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相关论战始于伯希和（《以h-起首的词汇》，载《亚细亚学报》206卷[1925年]：255页）与卜弼德（《拓跋魏语言》）主张突厥语说；另一方李盖提（Lajos Ligeti，《拓跋语：鲜卑方言》，载《蒙古研究》，布达佩斯：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1970年，265-308页）力证其与蒙古语族关联。近数十年学界共识认为拓跋"国语"非突厥语。沃文《再论拓跋语》（《蒙古研究》29期[2007年]：199页）主张属蒙古语族；而沈安筑《古代南蒙古与华北语言》（第13页）提出"蒙古语支（含现代蒙古语、中古蒙古语及其直系祖语）与鲜卑语支（含契丹语、拓跋语、吐谷浑语等）同属原始鲜卑-蒙古共同语姊妹分支"。鉴于多数语言学家否定"阿尔泰语系"作为真实语系，本书采用"内亚语言"表述。
29.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Kindle版第12章第3节指出：拓跋语很可能融入了汉语词汇。详见第九章。
30.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的核心论点，本研究将多次印证其洞见。
31.此表述引自濮德培（Peter Perdue）对千年后满清政权的评述，见其《17-18世纪中、俄、蒙军事动员》，载《现代亚洲研究》30卷4期（1996年）：784页。
第二编
起源
欲理解恒变之世界，《易传》某篇作者有云：须"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进而"原始反终"（《系辞上》第四章）。
本书拟借古智。虽略轻天象，第三章将详察拓跋部早期活动区域之地理脉络。时间维度上，同章将追溯该族本源——早于"北魏"名号确立之渊源。他们最初现身于公元初数世纪，作为鲜卑语族复现群体之一部。此前，东亚两大帝国（汉与匈奴）的征伐迫使这些族群退居边缘。随着两大帝国衰微，数百鲜卑小部族渐次迁入阴山地区——汉匈交界地带。吸引他们的是汉匈双方为雇佣兵役提供的酬劳。待匈奴与汉相继崩溃，这些部族终以领主而非仆从之姿崛起。
第四章转向归附拓跋部的起源神话——历经数代由拓跋领主汉人书记官笔录成文，最终纳入六世纪《魏书》。该神话展现了人类神话学常见母题：一个族群的伟大迁徙，在此过程中完成族群认同之构建。神话运用自当慎之又慎。
3
自衰朽中崛起
拓跋部自身历史颇具意趣，更具广泛历史意义：其于东亚世界开创了全新而复杂的帝国范式。达成此境之路漫长，如所有道路般始于特定时空交汇点。
地理维度上，这是一条绵延的边疆高地：起自黄河大拐弯处上游，延伸至大同盆地，复东抵承德地区。
时间维度上，此乃旧帝国（实为两大帝国）崩解之世。
其一为公元前221年秦以武力统一战国诸邦所创之帝国——这些邦国经数世纪角逐，在争夺控制权的同时亦形塑了华夏世界。1秦虽速亡，其帝国经改制由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承袭，统治近四世纪后历经数代后继政权，终至四世纪初彻底瓦解。
北方的荒漠草原之上矗立着另一帝国——匈奴。其同样肇兴于公元前三世纪末，极盛时统治范围西起塔里木盆地，东抵兴安岭，北接西伯利亚林海，南至两大帝国间不安共处的边疆高地。2
汉与匈奴帝国组织结构迥异，以"长城"为界分隔的两大疆域常被简化为二元对立：华夏"农耕"对匈奴"草原"；或更粗率地，"文明"对"蛮荒"。然近数十年来学界多指出此系脸谱化认知，真实图景远为复杂。3人类在地图上划定的界线（即便落实于地表），往往更多反映期许而非现实。相比之下，由大地自身孕育的界线——无论岩层走势抑或水系分野——或更具实质意义。故本研究将以贯穿始终的真实重要地理界线开篇：阴山山脉，汉匈争夺之高地的重要脊梁。4
阴山起于黄河（文言文中以"河"称之，显其重要）大拐弯西北角的河套地区，此处峰峦耸峙，海拔近一英里半。山脉由此东延约六百英里，形成宽阔的高地带，经现代呼和浩特、大同、北京北境，终抵承德地区。这些山脉成形于一亿多年前复杂而漫长的地壳褶皱与冲断作用——虽早于本书所述人类活动，不过就地球自身历史而言仍属近期。5
纵使流水侵蚀之力强悍，仍未能削平此山。实则阴山造就了黄河大拐弯：阻其北注戈壁，迫其东流数百英里，遇山西南北向山脉再度南折，终以急转东向之势注入广袤华北平原（此时期河道行经山东半岛北侧）入海。多重意义上，阴山造成了显着的环境分异。 其南麓水系东流南注入海，除黄河本体外，尚有发源于大拐弯东侧高地的桑干河。而阴山北麓（即"阴"面），河流北注草原荒漠，多中途枯竭。6
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试图通过建造"长城"（即绵延的防御工事）强化这道天然屏障以排斥异己——这些城墙曾分布于阴山南北。7但无论阴山本体抑或人工壁垒，皆未能为不同族群及人类活动划定绝对分界线。自然亦未受此限：末次冰期，裹挟戈壁沙尘的狂风南越阴山，将细密肥沃的黄土沉积于山脉以南区域。8
蒙古高原南飘黄土覆盖区之一即河套高原（黄河大拐弯内侧），此乃草原与（愈西行愈显的）荒漠混合地貌。其东界为黄河，更东则有两列东北走向的平行山脉——吕梁山与太行山，二者与阴山同属褶皱冲断地质构造。这些山脉亦覆有黄土（尤以北部为甚），然厚度不及河套。雨水冲刷下，黄土覆盖的山丘形成蛛网般的沟壑网络，构成该地区典型地貌。东境太行山脉部分峰峦海拔近两英里，其东侧陡然沉降为平原——黄河自山脉南端东折后流经之地。汉语为"河"添饰"黄"字，盖因巨流奔涌高原时裹挟黄色黄土。入平原后，水流趋缓扩散，黄土沉积逐渐抬升河床。数千年间，这导致周期性洪灾（最近一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沿岸居民之患。然尤其在早期，肥沃黄土定期淤积平原，造就丰饶农业基地，亦为擅加利用的政权提供粮仓与国库。
拓跋部历史中，华北平原与河套高原皆具重要意义。然其历史进程的核心舞台位于二者间两片相邻却迥异的区域。首为土默川平原——河套高原向东北延伸的支脉，因黄河南折而与主部隔断。其东南方隔丘陵山脉相望处，乃桑干河上游流域（大同盆地），该地在拓跋治下成为其"代地"核心。
土默川平原平均海拔逾三千英尺，汉人称其为"云中"。这片面积约六千平方英里的倒三角地带，北以大青山（蒙古语：Dalanhar达兰哈尔）为界（属阴山山脉一支，分隔土默川与开阔草原），西南以黄河为畔。东南界线由丘陵山脉标定，此山脉亦构成大同盆地西北边缘。阴山屏障阻隔了北部草原的凛冽，使土默川成为北部草原与定居农耕地带之间的过渡区。地处山脉背风面（北移云团在此释尽残存水汽），其降水优于开阔草原，现代年均降水量达15英寸（约400毫米）；而山北区域位于400毫米等雨量线以北，年降水不足一英尺。9土默川降水还辅以山脉南向径流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南注入黄河的"大黑河"。
阴山还阻挡了蒙古大陆性气候南下的寒流，使平原气候相对温和（尽管未达某些人期待的舒适度）。冬季漫长——持续约五个月。现代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约华氏10度（约摄氏-12度），极端可骤降至华氏零下20度（约摄氏-29度）或更低。而本研究涉及的历史时期，该地区气温较汉唐时期更为寒冷。10春季亦姗姗来迟，河流解冻需待四月。然短暂生长季内，气温可升至华氏70-80度（约摄氏21-27度），期间可种植小麦、粟、高粱等谷物，且因"塞外最膏腴之地"特性生长迅速。11该地始终具备持续农耕条件，至火车与拖拉机时代更转型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区。12然历史长河中，土默川纵非纯粹牧区，至少长期由游牧血统的统治者主宰。十六世纪，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在此建"青城"（蒙语" Hohhot"，汉译"呼和浩特"），今已发展为近三百万人口都市。
东南越丘陵约150英里（直线距离），即至大同盆地。该盆地属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境内最北端且面积最大的黄土覆盖谷地。13桑干河发源于西南丘陵，向东北蜿蜒流经盆地低地，历史上此地较土默川更深度融入汉人农耕社会。明代，分隔大同盆地与土默川的丘陵带被强化修筑为宏伟边墙体系。
大同盆地与华夏世界的关联或许主要源于地理邻近。该地区自成一体。土默川的大黑河西南注入黄河，山西中南部河流汇入汾河后于下游注入黄河，而桑干河则东穿阴山高地，经北京西北注入其他河流，终入渤海湾。大同盆地气候与土默川差异不大。现代呼和浩特（土默川）与大同（桑干河上游盆地）七月均温达华氏85度（约摄氏29度）左右，一月均温约华氏零下10度（约摄氏-23度）。至少在21世纪，呼和浩特降水量多于大同：最湿月六月降水约五英寸（约127毫米），七月逾四英寸（约102毫米）；大同降水峰值七月约4.25英寸（约108毫米）。14
正如现代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言，千百年来"这些高地成为内亚牧人与中原农人争夺之地，尽管对二者而言皆非最适生存环境"。15此论断于农人尤甚——对他们而言，这片土地"略嫌高寒贫瘠"。虽非完全开阔草原，该区域却可成为牧民的丰饶基地。汉朝时期（三世纪气候转寒前），阴山地区总体"草木茂盛，多禽兽"。16该地区可容纳不同族群居住的特性（亦可被纳入不同政体版图），体现于明代边墙体系：一道建于大同盆地北缘，另一道设于盆地南境雁门关（经句注山连接山西中部更安全区域）附近。数个世纪间，内亚族群与汉人曾在此区域内外爆发多场著名战役。至少在西方学界，关于此"边际地带"的讨论始于七十五年前拉铁摩尔的奠基之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其间固有误解得以修正，新洞见亦被补充——尤以童恩正提出包含阴山边疆区的"半月形地带"理论至为重要。17然拉铁摩尔指出这些地域具有"独立政治意义"（后文将论及其身份认同）的贡献仍不可没。18
自公元前第四千纪起，这些地区（从中原视角称为"北方地带"）居住着分散的新石器时代采集者社群，他们以园艺补充饮食。至公元前第二千纪，该地区转向青铜器使用及农牧混合经济——与南方族群差异并不显着。19
然而至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明显受西部草原更广泛发展的影响，部分群体放弃定居生活转为完全游牧畜牧者。但非全部：考古学勾勒的此时期图景显示复杂性——不同群体以不同经济形态共居此域。20现代学者吉迪恩·谢拉克（Gideon Shelach）研究表明，这些多样的边疆群体已开始发展出自身的共同区域认同，日益意识到自身与北方及南方邻族的差异，同时与这些邻族的联系却愈加紧密。21此认同具象化为墓葬中的马匹献祭、装饰性刀剑，以及最著名的青铜牌饰（常缝缀于衣物）——多饰动物纹样，属欧亚草原母题的地方变体。这些图像常显凶悍，虎狼噬食猎物为主题。22躯体佩饰的暴烈统治象征，伴随着边疆人群新型军事化精英阶层的形成。23至少部分军事精英最终发展为游牧贵族阶层，似乎开始更牢固地掌控土地依附群体。24正如拉铁摩尔早年所言，这种独特认同将持续演化千年。其发展历程的中途节点，正是北魏。25
除他者视角外，中国文献对公元前第二千纪至前一千纪初该地区事件的记载（唯一记载）亦极简略。至公元前最初数世纪，随着传世文本增多（尤以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编纂《史记》为集大成者），我们至少能更多窥见这些外来者视角——此亦崔浩日后修纂魏史的重要范本之一。26尽管此时对邻近社会的关注有所增加，边疆仍非编年史家关注焦点。
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至前三世纪），脱胎于旧周王室的诸政权争斗日趋激烈，而边疆族群日益卷入南方战事，时而与某一参战方结盟对抗另一方。27华夏世界的政权此时开始攫取边疆地域，以拓展税赋与征兵基地，侧击内陆对手，无疑亦试图遏止当地新型战国势力滋长。他们一度取得成功。
尽管边境关系确系多维，但自周初以降的汉文记载清晰表明：南下劫掠以攫取谷物财货的部族始终存在。28其他东亚权力中心终将崛起，然早期尤为显着的是，华夏列国以多种方式成为"中央之国"。其表现之一即作为财富积累与再分配中心——依托丰饶且不断扩张的农业基础，支撑起世界最早高度发达的商业与制造业中心（含早期工业规模化生产雏形）。29
无疑，北方游动族群南侵以劫掠这些宝库、仓廪（此现象全球多域可见）。30然另一方面，华夏诸侯亦行类似之举——夺取对手土地人口，施以愈益高效系统化的劳役与物产压榨。彼等对毗邻非汉地域亦作此图谋。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北方与西方政权曾威胁华夏诸邦。然至公元前最初数世纪，边疆侵略者转为周室继承者。31实则，或许正是周系诸侯的侵袭催生了完全游牧形态的兴起。32
对土默川-桑干河上游地区最早的此类经略发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初，由赵国卿大夫（谥号"毋恤"）发起。赵氏据有山西中部，与北方族群频有接触。毋恤之母实为异族，故其年少时遭父轻视。33然据《史记》所载，某日其父遣毋恤与诸兄弟赴赵北境常山（今恒山，与西南雁门关同属一脉）寻觅"宝符"。34余人空手而归，毋恤返报"已得宝符"。问其何物，答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代（大同盆地）乃北方异族封国，以良马着称。35父遂立毋恤为嗣。
代君虽据谢拉克(Shelach)研究深谙其地其民之独特性，仍娶赵女（毋恤之姊）为妻。公元前457年，毋恤邀姐夫赴雁门关宴饮，席间令部属以酒杓击杀代君，践行"毋恤"之名。36继而挥师越句注山入大同盆地取代。自此，《史记》载赵与"胡"（此时期至少为"骑乘游牧者"统称）直接接壤37——此处"胡"显指代国北邻，而非代民自身（代民属边疆人群中农牧兼营的相对定居者）。38
此后的150年间大体维持和平，南北贸易日增——马匹毛皮南下，丝绸饰品北输。39然至公元前四世纪末，首僭"王"号的赵武灵王治下，此格局剧变。迫于东西强敌压力，或为应对北方游牧群体成熟骑兵之崛起40，武灵王决意拓展并巩固对边疆地带的控制。公元前307年，其先巡行疆域北至大同盆地，西抵黄河沿岸，随后推行备受史载的"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之策41——"百姓"即纳入户籍以供税役的编户齐民。受训"百姓"必含代地边民，彼等虽非游牧却精于骑术，此时正被整编入王师。42此举成效迅显：仅一年后，武灵王即发动系列征伐，自代地西进击破楼烦、林胡等边族，尽取"阴山下"之地直至河套西隅。43
伴随军事改革而来的是朝堂与军队改易"胡服"之议。武灵王言："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44《战国策》所载（虽非全然可信）于此呈现与八百年后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截然相反的镜像（第十六章将详述）。如同孝文帝时代，此举遭遇激烈反对。据《战国策》轶闻，某宗室进言："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王答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45《战国策》载此事遂定。
赵武灵王新控疆域包含今凉城（邻近代海湖）周边地区——该地位于分隔土默川与大同盆地的丘陵地带。基于墓葬发掘，有学者提出此乃首个草原帝国匈奴的"摇篮"。46若武灵王经略时匈奴先祖已居此域（然《史记》相关记载未提及"匈奴"之名），其人或被逐出赵之新控区——他们或南下渡河进入河套，或北越赵所筑长城（以分隔假定控制区与北方草原）。赵长城一线沿阴山南麓修筑，另一线位于山北。部分遗址至今犹存。
长城具备多重功能。其无疑旨在防止劫掠者侵入新占赵土。这些多为夯土建筑，原高11至12英尺，远非两千年后明长城之宏伟。47入侵者固可觅径翻越，然携坐骑逾越难度倍增——且劫掠团体常为临时纠集的小股部队，48既无时间亦乏人力破墙。49然长城亦兼他途：或为切断游牧族群年度迁徙周期（夏居阴山北草原，冬避山南以护畜群免遭酷寒）。50纵使个别人能攀越城垣，亦难驱羊群至赵宣称为己有的"丰美草场"放牧。长城还阻断了新附赵民与游牧族群（或为其昔日同族，或为其旧主）的贸易往来51；换言之，其试图防止广域内多元族群构建复杂政体。最根本者，或为阻"百姓"遁入草原以逃脱赵国（效法中原演进之体系）施加的控制。52
此等举措成效未尽如人意。53对凉城地区的考古调查显示：虽于岱海湖周边农地建立行政管控的聚居点，依赖混合经济的散居村落仍散布边远区域，或为规避赵廷控制。54然筑墙之举必有部分收效，因非独赵行此策。55西邻秦亦在昔时多孔边疆设限阻隔流动，自宁夏至黄河东北弯处修筑城垣，并于东渡大河处（大黑河河口，土默川门户）设据点，似向赵发起挑战。56赵之东邻燕亦行类似工事，据称将"东胡"驱退新筑屏障数百里外。然考古报告指出：部分土著群体仍留居墙南。虽不明这些人群此前是否自治或属"东胡"联盟，但其确成燕军骑兵来源，与赵情形相仿。57至于筑墙者，可推定其为已纳入户籍、税赋、徭役体系的民众，被征召以将他人圈入此体系。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近着《反谷物》在全球视野下论及定居农夫的束缚性及对其产出的系统性榨取。58
户籍、税赋、徭役体系乃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华夏世界新兴国家制度核心，秦制固最着，然其敌国亦行此道。实则，辅以汉时臻于完备的权威文本体系（"华夏经典"），此制可视为界定华夏世界的一种方式（至少在其早期阶段）。59赵及其扩张主义竞敌不仅以城垣实施控制与榨取，更在所占边疆地域设置新行政中心——权力常寓于命名之举。赵于东部设新行政单位"代郡"，袭用古名，位于今蔚县附近（桑干河中游，北京北境山区，距北魏代地——桑干河上游中心约百英里）。大同盆地本身划归"雁门郡"，得名于毋恤弑君夺地所经关隘。赵所设三郡之西者乃"云中郡"，辖土默川平原。
这些强加秩序的尝试并未带来和平。赵与日益军事化的边疆族群冲突加剧。60然更为剧烈的冲突爆发于华夏诸国之间。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室遗族北逃试图据代地称王。61六年后，代与燕亦相继沦亡。
秦始皇的功业于次年告竣。为保王朝"万世"之祚，这位开国者推行一系列广泛政策以强化对征服地域的中央集权。秦祚虽短，然此等措施深刻改变了东亚本质，影响绵延数世纪乃至千年。虽多数施于华夏腹地，至少有一项关乎北部边疆：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征，夺取河套及毗邻区域（含土默川与大同盆地）。62赵、燕所筑城垣此时被连缀为横贯秦北境的一体化防御体系。随着华夏地域的统一，边疆地域的管控提升至全新层级。
匈奴作为边疆势力已存在至少数十年，早于蒙恬北征前即与赵、秦、燕发生军事冲突。63然现代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精辟指出：匈奴被逐出河套故土（假想家园）的危机，促使匈奴转型并壮大为东亚主要帝国势力——无疑基于此前遍及北疆的广泛联系网络。64秦始皇死后秦朝瓦解，其人为构建的边疆建制随之崩溃，被迫屯戍者南逃。防线既溃，匈奴首领头曼率部南越长城，至少重占河套部分争议地域。65
父子权争致父遭弑杀，弑父者冒顿（Modun）迅速崛起为首任匈奴大单于。66冒顿显然先于北方缔结联盟，继而西击月氏，迫其首领退出东亚舞台，确立对塔里木盆地商路的掌控。东向征伐中，据汉史载述，冒顿初则屡屡屈从东胡首领索求，直至后者索地，遂怒而兴师击溃东胡。67败者中，能逃者北遁或东逸至匈奴帝国境外；无力逃亡者沦为匈奴臣属。逃亡群体中包括汉籍以"鲜卑"（本书转写为Serbi）称之的部族；臣服者则含乌桓（Wuwan）——其须向匈奴单于岁贡大量牲畜毛皮。68据汉文史料，受奴役的乌桓与自由的鲜卑在文化与语言上密切相关。69共同语言（或关联语系）或是维系这些族群的核心纽带。
汉地内战正酣之际，冒顿重夺河套匈奴故土，迫近新兴汉都长安（今西安），必令汉廷不安。如汉人观察者所言："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70然单于活动中心（其统治所依的移动穹帐宫室）位于更北境，显然游弋于云中至代地等边疆区域；冒顿对此地域的称呼已不可考，然"代"这一地名（无论其原始来源为何）或如东亚诸多地名般为多族共享，非专属某族。71须指出，冒顿创立的制度迥异于华夏世界。其核心为单于按十进制组织的军队——此制或间接源自伊朗阿契美尼德帝国，后重现于拓跋部及其他内亚政体。72需铭记：尽管匈奴国家在组织形式、象征体系上与汉朝大相径庭，物质产出亦远逊，然其仍为东亚世界一股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自成一格的帝国。73
汉高祖刘邦（卒于公元前195年）自内战中胜出后，试图重建对边疆的控制，遣使接管马邑（今朔州）——该城显然为马匹贸易中心，位于大同盆地底部、雁门关北侧。汉使甫至即遭匈奴俘获，叛投敌营（此时期多见此类变节），并于公元前200年引单于大军南犯战略要地太原（今山西中部汾河流域）。74面对挑战，刘邦遂亲率大军迎击入侵者。匈奴运用经典草原战术立即撤退，诱使汉军穿越关隘进入大同盆地。汉帝率先锋驰抵秦代边塞平城，扎营于今大同东北白登山巅。据载，旋即遭四十万匈奴精骑合围，与主力隔绝七日，局势危殆。然最终获释南归，冒顿亦引兵北撤。
随后达成的协议确立了两大王朝间的"兄弟式"关系。汉廷得以恢复对代郡、雁门、云中等边塞据点的控制（或兼作马匹、牲畜与毛皮贸易枢纽）。75据汉文记载，依此安排匈奴单于治秦长城以北，汉帝辖其南境。76汉语称此关系为"和亲"（amicable kinship），其条款包含两朝联姻及定期向单于纳贡。77此策内在逻辑基于两大关键特征：匈奴虽人寡却能集结强大机动骑兵；汉帝国则坐拥庞大财富（源自数量远众的生产与纳税臣民）。
尽管重要，此仅为匈奴宫廷维系军力以保政权的财源之一。其他途径包括内亚附庸的进贡，以及对东西向传统商路及南北向货贸通道的控制。78匈奴帝国并非全然仰赖与华夏世界的互动79，然亦不愿忽视这一主要财源。定期榨取华夏财富确为匈奴帝国（亦为拓跋帝国）的重要特征。
汉廷方面，数代"皇帝"无疑被告知：向匈奴馈赠"礼物"较之兵戎相见，既更经济亦更有效。然至少长安朝廷中部分人渐生不满，秉持以长安为世界中心之观念，推论边缘者应接受臣属角色。80此情绪因单于（无论自愿与否）对边疆臣民松散管控而加剧——小规模劫掠汉地聚落（视作"劫掠之冷酷乐趣"的即兴游戏）成为持续问题。81
长安强化对宣称边疆地域控制的诉求，于"武帝"（公元前141-87年在位）朝具象化。武帝父祖（前两任汉帝）已着手组建骑兵卫戍京畿。武帝完成此进程，常征用匈奴或其他族群战俘、佣兵（效法赵国，此策汉廷沿用数世纪）。82军制革新后，武帝大举攻伐单于；至公元前119年，匈奴终被逐出河套及毗邻边地，被迫将活动中心迁至戈壁以北。83匈奴首领似深痛失此疆域。近二百年后某汉臣奏章称："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84
汉武帝为填补新占边疆空缺（此举奇妙地预演了五百年后拓跋部政策），将数十万汉农北迁。85云中郡（土默川平原）户籍纳税人口达173,270人。86对岱海湖周边（土默川与大同盆地间山间小谷）的现代考古调查显示：行政中心周围人口（或即移民）密度显着提升。87然此乃控制未固的边疆据点。广域管控从未实现，散布各处的小型堡垒（数量远超内陆）即为明证。88这些堡垒不仅防御外侵，亦防范滞留边疆且心怀怨怼的土著族群——被驱离的仅是匈奴首脑，其根基未必然动摇。
汉朝自身也在发生变化——起初缓慢，随后因王莽（在位公元9-23年）篡位而发生剧变。公元25年恢复汉朝统治的君主是刘氏皇族远支后裔，其政体与前汉大相径庭。随着都城东迁至黄河平原西陲的古城洛阳，后汉政权已完全依赖私人武装及其统帅，昔日汉朝推行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已废弃。89更具体而言，边疆形势同样在改变。半个世纪以来，匈奴——他们绝非满足于途经故地时仅作悲泣——已悄然回流至边疆地带，或重新确立其从未完全丧失的影响力。在推翻王莽的战争期间，一名匈奴人采用汉名刘文伯（"文化伯爵"，冠以汉朝皇室姓氏），占据河套地区及阴山以南所有郡县。90尽管刘文伯最终被后汉开国君主驱逐，但此时边疆已明显恢复其民族复杂性：河谷中的汉族农民被单于联盟部族环伺，此外还有乌桓等群体——这些前匈奴臣民自武帝时代起就被汉朝安置于边疆郡县，充当前哨侦察部队及辅助部队以对抗旧主。91前汉末年，某官员在反对朝廷接纳某困顿单于率部南迁入居边郡的奏疏中，曾提出一项重要论点：边境早已漏洞百出，随着奴隶、盗匪、贫民及前匈奴臣民不断翻越边墙投奔匈奴，双方人员往来过于频繁。92
洛阳朝廷在这片地方还是有点实权的，重新设立的屯垦点和边防站愣是苟延残喘到三世纪初。93汉朝能在这儿撑这么久，至少得有一半功劳要算在"撒钱外交"上——汉朝出手大方，定期给内亚政权送东西。94匈奴贵族确实挺有钱：戈壁北边发现的单于墓里，陪葬品多得吓人。95不过就像前头说的，整个匈奴的家底跟汉朝压根没法比。96这边刚断了汉朝"红包"、丢了东西商路控制权，那边匈奴内部又闹起了夺位大战。97以前被压榨的小弟们（比如年年进贡的乌桓）这会儿都开始造反了。公元46年匈奴"朝廷乱成一锅粥"搞内斗，乌桓人趁机杀过来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一帮匈奴人跑到蒙古草原立了个"北匈奴单于"，另一些（估计早就在戈壁南边混的）在公元48年拥立了个"南匈奴单于"。98
乌桓人自己也不团结，几百年来几十上百个部落零零散散住在边疆。这帮人认钱不认主，谁给好处就跟谁混，时不时还抢汉朝边防站的粮草。99就算偶尔给汉朝打工（比如当雇佣兵），那也是拿钱办事的主，根本靠不住。公元46年打败匈奴后，922个乌桓头目跑到洛阳表忠心（其实就是来要赏赐）。别看汉朝税制快崩了，洛阳给的"回礼"绝对比乌桓进贡的奴隶、牲口和虎豹皮值钱得多。100新立的南匈奴单于这会儿也向汉朝称臣，被安置在河套东北角（这可是他们老祖宗250年前发家的地方），每年还能领汉朝发的"工资"。101
在洛阳朝廷看来，作为对这些赏赐的回报，南匈奴单于有责任"东御鲜卑、北拒匈奴，严敕四夷部众并力恢复（北部）边郡"。102南匈奴单于很可能怀有不同考虑。尽管汉朝派遣官员驻守其王庭以监察动向，但南匈奴单于实质上仍是其领地的独立君主，基本延续着其先祖在北方草原建立的制度与传统。103此时南匈奴的部众与官员已遍布自北京至包头的整个边郡地带，涵盖雁门、云中等郡。大量当地汉人于此时期南逃：史载"城郭丘墟"。104从公元2年至14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些边郡在籍人口锐减——尤以河套地区为甚，推测系因汉人移民未能补充自然减员、返回内地或逃亡投奔游牧部族所致。105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更精确而言是公元45年），鲜卑首次出现于汉文典籍。106正如帝国文人惯常以俯视姿态观察那些以异质且半知半解方式组织的"他者"时所见，他们对异族的称谓往往具有宽泛且流变的含义——犹如欧洲人命名美洲原住民时的情形。107鲜卑之名正属此类案例：实际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汉语"鲜卑"的称谓可能更多反映了命名者而非被命名者的特质。如前所述，自冒顿单于公元前三世纪末击溃东胡后，据称鲜卑人通过北遁或东徙保持了独立。传说其族名源自"鲜卑山"——该山通常被认定为兴安岭。108然而此名本质上仅是汉人对游离于匈奴控制之外的这类人群的笼统民族与语言指称。我们确信在这些族群内部，实际状况远比此称谓所暗示的更为复杂。
根据典籍记载，随着公元一世纪匈奴在草原势力的衰微，鲜卑部族开始自兴安岭南下进入这些区域，部分最终与其表亲乌桓部族共同分布于边郡地带。109他们同样以众多小型群体形式组织：例如二世纪初，汉廷曾向120名鲜卑酋长赐予礼物与封号，对方则以送子入质作为回报。110部族群体的增殖应是汉朝政策的产物；通过广泛施恩，洛阳朝廷防止这些难以管束的群体联合成为更具威胁的单一势力。但这也可能契合鲜卑自身倾向。推测其最初是散居兴安岭及其周边林区的小型群体，他们对匈奴击溃东胡及随后数百年的统治必然怀有怨恨。鲜卑以小群体为组织形式常被视为原始特征，但这种结构可能源自他们对某种自由形态的渴望。或许这也为未来一两个世纪最终颇为成功的政治军事试验奠定了基础——乃至数百年后至少部分群体反抗北魏后期领主推行的集权化政策。111
自鲜卑首次见于记载后的四十年间，南北匈奴单于持续交战，联盟关系频繁变动。最终在公元87年，正值汉朝多次征讨北匈奴单于之际，一支庞大的鲜卑战团自东方来袭将其击败并剥皮，此举尤其彰显了他们对匈奴统治者的深刻敌意。112其核心追随者的残余势力不久西遁远逃。11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鲜卑各部数十年来屡次充当汉朝雇佣军，但公元87年这次行动系其自主发起。尽管洛阳朝廷曾有提议派遣南匈奴单于北上监管战胜者，但汉臣们竟不知晓鲜卑首领身份。114随着北匈奴单于西遁，匈奴治下数十个属部（"部"常译作"tribe"115）——包含数十万人口——此时自草原南迁，进一步充实了汉朝边郡的内亚族群构成，云中郡即在其列。116至于滞留北方者，"十余万落残余部众东迁至辽河以东地域，与其他族群交错杂居"。随着"鲜卑"名称的延展性特征显现，"彼等如今皆自称为鲜卑兵"，推测至少在军营中改操鲜卑语。据撰述此段的中原史家所言，鲜卑自此"渐盛"。117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其势早已经壮大。118
史籍记载显示，这种族群融合并非单向。匈奴与鲜卑之间的通婚现象屡见不鲜。在边郡地区，部分鲜卑人仍臣属于匈奴——如汉文史料记载的首位鲜卑重要首领檀石槐（约137-约181）即为例证。其名以汉字音译形式留存于世。作为世界范围内英雄诞生故事的变体，檀石槐之母的丈夫原为南匈奴单于帐下雇佣兵，三年后返乡时发现妻子已诞下一子。119母亲以"感日入怀"的神异受孕说辞使婴儿免遭杀害，此子由家仆抚养成人，后凭军功崭露头角。
檀石槐最初仅是众多鲜卑"大人"之一，但逐步建立起鲜卑酋长联盟，并在阴山北麓的弹汗山（位于今中国河北省尚义县附近）设立王庭——该地成为这个庞大却松散的草原帝国核心。120其劫掠始于公元156年对西向约150英里处土默特平原汉人定居点的袭击，随后战火蔓延整个边郡。十年后的166年，无力遏制攻势的洛阳朝廷试图通过赐予王爵封号安抚檀石槐。他拒绝接受这种附带利益的臣属地位，持续猛攻汉朝边防据点。121公元177年，汉廷新设"破鲜卑中郎将"军职，其不幸受命者统领包括南匈奴单于所率匈奴与乌桓辅助骑兵的部队。汉军分兵数路自云中郡与雁门关出击。122结果全军溃败。虽有夸张之嫌，但史称士卒"十死七八"；或许其中幸存者亦"皆自称为鲜卑兵"。123檀石槐及其联盟诸部至此已成为草原霸主。
1.参见尤锐等所著《帝国的诞生：重访秦朝》（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及其敌人》（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关于匈奴帝国性质的多重再思考，包括狄宇宙《民族形成、共同演化与最早草原帝国的政治形态：匈奴问题再探》，收录于Ursula Brosseder与Bryan K. Miller编《匈奴考古学：对亚洲内陆首个草原帝国的多学科视角》（波恩：波恩大学史前与早期历史考古学系，2011年），35-48页；威廉·霍尼彻奇（William Honeychurch）《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考古学、流动性及文化接触》（纽约：施普林格，2015年）；Bryan Kristopher Miller《中国北部的南匈奴：中间地带的航行与协商》，收录于Jan Bemmann与Michael Schmauder编《公元第一个千年欧亚草原带的复杂互动》（波恩：波恩大学史前与早期历史考古学系，2015年），127-198页。相关史学论述参见狄宇宙《汉朝对游牧民族的民族志书写与"蛮夷"历史》，收录于Lin Foxhall等编《建构的历史：古希腊的时间编织》（斯图加特：弗朗茨·施泰纳出版社，2010年），306页。
4.关于阴山及西北杭爱山脉的概述，参见吉田顺一《杭爱与阴山》，《史观》102期（1980年）：48-61页。
5. Brian J. Darby等《中国内蒙古阴山带西南大青山的构造演化》，收录于《中亚与西亚古生代及中生代构造演化》（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美国地质学会，2001年）：199-214页。
6.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1-23页。地理概述参见赵松乔《中国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纽约：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1986年）：164-166页。
7.此词常被误译为"长城"，正如前文笔者之误译。关于边疆防御工事的神话与意义，参见Arthur Waldron《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8.T·R·特里格（T. R. Treager）《中国地理》（伦敦：伦敦大学出版社，1965年）：211-215页；段义孚《中国历史地理》（新泽西州皮斯卡塔韦：奥丁出版社，2008年），15-17页。
9.晓克等着《土默特史》（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2页。关于年降水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关键性讨论，参见Anke Hein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模型的再审视》（牛津：考古出版社，2014年）；韩茂莉《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71-79页。
10. Mandred Domr·s与彭公宾合着《中国气候》（柏林：施普林格出版社，1988年），132页。郑景云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129-140页，指出两个显着寒冷期：一为270年代至350年代，气温较现代低0.5°C（约1°F）；另一为450年代至530年代，低约0.9°C。王利华《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2-3页认为此时期气温较20世纪低数摄氏度。邹怡等《平城的衰落：气候变迁对北魏的影响、脆弱性与适应》，《历史地理学刊》58期（2017年）：12-22页指出470年代末降温与干旱加剧。另见张敏《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十六国北魏兴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该时期气候、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宏观研究。
11.特里格《中国地理》，209页。再次提醒慎用"长城"译法，参见注释7。
12.钢格尔等编《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8页对页地图。
13.特里格《中国地理》，211-215页。
14.数据基于2000-2012年统计，来源www.worldweatheronline.co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6日）。另见多姆勒斯与彭公宾《中国气候》95、144-145页，显示1951-1980年间，大同（桑干河流域）冬季稍暖于土默特平原的呼和浩特（数据表编号58、59），春秋气温相近。两地作物相同。（再次提醒南北朝时期气候较现代寒冷，参见注释10。）降水量数据更具启示：现代大同年降水量（384毫米）较呼和浩特（436毫米）少12%，低于400毫米线；呼和浩特降水量接近其南150英里处山西中部太原（459毫米）。位于土默特平原南侧的北魏早期都城盛乐（今和林格尔），一月均温低至·5°F，七月不超80°F——因其地处分隔土默特平原与桑干盆地的山脉阴坡，而呼和浩特位于阴山阳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