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后的汉宣帝，开始延续汉昭帝时期已经有的中兴局面。相比汉昭帝时期，他对内政的创举是对吏治的重新整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腐败。他派出大批精干官吏，整顿已经冒头的地方腐败现象，严查贪官污吏。因为自己早年坐过牢，所以汉宣帝最痛恨的就是司法不公和贪污腐败，还曾多次亲自旁听重大案件的审理。
汉宣帝执政期间，西汉官员最大的“官场警戒线”就是经济问题。早年曾向霍光提议立刘询为帝的大司农田延年，在修造汉宣帝陵墓时爆出了贪污丑闻，汉宣帝丝毫不念他当年拥立自己的旧情，责令司法机关严审此案，结果田延年下狱后自尽。
与之相应的，是汉宣帝对汉朝律法的修正。他废除了诸多苛刻残暴的法令，治官以严苛，治民却以宽简，汉王朝的官风民风，在这一时期一度彻底被扭转。
经济方面，汉宣帝延续了休养生息政策，并强化了汉武帝时期经济改革的成果。尤其是他大力削弱诸侯，将诸侯土地尽可能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进一步缓解了土地矛盾。
工商业方面，在加强税收管制的同时，汉宣帝进一步放宽经营限制。这一时期的工商业和农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汉朝历史学家刘向甚至认为，汉宣帝的执政成就，甚至要远远好于被公认为盛世的“文景之治”时代。
汉宣帝在位时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汉宣帝时期的匈奴，已经分裂成了南北两大部落且相互攻杀，再无法对汉朝边地形成威胁。但汉宣帝却不满足于这暂时的和平，他抓住机会重拳出击，一面屡次联合西域乌孙等国派兵打击匈奴，一面实行招抚政策，招募匈奴人归附。他的努力收到了回报。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主动至长安，宣誓归顺大汉朝。在经过近百年交锋后，汉帝国终于赢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彻底胜利，早已作古的汉武帝若泉下有知，也可含笑了。
公元前60年，也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录的年份。这一年，汉帝国正式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从此，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中央政权在这里开始行使主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成就。
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本名刘病已，西汉第七位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8年在位。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幼年时流落民间，于公元前74年被朝臣迎立为帝。谥号为孝宣皇帝，庙号中宗，葬于杜陵。
在西汉的中后期，汉宣帝给大臣封爵比较多，但他封爵的标准是极为特殊的。其他帝王多以战功为标准，唯独汉宣帝，封爵的对象主要是地方官，考评的标准就是治理地方的政绩。他在位期间，多次给地方官涨工资，当时的名臣黄霸，就是因为治理地方有功，得以被封侯爵。另一位大臣胶东相王成，也因为在山东招抚流民，得封为关内侯。
公元前48年，四十三岁的“中兴之君”汉宣帝病故，这一年，也成为西汉帝国从中兴转入衰落的起点。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即位，这以后一直到汉成帝执政时期，《汉书》有个通用的评价——“衰于元成”。意思是，西汉帝国的衰亡，这两个皇帝在位时期是关键。
西汉之衰，始于元成
被后人看作昏君的汉元帝刘奭，其实是一个苦命人，更是个出了名的好人。他的母亲就是被霍光害死的许平君，他能坐上太子的位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汉宣帝对许平君的深厚感情。
作为汉宣帝的长子，刘奭人生的最初岁月正是霍光专权的岁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陪着父亲继续忍耐霍光。但长年的忍耐非但没有磨砺他的性情，反而造成了他懦弱优柔的性格。做人方面，这是个好人，但做皇帝，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对在位十五年的汉元帝最突出的正面评价就是“仁厚”。他执政时期，总共大赦天下十五次，平均下来几乎每年一次。他是个性格非常仁慈的人，早在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看到父亲汉宣帝惩治官员，他委婉地劝说道：“您使用的刑罚是不是太过了？应该多重用儒生，实行德政。”结果汉宣帝当场怒骂说：“你说的德政是当年周朝的制度，我们汉朝自然有我们的制度。而且那群自诩有德的儒生，大都没有实际的行政能力，我怎么能重用他们呢？”一番怒喝，吓得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奭不敢说话。事后汉宣帝也悲伤地感叹说：“将来搞乱我汉家天下的，没准就是我这个儿子啊！”对儿子的缺点，汉宣帝早就了然于心，但出于对其生母许皇后的感情，他最终没有废黜太子。
汉元帝另一个被人称赞的地方，就是他重感情。比如对待当年曾教导他读书的儒生们，他都非常礼敬。汉元帝的老师、有“当世名儒”之称的萧望之，遭宦官石显诬陷后冤死。得知消息的汉元帝震怒，把石显叫来一通臭骂，并当场失声痛哭。此后一直到汉元帝去世，十几年来，每到萧望之忌日，他都会到老师的坟前拜祭。但害死老师的宦官石显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相反，汉元帝依然对他信任有加。在汉元帝执政时期，石显几乎把持了大权。
在夫妻生活方面，汉元帝也极重感情。他做太子时候的姬妾司马良娣死后，出于对她的思念，他在相当长时间里从不亲近其他嫔妃。直到母亲为他从民间挑选来了王政君后，他才勉强宠幸了一次。然而就是这一次，令王政君怀上了龙种，生下了儿子刘骜，即后来的汉成帝，王氏家族也从此开始步步高升。令汉元帝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王氏家族，最终出了一位西汉帝国的掘墓人——新朝皇帝王莽。
汉元帝本人对儒学非常着迷。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儒学彻底在中国历史上占绝对统治地位，却是从汉元帝在位时期开始。汉元帝在皇帝任上，非常推崇儒学，特别是按照儒家标准选拔官吏，大兴文治，使得全国上下尊儒成风。然而，凡事物极必反，这一时期的汉帝国，一改汉宣帝在位时期的高效率行政状态，官员以研究儒家学问邀宠，崇尚治学清谈而不务实政，使国家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甚至大批只研究学问而无行政经验的书呆子也进入了政府之中。
与此同时，汉元帝信任宦官，他自己不务政事，却以宦官石显等人掌控群臣，汉帝国的宦官专权局面，最早就是在此时肇始。
汉元帝在位期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太守陈汤在没有向中央政府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发动攻势，剿灭了盘踞在中亚的北匈奴政权，击毙北匈奴郅支单于。三年以后，归附西汉的南匈奴单于呼韩邪亲自入长安朝见，请求与西汉恢复和亲传统。汉元帝做主，将宫女王昭君许配给他。在这次联姻之后，汉匈两大民族和睦相处，有六十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
而就在这桩美事三个月后，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病故。
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5年—公元前33年），西汉第八位皇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霍光死后被立为太子。谥号为孝元皇帝，庙号高宗，葬于渭陵。后庙号被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去。
继承汉元帝帝位的汉成帝刘骜，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昏君，他最出名的就是好色。在位期间，他宠爱赵飞燕、赵合德两姐妹，这两个人，就是汉朝历史上有名的“汉宫飞燕”。
然而汉成帝在位期间也有许多善举，比如他在登基之初严打宦官，并曾下诏全国厉行节俭。但他个人生活奢靡浮华，所谓厉行节俭，只是一纸空文。而他打击宦官的方式，是抬高外戚地位，尤其是其母王氏一门的地位，结果是王家外戚势力空前膨胀。
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西汉第九位皇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汉元帝刘奭子，母亲为王政君。谥号为孝成皇帝，庙号统宗，葬于延陵。
汉成帝驾崩后，太子刘欣继位。他在位的六年时间几乎无大作为，朝廷大权已经掌握在王氏一族手中。
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5年—公元前1年），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年—公元前1年在位。汉元帝刘奭之孙，定陶恭王刘康之子。谥号为孝哀皇帝，葬于义陵。
王莽篡汉：不会当演员的臣子当不了皇帝
最终废汉自立建立新朝的王莽，在历代史书中一直被看作逆贼。历史上真实的他，早年是个苦孩子。他虽然是汉成帝母亲王政君的侄儿，但父亲王曼死得早，没能赶上封爵。
从童年开始，比起王家其他人满门显贵，王莽却家境贫寒。年轻时候的他，也是一个出名的好孩子。从小时候起，他就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孝敬母亲和寡居的嫂子，悉心照料哥哥留下来的幼侄，同时学习也没耽误。
比起王家子弟们个个宝马香车，奢靡享乐，王莽不但生活简朴，而且还刻苦读书。他从小喜爱儒学，年轻的时候就拜当时著名的大儒陈参为师。陈参是西汉儒家一个比较特殊的学者，他的学问主张做人要讲“忍耐”，即要以隐忍低调的方式成就自己；做事则要“师古”，即现代的一切都是可恶的，上古的一切都是好的，做事要遵循古法，遵从古制。观王莽日后的命运，他的成功，很多来自老师的教诲；他的失败，最后也是栽在老师的教诲上。
而在王家长辈们的眼中，年轻时候的王莽更是一个少有的孝顺孩子。对于自己家庭的贫困，他毫不计较。对于已经封爵的家族长辈们，他尽心侍奉。侍奉最多的，就是汉元帝时期担任过大将军的王凤。
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在王凤晚年的时候，王莽经常随侍左右。公元前22年王凤生病，王莽侍候在身边，十天十夜衣不解带，一直悉心照料，把王凤感动得不行，拉着王莽的手说：“我的儿子都不如你啊，真希望你是我的儿子啊！”对这个简朴孝顺的好侄子，王凤从此格外欣赏，可欣赏了没几个月，王凤就病故了。在临终之前，王凤专门嘱托皇后王政君一定要好好照料王莽。因他临终的关照，隐忍了多年的王莽也终于得到了黄门郎的官职，从此正式踏入了西汉的官场。
在王莽进入官场后，王莽的叔叔王音和伯父王商先后成为西汉帝国的大司马。对这两位长辈，王莽拍马屁的方法很“看人下菜碟”。
王音的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案牍公文常常挠头，王莽便经常主动帮他处理，每次都能做到井井有条，是个称职的秘书。同时王莽不但能干，还很会拍马屁。他拍马屁的方式就是戴高帽，哪怕是朝廷有一点小事，王莽也要找机会，将叔父王音好好称赞一番。
而伯父王商最大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所以王莽孝敬的办法，就是经常向王商请示工作。哪怕是工作中有一点小问题，王莽也会装傻向王商请求指示。每次王商都会滔滔不绝给王莽上半天课。哪怕“上课”的内容再无趣，王莽都会做出听妈妈讲故事状，在王商面前听得入迷，等着王商讲完之后又做恍然大悟状，对王商大为奉承。
结果，在王音当权时，王莽被提拔为射声校尉。而在王商接班后，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得到了一千五百户食邑。
在汉元帝和汉成帝执政时期，王莽是朝堂上下公认的好人。他家里基本不存钱，手头上的余钱要么拿去周济穷人，要么用来结交官员。西汉帝国曾连续两次遭受水灾，王莽不但积极捐钱，还变卖家产当赈灾款。如此毁家纾难的爱心人物，自然得到了朝廷上上下下的敬重。而且他很不忘本，当年他做黄门郎的时候做过他上司的人，此时官职已不如他，但王莽见到对方，依旧礼敬有加。
三十七岁那年，王莽获得了做大司马的机会。当时大司马王根病重，王莽成了继任大司马的候选人。与他竞争大司马的，是太后王政君的外甥淳于长。这个人不但有姨妈王政君的支持，更和此时的皇帝汉成帝关系不一般。汉成帝欲册立赵飞燕为皇后的时候，正是淳于长从中斡旋，才争取到了王政君的支持。对如此强劲的对手，王莽表面上示弱，多次在各个场合表示自己无心和淳于长争夺大司马的职位，还在觐见王政君时表忠心，发誓一定会和淳于长和衷共济，共同辅佐朝政。
如此一来，淳于长放心了，渐渐飞扬跋扈，结果惹得王政君反感不说，还被王莽抓住了一条小辫子：多年以来，淳于长一直与被废的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在被确立为“接班人”之前，淳于长碍于影响，不敢把这事公开，眼看着“接班”木已成舟，淳于长就嚣张了，竟然明目张胆地把许皇后的姐姐迎娶进家门当了小妾。
这种事在封建时代属于大逆不道，淳于长得意忘形，王莽可没忘。趁着王根对淳于长不满的机会，王莽赶快在王根面前上眼药。此事后经王根添油加醋，引得汉成帝大怒：敢和我的大姨子私通，反了你了！淳于长随后立刻被查办，不但接班没戏，更被汉成帝下令在牢狱中处死，全家发配流放。原本木已成舟的接班，硬是让王莽给搅黄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淳于长倒霉之后，王莽还主动出面说情。在王莽的劝说下，淳于长被免除了全家遭株连的命运，妻子的性命得以保全。好人，全让王莽给做了。
在大司马任上，王莽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清廉。他为官廉洁，生活简朴，平时出入都穿很简单的衣服，并且礼聘当时著名的儒生来做幕僚，为人礼贤下士，这和当时官场愈演愈烈的奢靡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王莽母亲病重的时候，各路官员前来探望，看见王莽的母亲竟然只穿土布衣服，跟别人家的奴婢差不多，王莽清廉之名也因此传遍天下。
做大司马不到一年，由于汉成帝病逝，王莽被以诸侯王身份继承帝位的汉哀帝解除了职务。但这次炒鱿鱼非但没有毁掉他的政治生命，反而令他更进一步。
隐居回南阳新野封地的王莽在家乡结交儒生，笼络人心，又公正处理了二儿子王获的杀人案，一下子赢得了民心。当时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民间学者甚至普通百姓，都有人自发地为王莽喊冤，最多的时候，每天喊冤的“数以百计”。邀请王莽出山，成了上上下下共同的呼声。
公元前2年，正好发生了日食，与王莽要好的儒生们趁机大做文章，宣传这是老天爷的旨意，要王莽重新出山。在巨大的压力下，一心想清理王家外戚的汉哀帝也只好低头，将王莽重新召回。老天爷这时候也真在帮王莽，他刚回来没多久，汉哀帝就去世了。
公元前1年，汉平帝即位，王莽又任回了大司马。公元元年，位高权重的王莽被封为安汉公。此时的他已经权倾朝野，连汉平帝本人都被他掌控，除了太皇太后王政君外，已然无人可制约他。
汉平帝刘衎（公元前9年—公元5年），西汉第十一位皇帝，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汉元帝刘奭之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八岁在王莽扶植下登基，后被王莽毒杀，葬于康陵。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外戚、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被看作是“周公在世”。公元9年，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短命的朝代之一。
最早看出王莽篡位野心的是他的儿子王宇，他曾秘密请求王政君贬黜王莽。如果这时候王政君听他的话，也许西汉灭亡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王政君不相信王莽有此野心，犹豫不决。然而王莽是不会犹豫的，敢挡他路的，就算是亲儿子也要干掉。王宇因此被下狱，不久后死于牢狱中，其妻子也在生下孩子后被王莽处决。
借着此事的由头，王莽开始大兴牢狱，第一批被王莽逮捕的官员，大多数都是掌握关中地区甚至长安兵权的武将，然后是包括汉元帝的妹妹敬武公主、梁王刘立、阿侯王刘仁在内的刘氏宗族相继被逼自杀。这场株连万人的大冤狱，将朝中的反对派清洗殆尽，而太皇太后王政君从此也无力再和王莽抗衡了。
王莽篡权的过程和历代宫廷政变一样，开始时先用迷信做宣传。公元8年，当时梓潼县乡民哀章伪造铜匮，上面写明刘邦下“天书”，指派王莽取汉代之，建立新朝。此事正中王莽下怀，他顺水推舟去宗庙祭祀，定下了改朝换代的日期。
次年，王莽正式宣布废汉自立，改国号为“新”，正式成为新朝的开国皇帝。但这个国“开”得很不顺，深感上当的王政君极为愤怒，在被逼交传国玉玺时将玉玺硬摔给他，大汉帝国的传国玉玺因此被摔掉了一个角。
西汉帝国从此正式灭亡了。
汉孺子刘婴（公元5年—公元25年），西汉末代皇太子，广戚侯刘显之子，汉宣帝刘询玄孙。汉平帝死后，被王莽立为太子，并被称之为“孺子”，而王莽自任“假皇帝”摄政。王莽篡汉后，被封为安定公。公元25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等起事，被其劫取逃离长安，后在方望与更始帝刘玄的混战中为乱兵所杀。
西汉的末代皇太子刘婴被册封为安定公，以山东平原为封地。这位亡国储君此时只有四岁，尔后一直在山东平原安居，奉养宗庙，又活了十六年，直到新朝灭亡后，死在同是刘氏宗族的更始帝刘玄手中。对待前朝皇室，王莽还算厚道。
王莽称帝的十五年，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几乎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比如他的复古改革，造成了国民经济混乱；他贸然对匈奴开战，反而激化了国内矛盾，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晚年的他几乎众叛亲离，连他立的太子王临，因为和他的情人原碧私通，企图取代他自立，最后也被废了太子位自杀。至此，王莽的四个儿子，三个都死在了他自己手里。
这期间，各地农民起义四起，刘氏宗族也纷纷起事，天下彻底陷入大乱之中。
公元23年，拥戴刘氏宗族刘玄为皇帝的绿林起义军，于十月一日攻破了长安。王莽经过两天血战，始终没有突破包围，最后被商县人杜吴杀死，接着被起义军砍成了肉酱。造成中国大战乱的新朝，仅经过十五年就灭亡了。
心机阴沉的王莽，其性格上也有“天真”的一面，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爱好科学的皇帝。在为帝期间，他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行试验，即由人身披形似大鸟翅膀的衣服进行飞行尝试，企图组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空军”。
而在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粮食紧缺的情况下，王莽竟然还组织人力进行食品试验，企图研究麦秆、泥土这些东西能否转化成供老百姓食用的食品。公元23年的春天，内忧外患的王莽还率领百官组织了“哭天”仪式，向上天祷告，大喊一切罪过在自己，不要加害百姓。整整一天，他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到最后竟然连血都哭出来了。然而老天爷最终还是没有帮他，因为历史从来是不相信眼泪的。
光武帝刘秀：史上最完美的开国皇帝
从王莽执政末期开始，中国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战乱中，最后的胜利者是重建汉王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但他打下来的江山，其实是一片烂摊子。
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在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城池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常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而更严重的是连年大规模的瘟疫。自从与匈奴开战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原大范围蔓延。当时的中医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除此之外，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当时富有声望的名门，几乎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
边境的问题也愈演愈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
内外交困的局面，就这样摆在了光武帝的面前。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拨乱之主。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与绿林军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后汉”，又称“东汉”。经过持续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先后平灭了更始、赤眉和关东、陇、蜀等诸多割据势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分崩战乱近二十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他在位三十二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使东汉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谥号为光武，庙号世祖，葬于原陵。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西汉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性格上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心机都很深。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刘秀的两个哥哥也猴急着要造反，但刘秀沉得住气，反而总劝兄长们看看再说，直到确定天下必乱后，才和两个哥哥一起在家乡湖北枣阳举兵。另外，刘秀和刘邦一样，都有极强的克制力，刘秀的哥哥刘在诛灭王莽后，被绿林军领袖汉更始帝杀害。为避免猜忌，刘秀强忍悲痛，表面饮酒作乐，最终骗过了敌人。
而他和刘邦也有很多不同，最不同的就是他的风雅气度。在许多史书的记录中，刘秀是一个气质高贵、举止优雅的领袖，待人接物更是谦虚诚恳，与刘邦的“流氓样”可谓有天壤之别。所有投奔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被他的优雅气质所折服。另一个不同点，则是他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过人胆魄与出众的军事才能。比起刘邦被项羽打得仓皇逃命的情景，昆阳之战中，面对王莽的四十万大军，刘秀不屈不挠，仅率数千人发动进攻，居然一举得胜。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开国者，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光武帝另一个被人称道的优点，就是他对待开国功臣的厚道。比起西汉大杀功臣，东汉的开国功臣们不但大多世代高官厚禄，甚至连他们曾经做过的点滴善举，光武帝都会记得。
开国功臣冯异早年跟随光武帝起兵时曾做过两件小事，一次是光武帝率军攻打盘踞邯郸的枭雄王朗，行至饶阳时突遇寒风，全军饥寒交迫，冯异主动出去找来了一些小米，为光武帝做了一顿热腾腾的米粥；另一次是部队行至南宫地区时，突然又遇暴雨，冯异冒雨找来了柴草，给光武帝烧了一顿暖烘烘的麦饭。后来冯异受命镇守关中，担心光武帝猜忌他，数次打报告请求调回都城洛阳。这时也有大臣上奏，说冯异在洛阳招兵买马，图谋造反。冯异回京述职的时候，光武帝笑盈盈地把这些奏章拿给冯异看，吓得冯异惶恐不已。但光武帝宽慰他说：“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当年饶阳的那顿米粥，南宫的那顿麦饭，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呢！”此后冯异为光武帝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每次出征，光武帝都命冯异的家人和他一起随行，对他从无怀疑。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一百零五个郡国。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力，保证中央对于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部刺史，被光武帝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监察州郡官员的行政事务，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因为人口减少，光武帝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东汉开国后的政治制度大多沿用西汉，而光武帝的独特政治创举，就是设立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光武帝时期，尚书的权力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丞。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六十二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比如参与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方互相牵制，光武帝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权威，光武帝可谓煞费苦心。
光武帝从西汉灭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遏制外戚。在东汉开国早期，与外戚结交是官场重臣们碰不得的“高压线”。光武帝对付外戚的办法，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以换取外戚的行政权力。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光武帝收回。皇后阴丽华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光武帝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光武帝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光武帝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光武帝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
比起西汉晚期外戚的飞扬跋扈，光武帝时期的外戚很识趣。光武帝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家训。光武帝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地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
官员一旦和外戚往来过密，后果也往往会很严重。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光武帝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密，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光武帝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狱，之后在阴皇后的求情下才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揉沙子。
东汉开国，与西汉王朝最大的区别，就是光武帝选择了以儒治国。在官员的任用上，光武帝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光武帝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从小受儒生教育长大的他，对儒学更是非常热衷，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
光武帝不但热爱儒学，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经常争论不断，光武帝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儒家思想的主体。
光武帝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时期，光武帝的军队数量曾达到一百多万人，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光武帝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人，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光武帝在位时期，整个东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三十万左右，但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光武帝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整个东汉。
光武帝个人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宽厚平和。他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光武帝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光武帝听了果然也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他的治国方略。
但光武帝在位的时候也闹出过冤案。他喜欢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光武帝不要迷信这些图谶，谁知厚道的光武帝却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就怕被光武帝拉出去砍了。而当时另一个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更有唯物主义思想，他一生都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光武帝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光武帝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光武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汉高祖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汉高祖“无为”，光武帝“有为”。汉高祖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光武帝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工程数量比较多的时期。同时光武帝还通过计划建设的方式，大力扩展农业经济带。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光武帝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地区的政策很有关系。
光武帝执政时期的工商业，和西汉时期也大不相同，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东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只是让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吸取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负面教训。东汉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国营企业有明确的考工令，即用法律手段规范产品的质量，这就保证了手工业的效率。东汉手工业国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锐减，民间经济破坏严重，私人资本根本没有力量投入手工业。由国家来主持手工业的制造和运营，等于是用政府手段来掌控经济，无论是对于尽快组织生产恢复经济，还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到光武帝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也已经繁荣初现，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这段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又一著名的中兴时期——“光武中兴”。
严“明”宽“章”：东汉的美好时代
光武帝过世后，继承帝位的是汉明帝刘庄。在做皇子的时候，他就是光武帝儿子中出名的神童，十岁的时候就通晓《春秋》。他十一岁那年，正值初登基的光武帝派官员清丈全国的土地。结果地方官报上来的奏折说：“南阳地区的土地是不能查的。”一句“不能查”让光武帝纳闷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在旁边读书的刘庄插话说：“地方官的意思是说，南阳是您的老家，当地贵族势力强大，就算您派人清查，也肯定查不出实情来。”事后光武帝派人讯问当地官员，得到的答案和刘庄当时推测的一模一样。
几年后，源武城发生叛乱，光武帝派名将臧宫带兵征讨，把源武城围得水泄不通，但攻了几个月，就是打不下来。这时候刘庄出主意说：“之所以打不下来，是因为官军把敌人围得太紧，逼得敌人拼死抵抗，不如先故意放开一个口子，引诱敌人出来逃命，这样就可以在野外把敌人歼灭。”结果依刘庄计，原本闹得声势浩大的叛乱，几天就被平定了。
比起热爱儒学的父亲，汉明帝在位时政绩也不差。他不但重视儒学教育，对教授自己儒学的老师更分外礼敬。他的恩师桓荣，就是最受他敬重的儒生。即位后的汉明帝，依然经常便装去太常府，像当年做太子时一样，以弟子礼聆听桓荣授课。后来桓荣病重，汉明帝经常去桓荣家探望。他每次去，都是坐车到桓荣家的街口就下车，然后步行造访，见到病中的桓荣后，就默默地握着桓荣的手垂泪。对儒家宗师的敬重，几乎终汉明帝一生。
而和光武帝的宽厚相比，汉明帝对待官员却是极其严苛的。在他执政时期，官员们哪怕有一点儿小错，也会遭到严厉的责罚。有时候他还亲自动手打人，比如有一次，负责记账的尚书郎记错了物品数量，汉明帝当场大怒，把尚书郎叫来后，亲自拿着棍子将尚书郎一顿暴打，直到众多官员苦苦求情后才作罢。
汉明帝对父亲另一件奉行不辍的事情，就是对外戚的防范。他登基早期，命人在云台绘制了开国二十八人的画像，即历史上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以纪念这些功臣们再造汉室的功勋。然而这些群星灿烂的人物里，却偏偏少了东汉开国最杰出的骑兵统帅——马援。原因也很简单：他的皇后马氏是马援的女儿，为了做出遏制外戚的表率，也只好委屈老岳父了。他的姐姐馆陶长公主，一次为自己儿子求官，汉明帝得知后立刻下旨赐外甥一千万钱，但绝不许外甥做官。
在防范外戚的同时，汉明帝对于宗室的势力也极为防范。光武帝一生共生育了十一个儿子，其中对汉明帝威胁最大的就是废太子刘疆。汉明帝即位后，刘疆也闹出了一桩公案：当时汉明帝的同母弟刘荆图谋不轨，故意给刘疆写信，劝刘疆在封地东海举兵造反。接信的刘疆吓得魂飞魄散，赶快给汉明帝报告了此事。对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汉明帝采取了隐忍的对策，他先拒绝追究刘荆的责任，反而将刘荆礼送回封地。而后刘荆越发张狂，甚至对外放话说：“我爹（光武帝）三十岁的时候做了皇帝，我今年也三十岁了，难道就不能做皇帝吗？”结果就是这句话，让汉明帝抓住了把柄，让地方官轮番弹劾，吓得刘荆连忙主动投案，自觉进了监狱，而后又在监狱里畏罪自杀。
严苛的汉明帝在打压豪强宗室的时候是从来不手软的，安插的罪名也五花八门。光武帝临终前，安排辅佐汉明帝的重臣里有汉明帝的姐夫梁松，然而汉明帝执政的第二年，梁松就被免除了官职，此后又被逮捕入狱。这位梁松不但为人飞扬跋扈，更和汉明帝本人有过节——汉明帝的岳父马援正是被梁松间接诬陷致死。安在梁松头上的罪名，叫“坐怨望”，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不轨的行动，心里却对皇帝不满。背着这个糊涂罪名，梁松死在牢狱中。
汉明帝执政时期，河西大族窦氏一门也遭到了他的打压，窦家从兄子窦林也被安上“坐欺罔”的罪名，一样死于牢狱中。甚至连汉明帝的表亲，尚健在的太后阴丽华的娘家外甥阴兴，也因欺凌公主被他处死。
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去世，其子汉章帝刘炟即位。
汉明帝刘庄（公元28年—公元75年），东汉第二位皇帝，公元57年—公元75年在位。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为阴丽华。初名刘阳，封东海王，公元43年被立为皇太子。明帝统治时期，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明帝及随后的章帝在位时期，史称“明章之治”。谥号为孝明皇帝，庙号显宗，葬于显节陵。
十九岁即位的汉章帝，在后来魏文帝的评价中，却得到一个特殊的评语——忠厚长者。这个评价，就来自于他宽厚的性格。比起严苛的父亲来，汉章帝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仁厚。
他执政时期的政策，除了众所周知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鼓励垦荒，编纂儒家经典《白虎通德论》外，同样重要的，还有废除汉朝法律中苛刻刑罚五十多条，同时大规模复核司法案件，对诸多案件减刑改判。他执政的十三年，与其父亲执政的十八年加起来，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章之治”。
宽厚的汉章帝，甚至也宽厚到了不该宽厚的地方——放弃西域。他登基初期，适逢匈奴大举进犯被班超收复的西域地区。在第五伦等儒臣的劝说下，汉章帝下令召回汉朝派驻西域的官吏、军队，彻底放弃西域。幸亏苦守西域的班超忠勇，在当地孤军奋战了三年，最终打动了原本退缩的汉章帝，向西域派去了一千八百人的援军。此后经过十一年奋战，班超不但收复了西域，更击败了当时另外一个强大帝国贵霜帝国对西域的进犯，至公元95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重新归附汉朝。
汉章帝另一个不该宽厚的地方，就是他对于外戚和官员的纵容。他即位后复核案件，赦免了相当多的罪犯，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因经济问题被关押的官吏。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正是在他执政时期，东汉帝国的吏治逐渐腐败，贪腐之风渐盛。
汉章帝的失策，就在于改变了前面几代皇帝对外戚的打压政策，他恩宠皇后窦氏，连带着让窦氏家族的势力迅速上升。窦皇后的兄长窦宪素来嚣张跋扈，甚至侵夺沁田公主的庄园，闯下大祸。此事被汉章帝得知后，一度引起他震怒，欲将窦宪处死，但是在皇后的苦苦哀求下，最后还是赦免了窦宪。正是这个窦宪，于之后汉和帝在位时一度权倾朝野，首开东汉外戚专权的先例。
在位十三年的汉章帝，去世时年仅三十二岁，而继承他皇位的汉和帝刘肇登基时只有九岁。
汉章帝刘炟（公元56年—公元88年），东汉第三任皇帝，公元75年—公元88年在位。汉明帝刘庄第五子，母为贾贵人。谥号为孝章皇帝，庙号肃宗，葬于敬陵。
从外戚干政到宦官专权
在汉章帝的子女排序中，刘肇只是第四子，他能继承帝位，主要是因为他被窦皇后收为养子。而他的生母梁贵人，则在他被收养后遭到窦皇后杀害。年少登基的他，大权都被窦氏家族掌握，内有窦太后主持后宫，外有窦太后兄长大将军窦宪把持朝政，年仅九岁的他，其实只是个傀儡。
汉和帝在做傀儡皇帝期间，经历了一件改变东西方文明史的大事，那就是彻底消灭北匈奴。
公元88年，常年与汉朝为敌的北匈奴遭受暴风雪灾，人畜损失极其惨重。而偏在此时，掌握大权的窦宪又干出了一件混账事：都乡侯刘畅因为得到太后赏识，遭窦宪妒忌，竟被窦宪派刺客杀害。后来案件水落石出，盛怒的太后将窦宪囚禁在宫中。闻听北匈奴政权摇摇欲坠，又为了避祸，窦宪随即主动要求出击北匈奴，欲将功折罪。
公元89年七月，窦宪率领汉军出朔方，与北匈奴军在涿邪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激战，一举破之，随后一路追杀，直杀到稽落山（今蒙古国的杭爱山）下，又追击到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一路仅招降的俘虏就有二十万人。这次出兵是对北匈奴毁灭性的打击，得意扬扬的窦宪也分外高兴，班师途中在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可谓对当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有样学样。这件酣畅淋漓的大胜，就是后来宋朝名臣范仲淹心向往之的“勒燕然山”。
重创北匈奴的窦宪，随后又干出了另一件斩草除根之举。东汉司徒袁安在窦宪获胜后，火速提出了招降的建议，认为这将是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好机会。依照袁安的建议，汉朝派梁讽等人为使者，去北匈奴藏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招降，在梁讽的劝说下，穷途末路的北匈奴单于最终动心了，他们准备效仿南匈奴，彻底向汉朝投降。
然而，得知消息的窦宪却和南匈奴单于密谋，打算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
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北匈奴单于的阏氏以下一万五千多人被俘。具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