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以总督府、东洋拓殖会社为代表的日本殖民机构，以土地调查为名，大规模兼并农田，以挤压传统农业经济的方式刺激城市工商业。大量失地的朝鲜农民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或者背井离乡，远赴中国东北、苏俄和日本寻求机会。根据最新统计，到1944年，大约有13%到20%的朝鲜人口移出半岛、谋生海外。这批人的政治选择，极大影响了战后半岛的政治状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韩国总统李承晚、朴正熙、李明博，都是1945年后由国外回到朝鲜半岛的。
在中国，外国资本扶植在东北、江浙、华南、华北的地方势力，相互勾结竞争，寻求政治上的代理。现代金融业在上海、天津兴起，外资银行开始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与军阀混战、国家政治能力衰微正相一致。各个地方的农村经济都遭到工商业、金融业的侵入，传统乡村政治、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垮塌。但分裂的国家又没有能力深入到农村基层建设新的秩序，只能任由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左右其间，造成许多地区农村矛盾激化，这成为中国革命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而在地方政权建设相对自主有序的地方，比如东北，殖民资本采取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压制手段，防止本地国家能力过强。关东军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就是这种压制的表现。同理，民族资本和工人阶级如不选择合作，也被殖民资本抑制，以杜绝威胁。
即使是新兴殖民帝国日本，国家能力也被削弱。大正时代，主导了明治政治的藩阀领袖逐步退场，代之而起的是政党政治。后世学者称这个时代为“大正民主”。可所谓“民主”的表象下，是毫无制约的金融资本挤压农村和城市贫民，是大财阀左右国家权力、扶植利益代表，是政府能力的空洞化。由于政党竞争架构，政治家行为能力有限，甚至由于暗杀事件频繁，连自身安全都难保。而军界人士，特别是强硬派军人得以一步步摆脱国家控制，恶性膨胀。1932年石原莞尔等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强行绑架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20世纪20和30年代，是一个建设与动荡、发展与颓败、秩序与失序并存的时代。不独东亚，全世界几乎都挣扎在这种矛盾和混乱之中：这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称之为“二十年危机”的时代。欧洲现代性危机在一战第一次总爆发，它的政治和文化震荡经由1917年苏维埃革命和1919年巴黎和会波及东亚，催生出韩国和中国知识精英们彻底告别儒家礼教、革新自救的巨大动力。在这之后，“破旧”的意识深入人心，但“破”之后“立”什么，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本来，拥抱“现代”是个必然的选择，可东亚进入“现代时间”之时，恰恰也是这个现代性暴露巨大危机之时。20到30年代，经济萧条和金融灾难接踵而至，国际机制缺乏约束能力，欧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批判思潮层出不穷，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叛浪潮（被冠以“现代派”之名）前赴后继。本以为“现代文明”是解药，可“现代”和“文明”本身失序了；本以为是民族的危机，原来是全球性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东亚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提出了各种替代性的思路、方法和论述。他们面对的困境相似，但对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则大异其趣。从左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到右翼的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从倡导个体解放，到重建乡村社会，思想光谱异常复杂多元。东亚成为各种社会理论的试验场。众多思想都在诉诸实践，很多直接失败了，也有的在艰难摸索。在中国，以国共两党竞争为主线的历史叙事，虽然简化了当时情境的复杂性，但两种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确可以说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对“现代”的探索。
在统一的时间序列中，东亚和欧洲面对的冲突和危机几乎合拍：一战后试图规范、约束战争行为的国际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经济衰退，宣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政治势力在遭受重创的意大利和中部欧洲获得中下层民众的支持。1933年，希特勒经选举上台，随即建立独裁统治，德国由一个弱势的民主共和国一变而为强势的“第三帝国”。宣扬反共、国家至上、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迅速传播到东亚，在日本和中国的青年军官中颇有拥趸。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官发动兵变，要清除元老、财阀、官僚、政党这些“破坏国体之元凶”。兵变虽被镇压，但导致日后日本政治更受军方把持，无可逆转地倒向军国主义。
十 从二战到冷战
1. 用什么“超克近代”？
“超克”是日语词，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殖民现代（所谓“近代”）的不满，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超克近代”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束缚、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大东亚战争”爆发。此时距离马修·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扣开”日本国门，将近九十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环节，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但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它是同“满洲事变”（侵占东北）、“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也是日本对“近代”一次隆重的宣战。
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撕扯。对它的分析理解，有不同的角度：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军事等。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是思想。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
1942年7月，日美宣战半年多后，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文学界》杂志召集下，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就叫“近代的超克”。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目的是探究“大东亚战争”的意义。站在今天，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当时，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在他们看来，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与会的京都大学哲学家高山岩男的话说，这代表了“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而“满洲事变、退出国联、支那事变，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日本的意志，“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换句话说，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也无可避免地遭遇到深重的社会危机。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兴起。亚细亚主义的诉求，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这套逻辑又和“兴亚”论结合，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和政策，发动了“大东亚战争”，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兴亚”，正是“脱亚”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或者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在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就表达过这种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长起来，我们才能成长。这种成长的方式，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以反殖为幌子的殖民侵略，反帝为借口的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被暂时调和。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话来形容：“支那事变”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曾经像是黑夜里沉重的、难以理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像一道明亮的光，快捷地消除了他们心中的这种晦暗。
在对美宣战的一刹那，日本知识精英们被那种悲壮的抵抗意识所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之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拥抱，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深深怀疑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性质，他因此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正是在现在，一切都得到了证明……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对他和他的同仁们而言，“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于是一切行为似乎有了积极的意义。
这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应该说，正是因为日本当时站在了殖民现代性的巅峰，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和经济成就，才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是对的，但药方则错得离谱。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来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来划定的。而这个划界的方法，正是构成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把自身的现代困惑，归结为两个代表性空间（东方/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不错，“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竹内好语），但殖民现代性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某个特定文明，欧洲和亚洲也从来不是隔绝的。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根本抹杀了正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才是亚洲诸国最残酷的殖民者的事实。
战时的日本思想者，“守望着那一道彩虹一样的彼岸光芒”（竹内好语）。可那个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为此塑造了一个名为“西方/近代”的敌人，以彰显自身的主体独立。但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的。如果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的话，那日本/亚洲就恰恰没法脱离这个“西方/近代”而存在。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就像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日本最终战败，它既没有在思想上，也没有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Harry Harootunian）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但如此，它还使“大东亚”一词成为负面资产，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帝国幻梦的符号。
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但也造就了一个契机，刺激了在重重困难中的全民政治动员。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的方向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快现代国族的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在西南的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的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存在，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民族构建的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意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后一种意见，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实现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又与日本试图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有着超越狭隘民族/种族主义的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一历史经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
2. 从长崎到密苏里号：日本的战败
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美军在日本九州的长崎，投下原子弹。长崎瞬间化为火海。
让我们关注一个细节：长崎的原子弹（绰号“胖子”），投在浦上地区，原爆点在浦上天主教堂五百米的上空。浦上天主堂始建于19世纪后期，由当地教徒筹资购地。此前，法国教士Bernard Petitjean在这里发现，日本原来还存在大量的隐匿基督徒。浦上居民的祖辈就是在1638年岛原之乱后躲避迫害来此。他们买下的这块地，原属村长。在两个多世纪里，隐匿基督徒不断被带到这个地点，被逼迫以“踏绘”宣示弃教。对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是在1867年。日本政府六年后终于解除了禁教令，被流放各处的幸存的基督徒回到浦上。他们为了纪念两百多年的苦难，选择在此建一座宗教家园。到1925年完工时，浦上天主堂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原爆时，教众正在此作弥撒，庆祝圣母升天节。
长崎不但是19世纪前日本对欧开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天主教在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圣城”，集中了本国大部分信教人口。它代表了日本在早期全球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贡献，目睹了日本天主教世纪的兴衰，也孕育出最早向西欧学习的“兰学”。在1945年8月9日11时02分那一瞬间，不只浦上天主堂的教众，全日本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被消灭，超过了此前三个多世纪殉教信徒的总和。加上三天之前的广岛原子弹，日本两大城市里有超过二十万平民被戮。
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8日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首次“玉音放送”，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9月2日，盟军受降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外的美国海军密苏里战舰上举行。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以及盟军代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让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细节：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在盟军代表团身后的舷仓上，用镜框挂着一面美国国旗。请仔细看：那面国旗是反挂的，而且星条数量较少。这是麦克阿瑟的有意安排。这面国旗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炮舰入侵、迫日本“开国”时使用过的。因为旗的正面褪色严重，所以反挂。麦克阿瑟用这个姿态提醒着前来签字的日本代表：请记住我们曾经来过，是我们把贵国国门打开的。现在，我们又来了。
受降仪式中密苏里号上反挂着的美国国旗（佩里国旗） 1945年9月2日，美国海军上将John F. Shafroth走过密苏里号上的佩里国旗
于是，这场战争被这个符号定义了—日本必须再度接受“开国”，则或可在美国带领下，重新进入“现代文明”。这代表了美国占领者对于日本为何发动战争、为何战败、战争性质为何、今后走向何方的最直截了当的解释。
自那时起，日本进入了七年的美军占领时期。“拥抱战败”的日本，接受了占领者全方位的改造。天皇重新成为虚君，其象征性地位在战后新宪法中确定下来；战时的政党、团体被解散；财阀解体；国家武装被解除。但这段改造尚未完成，就因中国内战结束以及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断。冷战格局笼罩东亚，美国对日政策，由抑制改为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冷战前哨。战前的财阀势力和政治势力被重新启用，再武装化的步伐也同时开始。1952年，在美国主持下，日本与部分同盟国签订《旧金山和约》，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实则更紧密地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天下体系中的一个“朝贡国”。
日本战败了，但七十多年来，日本的战败是以美国的战胜来定义、解释的。这场战争对于亚洲意味着什么，对于被日本殖民的中国、朝鲜、东南亚意味着什么，可说是晦暗不明。在日本如此，在美国如此，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是如此。以至于到了2013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芮纳·米德（Rana Mitter）要写一本名叫《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的书，提醒英语世界的读者：中国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一个主要的角色。
以1853年佩里带来的美国国旗作为宣示，麦克阿瑟（以及战后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日本的错误仅仅在于它拒斥了“现代”，而美国要做的，是把它重新拉回“文明”。以哈佛大学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以“锁国”到“开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为理解日本历史的主轴（这点与他的同事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是一样的），其影响至深。就连战后大多数日本知识人，也是按照这个路径来反省的。
可是怎么解释日本由文明的好学生，变成文明的敌人了呢？难道不恰恰是随着佩里来航，日本逐步接受了整套殖民现代的“文明教化”，并且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吗？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上，美国一直是日本扩张的支持者，直到日本羽翼丰满，拒绝了美国在亚洲的门户开放，二者才由你侬我侬变为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太平洋战场的残酷。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发现，二战动员中，美国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区别“好德国人”和“纳粹”的同时，美国兵常说“好的小日本就是死的小日本”。他在《毫无怜悯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一书中认为，这来自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对东方人种的刻板偏见。宣战后，美国将国内十一万日裔美国人遣送集中营。战争宣传中铺天盖地的种族话语、对日本人不加区分的妖魔化，体现了当时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冲突的认知。
“文明教化”的逻辑，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投下原子弹，为什么要第二颗，为什么是长崎？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官方说法—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五十万到一百万的美军伤亡—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历史学家以详尽的材料证明，刚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并没有在这项决策中发挥多大作用，他很晚才得悉原子弹研制计划。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仰赖的政治盟友、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日本在1945年夏已穷途末路，使用原子弹绝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方式：苏联已承诺8月15日出兵，而美国从截获的情报中清楚地知道，一旦苏联宣战，日本就会投降。伯恩斯不顾执行研究计划的科学家的反对，执意把刚刚实验成功的核弹投入使用。这位信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政客的考量，是要赶在战争结束前，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在心理上击垮日本的同时，在战略上震慑苏联。也因此，从一开始，原子弹要打击的就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开阔平敞、易于观测、未被轰炸过的城市。核攻击的命令，甚至在对日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发表前一天就已经下达了。
未经任何警告，美军在广岛投下一颗铀弹。意识到战争可能结束，苏联提早发动对关东军的进攻，介入了太平洋战场。美国又赶在日本政府做出反应之前，比原计划提前两天投下钚弹。因为首选城市小仓天气不佳，轰炸编队遂转至次选城市长崎。在编列目标时，军方提出的最适合的城市，其实是京都。但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曾与妻子在那里度蜜月，对这座古都格外喜爱，把它排除了。可长崎呢？长崎是最早向欧洲开放，也是接受西欧文化最久的城市，有什么比长崎更能代表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敞开呢？对这个莫大的反讽，张承志这样概括：“……长崎的本质，是它与西欧的关系。这个港口，满缀着日本与西欧的轶事，分娩过一部日本的开明史。最后，就在这块生长着日本人‘脱亚入欧’理想的土地上，西欧物质文明生产的原子弹瞄准了它，把它炸作了一个地狱。”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苏里号上的国旗掩盖了。它成了一场普通的国家间对抗，只不过更为残酷罢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轰炸—东京轰炸，被理解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屠杀邻国百姓的正当报复，而不是和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反人类罪行。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被常规化了。从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对平民的虐杀，那么自己在他国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惩罚。日本不过是战败了，而且是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道义和伦理上，日本没有比美国更多的责任。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法担负起彻底清算战争罪责的任务。不要忘了，国际法本身就是殖民产物，四十年前它否定了韩国的主权，把欧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没有阻止日本践踏亚洲。东京审判的十一名法官只有三人来自亚洲，其中又只有中国和菲律宾的法官来自受害国，剩下一位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出于批判英国殖民印度的立场，对打着反殖旗号的日本采取了无限同情的态度。由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清算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责，其虚弱、无力和不彻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虚弱性，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
这的确是历史认知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真要彻底追问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强征“慰安妇”、重庆轰炸、三光政策、巴丹死亡行军……我们就不能不同时追问广岛和长崎、东京轰炸，以及战后对像岸信介、石井四郎这样的众多日本战犯的包庇。否则，对战争性质的探究，势必会被不疼不痒的法律、技术讨论所遮蔽。而以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这不正是右翼最擅长的么？
对纳粹的否定，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德国人不断的伦理、历史、文化、哲学拷问中完成的。对于日本的罪责，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像反省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从现代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发动战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们忽略了日本走向战争最深层的思维悖论：日本没有抛弃现代，而恰是以一种挣扎的姿态，试图“超克”现代。无法从这一点批判，就无法阻止右翼把战争浪漫化的冲动。
1993年，美国一批进步历史学家，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举办展览，反思原子弹对日本平民及人类的伤害，但遭到军方和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不得不撤下所有说明文字。今天，停泊在珍珠港纪念馆外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佩里国旗的复制品仍挂在那里，它和那个拒绝彻底反省、仍不时为殖民主义招魂的日本，存在着必然和深刻的联系。
3. 内战，冷战，热战
经由二战，美国全面介入了东亚事务。战后东亚，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所谓“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美国治下和平”这个词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含义。如果说，西半球大体上是在美苏争霸格局下维持着“冷”战和平，那么同一时期的东亚世界既没有和平，其战争也绝非“冷”的。相反，冷战东亚是由一系列残酷的“热”战型塑的。这其中最具决定性、影响至今的几场战争，是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这三场看似在不同时空下发生的冲突，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和一以贯之的脉络。只不过不同立场的人对脉络的理解大相径庭。美国的主流论述，是把二战后到苏联解体的历史演进，看作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对抗。东亚的战争，就是这种两极对抗的局部表现，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它们不过是美苏阵营在东亚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但从东亚视角出发，这三场战争是20世纪全球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组成部分，是东亚各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就不再是苏联阵营的一分子，反而视苏联为霸权国家，完全超出了简单的两极框架。不同历史认知混杂于地缘角逐的表象下，就出现了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说的“视差”：冷战时代，美国当政者从来没有理解东亚热战的真正意义。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内战，把国民党逐出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料到，在二战结束仅仅四年后，曾经获得世界所有大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会败给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革命武装。中国在二战中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美国正是以此为前提，来安排战后东亚秩序的。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而言是极大的挫败。1949年后“谁丢失中国”（Who Lost China）的指责声浪高涨，成为很长时间内讨论中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在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中，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跳出来，大肆宣扬美国政府系统已经被共产党渗透，并利用众议院非美委员会等机构，在政府、学界、媒体以及文艺界大搞“忠诚”调查。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场猎巫行动，一场打着爱国旗号，对左翼人士、社会主义同情者、甚至同性恋人士的公开迫害。在寻找“谁丢失中国”责任人时，许多中国研究者成了替罪羊。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战时曾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麦卡锡宣称这位著名的中国边疆学家、蒙古学家是“苏联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对他进行了长达十七个月的调查，试图证明他在中国为苏联利益服务。尽管这些莫须有罪名几年后都被推翻，但造成美国东亚学界普遍的紧张和恐慌。20世纪60年代，拉铁摩尔离开他工作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远赴英国。
调查中给拉铁摩尔最大打击的，是好友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背叛。魏特夫是德国前共产党员，他在遭纳粹迫害后流亡美国，成了积极的反共人士。根据费正清的猜测，揭发检举拉铁摩尔，是魏特夫不想再次忤逆当权者的意图。讽刺的是，魏特夫最著名的观点，却是将整个东方的历史概括为“专制”。冷战时代，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在美国和日本影响巨大。该学说把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曲解并极端化，认为农业帝国出于大面积水利灌溉的需要，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造成“东方”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无可避免的专制性和停滞性。这个打着“社会科学”旗号，把种族主义与冷战意识形态巧妙结合的理论，就像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言，是“只能与冷战时期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
“谁丢失中国”与将日本“拉回文明”的思维是一致的，其前提即中国和日本都应该是（殖民现代）“文明”的一分子，只不过lost（“丢失”或者“迷失”）了。可是，正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只有你曾经拥有过这个东西，才可能谈什么丢失”。“丢失论”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延续了18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界对东方的偏见。美国把太平洋战争仅看作是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主义，却并未认识到，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百年来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个阶段。
也因此，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自然视之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进攻。朝鲜战争在美国常称为“被遗忘的战争”。遗忘，并不是真的忘记了，而毋宁说，对于那场至今都没有结束的惨烈冲突，美国从来没有理解它的起因，所以更不清楚要如何表述。既然从未了解，又何谈记忆？
1945年8月8日，广岛原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击溃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锋直指朝鲜半岛。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在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当天，美军迅速拟定了受降方案并提交苏联批准。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来不及进军朝鲜的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定苏美在半岛的受降区。
负责划分工作的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后来回忆说，他和查尔斯·邦尼斯蒂尔（Charles Bonesteel）在14日深夜接到任务，当时手上只有《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张地图。找不出半岛上有什么天然界限，他们便随手把汉城以北的38度线拿出来作为分割方案。16日，在接到美军提交的受降方案后仅一天，苏联就批准了提议。一般认为，苏联之所以在攻势正猛的情况下同意勒马三八线，是想换取美国同意由苏联接管北海道。但共占日本的提议当时并未行诸文字，后被美国拒绝。
就这样，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基本保全了传统领土的完整；作为受害国的朝鲜，却被莫名其妙地分割了。9月，美军登陆半岛，开始了在南方的统治。从一开始，占领军就没有把“朝鲜人希望什么”放在考虑范围内。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是在东亚制衡苏联。因此和苏联在北方的做法相反，美军政府拒绝承认朝鲜人自发组织的、主张自决的人民委员会，甚至为了镇压（在美国看来）有左翼倾向的人民委员会，大量任用曾为日本殖民机构效力的朝鲜人，并扶植长期在美居住、反共独裁的李承晚。此举在南方造成持续内乱。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在战后的法国任用纳粹扶植的维希政府官员来遏制抵抗组织，或者在中国任用原汪精卫政府的军警镇压抗日一方，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朝鲜战争中的姐弟 摄于1951年6
就这样，三八线这条临时划定的受降分界线，在战后四五年里，成了聚合朝鲜两种敌对力量的政治分水岭。北方由曾在满洲从事武装抗日的民族主义者领导，南方则充斥了曾参与绞杀他们的前日帝鹰犬。两边都认定只能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在朝鲜半岛，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没有随着日本投降而结束，反而随着分治而内化、激化。这种对立必然走向内战，至于是谁开第一枪，根本不是评判是非的关键。
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发动攻势，迅速攻克南方大部分地区。美国宣称北方“侵略”，率联合国军介入朝鲜内战，将战线推到鸭绿江畔。在此后三年中，美军在朝鲜投下比二战中更多的炸弹，对平民使用了比二战杀伤力更大的常规性武器。也是在朝鲜，美军与中国军队正面交战，却陷入胶着。1953年，交战双方宣布停火（韩国并未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三八线这条日本受降线，逐渐演变成将朝韩正式分裂的国境线，以及朝鲜一方与美韩一方的军事对峙线。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但它刺激美国军费猛增，促使国内军工复合体系成型，成为日后影响美国政治的最大利益集团。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朝鲜人在核阴影下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今天朝鲜的核试验，但正如卡明斯所说，这个国家的行为并非毫无理性、不可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朝鲜半岛那样，被一层叠一层早该解决却并未解决的历史问题纠结缠绕，同时展示着殖民、冷战、后冷战三个时代遗留的困境。直到今天，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仍然被“遗忘”，甚至不仅仅是被美国人遗忘。
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担忧东亚“赤化”的神经。美国从此改变对日政策，将日本由敌人改造成东亚冷战的排头兵。华盛顿与东京签署安保条约，建立了维持至今的区域安全机制；同时扶植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势力，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也正是为防范共产主义南下，美国的越南政策发生变化：尽管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曾表示不支持法国继续殖民印度支那，但从杜鲁门到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美国积极干涉越南的反殖抗争，最终给越南（以及自己）带来深重的创痛。
1945年，在二战中曾受美国支持的越南独立同盟发动八月革命，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撰写的《独立宣言》，开篇即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宣告越南人民和所有人一样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法、美却似乎不认为越南人有权实践法、美创制的公理，他们扶植日占时期的傀儡保大皇帝，先后军事干涉越南的独立运动。法国战败后，美国又复制在朝鲜的做法，在南越支持腐败独裁的天主教极端主义者吴庭艳，激化了南北矛盾。在苏联和中国的全力支援下，越盟在北方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越盟支持的南方游击队也在农村展开人民战争，不断打击美军和南越军。
南越政府屡遭政变、虚弱不堪，于是美国亲自上阵，逐步升级越战，将自己拖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沼。美军在南越开展“反叛乱作战”，几乎是在借鉴日寇对付华北游击队的战术，为切断游击队与地方的联系，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为了破坏作为南北运输线的“胡志明小道”，美军将战火燃烧到毗邻的柬埔寨和老挝，并使用化学武器，在丛林和农田中撒下后患无穷的橙剂，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的帝国扩张，最终让美国在国内外的道义形象破产。60年代后期，反战运动全球涌动，在美国国内更与民权运动相呼应，促使越战一代年轻人重新检视美国20世纪以来的对外政策，强烈抨击本国政府对亚洲人民的漠视。借由民权和反越战运动，美国战后进步主义力量取得长足发展。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越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军事和政治双重失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最终选择了对华接触。
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由同盟走向分裂，以及中美走向和解，大致勾勒出东亚介入冷战的方式。中国内战促发美国将遏制战略引入东亚，中美在朝鲜直接交战，在越南间接对抗。中美与中苏的博弈，而非美苏间博弈，恐怕才是东亚冷战的主线。中国与美苏的博弈并不纯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纯是国家利益的争夺，而是19世纪以来的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抗争的深化。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设的艰难和曲折、日韩经济的借势起飞，也只有放置在长期热战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
4. 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
2017年夏天，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对峙，引发了全球关注。虽然洞朗并非争议领土，但两个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不由让人联想到1962年冬天的那场中印边境战争。那是冷战时代，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大国之间第一次军事冲突，而冲突的直接原因—主权与领土争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至今未能解决。
关于1962年的中印战争，已有诸多讨论和研究。这场战争的意义，不能仅仅放在双边领土冲突的框架下认识，而必须置于更宽广的视域中，看到殖民主义、冷战，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它体现的是摆脱殖民后的亚洲国家，在新的历史困境中的身份焦虑。“亚洲”概念在反殖前提下被赋予新的含义，但与此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冷战，至少在亚洲，很难用美苏两极对抗的模式去理解。1962年的冲突之后，印度被美苏两国拉拢，在冷战中后期，更靠近苏联阵营。中国则彻底脱离了苏联阵营，与美苏同时对抗。中国的两线作战，在有的历史学者看来，是再次自我孤立和封闭的佐证。这个说法有可商榷之处：中国同时被美苏围堵，恰恰使自己不依附任何一极。中国把反霸反殖当作历史使命，积极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做出拒斥冷战格局的另类选择。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并贯彻着“和平共处”的新国际关系准则，到1974年毛泽东完成了“第三世界”论述，这些原则和理念到今天已经被广为接受。这段所谓“孤立”时代，恰恰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实力（或者说“软实力”）最强的时代。
而和平共处、实现第三世界在反殖反帝基础上的合作，正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倡的。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之一。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相近但不完全一致，它们的关系，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倡导民族独立为纽带而联结的。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借用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泛亚主义浪漫表述，让“中印是亲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号广为流传，但真正促成中印蜜月期的，并不是源远流长的古代交往或者文化亲缘，而是反殖独立之后相似的国内外挑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是普遍性的，但提出它的背景，却一点儿也不抽象。它所针对的最紧迫挑战，是新独立的国家之间，如何处理殖民主义遗产，特别是殖民者为自身利益，人为划定的边界问题。1950年代初，在中印、中缅边界谈判中，周恩来、尼赫鲁及缅甸总理吴努共同提出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精神，最早是用来处理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然后逐渐扩大为各国间普遍适用的一般准则。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贯彻始终的基本外交原则，是在具体处理与亚洲新独立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成为中国及亚洲对当代国际社会最了不起的贡献之一。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1955年万隆会议能够成为冷战阴霾下一个难得的亮点。在尼赫鲁首倡下，4月18日至24日，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首届亚非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欧美殖民国家参与的、代表了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大会。也是在尼赫鲁的坚持下，和大多数与会国并未建交的中国，受邀出席会议，首次在这种大型多边的国际舞台上表达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