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入侵朝鲜，迫使后者切断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转奉清为上国。朝鲜王储昭显世子以及弟弟凤林大君（后来的孝宗）被扣在沈阳为质。清军入关后，昭显世子在北京居留数月，其间与耶稣会士汤若望颇有交谊，对西洋科技和基督教表现出兴趣。他在给汤的信中表示，回国后要把获得的科学及教理书籍刊行于世。1645年，清送还世子回国，他不但带回了汤若望所赠的书籍礼品，还带回几名已经受洗的前明宦官和宫女。可惜世子回国未几便暴毙，所带回的书籍等也没有对当时的朝鲜产生影响。
基督教教义是通过后来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以“天学”的名义引入半岛的。朝鲜频繁遣使，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搜集中原情报和书籍。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的天文、地理、历算等知识，以及他们撰写或翻译的天主教文献（包括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当然不会被目光敏锐的燕行使团放过。再加上清朝重用西洋教士，在诸多领域引入欧洲方法，一时成为中原知识界显著的新动向。朝鲜的文人士大夫在接触到欧洲科技后，也对西洋传教士充满兴趣，一旦有机会赴北京，必要去一些传教士那里走访。一来二去，朝鲜士人逐渐认识到，所谓“天学”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背后更有一整套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
虽然和日本及中国的士人一样，朝鲜人也是由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而接触到天主教的，但和中日不同的是，朝鲜最早形成的天主教团体，完全是自发组织，并没有欧洲传教士给他们布道讲解。他们的聚会有点像文人间的雅集，在讨论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讨论西学。其中，李檗虽不是最早接触天学的，后来却成为天学团体的核心，李承薰、丁若铨、丁若镛、权日身等集聚其中。他们很多是在党争中受排挤、政治上相对边缘的人物。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少谈空洞抽象的理学哲理，而以对现实有益的学问来救治政治和社会问题。和主流士人不同，他们不再简单视清朝为胡虏，而主张要向清朝（以及西洋）学习。所以，“天学”在这批士人中受到欢迎，是和所谓“实学”意识在朝鲜的兴起相辅相成的。
直到1784年李承薰受李檗之托到北京，这批人中才有了第一个受洗的教徒。李承薰回国后，再给李檗施洗，就这样天主教圈子逐渐扩大。到了第二年，他们把聚会场所从李檗家挪到了另一位教友在明洞的家中，起名“明礼坊”。这里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尔教区明洞圣堂所在地，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诞生地。
和东亚其他两个国家一样，朝鲜官方对于西洋知识并不排斥，但对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十分警惕。朝鲜以儒家理学立国，在思想方面管控甚严。严酷的政治斗争，往往以理学斗争的面相展示，而任何质疑理学的言论，都被视为异端。“天学”中本就包含和儒理格格不入的地方，天学团体士人的党派倾向又很明显，因此受到审查、被加以异端之名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明礼坊很快被告发、捣毁。不久，李檗郁郁而亡。
此后，李承薰成为朝鲜天主教领导人物。他用自己不多的教理知识，搞起了本土教会，自行任命主教、神父，并举行教会仪典。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做法是违反教会规定的。1789年，他们委托全罗道出身的教友尹持忠到北京求助于主教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汤果然回复说他们只能施洗，不能举行仪式。又过了两年，尹持忠丧母，他和同为教徒的妻弟权尚然，坚持按天主教方式行丧礼，还烧毁了祖先牌位。这一举动的非儒意味过于明显，当然引起朝鲜当局坚决弹压。尹、权二人拒不弃教，被处死。
在此背景下，汤士选一时不敢贸然向朝鲜派出神父。直到1794年，他才指派巴黎外方教会的中国籍神父周文谟，装扮成朝鲜人，潜入半岛，秘密传教。周文谟的到来，改变了朝鲜没有教会体系的局面。同时他打破两班、中人、常民、贱民的区隔，广泛发展信徒，一时朝鲜教众人数迅速增长。朝鲜政府视“无父无君”的天主教为邪教，大力搜捕周文谟。1801年，已经逃至鸭绿江边的周文谟，听闻数百名教徒因他被捕，心中不忍，遂回汉城自首。他和李承薰等被斩首，丁若镛等多人遭流放。此次教难，史称“辛酉邪狱”。
辛酉教难中发生的最戏剧性情节，大概要算“黄嗣永帛书”了。黄嗣永是位进士，1791年受洗。1801年，为了解救被捕的周文谟和大批朝鲜教徒，26岁的黄嗣永试图向北京的汤士选主教送去一份长篇帛书，不想被查获。这封密信长达13300多字，里面详细控诉了朝鲜历年的禁教事件，以及此次教难的党争背景。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建议教皇派兵逼使朝鲜容教：
本国兵力本来孱弱，为万国末。而今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上无长君，下无良臣，脱有不幸，土崩瓦解，可立而待也。得海舶数百，精兵五六万，多载大炮等利害之兵器，兼带能文解事之中士三四人，直抵海滨，致书国王曰：吾等即西洋传教舶也，非为子女玉帛而来，受命于教宗，要救此一方生。贵国肯容一介传教育之士，则吾无多求，必不放一丸一矢，必不动一尘一草，永结和好，鼓舞而去；不纳天主之使，则当奉行主罚，死不旋踵。
可想而知，当这封书信被查出，天主教的威胁，已经不是礼仪、意识形态层次那么简单了。它竟能让一位士人里通外国，篡逆谋叛，俨然是安全大患。朝鲜对天主教的政策，越发只能有坚决“斥邪”这一条了。
相对于中国和日本，早期近代的朝鲜，与欧洲接触的通道最为有限，看上去似乎也最为保守。但即使如此，从和基督教关系的角度看，朝鲜绝非一个纯然封闭的“隐士之国”。甚至正因为接触的手段有限，一些朝鲜士人对西学和天主教的态度，才更为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接受。朝鲜知识分子借助中国吸收了大量欧洲文化和思想，现代朝鲜身份意识的形成，除了来自明清鼎革的冲击外，来自西学的刺激更是一个重要诱因。
到了19世纪后期，朝鲜被迫斩断与中国的宗藩政治纽带，继而被日本吞并。此时，外来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和新教）以一种抵抗性姿态，在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塑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反日独立人士，都深具基督教背景。基督教与韩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紧紧相扣，也在后来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784年北堂相遇两百多年后，韩国不但成为东亚世界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热衷传教的国家。
9. “锁国”神话的背后
从来讲16到18世纪的欧亚交流，重点都是欧洲人以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东方，而反向的游历则很少提及。这当然不是全景。此时到访欧洲和美洲的日本和中国人，虽然数量上相对不多，有官方记录的也少，但欧亚往来绝不是单向的。其中两次官方遣使值得特别提及：一是17世纪初日本派出的支仓常长使团，一是康熙年间的樊守义之旅。他们一个向东跨越太平洋，一个向西穿过印度洋，都经由美洲殖民地而至欧洲。
支仓常长（1571—1622）出身本州东北，是仙台大名伊达政宗的家臣，早年曾参与丰臣入侵朝鲜的战争。他于1613年受命出访欧洲，1620年返回日本。这次出访的背景，是当时日益密切的西班牙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对于葡萄牙，西班牙是开拓日本市场的后来者，一开始自然掣肘不少。不过早期德川幕府为平衡葡萄牙和耶稣会士的势力，同时也为开展和菲律宾及墨西哥（当时叫新西班牙）等西国殖民地的贸易，有意引入西班牙的力量。1611年，幕府任命一位方济各会士带领一些日本人出访新西班牙，拜会当地总督。总督亦派使回访，回访的使节在回程中遭遇风暴被迫返日。为将他送回，幕府委托伊达政宗建造船只，派使团随往。此次遣使的目的地不但是新西班牙，而且还要去西班牙本土和罗马。这项任务就落在伊达近臣支仓常长身上。
在1612年首次出海失败后，翌年10月，支仓常长带着约180人的使节团（22名日本武士、120名日本商人和船员，以及约40位西葡人士），经马尼拉驶往美洲。宗教在此次使命中扮演重要的中介作用。伊达政宗在给教皇的信中，除了希望日本和墨西哥通商外，还许诺将在自己领地内为传教提供方便。在担任副使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索特洛（Luis Sotelo）看来，伊达虽未受洗却已接受教义，遣使的目的甚至主要是为了宗教。
经过三个多月航行，支仓使团于1614年1月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在那里停留了半年后再度出发，经过近四个月的颠沛航行，到达西班牙。支仓向国王腓力三世（Philip Ⅲ）递交了伊达政宗请求贸易的书信。逗留期间，支仓接受洗礼，并得教名“菲利普·弗朗西斯科”。1615年11月，支仓经法国来到意大利，于罗马拜见了当时的教皇保禄五世（Pope Paul Ⅴ），再次传达了希望通商和派遣传教士的要求。使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关注，一些在欧洲人看来新鲜的生活细节（比如使筷子和用纸擤鼻涕）也被津津乐道。
支仓在欧洲待了两年，1617年启程，经由西班牙和墨西哥回国。等他到岸时，已经是1620年。此时的日本和七年前他离开时大不一样了。就在他动身的第二年，幕府明令禁教，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直至后来彻底断绝。由于时势变换，支仓没能成为改变日本的人物，但他的出使毕竟让欧洲面对面了解了日本，也充分体现了近世日本对世界抱持的进取态度。
康熙皇帝遣使赴欧，发生在支仓使团出访欧洲近一个世纪之后。由于罗马教廷和清廷在天主教能否容纳儒家祭礼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康熙先后派遣多名耶稣会士前往罗马，希望与教廷沟通解释。其中一位使臣，是法国耶稣会士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随同艾若瑟赴欧的，有一位出生于山西平阳的中国天主教徒樊守义（1682—1753）。
他们一行1707年从澳门出发，先抵达葡萄牙占领的婆罗洲、马六甲、苏门答腊等，然后一路西航三四个月，跨越印度洋到达好望角。在驶向欧洲途中，由于缺水，停靠巴西的巴伊亚（萨尔瓦多）。樊守义在事后所写的游记中，描述了巴伊亚当时的物产、建筑和人文状况。虽然不算是首位随欧船到达美洲的中国人，但他的记录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美洲文献了。随后，他们来到葡萄牙，受到国王若昂五世（John Ⅴ of Portugal）的热情接待，又经西班牙和法国抵达意大利。
因为身负康熙使命，艾若瑟和樊守义得到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接见。樊守义的记述是：“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但他没有写的是，向教皇解释中国礼仪的使命，其实颇多坎坷。艾若瑟因携带的康熙书信没有加盖玺印而受到怀疑，被软禁于罗马两年多，又困在米兰和都灵各三年。直到多年后康熙寻找使者的消息传来，教皇才准许艾若瑟返回中国，并叮嘱他只说是因病迟滞。在此期间，樊守义倒是遍游意大利名城，修习神学，加入耶稣会，并在毕业后晋身司铎。
返程中，艾若瑟在好望角去世。樊守义一路护送遗体，于1720年登陆广州。康熙对艾若瑟出使十分重视，命人厚葬这位神父，并令樊守义随同教皇派出的嘉乐使团赴热河觐见，询问详情。诸多王公大臣也对樊守义的游历见闻很感兴趣，促成他撰写了篇幅不长的游记《身见录》，这成为见证早期中欧交往的重要汉语文献。
支仓常长和樊守义，二人处身的时代，恰是天主教在两国命运逆转之时。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出东亚对外部世界的闭塞和排斥，反倒更多是主动沟通的努力。尽管如此，经由禁教而带来的交流中断，在19世纪以来的主流叙述中，仍然不断地被描述成东亚国家单方面“闭关锁国”。这种修辞究竟如何而来？
“锁国”一词起源于日本。自1633年起，德川幕府颁布一系列禁令，断绝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关系，只准许荷兰和中国的商船在长崎贸易。这些禁令一直维持到幕府后期。需要注意的是，除长崎之外，日本还通过对马岛、萨摩藩和松前藩，维持着和朝鲜、琉球及虾夷的往来，并连接起东亚与东南亚的贸易圈。欧洲国家里，除了荷兰（和一段时期的英国），俄罗斯人也在东扩到太平洋后多次造访日本。也就是说，禁令针对的，只是天主教以及其背后的西、葡两国。不论目的还是实质，都非自我封闭。但这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政策，却被后人称为“锁国令”。
概念背后是意识形态。18世纪，德人堪弗尔（Engelbert Kaempfer）根据自己参加荷兰东印度公司出访日本的经历，在欧洲出版了影响甚巨的三卷本《日本史》。他在其中断言，日本是一个与外国交通隔绝的国家。19世纪初，日本兰学者志筑忠雄在翻译这位欧洲人对日本的一知半解时，创制了“锁国”（さこく）一词。到了美国以坚船利炮迫使日本“开放”后，“锁国”这个从未在任何政令中出现过的词，成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我封闭”的固定认知，后来更扩展到对整个前近代东亚世界的“常识性”描述。
日本当然未曾“锁国”。断绝与特定国家的关系，是面对安全威胁时的惩罚手段。说日本“锁国”，无法解释幕府对海外情报的强烈关注、对海外贸易的持续热衷，以及后来被称为“兰学”的西学兴起。但是，大概只有把“锁国”神话化，认定东亚世界以前是封闭的，才能够反衬出后来英美强行“打开”东亚的起点意义吧？东亚的历史，便以“锁国”“开国”为基本逻辑，成了欧美主导的“现代”论述的附属部分。
可以反问的是：如果反对天主教就意味着自我封闭，那么历史上到底谁对异文化更缺乏容忍？执行禁教的雍正皇帝，面对传教士的恳求，曾反诘道：“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20世纪英国史学家赫德逊（Geoffrey F. Hudson）在《欧洲与中国》（Europe & China）中有一段评语，恰构成对两百年前雍正此问的回答（下引为李申等所译中文版）：
传教士们在17世纪最终获得有限的容忍，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中国比当时天主教的欧洲在宗教问题上更为自由；当时的西班牙、意大利或欧洲任何其他地区肯定都不会允许非基督教的传教会的。当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为他们的传教寻求容忍时，阿尔瓦却奋力血洗荷兰的新教徒，对异端的火刑在焚烧着由罗马教廷“移交给”世俗人手中的受害者。1692年法国耶稣会士得到康熙皇帝圣旨允许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而只不过在此之前的几年，法国新教胡格诺派却遭到龙骑兵的残酷迫害而被驱逐出法国。一直到了19世纪，天主教会从未停止宣称天主教国家的世俗当局的责任就是要在它们的领土之内破除异端。因此，天主教传教士根据什么原则要求对他们容忍是很不清楚的，但从他们的著述中看来，他们认为任何阻碍他们改宗的企图都是恶意的侵犯。
六 早期全球化 东亚的重要角色
1. 白的银，黑的人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如是说。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完全不重视对外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渔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描述。兴起于现代的“锁国”论述，以欧洲条约体系的到来作为分水岭，把东亚历史按照“从封闭到开放”的逻辑拦腰切断。这套话语是殖民主义“文明”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精神和信仰的“自由”—其本质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另一个是贸易和市场的“自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霸欧洲的时代，这两个支柱高度重合。到了荷兰和英国争雄的时代，宗教因素隐藏到后台，开放贸易则走上前台，成了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历史叙述中，鸦片战争往往和清朝“拒绝自由贸易”紧密联系，构成因果链条。于是，和“锁国”并列，近代东亚又被贴上另外一个暗示文明等级的标签，叫作“闭关”。就像不提早期基督教在日本的恩怨、只用“锁国”来指责日本拒绝西洋文化一样，“闭关”也无视历史的长期性和变化性，用一个极简的概念来塑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立。
在英美史学界，东亚“闭关锁国论”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严肃学者早已拒绝前近代东亚孤立、保守、停滞的说法。尽管如此，在社会舆论中，封闭、守旧的前近代东亚形象，仍有很大市场。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长期自外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囿于东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无法从内部生成，必须要等到欧洲文明的到来，东亚才被“纳入”世界，“历史”才会在这里开始。
就算我们把“全球化”的起始，定在（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把（欧洲）资本主义的铺垫和展开，看作是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东亚（以及非洲、美洲）世界的参与，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开疆拓土、所向披靡？实际上，这片后来被称为“东亚”的区域不但从未自外于世界，而且是贸易全球化重要推手之一。16世纪以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快速扩展，恰和东亚区域政治格局的重组（包括日本统一和满洲崛起）同步。两者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化在本地区的面貌。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受诸多因素影响：气候、环境、地缘政治、资源、技术等等。而人类社会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则是促成海外探险的主观动力。跨区域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并不是什么现代现象：在欧亚大陆内部及印度洋地区，中国、日本、中亚、南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早就开辟并主导了庞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随着对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欧洲人建立起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贸易通途，使得人货往来在范围、途径和量级上大大提高。而欧洲殖民者来到东方海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借助了早已存在的跨印度洋－太平洋贸易网。
早期全球化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包括枪支、酒类、丝绸、贵金属、皮毛、糖、香料、茶叶、陶瓷等等。其中对东亚现代历史产生特殊影响的“商品”是白银。学界对白银流动史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随之而来，东亚世界在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也被重新认知。
白银和上述其他商品都不同：它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货币，在16世纪前后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圈内部，以及欧洲与东亚之间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手段。它的生产、传播、消费，连接起美洲、欧洲、中亚、东亚等地，成为流淌在全球贸易机体中的血液。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白银供给在16世纪以来突然提高，结合了几个方面的历史演化，比如美洲、日本和欧洲银矿产地的增加，水银提纯法带来的产量扩大等等。白银供给还受到与黄金、铜和水银等其他金属比价的影响。而在需求一侧，宋元以来中原地区对银的消耗，随着白银从域外不断流入而持续增加。明代财政和赋税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更加速了其在中原的货币化。白银不但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江南地区大量使用，甚至流入到边疆地带，在西南少数族群社会中成为重要的礼仪性物品。尽管对中国到底吸纳了多大份额的美洲白银，学界有着不同的估计，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应没有疑问。
中国自身并非产银国，整个东亚除日本外，产银能力也不强，而美洲白银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可或缺。可见，16世纪以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繁荣稳定，早就和域外产品的输入，特别是白银的输入密不可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仅从这一点出发，恐怕就不能简单断言，近代早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是被动和单向的。
亚当·斯密和他之后的黑格尔一样，是欧洲现代思想的缔造者。他们的历史解释突出欧洲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让欧洲和非欧世界互为镜像，彼此隔绝。他们强调局部“文明”的主导性，忽视在形成“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各个地区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网络。在这样的叙事中，不但“亚洲”在文明谱系中是边缘性的，非洲和美洲也是如此。
除了美洲白银，早期全球化还有另一个远渡重洋的特殊商品：奴隶，特别是来自西非的黑奴。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全面流动，才构成近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奴隶不但是劳力，还是商品，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在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网络中，欧洲商船将酒类、枪支等运到非洲，交换当地人俘获的黑奴。贩奴船从非洲起航，先后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输送到美洲的种植园，再将种植园中出产的棉、蔗糖、烟草等运回欧洲。这种三角关系从15世纪开始维持了数百年，直至19世纪奴隶交易才终止。
把“人”与“奴隶”根本区隔，是自由主义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重要基础。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必须是对自己有充分支配能力的“自由人”。所以谈到各地的劳动力，首先要讨论的，就是他们算自由人还是奴隶。奴隶不享受为人的权利，没有对财产、土地甚至自身的支配权。在这套逻辑主导下，18、19世纪欧洲的文明论述里，不但非洲奴隶、美洲及澳洲土著不算人，整个东方世界（包括中国）也多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状态，因为那里的人不懂“自由”—这套话语打着种族主义烙印，以文明的外衣将掠夺、屠杀和压迫合理化，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东方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认知。
白银和黑奴，来自于欧洲人对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东亚世界和白银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当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开进澳门、长崎等地，不但带来了非洲黑奴，也掳掠当地人为奴。当年丰臣秀吉突然驱逐天主教士，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葡萄牙人大肆贩卖日本人口至海外。但因为中国和日本奴隶在规模上无法和黑奴相比，对他们的关注相对不多。直至19世纪后半叶，中日大量苦力以契约劳工名义东渡美洲，仍引发他们是人还是奴的争论，成为日后排华风潮之滥觞。
对来到东亚的非洲黑奴，中日史料中都有记载。日本17世纪的绘画中，有黑人奴隶随“南蛮贸易”而来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视觉资料。而最传奇的故事，恐怕当属织田信长的一位黑人家臣，弥助（Yasuke，约1556—？）。
反映江户时代日欧贸易往来的《南蛮屏风》（局部） 狩野内膳（1570—1616），葡萄牙国立古代美术馆（MNAA）藏
关于弥助到达日本前的经历，记载并不清晰。有人猜测他是来自莫桑比克的穆斯林，也有说法认为他可能是受雇欧洲某王公的非洲雇佣兵。可以确知的是他人高马大，1579年作为耶稣会士范礼安的侍从抵达日本。前文曾提到过，范礼安是耶稣会负责远东事务的最高神职人员，也是沙勿略之后对天主教在日本传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范礼安确定耶稣会在日本应以上层路线博得政治地位。他和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名织田信长颇有私交。1581年3月，范礼安拜见信长，京都民众争睹他的黑人侍从，竟有踩踏致死者。织田信长听闻喧闹，便要求一见。日本史料记述，这位黑人二十六七岁，身高在一米八八左右，“拥有十人之刚力，体黑如牛”。信长十分惊讶，当场命他脱衣洗身，以确信其肤色是天生的。范礼安将他转让给信长，信长随即给他赐名弥助。
此时的弥助很可能已通晓日语，深获大名的信任。很快，他成为信长的贴身侍卫，并被赐予武士身份，这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位非日本人武士。1582年，织田家臣明智光秀反叛，发动本能寺之变。弥助当时也在寺中，他在领主殒命之后，转投信长长子织田信忠，但最终不敌就缚。明智光秀说他如动物般无知，又非日本人，将他发落在京都的南蛮寺，后不知所终。
有学者认为，16世纪日本人对黑人并不歧视，因为当时还有其他受雇于大名的非洲人，地位高者甚至可拥有日本人为家奴。弥助的故事亦可视为早期全球化中，亚非交往的一段插曲。当然，随着日本禁教，这类交往也就逐渐消失了。
2. 茶在西方，烟在东方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数千名英属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众，在自称“自由之子”的反英秘密组织领导下，已经连续20天聚集于此，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达特茅斯号”卸货。这天夜晚，数量不明的抗议者（估计在几十到150人之间）分成三组，分别登上“达特茅斯号”，和后期抵达的“爱莉诺号”“海狸号”三艘商船，将上面共约340箱茶叶统统倾倒入海。为逃避惩罚，他们中一些人装扮成当地莫霍克印第安人的模样。当时31岁的鞋匠休伊斯（George Hewes）登上“达特茅斯号”，向船长索要打开茶箱的钥匙。据他后来回忆，将所有茶叶全部倒完，花了大约三个小时。其间，他还得阻止有人浑水摸鱼，私藏茶叶。
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后世称为“波士顿茶党”。它大大激化了伦敦和北美殖民地的对立，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这次意义深远的抗议，按照一般说法，起因于殖民地人民不满英国在不给予政治权力的情况下征税（所谓“无代表则不缴税”）。不过，实际背景则复杂得多，涉及好几重矛盾：首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的茶叶贸易中，受到本国税收、走私泛滥和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击，导致大量积压；其次，为缓解东印度公司压力，英国国会重新对公司进口的茶叶全额退税，还首次允许它面向北美殖民地直接倾销；第三，伦敦在殖民地保留征收小额茶税，引起当地人不满（但其实由于少了中间商的环节，茶叶价格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第四，北美茶叶原以走私为大宗，东印度公司有了退税、直销的政策优势，必将以低价形成垄断，直接动了走私商和分销商的奶酪。而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许多大商人都靠走私起家：茶党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就是波士顿著名的走私商，他也是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位签署人。
波士顿倾茶事件
而更为宏观的背景，则是欧洲与北美对饮茶的热衷，和早期全球化中激烈的茶叶贸易竞争。这就涉及中国及东亚在早期全球化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东西方贸易对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可以说，美国的独立建国，以及荷兰海上称雄、英国全球称霸，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西方史事件，它们与东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在波士顿倾倒的约340箱茶叶，全部来自中国南方。其中占大头的，是当时比较廉价、销量也最好的福建武夷红茶，共约240箱。同样产自福建的红茶，还有15箱工夫红茶和10箱正山小种。此外还有两种产自安徽的绿茶，分别是15箱熙春，和60箱松萝。相形之下，绿茶比重虽小，价值却高，尤其是被视为上品的熙春。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些茶叶价值在9659英镑左右，如果换成今天的币值，大概接近200万美元。
虽价值不菲，这批茶叶其实已是陈年老货。它们在两三年前就被采摘、焙制，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广州，又漂洋过海几个月抵达伦敦，在库房里积压经年，终于在1773年10月运到波士顿。福建和安徽的茶农在1770或1771年摘下的这些普通的叶片，几年后竟在世界另一端，掀起革命的狂澜。
相比于丝绸和青花瓷，茶叶进入西方的时间较晚，它的全球流动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传回欧洲的文献中提到茶。葡萄牙和荷兰的商船从中国或日本出发，将茶叶输送到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俄国也从陆路大量引入。跟进的英国后来居上，成为欧洲最大的茶消费国。最初传到欧洲时，茶是贵族专属饮品，一磅茶叶在英国的价格高达普通人数月的薪酬。到了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霸权，茶价随之大幅下降，饮茶成为普通人也能享受的时尚。欧洲人又将饮茶习惯带到北美殖民地，很快，茶叶在英属北美的消费量就超过了英国本土。
茶叶和随大航海时代流行的另一种饮料—原产于北非的咖啡—有一点不同。欧洲人为打破阿拉伯世界对咖啡的垄断，在东南亚和南美试种咖啡苗，很快成功。但在中国以外试种茶叶的努力直到19世纪中才在印度成功。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牢牢垄断这一全球商品的生产和初售环节，茶叶亦成为中国联结起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方式之一。
16世纪开始的欧亚、美洲和非洲间物产大流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原产于美洲的土豆、玉米、番薯、辣椒、花生等，在明朝中后期通过欧洲人传到东亚。这些作物的逐渐普及，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区的人口增长，使本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更多劳动力，而且大大丰富了东亚人的食谱和味觉。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红薯、花生和辣椒的世界了吧？
茶叶和这些食物不同。茶是经济作物，饮茶是一种休闲方式，直接跟消费者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挂钩。茶从开始的贵族饮品，到后来逐渐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并且带动瓷器乃至“中国风”的流行，它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文化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茶叶在欧美的传播，也伴随着对它的批评。早期一些医生试图从病理学角度证明茶叶有害，其背景则是欧洲知识分子担心这种高价、“无用”的饮品造成道德败坏，国帑靡费。
在北美殖民地，尽管华盛顿、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都爱喝茶，但因为茶叶代表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所以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后，喝茶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激进独立人士抵制喝茶，而代之以咖啡，茶叶销量在北美一度锐减。直到美国建国，同广州有了直接贸易往来，饮茶才又“去政治化”。
自美洲输入东亚的作物中，也有一样东西可以和茶叶类比，那就是烟草。东亚人接触到烟草是在16世纪之后。西班牙人首先把美洲印第安人喜爱的烟草带到了菲律宾，经由东南亚传至东亚地区。历史学家吴晗认为，烟叶输入东亚大陆的途径有三：一路是由台湾而至福建，逐渐北上；一路是由越南而到广东；一路则由日本传入朝鲜，再进入辽东。烟草虽开始作药用，但很快仅作为休闲品使用。最普遍的用法，是鼻烟和以烟管抽烟。烟叶的栽培和贸易迅速在东亚各地普及，其商业价值大大超过普通作物。
和茶初到欧洲时一样，烟草在东亚也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抵制。早期文献中，已有烟草有毒的记录，但各国政府禁止烟草的理由并不都是今天的吸烟有害健康，而是出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考虑。
最早颁布禁烟令的是日本德川幕府。据说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就因为吸烟既奢侈，又易引发火灾，于1609年颁布法令，不准种植、买卖烟草，违者查没财产。可屡次禁烟，效果却不理想。日本近代文学巨匠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篇《烟草和魔鬼》的小说，提到德川时期的日本有一首世态讽刺诗：“莫要说是禁烟令，一纸空文禁钱令，天皇御旨无人听，郎中诊病也不灵。（文洁若译文）”小说中，芥川把烟草和欧洲天主教的输入联系起来，说虽经丰臣、德川两氏禁教，随天主教而来的魔鬼最终离开了日本，但它留下的烟草则遍布全国。而明治以后，魔鬼再度来日。这当然体现了20世纪初，日本知识人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一种抵抗姿态。
明末崇祯皇帝曾两度禁烟，但亦很难执行。在辽东与后金作战的洪承畴就上书说，“辽东士卒，嗜此若命”。不但东北的明军将士烟瘾大，女真贵族也嗜好吸烟。辽东烟多为朝鲜进口，价格昂贵。据张存武先生研究，皇太极南侵朝鲜，俘虏大量人口，后允许朝方以财物赎人，朝鲜提供的最主要货品，就是烟草。鉴于吸烟过于耗费钱财，皇太极曾下令禁止平民和官员吸烟。其后康熙、雍正也都因经济考虑而禁烟。但是和德川幕府一样，禁令没有太大效果。
烟草在朝鲜称作“南灵草”或“南草”，耕种普及之后，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朝贡时的礼品。上至两班文人，下至妓馆妓生，许多人都一杆在握、吞云吐雾。1797年，朝鲜正祖（1776—1800在位）曾动过禁烟的念头。正祖本人年轻时好吸烟，本对南草颇有好感。但在和大臣的讨论中，他一是觉得种烟的良田应该转植谷物，增加粮产；更主要的，则是觉得烟草有关国运气数。这位朝鲜国王认为，烟草是由西洋而来，就像西方之学一样，在（满人治下的）中国大行其道，这与“西方风气晩开”大概很有关系。须知正是在正祖时期，天主教经中国传入，一度冲击儒学正统。朝鲜王廷此时正大力禁绝这种蛮夷邪说，凡西方传来之物，都加上了一种政治敏感。
尽管如此，烟草在东亚三国都深深嵌入社会生活中，就像茶叶深深嵌入欧美社会一般。两种作物的传播皆为资本利益驱动，从一个微小的方面，印证了16世纪以来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东西方之间的密集互动。
烟草在东亚没有像茶叶在北美那样，直接引出政治革命。但是其吸食方式，却在某种机缘下，促成中国现代命运之转折。中国人吸烟，喜欢掺杂其他香料或药物。后来发现，有一种药掺在烟叶中吸食很过瘾，这就是鸦片。把本来口服的鸦片与吸烟相结合，逐渐发展出用专门的烟具“吸”鸦片，这既是中国人的独创，也是烟草全球传播的一个意外的副产品。鸦片由药品变成毒品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瞄准商机，一边在孟加拉量产鸦片，一边在阿萨姆垦殖茶园，不但把过去由进口茶叶等造成的对华贸易逆差用鸦片加倍找回，引爆了中英战争，也最终打破了中国对茶的垄断。当然，这是后话了。
3. 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
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由此导引出的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近世以来，不少学者把世界几大文明区域以“大陆”和“海洋”相区分。东亚被认为是典型的“大陆文明”，意思是说，东亚人更注重朝向内陆的经营，而不像15、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对拓殖海洋倾注极大力量。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清以来中国的“海禁”“闭关”，以及日本的“锁国”。但正像越来越多当代学人已经论证过的，所谓“锁国”有着具体的指向，绝非简单地背朝大海、闭目塞听，历史上中日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绝与外界沟通”画等号。
中国明清两朝都曾实施海禁。但从时间上说，明朝海禁的时间远长于清朝。两朝禁海，背后的动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虑。一般说法是，明代东南沿海长期受所谓“倭寇”侵扰，闽浙一带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为防范内外勾结。但从成效来看，“尺板不得出海”的政策，打击了地方经济，切断了沿海百姓生计，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铤而走险，加入武装海商集团，成为盗寇。王直、颜思齐、李旦、郑芝龙等前后数代海商/海盗首领，从东亚多边贸易中聚集大量财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大势力之间，成为从东海到南海最大的海上军事集团，控制着海禁时代从日本、中国、东南亚诸岛到暹罗的贸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顺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过十分严厉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郑成功、郑经的海上反清武装。不过这一政策随着郑氏退守台湾而渐松弛，终于在康熙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全面废除。开海虽稍有反复，但清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总的来说要比明朝更为正面、灵活和开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禁海与开海，体现的是国家与海商集团间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背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拒绝海洋贸易，毋宁说是争夺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国家与商人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海商集团是典型的跨国行为体，凡成功者，无不与周边的国家及非国家政权保持微妙复杂的联系。海禁时代的东亚海域，不但毫不萧条死寂，反而是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说到剧场，有一出戏不得不提。1715年11月15日，日本大坂城内的竹本座剧场，人形净琉璃剧《国性爷合战》在此首演。这部剧由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以郑成功的抗清故事为蓝本，虚构了一位中日混血的英雄“和藤内”，从日本渡海、收复南京、驱逐鞑靼的故事。该剧上演后大获成功，创下连续演出17个月的纪录，成为江户日本“时代物”（历史剧）的经典作品。
郑成功的故事在东亚一带广为传颂，但若从国家视角出发，对郑成功的理解则大异其趣。日本人赞颂他，正如《国性爷合战》所表现的，在于他大义忠君、坚守中华正绪，或许也因为他有一半日本血统。近代中国的抗争史观，则着重于他赶走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的事迹，强调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表彰他效忠前朝，矢志恢复中原。而所谓“台独”史观，则将治台二十年的郑氏政权视为“事实独立的政权”。参差交错的历史阐释背后，当然都是当代意识形态的纠结不清。
若不从某一国家出发，也许倒更清楚些：郑氏海商集团，是海禁时代东亚最为成功的海上跨国贸易/军事集团，也是最后一个。其兴起和衰落，特别直接地体现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东亚格局重组，对本地区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
郑氏集团崛起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献多以Iquan记载。他早年在澳门学习经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斯。后经马尼拉前往日本平户，成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当时东亚海域移民频繁，平户、马尼拉、台湾、越南等处都有华人移民社会，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诸岛及中南半岛。这些跨国活动与官方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东亚海上贸易最重要的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白银、丝绸、香料、枪支及茶叶的贸易利润所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使得东亚海域成为多方合作、角力的场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明朝禁海，华商将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处。李旦与日本当局关系良好，获得特许海外贸易的朱印状，成为海商领袖，平户也成了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郑芝龙来到日本的背景。
长期周旋于各方之间，郑芝龙不但通晓多国语言（官话、闽南话、葡萄牙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也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打败其他海商，继承了李旦创建的海上王国。他向德川幕府输诚，获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屡次利用平户的官府来打击荷兰等对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来的郑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福建，以强大的海军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
郑成功6岁时才离开平户来到福建，系统接受儒家教育。他14岁中秀才，20岁入南京国子监。是年清军入关，一路南下。郑芝龙等在福州拥戴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是为南明。南明政权倚重握有军权的郑氏集团，遂赐国姓“朱”、名“成功”予芝龙之子。郑成功之名，及称号“国姓爷”即由此而来。西文文献中的郑成功是Koxinga，即“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