接返回了洛阳。
许昌城塌，果然是凶兆。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曹丕直到病危之际，才指定曹叡为太子。之所以迟迟不立曹叡为太子，是因为黄初二年（221），其母甄氏因为失言，被曹丕赐死。曹丕为避免再生枝节，于是直到生命行将结束时，才指定了太子。
曹叡继位后，采纳臣下建议，对外采取防御战略，对内恢复生产秩序，发展农耕，留待日后与孙吴、蜀汉一争高下。曹丕三次讨伐孙吴，都没有胜利，给后世留下了历史参考。当南北对峙时，从江淮至长江一线，很难突破。北方势力南下时，多选择取道蜀地，再沿江而下，统一天下。曹丕将军力投入江淮，与孙权争锋，给了蜀汉喘息之机，让蜀汉政权得以稳定内部，积蓄力量。曹丕死后的第二年，诸葛亮发动了第一次北伐。
[1]（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七，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2]（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七，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3]（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5]（明）张龙翼：《兵机类纂》卷二十九谋画，明崇祯刻本。
[6]（晋）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7]南朝宋时，盛弘之《荆州记》载：“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
[8]东汉荆州七郡，分别是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七郡按地理位置大致分为荆南四郡和荆北三郡，南四郡为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北三郡为南阳、南郡、江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