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
以宽仁著称的光武帝其实也重用酷吏，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曾担任琅琊太守的李章。李章最早跟随光武帝，还是在光武帝效力于绿林军的时候。而他开始崭露头角，却是从东汉建国后他担任阳平令开始。当时的阳平战乱不休，当地的豪强大都有自己的兵马，不但不服管，而且还相互攻杀。其中最大的一股豪强赵纲，部下多达上千人。而担任阳平令的李章，手里才有二百来人。结果李章到任后，先假意到赵纲府上拜见，主动示好请求关照。等到把赵纲哄得高兴了，就请他到自己府上饮宴。赵纲虽然得意，却也不敢大意，饮宴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保镖来。结果宴会上，李章先逢迎拍马，继续把赵纲拍得心花怒放。等着赵纲酒喝得差不多了，李章假装过来敬酒，摇摇晃晃地走到赵纲跟前，却突然间抽出赵纲的佩剑，一剑把赵纲刺死。随后李章按部署火速行动，当场把赵纲带来的一百多保镖杀掉，然后趁势端了赵纲家。这股当地势力最大的豪强，仅用了一顿饭工夫就全数覆灭。胆大心狠，又兼思维缜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
李章在光武帝时期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严打。而他严打的方式，往往是打击一大片。他后来做千乘太守的时候，当地犯罪猖獗，发案率激增，李章到了就搞整顿。他下令，偷盗罪及以上的罪名，一律都要处死刑，而且是就地正法。虽然杀掉了当地许多民愤极大的大盗，却也株连无数，甚至造成冤案。结果他做太守几年，虽然当地犯罪率下降，治安大好，但百姓却非常恐慌，甚至有许多老百姓拖家带口逃往外地。最后光武帝也恼火他杀人太多，把他下狱论罪，之后特赦改任琅琊太守。
李章最恨的事情，就是豪强地主欺压穷苦百姓。每当他听到有豪强胡作非为的事情，就算是他没能力管的，也会气得当场拔剑怒吼，激愤连连。他搞出的最大事端，就是干掉了安丘豪强夏长思。当时李章担任琅琊太守，正好安丘豪强夏长思飞扬跋扈，把当地太守给抓了。李章听后极为愤怒，虽然安丘地界不属他管辖，未经许可异地动兵更属官场大忌，但李章还是搞了一次“跨省追捕”。他先派兵进入安丘城，在城中四处放火，吸引夏长思注意，接着亲自带兵杀入安丘城，经过一夜激战将夏长思剿灭，夏长思本人被当场处决，其部下三百多人被斩首，太守处兴被救出。事情传到光武帝处，光武帝不但不怪，反而下旨嘉奖。但整人有手段的李章，工作中却犯了低级错误：在开垦荒地发展经济时，不善民事的李章算错了当地田亩数量，结果被光武帝免职并服劳役。
郅恽
光武帝执政时有很多以执法严格著称的官员，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就是负责看守城门的郅恽。他最出名的事件，就是一次光武帝打猎晚归，从东城门回宫的时候，遭到郅恽的拦阻。郅恽借口天色已晚，过了开门的时间，无法确定对面是不是光武帝，因此拒绝开门。第二日，怒气冲冲的光武帝正要处罚郅恽时，郅恽却已早早上书，劝谏光武帝不要沉溺于打猎玩乐。事后光武帝不但没有找郅恽算账，反而赏他一百匹布，以表彰他的刚正不阿。
光武帝时期，郅恽与洛阳令董宣（杀湖阳公主家人的那位）一道，被豪强大族并称为“洛阳双虎”。而他对光武帝最大的贡献，却是保全了废皇后郭圣通一家。郭圣通皇后被废时，光武帝火气正大，郅恽上书劝告，只说了一句话：“一日夫妻百日恩，这是陛下的家事，我无权说，希望陛下能妥善处理，不要让天下人耻笑。”正是这句话，让光武帝虽然废黜了郭圣通，却并未殃及郭圣通家人。郭圣通被废后，其子太子刘疆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焦急无比的刘疆找郅恽求助，郅恽教导他说：“你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借口奉养母亲，主动请辞太子位，而且一次请辞不许就再请，如此我保你没事。”依照郅恽所说辞去太子位的刘疆被封为东海王，最终得以保全，善终于家。
班氏一族
光武帝时期，曾有一位默默无闻的县令。此人原是军阀隗嚣的幕僚，归附光武帝后只做了几年县令，就因身体多病而罢官。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罢官归家的他醉心于学问，晚年搜集史料，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作《史记后补》六十篇，不但成为记录西汉衰亡的重要史料，更成为后来《汉书》的主要编纂依据。他的家族，也因他成为东汉史学大家。他的名字叫班彪，他的女儿就是东汉才女兼杰出政治女强人班昭；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编纂《汉书》的班固，另一个就是投笔从戎拓通西域的班超。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史学家班彪之子，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随窦宪出击匈奴，后因窦宪失势受到牵连，死于狱中。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所著《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班超（公元32年—公元102年），字仲升，史学家班彪幼子，班固之弟，班昭之兄，东汉军事家、外交家。因不甘心做抄写文书的小吏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后又曾出使西域，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班超投笔从戎发生在汉明帝时期。时任书吏的青年班超因不甘心于平庸的抄写生活，一日上班时慨然大呼说：“大丈夫安身立命，应该谋求建立张骞那样的功业，哪里能安心于这种抄写工作呢？”话说得很豪气，但当时他的同事们却大多嘲笑他的不切实际。班超因此也感慨道：“你们这些庸俗的人，哪里能理解大丈夫的志向呢？”
那些嘲笑班超的“庸俗的人”中，有一位正是东汉学问家贾逵。身为班超同事的他，以学识渊博著称。在汉明帝年间，贾逵受命整理前朝史料，一生著作数百万字，为东汉一代名儒。不甘本职的班超，最终创建拓通西域的功业；安心本职的贾逵，也缔造了不凡的学术成就。
在抗击北匈奴的大业中，班超立下大功。而他的兄长——《汉书》编纂者班固，也同样功不可没。班超最早得到从军的机会，正是由班固举荐。班超辛辛苦苦经营西域时，班固除了留在洛阳编书外，还因才学得到汉章帝的宠信，成为汉章帝极为看重的谋士。在匈奴大举入侵西域、留守的班超正孤军奋战的关键时刻，正是班固向汉章帝建言，力陈西域不可弃，才最终促成东汉王朝派出援兵。公元89年，东汉王朝击败北匈奴的关键战役燕然山之战中，班固是汉军主帅窦宪的中护军。然而建树颇多的班固，却最终因窦宪事败而被株连，最终死于狱中。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巨著《汉书》，最后由其妹班昭整理完成。
东汉早期文臣群像
王景
汉明帝刘庄在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一堆烂尾的水利工程。他爹光武帝执政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曾由国家投资由南到北修筑了大批水利系统。虽然成果显著，但毕竟面铺得太大，好多水利系统都因民力不及和耗费太大，修到半道就停工了。到了汉明帝执政时，这些烂尾工程不但于生产无补，闹起水灾来更推波助澜。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东汉杰出水利学家王景。
汉明帝永平初年，王景受命治水。他先主持了汴渠的修筑工作，后来又受命治理黄河河南段和山东段。在整个汉明帝执政时期，可以说是哪里有水灾，哪里就有他。他除了精通数学外，治水的主要思想大多来自《周易》，尤其是按照《周易》的思想独创了“泄洪渠”的理念。后来，汉明帝刘庄东巡的时候对他的治水成果深有体会。走到汶上地区的时候，汉明帝曾由衷地感慨：“几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还都是一片水灾过后的荒野，现在却已经是肥沃的良田了。”王景还创下了中国古代治水的一个纪录——黄河经他治理之后八百年里未再发生大规模水患。在后来的《资治通鉴》中，也留下了后人对他的一句赞赏：王景治河，千年无患。
第五伦
东汉前期最杰出的清官就是第五伦。早在新朝大乱期间，他就是个很出名的人物，曾经在家乡修筑营垒，率领乡民抵抗乱兵，保护一方平安。东汉建国后，他最早做的是长安主簿这类小官，负责管理集市贸易和钱币铸造。他的清廉也非常出名。做会稽太守的时候他的年薪有两千石，但他每次领到工资后，仅给家人留下十分之一，剩余的钱粮全都拿去救济贫苦百姓。他亲自下地干活、喂马贴补家用，家里穷得连伙夫都雇不起，一日三餐都是老婆亲自下厨。
而为官清廉的他，做事也以严苛著称。每到一任，他干得最多的就是严打封建迷信活动，尤其是禁止民间巫术邪教。凡是有搞巫术的落到他手里，基本上难以活命。汉明帝登基初期，他就因绞杀巫术邪教惹祸，被人告发滥杀，抓到京城治罪。他被逮捕时，当地百姓为了给他鸣冤，甚至阻拦住押解他的官差，闹得连路都给堵了。后来还是被押在囚车里的他给官差出主意，趁着半夜人少走水路，这才被押送到京城论罪。之后，全国各地跑到洛阳来为他喊冤的官民，居然多达数千人。而他运气也很不好，当时同时被治罪的另一个高官正是坑死了汉明帝岳父马援的梁松。汉明帝由于深恨梁松，也迁怒于和梁松一道下狱的第五伦，下旨凡是敢给这两人喊冤的一律治罪。幸亏汉明帝的老师桓荣说情，请汉明帝亲自查问案卷，这才给第五伦洗清了冤屈。
执法严格的第五伦得罪的人非常多，遭到的流言蜚语也特别多，他一辈子差不多都生活在各种谣言里。光武帝在位的时候，有一次召见他，特意询问他说：“我听说你名声很不好，曾经鞭打自己的岳父，有这回事吗？”第五伦当场叫屈说：“天地良心啊，我结了三次婚，三个老婆都是幼年丧父，我哪有岳父啊？”十多年后，汉明帝有一次也质问他说：“我听说你这人荒淫乱伦，居然和你嫂子通奸了十多年，有这回事吗？”这下第五伦快哭了：“我在家排行老大，家里根本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啊？”
不过，第五伦在执政时，有时候也喜欢搞“一刀切”。比如他做地方官的时候，最讨厌出身豪族的属下，曾经有一次，他把自己属下所有出身富贵的官员们统统炒了鱿鱼，另换了一批出身贫寒的官吏。汉章帝时，匈奴大军进犯西域，偌大的西域只有耿恭一支孤军死守疏勒城。这时已是尚书令的第五伦上奏，认为朝廷不应该再去援救西域，这片没用的国土还是扔了好。对于正浴血奋战的耿恭部两千将士，第五伦出了个荒唐的主意：可以让他们战斗到最后，也算为国尽忠嘛！
第五伦，生卒年不详，字伯鱼，东汉大臣。新朝王莽时为郡吏，又为乡啬夫。东汉建国后，历任会稽太守、蜀郡太守、大司空，政绩卓著。正直无畏，不惧权贵。
袁安
汉明帝时期以执法严格著称的官员，除了第五伦外便数袁安。此人同样以为官清廉著称，而他的官是被“冻”出来的。袁安为官前，一次洛阳令去拜访他，那天正好下着鹅毛大雪。洛阳令进了门一看，他家连炉子都生不起，袁安本人正缩在床上瑟瑟发抖。洛阳令劝说道：“你都冻成这样了，还不知道找亲戚朋友帮帮忙吗？”袁安边打哆嗦边回答说：“亲戚朋友手头也都不宽裕，为什么要麻烦人家呢？”这件事使洛阳令大为佩服，于是上奏举荐他为官。
执法严格的袁安比起第五伦来，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他做楚郡太守的时候，正好赶上楚王刘英谋反案。他到来之前，因此案追查甚广，许多涉案人员甚至自杀避祸。袁安到任后，连府邸都没去就先去了大狱，一番详细甄别，最终开释多名无辜人犯。开始楚郡地方官不同意，认为凡是与谋反有瓜葛的就该治罪，甚至有官员在他面前叩首相争，拒不从命。袁安回答说：“不如我们把意见上报给朝廷，如果朝廷不同意，那要株连谋反罪的话，就先算我一个。”他的这番力争，最终救下了四百多条无辜人命。
作为后世人眼中的两大清官楷模，第五伦与袁安非但不是朋友，相反还是政敌。第五伦做事严苛，袁安却力主宽仁。两人针尖对麦芒的事件，就是汉和帝时期的招降匈奴事件。当时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第五伦主张赶尽杀绝，彻底剿灭。袁安则主张招降，以消解战祸。当时倔强的第五伦甚至公开宣称，认为要招降匈奴的官员是对大汉朝不忠，其实就是剑指袁安。当时正好是外戚窦家掌权之时，袁安的主张也同样得罪了大将军窦宪及临朝的窦太后，窦家因此也意图陷害袁安。可罗织了半天罪状，却始终找不到袁安的把柄，最终只得作罢。袁安的家族之后也成为东汉大族，东汉末年的两大军阀袁绍与袁术都是他的后人。
陈宠
东汉早期还出了一位精通刑律的司法人才——陈宠。东汉建国时，其法律思想主要沿袭西汉，更保留了大量严刑峻法的内容。陈宠在年轻的时候只是个郡国的小吏，后来被东汉开国功臣鲍昱看中，得以主管诉讼。长期以来，他就以为政宽和著称，当时的洛阳，犯人中就有“遇宠得活”的说法。
陈宠对于东汉司法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汉章帝执政时，时任廷尉的他力主废黜从秦朝到西汉以来的各种司法酷刑，尤其从法理上禁绝了用严刑拷打疑犯的做法。他晚年还有个更远大的理想，就是重新修订刑律。从汉章帝执政晚期至汉和帝时期，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将西汉法律中的四千九百八十九条刑法缩减为三千条。
当这部新律修订成功时，陈宠本人却因罪下狱，这部本来可成为中国司法史里程碑的新律也因人废言，未经实施便遭废弃。他另一部著作《辞讼比》以精选的案例详细阐述了不同犯罪内容的量刑标准，在他死后得以推广实施。这七卷著作从此成为东汉王朝司法断案的量刑标尺。
黄香
《三字经》中有“香九龄，能温席”一语，这里的“香”，指的便是东汉初期名臣黄香。黄香出名也很早，十二岁时就已名满京师，被人称赞“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母亲死后，年幼的他孝顺父亲，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是自己先在父亲的床铺上睡觉，把床铺暖热了再让父亲入睡。如此至孝，也令他得到举国称赞。而他更大的本事是才学，十二岁就已经博学经典。汉章帝甚至给予了他一项特权，允许他在皇帝的书房东观阁博览群书，并可随意借阅。
黄香（？—公元122年），字文强（一作文疆），东汉官员、孝子，“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年方九岁，就知事亲之理，每当夏日炎热之时，则扇父帷帐，驱赶蚊虫；冬日严寒之时，则用身体为父暖床，于是名播京师，被称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官至魏郡太守。
长大后为官的黄香也是历汉章帝至汉安帝三朝的名臣，他主要做过两个职务，一是尚书令，二是魏郡太守。在两个职务任上，他也经历了东汉王朝的两次大事件。第一次是清河“妖言狱”案，因为一起巫师的迷信活动，当地数千人蒙冤，之后黄香复查案情，赦免其中大批无辜百姓。这场冤案过后，黄香与陈宠联名上奏，终于促成东汉取消了自汉武帝时期的“妖恶之禁”。第二次是汉安帝时期，他在魏郡太守任上遭遇了东汉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水灾。时任太守的黄香将自己的财产以及皇帝历年的赏赐全部捐出用以救济灾民，并勒令当地富户一道捐钱，结果没有动用朝廷一分钱，就完成了救灾任务。可就在这场事件后，黄香本人也因得罪了当地豪强，被扣上“隐瞒灾情”的帽子，遭到免官回乡的处罚。
王充
汉章帝在位时期，曾经诚邀过一位名士出山为官，却因其身患重病而未能成行。这位错过官场机遇的名士王充，此后却成为东汉杰出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好是外来宗教大量传入、中国本土宗教日渐繁盛、鬼神思想传播日广的时代，也因此有了他的思想巨著《论衡》。在这部书中，王充以翔实的笔墨，论述了天地的构成，否认了神怪的存在，这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论著。同时，王充也是先秦以来中国辩证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总结性的观点，详细阐述了中国本土逻辑思想的精髓。中国之后历代儒家思想皆从中受惠颇深。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东汉思想家、文学家。年少好学，后到洛阳就读于太学，拜史学家班彪为师。历任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后罢官回家，专心著述。代表作《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无神论思想著作。
许慎
汉和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圣人——“字圣”许慎，他是东汉大儒贾逵的学生。在那个时代，儒学大兴，名篇不断，许多沉寂已久的儒家古经也重见天日。但是时隔日久，古经中的那些字词含义已经和东汉时期大相径庭，而不同儒家学派对古经内容的解释也各异。针对这个难题，许慎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皇皇巨著《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共有十五篇，收一万零五百一十六个字，每个字都以小篆为主，注明字音、形体、字义甚至其意义的演变过程，其内容不仅解说汉字本身，更包罗万象，堪称东汉时代的百科全书。汉字中“象形”“指示”“转注”“假借”“形声”“会意”六大类别的划分更是由此而来。此书草成于汉和帝在位时的公元100年，并在二十一年后汉安帝在位时定稿，传播天下。在世时默默无闻，仅做到祭酒职务的许慎，也因此超越了同时代的政治英杰们，成为名垂青史的文化大师。
挣扎在外戚与宦官的夹缝之中
周举
汉和帝之后，东汉政治陷入了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的局面，也因此走上了下坡路。但在大局日益腐化的情景下，依然有诸多能臣脱颖而出。其中比较知名的，如汉顺帝时期的名臣周举。他做官之前，就以学问闻名京城，当时有“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举）”的说法。做官之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发议论，从做县令开始，他就喜欢频繁给朝廷上书，畅谈国家政策得失。因他文采好，论证又翔实，有一段时间，汉顺帝很喜欢把他的文章放在案头，作为规范个人行为的参考。
周举不光会议论，同样也会办事。他在做并州刺史期间就用灵活的手段改革了清明节的风俗。清明节在东汉时叫寒食节，该节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因拒绝做官而在当地被烧死的贤臣介子推。东汉时期的旧清明节习俗规定，在节日的这一个月里，老百姓家不许生火烧饭，只能吃生食，因此名为“寒食节”。到周举做刺史的时候，这个风俗的规矩已经越来越邪乎，甚至当时有说法称，如果谁家在寒食节期间生火烧饭，那么这家人就会遭到灾祸。所以长年以来，虽然这则风俗令人苦不堪言，但百姓依然遵从不辍。周举就任刺史后，到介子推殉难的介子山上以隆重的典礼举行了祭祀，并以他的生花妙笔写了一篇感情真挚兼论据充分的祭文，大体意思是说：当年介子推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之后又归隐身退，那是为了造福黎民苍生啊！而后人却因此禁止百姓生火烧饭，导致苍生寒苦，这岂不是违背了介子推的本意吗？因这篇祭文写得声情并茂，不但闻者纷纷流泪，更在当地儒生中广为传播。结果寒食节一个月不准生火的旧风俗，就顺理成章地破除了。他亲自定下的清明节祭扫的风俗，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周举以忠诚刚正著称，尤其上奏敢直言，但他的“直言”和别人直来直去不一样，相反很有技巧。他任冀州刺史的时候，正好赶上旱灾不断。汉顺帝认为是自己有失德的地方才闹得灾害频繁，因此昭告天下官员来直言君主的过失。别的直臣大多直接进谏，唯独周举有技巧。他的奏折里用了大段的篇幅来吹捧上古的贤君，接着又用大段篇幅来吹捧汉顺帝本人，等吹捧完了这才话锋一转说：“皇上您虽然勤政爱民，但是有时候您过度追求表面而不切实际，以至于贪污横行。”这篇拍马屁带说理的奏折让汉顺帝本人也动了心，特意召来周举问：“你既然说国家贪污横行，那举几个例子吧。”周举回答说：“我整天在地方上工作，中央有谁贪污，我哪里有发言权呢？不过我认为官员们应该忠诚视事，如果有谁阿谀奉承，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您的司徒当了六年，没见他有一次建言，这不是不称职吗？”周举的技巧没有白费，他说完了没几天，司徒刘琦就被免职了。
有技巧的周举其实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很多时候同样六亲不认，连对自己的老师也不例外。当年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司隶校尉左雄在物色将帅人选时犯了错误，所提拔的冯直犯了贪污罪。事发之后，周举二话不说上书弹劾左雄，闹得左雄狼狈不堪。事后左雄很恼火，事后他对周举说：“皇上让我选拔能打仗的官员，没说让我选拔清廉的官员啊。”周举反唇相讥说：“没错，可皇上也没让您选拔贪污犯啊。”左雄大怒说：“好你个周举，当年可是我推荐你，没想到你是这么对我的。”周举不但不让步，反而振振有词，说了一段典故：“春秋时期，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帅。不久之后，韩厥公正执法，杀死了赵宣子的亲信，赵宣子不但不生气，反而四处对人说：‘你看看我推荐的韩厥没错吧，他连我的人都敢杀。’这么一比，您可比赵宣子差远了啊。”听了周举这段辩白，左雄满脸羞惭，连忙给周举道歉。周举的清正刚直，连后来临朝的外戚梁氏家族也甚为敬重。外戚大将军梁商临终前，特意向汉顺帝推荐周举。
张衡
东汉中后期最杰出的科学家，当数历经汉和帝、汉安帝、汉顺帝各朝的张衡。早在汉和帝时，他就曾被举为孝廉，结果他拒绝征召。邓太后主政期间，曾经先后十次征召他，也都被他拒绝。出身名门的张衡生性高傲，从年轻时候起就游学四方。按照《后汉书》的说法，他眼光极高，普通人一般很难与他接近，能和他成为朋友的，都得是当时的牛人。青年时代和他交往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经学家崔瑗，另一个是南阳太守鲍德。崔瑗是贾逵的学生，更是儒学大家，张衡后来在天文著作《灵宪》中，将儒家哲学思想与传统天文思想结合的尝试，就是受崔瑗的影响。同时，从公元100年开始，张衡就担任鲍德的主簿，并得以接触到南阳地区典藏的中国传统天文、数学典籍，包括春秋战国时代墨家的著作。张衡的科学思想，正是在此时开始成型的。
张衡（公元78年—公元139年），字平子，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官至尚书，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其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作为一位后世敬仰的科学家，张衡堪称东汉时期的“发明大王”。除了改良浑天仪及首创测试地震的地动仪外，北宋《太平御览》里记录，张衡曾经还制造出一种会自动飞行的木鸟。这种鸟肚子里装有机关，上足发条后就可以自动飞行。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正好京城有个公子出游，看到木鸟还以为是只活鸟，心血来潮，当场掏出弹弓拉直了打过去。没想到连打了两颗弹子，木鸟却照飞如故。那不服气的公子而后紧跟着木鸟跑出两里地，才见木鸟歪歪斜斜地摔在地上，却是一只鸟形的机器。此情此景当时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慌忙赶来的张衡赶快将木鸟带走。之后一连多日，不断有权贵造访张衡家，请求再次观览这只神奇的木鸟，却全被张衡拒绝。
杨震
东汉中晚期另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就是曾在邓绥太后临朝时期担任要职的杨震。杨震出身于陕西弘农杨氏，也属名门望族，但他从小就命苦，父亲杨宝英年早逝，撇下孤儿寡母三口。杨震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种地、打粮、挑水、劈柴，奉养母亲，照料弟弟，还开了几亩荒地种草药，以换钱贴补家用。《续汉书》上说他“奉母教弟，乡里称孝”，放在今天，也是自强不息的典型。粗通文墨的母亲深明大义，接过了小杨震的教育任务，时常以祖先的丰功伟绩训导他，要他时刻牢记光耀门庭，因此杨震也“少有大志”。杨震本人的天赋也好得很，读书过目不忘且悟性极高，时常能举一反三。到杨震十五岁那年，父亲杨宝生前的挚友太常桓郁登门拜访，一番交谈后大为赞叹，当场决定收杨震为徒，命杨震随自己去洛阳求学。临走时，杨震与母亲依依惜别，母亲更是一字一句说出了她对儿子的期望：“若负汝父之清名，则永不相认也。”杨震含泪叩别母亲，将这句话铭记于心。事实证明，他没有违背对母亲的诺言。
杨震在跟随桓郁求学的时候，除了刻苦学习外，也曾做过一件得罪桓郁的事：某一日桓郁开班讲课，说到了西汉欧阳派先贤、汉元帝时代名臣欧阳地余清廉自守的故事。这位官至侍中的大儒一生清贫，去世时家无余财，更留遗言给子孙，到死不接受官府赏赐。如此“廉政模范”，自然让众学生钦佩不已，纷纷表态要学先进。轮到杨震，他却长长地“唉”了一声。桓郁奇怪了：这个平时听话的好学生敢对先贤不敬？刚要张口训斥，却听杨震低头感慨地说：“他虽然清廉，可那时官场风气败坏，贪腐横行，难道就没有他的过失吗？”杨震敢议论大儒的不是，桓郁很恼火，刚想卷袖子教训他，却见杨震抬起头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了他从此奋斗终生的理想：“儒家弟子当清廉自守，更要铲奸除恶，匡扶社稷，如此方不负圣人之教也。”此语一出，满座皆惊。桓郁愣了半晌，仿佛才认识他这个学生似的。终于，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欣喜地对杨震说：“你有如此抱负，这很好，但更要多历世事，体察民情，方能如愿啊！”
杨震（？—公元124年），字伯起，东汉大臣，隐士杨宝之子。拜时任太常的桓郁为师，深钻细研《欧阳尚书》，通晓经传，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之称。官至太尉，为官正直，不屈权贵。后遭到罢免，回乡途中饮鸩自尽。汉顺帝即位后得以平反。
出师后的杨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家乡教书育人。他开始步入仕途，是在五十岁的时候。按照《后汉书》的说法，那天很有神话色彩：杨震正在讲课，突然有一只冠雀飞进课堂，口叼三只鳣鱼放下，然后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杨震不解，找人询问后得到答案：“鳣鱼是做大官的象征。三只鳣鱼，说明你将位列三公。”于是，杨震就放下教鞭，从此入朝为官。也有的说法是：彼时在位的汉安帝母亲邓太后赏识杨震，连续三次让其兄长大将军邓骘亲自登门邀请，终于打动杨震。“冠雀送鳣”的故事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坊间对杨震的一个期待：期待这位品行高洁的“关西孔子”，能亲手书写一段铲奸除恶、振奋朝纲的神话。
杨震入仕后，最早做的都是地方官，先做荆州刺史，再做东莱太守。他到任以前，那些地方都是变乱丛生的乱地；他到任后，都变成了欣欣向荣的乐土。他的执政方式，首先是清廉。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力求简单，而且带着属下一道搞廉政。其次是胆子大兼抓主要矛盾，每到一处都打击豪强，而且专挑最有背景的下手。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把当地豪强杜家几十口抓了办罪，吓得当地豪强纷纷服软，主动配合杨震。而且杨震脾气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东莱当地连续多年水旱灾不断，乃至于“人相食”，可国家没钱，官仓早就空了。杨震想了个办法，他找当地富户豪强借粮，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耿家。杨震直来直去地登门求了两次，人家就两个字：不借。杨震倔脾气上来，干脆守在耿家门口，铁了心和耿家“耗”上了。这一耗就是整整三天，由于水米未进，杨震竟活活晕倒在耿家门口。饿死朝廷命官可不是好玩的，耿家急得连连告饶：“服了您了，我借，我借还不行吗？”接着，他在东莱各地广施赈济，安抚收容灾民，混乱不堪的东莱局势总算开始好转。值得一提的是，手握钱粮的他每天竟只食一餐。属下劝他注意饮食，他总叹息道：“民未果腹，我心何安？”
杨震有一句知名的语录，比他本人的知名度还高，这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杨震做东莱太守的时候，他的学生王密正好任昌邑县令，师徒俩是上下级。一日王密来拜访老师，两人久别重逢自然非常高兴，聊到深夜时王密神秘地打开包袱，送给杨震十斤黄金。杨震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叹息着问他的学生：“我了解你，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王密很轻松地回答说：“您放心，现在夜深人静，这事没人知道……”话音未落，就见杨震怒目圆睁，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那一声振聋发聩、穿越千年的怒吼：“天知！神知，子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者！”王密满脸羞惭，当即拔脚开溜。而这句怒吼，在当时几乎传得大汉朝人人皆知，于是清廉正直的杨震，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杨四知。
在当时，杨震的清廉之名连土匪都知道。他做东莱太守没几年，就赶上河北涿郡暴乱，结果杨震又改任涿郡太守，受命平乱。谁知他刚到涿郡，土匪们却齐刷刷地投降了，领头的土匪说：“我们闹事，杀的是贪官。您杨大人是清官，我们怎么还敢作乱呢？”之后杨震公正处理，对大多数参与暴乱的农民赦免其罪，并发放赈济，只处斩了几个领头者。那几位依法伏诛的“贼首”，在行刑的时候非但毫无怨言，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监斩的杨震叩拜。从此以后，杨震在涿郡与百姓同甘共苦，悉心治理地方。他谢绝一切请托送礼，整治官场陋习，废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他的俸禄也大多用来周济他人。有人劝他好歹为子孙留点产业，他回答说：“让后人称我的子孙是清官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宝贵的产业吗？”他治理涿郡两年，当地“盗贼几绝迹，官民大安”。
杨震的飞黄腾达，是汉安帝在位前期，得到临朝的邓太后的赏识。当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时，杨震已经是东汉的太尉，手握国家兵权。而他的灾祸，也随着邓太后的去世而到来。早在邓太后临朝时，杨震就因拒绝给汉安帝的舅舅升官而得罪了当时还是傀儡的汉安帝。亲政后的汉安帝一面大肆清算邓氏外戚家族，一面却作践国家大事，成天除了宠信李闰等宦官，就是外出巡视游乐。他与杨震的交恶也起于此时。先是杨震辛苦筹集的边关军费被汉安帝挪作他用，引得杨震上书怒斥。然后，趁汉安帝外出巡视的时候，宦官李闰给杨震上眼药，提醒汉安帝说：“皇上您整天在外面，杨震留守洛阳，可是掌握着兵权呢！”就这一句话，导致了杨震此后的悲剧命运：公元124年，远在南方巡游的汉安帝下旨免去杨震的太尉职务，随后杨震一家人被强行押入囚车，由军队押送回老家监禁。在走到临近家乡的陕西华阴几阳亭的时候，万念俱灰的杨震不忍家乡父老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含泪为随行的两个儿子留下遗言说：“奸臣祸国殃民，我却无能为力；妖女淫乱宫廷，我却不能阻止，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日月。我死以后，用杂木做棺材，用被单蒙住我的头，盖住我的身体，不要埋在家族的祖坟，不要祭祀。”之后饮毒酒而死，享年七十多岁。
死讯传来后，汉安帝下令杨震的棺木不许下葬，就地看押，让它在夕阳亭外饱受日晒雨淋。杨震的两个儿子被发配充军，受尽折磨。一年多后，汉安帝过世，即位的汉顺帝刘保为杨震平反，遗弃在夕阳亭的杨震棺木才得以在潼关厚葬。《后汉书》说，杨震棺木下葬之日，有一只大鸟从天而降，在杨震灵前俯仰悲鸣，血洒满地。之后，人们就塑一石鸟守护于碑前。此后，杨震家族英杰辈出，四百多年后更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帝王——隋文帝杨坚。
徐稚
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轮流坐庄的局面引发了清流士大夫的愤慨，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场政治斗争。而这些清流士大夫之间的友谊，也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美谈，比较典型的就是徐稚与陈蕃。丰城名士徐稚自青年起，就以见识高远、学问渊博著称。时任豫章太守的陈蕃非常钦佩他的才学，经常邀请他来府邸畅谈，徐稚每次来的时候，陈蕃都专门为他设立专座，两人纵论古今，时常谈到深夜。徐稚走后，陈蕃就会命人把徐稚的专座高悬起来，美其名曰“悬榻”，以表达礼敬爱贤之意。这则典故也成了初唐文学家王勃名篇《滕王阁序》中的经典段落：“人杰地灵，徐孺（徐稚）下陈蕃之榻。”
徐稚（公元97年—公元168年），字孺子，东汉名士，经学家。屡次拒绝出仕，世称“南州高士”。
徐稚之所以被看作名士，除了他的学问外，还因他的人品。在人际交往之中，他始终恪守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曾经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太尉黄琼过世时，徐稚自己带着干粮，走烂了数双鞋，徒步到达黄琼的家乡江夏，在当地郊外痛哭一场后返回，却不让事主知道。另一位与徐稚交好的名士郭泰母亲病故，郭家吊客云集。徐稚到来后，只是将一把青草放在郭母的坟头，未等郭泰前来相见，就一言不发地离去了。闻听此事的郭泰也大为感慨，对朋友说：“我常听《春秋》里讲，送逝者一束青草，就等于把逝者看作美玉一样的人物。我何德何能，能担当得起徐稚这么隆重的赞誉啊！”
徐稚的才能更在于眼光。无论是陈蕃还是郭泰，都多次向当时在位的汉桓帝举荐他，汉桓帝还曾经派遣隆重的车马前来，以盛大的仪式邀请徐稚做官，却全被徐稚拒绝。终其一生，他只是在家中推广学问，甘于清贫。而对于东汉帝国此后的走向，他的看法却比别人清醒得多。他曾经在与郭泰纵论时事时对郭泰说：“您的才华就像一根绳子，可如今的国家，就像是一座腐烂的建筑，仅凭您一个人的力量又能挽救得了什么呢？”在徐稚的劝说下，郭泰回家闭门谢客，以教书为生。就在郭泰回家仅一年后，东汉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大批清流文士被捕，郭泰却因抽身较早得以幸免。
郭泰
与徐稚交好的郭泰，曾经也是一个著名的“愤青”。他出身贫苦，从小受尽饥寒。年轻的时候，他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才为他在县衙找了一份差事。郭泰却放弃了这个成为“公务员”的机会，反投奔在大儒屈伯彦门下，做了一名穷学生。经过三年苦学，他成为当时著名的青年儒生。后来他游学京城，在屈伯彦好友，彼时名臣李膺、杜密等人的力捧下，很快名满京城。有了名气的他，同样以淡泊名利著称，不但多次拒绝东汉政府的邀请，相反还游学太学，参加当时清流士大夫举行的清议，多次在演说中抨击宦官乱政，甚至把外戚宦官的丑事编成民谣，四处散布传唱。当时越是位高权重的名臣做了错事，他就越编歌谣骂得厉害，以至于到后来，那些高官们竟然不敢去太学，生怕会挨骂。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郭泰虽然得免，但他的许多好友都在这场浩劫中殉难。悲愤万分的郭泰疾病交加，于公元169年去世。在他去世后的碑文上，当时的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这样一番评价：“我为很多人写过墓志铭，大多数都是出于礼节和客套进行虚伪的称赞。唯独郭泰，是我由衷敬佩的人，为他写下多么华丽的称赞，我都毫无愧色。”说这番话的人，是东汉末期另一位文化名人——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
李固
从公元145年汉质帝登基，至公元159年汉桓帝亲政，这十四年是东汉最后一段外戚专权时期——大将军梁冀专权时期。这十四年里，梁冀权势滔天，三代皇帝都是由他一手扶持，文武百官更在他的淫威下缄口不言。唯一一位敢对他说“不”的人，就是大司农李固。
早在汉顺帝健在时，身为议郎的李固就曾上奏要求限制外戚权力，防止梁家外戚夺权，反遭梁冀陷害罢官回家。晚年的汉顺帝也深感外戚势力日益膨胀，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也曾再度召回李固等文臣，并升李固为大司农，意图限制外戚力量。可一切已经太晚，李固升迁后没多久，汉顺帝就英年早逝。随后梁冀扶持的汉冲帝仅在位不到一年也病逝。这之后，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梁冀与李固曾展开一场争斗。李固曾经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未承想，当年和李固一起接受汉顺帝重托的文臣如司空胡广等人，却在梁冀的威逼下改弦更张，纷纷附和梁冀。孤立无援的李固，也在这场争斗中失败。
汉质帝登基后，因深感梁冀专权，与之矛盾渐深，最终被梁冀派人在食物里下毒杀害。当时汉质帝在确信自己中毒后，第一件事就是召李固觐见，面对李固，汉质帝只说出“我吃了饼，肚子有些疼”，就溘然去世了。目睹了汉质帝死亡的李固，抱着汉质帝的尸体号啕大哭，并联合众臣追查真相。然而他的同僚们却再次背叛了他，不但汉质帝之死不了了之，李固本人也遭梁冀嫉恨。即便如此，刚直的李固却依然天真，他甚至在事后还向梁冀写了一封信，希望梁冀能够匡扶朝局，做汉室的忠臣。然而这封信只带来一个后果——逼梁冀快点杀他。
公元147年十一月，李固以谋反罪被逮捕入狱。在他入狱后，那些当初曾背叛他的同僚们也有多人竭力营救他，有数十名官员主动戴上枷锁，到牢狱外为李固静坐鸣冤。他巨大的威信，也再次震动了梁冀——如此人物非杀不可。结果，李固虽然在舆论的压力下一度得到释放，但回家没两天，又被重新投入监狱，最终被含冤处死。
李固（公元94年—公元147年），字子坚，东汉大臣，司徒李郃之子。少好学，与江夏黄琼等并知名于时。历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政称天下第一，官至太尉。遭梁冀忌恨，后遭梁冀诬告被杀害。
李固在与梁冀的斗争中，一度倚重的最主要的盟友是大司徒胡广。这位胡广也是东汉官场的一位奇人，他历仕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汉灵帝六代帝王，几乎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中都得以保全，高官厚禄终身。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见风使舵，汉顺帝在位时，他眼见梁家外戚专权，就很知趣地辞官回家，直到汉顺帝晚期，才和李固一起再次得到汉顺帝重用。汉顺帝死后，李固与梁冀争斗。胡广起初和李固一道反对梁冀专权，后眼见梁冀势大，又很识趣地缄口不言。李固死后，他也因此得到好处，接任了李固当时担任的太尉职务。汉桓帝即位后，与梁冀之间矛盾日深，在看不清政治动向之时，胡广又一次选择了退休，直到汉桓帝诛杀梁冀后，再次得到起用。之后的汉桓帝和汉灵帝两朝，在宦官专权、国家日衰的局面下，他通常的把戏，也都是遇事不好立刻躲，两场株连文官甚广的“党锢之祸”，他也都平安躲过。如此八面玲珑，在当时也得了个评价：天下中庸唯胡公（胡广）。
两次“党锢之祸”的较量
从汉桓帝亲政开始，东汉由外戚专权转入了另一个政治常态——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争斗，成为此时东汉高层政治争斗的主要内容。这场争斗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就是两次“党锢之祸”。而“党锢之祸”的爆发，却起于一场看似平常的治安案件：公元166年，东汉天灾不断，汉桓帝欲大赦天下来避祸。消息传出后，诸多宦官的亲信们趁机肆意妄为，企图借大赦来脱罪。然而士大夫阶层的报复也开始了：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在东海犯法，被东海相黄浮羁押。宦官张成的儿子张泛也在河南犯法，被河南尹李膺逮捕。之后，这俩倒霉蛋并没有因为大赦而逃过惩罚，相反，黄浮与李膺更是在大赦令下后，依然将二人处死。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事情发生后，士大夫阶层的领袖太尉陈蕃火速上书汉桓帝，要求汉桓帝宽恕涉案官员，并以前朝诸多宠信宦官而亡国的例子，苦劝汉桓帝疏远宦官。但事与愿违，宦官张成等人只用了一句话就说服了汉桓帝：“这些士大夫们在民间四处收徒，遍布党羽，更加相互呼应，诽谤朝政。”这些所谓的“党羽”，便是“党人”。结果汉桓帝果然大怒，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之后，汉桓帝索性绕过正常行政程序，直接由宦官执行命令，逮捕涉案文官。牵涉此事的李膺、陈寔、范滂等大臣不等宦官动手，就自己慨然走进监狱，并受尽酷刑。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