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公孙弘，做丞相做到七十九岁，最终病故在任上。他善终的办法一是外表谦和，对汉武帝大多附和；二是比较会装，对别人的批评，经常装作虚心接受。当时直臣汲黯就曾批评他故意展示自己清廉，属于收买人心，公孙弘不但不反驳，反而向汉武帝称赞汲黯贤明。如此种种，皆让汉武帝对他颇为器重。但公孙弘其实也有狭隘的一面，对得罪过他的人，他表面称赞，暗地里却会报复，主父偃之死其实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史记》也因此评价他“外宽内忌”。
公孙弘死后，汉武帝本人变得越来越专断，丞相也越来越难做。公孙弘之后，汉武帝先后任命了七位丞相，其中得到善终的只有石庆和田千秋二人，其他的五位，三位在牢狱中自杀（李蔡、赵周、庄青翟），一位被处死刑（公孙贺），还有一位被灭族（刘屈氂）。表面位高权重的丞相，在汉武帝时代却真正成了高危职业。
公孙弘之后仅有一位病死在任上的丞相石庆，他保全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干，基本成了摆设。那时候汉武帝商量国家大事，都是直接召集具体官员，丞相表面品级高，却已经很少掺和了。石庆当丞相的时候，是汉武帝比较忙的时期，当时国家自然灾害不断，又在进行诸如币制改革之类的经济改革，样样大事都是汉武帝直接操纵。这种当摆设的日子，石庆自己也过得很痛苦。有一次河南发大水，汉武帝召集大臣商议，然后转头对石庆说：“我们商量国家大事，丞相你就回去歇歇吧！”这个场景也深深刺痛了石庆，第二天他就愤然递交了辞呈，要求回家养老。没想到石庆一愤然，汉武帝当场翻脸，冲着石庆一顿臭骂：“最近国家大事这么多，你做丞相的消极怠工不干事也就算了，居然还想跑路溜号，你还有没有点责任心了？”吓得石庆连连叩头求饶，把辞呈收回去才算完。从此之后，石庆就彻底老实了，每天尸位素餐，小心翼翼，三年后病故在任上。他的遭遇也是汉武帝后期大部分丞相的遭遇：干活皇上来，黑锅丞相背。
汉武帝的丞相不好干，以至于有些人还没干丞相，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抗匈名将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石庆死后，汉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结果他连连叩头，哭着喊着不愿干，最后被逼无奈只得接受。从当上丞相第一天起，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但祸事还是躲不过。很快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因为挪用公款，外带和公主私通，东窗事发后连累全家，刚做了不到一年丞相的公孙贺也被株连问斩。
汉武帝后期的丞相获罪大都比较冤，唯独倒数第二任丞相刘屈氂不冤。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也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位皇族出身的丞相。他做丞相时期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几年如一日地陷害太子刘据，特别是利用江充大搞巫蛊案，最后把太子刘据逼得起兵，并落得兵败自杀的下场。但第二年，这件公案就水落石出，刘屈氂被判腰斩，家族也遭灭顶之灾。
在“巫蛊之祸”早期，让太子刘据真正下定决心起兵的是他的老师石德。当时酷吏江充借助巫蛊案，矛头直指太子，并大肆诛杀无辜，连已故大将军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被逮捕。危急之下，石德劝说刘据道：“现在皇上病重，江充胡闹，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恐怕会酿成大祸啊！太子你想想，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是怎么死的。”就是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刘据。为了不做扶苏，刘据下定决心干一票。可石德太形而上了，汉武帝不是秦始皇，刘据也不是扶苏。刘据起兵失败后，石德也被贬为庶民。
在刘据被诛杀后，汉武帝一度对这个儿子恨到了极点，甚至给他加了个“戾太子”的封号。对这个案子的真相，朝野上下一度全都失语了，最后大胆上书鸣冤的，却是一个叫田千秋的小郎官。他劝汉武帝的方法也很讲技巧，在奏折里说：“天子的儿子调动了天子的兵马，打一顿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杀了呢？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梦见的一位神仙向我说的。”没想到，就这简单的一句话，就令汉武帝老泪纵横。事后他接见田千秋，对他深情地说：“父子间的事情，外人是很难插嘴的。你敢于向我表明太子的心迹，这一定是高祖保佑，派你来辅佐我啊。”结果田千秋一路升官，几个月后刘屈氂伏法，他就接替成为丞相。
这是继主父偃后西汉官场的又一个奇迹。一个没有任何功劳、任何建树的人，仅凭着一封信，就立刻成了丞相。如此场景，别说汉朝百官不接受，匈奴也极其不待见。得知消息的匈奴单于甚至对汉朝使者嘲讽地说：“原来你们汉朝皇帝选丞相，也不是唯才是举啊！写一封信就可以当丞相，这太容易了。”使者把这番话转达给汉武帝，气得汉武帝差点把使者剁了。
被匈奴人低估的田千秋，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没有任何施政经验的他，当的却是汉武帝时期最难做的丞相。当时国家连年战乱，经济疲敝，外加汉武帝本人年老体衰，经常想一出是一出。身为丞相的田千秋，为汉武帝提出了“施恩惠，缓刑罚”的奏议，并力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汉武帝过世后，他作为辅政重臣，与霍光一起辅佐汉昭帝。汉武帝后西汉的又一盛世“昭宣中兴”，他其实居功至伟。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封号是“富民侯”，即希望他这个丞相能够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希望。
田千秋（？—公元前77年），又名车千秋，西汉大臣，战国时田齐后裔。原为高寝郎，供奉高祖陵寝。“戾太子”刘据因江充谗害而死，田千秋上书诉冤，汉武帝感悟，擢用为大鸿胪，数月后任丞相，封富民侯。为人谨厚持重。昭帝即位，受遗诏辅政。
卜式
汉武帝时期也是经济学家辈出的时代。除了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外，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牛羊商人出身的卜式。他不但是商人出身，而且是个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他的家庭原本也是经营畜牧业的小康之家，但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有弟弟，也就意味着有了财产纠纷，家里闹分家，弟弟总想多分点，母亲疼爱小儿子，也向着弟弟。身为长子的卜式却不计较，他干脆大手一挥，把父亲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弟弟和母亲，自己仅带着一百多只羊分家另过。当时邻居朋友都笑话卜式傻，但分家没几年，卜式就迅速发家，成了当地的畜牧业大户，名下的牛羊多达上千头，而且还买了大宅子，成为河南当地有名的富户。
他能发家，是因为在牛羊的饲养上很有心得，特别是对草料的配比和饲养时机的把握，都有一套自己的学问。他的牛羊比其他商户长得快，也更膘肥体壮，因此求购者云集。另外，他的经营手段也很有意思。当时的牛羊交易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羊，但卜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做买卖的时候，首创了“后付费”政策，即前来求购的商户如果手中的钱不够，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可以在之后补足，但附带的条件就是，按照滞后支付的日期，需要再额外加付相应的利息。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自耕农家庭，卜式更推出了“白给”政策，即前来求购的普通农户，可以不用支付一分钱就带走牛羊，然后在年尾偿还欠款并交付利息。如此一来，虽然卜式的牛羊价格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市场非常大，客户也比其他人多，发展的速度自然也极其快。
卜式不但是个成功的商人，还很爱国，挣了钱就热心于回报社会。当时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家花钱甚多，卜式上书汉帝国，表示愿意捐赠自己一半的家产，帮助朝廷抗击匈奴。这份奏章令汉武帝本人也震惊了。当时的汉武帝正为富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事情大伤脑筋，像卜式这样不但不坐地起价，反而给国家送钱表忠心的，之前从没见过。按照汉武帝的想法，这人要么昏了头，要么另有目的。偏偏丞相公孙弘也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眼看卜式表忠心，自然要趁机下药。他说卜式此举恐怕“非人情，不轨之臣”，也就是说卜式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他的下药，卜式满怀忠诚的奏疏不了了之。对卜式的行为，汉武帝本人也深感疑惑，他曾经派使者去见卜式，问卜式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卜式的回答掷地有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到底不相信卜式有这么高的觉悟，因此还是没搭理他。
卜式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是在一年后。匈奴打了败仗，浑邪王率众归降大汉，朝廷不得不花大量钱财安置流民。卜式得知后，主动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安置百姓。此事被汉武帝知道后，他终于相信了卜式的耿耿忠心。为了表彰卜式的功劳，他又封赏了卜式十二万钱。刚刚“出血”的卜式不但分文不受，反而把这些钱又捐给了朝廷。然后卜式又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不辞劳苦走访各家商贾，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出钱资助朝廷。一番奔走之下，竟然又给汉帝国募到了一百多万钱的赈灾款。汉武帝自然大为欣赏，他立刻任命卜式为中郎将，赐十顷地，并且把他的事迹昭告天下。但卜式的觉悟高，汉武帝赐予的土地，他推辞不要；汉武帝给予的官职，他更是推托不受。捐完钱后，还是安安心心在河南养羊。而且他对汉武帝的使者推托说：“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会养羊，所以当不了官。”汉武帝知道后，回答也干脆：“我找你当官，就是让你给我养羊的。我的上林苑有很多羊，足够你养的。”这样，卜式再也没有借口推托了，他爽快地接受了汉武帝的中郎将官职，去汉武帝的上林苑干他的老本行——养羊。
卜式，生卒年不详，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汉武帝时，上书朝廷，愿将一半家财捐公助边，后又以二十万钱救济家乡流民。后拜为中郎将，仍布衣为皇家牧羊于山中。先后任齐相、御史大夫。
当了官的卜式，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官。当中郎将的时候，他每天穿着破衣麻服亲临工作第一线，为汉武帝兢兢业业地养羊。因为羊养得好，他官位节节攀升，先做偃师县令，又做齐王的太傅，到后来高升为齐国的国相，行使起了汉帝国最富庶的齐地的行政权力。但是这段时间，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和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当时汉武帝看到卜式养羊养得好，心里很高兴，便请教卜式究竟用什么办法来养羊。卜式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按时照料羊的起居；第二是要实行淘汰政策，把那些劣等的羊淘汰出去，留下优等的，也就是说不要重视数量，而要重视质量。”汉武帝听着和听天书一样，但卜式下面的一句话却让他醍醐灌顶：“养羊如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一位治民的大贤。所以，才有了卜式官位的节节高升，从放羊人直做到封疆大吏。
卜式的养羊理论看着很普通，但针对汉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很实在的。卜式认为，养羊就像治理老百姓一样，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羊是要养的，老百姓也是要养的。羊要养得好，就要给予羊充分的照料，更要给予羊一个健康的生长环境；老百姓要想富足，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老百姓足够的发展空间，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其实他在经营畜牧业的时候，之所以要搞赊账，搞后付款，就是因为客户的购买力也是需要去培养的。只有客户有了钱，才能买你更多的羊，生意才能好。而国家的生意要想好，关键因素也在于老百姓要有钱。这就是他的“养羊如养民”理论。这条理论在西方也出现过，比如西方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尔克斯的“市场培育理论”认为，如果想在市场中赚钱，就必须要培育购买力。西方现代国家的福利政策也正是基于此而展开的，但卜式的理论却比他们早了近两千年。
昭宣文臣的高超政治智慧
丙吉
“昭宣中兴”时期，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丞相——丙吉。汉武帝“巫蛊之祸”时，丙吉只是一个狱吏，刚巧废太子刘据刚刚出生数月的孙子刘询就关在他看管的牢房。当时还在气头上的汉武帝派人来到牢房，要杀掉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人微言轻的丙吉勇敢地保护住刘询，并对找上门的杀手说：“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是皇帝的重孙子呢？”他的坚持终于保住了废太子刘据的骨血，即后来的汉宣帝。而后，刘询这个没人待见的孩子，一直由丙吉出钱在牢中抚养长大。后来从刘询记事开始，丙吉又将他交给了外公外婆抚养。若没丙吉的勇敢，也就没有后来的汉宣帝了。
丙吉救助刘询的大功，很长时间里刘询并不知道。从他记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外婆家。即使后来刘询登基为帝，丙吉也并未向他提起那段过往。汉宣帝最终知道这桩旧事，还是通过一个偶然事件：当时一个年老宫女来找汉宣帝邀功，说自己早年曾经抚育过汉宣帝，如果他不信可以去问丙吉。汉宣帝这才知道，在自己记事前的幼年岁月里，是丙吉无私无畏地保护了他。
丙吉的另一个功劳，就是在汉昭帝英年早逝后，以大将军霍光长史的身份向霍光举荐刘询为帝。当时刘贺被废黜，汉武帝活着的儿子还剩下一个广陵王刘胥，但此人无才无德，根本没能力继承帝位。选择皇帝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有点能力；二是辈分还不能太低。于是丙吉进言说：“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还在民间呢，他有才干而且名声在外，不如立他吧！”这才让大家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位皇族流落民间。就这样，看似毫无称帝希望的刘询，才最终得以登基为帝。
丙吉在汉宣帝执政时期成为丞相，他这位丞相最大的特点就是施政宽厚。他的马车夫喜欢喝酒，有一次居然闹出了“醉驾”事件，赶车的时候醉酒呕吐，在丙吉的马车上吐了一路。如此罪过搁在别人身上，被炒鱿鱼都算轻的。但丙吉知道后说：“如果把他赶走了，他又能到何处容身呢？”最终还是宽恕了这个车夫。对工作人员尚且如此，对待其他官员自然更不用说。当时有官员犯了小错，丙吉总是帮助他们遮掩。而且他还不争功。他那位曾经醉驾的车夫老家在边境，所以非常熟悉边关的情况，经常向丙吉介绍边境局势。每次丙吉与汉宣帝讨论边事的时候，他常因对答得体而得到汉宣帝赏识。但丙吉却不居功，反而对汉宣帝说：“这不是我贤能，而是我家车夫说的啊。”借着这个话头，丙吉又劝汉宣帝说：“一个车夫都能有这般才能，可见天下的人才都是各有所长，要不拘一格用人啊！”汉宣帝执政时期为政宽厚、人才荟萃，就是他这个丞相带的头。
丙吉施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只管该管的事。一次他下班回家，正好碰见一群百姓斗殴，丙吉不但不管，反而掉头就走。过了一会儿，又碰上一家百姓牛跑了，正气喘吁吁追牛，丙吉反而饶有兴趣地问：“这牛逮着了吗？”有人嘲讽他说：“那边打得头破血流了你都不管，这边跑了个牛，你倒问个没完。”丙吉回答说：“我是丞相，处理百姓斗殴那是长安令的事情，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而跑牛的事，是因为今年春天太热，我要问问牛跑出去之后有没有出汗，以此来确定今年春天的天气是否会妨碍耕作。”“问牛不问人”就是丙吉一贯的执政风格，这桩小事也折射出丙吉的施政特点：一是只抓重点大事，二是以小见大。
丙吉（？—公元前55年），一作邴吉，字少卿，西汉大臣。治律令，本为鲁国狱史，累迁廷尉监。汉武帝末期，奉诏治“巫蛊之祸”于郡邸狱，救下皇曾孙刘询。后任大将军霍光长史，建议迎立刘询，即汉宣帝。后任丞相。谥号为“定”。
黄霸
汉宣帝时期，除了善于抓大事的丙吉外，还有一位善于抓细节的能臣——黄霸。此人虽然名字霸道，却是一位以宽厚爱民著称的官员。汉宣帝登基时，他就在西汉地方官里以德行著称。他的一个本事，就是善于监督官员。他做颍川太守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属下要向他汇报工作，路上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的肉菜被乌鸦叼走了。事后属下见到黄霸，黄霸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一路辛苦啊，吃个饭都被乌鸦抢走了。”当场把属下吓得大惊失色。从此以后，他的属下事无巨细都不敢再对他隐瞒。他做了几任地方官，属下官员都服服帖帖，不敢背着他做害民的事情。
黄霸治理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宽厚；二是精细。他除了劝课农桑、宽厚治民外，还发动衙门养猪养鸡，用来赈济当地的鳏寡孤独。对于善于安抚百姓的官员，他更是尤其看重。他的治下有一位姓许的县令常年耳聋眼花，有属下奏请要撤掉此人，黄霸回答说：“许县令虽然耳聋眼花，但是他善于抚慰百姓，名声颇高，所以不能撤。”他极少轻易撤换属下的官员，原因是他认为，如果地方官调动太频繁，往来的费用肯定增大，而这些负担也势必会摊到百姓头上去。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精细，治下的大小民事没有他不知道的，甚至就连他治所里的红白喜事，哪一棵树可以做棺材，哪一头猪适合祭祀用，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后来他因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有功，被封为关内侯，他也是西汉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振兴地方经济而被封侯的官员。
黄霸（公元前130年—公元前51年），字次公，西汉大臣。通晓文法，明察秋毫，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又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桑，推行教化。先后任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职。后代丙吉为丞相，并封建成侯，总揽朝纲社稷。后世将其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称为“龚黄”。谥号为“定”。
耿寿昌
汉宣帝时代在经济上的一大创举是设立常平仓，就是国家储备大量粮米，用来调控市场物价，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来调整市场的经济政策。这个奏议是由汉宣帝的大司农耿寿昌提出的，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常平仓的设立，使西汉王朝的物价得以稳定。当国家丰收的时候，可以通过抬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方法，防止谷贱伤农；当国家粮食歉收的时候，又可以通过平价卖粮的方式用以平抑物价。此举也被中国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沿用。
泱泱大汉亡于谁手？
萧望之
西汉经过“昭宣中兴”后，又在汉元帝时期进入了衰落期。而导致西汉衰落的汉元帝刘奭，是被一个志大才疏的儒臣萧望之培养出来的。
萧望之出身名门，是开国功臣萧何的六世孙。在汉昭帝时期，他就干过出名的事情。当时他由正担任霍光长史的丙吉推荐，得以觐见霍光。那时候的霍光刚刚平定了上官桀叛乱，上下如惊弓之鸟，连拜见他的官员们进出他的府邸都要搜身。结果萧望之很不爽，见了霍光就说：“你有辅佐皇帝的大功，但是你这样侮辱前来见你的人，说明你根本成不了周公。”这一下可把霍光给得罪了。之后，萧望之被霍光处罚，去当了一个看宫门的小官，而与萧望之一道拜见霍光的王忠翁却因为讨了霍光欢心，被霍光委以重任。一次王忠翁出入宫门，前呼后拥好不威风，正好看到在那里蹲着的萧望之，王忠翁很得意地说：“你看你得罪了大将军，结果落得这个下场吧。”萧望之反而很不在乎，说：“咱们各从其志。”
萧望之在霍光死后得到提拔。他最早被汉宣帝选为近侍，负责接待宾客，处理官民上书，工作成绩很突出。尤其是他口才好，善于引经据典发表评论，很快就在朝堂上有了名气。汉宣帝也一度想着力培养他，曾经一年之内将他连升三级，意图培养他做丞相，但后面的事情，却让人大吃一惊。
萧望之先被任命为平原太守，可他嫌做地方官没出息，天天在家装病不上班。后来西羌叛乱，御史大夫张敞主张可以命犯人缴纳粮食赎罪，以此充实国库，萧望之又坚决反对。张敞责问他说：“照你这说法，国家没粮食无法平叛，你说该怎么办啊？”萧望之很轻松地回答说：“西羌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文化，可以派儒生过去教他们读书礼仪嘛！”当场让众臣震惊。后来大司农耿寿昌提议设立常平仓，萧望之又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国家徒费金钱，没有必要。但设立常平仓的结果，却是使百姓受惠。从那以后，汉宣帝就对他失望了。而他最令汉宣帝失望的事情，就是当劳苦功高的丞相丙吉退休时，萧望之上奏指责丙吉，说丙吉干了这么多年丞相，底下官员不称职，国家没起色，全都是他的责任。从始至终，萧望之都是个眼高手低，成天为反对而反对的人。
对萧望之失望的汉宣帝却还是看重他的才学，最终命他做太子刘奭的老师。在汉宣帝的晚期，萧望之做得最多的就是礼仪文化工作。汉宣帝过世时，萧望之被任命为托孤重臣，在汉元帝即位早期主持了国家大政。然而新的危机却来了：当时的汉元帝，对宦官石显、弘恭等人极为信用，而这种情况也和萧望之恪守的儒家教条发生了冲突，两家争斗不断。
宦官石显除掉萧望之的办法，却是钻了一个文字游戏的空子。当时石显向汉元帝告状，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请“谒召至廷尉”。而汉元帝并不知道“谒召至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还以为是让廷尉府查一查，于是大手一挥就同意了。这一同意可了不得，萧望之随即被下狱。事后汉元帝得知真相，痛骂了石显一顿，打算释放萧望之。但石显说：“您已经把他下狱了，如果没个说法就放出来，这皇家的威信何在啊？”为了要面子，汉元帝随即把萧望之撤职。事后，萧望之的儿子上书为父亲鸣冤，石显忽悠汉元帝说：“萧望之这么做其实就是让您难堪，您得让他承认错误啊！”汉元帝问：“那怎么让他承认错误啊？”石显说：“不如您派兵查封他家，吓唬吓唬他。”汉元帝随后派兵将萧望之家包围。没想到这一吓唬，却把萧望之给吓唬死了——得知消息的萧望之仰天长叹：“我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了，牢房都蹲过，还怕死吗？”随即服毒自尽。噩耗传来后，汉元帝本人极为悲痛，但对忽悠他的石显等人也只是骂了一顿了事。
萧望之（约公元前114年—公元前47年），字长倩，西汉大臣，经学家，西汉开国功臣萧何的六世孙。主治《齐诗》，兼学诸经，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
诸葛丰
汉元帝信用宦官，并喜好那些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儒臣，他执政时期是西汉政治变得腐败、朝廷效率变得低下的一个关键节点。但也正是这个时期，出了一位刚直不阿的廉臣——诸葛丰。他在汉宣帝时期就以节操和严格执法著称，向来谁的账都不买。汉元帝在位早期，他曾担任光禄大夫，经常上书揭发其他官员奸恶，自然也就得罪了此时受汉元帝器重的石显之流。先是被陷害，降为城门校尉，而后又被革职。石显本来还想让诸葛丰服刑，但汉元帝怜他年老，还是让他回家了。他在汉元帝时期为官时间并不长，政治上也没太多建树，然而他的后代中却有一位立下大功业的人物——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
淳于长
汉元帝和汉成帝两代帝王执政时期，是西汉外戚势力迅速膨胀的时期，不但作为外戚娘家的王氏一门飞黄腾达，其他与外戚沾亲带故的人也鸡犬升天，其中典型的就是淳于长。他是汉成帝母亲太后王政君的外甥，靠家族的关系，他最早做的官职是黄门郎。而他能够得到提拔，是因为解决了汉成帝的一桩心病——立赵飞燕为皇后。当时汉成帝宠爱赵飞燕，欲立她为后，但是太后王政君却嫌赵飞燕出身低微，一直不肯同意。作为王政君外甥的淳于长主动出面斡旋，他一面劝解太后，一面给汉成帝出主意，让汉成帝先给赵飞燕的娘家封侯，抬高娘家的地位，最终促成此事。
事成之后，对淳于长感激万分的汉成帝本想给淳于长加官晋爵，他对淳于长说：“我是想给你封官，可是按朝廷的体制封官是要有原因的，你都立过什么功劳啊？”结果淳于长硬是找不到自己做过的好事。最后还是汉成帝帮他找了一件：汉成帝修造皇陵的时候，淳于长曾经建议把因修皇陵而被迫搬迁的民户迁回他们老家，并发放安家费。结果借着这件好事，淳于长被封为侯爵，并成为掌握南军兵权的卫尉。
难找到好事的淳于长，坏事却做了一箩筐。他日常做的最主要的坏事，就是收受贿赂。而他受贿的方法也特别，就是大摇大摆地明码标价：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办什么样的事。短短几年，他的家产就迅速膨胀。但好多时候他并不讲诚信，比如遭汉成帝废黜的许皇后求他为自己洗刷冤屈，但收了许皇后钱的淳于长不但没办事，还到处宣扬这事，嘲笑许皇后愚蠢，最终逼得许皇后含冤自尽。这件事也最终毁灭了他自己。晚年的汉成帝得知此事，大怒把淳于长下狱并处死于狱中。
孔光
西汉最后灭亡是由于外戚王莽篡权，而王莽的得权，与另一位重臣大有关系，这就是大司徒孔光。孔光是西汉晚期历仕三朝的名臣，也是孔子的第十四世孙，少年时就以才学出名。为官时，孔光更以坚持原则、勤恳做事著称。他比较出名的典故，就是“孔光温树”。一次他下朝后，有亲友问他朝中的国家大事，他缄口不言，结果人家又绕弯子，问他衙门里的树是啥样子，孔光还是不说话。他的谨慎扎实，在当时的西汉也成了另类。
孔光最为人称道的优点，首先是不结党。他出身名门，家族的门生遍布朝野，但他自己却奉行君子不党的原则。其次是刚直，每次和皇帝奏议，只要皇帝说得不对，他都大胆反对，而且引经据典驳斥。另外，他还求贤若渴。按照《汉书》的记录，他每次发现人才都第一时间举荐，而且绝对不会让被举荐人知道是他在举荐，属于一心为公、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典型。
然而，在汉成帝时期，孔光举荐的最重要的人物却是王莽。当时年轻的王莽以清明的做派和卓越的才学得到了孔光的赏识。孔光不止一次上奏，认为王莽将来会是匡扶汉室的重臣。而后王莽打着整顿朝纲的名义排斥异己，每次也都得到了孔光的支持。尤其是汉哀帝时，王莽一度被排斥回家，正是担任丞相的孔光力主，才使王莽得以重新回朝并最终占据高位。《汉书》认为，王莽夺权的道路上，孔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每次奏议都帮助王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汉平帝时，昔日被孔光举荐的王莽已经把持大权，并大肆排挤亲汉重臣，孔光也被迫回乡归养。他一手推荐的王莽，最后断送了西汉。
董贤
西汉晚期还出了一位凭借“男色”飞黄腾达的大臣——汉哀帝的大司马董贤。此人相貌俊美，最早的时候只是太子舍人，一次汉哀帝下朝偶然看到了他，随口说了句：“这不是我做太子时候的舍人董贤吗？”董贤连忙答礼，这时汉哀帝才仔细端详他，越端详越惊叹，居然脱口而出一句话：“几年不见，你居然长得这么漂亮了。”从那以后，汉哀帝就对董贤宠爱有加，甚至后宫三千佳丽都被扔到一边。他对董贤好得过了头，睡觉的时候拉他一起，处理国事的时候拉他坐在旁边。有一次起床，董贤还没醒来，汉哀帝的衣袖被他压在身下，因为不忍心惊醒他，汉哀帝居然把袖袍割断，这才起身，成语“断袖之癖”因此而来。为了方便董贤伺候自己，汉哀帝甚至还下令让董贤的妻子也入宫居住。
董贤（公元前22年—公元前1年），字圣卿，汉哀帝刘欣宠臣，西汉御史董恭之子，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初任太子舍人，后汉哀帝被其仪貌吸引，拜为黄门郎，后拜为大司马。王莽掌权后失势，自杀而死。
得到汉哀帝宠幸的董贤官位也升得快，一下子就做到了掌管西汉军政大权的大司马，那时候的他才刚过二十岁。如此升官速度，连匈奴单于都非常惊讶。一次匈奴单于前来觐见汉哀帝，看到一边的董贤，惊问汉哀帝说：“你们汉朝的大司马怎么这么年轻啊？”汉哀帝从容回答说：“董贤虽然年轻，但是他有独特的才华，因此我委他以重任。”这番忽悠，反而令匈奴单于钦佩得五体投地，连声说：“汉朝天子唯才是举，不以年龄资历来做用人标准，做事不俗，真是一代明君啊。”倘若匈奴单于知道董贤的“特殊才能”是啥，估计会晕倒。
董贤得宠的时候，董家上下位高权重，备受时人忌惮。比如历仕三朝的重臣孔光，每当董贤来拜访他时，他必亲自迎接，言谈举止都恭恭敬敬，甚至平时在路上遇到董贤的车子，也立刻点头哈腰打招呼。和董贤说话、告辞的时候从不转身，而是面对着董贤一步步退着走回去。后来董贤的父亲董恭想和汉元帝名臣萧望之之子萧咸结儿女亲家，吓得萧咸赶快送上重礼，连连表示不敢高攀。如此情景，也让董贤的父亲董恭大为忧虑，他经常感叹说：“我儿子没做什么大事，却有这么大的权力，将来必然会招祸啊。”果不其然，汉哀帝死后，失势的董贤遭解职，并在家中与妻子一起自杀，年仅二十一岁。他的政敌王莽甚至怀疑董贤假死，还派人刨开董贤的墓地，以验明正身。
董贤当权的时候，还差点闹出一桩汉末版的“巫蛊之祸”。当时汉哀帝的皇后傅氏一族失宠，经常在后宫里发牢骚，引起汉哀帝不满。郎官桓谭看出端倪，劝傅皇后的父亲说：“你还记得汉武帝时候的‘巫蛊之祸’吗？现在董贤得宠，他妹妹也是妃子，我看祸害也不远了。”吓得傅老爹赶快求教。桓谭教导他说：“傅皇后要处处小心，千万不要迷信巫术方士，傅家也要遣散门客，行事一定要低调。”果不其然，为了让妹妹当皇后，董贤开始构陷傅皇后，一度把傅皇后家人下狱，但里里外外查了半天，却丝毫没找出傅皇后家的过错，最后只得草草收场。傅皇后虽然被废为庶人并含恨自杀，但傅家上下却终得保全。这位救了傅皇后全家的郎官桓谭，后来在东汉早期也一度成为刘秀的重臣。
光武帝的时代，是儒生的时代
张纯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在重建汉王朝后，其执政的核心政策就是“退功臣，进文吏”，即架空那些打天下时立下大功的功臣，把国家大事委任给儒生出身的文臣们。在东汉开国建设时期建树最多的文臣，当数大司空张纯。张纯是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的后人，早在西汉汉哀帝时期，他就曾担任过侍中。光武帝打天下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后勤，负责前线粮草的运输工作。他长期以来的行政方式，就是“无为而治”，然而在他担任大司空后，他却相当有为。除了为光武帝提拔大批儒生，实行儒家治国外，他还大力兴修水利，由他主持兴建的水利工程前后有十多处。同时他还是东汉典章制度的设计者。东汉建立“文官治国”的政治模式，他是其中重要的奠基者。
范升
光武帝时代的文臣里，还有一位博士范升。早在王莽建立新朝时期，他就是一个以才学著称的儒生，曾经上书王莽要求减轻赋税。后来光武帝创建东汉，邀请他出山做官。他在光武帝时期担任博士，主要的贡献在于推广儒学教育，并经常参加光武帝主办的儒家学派辩论。他个人极度厌恶司马迁，甚至曾经建议把《史记》列为禁书。光武帝对他一度极为信任，但后来变成了厌恶，全因其嫌弃糟糠之妻，竟把老妻休掉另娶新妇。此事被人告发后，范升不但被罢官，更遭拘禁多年，政治生命就此断送。
宋弘
光武帝时期，还流传出一桩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美谈——宋弘拒婚事件。当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死了丈夫，光武帝很是犯愁，一心替姐姐物色佳偶。最后刘黄自己看中了太中大夫宋弘，可唯一的难题是宋弘当时有老婆，且夫妻伉俪情深。光武帝亲自出面做宋弘的思想工作，先试探着对宋弘说：“我听说，富起来的人往往要结交新朋友，身份显贵了以后也往往要换掉自己的老婆，你对这事怎么看啊？”宋弘给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回答：“我认为，贫困时候的朋友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而穷苦时候陪伴自己的妻子也是永远不能抛弃的。”这番对答也等于摆明了拒绝光武帝。虽是如此，宋弘却也因此得到光武帝的重用，后来被提拔为大司空。而宋弘的这段回答，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名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宋弘（？—公元40年），字仲子，东汉大臣。赤眉军入长安时以佯死得免。光武帝即位后，历任太中大夫、大司马，封宣平侯。以品行清雅著称。先后为汉室推荐和选拔贤能之士三十多人，有的官至相位。
敢对光武帝说“不”的宋弘，在汉哀帝的时候就已为官。常年以来，他就以性格温顺著称，是朝堂里公认的老好人。但在赤眉军攻破长安时，许多旧臣纷纷卖身投靠赤眉军，而温顺的宋弘却刚烈了一把。他不但拒绝赤眉军的招降，还在长安城外的渭水投河自尽，用死亡来表达自己的抗争，还好没死成，被家人给救了上来。而宋弘也顺水推舟，命家人四处宣传他已死掉，这才躲过了赤眉军的搜捕。温顺却恪守原则，更兼有头脑，一直就是他的风格。
宋弘在东汉开国后成为光武帝的重臣。为人正直的他，平日里还是很温顺，但有时候也会发脾气。比如他举荐桓谭入朝为官，结果光武帝却整天让桓谭为他弹琴取乐，这下宋弘发了脾气。一次他单独把桓谭叫到一边，劈头盖脸一通骂：“我叫你来做官，是让你干活的，不是让你陪皇上搞艺术的！”吓得桓谭当场求饶。而后，刘秀又命令桓谭当众给大家弹琴，这次桓谭不但不从命，反而面露难色。这时候宋弘站出来正色说：“我推荐桓谭，是希望他能用自己的才学辅佐您，但您却总让他弹琴，这使得您不理朝政，国家上下沉迷于靡靡之音。这是我的罪过，请您责罚我吧！”一番话令刘秀醒悟，从此之后，刘秀一辈子再没听过琴声。
宋弘在东汉时期以“管得宽”著称，甚至连光武帝的私生活也管。一次宋弘找光武帝汇报工作，看到光武帝宫里的屏风上居然画着美女的像，就不高兴了，认为光武帝这么做属于荒淫，就顺口说了句：“自称贤德的人，居然还这么好色啊！”结果光武帝二话不说，当场下令把屏风换掉。几天后宋弘又来汇报工作，发现光武帝的屏风已经换成了图案朴实的山水风景画，光武帝还特意问宋弘：“你看我这个屏风不好色了吧？”面对如此开明的领导，从不拍马屁的宋弘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能遇到陛下这样开明的帝王，是我宋弘的幸运啊。”
桓荣
光武帝的文臣中，还有一位集名臣与儒家宗师于一身的人物——桓荣。桓荣是汉朝儒家欧阳派的传人。西汉晚期，他年轻时就去长安求学，做了一名汉朝版的“北漂”。那时他家境贫寒，学费、生活费全靠他自己打工挣取，在长安一熬就是十五年，最后学成回家，一直在家乡开课授徒。王莽篡汉的时候，他还一度躲进深山中避祸。那时候的他，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但哪怕没饭吃，也不能没书读。曾经有朋友接济他，给他送来些粮食，他不但不要，还对朋友说：“你真要帮我，就给我多送点书。有书读，我就能省下一顿饭了。”
即使躲进深山，桓荣也不忘记继续授课，传播儒家学说。他的学生有许多都投身西汉末年战争，成了光武帝的重臣。他个人得到光武帝赏识，也得益于一场机缘：当时光武帝为太子刘庄选拔老师，中郎将何汤受命给太子讲授儒学。讲了几场，光武帝很满意，随口问了句何汤：“你讲得这么好，是跟谁学的啊？”何汤回答说：“我老师是桓荣。”这时光武帝才知道有这么个人物。之后桓荣被光武帝邀请到洛阳为官，并给予厚赐。在与桓荣长谈几次后，光武帝感叹连连，不断地向桓荣说：“我用你用晚了啊！”
光武帝力捧桓荣，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拿他做一个招牌，比如可以由他出面邀请一些不愿意为东汉效力的大儒，而桓荣也成了当时光武帝的“形象大使”。许多本来架子大、不肯出山的大儒，在桓荣的劝说下都回心转意了。比如东汉两位名儒彭闽和皋弘，就由桓荣出面邀请出山，成为东汉早期的名臣。
比起当时大多数精通辩论、言辞犀利的儒生，桓荣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每次光武帝召集儒生讨论问题，别人都滔滔不绝，唯独桓荣听得多说得少。但寡言不代表他不说话，他的一大优点就是说话简洁，不温不火的一两句话，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解决别人长篇大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光武帝召开的各种儒学讨论会，最后由桓荣来进行总结发言已成了惯例。桓荣还是一个很讲礼仪的人，一次光武帝赐各位儒生水果，别人拿了就揣在怀里，唯独桓荣恭恭敬敬地捧过来，然后小心地端在手里。这下光武帝高兴了，指着桓荣对大臣们说：“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儒生啊！”
桓荣在光武帝执政时期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太子刘庄。光武帝对他也非常礼遇，经常给予他各种赏赐。每次光武帝赏赐完，桓荣往往会召集弟子，把光武帝的赏赐展示给他们看，而且对弟子说：“我得到的赏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儒家学问带给我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啊。”他和后来的汉明帝刘庄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成了后世津津乐道的美谈。一次桓荣深感汉明帝学问精进，便写信向汉明帝请辞，结果汉明帝不但不许，还回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信中说：“我原本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是老师您的教育，才令我如今刚刚懂得了学问。在学习上我只是刚刚入门，以后要请教老师的东西还很多，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恐怕更是我一辈子学不完的。过去确实有学生学成后老师请辞的事情，但那样的弟子，往往已经成为名师，我却远远没有到这一步，请老师一定要倍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桓荣在遇到光武帝之前，日子过得非常窘迫。当时曾与他一道读书的好些同学都因生活所迫，放弃了对学问的追求，唯独桓荣仍然坚持不辍。他的同族桓元嘲笑他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读书顶啥用？干点营生糊口才是真。”桓荣只是笑而不语，每天仍然在清贫中修习学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乡邻们嘲笑的对象。后来桓荣大富大贵，当年嘲笑过桓荣的桓元也不得不发出感慨：“当年我真是太糊涂了，谁能想到探究学问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利益啊！”
周党
东汉开国后采用了各种方法笼络各地知名大儒，但总有对新政权不买账的，比如太原大儒周党。当时光武帝用了各种方式邀请他出山做官，连派了五批使者去邀请他，这才把他请到了都城洛阳。可朝见光武帝的时候，周党一不穿礼服，二不行大礼，就穿了一件破衣服，见了光武帝后也不磕头，很牛气地往地上一趴，任众臣怎么呵斥也不起来。至于做官的事情，他对光武帝说：“我就是一个闲人，你让我回去种地吧。”面对如此骄横的儒生，光武帝倒也宽容，他自我解嘲说：“自古以来，即使再贤明的君王，也有不肯为他效力的臣子。”最后还是赐给了周党十匹绸缎，让他回家过日子去了。
严子陵
光武帝招纳儒生，留下的最著名的典故当数“严子陵钓鱼”。严子陵是当时的名士，是光武帝早年在太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东汉建国后，严子陵就躲了起来。为了找到他，光武帝命令画工绘制严子陵画像，让各郡国依照图画查访，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在山东找到了他。严子陵被带到洛阳后，光武帝为表恩宠，拉他同吃同睡，但严子陵却天天捣蛋，睡觉的时候故意打呼噜，有时候还故意把腿压到光武帝身上，最后弄得光武帝也受不了了。他认真地问严子陵：“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严子陵答：“如果我成了你的臣子，我们就做不得朋友了；如果我不是你的臣子，那我们还可以做朋友。”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光武帝还是决定成全朋友，最后放严子陵回家。而后严子陵隐居富春江，在当地钓鱼为生，八十岁终老于浙江余姚。而“严子陵钓鱼”的典故，也从此成为千古美谈。
严子陵（公元前39年—公元41年），名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高士（隐士）。少年即有才气，与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是同学、好友。光武帝即位后多次征召其为谏议大臣，都被其婉拒。后隐居富春江，终老于林泉间，被时人及后世传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