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毁灭。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他对将士们说：“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堕慢生，堕慢生败机乘之矣。”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说：“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他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衄，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惩艾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奉天靖难记注》卷二。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不少将领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警诫之效。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须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他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于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务使爵赏得当。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
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
燕山右护卫指挥使谭渊
?指挥佥事陈贤
?致仕指挥佥事高实、申用
富峪卫指挥佥事景福
会州卫指挥使谢芳、陈旭
指挥佥事端亮
营州左护卫指挥同知钱武
济阳卫指挥佥事郭义
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陈珪
燕山前卫指挥同知李清
燕山左卫指挥使徐祥
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职。一个都司管辖许多卫，都司的指挥要比卫、护卫的指挥地位高出许多。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俘获。被俘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在老家凤阳驻守练兵。他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亲不亲故乡人啊！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算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兴焉。”如此下去，形势真是不可逆料的。
《燕王令旨》。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勠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气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皇明祖训》是怎样写的呢？我们已在前面引过《皇明祖训》原文了。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今不但无天子调兵勤王之密诏，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诏。而朱棣还是断章取义反复引用“祖训”，他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而且取得了事实上的军事胜利。他声称有“精兵三十万”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与实际相去必不至甚远。朝廷方面面对这一形势如何措置呢？
在燕王舆论的压力下，朝廷宣布罢免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的职务。理由没有宣布，据说朝廷意在撤掉燕军攻击的目标，借以缓解燕军的攻势。然而，建文帝实际并未让齐泰、黄子澄离开左右，仍然让他们参与密议。
朝廷所为，实是失策之举。撤掉齐、黄，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只能长燕军的威风，灭官军的锐气。同时，我们看到，朝廷对于燕王在上书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责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辩驳。当然，靖难之役后，凡不利于朱棣的文献全都被销毁了，使得我们不能了解双方论辩的全貌。不过，我们从朱棣给朝廷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论辩不是很有力的。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李贽：《续藏书》卷六，逊国名臣。
朝廷也并不甘心失败。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顿军马，屯兵德州，以备明春再举。燕王起兵后，河北诸卫一带官军将领非败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营垒，只有少数军官为朝廷力战而蹈死赴义。北京都指挥史马宣及蓟州镇抚曾濬在与众披縻中率众力战而死后，河北指挥张伦率领两卫的官军自拔南归，宣誓“矢死报国” 。他们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军。同时，朝廷也想在战场之外屈服燕军。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献策约束诸王的书生高巍，被命随李景隆出师，参赞军务。这时，参赞军务高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使燕藩，披忠胆，大陈义礼，晓以祸福，劝说燕王罢兵。
高巍受命来到燕藩，见燕藩旗甲鲜明，军伍整肃，毕竟胜军，气象不同。他自称“国朝处士”臣高巍，将事先拟好的书信送至燕府。这信说：
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现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夫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今大王借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之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间而起，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
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兴兵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之地。况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在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洒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
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径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能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明通鉴》卷十二，纪十二。
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无愧矣。
高巍的信送上之后便杳无回音，不得已便再上一通，但仍然得不到回信。
高巍冒死上书，忠勇可嘉，但形势并不因一介白发书生的雄辩可以逆转。燕王朱棣已从燕府一隅，发展至三十万众，不数月间攻占了北平、密云、永平，可谓所向披靡，而朝廷为避其锋，已将齐泰、黄子澄罢免。当此之时，什么“夷、齐求仁让国之义”“篡夺嫡统之议”是不能打动朱棣之心的。
此后不久，李景隆也致书燕王请罢兵。其书今已不存，但从燕王的答书中，可看到朝廷的态度已经软化，且亦标榜守太祖朱元璋的遗训，要全宗亲骨肉大义，已从武力削藩变为羁縻笼络了。建文二年（1400）二月二十八日燕王的答书说：
近总旗魏再兴来，得汝二月十三日书，披观至再。辞意苟且率略，不见诚实之情。度此非出汝之心口也。何则？汝之祖为孝，父为孝，汝出于孝子之家，岂肯妄诞若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诒我。我与汝以家而论分居长，以朝廷而论，爵为亲王，俱不当相待如此……
又云：“尚书齐泰、太卿黄子澄已屏窜遐荒，天理昭明，于斯见矣。”若以我太祖公法论之，必使其首足异处，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为幕中之宾矣。此外示除灭小人，内实不然，诚为可笑……
汝云：“近年以来，钦蒙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吁，《皇明祖训》乃不钦遵，若谆谆在耳，必不如此。……又云“骨肉有伤，大乱之道，欲舍小怒，以全大义”……昔我周王弟被奸臣诬害，言“大义灭亲”，与今所说大相违背。……父皇宾天，骨肉未冷，即将周齐湘代岷五王破家灭国，国公至亲，岂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太祖高皇帝也。今又来灭我，其可乎？
闲尝与布政张昺、长史葛诚言祖训，昺、诚云：“齐泰等言《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如此变乱祖法，恐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贻笑于万世也。朝廷如此失政，国公以太祖高皇帝“圣训谆谆，今犹在耳”，其可不忧惧者哉！奸臣齐泰等假以诬亲王造反为由，实图天下社稷之计耳。……谢贵、张昺可吐露实情，谓齐泰等愤恨当太祖高皇帝时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今少主不亲政事，正其得志之秋，只虑诸王藩屏，未得大纵，遂同心协谋，以灭诸王，方得永享富贵。……
汝为大孝，国家至亲，慨念人生世间不满百岁，死生俄顷，倘汝一旦溘终天年，有何面目见我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为父皇之仇如此，为孝子者可不报乎？
《奉天靖难记》卷二。
因尔来书，不得不答，再不宜调弄笔舌。但恐兵衅不解，寇盗窃发，朝廷安危，未可保也。所欲言者甚多，难以枚举，忽遽间略此，汝宜详之。
从朝廷方面说，齐、黄明罢暗用，高巍千里游说，李景隆投书燕王，都是为了使朱棣放松斗志，而实际却在集结力量以待决战。有湖广布政司左参议杨砥者，竟公然上书朝廷要求罢兵，说：“帝尧之德；始于亲九族。今宜敦睦诸藩，无自剪枝叶。”如此不识时务，当然遭到断然拒绝。杨砥本人也受到了安置辽东的处分。从燕军方面看，起兵数日“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易若建瓴”“气势正盛”，更无罢兵之理。双方仍不可避免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6.?血染白沟河
在高巍使燕，燕王与李景隆调笔弄舌的同时，双方的军事活动仍在紧张地进行。在北平的东北面是辽东，西北面是大同，都是军事重镇。要保证北平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而专心南下，一定要先控制这两个地方。李景隆南遁，正是朱棣收拾地方、巩固地盘的有利时机。他首先把目标投向辽东。当时驻守辽东的是吴高和杨文。朱棣分析当时的形势，说：
辽东虽远隔山海，常扰永平。吴高虽怯，其行事差密。杨文粗而无谋。我一计去吴高，则杨文无足虑矣。用兵之道，伐谋为上。此计得行，则坐制一方，无复东顾之忧矣。
王崇武先生说：“惠帝非愚暗主，窃疑吴高撤换，或另有原因。”《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戌记：“改谥故湘王曰献，妃吴氏曰献妃……建文中，有告其府中阴事者，王惧，阖宫自焚，王年二十有八，妃江阳侯吴高之女。”按：献妃实靖海侯吴桢女（见解缙《湘献王神道碑》及《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九月庚辰。）此文误征，吴高则桢兄江阴侯良子，与妃为从兄弟，于谊至亲，湘王以建文之年涉嫌谋反，自焚死，妃实从之，高为妃外家，意亦在猜嫌之列，成祖于是年十二月行间，所致书，或径有牵连湘王语，岂以此遂触惠帝疑忌欤？（见《奉天靖难记注》卷二）
朱棣去掉吴高，用的是离间计。他写了两封信分别派人给二人送去。但他故意将二人的信交换了一下。给杨文的信，送给吴高，信中对杨文肆意毁辱。而给吴高的信，却送给杨文，信中对吴高极力赞美。二人接到信后，都把信上交给了朝廷。朝廷不辨真伪，不知是计，对吴高产生了怀疑。结果，吴高的爵被削，还被遣往广西。只剩下杨文一将独守辽东。朱棣这一计，不仅拆除了杨文的掎角之助，而且弄得辽东军中互相猜疑。进退无据，不敢放心大胆地出战。 辽东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大同了。
我们从当时的形势判断，朱棣出师大同是欲乘李景隆无力北上之时解决后顾之忧，并未真心考虑李景隆果真会千里赴援。永乐年间官修的《奉天靖难记》为了美化朱棣，对这一情节多有夸饰，竟至把朱棣此举说成意在拖垮李景隆军。作者为朱棣设计了这样的话：“李九江集众德州，将谋以来春大举，我欲诱之，以敝其众。兵法所谓佚而劳之，安而动之者也……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此兵法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朱棣死后，史臣也认为这样夸饰太过分了，于是在实录中记录这段历史时便将“诱之，以敝其众……兵法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云云尽行删除了。而改为“诸将曰：‘彼既将来，则我当为备，何得委而去之？’上曰：‘彼虽云然，尚俟春暖……南卒脆弱，不耐疲于奔命，则冻馁逃散必多，诱而敝之，何为不可！'”这样行文便淡化得多了。
这时，谍报李景隆在德州招兵买马，调集各处军马，以期明年大举。面对这种形势，燕军如何动作，燕王与诸将颇进行了一番讨论。有的将领认为，李景隆既将来，燕军应当有所准备，不当离开北平。朱棣则认为，李景隆即便要大举，也要等到明年春暖。燕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便会向李景隆求援，李景隆如果出援的话，不耐严寒的南方士卒千里赴援，也必然疲惫而不堪战斗。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燕军便向大同进发。
十二月二十四日燕军至广昌（今河北涞源），守将汤胜等举城投降。第二年（建文二年，1400）正月初一，燕军来到蔚州城下。城坚守不下。守城指挥李诚，号称“冲天李”，从水沟出城见燕王，相约献城自效。李诚回城后，阴谋败露，被收下狱。城外军士迟迟不见动静未免攻城心切。朱棣也怕久滞坚城之下，兵钝威挫。燕军发现城外有旧筑敌台起楼，楼上厚架有飞桥跨接城上，而现在桥毁台存。燕军决定以这座旧敌台为隐蔽，向城上进攻。朱棣下令各军用布囊塞满雪土，从台上推下，待堆得与城同高时，便乘之入城。土袋垒得差不多的时候，燕军用霹雳车飞石轰击城墙，城墙震裂。这时城中守将王忠、李远等决定举城投降。蔚州之下，实际两军并未接刃。
二月初二，朱棣升投降的尉州卫指挥同知王忠、张远、李远为北平都指挥司都指挥佥事，令他们仍领本部精锐与燕军同攻大同。但朱棣并非对降将完全信任，升官重用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有以制驭。朱棣命人将这些人的家属送至北平。名为优待，实际是拿他们做了人质。这种心照不宣而又无可奈何的做法，在封建的主仆之间并不奇怪。主子使用奴仆，是对他的信任，但奴仆要小心，如不驯服，主子是随时可以刑戮加之的。
诸书所载多有“李景隆军冻馁死者甚众，堕指者什二三，委弃铠仗于道，不可胜计”云云。余意此必多夸张之词。二月癸丑即二月十八日，其时北平、大同一带已不甚寒，南兵不适于北方作战，但不至“堕指者什二三、委弃铠仗于道，不可胜计”，另，此次燕军实未与李景隆军接战，而是迅速返回北平，如果李军确“冻死者甚众”，朱棣必不肯放弃此机会，定会乘势击溃李景隆军。李军西出，燕军回师，且“敕诸将坚守勿与战”显然李军声势甚盛，燕军不得不避其锋芒。史籍记载虽多讳词，但“勿与战”却透露了其中的消息，其后白沟河之役，燕军几乎败北是又一证明。
朱棣挥师西进，直指大同。大同是代王朱桂的封地。诸王被削，同病相怜。朱棣的上书，檄文动辄说朝廷戕残骨肉，未尝不是说给诸位亲王听。此前朱棣夺大宁，把宁王拉入军中，与之结成联盟。这次他西进大同，除了为解除后顾之忧外，当然也希望得到代王的响应。朱桂闻说燕王西来，便欲起兵响应。但他早已受到当地守军都督陈质的控制，无法行动。燕军攻大同不克，而李景隆的援军又已西出紫荆关，向大同进发。前有坚城，外有援兵，燕军不得不从居庸关撤还北平。西进的计划失败了。随着燕军的撤退，陈质旋即率师夺回了蔚州和广昌。李景隆军势甚盛，朱棣诫谕诸将坚守勿与战。而李景隆鉴于天气寒冷，此次出师的目的在于明春的大举，也便撤还德州。
《奉天靖难记》卷二：“（洪武）三十三年（1400）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到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刺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俱赐以爵赏。癸丑，胡寇欲来抄边，上以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并谕瓦剌王猛哥帖木儿等晓以祸福。”《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则径书“鞑靼率众助燕”，盖借鞑靼军以夺位，朱棣犹有所讳言也。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朱棣也在为之做准备。除了上述与官军之间的舌争笔战外，朱棣还努力加强自己的实力。他进一步与蒙古首领勾结，希望借助鞑靼军战胜官军。 同时，仍然利用他长久镇守地方的影响，继续策反北平周围朝廷的文臣武将，使他们参加自己的营垒。前面蔚州的指挥王忠、李远便是这样的将领。这时，保定的知府雒佥也叛降了燕军。燕藩的初胜，也使他成为那些不满朝廷的人的投奔之地。一些武臣在朝中犯法或者因涉嫌私通燕藩失掉了职务，都纷纷投入燕军。
兴兵征战，致天下不宁，而无数将士抛头洒血，军民难免有怨怼之情。还有一层，朱棣起兵，实早有预谋，此番大战实发端于朱棣欲篡夺皇位。朱棣的宣传把宣战之责推给朝廷，但天下耳目可欺而天地鬼神之心不可欺，朱棣对此不能无所畏惧。为了收揽人心，也为了超度十余万将士的灵魂，缓天地鬼神之怒，二月三十日（乙丑），朱棣派第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祭阵亡将士，抚恤其家属。朱棣说：“天下将士，从皇考南征北伐，宣力效劳，以定天下。迩者奸臣驱其战斗，败死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深可哀悯。”他命收拾将士的骸骨，给予安葬，以免暴露山野。指挥耿孝等到郑村坝各战场所收达十余万具之多，将它们安葬于北山之原。各坟墓前都树立了简单的标志，还规定墓地内禁人樵牧，有发掘者，治以死罪。朱棣派官对这十余万人致祭。祭文是朱棣亲自撰写的。祭文说：
呜呼！昔我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剑扫除祸乱，平定天下。尔诸将士俱从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栉风沐雨，宣力效劳，共成我国家大业。眷念功勋，无由报答。
兹者，奸臣浊乱朝纲，同谋不轨，图倾基业，覆灭诸王，调弄将士，披坚执锐，列阵成行，以兵向我。故不得已亲率精兵与尔等交战，我之将士思念太祖高皇帝恩养厚德，忘生取死，心无怖惧，忠诚感通，神明昭鉴，虽众寡不侔，行见摧败，尚念诸将士毙于矢石锋刃水火之中，其畴之仇，何罪而至此哉！缘其不慧，为奸所惑，驱之于死地，可哀也。
已命僧修荐，因此资冥福，拔昏热之途，趋往生之路。复念尔等骸骨暴露，弃于山野，雨淋日炙，顾视弗忍，乃命收拾，瘗于北山之原。封以厚土，树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坏也。故用勒诸玄石，立于墓侧，并系之以铭：
生物芸芸，必资于后，天下亭毒，曷克厥止？惟圣则之，遇物无私，一视同仁，子育春滋。哀彼之伤，若已之疾，无罪驱死，巨蠹之贼。缅惟古礼，埋胔以时，不俾暴露，仁政之施。呜呼尔众，国之忠良。奸臣肆毒，甚于虎狼。死于战阵，曾不尔戚。我心恐伤，恒焉尔惕。念尔骸骨，弃于山野，日炙雨淋，我岂忍见！拾而聚之，窀穸于斯。魄其安矣，魄其妥矣。维石崟崟，勒铭山阿。维卜万世，其永不磨。
那北山之原的新坟，远望如门钉鱼鳞。那一具具血肉之躯，曾经如生龙活虎。虽然今已睡卧黄沙，而白发红妆的思念能割得断吗？料峭的寒风吹散了缭绕的香烟，零落的纸钱随着黄沙飞舞。那高僧抑扬的吟唱和朱棣假仁假义的铭辞，果然能为十余万鬼魂超度荐福吗？朱棣很懂得宣传的作用。他要为自己开脱，他希望部将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一场新的大战正在紧张地准备。三月初一，朱棣集合兵马举行大阅，战旗一开，将会又有一批人尸抛山野，血洒黄沙。
《奉天靖难记》说：“李景隆骄恣日甚，各处军将争献赂遗。蚤晚进见皆叩头，称之曰‘殿下’。由是阴蓄异志。允炆赐以斧钺旗旄，得专杀戮。阉竖赍渡江，忽大风雨，击碎其舟，钺斧旗旄皆沉于水。有识者以为天意警之也。允炆不止，复以赐之。景隆受之益肆骄横。”对李景隆意存贬损。但当时李景隆被以重任，趾高气扬，殆为事实。
这时，李景隆驻军德州，郭英、吴杰等驻军真定，逐渐向北推进。经过数月的积聚，李景隆军势甚盛。建文帝欲壮军威、期在必胜，遣中官赐给李景隆以斧钺旗旄，军中得便宜行事。但小有不幸的是中官离京师渡江之时，正遇上大风，那一套钺斧旌旗却沉入水中。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但建文帝不以为意，再派中官北上，务将斧钺旗旄送至军中。李景隆得到朝廷的赏赐和特命，意气更加昂扬。
今北京城南大兴之东犹有马驹桥。
四月初二日，朱棣召集诸将，商议出兵迎敌。初五，朱棣带领诸将祀祭军牙六纛之神，准备出师。第二天大军出城南，驻于马驹桥 。随即向武清进发。这时官军也在北进，两军相距不过百里之遥。十六日，燕军从武清派赴德州、真定侦察敌情的谍者回报说，李景隆军已过河间，前锋到达了白沟河，郭英已过了保定，拟于白沟河与李景隆合师北上。朱棣下令继续南下，师驻固安。
《奉天靖难记》言“渡白马河”，《明史》。成祖纪一作“玉马河”，《明史纪事本末》作“五马河”。《读史方舆纪要》作“拒马河”。今从《方舆纪要》。今河北固安城西有苏家桥。
《奉天靖难记》卷二。
四月二十日，天气闷热，过早来临的暑气，使一切都显得有点沉重。燕军西渡拒马河，在苏家桥驻营。 待营帐扎稳后，朱棣与诸将一起分析军情。他对丘福等说：“李九江志大而无谋，自专而忌众。郭英老迈退缩。平安刚愎自用，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断。数子皆匹夫，其来无能为也，惟恃其众尔。然众岂可恃也？人众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前后不相救，左右不相应，徒多无益也。况贼将帅不专，而政令非一，纪律纵弛而分数不明。”他认为郑村坝之战，就是人多不一定可取胜的例子。他又说：“将者三军之司命也。将志衰则三军之勇不奋，而败迹形矣。其甲兵虽多，粮饷虽富，适足为吾之资耳。尔等但秣马厉兵，听吾指挥，举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谓，敌虽众可使无斗。又曰，识众寡之用者胜。吾策之审矣，第患尔等过杀。当谨以为戒。”
入夜时分，忽然狂风大作，呼雷闪电，大雨如注，丘垅中的雨水卷着黄泥，流满了沟沟壕壕。雨实在太大了，遍地的积水已无处宣泄，迅速上升，竟达三尺之深。坦荡的原野，一时成了水乡泽国。可怜数十万军士头顶大雨，脚踩黄汤，几乎化作鱼鳖；云低雨猛，植立于地上的刀枪，尖端不时放出火球，互相撞击噼噼啪啪，连弓弦也铮铮作响。已经入睡的朱棣，被大雨惊起，营帐内的积水已经过了卧榻，朱棣只好在榻上再叠放交床，坐以待旦。
大雨推迟了战争的进程。这些雄师骁将可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和老天爷一争高低。二十四日，天气大大放晴了。地上的积水也已经退去。被暴雨洗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在泥水中挣扎了几天的将士们终于可以舒服地呼吸了。然而，在使人类为之慑服的大自然的神威暂时隐退之后，人类又恢复了他们自相残杀的本性。强敌在前，一刻都不能放松。造化施予人类的如此美妙的原野竟然要成为血腥的战场。
朱棣下令整顿军队，并带领诸将祭告天地。在朱棣虔诚地拈香施礼时，据说天上有神爵五色出现，飞驻于旗杆之首，祭祀的大礼完毕后渐向西北飘去。祭仪一完，诸将便抢先来向朱棣报告。朱棣说：“此神灵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当然，朱棣与诸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雷雨中的刀枪放火而且铮然有声，也不知道那五色神爵其实是雨后云影雾光的变幻，但他们却同样希望自己确有神灵相助。他们不愿揭破甚至是故意散布这无稽的神话，不如此便无以壮军威、定人心。朱棣未必不信神，但他从战场形势判断，认为欲战胜官军必须占据白沟河上游的有利地势，才可收以顺击逆之效。白沟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它的上游正是西北方向，而这正与“神爵”所指之方向相合。于是，朱棣命令大军向西北循河而进。
朱棣先令百余骑向对岸发炮以造成主力打算在此渡河的假象，朱棣自己却率大军循河向西北进发。日当正午，燕军渡河。不料，官军在河对岸早已埋伏一支兵马，那是都督平安率领的万余骑兵。这平安是一员骁将，曾经随朱棣出塞扫除残元势力，因此对朱棣的用兵甚为了解。李景隆派他做先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棣见是平安，不免对这位往日的部下有几分轻蔑。他说：“平安竖子，往从我出师塞北，频见吾用兵，故敢为前锋。”平安的出现，迫使朱棣改变老一套的打法。他声称“用兵机变，神妙莫测”，并表示：“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胆俱丧，不知所生。”
《明史纪事本末》：“燕军内官狗儿者，亦敢勇，率千户华聚力战河北岸。”按：由于燕军已渡白沟河，战场实在河南岸，狗儿华聚等战于北岸者，盖官军渡河追袭败军也。
《奉天靖难记》说：“上率数十骑突出其后夹击之，贼大败，斩五千余级。生擒都指挥何清，获马三千余匹”，当属夸张之辞，看以后战局便知。《明史纪事本末》说：“是日也，两军互相杀伤，安军哨马失百余匹而已。”
平安奋矛率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也奋跃而战，燕军先锋大败，死伤甚众，被迫退却。燕军中有一内官名叫狗儿，英勇善战，这时见到燕军败阵，便率领千户华聚迎战冲过河来的官军。 百户谷允冲入敌阵，连续斩杀七人，朱棣亲自率军突出敌后，对平安军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使燕军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时李景隆、胡观、郭英、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列阵以待。朱棣挥师与官军展开一场鏖战。天色渐渐昏黑，只有官军预先暗藏在地的火器一窝蜂、揣马丹时时放出闪烁的火光。一窝蜂，其状有如鸟铳之铁干而稍短稍粗，可容弹百枚。点燃火药后，百弹齐发，声如蜂鸣，远去四五里，所中人马皆穿。一窝蜂以皮条缀之，一人可随身携带而走，战时以小铁足架于地上，其首稍昂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固定于地。一窝蜂也可以置于双轮木车之上，进退自如，实为攻守之利器。
《奉天靖难记》说：“贼发火器时，复闪烁有光，见其明甲即击杀之。贼藏火器于地，俗所谓一窝蜂、揣马丹者，发无不中，射人马皆穿。但耳边有声如蜂鸣歘而过，我军俱无所伤。”又说：“上亲殿后，从惟三骑，迷营所在”“遂渡河，渐增至七骑”。读其行文，矛盾显见。既然“发无不中”又怎么会“我军俱无所伤”？朱棣以主帅而殿后是否合理且不说，而殿后岂能“从惟三骑，迷营所在”？燕军显然是被打散了。《奉天靖难记》的隐讳是显然的。
尽管燕军作战英勇，但也无法抵挡官军火器的凶猛，燕师死伤甚众。 双方战至深夜，各自回营。朱棣在混乱之中竟找不到行营所在，只有三人跟随在他身边。朱棣听到水声，下马察看河水流向，辨明东西，判断营帐在上流，仓促渡河而去。朱棣摆脱了官军，又陆续有三四名走散的骑士加入了他们回营的行列。朱棣追上大军，命令就于白沟河北扎营，秣马蓐食，等天亮渡河再战。
朱棣累了，他进入营帐，解去铠甲，躺在卧榻上筹划着明天的战斗。朱棣步出帐外，环顾四野，遍地都是燕军官兵。行灶中闪动着火光，营帐上缭绕着炊烟。这时燕军骑兵有十余万之众，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六十余万的强敌。所幸的是官军多是久不临战的士兵，主帅李景隆又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燕军呢？他们大多久驻边塞，不少将士曾随朱棣北征，特别是燕军中有一些能征惯战善于骑射的蒙古将士，朱棣待之不薄，倚之甚重，他们也甘愿为朱棣效力。胜败之算是没有把握的，但朱棣相信自己的将士，更相信自己的坚毅。仰望星空，繁星满天，那迟到的下弦弯月，刚刚爬上东天。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的百姓早已逃散了，夜已渐深，将士们也都逐渐睡去了，四野一片死寂。朱棣也返回了营帐。担任宿卫的除了原有的亲兵外，还有刚刚从官军投降来的蒙古骑士三百人。朱棣为表示不疑，就给了他们担任宿卫这样的殊荣。蒙古骑士们也因此对朱棣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天刚刚透亮，朱棣已传令集合队伍准备渡河。他找遍营帐内外，却不见了昨天归降的那些蒙古骑兵。一问，才知道是被燕军中的胡骑指挥省吉杀了。原来昨夜朱棣刚入睡，省吉就让他们解甲释兵而休，接着就把他们都杀了。省吉说是怕这些降人乘夜生变。朱棣不禁大怒，他说：“彼既来降，当诚心受之，岂可纵杀！借疑其不诚，必尽杀其众然后已，且人众，又岂能尽杀！昔李广杀降，终不封侯，尔之功名，由此不显矣。”
朱棣擢谷允为指挥，以奖励他临阵的勇敢，他又重新部署了队伍，令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令丘福将骑兵继之。天亮时，燕军已全部渡过了白沟河。
《明史》卷一四二，瞿能传。
官军准备得更为充分，早已列阵以待，军伍延绵数十里。他们没有连夜渡河跋涉之苦，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朱棣诫中军张玉、左军朱能等，一定要先摧官军之锋，然后马步齐进。官军首先出战的是瞿能、瞿良材父子。这瞿能是合肥人，其父瞿通在洪武中逐渐做到都督佥事，后来这官职便由瞿能继承。瞿能是一员骁将，曾作为四川都指挥使随蓝玉出大渡河攻打西番立有战功，又曾担任副总兵讨伐建昌月鲁帖木儿的叛乱，破敌于双狼寨。燕王起兵后，瞿能成为李景隆麾下的一员干将。此前攻北平，不幸遭李景隆之忌，城垂克，李景隆命其候大军同进，致使功败垂成，瞿能尝以为恨。 如今再赴战场，瞿能决心大败燕军。他们率兵直捣燕军房宽之阵。平安率兵从旁策应。房宽哪里是瞿能的对手，一交锋便被杀得大败，数百人被擒杀。燕将张玉见房宽惨败，面有惧色。朱棣振奋精神，鼓励将士说：“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随后，朱棣令丘福等以万骑，冲官军中坚，官军不为所动。于是朱棣率精锐数千人突入官军左掖，朱高煦与张玉全军齐进。突然，燕军阵后尘起，李景隆军抄燕军阵后杀来。朱棣以七骑迎敌而敌军竟有二万之众，朱棣连杀数人便拨马而还，须臾又驰入敌阵。左右见朱棣如此且进且退，便说：“贼众我寡，难与交持，且就大军并力击之。”朱棣说：“此贼奇兵，精锐尽在此，故吾独当之，以沮其势，使诸将得以致力于贼众。若我就大军，彼以合力，形势相悬，数倍我众，殆难破矣。”于是复战不已。朱棣深谙兵法之妙，他以小股精骑，牵制敌人大批人马，因而使诸将得以力战，造成局部的以多制少之势。如果朱棣与诸将合流，官军亦合而击之，燕军人少，则难以致胜了。朱棣智虑绝人而勇武尤其可嘉。
官军弓箭齐发，直射朱棣。朱棣且战且退，所骑战马接连受伤，先后换了三匹，朱棣自身带箭三服都射尽了，便拔剑来击挡拥来的官军，而剑锋又被砍折。在官军逼迫之下，朱棣连连退却，却又被阻于河堤。这时瞿能挥刀杀来。眼看就要追上朱棣，朱棣慌忙撇掉战马，急走登堤，紧急中假装挥鞭，好像在召唤堤后的伏兵。李景隆军疑有伏兵，不敢上堤。倏忽间，朱棣又上马执兵冲入阵中。官军平安，善使枪刀，所向无敌。燕将陈亨、徐忠都已受伤。徐忠两指被砍断，尚有皮肉与手相连，他便自己把它们拽下来抛掉，撕下一块战旗，裹上伤口再战。朱高煦见到朱棣这边军情危急，率精骑千余人前来解救，朱棣见到是朱高煦来了，大喜过望，说：“吾战疲矣，尔进击贼。”朱高煦的助战使得燕军形势有所好转。薄暮时分，瞿能率铁骑奋勇杀出，大呼灭燕。燕军骑兵百余骑被斩杀，官军越嶲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也率众接连扑杀过来。面对官军的凌厉攻势，燕军几乎无法阻挡，皆惊惧失色。
《明史》卷一四二，瞿能传附庄得等传。
《奉天靖难记》卷二谓“斩首十余万级，溺死者称是，追至雄县月漾桥，杀溺蹂躏死者复数万，横尸百余里，降者十余万”，而《明实录》改为“斩首数万级，溺死者十余万”。《明史》卷一四二，瞿能传则记：“精兵万余并没，南军由是不振。”《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上：“精兵万余人陷没。”而同书帝纪卷三则说：“大战白沟河斩首掳三十余万”，今据《明实录》。
正当燕军惊惧欲乱之际，忽然刮起一股旋风，只见官军将旗突然折断，军阵为之所动。朱棣见有可乘之机，便亲率劲骑绕出敌后，与朱高煦合兵，乘风纵火杀敌。烟焰涨天，官军大败。瞿能、瞿良材战殁，俞通渊、滕聚也相继战死。有位王指挥，本是临淮人，常骑小马，军中呼为“小马王”，战斗中被重创，他脱去身上的甲胄，交给身边的仆从，说：“吾为国捐躯，以此报家人。”立马植戈而死。 郭英向西退却，李景隆向南逃去，辎重牛马，迤逦逶弃。燕军追至雄县上月漾桥而还。白沟河两岸数十里内断戟残兵，伏尸累累，鲜血染红了河水。这一战官军被杀或溺河而死的达数万之多。
李景隆退走德州，燕军乘胜南下，李景隆再奔济南。
五月初九，燕王命都督陈亨、都指挥张信进入德州城，籍吏民，收府库，获粮百余万。自是兵食益饶。
7.?济南解围
《明史》卷一四二，瞿能传附庄得等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燕师铁骑长驱南下，官府民间无不汹惧。朝廷的百万大军，竟不堪敌燕藩一隅之地。好个金瓯一般的江山，眼见着便要残破。燕军占领德州后，哨骑已先到了济阳县城外。燕军捉了一些人，向他们了解官军的虚实。被捉的人中，有一个王省，是济阳县的教谕，也就是县学中的教官。王省被放还，他认为如今朝廷有难，他恨自己是个文人，不能像瞿能父子那样斩将杀敌，血沃沙场，也不能像王指挥那样身被重创，立马植戈而捐躯。 这次被俘，更是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回到县城，召诸生齐集明伦堂，为他们讲说君臣之义。他说：“此堂明伦，今日君臣之义何在？燕王叛逆天道沦丧！”王省大哭，诸生也都痛哭。悲愤中，王省竟以头触柱而死。
千里赴燕上书的高巍，离开北平后只身南下。他的三寸巧舌没能阻挡燕军的铁骑，他料朝廷与燕军之间免不了一番激战，然而他没想到官军溃如山崩。白沟河之役后，燕师所至诸城皆望风披靡。他刚走出河北便听说了官军惨败的消息，大路上不时见到溃散的伤兵败卒。高巍在临邑遇到了山东参政铁铉。铁铉是一位身负济世之才的豪杰。李景隆北伐，他负责督饷。在他的指挥运筹下，官军粮饷无所匮乏。此时铁铉正在随军南撤的道中。高巍与铁铉酌酒同盟，感奋涕泣。他们一同来到济南，与都督盛庸相约誓死以守。
燕军留都指挥陈旭守德州，大军拔营南进。十五日，燕军行至禹城，在城北二十五里驻营。午后申时，燕军起行，连夜倍道而进；拂晓，来到济南城下，这时李景隆军尚存十余万，燕师欲乘其仓促布阵未定而一举击溃之。李景隆如惊弓之鸟，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燕军又不及防备，一战即溃。燕军得马七千余匹，李景隆单骑而逃。
燕兵列阵围攻济南。铁铉督众悉力捍御。济南为江南屏障，是天下之枢会，为兵家所必争。朝廷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召还李景隆，改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右都督陈晖为副将军，以迎燕军。
济南城池坚固，将士齐心。燕王见不能骤克，便命人射书信入城劝降。而城中也送出一书，朱棣一看，原来是儒生高贤宁所作的《周公辅成王论》，其旨在请燕王罢兵。朱棣自然对之不予理睬。
燕军久围济南不克，便筑堤坝拦截河水灌城。城中将士军民，人心大恐。布政使铁铉镇定自若。他想了一条妙计，一定教燕军三日之内撤兵。铁铉让守城人假装痛哭，大呼“济南急矣，亡无日矣！”撤去防守器械，以示无心防守，随后派千人出城诈降。朱棣见到济南终于投降，十分高兴，军中也为之欢呼。出城投降的人伏地请求道：“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为社稷忧。谁非高皇帝子？谁非高皇帝臣民？其又奚择焉！唯是东海之民，不习兵革，闻大军压境，将谓聚而歼旃，是失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之意也。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臣等具壶浆以迎。”朱棣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以朱棣之智虑，为什么没能识破其中之计，连城中主帅并未出降这样的明显破绽也未注意？朱棣在白沟河胜后，长驱直下，上百万官军尚且土崩，久围之下的济南城显然已经进退无路了。古来兵匪一家，城中请燕军退避，王单骑入城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投降后还会遭到无辜的杀戮。另外，大军虽退，而双方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城中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一层，朱棣起兵近两年，对这种无休止的征战也有点厌倦。他急于得到济南，这样即使不能夺取南京，也可就此切断南北通道，划中原而自守，落得半壁河山。朱棣觉得济南如今已在掌中。于是，亟令退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