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WS 95.2067.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ountain name given here, Panyang Mountain 蟠羊山, “coiled [horn] sheep mountain,” apparently contains an alternate form of pan yang 盘羊, the “bighorn sheep,” or more particularly the Argali, which are known to live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Shanxi. See Alexander K. Fedosenko and David A. Blank, “Ovis ammon,” Mammalian Species 773 (15 July 2005): 1–15.
75. JS 123.3089. It will be noted that the parallel WS account (95.2067–68) puts the warning in the mouth of the earlier seer. This is apparently a poor cut-and-paste. ZZTJ (108.3423) follows Jin shu here. Supporting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text as a vessel for importation of genuinely Inner Asian elements, the idea of weather magic is a long-shared element of Inner Asian mythology—see John Andrew Boyle, “Turkish and Mongol Shamanism in the Middle Ages,” Folklore 83.3 (1972): 190–91; Agnew Birtalan, “The Tibetan Weather-magic Ritual of a Mongolian Shaman,” Shaman 9.2 (2001): 119; and an account in Secret History (Rachewiltz,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 64).
76. ZZTJ 108.3424; Shui jing zhu shu 2: 13.1137–38.
77. WS 2.27.
78. WS 30.710. This Wuhuan was from a clan that had taken up the Chinese family name “Wang” 王; see Yao, Bei chao hu xing kao, 256.
79. WS 15.381.
80. ZZTJ 108.3426.
81. JS 123.3090.
82. Anthony Cohen, in his book Belonging: Identity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in British Rural Cultures (St. John’s: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1982), discusses how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akes shape among “individual and distinct groups,” describing the myths that emerge as being like “empty receptacles which are filled with local and particular experience” (13).
83. WS 2.27; ZZTJ 108.3430.
84. WS 74.1643–44.
85. ZZTJ 109.3446.
86. ZZTJ 109.3459.
87. According to Robin Lane Fox, Augustine: Conversion to Confess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537, the work is “a unity, composed, in my view, between the start of Lent and Easter,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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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珪进入的世界
那么，涉珪率领军队进入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如果说罗马灭亡后的北欧确实存在过"黑暗时代"，那么我们在汉帝国崩溃后以"汉"为自我认同基础的人群世界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景象。1尽管前个世纪的战争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口下降，但这些地区依然保持着由村庄与城市构成的广阔网络。2黄河平原凭借其稠密且具备高度组织化与生产潜力的人口，成为3至4世纪在其边缘崛起的新兴政权竞相争夺的目标。然而，建立这些国家的群体与其说是为征服当地人的土地而战，不如说是在彼此之间争夺主导权。这种情况与900年后宋朝对蒙古入侵的顽强持久抵抗形成鲜明对比。3在4世纪晋朝崩溃后，旧帝国内部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政治真空。华夏世界当然仍存在能干的武士和出色的统帅。4但那些维系秩序的根本原则——尤其是最实际的军队组织与维持方法——虽然被载入典籍并被崔浩等人怀念追忆，却已暂时消失于现实之中。5
在"当地人"中占据显要地位的，是随帝国崩溃而兴起的中国"大族"。至少到最近为止，这仍是中世华夏世界被研究最多的单一课题。6这个群体既是当时编年史家（他们自然更愿意书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群体）的核心关注对象，也吸引了现代研究者对中世纪东亚这一特殊层面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的叙事中，有一个显赫的世系集团尤为突出：源出清河郡（其治所位于今河北省同名城镇附近）的崔氏。这个世系不仅诞生了崔浩，还包括众多不同支脉的成员。
崔姓首次见于记载是在汉朝初年的清河地区，一个名为"东武城"（"东方战争之城"）的地方。但此后记载中断，清河崔氏直到公元3世纪才重新以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与大多数中国中世大族一样，清河崔氏是在帝国崩溃过程中逐渐成型的。7
清河崔氏的崛起始于汉末两位堂兄弟崔琰与崔林，此时地方精英与汉都洛阳的疏离日益加深。这种趋势在169年的党锢之祸达到顶点——在这场运动中，这类士人被逐出朝廷，同时经学典籍及其权威性也随之脱离中央宫廷。8
两位崔氏堂兄弟中年长的崔琰，师从推动这些变革的关键人物郑玄（127–200）。尽管郑玄本人是卓越的经学大师（其《周礼》注疏成就尤为著名，下文将详述），但我们不能假定他门下数千弟子皆为温文尔雅的儒生；这个时代新兴的私立书院同时也是社会与政治异议的中心。据载崔琰本人"好击剑、尚武事"。9事实证明这些技能确有必要，因为在他师从郑玄期间，帝国境内突然爆发了另一种形式的异议与分离主义：184年爆发的黄巾起义。当叛军逼近郑玄书院所在的鲁北地区时，这位宗师带领弟子撤退至今青岛北部的山区。最终粮尽之时，他被迫遣散众人。崔琰西归故里的道路不幸被史料所谓"所在充斥"的匪徒阻断，只得辗转流徙于黄河以南、长江与湖区之间的地域。数年光阴流逝，迫在眉睫的威胁消退后，他才得以返乡。在那里，他一度闭门不出，"以琴书自娱"10——正如我们在这个时期上层生活的典型描述中所见——直至出仕于汉末崛起的强势将领袁绍麾下。202年袁绍去世后，崔琰转投北方战争最终胜利者曹操的阵营。
崔琰仪表威严，令朝臣"瞻望"。他虽善引古义，却因屡屡谏诤，终在216年触怒曹操而被赐死。11然而崔琰建立的"望"（社会声望）得以延续，众多后裔凭借家族声誉在晋亡后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多数活跃于北方，亦有部分进入建康政权（虽为松散控制）辖区；或许我们在此见证的正是韦伯所谓"卡里斯玛常规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的一种表现。12崔琰后裔中最显赫者当属崔亮（460–521），其直系先祖曾仕于南方，但本人在崔琰逝世三百年后，最终官居北魏洛阳朝廷要职。
回到3世纪，实际上崔琰的声名被其堂弟崔林（卒于244年）所掩盖。两人的仕途轨迹截然不同。崔林独立入仕曹氏政权，且最初家世比其堂兄更为寒微。当他被任命为邬县（今山西太原西南）县令时，"既无马又无车，独自步行赴任"。13然而后来曹操征召"德行最着之县令"时，崔林因清贫显德而被举荐。220年曹氏魏朝建立后，崔林升任幽州刺史（辖区含今北京所在的东北边疆要地），后更获授司空这一崇高荣誉官职。14其子嗣同样显达。这包括崔林的孙女们通过联姻进入中国权势家族网络——其中一位成为刘琨（即前文所述在晋室崩溃时期担任并州刺史者）之妻。父系传承五世后，出现了"冀州神童（今河北冀州）"崔宏，他先效力于苻坚，后追随慕容垂，最终被迫进入涉珪的新政府。其子崔浩则经历了更高位的荣显与更惨痛的沉沦。15
这些世系集团固然重要，但过度聚焦于他们反而会模糊而非澄清北魏乃至唐帝国等政权的复杂本质。16部分基于唐朝后世构建的认知体系，无论在唐或更早时期，这些集团都不像通常描述的那样持久或强大。若依照《牛津英语词典》对"贵族（aristocracy）"的定义——"由最优秀公民组成的统治集团"，我们很难真正称其为"贵族"，因为尽管他们可能自视为最优越者，但从未真正以自身名义直接统治天下。其根本角色始终是充当他人的行政代理人。17
此外，尽管共享"名门"世系的社会资本，他们至少通常不会与同宗成员形成任何法人实体（corporate entity）；更具体地说，清河崔氏并非凯普莱特家族（Capulets），会集结族人共同对抗蒙太古家族（Montagues）的冒犯。如前文崔浩故事所暗示，这些世系特定支派与其他权贵家族建立的婚姻网络，实际上比父系亲属关系更具现实重要性——是更真实的权力来源。崔琰与崔林这对堂兄弟各自追寻人生轨迹，彼此几乎毫无重要交集。即便在被这类世系显赫人物（至5世纪时多已离开故里）曾经盘踞的地方层面，我们也常见同一行政区域（郡）存在多个权贵家族；尽管这些家族拥有广布的土地与私兵武装，却并未全面管控郡内所有居民的生活。"名门"个术语在此更为贴切，指向邻里对其"声望"或"名望"（望）的认可——这种"名望"植根于地方权势，因遍及华夏世界的广泛婚姻网络而增强，并融合了至少部分成员通过掌控儒学经典文本与礼仪所获取的权威。18
因此，这类世系集团掌握的地方权力真实存在，但受到限制。尽管在不同环境下他们本可能发展为真正的地方贵族，但这种可能性被周边崛起的政权（即便在长江流域）所扼杀——这些政权由出身与观念迥异的君主与将领创建（无论后者如何被前者书写的历史所遮蔽与重塑）。这些中国大族成员选择效力于他人建立的政权。在此过程中，同一世系的不同成员逐渐分散各地，联系日益稀少，更遑论协同合作。
* * *
当名门世族的角色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逐渐成型时，这些家族成员能够为防御目的组建数十人、偶尔可能数百人的民兵武装。但作为国家根基的大型军队则另有来源。可以说大型军队主要通过两种主要方式组建与维持：基于各类忠诚关系，或基于对服役行为的物质报酬——通常情况下是二者的混合。但西晋后期的大型军队似乎明显倾向于第二种模式。
司马家族从曹氏魏朝宫廷内部崛起掌权。其崛起于266年完成——是年其首领不再满足于幕后掌权，亲自登基称帝，并定都曹魏故都洛阳。尽管该城75年前（由汉相董卓在最终终结汉朝的内战中）曾遭焚毁、居民遭屠戮，但此时已重建并恢复人口，成为繁华兴盛的大都会。19值得注意，对此城印象深刻者包括力微之子沙漠可汗。但这些辉煌未能持久。
汉朝最后几个世纪的核心主题是帝国内部地方主义与地方势力的增长。20为遏制这些离心力量，司马王朝将皇室亲王分封为实权领主，授予他们对其封地的实际控制权及保有私军的权利。这将被证明是王朝的灾难性决策，并终结了维护旧帝国的最后重要努力。晋朝在其富有魅力的开国者武帝（266–290年在位）长达25年的统治期间保持统一。但随着他的去世，地方势力立即在敌对司马亲王领导下重新抬头。在这场被通称为"八王之乱"的皇室内部权力斗争中，正如当时观察者所言，皇族成员"今日忠诚，明日叛逆"。21虽然司马王朝以"东晋（317–420）"名义延续，但其版图大幅缩水——丧失北方疆域后撤退至他们至少自视为长江沿岸的偏远地区。新的主角即将登上东亚历史舞台。
在八王之乱这场持续数年的血腥权力博弈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武帝的继承人"仁柔皇帝"惠帝。这位显然存在智力发育障碍的皇帝在位约17年却从未真正执政，先后被觊觎皇权的亲属们用作摄政傀儡。这些错综复杂的叙事中有众多角色与支线，我们仅选取其中部分片段：从八王之一的成都王司马颖说起。304年，他以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为据点远程控制洛阳与皇帝，并自封"皇太弟"——一种极不寻常的皇位继承者称号。22同年夏，曾经的盟友东海王司马越夺取洛阳，挟持皇帝北上攻打邺城的成都王。据载其军队达十万之众；由于成都王不得人心，各地民兵与私军纷纷响应东海王"四方共举义兵"的号召，"云集"而来。23但当东海王兵败邺城时，聚集其麾下的"云"迅即消散——这些武装力量本质是服务于私利的私有势力。24东海王逃回封地（今山东省境内），成都王则掌控邺城的皇帝。南方，东海王旧部上官巳接管无主的帝都洛阳，放任部下残酷劫掠。这或许是对不久前长沙王遭遇的报复——这位被称为尚有良知的亲王（据称对惠帝保持尊重）在洛阳担任摄政时遭河间王部将张方生擒并活活烧死。25然而不久后，上官巳又被纵火者张方驱逐。张方是控制"关中"（渭河流域，汉故都长安所在地）的河间王麾下将领。半年前他初访洛阳时，不仅焚杀长沙王，还掳走约万名洛阳居民押返关中。这个时代的残暴——其野蛮程度——几乎难以言表。
在邺城，成都王试图引入"正统蛮族"势力，向南匈奴"左贤王"刘渊求援，以对抗其政敌王浚——太原王氏（另一个正于此时期成型的中国名门）——在燕北山区征调的鲜卑与乌桓部队。26成都王未曾意识到，刘渊的登场标志着东亚政治格局巨变的齿轮开始转动。边境部族数百年来始终充当中华帝国的雇佣兵，如今他们开始摆脱棋子的命运，自立为王（有时为后）。刘渊族人进言："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27这位公元前一世纪中叶重振匈奴帝国的单于成为效法对象。被说服的刘渊随即自立为匈奴单于。但他实为深谙华夏世界的国际化人物；其子刘聪据载少居洛阳，既能挽弓射猎又擅汉文创作。如前所述，刘氏姓氏实为攀附汉室所取。在探讨建国方略时，这位匈奴单于质问："岂足效呼韩邪邪？"，主张"丈夫当为汉高（祖）、魏武（帝）"——即汉朝与曹氏魏朝的创立者。28刘渊建立的政权（所谓"十六国"之首）定名为"汉"，宣称并非征服而是复兴。但他确实拥有由山西南匈奴五部征召的军队，以及散布晋陕的各类"杂胡"（中亚或内亚血统群体）。29这支成分复杂的部队无疑受金钱与忠诚的混合驱动而效命。尽管刘渊生前尚能维持某种纪律，但其去世后不久，控制权便落入更为粗野的继任者手中。
尽管刘渊的野心据称因成都王的请求而萌发，但这位亲王似乎始终未察觉其意图，亦不知晓匈奴首领不会提供任何支持。当王浚骑兵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邺城墙外时，此事已无讨论必要。成都王的军队旋即崩溃，他仅率数十护卫挟持不幸的惠帝南逃约200英里外的洛阳。邺城被王浚的乌桓与鲜卑联军攻占，遭到残酷洗劫。发现部分边军劫掠邺城妇女运回边境后，王浚震怒，将数千边民投入易水（今河北保定以北）处死。30此类士兵即将终止为晋室诸侯效命，但晋室权力角逐者对其需求却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拓跋部开始在中国疆域战争中扮演次要角色——与王浚无关的另一司马宗室、东瀛公时任并州刺史坐镇太原，向拓跋猗·与拓跋猗卢兄弟求援。二人在晋西南小规模冲突中击败匈奴统治者刘渊部队后，以平等独立身份与这位司马宗室缔结盟约。31
这是个通过军事行动实现"下克上"的时代。正如本书详述，长期被中华帝国权势与财富边缘化、压制的群体尤其如此；尽管刘渊在匈奴世界拥有高贵血统，但至少多数晋人仍对其嗤之以鼻。无论如何，"下克上（gekokujō，日语词汇）"同样适用于华夏平民。张方虽未留下显赫后裔，亦未被视作名门，但这位出身贫寒的男孩通过效力西进掌控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而崛起掌权。32值得注意，他曾在其辉煌古都洛阳的前居所活活烧死长沙王。此后他重返该城为其主君镇守此地。
渡过黄河后，皇帝与成都王在洛阳北邙山遭遇张方及其率领的万骑部队。张方此时将皇帝重新安置于皇宫，"流亡者渐归，朝廷百官虽粗具规模但建制尚存"。33无论这个朝廷仍在运作何事，成都王已丧失对惠帝的控制权，不再参与决策进程。
张方挟持皇帝作为文化资本，获得了比残破古都更珍贵的资源——似乎某种权力寓于这位被冠以拥有500年历史的"皇帝"头衔的个体。所幸这是可移动的财富，因为其部下（无疑是混杂的西部各色人等）对洛阳渐生厌倦。据载，可劫掠之物已基本洗劫殆尽。随着军中怨声渐起，张方下令准备御辇。当哭泣的皇帝被从御花园竹林藏身处拖出时，被迫登车。34张方部队随即展开最后一轮掠夺：争夺国库残余财宝的同时掳走后宫嫔妃。宫中帷帐丝绸被裁为马鞍垫褥。张方意图焚毁宫殿与太庙以绝归念，却被唯一留守皇帝身边的官员劝阻——其余朝臣早已再次四散。此人警告道："董卓焚洛阳之暴行，至今百年犹遭唾骂，将军何故欲承此恶名？"35
"盗贼纵横"，张方此刻如此向皇帝解释迁其出城至附近所筑堡垒之缘由。36所谓"盗贼"实为张方部众——面对他们，洛阳宏伟城墙（南北约2.5英里，东西2英里）37已无法提供保护。历经三日奸淫掳掠后，皇帝与成都王登上张方率队前往长安的大型车队。河间王于此地迎奉惠帝，将其安置于实为王府军营的"行宫"。38此刻我们暂且离开这场连绵不绝的苦难巡礼；除兵败邺城的东海王（后文将简略提及）外，迄今登场人物皆将很快殒命。
* * *
暂时逃离人类悲剧，我们至少可以转向建筑领域。本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典范并非庙宇宫殿，而是堡垒（fortress）——既是社会原子化的象征，亦是其实质体现，而此前数百年这些社会本在帝国内部紧密联结。
张方在洛阳城外修筑的堡垒绝非孤例；在分崩离析的帝国内部，已建有数百座大大小小的堡垒。此时期墓葬中常见陶制堡垒模型。以洛河沿岸发现的一组随机样本为例：这条发源于秦岭东端的河流（距长安仅约五十英里山路）向东北流经洛阳（"洛水北岸"之城），最终注入黄河。洛河流域是入侵者（或难民）往返黄河平原与渭河流域的通道之一。讨论中的时期里，此地遍布防御工事。部分位于洛阳以东39，但若从洛阳西行溯流穿越崇山（如5世纪初建康将领刘裕大军所为）40，首先会经过"云中坞"——云雾缭绕的高峰（今河南宜阳西）间的"云中堡垒"；继而抵达"一全坞"——虽处台地却因四周绝壁险峻，仅需西侧一面围墙即可固守的"完璧要塞"。41再西行十至二十英里（近今洛宁）距河南岸约1.5英里处，可见"金门坞"（金门山堡垒），更西的檀山巅则建有"有坞聚"（设防聚落）。42
这些堡垒的雏形可追溯至数百年前。就象征与实质而言，它们是对中华帝国早期建设者模式的反动——自战国时期始，后者为建立君主与臣民间的直接关系（君主权力的坚实根基，为其提供赋税徭役包括兵役）竭力消除所有中间环节。43在此模式下，防御工事由君主修建，既是地方控制据点，亦是权力象征。这类强制性结构在汉朝延续约百年后，地方利益与地方势力开始在华夏世界重新抬头。
如第三章所述，战国至汉初，除作为郡、县行政中心的城池外，边疆还设有防御据点。其名称各异，但最常见者或为"坞"（或"坞壁"），意为"小障"（小型防御工事）或"小城"（小型围城）。44
随着汉武帝统治结束，中央权力在数世纪间逐渐衰落，这类"坞壁"开始在内地出现——它们不再作为国家权力的前哨由朝廷修建，而是为私人利益而建的私有设施。45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将"坞壁"称为"城堡"是恰当的，即作为独立地方领袖在战乱中求生的居住型要塞。45部分人视这些设防据点为摆脱国家控制的解放形式：早有学者指出，诗人陶渊明（365–427）"桃花源"寓言的灵感即源自真实堡垒。46
帝国内陆首批重要独立防御工事出现于王莽（新朝皇帝，9–23年在位）篡位引发的内战时期，尤其是当其试图借复古名义推行政策以压制日益增长的地方势力时。汉朝由光武帝（25–57年在位）复兴，这位崛起于河南权力网络的皇帝将都城从渭河流域迁至黄河平原西缘的洛阳。这位中兴之君还下令废弃摧毁各地城堡。47但其政权与前汉大相径庭，虽具持久性却实为地方势力联盟。军队构成亦不同：尽管实际早已废止，但普遍征兵制在光武帝时期被正式终结。48帝国军队此后由募兵、地方民兵与私军组成——且越来越多来自边疆的非华夏雇佣兵。
尽管（或正因）中央控制削弱，后汉仍见证显着经济增长，但如同帝国总产量（Gross Imperial Product）常见现象，财富分配极不均衡。破产普遍发生，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庄园至少通常呈非连续分布，而是由佃农为大地主耕作的零散地块组合；地主家庭蓄奴数量、仆役及私兵（部曲）持续增长。49伴随而来的是税册人口显着下降：以帝国最富庶郡国之一的颍川郡（洛阳东南）为例，其登记人口从前汉的220余万降至后汉时期的不足150万。50尽管如此，在约一个世纪里权力平衡得以维持——帝国中枢仍掌握庞大资源，新兴地方势力亦欲从中获益。
在160年代，局势开始变化：拥有官职的地方精英成员（其区域网络不断扩张）与日益由终极外来者——宦官——掌控的汉廷内部矛盾加剧。51 169年，上文提及的著名清洗运动"党锢之祸"中，大量地方精英被禁止在京师洛阳担任官职。这些士人回归乡里后，开始扮演双重角色：未来数十年间，他们既是乱世中带领社区求生的领袖，利用小型堡垒抵御流寇、难民乃至匆忙过境的军队；同时（至少部分人）将地方领导权推向更深层次。52
汉廷曾致力于将儒家经典确立为正统，这些经典至少表面上是对古代圣贤所创完美社会政治秩序的描绘。随着中枢权力真空扩大，士人开始自行执掌经典权威，在此基础上于地方社区（小同）巩固以家庭义务与"孝道"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53崔宏等人物扮演的角色，大体可类比其他社会的经典与仪礼大师，即便缺乏亚伯拉罕宗教经典（Abrahamic scripture）的明确宗教属性或婆罗门的清晰职能界定。54他们在建立乡里权威后，更将影响扩展至更大共同体（大同）。55如导论所述，正是这些士人以经典及衍生的伦理体系为核心构建的汉语言大共同体——与帝国时期形成并延续的社会组织形态、行政控制体系大致重合——界定了本书中"华夏（Chinese）"相对于同期东亚其他族群的边界。56
十五年后，应对中枢权力真空的另一种截然不同方案出现——崔琰亲历的黄巾起义，即早期道教宗教形态。尽管最终被镇压，这场起义引发新兴军事领袖间的数十年内战，催生新区域强权：蜀（221–263）据四川，吴（222–280）控长江中下游，而汉朝北方故土（仍为华夏世界核心区）由"丞相"曹操统治——其直至220年去世前仍保留汉室傀儡皇帝。220年，曹操之子终结妥协局面，建立新魏朝（220–265）。在帝国衰亡期的数十年内战中，城堡再次遍布各地。尽管主要角逐者仍是华夏族群，但军队日益由内亚血统骑兵构成。57以汉相董卓为例（其因190年屠杀洛阳居民并挟持汉帝西迁旧都长安闻名），其雇佣兵还包括与藏人同源的羌人——该族群数百年来持续渗入汉朝西北边疆。为巩固长安权力，董卓更在渭河谷地西端修筑巨型要塞，城垣"与长安城等高"，储粮可支用三十年。58然其未及享用便于192年遇刺，距入关中仅两年。
但最密集的堡垒建设爆发于帝国最终崩溃期——290年晋武帝驾崩后约25年的同室操戈时期。前文已略述此况；下文将跨越五六年时光，聚焦洛阳陷落——此事件纵非帝国崩溃主因，亦为显着症候。
* * *
此处采用的公元310年，在华夏世界大致对应"永嘉"四年——这是新晋皇帝怀帝（307–311年在位）的年号。然而此时洛阳局势绝非"永嘉"。怀帝与东海王在城中艰难共存，流言称怀帝前任"仁柔皇帝"惠帝遭东海王毒杀。自前年起，匈奴汉新主刘聪（310–318年在位）——那位"能文善射"的统治者——便从山西高地基地屡次进犯洛阳，但每次皆因意外挫败中止。雪上加霜的是310年夏肆虐洛阳及周边的大规模蝗灾，"草木牛马毛皆尽"。59至该年冬初，"京师饥困日甚。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60帝谓使者曰：'代朕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61在私兵四起的年代，自然无军赴援。仍自视为朝廷忠臣的南中郎将从襄阳（今湖北同名城市）基地发兵勤王，却遭地方对手截击溃败，旋即被逐出城池。江陵（今湖北江陵）北上的另一支军队闻讯后亦瓦解撤退。62
在此乱局中纵横驰骋、屡次率军渡河者，是被称为石勒的独立将领。这位长期定居山西高地的中亚小酋后裔，曾与众人被司马宗室——我们前文提及与拓跋猗·、猗卢结盟的东瀛公——俘获贩卖为奴，该司马以此筹款募军。63奴隶制虽非经济支柱，但在当时帝国普遍存在，常征用非华夏族群；汉语"匈奴"意为"凶奴"，《宋书》将拓跋部列传题为"索虏"皆非偶然。64石勒逃脱后加入匪帮（其首领赐他汉式姓名"石勒"）65，继而归附匈奴主刘渊。307年石勒开始组建私军。刘渊曾多次试图招降率两千部众据守太原东山堡垒的乌桓首领——这类由华夏与非华夏领袖修筑的要塞遍布山西高地。66招降未果后，匈奴主派石勒诈称逃亡投奔。获乌桓首领接纳后，石勒很快掌握其部队并赢得忠诚，最终（明知答案仍）询问部众愿奉谁为主。67刘渊遂"赐"此军于石勒——实则军权本已归其所有。石勒与匈奴政权的关系始终取决于其个人意愿。最终这种意愿自然消亡。在此期间，他以刘氏政权之名击败多位据守要塞的地方领主，将其军队收归己用。
公元310年，随着洛阳陷入饥荒，东海王势力的将领们前来与他们的亲王商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身份未明确说明，这些人物被描述为"戎服"——这个词语既可指"军装"也可解作"蛮族服饰"。他们的意图是率领军队从黄河平原西南角的洛阳转移至东南方约100英里（约161公里）的许昌，以此阻断石勒的游荡部队。毫无疑问，他们同时也希望前往粮食供应更充足的地区。虽然东海王被说服，但皇帝拒绝了这个提议："社稷之重全系于公，岂可远行而弃宗庙？"68东海王以"此乃上策"回应，随即率领四万士卒及朝廷残余力量东进，留下皇帝与自己的妻儿困守这座日益被饥饿吞噬的都城。史载当时皇宫正殿已开始堆积尸体，盗贼公然横行街市。
东海王绕过许昌，将部队及临时政府迁至东南方又100英里（约161公里）外的设防县城。四个月后，他于此地去世。官方记载的死因是对两位同僚的哀恸——这两人被效忠愤怒皇帝的晋室政敌所杀。若确系悲伤致死，其根源或许更为深远。正如中国谚语所言"祸不单行"，对东海王而言，灾祸甚至延续至身后。他的军队变成庞大的送葬队伍，护送亲王返回山东封地。在犹如B级片剧本的场景中，这支队伍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宁平镇）"69被石勒截击。面对石勒骑兵的包围与密集箭雨，晋军士卒互相践踏攀爬。最终，史载现场只余"尸山"。随后被带至石勒面前接受审问的宗室贵族们，个个哀声乞求却皆遭屠戮。唯有一人例外，他以庄重简短的"今日之事，何复纷纭？"作答。原本有意赦免此人的石勒，最终被部将"终不为吾用"的谏言说服。但给予其特殊处决方式——推墙压毙而非斩首。石勒继而焚毁东海王棺椁，宣称："此人（及其宗族）祸乱天下，吾为天下人复仇。"
回到饥荒肆虐的洛阳，此时城中已所剩无几。东海王妻儿闻讯出逃，带走都城最后的卫戍部队。史载"城中士民争相追随"。70然而东行途中他们同样遭遇石勒：其子战死，妻子被掳为奴（虽最终辗转抵达在建康初具雏形的流亡朝廷并获礼遇）。71至于皇帝，尽管渴望接受东迁至晋室残余据点的邀请，却因侍从"左右恋资财"拖延行程而使计划流产。72最终，时机尽失。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夏，洛阳城漫长兴衰史中的这一特定篇章迎来了终结。刘聪从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派出的两万七千主力部队由匈奴贵族呼延晏统领南下。73这支过去战绩不佳的军队此次却势如破竹。虽然计划渡河后与盟军会师，但由于友军未至，呼延晏将辎重囤积于张方故垒后直抵洛阳城下。次日即对南面外城墙中段城门发起进攻。74这座象征着帝国本身的城门虽无人戍守却依然矗立：尽管缺乏有效防御，但城墙本身作为坚固实体依然矗立：城门紧锁，匈奴军队耗费两天才强行突破。攻破外城后，军队开始焚烧官署与其他外城门。尽管粮草极度匮乏，皇帝及其残部仍受到一至两道内城墙保护；而匈奴人攻入的外城区域本身也是由层层城墙构成的巨型迷宫。75
入城仅一日后，呼延晏便撤军，临行前焚毁洛河船只以断绝皇帝逃亡可能。撤退部分原因可能是担忧被困于城市迷宫中，但史载主因仍是盟军迟迟未至。匈奴汉国的军队协调性极差，主要兵力分散于各怀异志的将领手中。这些势力包括：背叛晋室的刺史之孙汉人王弥；匈奴刘曜（318-329年在位）——汉室宗亲（数年后将篡位改国号为赵）；以及石勒（319-333年在位）——同期占据帝国东半部继而吞并全境者。在洛阳战役中，我们既可见这些势力间的有限合作，也目睹了彼此矛盾。虽然现代史家有时将洛阳陷落归因于石勒，但他实际上从未参与联军攻城。王弥确实参战，在呼延晏撤军四天后率部抵达南外城墙另一处城门；次日刘曜屯兵西城门。由此可窥洛阳城规模之巨——攻击方不过是十余座主要外城墙城门外的零星驻军。五日后，呼延晏与王弥联军突破外城墙，攻入内城直抵皇宫，登上太极殿——在宇宙观层面，该殿被信奉者视为同时作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源头与顶点。76殿宇的崇高性未能阻止王、呼延纵兵劫掠，不过如前所述此时已无多少财物可夺。更具实际意义的是，刘曜很快突破西城墙防线，直奔武库而去。
公元311年，随着匈奴军队撤离，皇帝从东北角的华林园出逃，企图前往长安。然而他很快被追获，囚禁于某座城门楼中。77这位君主后来连同传国玉玺被送往匈奴都城平阳。太子则遭遇更悲惨命运——与众多宗室贵族一同被当场处决。史载城破后的屠杀导致约三万人死亡，约占洛阳原有人口的十分之一。78这个数字的疑问在于：为何在经历过去十年反复劫掠（加之近年严重饥荒）后仍有如此多人滞留城中？逃亡与流离本身也充满危险：同年早些时候，晋朝宰相之弟就曾在湖北将八千难民溺毙长江以解决流民问题。79若洛阳三万死亡数字属实，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该城剩余人口大部罹难。对于显贵死者，厄运仍未终结——皇宫太庙遭焚毁，历代先帝遗骸被从北邙山皇陵中掘出。
这座都城曾历劫难，未来亦将再度遭毁。但此刻确标志着第一中华帝国的最终崩溃。消息震撼亚洲世界：一位震惊的东伊朗商人在致撒马尔罕友人的信中写道："Saraγ（洛阳）不复存矣！"80
尽管洛阳暂时"消亡"——如帝国身首异处——但用于组织与征税的帝国架构仍以残留形态存续。北魏历史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如何利用这些制度遗产，以及对其利用程度的争论展开。
1.参见丁爱博的评论，《六朝文明》第1页。
2.戚安道的《建康帝国》附录B事实上对南迁规模提出了质疑。
3.Mark Strange在其《十一世纪视角下的中国民族政策：司马光论西晋灭亡》（《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20.3期（2007年）：235–58页）中，从受威胁的宋朝内部考察了后世对四世纪崩溃的看法。
4.参见戚安道《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China》。
5.该主题在何肯的《在汉帝国的阴影下》中有详尽讨论。
6.英语学界对此主题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伊沛霞的《帝国早期的贵族一一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David Johnson存在严重缺陷的《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科罗拉多州博尔德：Westview出版社，1977年）。葛涤风Dennis Grafflin的《中世华南大族》（《HJAS》41期（1981年）：65–74页）与霍姆格伦的《北朝谱系伪造》为研究增添了细微视角。中文读者可从毛汉光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入手，其中部分内容英译摘要见其《"中世纪士族性质的演变"》，收录于丁爱博主编的《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73–109页。其他有价值的综述参见何肯的《在汉帝国的阴影下》；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士大夫及其社群：中世纪中国贵族特征》（《EMC》1期（1994年）：60–83页）；以及Du·anka Du·ana Mi··evi·的《"寡头或社会流动：中世纪早期中国大族研究"》（《BMFEA》65期（1993年）：5–256页）。该领域主要学者包括：毛汉光；川胜义雄的《中国贵族制社会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7年）；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近年值得关注的研究有范兆飞对氏族与氏族集团的详细研究，以及渡邉义浩关于这些集团权威的文本与文化基础研究。
7.下述内容大多出自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8.参见雷夫·德·克雷皮尼（Rafe de Crespigny）译，《桓帝和灵帝：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公元157年至189年的后汉编年史》（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1989年），2018年修订网络版，第223至237页；以及何肯《在汉帝国的阴影下》，第78页，在该书中他评论道，受过教育的绅士，通常被称为“文人”，逐渐成为“公共权力的合法储存库”——从而取代了朝廷——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