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可能源出此区域，但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太武帝的远古先祖曾居住——或祭祀——于这处石器时代居所。9当时该地域散布着数百个族群，未有明确证据显示任何特定群体与嘎仙洞存在直接关联。尽管如此，皇帝仍采信此说，并大张旗鼓予以宣扬。10随即派遣皇室秘书官北上洞穴，代皇帝向天宣告祭文，并宰杀马牛献祭天地，次祭先祖。11我们无从知晓祭文诵读所用语言，但汉文版本被镌刻于洞壁——1980年现代考古学家重新发现并抄录此文。更早之前，六世纪中叶成书的《魏书》已收录此祭文的变体版本。12
《魏书》所载与洞壁石刻存在若干耐人寻味的差异。石刻铭文结尾申明祭品献予天地，并提及共享祭祀的王朝男女先祖，分别称为"可寒"（khaghan）与"可敦"（khaghtun）——此为当时新兴的内亚皇室男女称谓。13不出所料，这些词汇未见于《魏书》版本。但两版本均包含完全相同的核心宣言段落："王业之兴，起自皇祖"；"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14北魏帝国包含多元族群与语言体系，此类宣传很可能曾以其他语言版本口述传播——正如千年后满清政权通过多语碑文所具体呈现的形态。
事实上据《魏书》自身所载，此洞与北魏诸帝在中原边缘建立的富庶强国相距遥远。所述"四千余里"之数既显路途迢遥，又惊人地精确——按一里约合三分之一英里计算，折合1300英里，与现代公路自鄂伦春至大同的谷歌地图行车里程基本吻合。在《魏书》对洞壁祭文的引述中，提及北魏先祖"南迁后，此地遂成幽远之域"。15幽远既成，纵使太武闻乌洛侯来报而欣喜，实则对部族起源地茫然无知。乌洛侯人自身亦属该区域较晚迁入者，未必深谙洞穴渊源或拓跋历史。16
太武帝在缺乏确证情况下欣然接纳此洞为祖源之地，与其说揭示了王朝起源真相，不如说折射出其所处时代的现实境况。借用思想家荀子（活跃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核心洞见解读此事，或可说洞中举行的祭祀仪式，本质上是为太武及其同时代人而设，非为神明先祖。由此我们得以窥见皇帝与麾下将士、北方林草之民关系的演变态势。至太武时期，北魏对平城以南富庶农区的控制已相对稳固，然对草原地带的掌控仍显薄弱。
北魏虽掌控黄河北部平原的高原地带，却未对更北区域实施直接统治，遑论戈壁以北的丰饶草原。早期魏帝通过周期性地从"平城"发兵威慑劫掠这些地区，以此遏制袭扰、阻遏草原新兴独立势力坐大，并攫取其资源：包括牛羊马群与人口。所获财富构成其相对于中原及周边竞争对手的实力基石。17十四年前（即公元429年），太武曾大举征伐新兴草原帝国柔然，掳获百万头牲畜及等量游牧民，强制其迁居平城以北阴山与戈壁间的草原地带。18
然而太武帝443年的草原征伐却成效不彰。该年三月，乌洛侯使团（值得注意的是此为《魏书》本纪唯一记载的使团）抵达平城。四月，皇帝北巡至去年于都城西北阴山北麓设立的军事集结点，以此作为再度进击草原的基地。六月返京后，太武于西郊王朝主祭天神的神庙附近举行盛大阅兵。战役于三个月后的初秋展开。19太武弃辎重轻装疾进，分兵数路，最终会师于鄂尔浑河谷（此地后来成为多个草原帝国的根据地）。《魏书》本纪似有意回避此役细节，仅指引读者参阅《魏书·蠕蠕传》——而该传亦仅载柔然可汗遁逃、帝南归等寥寥数语。20然实际情况远为复杂。
此次北伐前，朝堂上已爆发激烈争论。主要反对者系《魏书》所载的刘洁——时任尚书令的武将（鉴于429年大捷，其主张显属虚伪），力陈北征无利可图，声称"不似广袤农区存有待取之粮秣"。21据载，群臣皆附议刘洁，唯汉人谋士崔浩力排众议，说服皇帝此战可行且必行。
或因军中要员缺乏支持，战役进展不顺。例如此役总指挥冯邈（汉化名），不仅叛投柔然，更助其制定截断魏军粮道的计划（终告失败）。22此外，诸路大军未按预定时间会师鄂尔浑河谷。罪责归咎于刘洁篡改军令，致其全族伏诛。更有指控称太武帝某弟与刘洁合谋：若皇帝鄂尔浑遇害则篡位，遂致三位宗室亲王与多名将领殒命。23
置于此背景之下，远赴古洞祭天之举或许被赋予新的意涵。虽无确凿证据将二者直接关联，但事件并置颇具玩味。乌洛侯使团恰于朝廷激辩北伐方略之际抵达，或使《魏书》祭文中"岂谓幽遐...具知旧庙，弗毁弗亡"之诘问平添深意。流传至今的冰冷史册文字，实为当年朝堂内外真实人物唇枪舌剑的凝练结晶。太武帝或许正试图召唤象征符号，强化先祖以平城为中心所建"代国"的忠诚纽带，更深层则暗含"北进吧，勇士们"的动员令。然对太武与崔浩而言不幸的是，多数将士似乎无意北上征伐草原同族，而更愿南拓疆域攫取中原富庶之资。
尽管如此，遣使洞穴仍不失为向北疆传播北魏意识形态的良机。太武为回应乌洛侯来使所派团队，其行进路线与西北越戈壁（至少名义上为会师鄂尔浑）的征伐大军迥异。使团取道东北向：自平城（大同）翻越阴山（今大青山）至蒙古高原边缘，继而沿高原东缘行进（可能经今张家口），沿大兴安岭西侧北抵锡林郭勒东南隘口（今G303国道走向），再转岭东直抵洞穴，全程约1300英里。24若使团策马日行三十英里（沿途多为起伏草原），约需月半。这支古代刘易斯与克拉克式远征队料将不时驻足，必要时通过译员与当地部族沟通，宣扬北魏国威，返程时亦复如是。
或许此类宣传活动（辅以其真实军力），促使草原民族将北魏王权与其统治的富饶中原地区等同视之。太武逝世约三百年后，突厥君主在鄂尔浑河谷竖立铭文碑——如序章所述，其称唐帝国为"Tabgatch"。学界令人信服地指出，此即突厥语对"Taghbach"（已消亡的北魏皇族姓氏）的音位转换形式，而唐朝军事建制正脱胎于北魏。
1.关于Olakk·的重构，参见Christopher Atwood，《关于帝王家族及近卫队的早期内亚术语》，《中亚学报》56（2012–2013）：62。关于该民族的简要描述见《魏书》卷100.224。后世史料中，如唐代文献，该名称出现于多部文本，且有不同的音译写法。关于汉语作为东亚宫廷语言的更广泛讨论，参见Peter Kornicki，《东亚的语言、文字与汉语文献》（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
2.参见米文平，“乌洛侯研究”，载于其《鲜卑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209页；以及Jan Janhunen，《满洲：一部民族史》（赫尔辛基：芬兰-乌戈尔学会，1996年），第184、193页。
3.大约300年后，平城京（Heijōkyō，汉语：Pingcheng-jing）成为大和国（710–784年）奈良都城的另一名称。其与北魏的关联性难以确定，而更难评估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69年在平壤（Pyongyang）以北约10英里处建立的城市平城（Pyongsong）之命名缘由。
4.关于此名称在南朝史料中的出现，参见《宋书》卷95.2330；《南齐书》卷57.983。最完整的音译见《宋书》卷95.2352：“佛狸伐”（fo li fa），中古汉语音为Bjut-li Bjot。另见罗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重印于其《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174页；卜弼德，《胡天汉月方诸》，收录于其《卜弼德选集》，第74-78、99-102页。Peter Golden认为b·ri是突厥语从伊朗语的借词（“Wolves, Dogs and Q·pchaq religion,”·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50.1-3 [1997]：87-97，第92页），并在第91页注释27中引用J. P. Mallory，《寻找印欧人》（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指出狼是“在社会正常管辖范围之外活动的战士群体的象征”。戈尔登进一步引用了一段突厥碑铭，描述“我的父汗的军队如狼，其敌如羊”。突厥可汗的近卫军被称为“B·ri”。关于“beg”一词，罗新认为其对应《宋书》卷95.2352中的“伐”（fa），他推测该词源自粟特，存在多个内亚变体，包括奥斯曼帝国的“bey”。参见E. Denison Ross与Vilhelm Thomsen，《鄂尔浑碑铭：威廉·汤姆森教授最终丹麦语翻译之英译》，《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学报》5.4（1930年）：865；Carter Findley，《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以及《伊朗百科全书》中关于“beg”条目的文章（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beg-pers，访问日期：2018年12月17日），作者Peter·Jackson指出：“Beg是一个突厥头衔，意为‘领主’或‘首领’，后演变为‘王子’，相当于阿拉伯-波斯语的‘amīr’。” 克里斯托弗·阿特伍德（Christopher Atwood）在私人通信中提出了对“fa”的另一种解读，认为它代表“-bar”后缀，这一“其他情况下不存在的头衔，发音为‘bar’，意义不明”，但明显指代某种“领主”称号，类似于后来的突厥语“elteber”。如果这一理论正确，该词可能是拓跋语中的独特称谓；在阿特伍德的解释中，突厥语的b·ri是借词。关于拓跋语中“狼”的具体词汇，参见沈安筑，《古代南蒙古与华北的语言》，第128-129页。
5.参见蔡宗宪，“北魏太武帝的祭祀及其意象的转变”，载于《早期中国史研究》6.1（2014）：1–28。
6. 这一社会中的斗争显然普遍存在。清史学者们在研究17至20世纪的满洲帝国时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欧立德（Mark Elliott），《谁的帝国？满洲人对17世纪早期历史进程的刻画》，载于《时间、时态与帝国过渡》，编者Lynn A. Struve（檀香山：亚洲研究协会与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31–72页。
7.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WW（1981年2期）：1–7页。何肯，“鲜卑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载于·EMC·19（2013）：15，注67，提出“嘎仙”可能是“嘎仙洞”一词的汉语音译，表示“老家”，并推测这可能是鄂伦春（Oroqen）人使用的术语。
8.陈正祥，草原帝国：拓跋魏王朝之兴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第4页。
9.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39页。根据太武帝力用嘎仙洞发明传统的研究，提出一个仍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台武帝的祖先来自该地区。尽管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但杨军在其《拓拔鲜卑早期历史辩误》（《史学季刊》2006年第4期）：127–129页中，详细反驳了这一假设的必要性；何肯也在他的学术作品中提出了类似观点。
10.尽管这些观点并非本章中的思想起源——这些内容在本章写作完成后才由作者阅读——类似的观点已在以下文献中以有趣的方式提出：（Randolph）R. A. Ford，《嘎仙洞石刻：北魏王朝下草原传统的延续》，载于·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20（2013）：23–66；以及罗新，民族起源的想象与再想象——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魏史》2013年第2期：5–25。
11.《魏书》卷4A.95，卷108.2738–39，卷100.2224；《北史》（下称BS）卷94.3132。
12.《魏书》卷108A.2738。尽管这一点普遍被接受，但当然必须记住，洞窟中的铭文也有可能是伪造的。
13.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2–3页。参见米文平，《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载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353页；及《鲜卑石室寻访记》（济南：山东华宝出版社，1997年），55页。见沈安筑，《古代南蒙古和华北的语言》，162页，提到该术语及其与乞伏人的联系（此处采用沈安筑的音译方式）；卜弼德，《拓跋魏的语言》，225–26页，他在早期的评论中敏锐地讨论了为何这一头衔肯定是拓跋人使用的；以及何肯，《鲜卑》，15–16页。另见第5章注53。
14.“来王”这两个字源自《诗经》，《殷武》篇（“殷之武士”），在《尚宋》章节中。
15.《魏书》卷108A.2738–39。
16.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辩误》，127–28页。
17.见该领域的重要早期贡献， Kenneth Klein《第四世纪鲜卑诸国对中国帝国统一的贡献》（博士论文，UCLA，1980年），114–17页；以及王万盈的极有用的《转型期的北魏财政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5–6页。
18.柔然（蠕蠕）似乎与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Avars)有关：见白桂思，《丝绸之路的帝国》，390–91页，注18。有关柔然的一般性研究，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荣新江的新研究，“基于吐鲁番新发现的中国文献，探讨五世纪后半期柔然可汗国与西域的关系”，载于·Great Journeys across the Pamir Mountains，由陈怀宇和荣新江编（莱顿和波士顿：Brill出版社，2018年），59–82页。
19.《魏书》卷4B.95–96；《资治通鉴》卷124.3899–901。
20.《魏书》卷4B.96，卷103.2294。《宋书》卷95.2338中提到的“索虏”，即拓跋人，一个有用但不一定可靠的补充资料，称太武帝“遭受了惨败并撤退”。
21.《魏书》卷28.688–89。有关这些事件的概述，见张金龙的多卷本《北魏政治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3卷，第31–34页。虽然刘杰的家族来自南满洲的慕容部，但他很可能是匈奴人后裔：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38–52页。
22.关于叛变的提及在年表中有所记录，详细描述见负责运输的魏将传记中：《魏书》卷4B.96，卷37.856。另一位叛变者是未来的文明太后的叔叔，太后将在470至480年代主宰朝廷：《魏书》卷83A.1818。
23.《魏书》卷4B.97，卷28.689；《北史》卷16.602–3（《魏书》卷17.414–15）。
24.关于这些人骑马的确认，见《魏书》卷104A.2738中的铭文中的相关评论。
2
历史书写及其缺憾
公元450年，即石窟使命七年后，又发生了一起彰显太武帝时代复杂性的重大事件：汉人官员崔浩被处决。过去数十年间，崔浩已成长为北魏朝廷的核心人物。如后文所述，崔浩在此推行诸多事业。其中之一是担任编年史官，延续了一种在汉帝国时期臻于成熟的史学传统——此刻正运用汉文字词与世界认知，试图描述（实则是重新包装）一个截然不同的族群，以及这个族群所创建的异质政权。
太武帝及其先辈积极吸纳被征服地区的领袖加入政权，其中重要群体便是精通"文"艺的汉人——这些经学家守护着承载治世理想的典籍体系。那些保存并传承华夏经典之人（即儒士），从权威典籍中汲取力量，因而拥有劝服之能，前提是聆听者愿被劝服。1尽管可粗略类比其他复杂思想信仰体系中（拥有不同经典）的类似群体，但儒士地位从未如其他社会的同类群体般被明确制度化。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所有复杂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运用经典维护自身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同时利用由此获得的权威谋求私利。2
崔浩正是北魏前期此类关键人物，深受后世儒士尊崇。其家族世系可追溯至清河郡（位于黄河冲积平原，毗邻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同名县级市）。该支系约两个世纪前崭露头角，正值旧中华帝国崩解末期——彼时其先祖曾在同为"魏"字号的王朝（三国时期曹氏魏朝，220-265年）担任高官。3随着汉朝后继政权于四世纪初彻底瓦解，该家族后裔开始效力于多支非汉族的"十六国"政权（这些政权世代争夺黄河流域控制权，下文将详述此群体）。此处仅需指出：该家族成员之一即崔浩之父崔宏，其原仕于东北慕容部建立的后燕政权（384-407年，慕容属鲜卑别支），至396年拓跋军队南征夺取平原时，崔宏虽仓皇逃亡，但迅即被俘并缚归北魏开国君主道武帝（386-409年在位）军营。4道武帝欲借其力巩固新征服汉民中的正统性，并更务实地充任新生帝国的书记官（如前所述，此时汉文仍是东亚唯一有效的书写系统）。承袭父辈功业，崔浩逐渐成为新兴政权的重要人物，在太武帝朝中扮演多重角色。然此处我们聚焦于其招致杀身之祸的事业：历史编纂。
溯至公元前四世纪（汉朝建立前战火频仍的年代），中华传统中的历史书写已成为儒士传统中君子们的专属领域。他们通过评判乱世行迹，得以呈现并维系某种秩序愿景——种"范式化过往"，并据此尝试维持（或创造）有序现世；无论古今，史书编纂往往旨在申明世界应然之态。在这种将历史视为道德训诫的模式中，史家不仅叙述事件，更"将阐释铭刻于读者心间"。5
无论道武帝是否真想让这一传统“铭刻于心”，6他在建国过程中确实下令让崔宏的同僚邓渊编纂一部关于当时其王朝的汉文历史。尽管历史编纂技艺在汉以前已发展为一门理想上至少属于独立正直学者的职业，旨在对掌权者的行为作出评判，但这一活动却往往与权力及其持有者交织在一起。例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即便非直接因著述而遭难，仍落得个在武帝（公元前141-87年在位）手中蒙受耻辱的广为人知的结局。7谈及后世，现代学者白乐日（étienne Balazs）抱怨道：“历史是由官员为官员而写”，这与“君子”虽有可观的重合，却并不全然相同。8就邓渊而言，作为北魏初年人物，他是这一时期“华夏世界”中一个有趣且颇具代表性的典型。其家族源自羌族——一个藏系民族，于公元初几个世纪渗入西汉西部疆域，给帝国带来极大困扰。邓渊的祖父——其名记为“羌”（即“邓羌先生”）——曾效力于前秦（351-394年），这是一个强大却短命的政权，崛起于羌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尽管祖父为武将，孙子邓渊却“博涉经史”，并藉此传统“多识旧事”。9在关于“华夏世界”究竟由文化还是血统定义的持续争论中，邓渊的存在为前者提供了证据。10
邓渊随父出仕后燕（384-409年），与崔宏一样，于396年道武帝南征时身处黄河平原。被征服者招募为书记官后，邓渊与崔浩之父合作参与多项事务，包括宫廷礼仪、法律及音乐。他还受魏主之命编修王朝历史。尽管其传记中对此描述颇为简略——"不过十余卷，仅按年月顺序记载[皇帝]日常事务"——但据推测，邓渊在音乐工作中亦涉猎"代歌"，即王朝歌颂自身及先祖功绩之歌谣，常于宴飨、祭祀及平城皇宫内廷吟唱。依此理论，邓渊曾参与将这些歌谣从道武帝母语译为汉文（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其创作），随后在其历史编纂项目中援引它们，至少完成了"序纪"（道武帝先祖记录）的初稿。约150年后，这些内容被采撷入王朝史书《魏书》首章，该书由魏收（506-572年）于550年代王朝覆灭后编撰。11
邓渊后来被道武帝处死——据史料记载，原因与修史无关12——历史编纂工作因此搁置数十年。至道武帝之孙太武帝时期（439年），修史事业才真正重启：太武帝命崔浩统领编纂团队，并赋予其双重使命——既要编撰"实录"（真实历史记录），又要颂扬"仍举战旗者"（指持续为王朝征战的将士）。13编纂完成后，崔浩主持的《国记》被镌刻石碑，陈列于平城外城西侧通往王朝天坛的大道旁。此举铸成大错。以"北人"（即出身内亚的军事集团，政权核心力量）为首的群体迅速提出抗议，称该著作存在"不典"段落，暴露了"国家丑恶之事"。崔浩编纂的编年史未能独立成书传世，故具体指控内容已不可考。然这些指控很快升级为正式罪名，崔浩遂于450年遭处决，数十名亲族亦受牵连。14
此事背后原因晦暗不明，难以相信崔浩之死没有暗藏未明言的朝堂政治斗争及政权内部不同集团间的紧张关系。15第十二章将对此进行更深入探讨。但直接导火索确系历史书写及其公开化——更切中要害的，或许是将一个民族的口述历史转化为另一民族的书面语言时面临的复杂性，以及这种书面形式所承载的预设与偏见之网。
崔浩之死对效力于北魏王朝的汉人士大夫群体而言不啻晴天霹雳。然此案亦是因历史编纂引发的最后一起死刑事件。经过又一轮中断后，修史工程在朝廷重启，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朝倾覆的动荡中，这些工作曾短暂由军事集团成员接管。16
尽管环境有所改善，但当最终完成《魏书》的魏收听到其庇护者高欢（东魏[534-550年]实际掌权者）说出"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17时，想必仍感压力重重。权力与危险相伴。但自崔浩被诛已历百年，世易时移，魏收终得全身而退——虽或难言心境平和。554年，当其将终稿《魏书》呈献御前18，便遭到权贵同侪群起攻讦，斥之为"秽史"，理由或谓其对先祖在北魏时期事迹记载过简，或谓不当内容过多。幸得君主庇护，魏收仅略作细微修订。19
然而抱怨声仍持续不断——毕竟这是一个谱牒之学（及其附带的虚夸与伪造）极为重要的时代。20随着时间推移，指责焦点发生转变。至隋朝（581-618年），皇帝因不满《魏书》将正统性归于北魏后继政权中的东支（而非隋室所承的西支），下令重撰魏史。21然新修版本未能流传，中华史学传统"正史"序列中得以传世者仍为魏收所著。22此处需加"约略"二字，因历经唐及后世朝代，该书部分章节在流传中散佚。原书一百一十四卷中，有二十九卷全缺或残损。十一世纪北宋时期，作为（早期）现代重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学者们着手修复此书（及诸多其他典籍）。23宋人通过征引唐代各类著述填补缺失，其中最重要的是七世纪成书的《北史》（该通史涵盖北魏及其六世纪后继政权，大量引录《魏书》等史料）。原卷散佚原因不明：或系因世人兴趣衰退致书册自然朽坏；或部分章节遭对先祖记载不满者暗中损毁。
总体而言，《魏书》无疑是基于北魏最后数十年激进汉化改革背景建构的王朝历史版本。如前所述，这些改革进程中一个显着特征是将所有早期人物姓名以汉文形式改写。尽管如此，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存在重大缺漏，归于魏收名下的这部史书绝非"秽史"，而是五至六世纪汉人士大夫群体以自身书写系统，对异族政权统治中原史事所作的整体尚属良善的记述努力。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对现代史家而言），这些编纂者似乎鲜少致力于将历史书写为道德审判。虽远非完美，《魏书》确系通过持续收集文献与口述资料以构建完整史观的严肃尝试。
翻译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尽管《魏书》对此几乎只字未提，粗略浏览或使读者误以为书中记载的演讲与辩论皆以汉文进行。尤其在王朝初期，事实绝非如此：《魏书》所载的演讲辩论、民间故事与流行歌谣（至少部分内容似乎真实反映了时代风貌与人物心迹），原皆以他种语言存在，后经崔浩等人译为汉文。崔浩、邓渊等北魏重臣确系通晓多语，但"译令史"（翻译文书）在北魏早期历史编纂及其他政务活动中亦发挥关键作用。24这些文本实则经历双重转译：本书将其由汉文译为英文，而最初则是从内亚某语种（或多种语言）转译为汉文。毋庸置疑，两次转译过程中必有大量信息流失。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转写与翻译演变亟需深入研究——既为深化对该传统的理解，亦为更清晰地提醒我们：《魏书》编纂者们记录的实为"他者"。25
相较于文献，口语的翻译需求更为迫切，因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文献皆以汉文书写；正因如此，魏国统治者才急切从被征服者中寻觅书记官。现存最早的内亚文字实证仅可追溯至六世纪末。26北魏曾零星尝试以"国语"编纂典籍，然无一存世，仅存书目（自然以汉文形式）见于唐初（618-907年）编撰的《隋书·经籍志》。此类典籍或为运用（或改造）汉字对"国语"进行音译之尝试，《魏书》中可见数十个音译名称与术语，其后在日本、契丹等地发展出数种有趣的成熟形式。27至于北魏"国语"所属语系，仅有少量音译词汇与名称存世，学界对其属突厥语系抑或蒙古语系早期形态仍存分歧，然近期研究多倾向后者。无论如何，这确系一种内亚语言。28实际上，极有可能这是一种独特的混合语，源自北魏军队中不同内亚语族群体历经数世纪交融所形成。29
鉴于语言鸿沟——以及更深层的世界观差异——最终编纂成《魏书》的学者们值得褒扬（若史家亦需褒扬的话）。但须铭记：这些身处平城拓跋朝廷异域之境的外来者，对诸多事物或浑然不知，或知而不解。正如本书封面照片所喻，那个世界的多数景象于外人而言不过半窥之貌。此现象在政权早期尤为显着——诸如皇帝与将领们构成的隐秘"内朝"（虽实际执掌国政，《魏书》却鲜少着墨），与邓渊、崔宏等人模仿已逝帝国礼制与行政架构拼凑出的"外朝"形成鲜明对比。出于极易理解的原因，邓、崔及其直接继承者（以及部分现代史家）更关注后者，尽管至少在其初期，"外朝"在政权内部实权甚微。30纵有"书写暴政"31之困，本书仍将延续这些早期史家的努力，试图多窥几分彼时男女众生及其在世间的行迹。
1.综述性研究可参阅Michael Nylan《"儒家"五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
2.相关研究路径可参见谷川道雄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其著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部分内容由傅佛果（Joshua Fogel）英译《中世纪中国社会与地方"共同体"》（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此类理论虽可能过度引申至乌托邦式浪漫主义（权力滥用始终存在），但何肯在《在汉帝国的阴影下》（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的平衡分析中指出：该社会（无疑众多社会皆然）中庇护-依附关系具有强大力量，"区分竞争与合作群体的最关键断层线，是沿着等级化庇护网络纵向裂解，而非沿社会经济阶层横向划分"。在"汉朝阴影"下，庇护者权威部分源自其作为文本守护者的直接或间接地位。第八章将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3.关于清河崔氏的综合性研究，参见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及Jennifer Holmgren《精英的形成：公元五世纪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治与社会关系》，载《远东历史论丛》第30期（1984年）：1-79页[3]。
4.《魏书》卷24，第620-623页。此记载中崔宏以字"玄伯"称之，因其本名触犯后世魏孝文帝汉名"宏"之讳。
5.参见史嘉柏（David Schaberg）《范式化过往：早期中国史学的形式与思想》（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柯马丁（Martin Kern）对该书评述，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63卷1期（2003年）：277页。
6.关于北魏史官制度的综述，参见牛润珍《北魏史官制度与国史纂修》，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6-29页。
7.即司马迁遭受的宫刑。详见杜润德（Stephen Durrant）等《报任安书与司马迁的遗产》（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
8.白乐日《作为官僚实践的历史指南》，收录于《中国文明与官僚制度》（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35页。
9.《魏书》卷24，第634-635页。
10.尤锐（Yuri Pines）在《野兽还是人类："华夷之辨"的前帝国起源》（载《蒙古人、突厥人与他者：欧亚游牧与定居世界》，莱顿：博睿出版社，2005年，第60-62页）中探讨了中华认同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类似讨论见于Michael Brose《臣属与主宰：蒙古帝国中的回鹘人》（贝灵汉：西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7年，第259-260页），其考察了服务于蒙古帝国汉地政权的回鹘人如何"依情境选择不同策略"。另方面，唐代中华认同的"排他性"特征可见于班茂燊（Marc Abramson）《唐代族群认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魏书》卷24第635页、卷109第2828页。提出此理论的现代学者为田余庆，详见其《〈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收录于《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7-243页。无论田说正确与否，值得思考的是《代歌》创作时间——即便融合了更古老元素，这些"歌谣"很可能自占据"匈奴故地"（土默川平原）时期成型（第五章将详述）。
12.田余庆进一步推测（《〈代歌〉》第231页以降），邓渊被诛（《魏书》归因于亲属涉叛案）与其修史直接相关。需指出原文毫无此暗示，田氏或据后事逆推；笔者对此说存疑。
13.《魏书》卷35，第823-824页。
14.《魏书》卷35第826页、《北史》卷21第789页、《资治通鉴》卷125第3941-3944页。《魏书》或因族群矛盾未明言，初唐《北史》直指"北人"向太武帝申诉；此用法为宋代《资治通鉴》沿用。《魏书》版本仅称"往来行者"投诉。
15.部分现代学者倾向于否认北魏政权内部存在族群矛盾，转而强调不同群体的"融合"。诚然，国家机器中确有不同背景者的持续合作。然此无碍其归家后相互非议。族群矛盾确然存在，如汉朝即有之——宫廷百戏中，常见鲜卑、羌人形象被置于车驾高杆供箭矢射击（参见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译《文选》第一卷234-235页）。汉末及三国时期，随着旧秩序崩解，异质群体间竞争与斗争更趋激烈：西晋末江统（卒于310年）对关中"戎狄"充斥的控诉（《晋书》卷56第1531-1532页）；汉人冉闵349年煽动对非汉群体的屠杀致二十余万人丧生（《资治通鉴》卷98第3099-3100页）。北魏覆灭后，东魏军队中仍存此张力（《北齐书》卷21第295页）。屠杀多方皆有，汉人未必参与，如道武帝诛杀某"羌化"过度者（《魏书》卷28第686页）。
16.《魏书》卷81第1794页。然"代人"修史成果寥寥。
17.《北齐书》卷37第486页；《北史》卷56第2029页；《魏书》卷104第2325页。
18.此时东魏皇位已被高氏取代，建立北齐（550-577年）。
19.《北齐书》卷37第488、491页。
20.耐人寻味的是，Jennifer Holmgren相关论文以魏收为例：《北朝谱牒伪造：魏收世系考》，载《远东历史论丛》第21期（1980年）：1-16页。
21.关于此次重修始末，详见丁爱博（Albert Dien）《魏澹与魏书史学》，收录于《中古早期中国文学与文化史研究》（普罗沃：唐研究学会，2003年），第399-466页。
22.关于《魏书》及其流传史，参见张莉《魏书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该书多采周一良《魏收之史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36-272页）；英文研究参见Jennifer Holmgren《作为征服王朝的北魏》，载《远东历史论丛》第40期（1989年）：1-8页。
23.张莉《魏书研究》第11页。
24.关于译员在历史编纂中的角色，可参见八世纪刘知几（661-721年）《史通》（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1第315页[台北: Jiusi 出版有限公司, 1978]）相关论述。更广泛而言，《魏书·官氏志》（卷113第2973页）提及北魏早期官僚体系中译员的设置。另见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篇》(台北: 稻禾出版社, 1995)第215-244页；贺凯（Charles O. Hucker）《中华帝国职官辞典》第268条2981号；以及沈安筑《古代南蒙古与华北语言》第150、350-351页。
25.龙惠珠（Rachel Lung）《中华帝国早期译员》（阿姆斯特丹/费城：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2011年）已开启此领域优秀研究。
26.参见亚历山大·沃文（Alexander Vovin）《最早蒙古语初探：布古特婆罗米碑与奎斯陶勒盖碑铭》，载《欧亚语言学国际期刊》第1期（2019年）：162-197页。更为著名的鄂尔浑碑铭则晚约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