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又影响着朝鲜民族主义者。启蒙史学重要人物申采浩便深受梁启超启发。他不但全盘借用梁重写中国史的三阶段理论（古代—中世—近代），而且特别突出历史书写的民族主体性。他认为“历史”记录的是“人类社会‘我’与‘非我’斗争在时空中展开的精神活动状态”。朝鲜历史记录的就是韩“民族”斗争的精神状态。申采浩这种对主体性的想象和对主观性的强调，极大影响了20世纪半岛的民族主义史学。
东亚以民族主义改造自身，一个主要的刺激当然是殖民主义在话语和实践两方面的威胁。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似一对敌人，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被殖民者建构了一套反抗性民族主义，可依赖的仍是殖民者带来的那套文明、进化逻辑。殖民者发明的这套压迫理论，被反抗者用来求存图强。问题是，独立、富强之后怎么办？如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文明准则，我们是否要将它施用于更弱的他者，包括国界内的与国界外的？
回到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举办之时，日俄战争正酣。俄国推辞参会，日本就势把为俄国预留的展区要了过来。日本不但在世博会展示自己的文明高度，不久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一个欧洲大国。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历史性胜利。人类学的进化阶梯要更新了：日本人超越了俄国人，朝着“最文明种族”，又进了一步。
2. 合法与非法的亚洲
1907年7月14日，朝鲜志士李儁客死于荷兰海牙。半个多月前，他和同伴李相卨、李玮锺，带着大韩帝国高宗皇帝的密信抵达荷兰，想要参加正在举行的“万国和平会议”。他们本想借此国际场合，抗议日本剥夺韩国外交主权，宣告韩国为完全独立国家。但会议主办国拒绝他们列席，理由是韩国已是日本的“保护国”，不具备国际法承认的主权国家的资格。这个他们寄予希望的国际社会，却公开宣告韩国独立“不合法”。李儁不久忧愤而亡。关于他是否是自杀殉国，至今有不同说法。三位密使中，李儁曾任法部主事，又在日本修习过法律，对于这个由法律规范的国际社会，他恐怕是最感绝望的吧。
宗藩礼制在内外交困中解体后，东亚国家间交往规则被欧洲传来的一套新机制取代。表面上看，这套规则以主权平等为核心，强调国与国之间以法制精神、平等协商解决纠纷。韩国密使希图参与的海牙和平会议，就是这种协商平台。它最初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提议，主要目的是对战争行为加以约束。1899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有27国参加。当日取得的一些协定，大都在后来的一战中被抛弃。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不具实体性质、由各国仲裁员组成的“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就是由这个法院的临时仲裁庭做出的。
受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耽延，第二次海牙会议迟至1907年才召开。欧洲有20国、美洲有19国、亚洲有4国（日本、中国、波斯、暹罗）参加，非洲则无任何国家获得承认。在韩国问题上，除了俄国因与日本敌对而表示同情外，其他欧美国家，连同日本一起，拒绝承认韩国是一个“国家”。要知道，当时日本尚未正式吞并韩国。这个国际法体制，晚至1945年二战结束，才正式认可朝鲜半岛上有独立国家。即便如此，直到今天，半岛南北两个政治体的法律关系，都是个不易说清的问题。
国际法体系，并不是个开放的机制，它只承认“主权国家”具备主体资质。那么怎么认定主权国家呢？这又和上文提到的“文明”序列相关。和早期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国际法体系判定“文明”的逻辑基础。基督教世界的殖民国家，当然是“文明国家”，很自然就是主权体。中国、日本这样的非基督教“半开化”国家，也可以勉强列入。而被殖民地区的政治体，无论是否具有国家性质，都得不到国际法的承认。
起源于17世纪的现代国际法，在随殖民主义逐步扩张到世界的过程中，创制了一整套修辞，来为殖民活动提供理论支持。比如“保护国”（protectorate）这个概念，它来自1885年欧洲国家为瓜分非洲召开的柏林会议，刚果在此次会议中被定义为比利时的“保护国”。名义上，保护国不像“殖民地”那样由宗主国直接统治，但实质与殖民地差异不大，无非是有没有一个形式上的本土政府而已。此后，它也被法国用来定义其占领的北圻（越南北部）、安南（越南中部）、柬埔寨和老挝。日本在1905年通过《乙巳保护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即参照欧美之例，将韩国变为“保护国”，从法律上否定其本有的独立地位。
现代殖民掠夺，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才符合“文明”的旗号。这就好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劫掠了大量器物文玩，又把抢来的文物拿到市场流通，将本来的赃物洗白成了合法商品。对土地的抢占也一样。19世纪的殖民占领，很多在后来以堂皇的国际法原则合理化。最典型的如所谓“无主地”（terra nullius）原则。无主地不是指无人居住的土地，而是原住民不具备主权资格的土地。这个概念的律法化，也与瓜分非洲有关：1888年，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法协会大会上，德意志法学家Ferdinand von Martitz出于保障德国在非利益的需要，提议如此定义“无主领土”：“不被构成国际法共同体的主权国或保护国有效管治的任何地域，不论其是否有人居住。”这个提议当时引发很大争议，但其基本逻辑成为日后“无主地”论述之滥觞。现代法学家认为，无主地原则可追溯到欧洲自然法传统对土地“使用”的认定，比如开垦才是有效使用，集采或游牧则不算。但重要的是，现代无主地原则，强调的不只是土地是否被利用、如何利用，而且是被谁利用。按照Martitz的说法，如果使用者不是“构成国际法共同体”的成员，则即使土地已被开发，也仍然可被殖民者占有。
早在无主地原则被律法化之前，其逻辑就被日本拿来了。日本1869年拓殖北海道，1874年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都以此地属化外无主为由，否定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日本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特别在意欧美国家的观感，其每一步都力图证明自己遵守国际法制，符合“文明”规范。比如1894年，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击沉清朝租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起衅中日战争，事后就以此举符合“战时国际法”辩解，争取英国舆论支持。到了日俄战争，日本更是在每一个集团军中都配备国际法专家，还广泛邀请欧美各国武官、记者随军观战，彰显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
日本努力向化，得到英美的积极回馈。英国和美国为鼓励日本与俄国缠斗，视之为东方盟友。在日俄战争中，英国对日本多有资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出面调停，促日俄签署《朴次茅斯和约》，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激战，无数无辜的中、韩百姓死难。美国则与日本密谈，相互承认对方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罗斯福总统还因调停有功，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此奖的美国人。自然，跻身文明国家行列，就意味着有“野蛮或半野蛮”者被凌辱和损害。套用《动物庄园》（Animal Farm）里的话：在国际法体制下，所有国家平等，但有的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平等。
从1876年江华岛事件以来，日本一步步把朝鲜拉出传统的宗藩礼制，先用条约认定朝鲜“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继而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朝鲜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日本强化对半岛的控制和争夺，并在日俄战争爆发后，逼韩国签订一系列条约，用同样的国际法修辞，逐步把“平等独立”的圭臬改造成不平等独立。1905年的《乙巳保护条约》，由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等五位亲日派内阁成员签署，韩国统监府据此设立，伊藤博文就任第一任统监，成为韩国实际的掌权者。高宗名为皇帝，实为傀儡。
当时的欧美舆论，纷纷祝贺日本为蛮荒的韩国带去现代文明的曙光。当日本1907年在海牙极力阻止韩国密使参会，此举得到大部分国际法共同体成员的“理解”。伦敦《泰晤士报》在7月20日评论说：“和这些野蛮或半野蛮君主打交道，我们自己就有很长的经验，所以我们很容易赞赏日本对韩国的态度。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勉的人对一个始终老朽懒惰者的态度。”此时，英国人已经将日本视为“文明”的一分子，殖民帝国俱乐部的新贵。将其他国家贴标签，显示其“非法性”，在殖民和后殖民帝国是一致的。过去是“野蛮国家”和“落后国家”，今天则有“失败国家”“流氓国家”或者“邪恶轴心”等等。
东亚国家最早吸收现代国际法者，要算林则徐，他为禁烟而命人编选《各国律例》以备交涉。但欧美国际法被系统译介，还是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860年代翻译《万国公法》等开始的。丁韪良后任同文馆总教习，他的志向是以国际法为突破口传播福音，让中国人了解、接受基督教文明。和当年的利玛窦类似，他想要弥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国际法之间的差异，宣称国际法原则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产生，因此并不是什么异类。清廷引公法为工具与西洋各国谈判，但无意用它改造已实行数百年的东亚宗藩礼制。到了危机重重的1880年代，李鸿章等试图调和两种体制，以国际法修辞包装宗藩制度，仍希冀西洋各国承认东亚传统秩序。甲午战后，宗藩制度解体。随即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冲突达到顶峰。在八国联军的武力惩罚、外交使团的“文明”规训下，中国最终被改造成国际法共同体中“遵纪守法”的一员，没有像印度、越南或朝鲜一样，被直接剥夺国家资格。
日本从汉译《万国公法》开始系统学习国际法。但不同于中国，它很早就运用其原则重新定义、改造东亚区域秩序。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中，日本聘用美国顾问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套中国官员说出台湾生番是“化外之民”的话，以此为据向“无主番界”出兵。两年后又以主权平等原则与朝鲜签下《江华条约》，间接否认朝清间的宗藩关系。1879年，日本以国内法原则吞并了琉球，改置冲绳县，否定琉清间的朝贡关系。直至甲午战后，最终完成了对东亚传统宗藩制度的颠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它建立帝国殖民体系的过程。和种族/民族主义逻辑类似，国际法既可用来确认自身的独立，也可用来推行帝国主义扩张。
1907年，当三位韩国密使到访海牙的消息传来，身为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大怒。他强迫高宗退位，由其子接任，是为纯宗。随后又迫韩签署《丁未七条约》，进一步控制了韩国内政。最终，日本在1910年吞并韩国，把它正式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日本成为殖民帝国，但自己又曾面临被殖民的危机，对这个体系的两面性有充分认知。即使在国际法共同体中获得高于中国和朝鲜的承认，日本也常抱怨自己未得到应有的对待。比如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为自身利益，逼迫日本退回已经通过《马关条约》到手的辽东半岛，就被日本人视为奇耻大辱，埋下日后日俄开战的伏笔。更何况自黑船来航以来，日本自身也一直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损害。直到吞并韩国之后第二年，日本才最终完成了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改正，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尽管日本成长为东方新帝国，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知识精英对欧美殖民压迫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3. 黑龙会的朋友们：1912年的“亚洲”想象
1912年7月，明治天皇驾崩。明治时代的终结，标志着日本来到了“现代”的转折点。就在前一年，日本终于完成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改正，成为名义上与欧美殖民帝国完全平等的国家。国内方面，大正民主亦初露曙光。在此前后，一种原本在野的、抵抗性的意识形态开始走上前台，提出日本应有不同于欧美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亚细亚主义”（或称泛亚主义），它提倡所有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反抗欧美殖民霸权，同时也标榜日本在区域的领导地位。亚细亚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团体是黑龙会。1912年前后，黑龙会的朋友们遍及东亚，深度介入日、中、韩三国的政治走向。
反思日本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是“脱亚入欧”，并把其思想源头归于1885年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不过，认为日本殖民扩张是出于对亚洲的唾弃而与欧洲为伍，这种说法需要商榷。首先，《脱亚论》并没有提过“入欧”。这篇小文被认为是福泽谕吉所写，可福泽一生都没使用过“入欧”一词。其次，直到战后被重新发现、解读，《脱亚论》并未产生过特别的历史影响。再者，文章发表的背景，是朝鲜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的失败。而福泽谕吉本人，则是金玉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就算福泽倡导“脱亚”，他眼中的亚洲也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其中失望与希望交织。在整个明治时期，日本精英群体都在一种复杂纠结的心态中，借定义亚洲来重新定义自己。
明治时代的政治方针，大致是内政上强化集权，外交上（对欧美国家）韬光养晦。但融入殖民现代体系的同时，社会精英对这套体系带来的内外弊病也日益不满。从1870年代开始，呼吁改革的声音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潮流，称为“自由民权运动”。其主旨，是强调引入宪政机制、创制宪法和国会、保证言论和集会自由、减轻地租，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早期自由民权运动，参与者十分多元，既包括一些对政府政策不满的官员大臣，也包括前藩阀武士、农民、记者和知识分子。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采取强硬镇压的态度，致双方矛盾激化，在1880年代出现了像静冈事件、大阪事件那种暴力革命的苗头。到了1890年代，运动逐渐走入低潮，参与者后来分化成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等。
其中也包括亚细亚主义者。他们主张日本应当协助朝鲜和中国的改革，合力抵御欧美的扩张。其代表性理论家，是樽井藤吉。樽井出身商人家庭，早年修习国学，后因组党从事政治活动，遭明治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的1892年，他出版了《大东合邦论》。此书接受种族竞争理论，认为日本、中国、朝鲜是“单一种族”，在和欧洲那样的异种族社会竞争时，必须团结亲和。其基本诉求，就是日本与朝鲜平等合并为一“大东国”，与清国“合纵”抵抗白种人：“今日白人所以呈毒爪锐牙者，欲为宇内之嬴秦也，我黄人甘为六国乎？余复何言哉！不甘为六国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讲也。”《大东合邦论》以汉文写成，目的是要影响朝鲜和中国的士人。它发表后，在东亚地区引起很大反响。
东亚亲和的思想在日本一直有市场，军界、政界、媒体都有人鼓动。比如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以及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都由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上层人士牵头，以设立学校、研究机构的方式，增强东亚三国之间相互学习和了解。这些组织得到外务省等官方机构的资助。到了20世纪初，思想界也出现形而上的亚洲论述，比如美术家冈仓天心在美国发表的《东洋的理想》。其开篇即声称：“亚洲为一（Asia is one）。”冈仓认为“亚洲种族”最大特性，在于对“终极、普世”的热爱，这种精神让亚洲成为世界主要宗教的发源地。而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海洋民族”，则更强调特殊性，强调生命的践行方式而非终极结果。日本就是亚洲所有文明的集大成者。这篇发表于日俄战争前的论著，成为亚细亚主义最著名的美学、哲学源头。
也有一批民间行动者，不满足于调查学习或坐而论道，积极介入东亚国家的内部事务，推动革命和改革。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期，平冈浩太郎、头山满等成立了以旧福冈藩士为骨干的玄洋社，宣扬“敬爱皇室、爱戴本国、固守人民主权”。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玄洋社一批国家主义者出于对列强（特别是俄罗斯）的不满，又以内田良平为核心，成立了黑龙会。
内田良平是平冈浩太郎的外甥、头山满的得意弟子，也是樽井藤吉“合邦”理念的拥趸。以他为主干的黑龙会汇集了一批想法接近、能力超强的活动家，自诩为“东亚先觉志士”。黑龙会名称来自于中俄界河黑龙江，其早期的政治主张就是日俄开战、将俄国逐出东亚。为准备战争，内田良平修习俄语，并只身赴俄远东及西伯利亚探查，回国后在会刊和媒体上详细介绍当地情况。1904年战争爆发，黑龙会在韩国和中国东北发动民间力量，修铁路、探军情，援日反俄，终于实现了其战略构想的第一步。黑龙会同时也收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情报，并联络清、韩异见人士，谋划推翻清政府、策动满蒙独立以及日韩合并。在内田的努力下，黑龙会影响力渗透到军方、政界，开始从在野走向前台，影响日本大陆政策。亚细亚主义从理念变成实践之时，也由国际主义变为极端民族主义。
在中国，1912年是清帝逊位、民国肇始之年。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终于推翻了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帝制，创立了东亚第一个共和国。革命的领导机构，是成立于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前，孙、黄等的活动各自为政，影响力都相当有限，而促成他们联合者，就是内田良平。头山、内田等人一直关注中国内部改革，也救助过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但看到清政府实在无力领导中国对抗西方，他们转而支持当时无钱无枪、又遭外国政府驱赶的革命者。中国同盟会整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海外反清组织，它的成立大会，就是在内田良平位于东京的家中举行的。
此后，日本亚细亚主义者，包括黑龙会以及宫崎滔天、北一辉等人，成了孙、黄革命最重要的赞助人和后援队，帮助他们借款、运送武器。在袁世凯谋取政权后，也是他们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亚细亚主义者对中国的期待不尽一致。黑龙会的战略考虑，是促成“支那”与满、蒙、藏各自独立，加入到日本领导的东亚同盟中。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让他们看到某种希望，冀图以支援革命，换取孙许诺满蒙自治。当然，这个计划最后落空了。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反殖民的新亚洲想象有着很大的号召力，孙中山本人就深受影响。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聘请包括内田良平在内的多位日本人为顾问。虽然孙中山在20年代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民族既有欧美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之本质”，提醒日本勿作“西方霸道之鹰犬”，但他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亦高度肯定“东方道德”的优越性、强调欧亚竞争的种族色彩。这在逻辑上与日本亚细亚主义极为一致。
1912年，韩国已被兼并两年。著名的“亲日派”人物李容九在5月郁郁而终。李容九出身两班阶层，早年加入东学党。读过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后，李深为折服，从此把振兴韩国的希望，寄托在崛起的日本身上。1904年，李容九与宋秉畯联合组织了当时韩国最大的民间团体“一进会”，并在日俄战争中动员数万会员为日军提供帮助。1905年日本设立韩国统监府，内田良平被伊藤博文统监聘为顾问，随即又成为一进会的顾问。对于内田而言，这是实现日韩合邦最好的契机，而李容九则是他重要的盟友。李曾公开表达，平生最大志向，就是实现樽井藤吉的合邦理想，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日本名“大东国男”。
但伊藤博文反对马上吞并韩国。对他来说，一进会不过是巩固日本殖民韩国的“民意招牌”。1909年，伊藤在哈尔滨被安重根刺杀，导致合邦进程加快。在内田良平鼓动下，一进会于1910年发起请愿，要求日韩“政合邦”。日本顺水推舟吞并了韩国—这当然不是樽井当年提倡的平等联合。失去了利用价值的一进会，很快就被解散了—即使是日本，也担心这个标榜“进步”、动员力颇强的亲日团体，有朝一日成为殖民韩国的障碍。李容九深感失望：请愿合邦本是他复兴韩国的希望，却成为定义他一生的污点。他不久即住院、病亡。
值得一提的是，刺杀了伊藤博文、被韩国人奉为民族英雄的安重根，其思想也带有深深的亚洲主义烙印。安重根在狱中撰写《东洋和平论》，其核心理念是倡导东亚国家团结一致抵抗西方。他赞赏日本打败俄国、甚至感激日本对韩国皇太子的教育。刺杀伊藤博文，是因为伊藤博文背叛了亚洲国家应当平等共进的理想。也因此，安重根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多同情者。
黑龙会的朋友们不限于东亚。1912年12月，英属印度迁都新德里。仪仗行进中，一枚自制炸弹扔进了英国总督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坐轿，致其重伤。策划刺杀的，是印度民族主义革命家拉什·贝哈里·鲍斯（Rash Behari Bose）。为了躲避英国追捕，鲍斯逃到日本，经孙中山介绍，结识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内田一边游说日本政府撤销对鲍斯的追捕，一边协助他在日本各处躲藏。最后鲍斯为新宿中村屋的相马爱藏、相马黑光夫妇收留，还娶了他们的女儿为妻。鲍斯长期在日本从事印度独立运动。二战中，他参与建立反英的印度国民军，为日本用来对抗英军。
20世纪早期，黑龙会的势力还拓展至菲律宾、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及摩洛哥等处。以“日本人和黑人同属有色人种”为由，他们甚至从3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资助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这对战后的黑人平权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黑龙会当然不代表亚细亚主义全部的理念和实践，在它之外，日本还有很多受“兴亚”感召投身“帝国洪业”的人，比如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等。在近卫文麿政府提出“大东亚共荣”纲领后，“亚洲”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新修辞。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了黑龙会。这个风云一时的社团，连同其代表的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一起，随着日本战败退出了历史舞台。
站在战后立场，亚细亚主义常常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这些标签归于一类。可是，如果想象我们站在1912年：大正时代开启、中华民国成立、李容九抱恨而亡、鲍斯行刺哈丁……在那年前后，亚细亚主义看上去更像一个矛盾体，挣扎在殖民与反殖民、帝国与反帝、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种族主义与族裔平等之间，并不像战后看上去的那样简单。吊诡之处在于：它虽然批判殖民现代性，自身却植根于其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只能以新压迫来反旧压迫，以新霸权对抗旧霸权。在这个意义上，亚细亚主义的失败不可避免：它的亚洲振兴必须以殖民亚洲为手段。尽管如此，它仍是亚洲人主动塑造“亚洲”身份的一次尝试，它的困境和失败也为今后的“亚洲”想象提供深刻的镜鉴。
4. 脱亚自救：转折1919
从1月开始，1919年就不平静。12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抵达法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的核心人物是先期到达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历时十天的跨大西洋航程中，顾精心准备了七项谈判计划，包括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撤出外国军队等等。但其中最重要也是国人最为关心的，是中日二十一条和归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代表团也已到了巴黎。团长是前首相西园寺公望，实际负责人则是全权代表牧野伸显男爵。和顾维钧不同，牧野并不太担心山东问题：在此之前，日本已同英法等私下交易，他们将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牧野的重要使命，是要促请国际联盟通过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撤废提案》。提案背景，是日本不满于欧美殖民国家歧视有色人种，也反对美国、加拿大等国限制日本移民。
数日后，朝鲜京城（首尔）传出一个不安的消息：已退位的高宗皇帝于22日暴亡。日本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声称死因是脑溢血。但很快有传言说，这位曾向海牙和会派出密使、被逼退位的皇帝，是遭日人投毒致死。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开始联络，打算借葬礼期间举事，再度表达独立诉求。
几件事彼此相关，逐渐发酵，令1919成为东亚转折之年。东亚几个社会都希望借大战重创欧洲、世界秩序重组之际，重新划定与“国际”的关系，但在不同程度上都遭遇失败。之后，东亚内化了这一挫折，将它转换成革旧辟新、自我救助的动力。
19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扩张至全球，一战是此体系下国际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德奥与英法两败俱伤。美国趁机介入，打破了欧洲强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战胜国们制定了凡尔赛和约体系，以国际联盟为协调机构，暂时缓解了冲突。英法美等协约国瓜分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中东领土，迫使德国割让部分领土，并托管其海外殖民地（包括山东）。
美国第一次站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认为，动荡的根源在于传统欧洲奉行的强调权势平衡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作为新国际体系的基本理念。这十四点理想主义原则本针对欧洲，但因包含“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及“（奥匈及奥斯曼帝国内）民族自决”的精神，让处于殖民或半殖民统治下的民众倍受鼓舞。
但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面前遭遇尴尬。和会本来就只邀请了协约国一方参加，美英法三国又是实际的主导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一心想要削弱德国、攫取战争红利。他们把亚洲盟国的诉求当作利益交换、妥协折冲的筹码。
1月27、28日两天，日本和中国分别在“十人会”上阐述对山东问题的立场。牧野伸显发言简短，强调山东问题应在中日条约基础上解决。顾维钧即席演讲三十分钟，据理力争。他的精彩论辩获得欧美国家的一致赞扬，令他对山东问题前景一度乐观。
2月13日，牧野伸显在国联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对国联盟约的修正案，主张加入各成员国对不同种族、国籍的人不得差别对待的条款。此举激起巨大反响。英联邦内的澳大利亚跳起来反对。澳国内奉行白人至上，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声称“九成五的澳大利亚人反对平等”。种族平等虽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相符，但讽刺的是，美国本身就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威尔逊担心此条款在国会遭到南方州民主党议员的抵制，使美国无法加入国联，遂以该提案干涉内政为由反对。
4月11日，国联委员会表决日本提案，17位代表中的11位（包括法国、意大利、巴西、中国等国）投票赞成，英美等阻挠。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以事关重大必须一致通过为由，强行否决了提案。于是，日本转而在山东问题上施压威尔逊，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11天后，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约见陆徵祥和顾维钧，通知他们：最高会议大体同意日本的要求。
1919年，巴黎牵动着整个东亚世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密切关注和会，受威尔逊主义的感召，他们重燃对“国际社会”的希望。3月1日，33名宗教界人士（基督教16名、天道教15名、佛教2名）聚集在京城塔洞公园，宣读了由作家崔南善撰写的《独立宣言书》。宣言以民族自决、国家平等为旗，向世界宣告朝鲜为独立国家，朝鲜人为自由民族，强烈抨击日本的殖民政策。三一运动席卷韩国，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朝鲜移民也纷纷响应。就在牧野伸显在巴黎大谈种族平等之时，日本殖民政府却强力镇压韩国民众的和平抗议，至少7500人被杀，数万人受伤和被捕。
三一运动的消息在中国广为报道，加深了民众对朝鲜的同情和对日本的反感。两个月后，当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方案传来，北京的学生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全国民意沸腾。1919年由此成为教科书中“现代史”的起始之年。
对日本而言，1919年是它跻身世界五强、同时与英美冲突开始加剧的年份。它提出“种族平等”的提案，为的是在殖民体系中争取道德优势。种族差序是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法的一个理论基础，不论日本当时的实际动机为何，这都算是釜底抽薪。某种程度上，日本开了“人权外交”的先河。但那时欧洲殖民帝国最反对提人权，即使是理想主义笼罩下的威尔逊的美国，也不敢接招。日本精英对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再次大失所望。此后，因为战略利益的变化，日本和英美渐行渐远。最终，日本以保护黄种人为道义借口，发动了“大东亚圣战”。
面对日本的压迫，中韩寻求国际支持的努力，也同样遭遇挫败。新一代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认定持续失败的根源不在器物或制度，而在朽坏落后的文化。必须从根本入手，抛弃传统，才能自救。面对外在危机，将批判矛头内转，这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那批学人那里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1919年前后，激进思想者眼中的大敌，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整个东亚传统，甚至包括承载此传统的语言文字。“启蒙”、言文一致、揭批“国民性”成了共同的文化、政治选择。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新生代知识精英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全盘否定传统，甚至提出为废孔学须废汉文、汉字罗马化的主张。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明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大声宣告礼教“吃人”。
将挫折内化，也体现在把个体际遇置换为国家民族的整体际遇。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由性苦闷而生发“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呼喊。鲁迅留学日本时经历的“幻灯片事件”也是如此。看到国人围观处决充当俄国间谍的东北土匪，他的理解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焦虑，正来自于对被欺凌的民族身份（“支那人”）的新发现。
自强的民族身份需要自强的民众，为此必须推翻旧道统，改造“国民性”。鲁迅等对此问题的思考，源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所写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但“性格说”说到底，无非是指中国人如何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如果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展现的是他者对“东方”的种族主义奇观化，那么《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刻画，则是自我奇观化。所谓“国民性”与其说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不如说是被殖民现代性发明出来的想象。
韩国方面，启蒙知识分子倡导用谚文（15世纪创制的表音文字）取代汉文写作。史学家申采浩等痛批“事大主义”史观遮蔽了韩民族的主体性，力图把韩国历史从儒家叙述传统中分离出来。韩国史不再是“中华”史的一个区域分支，而是以扶余—高丽人种为中心的族裔斗争史。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抵抗日本，在历史文化构建中则以“中国”为抽象的敌人。申采浩同时寄希望于塑造新国民，要他们学习白种人，发挥政治能力。1917年，韩国现代文学之父李光洙发表了长篇小说《无情》，借对家庭与爱情的反思，抨击儒家传统价值观对国人的束缚，直指民族文化中的劣性。
三一运动后，日本改变在韩统治策略，允许有限言论自由，培植文化亲日派。韩国独立运动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坚持抵抗，或者在上海成立流亡政府，或者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而另一部分人则逐渐由反日民族主义变为现实主义，走上同日本合作的道路。崔南善和李光洙就属于后者。
在1919一代激进知识人看来，殖民主义当然是大问题，但伴随殖民主义而来的“现代”却无疑是历史的必然方向。如何使自己“现代”，有时是在摆脱殖民压迫之上更重大、更本质的问题。加速“现代”，就要比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更为坚定彻底地批判东方，不能有一点温情脉脉。在这一点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达到一致。
那一代中韩新知识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很多来源于福泽谕吉对国民国家改造和现代性的阐述。福泽的所谓“脱亚”，本质是对（相对于西欧文明的）儒学礼制的扬弃。如果“脱亚”曾经成为某种时代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真正成型，且最为激进的实践者还不在日本，而在急求自救的中韩。
5. 建设与失序：步入“现代时间”的东亚
“现代”不是某个时间段，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和脉络。在东亚，进入“现代”的过程复杂曲折，且与殖民主义相伴始终。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生活图景：工业化、城市化、金融资本崛起、公共舆论日兴……才变得日益明显。这种强势到来的殖民现代也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结构，令国家政治整体失序。
假想一下，你站在1925年的首尔。彼时这座朝鲜都城叫“京城”，是日本殖民者起的新名字。这一年，新建的京城火车站刚刚落成：红色砖墙，配以灰白色条饰，绿色拱顶，气派非凡。在这个既古老又新兴的城市里，它是最“现代”的一道风景。朝鲜时代的宫殿，有的被拆除，有的被迁移。城市的新地标，是前所未有的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包括总督府、银行、百货大楼、饭店、医院、公园等等。白天，宽敞的马路上跑着有轨电车，到了晚上，东亚最早的路灯系统点亮了街市。一年前，京城帝国大学成立，成为日本帝国大学系统中的新成员。它是朝鲜半岛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后来首尔大学的前身之一。京城居住人口不断增加。这里不但是殖民地的交通、文化和资本中心，更是工业中心。除了日本财阀开设的企业，几年前民族实业家金性洙也在这里创办了“京城纺织”。借助殖民者的资本、技术和新涌入的城市劳动者，京纺逐渐崛起，成为日后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源之一。
鲜铁京城站
19到20世纪，殖民主义背景下的这一轮资本扩张，靠着新的运输系统—特别是铁路—打通沿海与内陆。京城火车站作为朝鲜半岛的交通枢纽，连接着南到釜山、北至新义州的铁路网络。它落成这年，朝鲜铁路刚刚转为由总督府直营。此前，总督府委托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经营鲜铁。由满铁掌握东北和朝鲜的铁路系统，极为方便地打通了资本、资源、商品和人员在殖民地间的流动，强化着帝国对新拓疆土的控制。
从京城乘火车北上，可以抵达京义铁路的终点新义州。从那里跨过鸭绿江铁路桥到对岸的安东（今丹东），就进入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满铁最早由俄国人修筑，目的是把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港同纵贯东北的中东铁路相连，再由中东铁路接入跨西伯利亚铁路，沟通俄罗斯帝国的腹地与边疆。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满铁经营权，并在铁路周围开辟附属地，掠夺矿产，蚕食主权。满铁总部设在大连，而最大的车站，则是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日本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德富苏峰在1917年就曾乘火车，用不到两天的时间，由京城而至奉天。他眼中的鸭绿江铁路桥“像一条巨龙一样把大陆和半岛连接起来”。如果你在1925年，也像他一样，由京城站一路北上，跨鸭绿江接南满铁路，至奉天站下车，那么在出站的一刹那，你可能会觉得恍忽：怎么奉天火车站也是红砖绿顶，从结构到样式像极了你动身出发的京城站？这不奇怪：满铁奉天站的设计师是太田毅和吉田宗太郎，鲜铁京城站的设计师是冢本靖，他们共同的老师是日本第一代留洋的建筑师辰野金吾。奉天站和京城站都是仿照老师设计的东京火车站而建。随着日本军事和资本拓殖东亚，辰野风格建筑也遍及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有着极鲜明的时代和政治烙印。
满铁奉天站
在奉天，满铁株式会社在火车站附近划出附属地，成为独立王国。铁路以东是市街区—和在京城一样，你可以看到新规划的齐整的马路，电车、欧风建筑、饭店、公园、百货大楼和银行。铁路以西是工业区—日资开设工厂，多年以后这里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铁西区。附属地由满铁及日本军警管理，中国政府无权插手。
其实在1925年，谁是“中国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山海关内，军阀厮杀混战；孙中山当年3月逝世后，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于7月宣布成立，其时尚无力北伐统一。东北相对动荡较小—从袁世凯时期开始，张作霖就持续控制着东北，政治经济秩序稳定。但张作霖也很警惕日本对东北的觊觎，他一面和日本保持一定合作，一面着力发展殖产，积累实力，希图摆脱日本的束缚。
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自主兴建铁路，以抗衡满铁。也是在1925年，张作霖开始修建从奉天到海龙再到吉林的铁路。沈海、吉海铁路连接起清末建成的京奉铁路，不但平行于途经长春的满铁，且直通关内，客运价格也较低廉。两年以后，他开始在沈阳另建一座属于京奉路系统的火车站，称为奉天总站，也就是沈阳人说的老北站，其规模和容量大大超过满铁奉天站。与此同时，他在靠近车站的位置开辟商埠区，吸纳欧美资本的注入。商埠区南北两市场紧围满铁附属地，同样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柏油路、下水道、电灯、洋楼、公园、市集涌现，城市风貌一新。
于是沈阳的城市现代化，就在张氏帅府和满铁的复杂互动中开端。它的背景，是由铁路串联起的两种资本形态的争夺：殖民帝国资本和军阀—民族资本。日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挑衅，关东军在1928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坐火车回奉天的张作霖。安放炸药的地点在三洞桥，正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但日本没有料到，此事促使少帅张学良改旗易帜，加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推动了中国名义上的政治统一。
京城和奉天，以及在殖民现代性中崛起的其他大型都市：上海、台北、天津、南京等等，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亚被纳入了殖民帝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看看高楼、工厂、霓虹灯、有轨电车、现代通讯、大众传媒、电影院和商场，我们或许觉得，发展与建设是当时的时代潮流，东亚已经越来越“现代”。不错，如果仅以经济数据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东亚高速发展的时期。大正到昭和时期，日本本土的GDP年增长率超过3%。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GDP年增长率在4%以上，超过日本，更远超欧洲的1%。中国也是一样，年增长约3.9%。所以有人用“黄金十年”来形容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到1937年的建设成就。东亚经济的急进，都市的脉动与欧美都会渐趋一致。随着资本和资讯的联合，东亚进入了全球性的“现代时间”序列。
但是，表面繁荣掩盖了背后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东亚进入“现代”有其契机，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经济社会的破坏。资本永远寻求新的增长点，未受战火摧残的东亚世界成为新的应许之地。但资本又要冲破国家对它的控制，因此它的扩张必须辅之以殖民的深化。殖民势力深度介入，使本就孱弱的国家政治能力更为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