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413、414页。另见Anatoly Khazanov《游牧人与外部世界》（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46页关于其模糊性的讨论。
16.《汉书》（下称HS）卷94B.3803。参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Rafe De Crespigny）《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与战略》（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1984年）34-35页；艾玛·邦克（Emma Bunker）《萨克勒藏东部欧亚草原古代青铜器》（纽约：萨克勒基金会，1997年）55页。关于北魏时期阴山地区牧业优势，参见佐川英治《游牧与农耕之间—北魏平城鹿苑的机能及其变迁》，收录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16页（译自佐川原日文论文《游牧と农耕の间—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机能とその変迁》，《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47期[2007年]）。
17.童氏研究综述参见海因编《"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恩正模型的再审视》；东亚历史进程中"半月形地带"的讨论参见Jessica Rawson《中国与草原：接受与抵抗》，《古物》91期（2017年）：375-388页。
18.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423、422页。近期研究对其的肯定参见吉迪恩·谢拉克（Gideon Shelach）《中国北方边境的史前社会》（伦敦与康涅狄格州奥克维尔：春秋出版社，2009年）3页；威廉·霍尼彻奇《另类复杂性：游牧国家考古学》，《考古学研究杂志》22.4期（2014年）：307页；及其《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7页。
19.谢拉克《史前社会》47页；狄宇宙《前帝国时期中国的北部边疆》，收录于鲁惟一、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剑桥与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889-890页。
20.谢拉克《史前社会》13页；狄宇宙《古代中国及其敌人》45-46、171页，引用姚从吾《辽金元史论文（上）》，载《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五卷（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
21.谢拉克《史前社会》109-111、144页；霍尼彻奇Honeychurch《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8页；邦克Bunker《古代青铜器》40页以下。
22.邦克《古代青铜器》57页。
23.狄宇宙《古代中国》65-68页；谢拉克《史前社会》90页。
24.狄宇宙《古代中国》87-89页。
25.谢拉克《史前社会》152页；狄宇宙《古代中国》45-46页。拉铁摩尔本应更关注北魏；其书名若称"内陆亚洲的中国边疆"亦无不可。Jonathan Skaff《隋唐中国及其突厥-蒙古邻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二章探讨了后世"中国-内陆亚洲边疆"。边疆社会在全球多地区起重要作用，如欧洲东缘喀尔巴阡盆地的阿瓦尔帝国：参见Walter Pohl《阿瓦尔人：中欧的草原帝国，567-822年》（纽约州伊萨卡与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
26.此为狄宇宙《古代中国》的核心主题之一。
27.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116-124页，该章节讨论"非周（即周朝）作为盟友"与"非周作为资源"问题。
28. Barry Cunliffe在其《通过草原、沙漠与海洋》（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指出人类物种的关键特征是"强烈的占有欲……对物品所有权的激情"（1页）；另见人类学家Mary Helms的著作，尤其是《技艺与王者理想：艺术、贸易与权力》（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狄宇宙在《中国-草原关系》51、58页中与近期诸多学者同样指出草原存在多种形式的农业，并坚称游牧民族无需为谷物进行劫掠。但必须强调，鉴于草原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某些时期草原及其周边存在农业的证据并不意味着所有游牧群体在所有时段都能获取此类产物——这是套极易失衡的关系体系，可能仅适用于部分群体。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北魏"饥饿帝国"现象。
29.参见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块化与批量生产》（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30.参见中世纪晚期苏格兰-英格兰边境持续不断的劫掠活动，双方均习得"从邻邦及敌国臣民处实施武装掠夺的系统"：乔治·弗雷泽·麦克唐纳（George Fraser MacDonald）《钢盔》（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2年）29-30页。
31.狄宇宙《中国-草原关系》60页。
32.谢拉克《史前社会》71页。
33.史料多次提及赵国宗室成员与外族通婚。参见沈长云《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07页。
34.《史记》（下称SJ）卷43.1789。
35.关于"代"政权性质与地理位置的讨论，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ek）《公元前1400-300年中国小国与北狄》（纽约：人文出版社，1971年）189-192页；关于该政权可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起源（当时作为赵国前身的晋政权将外族驱赶至勾注山以北），参见沈长云《赵国史稿》113页。我们仅通过汉文典籍了解此政权，故"代"之词源无从稽考。但确知内陆亚洲统治者入主中原时往往玩弄名称：欧立德在《清初满族对国家的（再）定义》中指出，满清王朝汉文名"大清"的满语发音为"Daicing"（"c"发英语"ch"音），其满语本义为"战士"，故即"战士王朝"（《印第安纳大学现代中国语言与政治研究丛刊》7期[1996年]：61页）。
36.狄宇宙《古代中国》128-129页。此前赵氏本属晋国大宗。此次领土扩张促成赵国独立建国：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指出"晋国在汾水源头以北新夺取的领土并未纳入版图，反而分裂形成新国家赵"（416页）。尽管其兄背信弃义，史载赵襄子之妹因哀恸丈夫之死而自尽：沈长云《赵国史稿》114页。
37.狄宇宙《古代中国》127、129页将"胡"定义为统称"以游牧经济为主、善骑射的部族"。另见沈安筑《古代南蒙古与中国北部的语言》37页注1。
38.《史记》卷43.1793、卷110.2885；普实克《中国小国与北狄》223-224页。此现象属狄宇宙《前帝国时期中国的北部边疆》951页所述"半游牧中间地带萎缩"的一部分。
39.狄宇宙《古代中国》131-133页。
40.谢拉克《史前社会》71页；引狄宇宙《古代中国》134-138页。
41.《史记》43.1806页；《资治通鉴》3.104页。
42.沈长云《赵国史稿》115页；该书163页提及在呼和浩特东南建立"骑邑"骑兵基地。艾玛·邦克（《古代青铜器》24页）提出赵国曾向边疆牧马人馈赠铸造银质马具饰件；叶山（Robin D. S. Yates）《早期中国军事史中的马》认为骑兵在赵武灵王改革前数十年可能已出现于战国军队（《军事组织与战争》，黄克武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49页）。相关总体论述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125页。狄宇宙《长城起源》（《丝绸之路》4.1期[2006年]：19页）认为北方边墙的修建是"旨在圈定并独占珍贵人力资源与物质储备的系统工程"，即从边疆族群中征募骑兵。
43.《史记》卷43.1811、卷110.2885页；《资治通鉴》3.106页。关于骑兵来源的推测，在《史记》43卷"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44.《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册19.654-655页；柯润璞（J. I. Crump）英译《战国策》（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0年）297页。必须指出，该书本质上是部轶事汇编，成书时间与地点皆不明确。正如译者柯润璞直言，它"并非史书"（《战国策》英译本11页）。使用时需谨慎，但此处至少可佐证其他（相对）可靠史籍所述事件。
45.《战国策》第2册19.663页；柯润璞英译本302-303页。
46.狄宇宙《古代中国》77页。
47. Arthur Waldron《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狄宇宙《古代中国》147页，144页提及赵长城利用天然屏障最大限度减少工程量；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收录于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21-24页。另见Jessica Wapner引人深思的文章《城墙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吗？》，《纽约客》2019年3月28日。
48.据恩诺·吉勒（Enno Giele）《汉代简牍所见匈奴考》统计，匈奴劫掠部队规模多寡悬殊（最小仅90人甚至40人），参见Ursula Brosseder 和 Bryan K. Miller编《匈奴考古学：亚洲内陆首个草原帝国的多学科视角》（波恩：波恩大学史前与早期历史考古学系，2011年）72-73页。
49.陆威仪《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07年）130页进一步指出：长城功能在于防止北方劫掠者掳走墙内汉民畜群。
50. De Crespigny《北部边疆》31页；狄宇宙《长城起源》。
51.关于游牧势力通过控制农田与农民获取力量的论述，参见阿巴斯·阿里扎德（Abbas Alizadeh）《考古学与史前晚期的游牧问题》，收录于Hans Barnard与Willeke Wendrich编《流动性考古学：旧世界与新世界》（洛杉矶：加州大学科特森考古研究所，2008年）80页。
52.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484页。关于长城防止汉民逃往匈奴的用途，吉勒《汉简所见匈奴》62页引法律条文："诸亡入匈奴及蛮夷者...皆腰斩"。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在《部落：论归乡与归属感》（纽约与伦敦：十二出版社，2016年）9-10页指出：北美殖民初期投奔原住民的欧洲移民无一返回原社区。
53.谢拉克《史前社会》2-3页引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5页；二者均未在"草原与农耕区"间设定严格界限。
54.参见格雷戈里·G·因德里萨诺（Gregory G. Indrisano）《生存方式、环境波动与社会变迁：以内蒙古中南部为例》（匹兹堡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55.米勒(Miller)《南匈奴》140页。
56.《史记》卷110.2885-2886页；狄宇宙《古代中国》138-158页，尤见147、149页。
57.狄宇宙《古代中国》155页；其《长城起源》一文对此有更简练表述。
58.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反谷物：早期国家的深层史》（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
59."华夏世界"定义多样。罗宾·叶山Robin Yates《导言：文士的帝国》对此有精辟总结（尤锐等编《帝国的诞生：重访秦朝》141页），描述"前所未有的强大、集权且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国家"的兴起，其试图"征服、控制并榨取境内所有个体与群体的物质资源"。John S. Major与Constance A. Cook在《古代中国》（阿宾登与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7年）10-15页提出"东亚核心区"概念，该区域虽具多样性却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根基"；谢拉克《史前社会》5页承认该词用于早期历史虽嫌时代错置，但"既便利又有目的性"，因"诸如汉语书面语、重要典籍、社会政治规范、宗教信仰与艺术表达等早期帝国中国文化的要素，在公元前一千年上半叶已存在并具重要意义"。另见托马斯·S·穆兰尼（Thomas S. Mullaney）编《批判性汉族研究：中国多数群体的历史、表征与身份》（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章节。
60.狄宇宙《古代中国》152。
61.《史记》卷6.233、235。
62.《史记》卷6.252、卷88.2565-2566、卷110.2886；后者给出较小数值十万。另见狄宇宙《古代中国》174-175页。
63.赵国名将"牧人李"（李牧）以抗击匈奴着称，参见《史记》卷81.2449；狄宇宙《古代中国》154页。
64.狄宇宙《古代中国》89页。威廉·霍尼彻奇(William Honeychurch)在近着《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中整合大量蒙俄考古成果，论证公元前一千年蒙古中北部族群联系的增强——这些联系通过南北向网络延伸至河套地区并进入华夏世界。他赞同狄宇宙观点（反对托马斯·巴菲尔德等），坚持匈奴政权非因汉帝国刺激而兴起。但笔者以为其论证过激：在强调匈奴帝国纯本土起源时，全然否定汉籍中匈奴发轫于边疆的记载。诚然这些史料存有偏见与缺漏，但不能仅凭北方地区文化物质交流的推测而全盘摒弃。实际上霍氏论证存在选择性——其开篇即叙述刘邦与冒顿单于平城之围。其核心论据仅为：（1）上述区域联系的增强；（2）其研究遗址墓葬未显示匈奴帝国形成期的暴力死亡。须知任何帝国的兴起都不单凭武力，匈奴完全可能在边疆危机中成形：东征西讨巩固政权的同时，通过外交手段与北方传统盟友缔结新型联盟。
65.《史记》卷110.2887-2888。
66.《史记》卷110.2888。狄宇宙《汉朝对游牧民族的民族志书写与"蛮夷"历史》307-308页推测此故事或源自匈奴口传史料。霍尼彻奇（《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224页）对此故事存疑，并称白桂思（Beckwith）与狄宇宙支持其观点（此说有误）。需指出：拓跋鲜卑统治时期确有数例弑父事件可考。关于"匈奴"名称（汉语音译）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彼得·戈尔登（Peter Golden）《突厥民族史导论：中世纪及近代欧亚与中东的民族形成与国家构建》（威斯巴登：O·哈拉索维茨出版社，1992年）58页有综述。"单于"称号同为汉语音译，词源不明；白桂思《丝绸之路帝国》387页注7拟构为*Dar·a。首位单于名称汉文写法各异（冒顿、冒顿、冒顿），白氏认为可能源自内亚常见称号"英雄"（Baγatur巴特尔），含伊朗语"baγ"或"beg"（意为"领主"）。前文提及狼主名号亦含此词根。
67.《史记》卷110.2889页。
68. De Crespigny《北部边疆》367页。乌桓人未履行义务将导致家属被扣为人质。
69.《三国志》（下称SGZ）30.835页。乌桓（亦作乌丸）研究综论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Nina Duthie《三国志与后汉书中的乌桓鲜卑民族志》，《早期中古中国》25期（2019年）：23-41页。部分学者将乌桓与后世阿瓦尔人（Avar）关联：蒲立本《中国及其邻邦》453页；沈安筑《古代南蒙古与中国北部的语言》55-57页。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提出"乌桓"音译自意为"战争"之词，指代内亚贵族受罚充任的先锋敢死队：《若干早期内亚皇室与亲卫队相关术语考》56页。
70.《史记》卷110.2899（华兹生英译《史记》第2册171页），此论出自汉奸中行说。近世学者正确指出需纠正将内亚族群简单化为好战分子的刻板印象，狄宇宙《长城起源》15页即批评中行说观点。诚然并非所有内亚族群皆尚武，但某些社会或群体确属此类：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指出突厥与蒙古语中无"士兵"本族词汇，因"兵役乃天然职业"：《内亚战士》，《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1.2期（1981年）：135页。
71.《史记》卷110.2891-2892。参见沃尔德伦《中国的长城》106页；狄宇宙《古代中国》189页推测土默特平原与大同盆地或为匈奴单于私属领地。
72. 狄宇宙《中国-草原关系》59-60页及《民族形成》47页。此制度最著名者当属蒙古人——铁木真自草原邻族借鉴十进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蒙古秘史》2卷本（莱顿与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04年）第1册35、410页。
73. Pekka H·m·l·inen《科曼奇Comanche帝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8年）描述松散组织的帝国形态，可与匈奴类比；米勒《南匈奴》提及此书。霍尼彻奇《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58-59页探讨"国家"或"政体"概念。
74.《史记》卷110.2894、卷93.2634；《资治通鉴》卷11.377-378。相关事件讨论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190-192页；霍尼彻奇《内陆亚洲与帝国的空间政治》1-2页。
75.《史记》卷110.2895。米勒《南匈奴》151页指出边郡行政中心作为"帝国控制孤岛"的隔离状态。
76.《史记》卷110.2902。
77.《史记》卷110.2894；狄宇宙《古代中国》193-196页。
78.狄宇宙《古代中国》188页。
79.狄宇宙《古代中国》169-170页。
80.需注意长安及华夏世界并非所有人——包括匈奴内部——皆持此观念：参见戴梅可（Michael Nylan）《评述：古代"蛮夷"话语》，《东西方哲学》62.4期（2012年）：580-601页，其精辟指出古人身份认同"远较今人复杂——今人身份往往简化为性别/性取向、国籍与消费偏好"。朝贡体系讨论参见森坦（Tansen Sen）与梅维恒（Victor Mair）《传统中国在亚洲与世界史中的定位》（安娜堡：亚洲研究协会，2012年）33页。
81.狄宇宙《古代中国》217、221页；吉勒Giele《汉简所见匈奴》70-75页。劫掠者显然乐在其中：格雷厄姆·罗布（Graham Robb）描述17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前边境地带"掠夺黄金时代"的记忆——"卑微农夫戏弄权贵，焚其宅邸磨坊，月夜驰骋沼泽，盗取一切活物"：《争议之地：苏格兰与英格兰间的失落世界》（纽约与伦敦：W·W·诺顿出版社，2018年）178页。
82.《史记》卷110.2909、卷111.2939，后者记载汉武帝为悼念霍去病之死，令"属国甲兵"列阵自长安至茂陵墓道。武帝军队将领时有匈奴人：参见《史记》卷111.2941。汉朝骑兵发展参见狄宇宙《古代中国》199-200、204、232-234页。金秋月（Catrin Kost）《高度接纳：西汉王侯墓中的草原器物与影响》（《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37.2期[2017年]：373页）提出前汉诸侯墓中出土典型内亚带饰与弗里吉亚帽射手俑，证明其"通过占有北方及器物，借单于之道复位义并强化自身在华夏世界地位"。
83.《史记》卷110.2910-2911；《汉书》卷94A.3770。
84.《汉书》卷94B.3803；此文书英译参见加勒特·P·S·奥尔伯丁（Garett P. S. Olberding）《疑史：早期中国史学证据》（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210页。
85.《史记》卷110.2911；狄宇宙《古代中国》240-241页。
86.《汉书》卷28B.1620。
87. Indrisano博士论文《生存方式、环境波动与社会变迁》即聚焦此问题。
88.陈博与谢拉克《汉帝国北疆防御聚落体系》，《古物》88期（2014年）：237页；《汉书》49.2286页。
89.陆威仪《汉朝普遍兵役制的废除》，收录于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编《中国历史上的战争》（莱顿与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00年）33-74页。
90.《后汉书》（下称HHS）卷12.505-508；米勒《南匈奴》150-151页。
91.林干《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6-7页引《汉书》卷94B.3822。曹魏时期乌桓似需纳税：《三国志》26.731页提及免除服兵役乌桓家庭赋税，暗示其他注册户需纳税。北魏时期"乌丸"转义"杂胡"：《魏书》113.2971页。
92.《汉书》卷94B.3804；奥尔伯丁Olberding《疑史》210-211页英译。韦慕庭（C. M. Wilbur）《前汉时期的中国奴隶制》（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1943年）95、103-114、409-410页认为汉简所载奴隶多为匈奴战俘；"匈奴"汉名谐音"凶奴"即"凶猛奴隶"。掳奴行为双向存在：韦慕庭91页。
93.米勒《南匈奴》166-168页。
94.此类交流案例参见刘妍《权力与荣耀的象征：边疆出土汉朝漆器》，收录于帕特里夏·弗里克（Patricia Frick）等编《东亚漆器的生产、流通与鉴赏》（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18年）30-63页。早期阶段中行说曾警告单于汉物诱惑："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史记》卷110.2899；《汉书》卷94A.3759；华兹生英译《史记·汉朝卷II》修订版143页）。后世突厥《阙特勤碑》亦有类似表述："唐人素以金银粟帛惑人，甜言柔物。彼等凭此诱远人近己"（Ross《鄂尔浑碑铭考》862页）。狄宇宙与霍尼彻奇等学者正确指出草原民族无需汉地物产，且中行说言论出自汉籍带有偏见。然"无需"非"不欲"，正如15-16世纪欧洲人虽无需胡椒瓷器仍竭力获取（并控制商路）。Mary Helms《技艺与王者理想》对人类渴求异域物产有精彩论述。
95.狄宇宙《匈奴帝国的贵族精英》，收录于尤尔根·保罗（Jürgen Paul）编《帝国世界中的游牧贵族》（威斯巴登：路德维希·莱歇尔特出版社，2013年）45页；约书亚·赖特（Joshua Wright）等《蒙古埃金河匈奴聚落考》，《古物》89期（2009年）：372-387页。
96.狄宇宙《民族形成》39页认为此类墓葬出现象征匈奴失去漠南后北方强权中心的兴起。
97.狄宇宙《民族形成》38-39页及《古代中国》247-249页。
98.《后汉书》卷1B.75、76；卷89.2942-43、卷90.2982；林干编《匈奴史料汇编》2卷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册441-443页。
99.如135-136年劫掠土默特平原商队事件：《后汉书》90.2983页。
100.《后汉书》卷90.2982。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78页指出东汉对北疆与西疆部族（不限于乌桓）赏赐数额巨大，时达帝国岁入三分之一。韦慕庭《奴隶制》95-96页指出此亦属贸易形式。汉律规定"降匈奴者赏"："斩首捕虏...率众八千以上，封列侯，邑二千户，赐金五百斤...旧故爵邑者更增封"：吉勒Giele《汉简所见匈奴》61-62页（略有调整）。
101.米勒《南匈奴》153页。
102.《后汉书》卷1.76、卷19.716。
103.呼和浩特博物馆藏有包头召湾墓群出土的东汉瓦当，其上铭刻"单于天降"与"四夷尽服"。布莱恩·米勒在《南匈奴》147-148页恰当地称此为"表面文章"。尽管如此，此类器物无疑是由长安直接或间接雇佣的工匠为南匈奴首领制作。米勒《南匈奴》148页另指出：南匈奴贵族墓葬形制迥异于周边汉墓，而与草原墓葬风格相似。此观点有力修正了余英时在《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秦汉帝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400-403页提出的南匈奴传统认知框架。
104.《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12页及47-48页注223，明确记载此次人口内徙涉及边郡高地。《后汉书》卷1B.78、卷89.2942-43、2945同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与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对比，可直观呈现疆域控制之巨变。
105.云中郡（土默特平原）人口从前汉173,270人（《汉书》卷28B.1620）锐减至后汉26,430人（《后汉书》卷113[志23].3525）。参见米勒《南匈奴》150页图14。
106.《后汉书》卷1B.73记载鲜卑首掠辽东郡。何肯《鲜卑考》3页提及四年后鲜卑遣使（《后汉书》卷90.2985）。
107.关于欧亚其他地区，参见Peter Wells《超越凯尔特、日耳曼与斯基泰：铁器时代欧洲的身份认同考古》（伦敦：达克沃思出版社，2001年）。John Beazley《希罗多德在动物园》（牛津：盖斯福德奖，1907年）以戏谑笔法解构"文明人"的民族志书写，详见Peter Thonemann书评《性与大象》，《泰晤士文学增刊》2019年5月31日。
108.鲜卑与山脉关联始见于《三国志》卷30.835；《后汉书》卷90.2985。另见詹妮弗·霍姆格伦《代纪：〈魏书〉首章所见早期拓跋史》（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80页注8；苗霖霖《鲜卑山地理位置考略》，《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60-63页。考古研究参见Adam Theodore Kessler《长城外的帝国：成吉思汗的遗产》（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1994年）76-79页；何肯《鲜卑考》3-4页。
109.参见《三国志》卷30、《后汉书》卷90相关记载及Nina Duthie《胡的性质》。
110.《后汉书》卷90.2986。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85页指出早期鲜卑"权力分散于小酋长"。
111.可以类比Walter Scheidel在《逃离罗马：帝国的失败与繁荣之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和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中对欧亚大陆西端发展的论述。书中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促成了欧洲世界各种类型的创新。
112.《后汉书》卷3.157、卷89.2951；《资治通鉴》卷47.1509。狄宇宙《贵族精英》30页称此为"臣属族群对匈奴贵族的残酷复仇"，包括毁坏匈奴贵族墓葬。
113.公元89年汉南匈奴联军驱其西遁（《后汉书》卷89.2953）。《后汉书》卷23.814载此役"羌胡兵出塞"，当含南匈奴部众。
114.《后汉书》卷41.1415-1416。
115.这位作者抵制使用“部落”一词。尽管它似乎是一个用于描述人类组织形式的有意义的术语——如Morton Fried在《部落的概念》（Menlo Park, CA: Cummings, 1975）中的研究中所见——“部落”及其汉语对应词“部落”都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并且无法传达内亚政权的政治复杂性。参见本章注释73；以及David Sneath的《无头国家：贵族秩序、亲属社会与对游牧内亚的误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
116.记载存异：《后汉书》卷89.2951记58部20万人；《资治通鉴》卷47.1510作28万；《后汉书》卷23.814称81部。
117.首引王沈《魏书》残篇（《三国志》卷30.837）；次见《后汉书》卷90.2986异文。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第二册34页推测每"落"约2-3帐20-30人。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195页指出匈奴属部融入鲜卑乃渐进过程，历数十年方成。
118.加德纳与德克雷斯皮尼Gardiner and de Crespigny《檀石槐与二世纪鲜卑部落》4-5页；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296页。《后汉书》卷90.2991页称鲜卑"兵利马疾过匈奴"，得益于边禁松弛后更易获取铁器。
119.《后汉书》卷90.2989。加德纳与德克雷斯皮尼Gardiner and de Crespigny《檀石槐》16-20页详析此传说。
120.《资治通鉴》53.1733-1734页。政权性质参见余英时《剑桥中国史.汉朝的对外关系》1:444-445页；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89-90页。
121.《资治通鉴》卷55.1796页
122.《后汉书》卷90.2993-2994；《三国志》卷30.838；《资治通鉴》卷57.1842-1843。
123.加德纳与德克雷斯皮尼(Gardiner and de Crespigny)《檀石槐》36页提出此有趣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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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神话
檀石槐联盟是鲜卑群体发展进程中的中间阶段——此时我们笼统称为"鲜卑"的族群日益活跃且愈发混杂。随着匈奴在阴山以北统治的实质性终结，边疆地区获得了新的独立重要性。一种独特的本土认同开始重新显现，伴随着该地区新旧各族群间本土联系的增强。正如汉廷所惧，这些摧毁匈奴的小型分散部族开始尝试联合成更大政体与军队。尽管汉朝在边郡仍保有据点（通常具备相当权势与威望），但这些已是日益自主化的边疆中孤立的前哨。1拓跋部即将登场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世界。
如前所述，檀石槐时代之前的乌桓与鲜卑部族众多且自治，通过选举或拥戴产生首领。2这些首领的权力仅限于战时领导权；在聚落与家庭内部，"从妇人计"——此习俗在后世或有回响。3然而在联盟鼎盛的数十年间，社会发生巨变：相较于一两个世纪前记载的数百酋长，《三国志》载檀石槐麾下仅数十豪酋，各率部众并形成新政治实体，其中部分具有持久生命力。4
在中国文献中用来指称这些附属首领的称号——"大帅"——似乎与阿拉伯语埃米尔（emir）或拉丁语公爵（dux）相似，都包含"指挥官"与"统治者"双重含义。5自此檀石槐麾下的"诸大人遂世相传袭"（各位首领开始世代承袭职位）。6我们在此至少可见鲜卑王朝制度的萌芽，这种持续性的权威与世袭领导体系，使包括匈奴在内的各种无主部族得以依附，形成虽不如领土国家明确界定、但确实存在的新型政体。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具体时间不可考——"可汗"（khaghan）称号开始取代匈奴帝国称号"单于"，被鲜卑大帅采用。
尽管王朝制度原则在檀石槐时期的鲜卑已现雏形，但最终未能成功应用于其本族。这位鲜卑大首领在约公元181年相对年轻时去世。7汉文史料记载其继位者昏庸贪婪，不久即战死，联盟随之瓦解。8但若此时汉帝国内有人为此松口气，数年后（184年）爆发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定会使其惊恐倒吸凉气。正如177年反对"破鲜卑校尉"出征者所言："边垂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也"（边疆祸患不过是手足上的疥疮；中原之困则是胸背的恶疽）。9这胸背恶疽迅速扩散：尽管宗教叛乱很快被镇压，但汉地起兵平叛的将领们随即陷入波及全国的内战。战事主要集中在汉朝腹地，直到207年，当这场混战的关键人物曹操（约155-220年）北上击溃辽东地区庇护其政敌的乌桓首领时，他并未试图巩固北方疆土，反而将乌桓骑兵带回南方平原充作精锐骑兵。10包括云中、雁门在内的关键边郡于215年被正式废除。11
控制黄河流域后，曹操自封为汉朝摄政王。但随着他于220年去世，汉朝也随之终结。曹操之子随即登基建立新王朝"魏"（220-266年）——中国史学传统所称"曹魏"——与南方两个政权形成对峙。数十年后，这个三国时代走向终结，旧汉朝疆域至少大部分在西晋政权（266-316年）治下获得短暂统一，该政权从洛阳的魏朝宫廷内部夺权后进而征服南方政权。随着四世纪初西晋灭亡，五百年前秦朝建立的帝国终于落幕。
在北方，第二个次级的鲜卑联盟于220年代至230年代初形成。但当其首领轲比能于235年被魏国刺客刺杀后，该联盟同样瓦解。12此后，鲜卑内部开始出现截然不同的政体形式，规模更紧凑却更稳定，此时已与包含草原和农田的特定地域绑定，因而采用创新的治国方式——即双轨行政体系，分别为牧民与农民实施分治。13檀石槐联盟的埃米尔们曾因首领个人魅力而凝聚，随着其死亡各部渐行渐远；两代之后，轲比能遇刺同样导致类似结果。《三国志》所载檀石槐麾下大帅名单中，唯一与后世政权存在明确联系的是慕容部。14他们可能也曾加入轲比能联盟。无论如何，《晋书》记载慕容部最早出现于237年——轲比能死后两年——当时该部迁徙至辽东建立政体，史载首位慕容首领参与了曹魏军队在东北的战役。15
拓跋部虽未明确见于檀石槐埃米尔名单，但下文将提及的线索显示该部可能以某种形式参与过联盟。尽管如此，中国史料记载：就在慕容部于辽东建立政权十年后（248年），拓跋始祖力微已出现在"匈奴故地"。16
* * *
在拓跋部出现于"故地"之前，我们真正了解他们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魏书》首章"序纪"所载的起源神话。神话故事可能引人入胜。但由于其本质功能并非描述而是定义与合理化，它们总是既揭示又隐藏真相，正如创造这些神话的人类自身。无论古今，即使包含真实元素，神话本质仍是虚构。对早期尚无文字的拓跋部通过口传的世系神话，我们必须特别谨慎对待——人们至少能部分想象或编造自身祖先脉络；有时借用他人世系；有时则由他人为我们编造。17
最终定型为《魏书·序纪》的起源神话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尚不明确。如第一章所述，北魏统治者似乎确实保存着以本族语言歌谣形式代代口传的记忆——即故事与神话。18这些内容最终由汉族史官笔录，被移植至记录者的思维框架中，最终编入魏收六世纪撰写的史书。部分现代学者全盘或部分接受这些记载，另一些则不然。19笔者倾向认同Jennifer Holmgren的观点：她认为对于力微之前的时期，"魏收掌握的不过是扭曲的口述传统"，并敏锐地补充"以及他自身的中国文学遗产"；论及《魏书》起源神话建构过程时，她指出"此类虚构的世系关联自然是经过时间推移逆向构建而成"。20 Holmgren此论无疑正确。《魏书》叙事中某些部分明显属后期增补，如开篇声称拓跋部乃中国神话黄帝派往极北之子的后裔。21此刻最有趣的问题或许是：拓跋人自身何时开始相信这些传说？以及具体哪些群体对此深信不疑。
《魏书·序纪》所述黄帝北裔首名后嗣被冠以"始均"之名；难以判断此名源自拓跋部原始记忆、《庄子》典籍，抑或古代中国社会学家的构想。22虽然始均因故重返华夏世界（侍奉神话帝王舜），但其后裔再次远居北疆，与"世侵暴中州"（历代侵扰中原）的匈奴等蛮族隔绝。与凶暴匈奴不同，魏室先祖"不交南夏（即华夏地域）"，故而"载籍无闻"。此精妙建构既为拓跋部洗脱其他游牧部族的罪责，又为其缺席早期汉文史料提供解释。23该文本的预期受众尚不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