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本是海商，对自己贸易王国的关心远超过对任何政权的效忠。在泉州同乡洪承畴的劝诱下，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清廷会让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军主帅背约，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战乱。
此后郑成功逐渐继承了郑芝龙的家业，以反清复明为志，不断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与清军缠斗。此时的郑成功拥有东亚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利用制海权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体系，从连接东西洋的贸易网络中获得巨额利润以供养军队，并利用和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招募武士、购买日制盔甲和武器。他还多次让平户的中国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来的遗民）向德川幕府求助。虽然幕府没有直接出兵，但郑军中确实有不少他招募的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欧洲及非洲雇佣兵。
1659年，郑成功挥军北伐，沿长江而上，连克数镇，江南震动。翌年指挥厦门之战，重创清廷水师，从崇明岛到广东惠州的南方海岸线几乎无守备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采纳郑军降将黄梧的建议，强令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坚壁清野，使郑军无法从沿海地区获得补给，切断郑氏集团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联系。这是清代海禁的顶点。
失去陆上基地，郑成功的商业和军事网络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与福建隔海相望、地处东南亚与东亚海路枢纽的台湾，就成了首选。台湾当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荷兰人1624年被明军从澎湖赶出后，就转而经营台湾西部，把它当作同日本贸易的重要据点。郑芝龙当年就被派到台湾为荷兰人做翻译，也是从台湾开始接管李旦的商贸网络。郑成功时代，郑氏船队曾多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冲突，争夺对日贸易特权。1661年，郑成功出兵台湾，鏖战数月，终于在1662年初驱逐了荷兰人。
占领台湾不久，郑成功即去世。其子郑经掌权，一边屯垦台湾，一边继续同日本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将郑氏政商集团又维持了二十年。在此期间，清廷逐步巩固了对沿海地区的统治，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并逐步恢复海外贸易。1683年，清军攻台，郑经之子郑克塽无力抵抗，投降清朝。驰骋东亚海域半个多世纪的郑氏海商集团，终于湮没于历史中。此后清朝开海，和日本一样，海上贸易渐由国家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海禁时间不长。康熙开海之后，由于海疆巩固，不再有武装私商集团的侵扰，中国不论官方还是私人的对外贸易，都有了长足发展。从海商集团角度看，由于日本和中国先后完成了国家对海洋贸易的控制和垄断，过去留给私商游走的空间日益缩小。
回过头看所谓两种文明（大陆与海洋）的差异说，其实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早期现代的欧洲，碍于奥斯曼土耳其在东边的崛起，不得不以极大的投入，致力开辟海上新商路，并终于开启大航海时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由此便认定东亚世界自绝于海洋，缺乏海外贸易的动力，这未免过度解释。东亚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举国家之力开拓海疆，恰恰因为16、17世纪东亚政治格局的重组，中日都走向长期统一稳定，国家强化了对海外贸易的管控，以消除安全隐患。欧亚两地对海洋的不同开拓，与其说是文明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偶然。
4. 喧嚣的口岸
1684年，清朝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全面解除了实施28年的海禁。此后，清廷在云台山、宁波、漳州和广州分设江、浙、闽、粤四海关（江海关后来移至上海），隶属户部，替代过去的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事宜。中国近代海关体系，自此建置。
如果海禁并非自我封闭的标志，那么清代统治者对待海洋贸易的真实态度和政策方向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传统的“闭关锁国”论肯定是不应再坚持了。但是，若为了指出过去观点的谬误，说清代中国全然拥抱自由贸易，又过于简单，是把反对的观点推导到极致。评价一项历史政策，最好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理解，而不是套用今天的意识形态断章取义，或者为了当代的焦虑去摘寻历史佐证。
开海前，康熙曾和大臣讨论。他问：“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然后又批评边臣为私利而阻民生：“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其中透露出清帝的两点认知：第一，是否禁海，与边疆安全极为相关。若海氛不靖，则理应限制海上往来；第二，海洋贸易关涉国计民生，而且私商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边患消除的情况下，应尽快还利于民。正是这两重考虑，勾勒出有清一代海政之大概。实际上，鸦片战争前，清廷对海洋的态度，始终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调整。而且不独中国，德川幕府以长崎为唯一对欧贸易口岸，也是在安全和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清代的对外贸易管理，比明朝要更为开放灵活。明朝虽曾断续设立几处市舶司，但大体还是将海外贸易纳入朝贡制度之下。到了明后期，更只有月港（今福建漳州）一处允许商民出海交易。而康熙的做法，则是东南沿海全面开放：亚洲和欧洲商船可以停泊在上海、宁波、定海、温州、泉州、潮州、广州或厦门。在制度方面，无论是对私人贸易的鼓励，还是对洋商的管理，都进一步超越了既有的朝贡体制，给对外交往加入新的内容。
也许因为满人重农轻商的色彩相对不那么浓厚，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开始，后金/清政权就不拒斥贸易。建州在女真各部中由弱而强，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敕书”特许制度强化对明的贸易特权。康熙本人对外界的开放心态，常常被当作清代皇帝中的一个特例。但是开海并非只是康熙个人意志的体现。他晚年曾下令禁南洋贸易，但雍正即位仅四年后，就改弦更张，力行解禁。到了乾隆时代，又出现禁止南洋贸易的议论，乾隆亦坚持开海不变。除皇帝外，康雍乾时代一大批满汉官员，如姚启圣、慕天颜、靳辅、李卫、高其倬、陈宏谋、庆复、蓝鼎元等等，都强调海上贸易对国家及民生的积极作用，上书建言开海之重要。可见，当时政治意识的潮流，有很大一部分是倾向于鼓励贸易的。
因此清廷开辟海关制度，是应新的形势。开关并非拥抱自由市场，而是强化国家对海上商事之管理。积极介入的结果，是海洋贸易全面振兴：赴日本的船只在四年之内增长了七倍，对南洋的贸易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西欧各国竞相加入东海、南海贸易网络的角逐。与之相比，中国民间的帆船贸易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毫不逊色。中国东南海岸线成为早期全球化最为喧嚣热闹的场域。
而且不要忘了，海路之外，还有围绕中国的陆路贸易网络：传统的边市、贡使、商队贸易继续连通着从朝鲜半岛、中原、中亚、西南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拜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所赐，恰克图/买卖城开通互市，刺激了华北经蒙古至俄罗斯的商道，张家口—库仑（今乌兰巴托）—买卖城一线商贾川流、市镇勃兴。18世纪初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随俄罗斯使团访华。在他看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完全不亚于英国或者荷兰。
说到这里，有几个容易误读的地方需要澄清。首先，康熙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并不等于对外通商口岸只有四个。清代税关除海关之外还有河关和路关，所谓“四口通商”仅是针对海上贸易，并不代表全部对外通商。四大海关又只是四省之内大大小小所有海关关口的总称，每个总关下面，都另有十几到几十个口岸。所以西洋贸易的口岸绝不止四个，只是所有口岸的征税等事宜统归四大海关管理。
其二，开关之后的政策曾有变化，但这和重回海禁不同。1717年，康熙下令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以防沿海居民往来由荷兰人占领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西班牙占领的吕宋。有学者认为，其中的考量，主要是怕内地与海外反清势力结合，在清廷北边用兵准噶尔部之时，滋扰南方。此令只针对南洋贸易，不涉其他；只禁华商出海，不阻洋商来船。且因实在影响地方经济，禁令在几年后就成了一纸空文。到1723年，实际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数量已经超过禁前的规模。雍正便在1727年下令解禁。
其三，也是最常见的误读，就是认为乾隆1757年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体现清朝彻底闭关。所谓“一口通商”，并非裁撤其他三个海关、只留广州一处，而是把江、浙、闽三关的西洋业务，全部划归粤海关。本国进出口船只，仍可出入江、浙、闽。与日本、朝鲜、琉球、安南、俄罗斯等国的公私贸易也不受影响。所以“一口通商”的说法是有误导性的。此项政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统一对西洋贸易的管理，职能更加集中，也避免粤、浙两关相互掣肘。
须知广州一向是对欧贸易的最大口岸，其他三个海关本来就少有洋船往来，业务机制远不如粤关完备。1755年后，有英国商人前往浙江，一为方便收购茶叶、生丝，二为浙关征税较少、手续简单。但乾隆担心洋船出入人口密集的宁波，致洋人、民人杂处，滋生事端，搞出另一个澳门来，这才有“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的谕令。需要说明的是，归并一处后，西洋贸易不降反升。从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的约80年里，粤关年平均税收由42.6万余两增长至136.5万余两，提高了2.2倍多。其他三关本多从国内商船抽税，也没有因此项政策变化而受影响。
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船长洪仁辉（James Flint）不服，竟不顾官员劝阻，驾船直抵天津，要进京请开宁波贸易，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粤关官员索贿太甚。乾隆把索贿官员革职之后，以洪仁辉违抗禁令、勾结奸民，判监禁澳门三年。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乾隆批准《防范外夷条规》，对前来广州贸易的洋商实施诸多人身限制。
应该承认，粤海关滋生贪腐确是真实情况。主要因广州实行“十三行”制度，国家指定一定数量的行商垄断外贸，但各种税费繁多、对商人管理严苛。行商虽靠着特许经营权富甲一方，但承担极大的经济、政治和管理风险，也必须听命于朝廷。粤海关名义上属户部，而监督一职在改制后全由内务府官员充任，海关收入一部分直送内务府，号称“天子南库”。
历史地看，特许经营在当时是通行的外贸制度，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有很大推动作用。在广州交易的大主顾，比如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国家特许垄断，其在全球的运营并不靠市场原则，而是类国家行为，包括战争、殖民、镇压、谈判和妥协合作。它们没有也无意带来新的一套“自由市场机制”。反倒是清廷对十三行的严格管制，让洋商规避了大量风险，得益甚多。行商制度还启发过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金融扩张的干预。1829年美国通过“安全基金法案”（Safety Fund Act），要求纽约银行共同出资成立基金，以防因个别银行倒闭带来债务纠纷。这个做法正是源于广州行商的连坐互保机制。
十九世纪初描绘广州港的外国商行的油画
以今天“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来看，国家对广州贸易的干预和垄断似乎问题很大。但从当时政治角度讲，东亚世界的内外关系是由“天下体制”这个大框架限定的，清朝皇帝居于这个礼法制度的中心，周边国家也从这套制度中获得利益。西洋贸易附属于这个框架，自然要在既有的结构内运行，不存在独立于或者超越该框架的可能。同理，19世纪中期之前的西欧，无论荷兰还是英国，也都以国家主导贸易，并没有奉抽象的“自由开放市场”为圭臬。也就是说，在具体商业理念上，欧亚在19世纪前差别不大。
开放贸易本身，并非独立的价值评判标准，它只是一项治国理民的政策。既然是政策，就会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海外贸易既是重要的惠民措施、国家利源，也会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对外贸易，就不断在安全与利益的摇摆下时放时收。不错，清代曾禁海迁界、限制南洋贸易、以广州总管西洋商船……但所有这些看似限制性的措施，都只是中国对外贸易大发展中的插曲，并没有将中国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广州作为重要的区域贸易枢纽，和澳门、长崎、巴达维亚、马尼拉、釜山、琉球、恰克图……一起，共同构筑起东亚早期现代的繁忙图景。也正是从16、17世纪开始，华人大量移居海外，逐渐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网络。到了20世纪，东南亚华人不但为孙中山革命和抗日战争提供巨大支援，华商网络还极大地保证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
既然如此，所谓“中国闭关”的形象又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它如何和“日本锁国”一道，变成对东亚的一个刻板认知的呢？
5. 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
在写到郎世宁和耶稣会士时，前文曾提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3年的一段历史叙事：“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皇廷，希望开设使馆。马戛尔尼从新近工业化的英国挑选一些礼物带给皇帝。乾隆皇帝—他的国家当时的GDP约占全球三分之一—把他打发走了……英国人1830年代回来了，用枪炮强行打开贸易，中国的改革努力以崩溃、耻辱……而告终。”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1793年英使访华或许不是特别特殊的事件。上年10月，马戛尔尼带着礼物和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从伦敦出发，以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来到中国，希望展示英国实力，并要求贸易特权。经过烦琐冗长的交涉（比如是否以跪拜礼觐见），马戛尔尼等终于在承德见到了乾隆，但清廷婉拒了他们要求的特权。使团在详尽收集中国情报之后回国。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此事在当时都不算太引人注目。
但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际遇，1793年的这次中英相遇，在漫长的两百多年里，被不断重新解释、添枝加叶，成为具有全球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到了20世纪，欧美和中国都把它看作是一次失败的相遇：“保守封闭”的中国，因缺乏平等外交观念，而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机会。通俗历史讲义，就像《经济学人》一样，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构建出一个清晰的因果链条：中国因封闭而挨打；只有用战争，才能让中国接受自由贸易。不少论者即使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认为是清代中国的虚荣自大招致了国力衰微。
马戛尔尼使团，逐渐脱离实际的历史情境，成为一个为特定意识形态提供素材的象征和神话。对它的认知也从一次具体的中英间外交交涉，演绎成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东西方文化冲突。1793年使团的“失败”，被全数归咎于“东方”对于商业的忽视、虚妄的自我迷恋，以及专制主义传统—尽管清代中国开海之后并未闭关，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并不比当时的欧洲国家更保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欧贸易（包括中美贸易）实际上不断增长。也就是说，在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解释中，中国和英国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状况被故意省略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形象，通过这次接触被充分展现和印证。
这种对东方形象的认定，其实早就开始。我们来看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
该漫画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在所有表现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图像中，它恐怕是最为知名的了。无数对1793年事件的介绍，都会引用它。这幅漫画代表了英国主流舆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因为它生动地刻画出中国皇帝面对单膝跪地的马戛尔尼，那副高傲、自大、不屑的蠢样。
但最令人称奇的，并非画家的技巧，而是这幅漫画的出版时间：1792年9月14日。就是说，马戛尔尼使团尚有一个月才出发，画家就凭借他的想象，“预告”了整整一年之后的会面场景。对此事的阐释，在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历史认知”根本不需要“历史”的存在。
《在北京朝廷接见外交使团》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绘，1792年出版
画家当然不是先知。作品的思想来源，一是他处身的现实，二是欧洲18世纪以来对亚洲的新态度。吉尔雷是英国政治讽刺画（caricatures）的开山鼻祖，他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时政的讥讽，体现着1780到1790年代公众政治思潮的变化。1783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极大打击英国的海外殖民事业；1789年法国大革命，冲击着整个欧洲的王权体制。英国遂以强化殖民地管制来应对，但殖民地官员的作为亦饱受批评。与此同时，孟德斯鸠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发明“东方专制主义”镜像，来重新定位欧洲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政治身份，对中国政体的态度由赞美转为大力批判。
吉尔雷反对法国革命，但对君权极尽嘲弄，常常把英王乔治三世作为讥讽对象。他的画面向伦敦公众销售，深知如何挖掘市场对于各类时事的观感。但我们应注意，对于即将出发的马戛尔尼使团，这幅画的挖苦其实是多方面的：既表现爵爷身后一众英国官员、商人的惶恐和贪婪，也把马戛尔尼所带的礼物说成是毫无用处的小孩玩具；当然最为突出的，还是东方君主的冷漠、傲慢、可笑和脑满肠肥。如果它是一则预言，那么它揭示的是这次出访包含了多个层面的矛盾冲突。
结果，这个预言真的“自我实现”了。在讨论中英首次官方往来失败的原因时，欧洲论者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好像中国皇帝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仅仅是为了马戛尔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吉尔雷肯定不会预知磕头争执，他画中的马戛尔尼单膝跪地，不过是当时欧洲王宫标准的觐见礼。但当预言应验，“历史”就朝着人们认定的方向展开了：马戛尔尼的觐见礼，成了在后人眼中画面的焦点，掩盖了其他。此外，另一个最引发兴趣的话题，则是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其中夸耀中国无所不有，完全不需要和英国贸易。这点也恰好通过对中国皇帝面对马戛尔尼带来的“小孩玩具”的不屑，而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这两个情节竟像是在马戛尔尼出访前就“设计”好了，“历史”不过是照这个套路表演一番，所有的理解都引向对“愚昧的东方”的抨击。对异己的定见左右了历史的走向。
这种解释思路，到法国退休外交官阿兰·佩菲雷特（Alain Peyrefitte）的《停滞的帝国》（L'empire Immobile）一书达到顶峰。该书1989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读物，并在1995年发行了中文版。其时冷战刚刚结束，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落后文明”的想象和批判，都颇迎合“历史终结”时代的口味。
近年来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新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把马戛尔尼事件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从礼仪制度、科技、地缘政治、贸易状况、翻译等许多新角度阐发了交流失败的原因，有效批驳了抽象的文化主义解读。毋庸在此赘述这些观点，我们只须注意特定解释产生的历史脉络。比如礼仪问题，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就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国际法对外交的重新规范，以及英国人把跪拜与臣服、阶层、奴役、性别等符号相连，是磕头问题显得敏感的原因。但觐见礼仪并没有成为1793年中英会面的阻碍，而是直到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使团来访时才有所激化。到了1840年，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把中英鸦片战争开战的主因说成是磕头问题，这个问题才被无限拔高。
亚当斯当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们顺着这种“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定英国只是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全球殖民，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主权平等呢？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其实正如黄一农先生指出，无论1793年马戛尔尼以什么礼仪觐见，乾隆都会拒绝英使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拒绝贸易，而恰恰是因为中国早将外贸规范管理，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而英国的要求，本质是让中国推翻实施多年的定制。其要求包括：开放宁波、舟山等地为口岸；在北京常设使馆；划舟山附近一岛供英商居住、仓储；允英商常住广州；英船出入广州、澳门水道并减免课税；允许英国教士传教。首先，英国要的不是通商的“普遍权利”，而是针对英国一家的特殊待遇。其次，某些要求已和殖民无异。再次，将对欧贸易归并广州，对洋商出行加以限制，如前文所述，恰恰是乾隆出于社会安全考虑而做出的决策。换个人处在乾隆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答应如此放肆的请求。此外，如果英国真的像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认定的，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而非“强盗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那么可以问一句：主导中英贸易并资助着马戛尔尼使团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遵循的是市场逻辑么？
但是在后世的论述中，马戛尔尼的要求和背景往往被忽略或淡化，而乾隆给英王的回信，倒被反复提及，以证明中国可笑的自大。英文文献里引用最多的一句话，译成白话，就是：“天朝无所不有……从不看重精巧制品，一点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品。”其实，乾隆的回信迟至1896年才全部翻译成英文，这封信以及这一小段话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引起什么重视，可以说完全是20世纪“后见之明”指导下的新发现。
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断章取义，扭曲原文。此话的语境，是特指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而非早已持续多年的中英间贸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但是只有把个别语句抽离、置换，中国皇帝才能够成为取乐的对象。这句话便同“磕头”一起，成为野蛮“东方”活该挨打的证据。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殖民侵略看上去不但不那么难以接受，而且简直是带来文明曙光的义举了。
遗憾的是，即使很多学者早已否定了其层层叠加的意义，马戛尔尼事件还是顽固地扮演着（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东方主义者们希望它扮演的角色。《经济学人》们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抓住这个陈词滥调不放的。既然对历史的认知完全不需要历史的存在（像吉尔雷的漫画一样），那么这个神话怕是还会继续很长时间。
七 其命维新 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
1. 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重思东亚在近世的命运，不但需破除制度上“闭关锁国”的神话，还需要反思另一层关于思想和文化的定论。和“闭锁论”一脉相承，20世纪以来成为主流的进步主义史观，假定在17到19世纪的东亚（清代中国、江户日本、晚期朝鲜王朝），学术和思维日趋停滞、僵化，以致无法抵御西欧工业化、新技术、新思想在现代的冲击。与西欧和北美同时期自由、民权思潮的汹涌澎湃相比，三个东亚社会则像是死水一潭。宋明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系统，是三国一致的官方意识形态；礼教一统天下，压制异见与“人性”。清朝则更因满人大兴文字狱和刻板的科举制度，而“万马齐喑”。
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认识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目睹东亚世界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当发现它的内核并未按照“脱亚入欧”的逻辑延伸，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思想的内在逻辑，从历史命题中找寻应对现代挑战的途径，我们就知道“停滞”一说并非全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失偏颇。清代中国、江户日本以及李氏朝鲜，都并不缺少新鲜思想的迸发。不论是否处于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之内，这些思想都未停止生长，而且对19、20世纪的东亚世界恰有极大的塑成作用。因此要查考东亚在现代的“发现”，就需追根溯源，对早期现代的思想状况有所反省。
目光再次回到17世纪，我们先来看两位桥梁性的人物，他们是对日本近代思想影响深远的两位儒者：朝鲜的姜沆（1567—1618）和中国的朱舜水（1600—1682）。
1597年，姜沆在全罗道海上被二次侵朝的日军俘获。就在几天前，朝鲜名将李舜臣在鸣梁海战中阻击日本水师先锋，但终究寡不敌众，未能阻挡日军继续北上。姜沆本来在全罗道组织义兵抵抗，但队伍四散，他只好携家小，分乘两船投奔李舜臣，仓皇之中又和父亲失散。他后来自述，在寻父过程中，遭遇日船，全家蹈海而逃，结果不但自己被抓，而且家人死散无计。最惨的是刚出生的小儿子被弃之沙滩，“潮回浮出，呱呱满耳，良久而绝”。
姜沆的悲惨境遇却造就了一次重要的文化相遇。同不少朝鲜人一道，他被押送到日本，辗转几个地方。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学者藤原惺窝。藤原早年学习佛教，后来通过朝鲜通信使接触到了朱子学，从此致力于儒学研读，还一度想到中国求学。通过和姜沆的接触，藤原惺窝系统学习了朝鲜儒学以及儒家礼仪制度。姜沆则在藤原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朝鲜，并撰写了记述乱中见闻的《看羊录》。他在书中并没有提及和藤原的交往，倒是提到了日本与葡萄牙、中国等频繁的海上商贸往来。
姜沆的时代，朝鲜儒学已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李滉（退溪）和李珥（粟谷）在16世纪中后期双峰并峙，开创颇有特色的性理学派。姜沆深受李滉学说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带给了藤原惺窝。藤原此时受聘于德川家康，专门讲授儒学，为后来江户幕府确立朱熹理学为官方政治理念，起到关键作用。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儒学得以摆脱佛教的影响，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问。也因此，藤原被尊为日本近世儒学的开山鼻祖。
藤原的学生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林罗山。林罗山由藤原推荐，仕于德川家康，前后辅佐过四任将军，参与编写文书，制定制度法令，将所学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他继承老师对理学的阐释，希望调和儒教与本土神道思想，以此排斥基督教。林罗山对幕府官学影响巨大，整个江户时代的“大学头”一职，全部由林氏一族担任，林家成为世袭的官学领袖。林罗山创立的私塾，后来发展为幕府直辖的教学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无数名儒出自林氏门下。朱熹的思想，经李滉阐发、姜沆传播、藤原惺窝与林氏的消化，成为德川时代日本思想主流。如果说，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是在此前长期变乱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权衡之选，那么姜沆与藤原惺窝的相遇，则极大地促成了这个选择。
丰臣侵朝让姜沆被俘日本，满洲崛起则促成朱舜水东渡扶桑，他对日本的影响同样巨大。朱舜水原名之瑜，“舜水”是六十多岁后在日本用的号，但因为他的主要著作皆在日本完成、流传，所以“舜水”反而更为知名。他是浙江余姚人，1644年后致力于反清复明，奔走于闽浙沿海和日本、安南、暹罗一带达十五年。安南国王曾强留他入仕，但他不愿行臣子之礼，坚辞不就。1659年，他参加郑成功攻打江南的战役，失败后到日本求助，此后就在长崎定居下来，传授学问。
一开始，朱舜水在学生安东省庵的接济下生活。1665年，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仰慕朱舜水的学识，聘他为宾师，执弟子礼。朱舜水于是移居江户，名声日隆。他现存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和日本士人的通信、问答，也可见日人对他的零星写作都十分珍视、详加整理。直接受他影响的著名学者，除了安东省庵、德川光圀外，还包括安积觉、山鹿素行、木下顺庵、伊藤仁斋等等。
明朝覆亡、过去被视为“蛮夷”的满洲居然成了新的“中华”，这一政治巨变，给整个儒家世界带来极大的心理和文化震撼。朱舜水和他的同乡黄宗羲一样，一方面坚守明朝正统，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有明一代儒学的问题。他认为明亡之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腐坏，尤其是读书人的腐坏，致纲纪疲敝、民德沦丧。所以和姜沆不同，朱舜水虽然也尊奉程朱，但反对明朝后期朱子学堕入空理。对于朝鲜人厌恶的王阳明心学，他倒是有所吸纳，不过他也不满后期王学的虚空，强调学问应经世致用。这种实学思想，启发了日本“古学派”的兴起。
他带给日本的儒学，不是姜沆那种成体系的性理之学，而是带着沉痛的亡国之恨的批判性儒学。在他眼中，故国因内败外虏，已经彻底沉沦，反而是收留了他的日本，能够看到延续文明正脉的希望。此时的岛国，竟也成了某种理想寄托。在给安东省庵的信中，他说“贵国山川降神，才贤秀出，恂恂儒雅，蔼蔼吉士，如此器识而于学焉，岂孔、颜之独在于中华，而尧、舜之不生于绝域？”
须知在此之前，中国士大夫眼中的日本，一向是蛮夷倭种。因为明亡清兴，日本就从岛夷倭寇，一变而为域外尧舜了。这样一种思想，更加促发了日本重新认定自己在中华文明统绪中的地位。儒家本强调华夷秩序，但由于有了满洲这样一个夷狄，日本反倒从夷狄的身份中解脱出来了。朱舜水鼓励日本儒士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成为“中华”。日本所谓“脱离中国的中国化”，由此展开。
明末清初的浙东一派学者，极重治史，有章学诚所说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传统。朱舜水尊王攘夷的史学思想，是日本近世史学的精神坐标。德川光圀在江户设彰考馆，编纂《大日本史》，第一位总裁，便是朱舜水的得意门生安积觉，而前六任总裁，竟全是朱门弟子。《大日本史》是日本“水户学”的奠基之作，其思想主轴就是维护皇朝正统的“大义名分”。“大义名分”之论直接导引出19世纪倒幕、维新时“尊皇攘夷”的政治口号，也成为此后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朱舜水与林氏一派幕府官学也有交集。林家第二代掌门是林春胜（鹅峰），其子春信便受学于舜水，可惜早夭。春胜的另一个儿子、后继任大学头的林凤冈，则和木下顺庵等朱门儒生常有往来。林春胜、林凤冈父子利用职务，收集整理了当时由到长崎的商船带来的中国情报，并以《华夷变态》命名这本口述资料汇编。很明显，这体现日本学者对中国“是华变于夷之态”的认定，与朱舜水的思想高度吻合。
17世纪以来有关“中华”和“夷狄”的身份重塑，是东亚思想开始走向现代的一大刺激因素。经过丰臣侵朝、满洲崛起和西学渐入，东亚的知识界因应时变，产生了一次集体震荡。面对时代冲击，中日韩的思想者重新解释自身、他者和历史，寻求解答。此震荡之所以会差不多同时发生，则因海洋交流网络的扩展，人文碰撞在短期内突增。姜沆、朱舜水和日本的相遇，虽属偶然，却串联起本地早期现代的多重历史背景。他们的相遇能成为东亚现代思想兴起的契机，这些背景缺一不可。
2. 江南风格与江户浮世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出身苏州的宫廷画家徐扬完成了《盛世滋生图》。这幅12米多的长卷，详细描绘了乾隆二巡江南时，苏州城繁盛、热闹的场景，因此又称为《姑苏繁华图》。其画幅之巨大、人物之众多、场景之丰富、市肆内容之博杂，远超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中各类商铺约260家，其中不少专营书籍及字画生意；而演艺、课读场景之多，亦可知城市文化的发达。徐扬在题跋中描述：“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万卷书香，或受业于先生之席。”“姑苏繁华”，是研究当时江南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画；“盛世滋生”，也是理解近代思想契机的一把钥匙。
谈到东亚17、18世纪的思想激荡，外在的刺激（丰臣侵朝、满洲崛起、基督教东渐、海上交通频密）是重要诱因，不过外来因素需要施之于内在环境，才会产生化学反应。以朱舜水为例：他的思想兼收朱熹、王阳明，但反对两派的流于空谈，强调经世致用。这种创新性的思想在远离京师的江南地区形成，又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广为传播，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类似，城市的勃兴，特别是商贸都市的大发展，是近代东亚新思想、新文化的孵化器。反过来，新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活动，也深刻改变了城市的面貌。
《盛世滋生图》（局部）
当代学者们一向特别关注明清时代的中国江南地区。各个学派从政治、经济、地理、产业、环境、社会、人文的角度出发，着力阐发这个历史空间在中国走向近世过程中的意义。本文的“江南”取广义概念，泛指长江下游流域的城市群。它既包括狭义上的长江以南的苏、常、杭、湖等“八府”，也包括江北的扬州和溯流而上的南京等地。
江南空间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形成于自然和历史的双重作用。长江下游平原丰庶的物产，使这里很早就成为国家粮仓；人口不断增加，令手工业、制造业成为农业之外重要的收入来源；大运河贯通南北，一系列交通节点上逐渐形成商贸重镇；便利的河道沟通起内陆，帆船贸易连接起海外（特别是日本和南洋）；工商业的高度发达、信息交流的畅通，不但刺激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展，而且为思想文化的创新和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远离首都，又使得居于商业中心的文人群体能选择超脱于政治斗争核心，他们虽也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但束缚相对较小。巨大的商业、交通、思想活力，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江南Style”。
江南风格的一大特征，是与朝廷主流的分立。这种分立起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在根本上是学理思想的叛逆—即对流于刻板玄虚的宋明理学的反动，在表现形式上则涵盖从学术到艺术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后世谈论清代文化思想的发展，江南文人群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正统官学。
如果举书画为例，则可直观理解这种叛逆在视觉上的表达。对清代以来书法、绘画影响最大者，大概要数晚明松江人董其昌。董其昌将禅宗佛教中的南北宗之分引入画论，独崇南宗文人画一脉，贬低北宗宫廷画。他的思想后来受到清廷的推崇，文人书画则继续朝野分化。新的“在朝”一路，受到官方趣味影响，强调严格的笔墨规范，崇尚“无一笔无来处”的师古。而江南一带的书画家们以“在野”的姿态，拒绝刻板的审美趣味，注重个性张扬，开启新时代的画风。他们虽然也继承董其昌强调才情学问的一面，但更推崇陈淳、徐渭一路纵横恣肆、直抒胸臆的写意水墨，逐渐在民间成为主流。清初“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以及担当等人的野逸、狂怪、奇简，在与因循摹古、精致复杂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一路对比中，更凸显其惊世骇俗的革命意义。
八大山人《鳜鱼图》 出自其晚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精品《安晚贴》，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
“四僧”等画风的独具一格，当然与明亡的政治刺激有很大关系。但他们的美学取向能引领后世，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之开端，则和明末以来南方商业社会的风气密不可分。白谦慎在其傅山研究中就指出，随着市民文化勃兴、思想多元开放，17世纪的江南城市形成一种“尚奇”的审美趣味。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追求，正是这种新趣味的宣言。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市场的发达，能够支撑文人把书画、诗文等过去只是修身养性的副业当作立身之本，不必非要走科举的道路。文人卖画当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但以卖画为生，并且形成职业文人画家群，则在清代江南这个繁荣的市场环境下才真正成型。郑板桥辞官后，给自己的书画标出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并不耻于言商，这在之前是少有的。“扬州八怪”从风格上和身份上都继承“在野”的姿态，是以“怪”来抗拒媚俗。
文人创作的相对独立，与治学、出版的独立是相一致的。晚明以来，江南藏书刻书风气极盛，商业运作与文化创作相互刺激，不但新思想迅速传播，大量禁毁书籍也得以在市肆内悄悄流转。这一时期最激进叛逆的思想家要数李贽，他大力抨击程朱理学，甚至讥讽孔孟，自居异端，倒是对利玛窦其人评价甚高。他生前著有《焚书》，意谓此书必遭焚毁。明清两朝的确都将他的书列为禁书，可民间私刻者屡禁不止，“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且流传于日本”（吴虞）。如果没有发达而自成体系的书籍出版业，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出现。
文化上的朝野之争，以后世影响来看，是在野的一方大获全胜。1773年，《盛世滋生图》完成十四年后，《四库全书》开始编纂。这是清代文化建设的最重大事件。九年后，《四库》编成。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标志着反宋明理学的江浙学派的胜利，“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书成之后总共抄写七部，北京、承德、盛京内廷收藏四部，其他三部则尽藏于江南。
对应江南在清代的发展，日本则有以江户（今东京）为代表的商业都市的出现。“盛世滋生”，同样也是近代日本思想兴起的时代背景。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最终完成了日本的统一，1603年设幕府于江户。当时的江户还是一座小城，人口及规模远不及京都和大坂。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制定“武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各地藩主大名每年必须前往江户，正室和继承人则常居于此，这就是所谓“参勤交代”。（延聘朱舜水的水户德川家是例外，水户藩主长期留住江户，这也是为何朱舜水后来居于江户而非水户。）“参勤交代”首先是幕府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国家再度分裂的一种制度。幕府强令各大名留妻儿为质，并且承担自己往返的花费，以削弱各藩的财力。这一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是全国政治精英的生活和消费重心，向江户转移。随着交通畅达、城市空间的扩大，农民和商人也纷纷涌入，江户迅速成为人口繁盛、商贾云集的特大都市。
菱川师宣浮世绘
大名前往“参勤”，往往带着家臣随从，有时多达数千人。家臣一般单身赴任，因而江户的人口构成，不但武士阶层集中，而且男女比例非常不平衡。承平日久，武士阶层寻求消遣，促进演艺业、服务业和色情业的发达，歌舞伎、艺伎和游廓妓院等成为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都市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商阶层，他们是新兴市民文化重要的赞助人和消费者。这种文化最著名的代表形式，是出现于17世纪后期的“浮世绘”版画。
“浮世”一词来自佛教，意指现世的繁华和虚空。早期的浮世绘，表现的正是一种纵情声色、及时享乐的生活美学。被认为是浮世绘创始人的菱川师宣，就以江户吉原（游廓）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风俗画和美人图。他作品中隐含的情色意味和对世俗生活的迷恋，是江户浮世最好的注脚。尽管浮世绘和江南文人画都是商业社会的文化产品，突出与宫廷文化相对的世俗个性，但浮世绘更需要复杂的分工：绘师画图、雕工刻板、摺师印色、商家出售，各自为政，资本主义色彩更为浓厚。文人画的收藏者既包括商人也包括士人，浮世绘的服务对象则主要是商人和一般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