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球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但与会者最终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把议题集中在亚非各国如何实现政治独立、摆脱经济依附上。“求同存异”并不是谋求妥协调和的权宜之计，而是各国面对独立后政治、经济并未真正自主的新问题，提出超越两极格局、建设现代国家的第三条道路。中、印、缅三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完整纳入会议公报和宣言中。经由此次亚非会议，“亚洲”的概念和“非洲”一道，成为反对一切形式（包括苏联）殖民主义的新政治概念。和日本20世纪的“亚细亚主义”不同，这里的“亚洲”超越了东西方对立，成为第三世界反殖独立的标签，这是对分割世界的冷战两极格局一个强有力的回应。
新亚洲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万隆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合作。这次会议为不结盟运动、南南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战时期的中国，“亚洲”常常作为反殖革命的概念而出现。中国把和平共处原则当作长期的外交基石，把促进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团结互助，当作外交工作的主轴之一。中国全力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特别是为非洲提供了包括农业、医疗、基础设施在内的大量援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曾经在后冷战时代受到嘲讽，但在今天看来，却是那个年代留给崛起中国的最宝贵的历史资产。
政府间倡导的互助合作又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交往。在2017年第三期的《亚洲研究学刊》上，美国历史学者郭旭光（Arunabh Ghosh）利用新的数据编年，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民间贸易、科技、文化交往远比高层互访频密得多。文章质疑以往研究的问题取向，即过于强调中印高层外交或1962年的领土冲突，忽视了半官方和民间的密切互动。新兴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合作也拓展到体育领域：1963年，为抗议国际奥委会借体育推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议程，印度尼西亚另起炉灶，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除少数欧洲国家外，48个参赛队伍主要来自亚非拉。万隆会议精神成为与奥林匹克精神并列的赛会宗旨。
当然，我们也不应回避，作为反殖概念的“亚洲”，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重困境，新兴力量最终没能实现它所期待的愿景。其中一个原因是冷战。霸权国家的竞争，一方面迫使不少国家屈从于现实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把争夺输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导致政权颠覆甚至内战。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推翻了亲左翼的苏加诺政权，在美国介入下，建立独裁的军政府，血洗印尼共产党及无辜华人。印尼由第三世界独立的倡导者，变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一环。而冷战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结束后，不结盟运动也因为失去了主要着力点而渐入低潮。随着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资源、财富重组，世界权力格局更为复杂。发达与欠发达同时出现在第三世界，甚至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
但更为关键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反殖民运动，其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因为民族主义恰恰是从殖民主义中衍生出来的，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产物。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诸多机制，比如边界、国籍、族裔身份等等，是随着殖民现代性的到来才到来的。不要说非洲、东南亚许多社群在被殖民者占领之前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就是印度，在被英国强行整合之前，也只是一个松散的区域概念而非严格的主权国家概念。亚洲、非洲的反殖民诉求，强化了各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带来国家、族群边界的固化和绝对化。“界而治之”，本是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但当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也依照这套边界想象自身，则必然令新独立国家在处理内部族裔关系，以及相互间关系时十分麻烦。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层出不穷的边界、族群争端，几乎都和殖民主义历史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殖民者走了，但却在世界各处埋下了日后种族冲突、国家冲突的祸根。1947年，末代英属印度总督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提出，把英属印度分为印度教人口为主的印度，和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以此实现印巴两个新国家各自独立的方案。印巴分治导致大量本在印度教地区居住的穆斯林，以及在巴基斯坦居住的印度教和锡克教徒，被强行迁徙。据统计，仅1947年几个月间，总迁移人数就超过1450万。短期内大规模的人口强制交换，造成本来混居共处的族群间惨烈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和报复，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再加上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议，印巴两国世代交恶。
除了与巴基斯坦的主权争端，印度还出兵占领锡金，控制不丹，并声索由英国单方面划给英属印度的中国藏南地区。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实际是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次大陆、染指西藏、觊觎中国内亚边疆的产物。但当这些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被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继承，就演化成了在民族主义旗号包裹下的国家利益冲突。
当被殖民者以强烈的身份意识诉求主体独立之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边际清晰的主体，并不是他们以为的历史的本然，而恰是借由被殖民经验而来的新发明。所以越是要以想象的主体身份来反抗，就越落入压迫者的逻辑而无法自拔。这就像是陈光兴所批评的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民主义的命运。”
尽管如此，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概念仍然有其历史意义，不能轻易地否定。它在严酷的两极对抗环境下，指出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并非东西对立，而是南北差异。它的确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也遇到诸多困难，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将和平互惠的基本理念付诸实施，提出了一种超越殖民现代性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它为中国展开了一个远比中—西二元格局更宏大的视野，让中国找到了作为“第三世界”一员的政治认同。在冷战格局虽大体结束，但殖民资本主义体系仍然主导世界的今天，它为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政治资源，提示我们不断探索不同于殖民现代性的另类发展观。
5. 从“东亚奇迹”到“亚洲价值”
1964年10月，日本东京举办了第十八届奥运会。在10日的开幕式上，十九岁的早稻田大学学生坂井义则，点燃了奥运火炬。坂井出生于原爆当天的广岛，选择由他点燃火炬，宣示着一种历史观：战后十九年，日本由痛苦地新生，已健美地长成。
经历了初期的低迷之后，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废墟中快速崛起。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高速增长。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十天，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东京到大阪间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开通运营。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1968年，日本超过西德，1978年更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10年。
不只是日本，在冷战期间，从属于美国阵营的诸多东亚经济体，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在日本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从60年代开始也迅速崛起，最高经济增速达10%。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又在80年代之后带动数个东南亚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出现了所谓“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把这些国家/地区所取得的瞩目的经济成就归结为“东亚模式”。这也是第一次，“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
经济学家们对东亚模式的内涵提出过不同理解。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政府对产业的大力介入、依托开放的市场施行出口导向型发展、吸纳外来资本、产业适时升级（由初期的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实现比较优势战略等等。学者们还把东亚产业的梯次发展，总结成“雁行模式”：日本作为领头雁，带动了小龙小虎们的起飞。众多关于“东亚奇迹”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文化主义观点，引发过很多讨论。这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说。这个理论认为，儒家文化崇奉集体主义、尊重权威、选贤任能、重文教、尚节俭，是这个区域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它针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市场中心主义，强调制度（特别是国家）和文化的重要性。
怎么看待“东亚奇迹”和“亚洲模式”，甚至到底有没有“亚洲模式”，是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低迷。1997年的金融危机又重创了东亚不少新兴经济体。曾经引领一时风骚的奇迹说和价值说，在出现后没多久，就遭遇现实的尴尬。关于它们的讨论虽然仍不时见诸报端，但冷却了许多，“亚洲价值”也少了当年的理直气壮。对东亚经济体曾经的辉煌成功，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其实当年的各种争论，不过是将“亚洲”变成了一个承载不同社会经济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箩筐，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新威权主义到制度经济学，各思想流派都用自己信奉的一套价值系统来解释亚洲。亚洲/东亚再次被相互矛盾的知识、概念系统所塑造，无论其成功与失败，都成了证明某种超然理念的论据。关于它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理论之间的一场观念竞争。
本书想强调的是，对东亚所谓奇迹的认知，不能仅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脱离冷战的历史环境。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亚建立了旧金山和约体制，这是东亚“奇迹”能够发生的历史前提。诚然，这种解释并不新鲜，也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就像许多论者指出，并不是所有受到美国支援的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它是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必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但要历史地看待东亚经济体取得的成就，也要历史地看待同时代中国曲折艰难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1952年，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同盟国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名义上恢复了主权。和约签署国中既没有中国的代表，也没有朝鲜半岛的代表，因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日、日韩之间诸多领土争端，都与这个片面的条约相关。美国在被托管的冲绳驻扎大量军队，并且在1972年把冲绳主权移交日本后继续保留军事基地。同时，美国还在韩国、中国台湾等地驻军，形成钳制中国的包围圈。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实施“特殊采购”政策，直接由日本为美军提供战争所需物资和服务。此项政策令日本经济由低迷迅速走向振兴。特殊采购金额由1950年的不到1.5亿美元，增长到第二年的5.92亿美元，并在1952和1953年达到8.24和8.1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以1953年为例，仅此一项，就占了当年日本所赚外汇的28.1%。朝鲜战争结束后，特殊采购政策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美日在经济上高度合作。为了冷战，美国必须把日本紧紧维系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向日本产品开放市场，实质上是让日本的经济深度融合于美国体制。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日又把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来。1965年，韩日建交，日本很快向韩国提供五亿美元援助，帮助朴正熙政府走出经济困境。和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意义类似，美国卷入的越南战争，也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起点。越战中，韩国不但派出了总数仅次于美国的作战部队，而且也得到美国支付的总计超过十亿美元的特需费。韩国企业趁机纷纷进军越南，从越南流回韩国的资金，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催化剂。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4年的103美元，一跃而至1974年的541美元。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韩国经济开始超过朝鲜。
在东亚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殖民现代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日裔美籍学者酒井直树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将作为资本主义模范生的日本维系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如何在中日之间打入楔子、在日本国内酿成对中国的反感，是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所在。”他引用外交史专家弗雷德里克·丹（Frederick S. Dunn）的观点，认为《旧金山和约》的起草人、后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其基本对日战略就是“利用日本人抱有的对中国、朝鲜、俄国人的社会优越感，强调成为自由主义阵营世界成员……的高度优越性，即可说服日本人留在自由主义阵营中”。这种殖民性的种族优越感也体现在参加越战的韩国军队身上。韩国派出的青龙、白虎、白马等兵团，参与了对越南平民的屠杀和强奸。据统计，韩军虐杀的平民人数不低于九千，给越南留下深刻的创痛。
由于无法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桎梏，冷战环境下长成的所谓“东亚奇迹”，很快就暴露出虚弱的一面。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发表《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一书，盛赞日本经济取得的成就。沉浸在赞誉中的日本财阀，此时开始大规模登陆美国，收购了众多企业、地产。索尼公司创办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志得意满，在1989年出版《日本可以说不》，高调批评美国的种族优越感，宣扬日本要在经济、外交等各领域摆脱控制，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彼时，冷战已近尾声，随着中美在东亚携手，苏联威胁消退，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日本资金的大举涌入，让感到威胁的美国转而“敲打日本”，美国媒体开始不断宣传“日本威胁论”。1985年，美、英、法、西德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干预日元汇率，迫使日元急速升值。陷入泡沫化的日本经济从此再未能恢复元气，步入一个接一个的“失去的十年”。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主权，何来的底气说不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论者们以“东亚奇迹”对比同时代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把日本和四小龙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但是，讨论经济发展从来不能脱离其时代环境。我们要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是在怎样的安全形势下进行的。当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的防务基本由美国代管时，中国必须把大部分力量用来确保主权领土不受侵犯；在时刻准备战争的条件下，国家不可能把全部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当上述地区可以依靠外国的资本技术注入、依靠外部市场实现发展，中国却在大多数时间内被两个超级大国遏制，既得不到外部资金，也得不到外部市场。
一穷二白的底子，加上只能自力更生的形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展开的。新中国前三十年中曾犯下严重的错误，走过弯路，教训惨痛，但就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其巨大成就仍应肯定。1950到198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总人口增加了1.6倍，人均寿命预期也提高了1.6倍。哪怕1980年出生的人只是维持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温饱水平，其背后的实际经济增长都是惊人的。更不要说，在严峻的压力下，中国建成了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有的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当时整体水平还不高、轻重工业比重也不合理）。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从1952年至1977年，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年均11.3%的速度增长，是世界现代史中任何一个国家在相似的时间段内都从未达到过的最高增速。以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在不依靠殖民掠夺、外部援助也很少的情况下，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历史上鲜有先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全民维持低收入水平、“勒紧裤腰带”实现的。虽然它也反映出建国初期经济政策在绩效、资源分配上的诸多弊病，但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整体公平程度显著改善，尤其是医疗和教育大为普及，女性地位也显著提高。这不但保证了国家大体稳定，也为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培养了大批身体和文化素质很高的劳动者，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的社会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在坂井义则点燃东京奥运会火炬后的第七天，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安全形势极大改观。之后中美相互接近，终于在1978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领导人也因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抓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上。在引入市场机制初期，美、日的支持虽不可否认，但发挥更大作用的，则是过去数百年来形成的、覆盖东亚和东南亚的华商网络。依托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供销渠道，中国出口加工产品顺利接入国际市场，积累起改革时代的第一笔资产。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起飞不是转而依靠殖民现代性，更像是回归到从早期全球化时代就已发端的历史脉络。
在重重压力下不断修正错误，不依附于帝国，也不靠某种超验的“价值”。或许中国起起伏伏的崛起之路，才是更值得学者们探讨的“东亚奇迹”吧。
6. 如何记忆东亚现代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日益相互依存，区域整合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化。而在东亚，尽管目前除朝鲜外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且体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但区域合作却异常艰难。这其中有外部因素：美国一直试图以“亚太”概念消解“东亚”作为政治区域的有效性；但同样重要的是内部因素。还不要说频繁引爆公众舆论的领土争端（钓鱼岛、独岛、南千岛群岛、东海和南海……），东亚的每个国家之间、每个政治体之间，甚至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之间，都存在矛盾重重的历史记忆。历史问题成为东亚合作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我们作为游客，走进不同国家的纪念馆，就能立刻体会到，现代国家塑造的历史记忆，是如何与现实中的政治对立相互包裹的。九一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靖国神社游就馆里对“大东亚战争”的粉饰，以及为在东京审判中主张日本无罪的印度法官帕尔竖立的纪念碑，广岛原爆纪念馆里“错误不会再犯”的誓言，首尔的韩国战争纪念馆里对壬辰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解读，以及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慰安妇”少女雕像……这些错综复杂的记忆呈现，很难用一个整齐划一的框架来认知。作为观察者，我们必须把它们一一还原到各自的历史情境中，并且结合东亚社会在现代史上的整体际遇，才能大略体会它们看上去那么难以协调的原因。
和欧洲与北美不同，东亚和“现代”的关系始终是纠结不清的。串联这种关系的，不仅仅是冷战的对峙、日本从明治到昭和的扩张，更是19世纪以来殖民现代性对区域的彻底改造。这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关系上的全方位冲击，也包括对原有知识体系和自我认知的颠覆。因此，仅批判日本逃避战争罪责是不够的，把东亚矛盾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对区域历史认知的模糊，从东亚受到殖民现代冲击之初就已开始。日本的脱亚，和东亚自认“封闭落后”“闭关锁国”的逻辑高度一致。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否弃，有时并不输于日本对其侵略历史的否弃。
困扰今天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对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群）人、某一件事的责任认定，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向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要比过去更“先进”；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保守”。这套逻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文明的胜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蛮人”。只是，谁代表文明和胜利，谁代表蒙昧和失败？如果只能以力量、财富、技术作为评判标准—所谓富国强兵—那么这种“文明”里还有没有道义、公平和正义的位置？如果一个有机的社群，在力量、财富和技术上处于弱势，是否意味着这个社群在种族上是低劣的、在文明层次上是低等的？当他们遭到侵犯和凌辱，我们是应该指责侵略者不义，还是被侵略者不够“先进”？
几十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是鞭策国人努力发展的动力。今天，中国比过去一百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持续，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一定会在国际社会承担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人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世界观，会在人类社会产生指标性意义。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反思：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史观，会怎样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也需要重新探索中国及东亚走向现代的路径，认识到它如何和其他区域一起，共同缔造了全球化，又如何对不公不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抵抗。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恐怕必然会面临当年曾经困惑过日本知识人的、如何超越（殖民）现代的问题。日本近代的亚洲想象，本身带着挥之不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其实践无疑是失败的。但它当年意识到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困境并不一定是个假问题。它的失败是它选择了与殖民帝国相同的逻辑，即仍然以想象中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来试图超越。但这个失败并不证明殖民现代性的正确，而是凸显了超越它的艰难。战后的日本，不少知识人主张重新发现“中国”的意义，以“中国为方法”。在他们看来，恰恰是被日本蔑视的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从鲁迅到毛泽东，在对传统和殖民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中，实现了自我改造，走上了一条不依附欧美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也许其中包含某种理想化的愿景，但这种他者的思考，也是对今天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的期待。
任何一种发展都必然伴随着危机。随着东亚/中国与世界体系的高度融合，这个体系的任何一种危机，都会在东亚区域乃至中国国内产生震荡。贫困问题、环境变迁、核战阴影、金融风险、平等缺失、身份认同、主权争端、宗教极端主义……几乎所有这些现代性困境，都反映在东亚区域甚至中国内部的问题上。因此应对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只能超越静态的民族国家框架，看到形成它们的全球性根源以及历史纵深。反过来，中国和东亚区域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也就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何为东亚、何为中国的讨论日渐增多，正体现了知识界对重新探讨历史认知、区域认知的迫切要求。
越是要说清楚东亚，越无法离开产生它的这个现代时间观。越要厘清它在现代时间中的展开，越不可避免地要检讨现代时间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历史学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要害，并不在于从（作为空间单位的）欧洲出发看历史，而在于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那种想象时间展开的方式：历史是一个指向特定方向、实现特定价值的进化过程。这种时间观念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式的：机械、统一、标准化，并且与基督教世界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极为多样的历史经验，以及理解这些经验的方式，都被排列在一条线性时间轴上。可是，不同人对历史发展怎么可能有相同的节奏感、过渡感和断代感呢？比如，“中世纪”“启蒙”“文艺复兴”这些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分期，不但和非欧世界的时间脉络关联不大，就是生活在那些时代的欧洲人也感受不到。即使是对某一自然年的“客观”表述，当采用“1840年”“庚子年”“（清）道光二十年”“（日本）天保十一年”，或是“（朝鲜）宪宗六年”时，其背后指向的时空感和意涵也大相径庭。
时间并不是统一的。在物理学如此，在历史学就更是如此。观察者对历史材料的介入，很大程度决定了历史呈现的形态。时间感也是主观介入的结果。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本质上是打破殖民主义借由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那种单一线性史观的垄断。但需要强调的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一定不是用另外的中心主义进行替换（比如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日本中心主义）。破除线性时间的神话，并不意味我们要回到复古的儒家时间观、循环的佛教时间观或者是朝代史观。就好像我们今天反省民族国家体系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天下”体系。所谓打破，是说我们应尝试用多元的时间观看待世界，以各种不同的视角审视过去以及现在，在相互交叉、影响的网络下，历史的意义方能更完整地显现。
回到东亚和现代的关系。我们是否“现代”过？我认为是的。东亚世界很早就开始了自身的现代转变，它是人类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进入现代的方式，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后被否定了，变成了很扭曲的东西。人类的现代不是由某一个局部起源、再扩展到全球的，而是在不同社会间紧密交往、彼此相遇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没有同东亚、南亚、美洲、非洲的互动，欧洲的现代化也不会以我们所知的方式呈现。因此，“现代”是内在于东亚的。讨论东亚现代，既不必言必称西方，也不必刻意回避西方。正视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但不把这种冲击看作是唯一的历史推动力，而要探寻外部冲击如何在遭遇、反应过程中内化为本土历史动力的过程。
黑格尔以来的主流历史观，是把时间绝对化，地方相对化，不同的人类社会成为绝对时间轴上的一个个阶段性组成。而“发现东亚”，则试图做一个反向努力：从一个区域视角出发，探讨世界历史时间如何在这个空间展开。历史不是走向某个统一终点的过程，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的多元性也体现于此。转换视角的结果，则是发现无论“东亚”还是“中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性的实体，更不为某种文化本质论（比如汉字、儒家、佛教）所概括。中国或东亚是一个动态过程，塑造它们的过程持续到当下，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结束。正如美国史家濮德培所言：“我们描述东亚地区的丰富收获，并不是得出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用这个分类去探究复杂的文化身份形成过程。‘东亚’各个社会并非一定要共享某些相同的价值或制度结构，但它们都介入了相互交换、拒斥和争论的过程。东亚区域的历史应该首要关注社会交往的贯穿渠道。”
追寻东亚的现代历程，是探索现代这个历史情境在东亚的内在展开，以及它和19世纪到来的“殖民现代”的复杂关系，打破后者对现代的垄断性阐释。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为了论证东亚或者中国的特殊性，更不是要抬高东亚而贬低欧美，而毋宁说是提示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路径，为认识昨天、今天、未来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如果我们可以从东亚视角提供认识历史的另类线索，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或者从跨区域的视角来提供解读。只有在这种多元碰撞下，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人类记忆的网络。而借助发现另外的可能，我们或可对未来有更多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