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恢复汉室，兴兵北伐，诸葛亮做了充分准备。在蜀汉内部，诸葛亮领兵亲征南中，安定后方，获得了物资、人力补给。在外部，诸葛亮修补与盟友孙权的关系，双方共画“大饼”，三分天下。在政治上，诸葛亮一手打造了诸葛成规，消除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集军政权力于一身，避免外戚、宦官干政之弊。在军事上，诸葛亮训练精锐，打造兵器，择机北伐。在经济上，诸葛亮推行军事优先战略，盐铁专营，生产蜀锦，以服务北伐。
七擒传说：经略南中以备军用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1]
诸葛亮发动南征，平定南中，将滇西和缅北划入中华领土，可谓有功。但诸葛亮的南征，受到南方多发瘴气影响，未能全面整合并加以开发，导致蜀汉在天下争霸战中缺乏战略纵深与稳固后方。
蜀汉章武三年（223）夏四月，刘备病逝。五月，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一代枭雄刘备死于痢疾。在去世前给刘禅的遗诏中，刘备写道：“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 [2]
刘备去世后，南中四郡一起发动叛乱。所谓南中四郡，分别为益州、越巂（读音为suǐ，一说读音为xī）、牂牁（Zāngkē）、永昌。 [3]诸葛亮当时即有南征计划，只是恰逢刘备去世，对孙吴用兵又遭到大败，故未便用兵。长史王连也劝告，认为南中乃是不毛之地，疫病之乡，不宜冒险而行。当代有学者认为，诸葛亮深入的不毛之地，乃是今缅甸八莫。其实，诸葛亮深入的不毛之地并非缅甸八莫。不毛之说很早就在汉语之中出现，如《管子》云：“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 [4]
手里一把烂牌的诸葛亮，重新恢复吴蜀联盟，稳定内部政局，“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5]。经过一年半的休养生息后，他开始策划北伐。要北伐则必须先平定南中，稳定好大后方。在三国时期，南中所指范围极广，涵盖了今四川大渡河以南，贵州、云南及广西部分地区。此地区在两汉被称为西南夷，其地域占蜀汉国土一半以上，区域内各部落并未被纳入治理，且不时发动战事。
南中四郡名义上臣服刘备，实际上保持独立。蜀汉章武元年（221），蜀地“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 [6]，南中四郡的人口未被纳入其中。八十年前，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益州十二郡数据为，户一百五十二万余，口七百二十四万余。 [7]八十年间，哪怕有自然灾害、瘟疫、战争等，益州人口也不可能从七百余万，急剧萎缩至九十万。
且蜀地在东汉末年，局势还算稳定，还有大量人口涌入。马腾、韩遂关中作乱，“南阳、三辅数万户流入益州”。扶风郡的法正，因为建安初年，天下饥荒，与同郡友人孟达一起入蜀依附刘璋。南郡董和，率亲族西迁，投奔刘璋。章武元年统计数据呈现出的蜀地人口锐减，唯一的原因就是——各郡大姓瞒报人口。
当时西南有三大地方反叛势力，分别是耆帅雍闿、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太守朱褒。耆帅雍闿是汉人大姓。所谓大姓，指东汉晚期在各地出现的一批实力强大的土豪，拥有私人武装“部曲”，控制大量佃户，一直是半独立的存在。
南中地区也有大姓。东汉末年以降，中枢朝廷无力，对南中的统治控制力衰退，南中大姓崛起。南中大姓，如焦、雍、娄、孟、量、毛、李、朱、爨（cuàn）、鲁、雷、兴、仇、高、霍等。南中大姓大部分是中原移民过来，融入当地的汉人，少部分则是汉化的当地人，都具有中原汉文化素养，过着汉人式的生活。如雍闿便是益州郡的大姓，其先祖系西汉开国功臣雍齿，封地在蜀地。
南中大族拥有私人武装部曲，力量强大，控制地方事务。被后世描述为“番王”“南蛮王”的孟获，实际上也是汉人，属建宁八家“大姓”中的孟家。孟姓是较早迁入南中的大姓，在地方日久，被视为“蛮人”首领，到了元、明、清三朝，由于小说、野史的渲染而被定义为“南蛮王”。
耆帅雍闿骄横颟顸，公然否定蜀汉政权。刘备死后，李严曾给雍闿连送了六封书信，反复晓以利害。雍闿回复：“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 [8]他又降于孙权，寻求外部支持，杀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太守正昂，将蜀汉委派的益州郡新太守张裔绑送给吴国。 [9]吴主孙权的战略是通过蚕食巴蜀，最终占领整个长江流域。孙权雄心勃勃，怎会放过雍闿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孙权立即封雍闿为永昌太守，又扶持原益州牧刘璋之子刘阐，试图恢复对益州的控制。雍闿被孙权任命为永昌太守后，真的领兵前去永昌郡了。
雍闿之所以急火火地去攻打永昌郡，是因为永昌郡是当时的贸易重镇，富甲一方。《后汉书》载，永和五年（140），永昌郡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10]，这是惊人的数字，人口数仅次于南阳郡二百四十万，汝南郡二百一十万，排全国第三。永昌郡是第一等繁华所在，雍闿对这里已经觊觎很久了。
雍闿兵临城下，永昌太守直接逃跑，但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挺身而出，组织军队拦阻雍闿。吕凯所代表的是永昌郡的大姓势力，实力强大。雍闿打了三年，也未能攻下永昌郡。在这三年里，雍闿唯一的收获就是当地大姓孟获投奔了他，还煽动了一批部落追随。
越巂夷王高定也乘刘备病逝之机，攻杀郡将焦璜，带领本郡士兵反叛了。朱褒则以郡丞身份自署牂牁（郡治今贵州黄平南）太守，杀害李严派来巡视的常房，举郡响应雍闿。
牂牁之乱，背景复杂，牵涉南中大姓。刘备刚一去世，牂牁郡丞朱褒自封太守。作为外来户的蜀汉官员常房，南下至牂牁后，探知朱褒有叛心，将牂牁主簿抓了，拷问致死。牂牁主簿一职，都由南中大姓子弟担任，常房之举得罪了大姓。朱褒出自大姓朱氏，所以攻杀常房，还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不由分说就诛杀了常房诸子，将其四弟发配到越巂。诸葛亮亲手制造了一起冤案，想用来绥靖地方大姓，没想到却没有起到绥靖的效果，只留下了难以抹除的污点。
西南一片混乱，威胁着蜀汉后方，更直接影响到北伐大计，蜀汉必须加以讨伐。要对西南用兵，诸葛亮面临颇多挑战，因为那里不仅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和肆虐的蚊虫，还有让人畏惧的瘴气、出没无常的部落武装和散布的坚固堡垒。可为了安定大后方，为了大国之梦，为了北伐，诸葛亮还是决定出兵南征。
事实上，对于南中之役的困难，诸葛亮早有清醒认识：“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11]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诸葛亮定下了此战的基调，就是速战速决，至于所谓七擒孟获，不过是后人的造说而已。
蜀汉建兴三年（225）三月，经过充分准备之后，诸葛亮亲率大军，平定南中之乱。这是诸葛亮生平第一次亲自主持大规模战事，蜀汉上下、曹魏孙吴，都注视着他。此次作战于春天开展，秋天结束，堪称速战速决，其中的重要考虑当然就是南方多发的疫病。
诸葛亮南征，兵分三路。东路马忠，伐牂牁，平朱褒。中路李恢，从驻地平夷出发，攻益州，剿雍闿。诸葛亮则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平越巂夷王高定，再南下与马忠、李恢会师益州。
东路马忠进军顺利，擒杀朱褒，收复牂牁。中路李恢进至昆明（滇东、黔西泛称），被各县叛军团团包围，局面不利。李恢示弱，借助谈判，麻痹叛军，发动突然攻击，与东西两路军取得联系。
诸葛亮所领西路军，则面对着高定设下的重重堡垒。高定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南大渡河南岸）、定笮（今四川凉山盐源）、卑水（今四川凉山美姑）等处筑垒坚守。
诸葛亮不愿强攻堡垒，于是引诱叛军主力前来决战。高定将主力集中于卑水（今四川凉山昭觉东北），此时雍闿领兵前来助战，不想发生内讧，雍闿被高定部队击杀。原先投奔雍闿的孟获，此时走上前台，收纳雍闿余部，退向益州。 [12]雍闿是汉人大姓，高定是本地夷帅，二人火并，也是大姓与夷帅矛盾的爆发。
诸葛亮利用叛军乱局，发动进攻，攻占了邛都（今四川西昌市西南），俘获高定妻子儿女及族众。高定失去了老巢，无计可施更无路可退，却不甘失败，又纠集两千人想和诸葛亮决一死战，结果被蜀汉军全歼，至此越巂大致平定。诸葛亮斩杀高定之后，随即领兵追击退往益州的孟获。虽然高定被剿，但地方上小股反叛势力依然存在，越巂太守龚禄上任后不久，就被斯都耆帅李求承所杀。
夏五月，诸葛亮领兵渡泸水（金沙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在味县附近生擒孟获。孟获在各部落中威望颇高，诸葛亮留其不杀，以安抚各部。《三国志》中并未记载孟获，在《华阳国志》中，出现了“七虏七赦”孟获的故事，可见“七擒孟获”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绎的结果。
诸葛亮撤兵之后，各处夷人部落反复无常，不时反叛。蜀汉官员在镇压的同时，对夷人首领予以宽大处理，出现了对夷人首领的擒纵，也被后世附会到诸葛亮身上。事实上，诸葛亮五月渡泸水，至秋季便平定四郡，在滇池与李恢会师，一路不作过多停留，根本没有时间与孟获玩擒纵的游戏，“七擒七纵”也根本不符合诸葛亮速战速决的目标。
前文已提及，诸葛亮在南征中之所以决定速战速决，其中的重要考虑是为了避开南方多发的瘴气。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记载：“（泸水）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非此时犹令人闷吐，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 [13]可以判断，诸葛亮于五月渡泸水，成功避开了瘴气高发时节。此年冬，诸葛亮回师，过汉阳（今贵州威宁），十二月抵达成都。
其实，所谓的“瘴”，最早见于汉代，原写作“障”，多见记录。如西汉王充《论衡》云：“有瘅（瘴）热之病。” [14]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论述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其中提到了“障气多喑” [15]。
马援南征蛮夷之乱，军中感染疫病。在交趾时，发现食用“薏苡宝”能应对瘴气。于是班师回程的时候，马援特意装载了一车，打算运回中土栽种。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武陵蛮作乱，马援率军征伐。因为武陵蛮占据地利，战事拖延至酷夏，天气炎热，士卒多因疫病而死。马援也感染疫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 [16]。此处的炎气也是瘴气。
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区怜在日南、象林等地发动反叛，自立为王。次年，朝廷内部就是否出兵出现分歧。反对者认为，南方瘴气多发，不利兴师，“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 [17]。
古人一直有“瘴气独盛于广南”之说，认为岭南地区瘴气多发，中原士人被贬到岭南地区多九死一生。东汉末年，公孙瓒赴日南（今越南中部）侍奉旧主时曾说：“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 [18]公孙瓒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瘴病究竟指什么病？狭义上，多认为是恶性疟疾。早在汉武帝对南越用兵之前，淮南王刘安谈到南方的地形气候曾说：“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虫疾疠多作。” [19]刘安论及了南方疾疫多发的原因，在于暑、湿、热、毒。暑热，即酷热的天气，各种细菌蚊虫易生。湿，即温热时节，在水中多生各类寄生病虫。毒，乃是西南地区的各类蛇虫。
汉至魏晋之间，对于瘴气，时人并未以怪力乱神之类加以发挥引申，只是客观描述瘴气的形态特征及危害。这也是发达的中原文明进入巫祝文化发达的南中地区后，反而能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当地的独特生态。南中一带，普遍信鬼尚巫。用兵之中，诸葛亮通过图谱形式，描述社会的等级秩序，以让各部服从统治，也为当时及后世，留下了许多演绎的内容。
总体而言，帝国越庞大，组织越完善，早先所圈定的疆域就越来越不能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两汉之际，中原王朝对西南不断加以开拓，并将西南各民族纳入中原文明体系，希望加以同化。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汉人却融入当地，形成地方势力，成为中原文明开拓的阻力。
诸葛亮的南征也可以视为两汉对周边地区开疆拓土的延续。从马援到诸葛亮，对西南地区的开拓，都被当地的气候所阻滞，神秘的瘴气使得进入这片区域的开拓者们感染各类疾病，不得不延缓开拓的步伐。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中原文明对于南方的开拓仍然受到瘴气等疫病的阻滞，直到人类在医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方能有效克制各类疾病。
建兴三年（225）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调整郡县，将原来南中四郡分为七郡，以庲降都督掌握南中七郡军政大权。 [20]将郡区缩小，郡数增加，分而治之，以此防止地方势力割据的局面。庲降都督，“庲”通“徕”，庲降意乃招徕归降。
在地方治理上，由南中地方势力“土官”与蜀汉政权的“流官”共同参与。一方面，诸葛亮任用亲近蜀汉政权的当地大姓豪族，自行管理地方事务。在蜀汉政权支持下，南中地区的大姓富豪出资，将“刚狠恶夷”收编为部曲，壮大了实力。大姓部曲武装由此合法化，原先依附于大姓的自耕农或佃农，从早先经济上的依附，转变为身份上的依附。实力扩张后的南中大姓，又可以进入仕途，成为蜀汉政权的助力。
诸葛亮特意选派熟悉南中当地情况、忠于蜀汉的官员担任地方主官，加以镇守。如以李恢（建宁俞元人）为建宁太守、马忠（巴西阆中人）为牂牁太守、张嶷（巴郡南充国人）任越嶲太守、吕凯（永昌郡不韦县人）为云南太守。李恢担任本郡太守，打破本郡人不任本郡太守的成规，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举。原先南中地方上的大姓势力，首领则被内调至中枢任职，如大姓首领爨习任领军，孟获任御史中丞，孟琰任辅汉将军等，由此与地方上的联系被截断，清除其影响。
经略南中，是诸葛亮亲自主持的第一仗，打破了丞相只能辅政不能带兵的传言，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军事班底。对南中的征伐，暂时稳定了后方，此后南中大乱没有，小叛屡发。南中地区优秀的兵员，壮大了蜀汉的军事力量，组成了强悍的“飞军”。张嶷曾一次招募两千名獠人，布置在汉中。南中地区物产丰富，如战马、耕牛、金银、犀革、盐铁等，为蜀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对南中地区的屯田开发，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使蜀汉的军资有所出。
因为忙于北伐，又被瘴气所困，诸葛亮未对南中进行全部整合，只留下少部分士卒驻守便仓促撤兵。诸葛亮撤兵后，南中地区并未太平，各部的小叛乱频频爆发，但也达成了诸葛亮的军事目标，即在不留兵、不运粮的情况下，“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至于后世所说“自是终亮之世，彝不复反” [21]，只是司马光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可信。
诸葛亮的战略重心是北方，是北伐。对于南中，只求其不为大患即可。南征之战，只是战术上的一次清理叛乱，而不是战略上的全面治理。蜀汉方面因忌惮瘴气，未能全面深入整合南中，使蜀汉后方缺乏战略纵深。三十九年之后，邓艾伐蜀，兵临成都。刘禅想去南中躲避，大臣谯周劝阻，列出不可前去的理由，如南方久叛之地，本就不服中央，此时前去，必定速叛等。谯周所言，确是实情，刘禅无路可退，只好投降，由此蜀汉覆灭。
南中大姓经过多年发展，部曲实力强大。当蜀亡之时，镇守南中的蜀将霍弋自恃兵强马壮，静观曹魏如何对待刘禅。曹魏厚待刘禅，乃至乐不思蜀，霍弋方才投降，被曹魏任命为南中都督，继续镇守。后世孙吴交州发生变乱，南中大姓以部曲参战，一度占据交趾郡长达七年。吴主孙皓出动大军征伐，才得以取胜，南中大姓，十万部曲全军覆没，但南中大姓势力持续影响着南方。
三分天下：交好孙权共画大饼
孙权的一双碧眼，在江东狡黠地窥探着天下。其父孙坚、其兄孙策，都是骁勇不可一世的英雄，如同吴越之民一般好勇善斗，喜用剑，轻死易发。与父兄相比，孙权却有些滑头，能左右摇摆，有些煽情，很会表演，少了几分狂妄，多了几分冷静乃至肃杀。后世史家赵翼评说，对待臣下，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22]赵翼说对了一半，孙策以意气相投，孙权明面上义气，实际上更是以权术驾驭。
曹丕在黄初元年（220），刘备在章武元年（221），先后称帝。当曹丕、刘备称帝后，作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孙权身份有些尴尬，他是东汉朝廷册封的骠骑将军。大汉朝廷没了，朝廷封的将军却还在，野心更在燃烧。
孙权的父兄，为他打下了基础，他则进一步开拓。从建安五年（200）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孙权在内部对占山为王、拒不从命的武装势力进行镇压或安抚；在外部攻破黄祖，平定六县。赤壁之战后，孙权拿下荆州两郡，刘备得了四郡。
曹操的图谋是一统天下，刘备的口号是匡扶汉室，与前二者相比，孙权的志向是据守江东，择机而动。当曹操大军南下，江东有失时，孙权联合刘备，合力击退曹操，双方进入蜜月期。孙权借荆州与刘备，又通过联姻进一步稳定了联盟。不过这种蜜月关系，早晚会崩裂，周瑜就认为：“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23]曹魏一方也看到，刘备、孙权早晚必有冲突，两家关系“外亲内疏”。
刘备既得益州，又不肯归还荆州，引发两家矛盾，一度陈兵荆南。只是因为曹操攻打汉中，威胁巴蜀，刘备不得不妥协，割湘水以东三郡让给孙权，才暂时平息冲突。当刘备取下汉中时，关羽领兵由荆州北进，一时兵势如虹，震动华夏。当刘备走向人生巅峰时，孙权给了他一记背刺，偷袭荆州，斩杀关羽。
至此孙权初步实现了鲁肃当年为他定下的发展战略：“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24]吕蒙拿下荆州后，孙权欣喜若狂，赐钱一亿。吕蒙、孙皎、蒋钦、潘璋四大将，是周瑜之后，孙吴的新兴名将，没想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大瘟疫中，四将去三，仅存潘璋。
为避免两线作战，孙权又主动向曹魏称臣，接受曹丕授予的吴王封号。当曹丕遣使至江东索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珍宝时，孙权淡然自若，认为曹丕所求珍宝，于自己不过是砖瓦碎石而已。孙权追求帝业，哪在乎钱财，曾一次赏赐吕蒙一亿钱的孙权，对曹丕的索要全数与之。孙权如此卑躬屈膝，“一以却中国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惑敌人” [25]。对曹魏的示弱，为孙权赢得了时间，避免了两面夹攻的危险，得以布置兵力，从容应对刘备来攻。
章武二年（222），刘备领兵讨伐孙权，结果被后生小子陆逊击败。孙吴大胜之后，曹丕对孙权寄语，希望他一举拿下蜀汉。孙权方面，将领如徐盛、潘璋等战意高昂，都主张进击，一战而下益州。孙权很是冷静，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不但未曾乘胜追击，反而回师停战。
刘备逝于白帝城，诸葛亮掌政后，重新恢复吴蜀联盟关系。建兴元年（223）十月，诸葛亮任命邓芝为中郎将，出使孙吴，修好孙权。此时孙权与曹魏之间，尚未断绝关系，还在藕断丝连中，故而拒绝接见邓芝。经邓芝上表，孙权才答应接见。在会面中，邓芝说中孙权心思，即孙权如果将太子交出作为人质，下一步曹魏必然要征调孙权入朝，一旦入朝，则全盘皆输。而孙权如果不交出人质，曹魏必然要讨伐。如果蜀汉也对吴用兵，则江南这片地区再也无法归孙氏所有了。邓芝将吴蜀联盟之利和吴归附曹魏之弊说清，孙权沉默良久之后，终于无奈地表示了认同。
弱者的选择，要么是向强者屈服，要么弱者联合起来共抗强者。屈服者付出沉重代价，祈求强者的宽容。可当涉及权力时，一切回归丛林状态，向强者低头，并不会削弱强者的吞噬之心。相比较而言，弱弱联合抗强，更为划算，只要彼此不背刺，在可能的情况下互相扶持，尚有生机。如果能一起扳倒强者，则收益翻倍。但弱者抱团，能否生存，取决于强者的实力。在自然法则下，实力决定一切，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强者，哪里在乎弱者的联合。
建兴二年（224）四月，孙权派张温回访蜀汉，重建吴蜀联盟。此年九月，曹丕出兵广陵，预备渡江伐吴，只是被江水所阻。曹魏大军南下，吴人大骇。孙权对再次来使的邓芝讲述时局，希望蜀汉能明白自己的困难，双方不要产生误会。孙权建议，孙吴蜀汉联手灭曹魏后分割天下，邓芝则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可灭魏后，两国再行争霸。孙权闻言大笑，夸奖邓芝乃是实在人。
孙权是表演型人格，喜好战功，每有大胜必有浮夸表演。黄武七年（228），孙权紧锣密鼓，策划称帝，迫切需要一场大胜提振士气，为自己登基营造气氛。鄱阳太守周鲂设计，称自己受到孙权打压，想要投降曹魏，以此引诱曹休南下，孙吴则布下重兵伏击。唯恐曹休不信，周鲂还在鄱阳郡城门之下，将头发剪掉，表示自己获罪于孙权，也是老戏骨了。久经战阵的曹休果然中计，率十万大军前来接应周鲂。
战前孙权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他为陆逊赐黄钺，许他代行吴王权力，统御江东诸军。孙权又“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表演到位，足以打动陆逊。陆逊、朱桓、全琮各督三万人，在石亭设伏。此役孙吴大获全胜，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曹休战后不久病死。陆逊大破曹休，孙权设宴狂饮，又是一番表演。酒酣之后，孙权命陆逊舞，又解所着白裘相赐。
孙吴黄龙元年（229），铺垫到位的孙权在武昌称帝，九月，移都建业。迁都建业，因此地乃扬州之中心，可以方便汲取军国资源，也便于对外与曹魏争夺江淮，对内平定丹阳山越问题。
孙权称帝后，以“黄龙”为年号，这是依据火生土、黄代赤的五行相生之说而定。孙权称帝后，派遣使臣前往蜀汉，要求承认孙权的合法地位。对自居汉室正统的蜀汉来说，孙权称帝，这无疑是乱臣贼子。蜀汉内部，多数朝臣认为，与孙吴联盟毫无益处，要求断绝联盟，乃至将孙权视为国贼。
诸葛亮头脑清晰，知道必须保持与孙权的联盟，若是断绝关系，则会出现四面树敌的局面。故而诸葛亮全力劝说蜀汉群臣：“孙权僭逆之心，已非一日，之所以加以容忍，求犄角之援也。今若断绝关系，必然结仇，就需移动大军至东部，与之角力，并其疆土，然后北伐。孙权手下贤才尚多，将相和睦，很难快速平定。大兵相持日久，得益者必然是国贼曹魏了。”
对于孙权的战略，诸葛亮看得清晰。孙权的战略主线，就是据长江天险，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有余力，有隙可乘时再图谋扩张，拿下江淮，争夺天下。保持与孙权结盟，稳定东部，可牵制曹魏主力，更有利于蜀汉北伐。所以诸葛亮认为，孙权僭越之罪，也就算了。
陈震出使孙吴时，代表蜀汉与孙权规划未来灭掉曹魏后的领土分割：“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26]这里提到的九州，加上益州、扬州、荆州、交州，正好是东汉十三州建制。有意思的是，东汉帝都洛阳，在函谷关以东，依据此划分方案，则洛阳属孙吴，明显与蜀汉“光复故都”的目标冲突。将洛阳划给孙吴，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吴蜀关系上，孙吴一方占据了主动。
分割领土的规划，不过是孙吴与蜀汉两国共同画了个大饼，目的是巩固联盟，所以怎么分、分多少，不过是一纸空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约定，勠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27]
联盟之后，双方虽彼此警惕，但此后皆以曹魏为打击对象。在孙权统治江东的五十余年中，吴、魏之间先后交战十七次，其中曹魏主动进攻的有五次，孙吴主动出击的却有十次之多，另有两次是孙吴设计引诱曹魏来攻，其中又有六次是孙吴围攻合肥，孙权之后，更有诸葛恪对合肥的大规模攻击。黄龙元年（229），吴蜀盟约中，明确了彼此间有互相支援的军事义务。孙权多次出击，其中虽有配合蜀汉北伐的意图，但雷声大雨点小，未有什么战果。
在外部战略上，孙权机动灵活，如同一条泥鳅，时而称臣曹魏，时而结盟蜀汉，游动天下，挑动局面，寻找机会，狠狠咬下一口。在内部，孙权也是如此，不断发起一波波政治斗争，挑动一拨人斗另一拨人，在政治斗争中不断洗牌，以实现权力独尊。
孙吴内部存在不同的集团，主要是江北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集团。孙氏出自江东，但不是江东豪族，依靠淮泗地方势力支持，以武力起家。这批任侠无赖，后来成为孙吴军功集团核心，形成淮泗军功集团，其中人物如吴景、朱治、张昭、张纮、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孙权时期也涌现出一大批江北豪杰，如步骘、鲁肃、徐盛、潘璋等，壮大了淮泗集团。孙吴时期，淮泗集团在孙吴核心权力层中，保持了绝对优势。
淮泗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在征战过程中，将领们各自招募部曲，各自统属，将领之下的部曲，又继续招募私兵，形成层级制的私人隶属关系。此种私人隶属关系，依靠亲情、友情、乡情维系，保持了凝聚力，也是孙吴集团战斗力所在。
孙吴集团内部，每个将领都在征战的过程中通过募兵、授兵或掳掠战俘、分检民人的方式扩大自己的部曲。由私人依附关系建立起来的部曲集团，在面临共同的威胁和目标时，会表现为“命运共同体”。 [28]这种命运共同体，基于共同利益，能爆发极大的战斗力，在与曹魏的争锋中，丝毫不落下风。
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兵为将有，形成私兵，部曲父死子继。出现世袭的将门，如步鹭、步协、步阐三代人“袭业领兵”，皆为西陵都督。凌家三世领兵，凌统和他的儿子都在未成年时就开始领兵。孙吴名将韩当的儿子韩综，带领“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投降曹休。曹魏授韩综为将军，封广阳侯。此后韩综数犯边境，杀害人民，令孙权切齿痛恨又头痛至极。内部的复杂情况，使孙权不得不采取制衡的方式加以控制，也是帝王心术了。
对实力强劲的军功集团，孙权借助江东大族加以打压。江东吴郡大族子弟张温享有盛名，连诸葛亮也对他赞赏有加。经张温推荐，同郡人暨艳担任选部尚书，负责审核人事。暨艳上任后，持续整肃军功集团，又将亲信安插进军队各个部门。就连丞相淮泗人孙邵也被逼得辞职请罪，最后孙权出面，令孙邵复职了事。
吴郡四大家“顾、陆、朱、张”之中，也不是全部支持暨艳如此作为。朱、陆两家都劝说暨艳，要宽厚容人，不要搞扩大化整肃，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少少的。至于江北淮泗集团，已是怨愤盈路，可能诱发军功集团的暴力反击。孙权果断出手，将暨艳杀掉，张温罢职为平民，平息此事。
江东大族集团，其代表如“顾、陆、朱、张”的吴郡四姓，“虞、魏、孔、谢”的会稽郡四姓，皆养有私兵，在地方上有强大影响力。在孙氏称霸江东的过程中，江东大族一直是强大阻力，遭到持续打击。原本江东大族一直被淮泗集团压制，至淮泗集团核心人物周瑜、鲁肃、吕蒙等去世后，陆逊迅速崛起，江东大族开始进入权力层，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朱据、潘濬等。夷陵之战后，陆逊身兼丞相、上大将军两职，权势显赫。
江东大族势力不断增长，引发孙权猜疑。在驾驭臣子上，孙权最爱玩弄的就是彼此牵制，彼此互斗。孙权担任车骑将军后，可以设置司马一人，可孙权一口气弄了三个。驻守各地的都督，他都要设置左右都督，互不统属，彼此牵制。淮泗集团出身的丞相孙邵病卒后，淮泗集团力荐张昭继任，但孙权选择了江东大族顾雍为相，也是为了牵制。
孙权试图通过培养代言人，使江东大族与淮泗集团进行激烈撕咬，除去统治集团内部可能出现的威胁。孙权一度通过出身淮泗集团的吕壹，对江东大族加以打压牵制。黄龙元年（229），孙权任命吕壹为校事官，通过审查文书等，发现官员政治经济问题，加以揭发。吕壹借此渐作威福，以各种手段构陷无辜，毁短大臣。吕壹乃是孙权推出来的“咬狗”，太子孙登虽再三陈述此人不妥，却不了了之。吕壹张狂时，群臣畏之侧目，却无可奈何。
对吕壹，孙权言听计从。吕壹诬告江夏太守刁嘉有诽谤罪，孙权就将刁嘉逮捕，但刁嘉坚持没有此事，虽遭酷刑也不松口，终被无罪释放。吕壹有股疯劲，咬人咬上了瘾，连咬江东集团的要人，如顾雍、陆逊、朱据、潘濬等。咬得急了，连淮泗集团的步骘、诸葛瑾等人，也被一起咬了。
虽然孙权不断挑起内部党争，但江东大族与淮泗集团并无大的利益之争，矛盾也不是不可调和。在面对外部威胁时，两派都能为了共同的利益，精诚团结，维护利益共同体。面对咬狗的追咬，两派更要携手打击。
潘濬原先在刘备阵营中，镇守荆州时与关羽不和，关羽被杀后，方才降了孙权，其表哥乃是在蜀汉主政的蒋琬。潘濬被咬得上火，计划宴请百官吃饭，在宴会上杀掉吕壹，吕壹得知后没敢赴宴。江东大族集团、淮泗集团联合反击，誓要除掉此患。潘濬每见孙权，都要痛陈吕壹之奸险，步骘上疏孙权，指责吕壹“吹毛求瑕，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 [29]。吕壹搞得火力太猛，孙权不得不收拾烂局，于赤乌元年（238）七月杀掉吕壹，引咎责躬，安抚统治集团内部。
在集团内部，孙权不断挑起斗争；在儿子中，围绕天子之位，他也不断挑起儿子们自相残杀。他培养长子孙登多年，似乎储君之位已明朗。可他又扶持二子孙虑，以其为镇军大将军、假节、开府、镇守半州，这是极大殊荣，对长子形成挑战。不想二子孙虑两年后去世，没有兄弟相残，这让孙权很是落寞。他很快推举出三子孙和，大加宠爱。长子孙登知道乃父之心，心中惴惴，常有让位之心，可乃父要的就是你们兄弟相争。赤乌四年（241），孙登病故，孙和胜出。
孙权不甘寂寞，继续玩弄手段，又推出四子孙霸来打擂台。二子共居宫中，不分品级，待遇、礼制相同，这是让二子公开竞争了。在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之间，江东大族多支持孙和，淮泗集团多支持孙霸。孙权先是将陆逊逼得“愤恚致卒”，此后又打击陆逊之子陆抗。江东大族中的主要人物，或被流放交州，或被处死。不过过了几年，孙权的表演欲来了，又泪流满面地向陆抗认错忏悔。
血雨腥风中，最终鲁王孙霸被赐死，太子孙和被废，谁能说虎毒不食子？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 [30]，对亲生儿子也是残酷无比。支持孙霸的淮泗集团主要人物却多安然无恙，这表明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提防之心更甚。淮泗集团的诸葛恪支持太子孙和，其子诸葛绰却依附鲁王孙霸。诸葛恪被孙权逼着毒死儿子诸葛绰后，才平安过关。
孙权时期，虽然持续挑起内斗，但仍能以其影响力操控全局。至孙权一死，孙吴的政治弊端显现——凝聚力缺乏，权臣当政，操控君主。至孙皓掌权后，又血腥杀戮，不断清洗，得罪了江东大族、军功集团。
后来西晋伐吴之战，王濬自蜀入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不克，只因此时的江东大族、军功集团，都已放弃支持孙氏，转而投晋了。西晋陆机在《辨亡论》中，论及吴国为何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他认为以孙吴的“四州之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足以自立，乃至争雄。之所以最后灭亡，乃是孙氏统治集团昏聩无能所致。
诸葛成规：宫府一体稳定内部
诸葛亮执政后，建立起一套政治运作模式，称为“诸葛成规”。在诸葛成规之下，相府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执掌国政军事。皇权并不过度干涉国事，而相权也无觊觎之心，乃中国传统社会中罕见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益州）之楷模。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自领益州牧后，对益州原来的人马也加以任用。如董和、黄权、李严，原本是刘璋提拔起来的，吴壹、费观与刘璋有姻亲关系，彭羕、刘巴则是刘璋往日排斥嫉恨者，现在都被大用。吴壹之妹原是刘璋之兄刘瑁之妻，刘瑁病死后，其妹寡居。许多大臣劝刘备娶吴壹之妹，初始刘备以为刘瑁与自己是同族，有所顾虑。后经法正劝说后，刘备放下包袱，结了这门亲。
刘焉当初入益州时，地方豪强势力庞大，刘焉无法驾驭，便以入蜀时带来的属下为主，招募进入益州的南阳、三辅一带流民，编成数万人的“东州兵”，此即东州派的由来。蜀汉立国后，东州派以许靖、吴壹、法正、李严、孟达、董和、来敏等为主力人物，得到刘备青睐重用，成为蜀汉初期的主要军政力量。
东州派之外，尚有黄权、张裔、谯周等益州本土派，在益州影响力较大。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主力则有蒋琬、马良、费祎等人。最早追随刘备的一批人，如关羽、张飞、麋竺等，乃是元老派。
东州派势力最大，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平起平坐。李严飞速崛起，担任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法正青云直上，担任蜀郡太守后，往昔的些许仇怨，无不报复，擅杀数人。有人看不下去了，请诸葛亮提醒下刘备，抑其威福。诸葛亮苦笑道：“主公昔日在公安，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两难，法正辅佐主公，使得以展翅高飞。今日如何能抑制法正，使其不得快意恩仇？” [31]诸葛亮对法正的快意恩仇也无可奈何。
虽然刘备加以招抚，可益州本土派对刘备集团还是比较排斥。益州名士杜微，“及先主定蜀，（杜）微常称聋，闭门不出” [32]。益州本土派、美髯公张裕，早年与刘备围绕胡须有过口角之争，后来也被刘备任命为后部司马。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想要争夺汉中，张裕认为：“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刘备遣去攻打武都的吴兰、雷铜二将，果然全军覆没。张裕又私下对人说：“主公刘备得益州，九年之后当失之。” [33]因为张裕精通图谶，颇有些影响力，让刘备很是警惕，再想起以前张裕讥讽自己下巴无须，一时怒火中烧，不顾诸葛亮劝说，将张裕下狱诛杀。
益州本土派的黄权，夷陵之战后投降了魏国，却得到刘备的原谅。刘备伐吴时，黄权劝告刘备，水军顺流而下，进易退难，故而请为先驱，刘备则在后方坐镇。刘备没听得进去，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军。刘备在江南战败后，在江北的黄权成为一支孤师，进退不得，困守了一个多月后，不得不投降曹魏。黄权降了曹魏，妻儿是要被抓的，刘备却云：“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刘备厚待黄权家人，何尝不是安抚益州本土派？
刘备死后，蜀汉进入诸葛亮时代，如刘禅所云：“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34]刘备并没有给诸葛亮留下太多遗产，诸葛亮自身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与战功。大概是不放心诸葛亮的军事水平，刘备在临终前还特意以李严主持军事，乃至成为对诸葛亮的羁绊。
后世描述的诸葛亮，被赋予太多的神圣光环，他的形象成为中国人数千年来的道德完人的象征。经过千余年不断加工后的诸葛亮，与真实的历史形象相去甚远。关于诸葛亮，后世学者有时又提出惊世骇俗的观点，如章太炎甚至认为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借刀杀人”。他认为，在诸葛亮看来，关羽“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 [35]。
毫无疑问，在权力场上锤打多年，最终成为蜀汉核心人物的诸葛亮，并不是单纯的道德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要实现光复汉室的目标，就要举兵北伐，在此之前需安定蜀汉内部。为了强调正统性，就必须对外作战，“以战立国”成为国策。要对外作战，就要树威于群臣百姓，峻法治国，加重征调；就要不断进行人事派系斗争，洗掉一批批文臣武将，首当其冲的便是李严、廖立、来敏等人。
刘备去世时，李严为尚书令、辅汉将军、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为丞相诸葛亮副手。李严此人素来性情孤傲，自视甚高，任犍为太守时，为了迁移郡治官邸，与郡功曹杨洪争执，最终杨洪辞职引退。没想到，此后杨洪得到诸葛亮的提拔重用，任为蜀郡都督，这也是借力打力了。
建兴二年（224），诸葛亮开府，领益州牧。
建兴三年（225），李严尚书令身份尚保留。刘备时期，尚书台总管政务，诸葛亮开府后，尚书台权力已被相府取代。中都护即护卫永安宫的禁卫，具有护卫皇帝的使命，李严本该在中枢守卫宫廷，此时却只能坐镇行宫永安宫。
建兴四年（226），李严转为前将军，调任江州都督，移屯江州（今重庆），兼领永安、江州两个督区。因为江州没有行宫，所以李严卸任中都护。江州地理位置重要，李严在此手握重兵，虽不能入中枢，但有军政实权，对此也无异议。李严之后，坐镇永安的永安都督，只作为军事要塞的长官，而不具备行政长官的身份，地位下降。在江州任上，李严扩张势力，与属下牙门将王冲发生冲突，王冲畏惧李严报复，叛逃降魏。
田余庆研究后认为，李严一度向诸葛亮提出，驻守永安的兵太少，申请扩军。诸葛亮则认为，永安之兵乃是精兵，如果嫌少，可以以江州兵增援。因为李严身份特殊，是刘备钦定的顾命大臣，诸葛亮也不好过度控制，只能让其在外领兵，还不断提高他的官爵乃至管辖区域。诸葛亮厚待李严，让群臣上下都满腹牢骚。
此期间二人关系融洽，诸葛亮致书李严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 [36]，乃至在信中谈及家财及“妾无副服”。诸葛亮后来说，早就知道李严有各种“小过”，却不加劝解，待以荣宠，示以亲密；亲密之中，隐藏暗防；荣宠背后，密布机心，至最后贬废李严。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以尚书陈震取代李严，担任尚书令。陈震曾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 [37]，对李严意见颇大。所以，诸葛亮以陈震来制衡李严。正是这一年，诸葛亮秣马厉兵准备北伐时，李严趁机要挟，开出条件，要求以五郡组成巴州，由其担任巴州刺史，这等于划出蜀汉半壁江山交给他。诸葛亮如何能容，此后二人关系渐渐僵硬。
王芸生评论诸葛亮，认为“这个人甚有机心，是甚实际的人，义抑魏延、荣宠李严，都是深疑其人，故而为之阴抑或阳宠，都是机心的应用” [38]。建兴八年（230），诸葛亮以北伐名义，将李严从江州调离，再授予中都护之职，以示护卫相府，此时李严处于相府控制下，中都护成了虚职。
李严虽被诸葛亮压制，也是位高权重，得到重用。另一名被视为诸葛亮接班人的廖立，对此大为不满。建安十三年（208），刘备自封荆州牧后，以廖立为从事，帮助自己处理公务。很快廖立就高升，调任长沙太守。廖立此时年不到三十，意气风发。孙权遣使通好诸葛亮，询问刘备集团中的人才时，诸葛亮云：“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