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在造反之前，就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诸侯。他的属地包括东阳郡、彰郡、吴郡，一共有五十三个县城，这个规模，即使放在战国时代，也超过了当时大国赵国、燕国等国的国土面积，俨然一方豪强。
而且刘濞不但有土地，更有资源，他所统辖的吴国，有两样当时绝对暴利的资源，一是盐，二是铜。盐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是必须买的，谁有了盐，谁就有了庞大的财源；而铜更不简单，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用材，有了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铸钱，想要多少钱，去铸就可以。当时吴地所管辖的漳县，有整个西汉最大的铜矿。
当时的吴王刘濞，就是一个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腰杆子很硬的诸侯。在汉文帝晚期，吴国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与之相比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刘濞造反的准备工作，也是既漫长又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四十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一旦发生战争，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作战潜力极其巨大。
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有一个原因是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王和吴王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地诸侯，刘濞拉拢了齐地中实力最强大的胶西王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他先后交通串联的，一共有十四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俨然枝强干弱。
刘濞（公元前215年—公元前154年），西汉诸侯王，汉高祖刘邦侄，封吴王。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因汉景帝刘启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于是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击败，兵败被杀。
由吴王刘濞牵头，有七个诸侯参加，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诸侯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而事实上，按照刘濞之前的计划，这场叛乱本该是“十四王之乱”，但本来约好叛乱的一些诸侯中，淮南王和济北王因其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齐王本来准备参加，但齐王刘将闾原本是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也拼命阻挠。偏偏这时候，叛乱的胶西王又贸然攻打齐王，两家窝里反，自己先打了起来。
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早期，做的最为人诟病的事情，就是杀害力主削藩的重臣晁错。这件错事，按照后来许多文人的结论，是汉景帝“以退为进”的谋略。即明知晁错忠心的情况下，忍痛将他杀死，从而为平定叛乱赢得时间。
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汉景帝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
刘濞自己的话更表达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已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由于汉景帝委任名将周亚夫挂帅，仅用三个月就被平定下去。惨败的吴王刘濞逃到东越，被东越人砍了脑袋向西汉王朝请功。
事后，汉景帝开始了对诸侯们的清算，株连极广，不光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甚至在叛乱过程中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乃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了个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由中央直接掌控，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
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被中央收回，赋税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
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据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因获得了这个郡，汉帝国才得以从东到西建立起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汉景帝一生推行的诸多政策，大都是对其父汉文帝政策的延续。典型的有两个，一是继续修订刑罚，在汉文帝改肉刑为杖责的前提下，减少杖责的数量，以减轻刑罚；二是推广马政，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更广设官方马场。汉景帝时期是西汉养马业勃兴的时代，仅官方豢养的战马，总数就高达四十万匹，国家骑兵力量大大增强。
汉景帝的另一项成就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他任用学者文翁出任蜀地郡守，在四川地区试点官学，并从此推广全国。中国的政府办学，正是从此开始。汉景帝在位期间，郡一级的学府遍布全国，中国的文化教育从此蓬勃发展。这一举措，也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沿用。
被认为推行仁政的汉景帝，却也有一项被人诟病的“劣迹”——重用酷吏。他所信用的司法官员郅都、宁成、周阳都是以执法严苛著称的。通过任用这些人，汉景帝不仅打压诸侯宗室，更严厉打压地方豪强。他效仿刘邦的做法，以修建阳陵的名义，将许多地方豪强迁移到关中地区，以弱化、分散他们的力量。他所信用的酷吏们更是六亲不认，就连汉景帝的长子——废太子刘荣，也是死于酷吏郅都之手。
汉景帝在位时期最烦恼的事情，就是继承人问题：到底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让弟弟接班？汉景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深受窦皇太后宠爱。“七国之乱”爆发前，为拉拢梁王，汉景帝一次饮宴时酒后失言说：“我过世之后，要传位给梁王。”幸亏参事窦婴赶快接话茬说汉朝的制度一向是传位给儿子，怎么能传给弟弟呢，汉景帝这才猛然警醒。
“七国之乱”平定后，梁王又走太后的门路，要汉景帝传位给他。大臣袁盎拿出春秋时期宋国因为王位传承制度不明，导致五代相残的典故，总算把窦太后说服。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皇长子刘荣，二是皇十子刘彻。皇十子刘彻最终能够战胜皇长子刘荣成为太子，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主汉武帝，除了他的母亲王美人的精明算计之外，同样也因他自己的天资聪慧。
《汉武帝内传》里说，刘彻三岁的时候，一次汉景帝把他抱在怀里，问他：“你愿意做天子吗？”刘彻回答说：“这事儿儿子说了不算，是老天爷说了算。我只愿意每天陪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玩耍。”聪明的回答让汉景帝赞叹不已。
而青少年时候的刘彻，给汉景帝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博闻强识。他读书习字，悟性都比别的皇子好得多，历代先贤的典故，他不但烂熟于心，且经常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切，都无疑增加了他在汉景帝心中的印象分。
汉景帝过世于公元前141年正月，享年四十七岁。继承他帝位的太子刘彻，登基的时候才十五岁。临终前汉景帝最担心的就是儿子能否当好这个皇帝。他临终前给儿子刘彻的遗言是：“人不怕他无知，就怕他狡诈；也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残暴。”另外，做皇帝最重要的，一是要“知机”；二是要“知止”。可惜，其子汉武帝刘彻一生的执政成就，按照司马迁的话说，最大的错误恰在于“不知止”，无论是北伐匈奴，还是各类大功业，最终都过度使用了民力，导致民生凋敝，这也恰印证了一句话：知子莫若父。
临终前的汉景帝，努力给儿子清除各种执政障碍，为此引出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害死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周亚夫。
当时已退休的周亚夫，得罪汉景帝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汉景帝废除太子刘荣的时候，周亚夫坚决反对；二是汉景帝册封刘彻的舅舅王信为侯爵的时候，周亚夫同样坚决反对。这两件事，把爷儿俩全都得罪了。
对周亚夫，汉景帝也摆了道“鸿门宴”。一次他特意宴请周亚夫，宴会上故意叫侍从拿掉周亚夫的筷子。周亚夫见状，大摇大摆地命侍从给自己取筷子。如此飞扬跋扈，也最终激起了汉景帝的杀心。
不久以后，周亚夫被告发谋反，并从他家里搜出了预备给自己陪葬用的五百副盔甲。周亚夫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陪葬用的。结果廷尉署立刻抓住了罪名——周亚夫就算活着的时候不造反，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同样会图谋造反。闻知这个荒唐的罪名，牢房里的周亚夫吐血而死。
汉武大帝：是明君也是暴君
初登帝位的刘彻，其实有着非常远大的治国理想，公元前140年十月，十六岁的他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并在会上连下了三道制书，对群臣讲明自己的执政宏图：一是要实行“三皇五帝”的王道；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三是要五谷丰登，德润四海，也就是要扩张大汉帝国的影响力。观其之后一生的执政，其实都是在忙这三个理想。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汉景帝刘启第十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重孙，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六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十五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间，独尊儒术，首创年号，还数次大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开拓出了汉朝最大的版图，功业辉煌。但是，连年征战也耗尽了国库，导致民生凋敝，在位晚期发生农民暴动，并且又在“巫蛊之祸”中冤杀无辜。公元前87年，崩于五柞宫，享年六十九岁。谥号为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刘彻登基初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指导思想的转向问题。当时的西汉帝国，仍然尊奉黄老学说，尤以此时实际掌握政权的太皇太后窦氏为最。尽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由刘彻最终完成的，但在他父亲汉景帝时代，西汉的指导思想就已有转向信号。当时儒生辕固在窦太后面前贬低老子，窦太后一气之下，居然将他扔进野猪圈，闻讯赶来的汉景帝虽不敢违拗母亲，却借机给了猪圈里的辕固一把刀。结果，孔武有力的辕固当场把野猪刺死，这场黄老学说与儒家的较量才算暂告平息。汉景帝与汉武帝父子两代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多为当时精通儒学的学者。儒家思想的崛起和确立，早已是大势所趋。
满腹壮志的汉武帝刘彻，从公元前140年改元后就厉行改革，史称“建元新政”。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汉文帝时期儒生贾谊给汉文帝所奏的条陈，包括更改皇帝朝服的颜色，改革朝廷的礼仪制度，摒弃秦朝的诸多旧制，重新制定汉朝的制度。其核心思想就是确立儒家的主体地位。为了这场改革，汉武帝做了很多准备，包括让他的表叔窦婴出任丞相，舅舅田蚡出任太尉，目的就是把大权抓在手里。但没想到，反对改制的太皇太后窦氏，愤然介入到朝局中。羽翼未丰的汉武帝，最终难以与祖母抗衡，改革没多久就失败。窦婴和田蚡被迫辞职，而主持改革的御史大夫赵绾与王臧被下狱自杀。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全盘失败。
这次改革唯独保留下两个成果，一是首创了太学；二是汉武帝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录用公孙弘、庄助等人，后来都成为他执政时的重臣。
改革失败的汉武帝，在一段时间内很识趣，国家大事基本全由祖母窦氏负责。按照《资治通鉴》的记录，在建元新政失败后，他的母亲王太后训斥他说：“你现在刚当上皇帝，大臣们并不服你，现在你又天天宠信新欢，冷落皇后（皇后陈阿娇是窦太后的亲外孙女），你是真不想当皇帝了是吧？”在母亲的警告下，汉武帝之后恩宠皇后，礼敬岳母长公主，终于借此讨得了祖母的欢心。
之后窦太皇太后主政的六年里，汉武帝每天除了四处游猎玩乐，就是和皇后一起过二人世界。这韬光养晦的六年，给他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窦太皇太后过世后，重新主政的汉武帝，每六年换一次年号，换了六次又改为四年一换。
汉武帝再次大行改革，是在窦太皇太后过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改革期间，汉武帝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为他上了著名的奏疏《天人三策》，主要内容包括“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项，此后整个汉武帝时代的文治改革，都围绕着这三项进行。然而这位汉武帝改革的“总设计师”本人并没有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尽管汉武帝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并采纳了他全部的建议，但董仲舒本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官职。
汉武帝韬光养晦的六年里，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四处游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微服私访”，即带着一帮人化装成老百姓，在长安周围四处游荡，有时候也借宿在乡民家里。甚至有一次，他还被乡民当成了土匪，差点被扭送到官府去。后来为了游猎方便，他还修建了上林苑，作为自己专业打猎场地。据司马相如记录，他曾在上林苑亲眼看见年轻的汉武帝击杀了一头凶悍的公熊。
而在这段享乐时光中，不动声色的汉武帝也悄然做成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公元前138年，他派遣张骞为使节出使西域。另外还有一件影响汉朝历史深远的小事：在姐姐平阳公主家饮宴时，他看上了一个美貌的歌女，并顺手提拔了歌女的弟弟、平阳公主家的骑奴从军。那个歌女就是后来他的皇后卫子夫，而那位骑奴，就是后来横扫匈奴的名将卫青。
建元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西汉与匈奴决裂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伏击战。但在此之前，汉武帝就已经多次表露出这种态度来。在建元新政时期，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增加汉匈边境的兵力，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在他韬光养晦的六年里，汉武帝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西汉北军设立“八校尉”，专门负责练兵事宜。
在窦太皇太后过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匈奴恰好遣使到汉朝要求和亲。本来想更改国策的汉武帝，在韩安国等老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再次同意修好。
一年后，大行令王恢提议，在边境城市马邑设伏，诱引匈奴军臣单于前来，再以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汉武帝拍板同意。谁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汉军情报泄露，导致得知消息的匈奴人提前撤退。主持这场战役的王恢临阵犹豫，关键时刻不敢追击，导致匈奴安然而退。事后汉武帝震怒，在朝堂之上给王恢上了一场军事辩论课，逐条分析当时的军情后，最终将王恢下狱论死，王恢自杀谢罪。
这场失败的伏击战以及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告诉了汉帝国上下两件事：第一，汉匈全面战争从此爆发了；第二，从此时起，大汉军人有进无退，畏敌不前者，死！
汉匈战争爆发初期，汉朝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从公元前133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四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四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六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初期，时常感慨的事情，就是缺乏善打硬仗的能将，就像他自己说的“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他被后人称道比较多的事情，就是发现并重用了骑奴出身的抗匈名将卫青和霍去病。
事实上，卫青与霍去病两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履历：做过上林苑建章宫的宫监。上林苑是汉武帝在建元新政失败后修建的园林，这个园林表面上用于游猎，实际上却用于选拔少壮军官，并以打猎为名进行骑射训练，很多后来的西汉抗匈名将，都是从这小小的园林里走出来的。而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先在上林苑的建章宫为军官，之后调往前线实战，从此建立战功。他们与其说是汉武帝发现的，不如说是汉武帝培养的。
西汉能从战争初期败绩连连的不利中走出来，并逐步反败为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汉武帝本人的筹谋布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汉武帝应该是为数不多深通兵法的非开国皇帝。
汉匈开战后的所有重大战役，从战略设计到选将用人，再到作战的具体步骤，所有一切都是汉武帝亲自筹划的，事无巨细样样筹谋。而且相当多的时候，他的决策都是和群臣“唱反调”的。比如公元前128年的雁门之战，当时匈奴先破辽西，再破渔阳，辽西太守殉国，渔阳太守韩安国全军覆没。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为汉军此时应该严防死守，而汉武帝却力排众议，命令卫青主动出击，率领三万骑兵赴雁门迎敌。结果，卫青大破匈奴，斩首数千级。这场今天看似平凡的胜仗，却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汉朝第一次取得千人以上的歼灭战的胜利。
汉武帝在军事上的另一个作为，就是他的军事改革。早在建元年间韬光养晦之时，他就增设了期门和羽林两支部队，这两支部队的成员，都是来自北方边境的良家子，尤其是羽林军，几乎清一色是历年抗匈战争中的烈士子弟。汉武帝在亲政后，又对军事制度大加改革，首先是裁撤护卫宫廷的西汉南军，增加北军的编制，走精兵简政道路；同时增设七校尉，其所属的兵马不是从农民中征发来的义务兵，而是精选出来的职业常备军。他要建立一支政令统一、管理严格细化、效率高、战斗力强悍、对他绝对忠诚的汉军。他做到了。
汉武帝另一个被后世称道的优点，就是他对军事将领推心置腹的信任。而事实上，他对军将的言听计从，却也是有度的。比如对汉军的大将军卫青，在临阵作战上，汉武帝给卫青自主权。但是当汉武帝大力打压豪强，要把各地的豪强迁到茂陵居住时，有个叫郭解的豪强托卫青求情。卫青于是对汉武帝说：“这个叫郭解的很穷，就别迁他了吧？”汉武帝听完冷笑一声说：“他都能求到你这个大将军这里来，可见他一点儿都不穷。”结果，郭解全家反被强制迁移。一度被汉武帝重用的大儒主父偃，最初想通过走卫青的门路求见汉武帝，没想到汉武帝听说此人是卫青推荐的，反而拒绝见他。后来主父偃自己向汉武帝上书，才最终得到任用。
对于这件事，卫青自己最后也明白深意了，他曾对部将苏建说：“皇上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军将和文臣亲近。对官员的任命和罢黜，是皇帝自己的事情，咱们千万不要管。”汉武帝对军将的态度也正是如此：带兵，就只管带兵的事，其他的事你们少掺和。
汉武帝时代，在民生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全国性大规模整修水利。从登基起，至公元前119年西汉与匈奴漠北决战前，他修缮了关中平原多项水利工程，主要用于对前线物资的运输。在反击匈奴决定性一战胜利后，他又于公元前110年大规模整治黄河。按照《汉书》上的记载，汉武帝还在西北河西走廊地区“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在九江地区引长江水灌溉，在东海和泰山也修筑水利工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水利工程大整治。他兴修水利的数量和范围，超过了之前的历代帝王。其水利工程所灌溉的农田总数，更高达8万顷。
一生大功业不断的汉武帝，在关心民生方面，也创了西汉的一个纪录——他是西汉历史上厚赐孤寡老人次数最多的皇帝。由皇帝下诏，厚赐全国孤寡老人布帛米粮，是西汉开国后的一项传统福利。汉武帝的太爷爷汉高祖做过一次，祖父汉文帝做过一次，父亲汉景帝一次也没有。而汉武帝一生，却先后七次下诏，厚赐全国的孤寡老人。而且他还四次下诏，免除全国老人当年的税赋，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汉武帝整个执政时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缺钱。他登基早期，继承了“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巨大财富。但是汉朝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
汉武帝解决财政困难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公元前120年由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改革，即把利润最大的盐铁行业收归国有。主要内容有四：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从此以后，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取得了斩杀匈奴近十万人，并迫使匈奴狼狈北窜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汉武帝另一项重要经济改革就是改革货币。同后世的封建王朝一样，西汉帝国建立后的货币政策也同样不成熟，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汉武帝时期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并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家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四十万。如此一来，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央。
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汉武帝在位时的一个政治创举，就是首创了十三部刺史，每个刺史监督一个州。监督的内容，包括调查地方官的违法情况，监督地方豪强以及地方的司法权力。这些刺史品级低微，但权力极大，与地方官相互制约，同时又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原本一人之下的丞相，权力因此弱化。而管理十三部刺史的御史大夫一职，地位却迅速上升。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西汉皇权的空前强化。
汉武帝在位时期，内政上的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全国性的“严打”，打击的对象就是那些家产丰厚且横行不法的地方豪强势力，方法也极为酷烈。他任用酷吏义纵，先诛灭了河南邓县的豪强宁成一家，史载“破碎其家”，当地另两家豪强孔家与暴家也被驱逐逃亡。而后义纵又调任定襄，把当地豪强四百多人处死。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任河内太守的时候，以“打击豪强”的名义，将治下数千户人家逮捕，家产全部没收，主犯统统处死。如此大案，从抓人到杀人抄家，他仅用两天就全部完成。当时的河内郡，居然血流数千米。
汉武帝在位时期，曾三次把各地的豪强强制迁移到关中地区居住。这些被迁到关中的移民，少数被酷吏处死，多数都成了安居关中的百姓。汉朝军队的兵源，也相当多来自他们。
移民对汉武帝及其身后帝王的另一个贡献是，这些移民中，涌现出了颇多杰出的政治家。比如汉武帝执政时期最后一位丞相田千秋，汉昭帝时期名臣田延年，以及杜周、张畅等西汉名臣，都是关东移民出身。
汉武帝时期，还出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算缗。所谓算缗，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以每四千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两千钱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作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附加政策“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期，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汉武帝在位时候的一大败笔，就是他笃信仙术，寻求长生不老，经常被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忽悠，忽悠过他的方士主要有三个。
一是李少君，此人跟汉武帝吹牛说，自己已经练成了长生不老，并且能为汉武帝炼长生不老仙丹。汉武帝给他大笔赏赐，并命他去蓬莱仙岛求仙，结果神仙还没求来，自称长生不老的李少君就先病故了。
二是少翁，他跟汉武帝吹嘘说，只要汉武帝能修建出同神仙的宫殿一样的宫殿，他就能给汉武帝请来神仙。汉武帝不惜血本，修好了华丽的甘泉宫，可神仙并没有请来。在汉武帝的连番催问下，少翁急中生智，故意在玉帛上写了一幅字，再把玉帛给牛吞下，然后他装神弄鬼，假装测算出牛肚子里有天书。谁知这次聪明反被聪明误，从玉帛上的破字里，汉武帝认出“天书”有假。穿帮的少翁，也就被汉武帝秘密处死。
三是栾大，他跟汉武帝吹牛说，自己和神仙关系好，只要派自己去东海求神仙，肯定随叫随到。结果，栾大带着从汉武帝处骗来的钱，在东海边溜达了一圈，就假模假样地回去复命了。可他万万没想到，此行汉武帝早已派人跟踪，一路下来，把他的把戏全查清了，回来复命的栾大还没等着继续海吹，就被汉武帝拉下去砍了头。
即使如此，汉武帝依然执迷不悟，直到去世前两年的公元前89年，他才对大臣感叹说：“我当年愚昧，居然认为这世界上有神仙。其实世界上哪里有神仙啊，只有一些装神弄鬼骗人的妖怪罢了！”
汉武帝执政晚期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全国流民四起，国家可用来征税的户口减半。仅在元封年间，中原地区的流民总数就已高达二百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自然灾害不断，二是国家内外开支激增，百姓负担加重。汉武帝个人对此也极为关注，他在封禅泰山的时候，就专门为流民问题下过诏书。在这份诏书里，他下令大赦天下，并且对流民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在说起流民产生的原因时，汉武帝却认为，这是因为地方官不称职，为了个人利益加重百姓负担造成的，对自己的施政责任，他当时并未自省。
公元前99年，山东地区爆发了西汉开国后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泰山农民起义。这场起义波及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起义军分散为大小数十支，他们攻掠州县，杀害郡守，先后有两位郡守被杀。这场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此后直到汉武帝过世，西汉王朝的农民起义一直未停。
汉武帝晚年的最大冤案，就是发生在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被汉武帝的宠臣江充诬陷谋反，愤然起兵诛杀江充，事后遭被蒙蔽的汉武帝镇压，结果太子的母亲卫皇后与太子刘据相继自杀。
这场事变，也是汉武帝晚年蒙受的最大精神打击，而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后人通常归结为汉武帝宠信酷吏，疏远太子。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长期以来，太子刘据就和汉武帝分歧颇多，比如在执法上，太子刘据以宽厚为主，经常纠正汉武帝的严刑峻法，赦免犯人。《汉书》上更是记录：当时大臣中以仁厚著称的臣子们，都和太子交好，而以执法严苛著称的官吏，则大都与太子交恶。对太子本人，汉武帝其实颇多器重，他自己就曾对卫青说：“我现在采取这样的政策，那是为了消灭匈奴的威胁。如果后人再像我一样，那肯定会走上秦朝灭亡的老路。太子敦厚仁慈，将来一定是合格的守成之主。”
刘据（公元前128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刘彻长子，卫子夫所生，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而兴奋异常，公元前128年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公元前122年，时年六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后因“巫蛊之祸”发动兵变，事败自杀。事后，他被汉武帝赐谥号为“戾”，史称“戾太子”。
然而卫青过世后，说太子的坏话，居然成了汉武帝身边许多人的“流行时尚”：太子进宫觐见母亲卫皇后，事后汉武帝的宦官苏文就打小报告说太子和宫女在调情；汉武帝生病，命宦官常融去请太子来，结果常融造谣说：“太子听说您病了，竟然面露喜色。”几十年里，太子母子就生活在谣言的包围中，父子之间的隔阂猜忌早已种下，“巫蛊之祸”不过是个大爆发罢了。
太子刘据自杀身亡后，愤恨儿子反水的汉武帝给刘据加上了一个“戾太子”的封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冤案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真正为汉武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一个叫田千秋的小郎官。公元前90年，田千秋大胆上书，为已故太子刘据鸣冤。事后汉武帝诛杀了江充三族，并把参与陷害太子的丞相刘屈氂灭族。而另一位参与谋害太子的大将军李广利正在外征战，闻讯后又逢兵败匈奴，遂借机向匈奴投降，最终却被匈奴人杀害。愧悔万分的汉武帝在太子葬身的河南三门峡地区修思子宫，来表达对儿子的纪念。但对蒙冤的儿子，汉武帝一直到死都未给予平反，一直到十六年后，太子的孙子汉宣帝刘询登基，才正式为太子平反昭雪。
拒绝为儿子平反的汉武帝，晚年却对其他许多事情改弦更张。比如他在公元前89年下《轮台诏》，宣布停止对外战争，把重心转移到与民休息上来。这以后的两年里他做的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在全国推广新型农业耕作方式——代田法。这种新型农业技术从此在全国推广，中国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迅速恢复。
昭宣中兴：西汉的真正巅峰
从公元前87年汉昭帝刘弗陵登基继位至公元前48年汉宣帝刘询病逝的这三十九年，是西汉帝国的又一辉煌时期。
对外，西汉帝国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思想，轻易不发动对外战争。对匈奴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以和平为主，积极防御，却不放弃使用武力打击的手段。这一政策使匈奴进一步走向衰弱和分裂，渐已不成汉帝国大患。
同时，西汉帝国依然延续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域地区的积极经营开发，将广袤的西域土地逐渐划入西汉帝国的治下，从西汉帝国的附属国，变为中华领土版图的一部分。
此外，汉文明跨过丝绸之路持续远播四方，这一时期与中国通好的国家，向西已经到达了今天西亚的波斯湾地区。中国的丝绸跨过地中海，远播到了罗马地区。
对内，这一时期的汉朝统治者在继续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改革的同时，还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尊崇儒术，重用儒生，减轻刑罚，轻徭薄赋。而汉武帝时期建立的高效率税收体系，更保证国家可以积累足够的税收财富，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大大提升，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这段文治武功都有口皆碑的时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昭宣中兴”。
汉昭帝登基的时候只有七岁，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国家大事都是由汉武帝的托孤重臣——大将军霍光主持。但和他父亲一样，汉昭帝也是一个极其早慧的孩子。他登基的第六年，权臣上官桀与燕王刘旦合谋，向汉昭帝写奏折，诬告大将军霍光去京都检阅军队，其实是意图谋反。没想到汉昭帝看了奏折后，立刻对霍光说：“这封奏折完全胡说八道，肯定是有人在诬陷你。”朝臣们惊问为什么，汉昭帝答：“霍光在京城检阅军队，他燕王刘旦在千里之外怎么可能知道呢？再说，霍光如果真想谋反，还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吗？”一番推心置腹，令霍光当场涕泪交加。
汉昭帝即位初期，内外的麻烦都是不断的。
内部方面，与霍光一同辅政的左将军上官桀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不甘居于已是大将军的霍光之下，因此相互串联，阴谋发动叛乱。他们先勾结燕王刘旦，里应外合诬陷霍光谋反，但被汉昭帝一眼识破，并要追查主谋。为了掩盖罪行，上官桀等人干脆准备发动政变，计划由长公主宴请霍光，席间突袭杀死霍光，然后废除汉昭帝，迎接燕王刘旦即位。
霍光表面含糊，内心却如明镜。他假装不动声色，却抢在上官桀之前动手，火速逮捕了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粉碎了这场阴谋。之后，上官桀等人被满门抄斩，参与谋反的燕王刘旦和长公主畏罪自杀。
可叹上官桀和霍光本是儿女亲家，但在权力面前，依然翻脸无情。桑弘羊的遭遇更令人唏嘘，若没有这次叛乱，他本来能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身份名垂青史，孰料他在权力诱惑下昏了头，以至于晚节不保。
汉昭帝在位时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负”，即不断地减免汉武帝晚期的各种赋税，与民休息。
公元前81年，西汉帝国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即在民间召集贤良，与朝中辅政大臣一起，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从民间邀请来的中下层学者们，猛烈地抨击西汉帝国这一时期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各项政策，而桑弘羊等人却极力反驳，要求延续这些既定方针。霍光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大将军，采取了公正的态度，对于垄断过甚的盐铁官营政策，取消其中酒的专卖，给予民间经营权利，但依然保留着对盐铁经营的控制权。
而对于有利于减轻老百姓负担的告缗、算缗政策，西汉政府有限度地减少了征收税赋的比率，废除了“告缗”的苛刻条令，杜绝了告密风气，维护了国家的稳定。既没有全盘推倒重来，又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对比中国古代政坛上习惯搞“一刀切”的政治风气，可谓开明得多。
汉昭帝的皇后上官氏，是霍光的外孙女。霍光辅政期间的另一个期望，就是上官氏可以为汉昭帝生育一个儿子，以确保霍家的地位。但事与愿违，上官皇后的肚皮就是不争气。为了防止别的女人“抢先”，霍光甚至管到了汉昭帝的私生活。他下令皇宫里所有的宫女都必须要穿一种特制的裤子，裤子的前后裤裆都密封，意思很明白：我外孙女没生孩子之前，你们谁都别想替皇上生孩子。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汉昭帝绝了嗣。
公元前74年，年仅二十岁的汉昭帝英年早逝，膝下无子。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道诏书，是下令将全国农业赋税再次减免十分之三——对汉武帝“与民休息”的遗嘱，可谓贯彻到底。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年—公元前74年），西汉第六位皇帝，公元前87年—公元前74年在位。汉武帝刘彻少子，母为钩弋夫人。继位时年仅七岁，以难避讳的缘故更名刘弗，遵照汉武帝遗诏，由霍光辅政。谥号为孝昭皇帝，葬于平陵。
汉昭帝死后，首先被确立为皇帝的是昌邑王刘贺，他是汉武帝的直系子孙，汉昭帝的侄儿，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但这位刘贺却是个败家子，登基后就知道游玩享乐。在来京继位的路上，他就纵容手下人抢掠民女，根本没有皇帝的样子。
按照《汉书》的记载，刘贺在位期间，一共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平均每天超过四十件。此时的皇帝废立大权完全操控在大将军霍光的手里，忍无可忍之下，霍光在刘贺登基的第二十七天召集群臣，宣布废除刘贺。
刘贺被废后，继承帝位的是“巫蛊之祸”中被害的“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即汉宣帝。
刘询，原名刘病已，其身世也极为特殊。“巫蛊之祸”中，刘询的父亲刘进也蒙冤身死，当时刚出生不久的他就被下牢狱，在狱卒丙吉等人的关照下才得以保住性命，后遇大赦出狱，长期生活在民间。年轻时候的他既熟读儒家典籍，又好结交豪侠，长期的民间生活也让他深知世间疾苦。
霍光废刘贺时，刘询虽然已经恢复了刘家的宗籍，但并没有爵位，他是从民间被迎立到皇宫即位的。在汉朝的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外，他是又一个百分之百的平民皇帝。
汉宣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七岁，而废黜过皇帝的大将军霍光已经是权倾朝野的老权臣。《汉书》上记录，汉宣帝登基后拜祭祖庙，霍光也陪同前往。当霍光的车驾来到汉宣帝身边的时候，汉宣帝竟然感到后背一阵阵刺痛。这则典故衍生出一个著名的成语——如芒在背。
让汉宣帝如芒在背的霍光，在汉宣帝登基后更和他结下了“杀妻之仇”。谨慎小心了一辈子的霍光，在这一时期彻底反弹了，大权独揽不说，为人更是飞扬跋扈。为了控制汉宣帝，他竟然将汉宣帝的结发妻子许平君毒死，以使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做皇后。许平君在汉宣帝贫贱之时与他相濡以沫多年，为人朴素低调。但权力斗争注定无情。她的离开，是汉宣帝一生的一件痛事，很多年之后，汉宣帝还写诗悼念她。
公元前68年，权倾朝野的霍光病逝。为表荣宠，汉宣帝命人以皇帝的规格礼节祭葬霍光，给予了他极高的尊崇。可霍家的命运，也从此开始改变了。
霍光过世后，霍家依旧嚣张跋扈。霍光的女儿——皇后霍成君，一直就是汉宣帝后宫里的“河东狮”。此女飞扬跋扈，且生活铺张奢侈，与勤俭持家温良贤淑的许皇后完全是两类人。霍光的妻子霍显大兴土木，屡做违法的事情。在隐忍的同时，汉宣帝也不动声色地削除了霍家的羽翼——霍光的两个女婿都被解除了职务，霍光的儿子霍勋被提升为大司马，其实是明升暗降，被解除了兵权。
惶恐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谋反，然而就像当年上官桀谋反失败一样，这次霍家也输在了谨慎的汉宣帝手里。谋反的消息从一开始就被汉宣帝掌握，还没等到霍家发难，汉宣帝就不动声色地发布任命，将霍家的子孙们调出京城，然后突然动手，将其一网打尽。霍家以谋反大罪全族遭诛，隐忍多年的汉宣帝从此开始真正掌握了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