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万欲加戕灭，败之于真定，既而李景隆两动天下之兵，号百万之众，直来见杀。李景隆盖赵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骄肆无谋，视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无毫发警惧之意。夫战，孔子所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儿，岂足以当大事！惟解饮酒挟妓，酣呼歌舞而已。故首败之于郑村坝，继败之于白沟河，追奔至于济南，百万之众，两战沦没，可谓极矣。于此之时，冀或有开悟之萌，下责己之诏，引领南望。重增欷歔。
未几，盛庸以三十万之众复来见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夹河才战，一败冰释。吴杰、平安以十万继进，战略藁城，遂尔奔北。
前后大小之战莫知其几，然无一不败之者何也？盖属众有必死之心，而无求生之望故也。臣每战胜，愈加忧畏，恐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窃惟奸臣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识负胜之机，或虑及此，必开心见诚，惩难悔祸，以解兵衅，休军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屠害而后已。
臣忝居叔父，肺腑至亲，何苦见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数战已尽，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驱此白徒，以冒死地。又况馈运供需，百费劳弊。倘此一战不胜，则势危矣。诚不忍至此，伏望回心易虑，起春育之仁，隆亲亲之义，复诸王之爵，休息兵马，销锋镝为农器，以安天下之军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我父皇在天之灵，亦安宁慰悦矣。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则贻笑万世矣。
《奉天靖难记》卷三。
夫大厦之倾，岂一木所能独支？鲲鹏扶摇，非一翼所能独运。自古帝王建万世之基者，莫不以敦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弃履道旁，尚或收之，而至亲哀穷，宁无怜恻之者乎？故犹不敢自绝，披露腹心，献书阙下，恭望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使得老守藩屏，效报朝廷，则基业有万年之安，子孙亦享万年之福矣。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岂有加于此哉！冒渎威严，幸垂矜察。
此通上书在《实录》中做了大量删改，有言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权奸矣。旦夕必下宽贷洗雪之恩。吾与若等可以解甲而休，贴席而卧矣。”将士皆曰：“诚所愿见，但虑非出诚心，而奸臣姑为退避之计，以弛我耳。然我岂可辄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诚心，则吴杰、平安、盛庸之众当悉召还，而今犹聚境上，侵迫不已，是奸臣之身虽出，而奸臣之计实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明史纪事本末》更有言：“故不敢遽释兵，惟陛下断而行之，毋为奸邪所蔽。”虽语气有别，而旨趣相同。
朱棣起兵，说是朝廷中出了奸臣，因而称自己的造反为“靖难”。现在“奸臣”已经放逐，朱棣起兵便失去了口实。但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有否奸臣，皇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如果说朱棣起兵之初对这次“靖难”胜利与否尚无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经过两年多的较量，朱棣已为自己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固然，朱棣曾在白沟河被困，在济南受挫，在东昌败北，但总的，朱棣毕竟已经打出了北平一隅之地。北平、大宁、保定一带，均已在朱棣的掌握之中，如今更迫使朝廷放逐了它的两位肱股重臣，哪怕是名义上的放逐。时至今日，朱棣能够善罢甘休吗？他能够为朝廷的拙劣策划所欺骗吗？绝对不能。但朱棣懂得，要获得真正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而且，他十分懂得舆论的力量。如果说，在起兵之时他指斥奸臣乱政，朝廷加罪还会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的话。那么，如今朝廷不计其谋叛之罪，主动放逐所指奸臣，朱棣再不撤兵甚至仍无所表示便于理难容了。然而朱棣绝不会按朝廷划出的道走。他首先要申明“是非曲直”，向天下宣告自己是无罪受罪，继而，他尖锐地指出如今朝廷不过是“外示窜逐奸恶之名，而中实主屠害宗藩之志”，朝廷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君不见“德州之兵日集”，“复闻召募民间子弟为兵”！他以“叔父”“至亲”的名义要求朱允炆“下哀痛之诏，布旷荡之恩”，既要承认错误又要实际撤兵，不如此，这场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按朱棣的说法，曲在朝廷，而且朝廷应该首先撤兵，至于自己则是在被迫自救。球又踢回到朝廷一边。
却说朝廷虽表面窜逐齐、黄而仍用其谋，且实遣其出四处募兵。这时，方孝孺成为朝中的主要谋臣。此人虽博学方正，但缺少机变，不善权谋，与朱棣、姚广孝之老谋深算，适成对照。
朱棣的上书送到南京，方孝孺认为这正是缓滞燕兵的机会。他向建文帝提议对朱棣的上书给予回应，可以用来松懈燕兵的斗志。书信往还至少也需一两个月时间。燕军久驻大名，又将值暑热淫雨季节，不战自疲。这期间，官军各路兵马已逐渐集中，只待远路的云南军队来到，便可对燕军展开大战。方孝孺还建议，调辽东军马攻永平，调德州军马扰北平，其根本之地受敌，必然撤兵归援，那时，大军齐集，追蹑其后，定可一举而破燕兵。方孝孺敦促说：“事已垂成，机不可失。”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议论，觉得他的主意不错，决定派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赍诏到燕军宣布休兵。建文帝令方孝孺草诏，大致说：赦免燕王父子及诸将士之罪，使归本国，勿预兵政，仍复王爵，永为藩辅。
《奉天靖难记》卷三。
四月十六日 ，薛岩赍诏北上燕军，他随身还携带了数千张用小黄纸印的宣谕，到燕军中秘密散发，以使燕军将士都知道朝廷的钦令，不要再追随叛贼。
《奉天靖难记》卷三。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薛岩赍天子诏，来到燕军。朱棣读罢诏书，冷笑说：“帝王之道，自有弘度，发号施令，昭大信于天下，岂可挟诈，以祖宗基业为戏耶！”岩等俯伏惶恐久之。朱棣说：“诏语如是，尔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殿下释兵，来谢孝陵，则兵可息。”朱棣曰：“宗藩阽危，祸难不已，社稷深忧，必执奸丑献俘太祖，以谢孝陵，我之愿也。所典之兵，受之皇考，以为护卫，用备不虞。制度已定，难以更改。今欲释兵，是以徒手待缚，此奸臣谬计，欲以欺人，虽三尺童子不为所罔矣。” 朱棣说着手指怒目金刚般的侍卫将士说：“有丈夫者！”薛岩惶恐不能回答。诸将士持刀按剑，喧哗不已，要求杀死薛岩。朱棣自然也不相信诏书中关于撤军的许诺，或者说他自己根本不愿接受朝廷提出的条件。然而他知道现在朝廷既然放逐齐、黄，既然派来命使，他也不能表现得气量过于狭窄。现在是他争取天下舆论的时候。他拦住愤怒的将士说：“奸臣不过数人，（薛）岩天子命使，毋妄言！”
《奉天靖难记》卷三。
在众怒目环顾之中，薛岩战栗不已，流汗被体。他倒不一定是怕死，他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个场合本当慷慨陈词，舌战群儒，而如今为什么说不出话来，这样岂不有辱使命了吗？朱棣的话虽为他解了围，但他的心并不因此而安。朱棣对诸将说：“吾观薛岩等言媚而视远，此来觇我虚实，非求和也。宜耀武以示之。” 于是，他传令各军集合列队，请朝使检阅。薛岩整理衣冠，振作精神，根据朱棣的安排阅视燕军。官军在前线失利，这是举国都知道的事实，但数十万官军为什么竟会与燕军不能相敌呢？薛岩也真想看看燕军究竟如何。薛岩随燕军中官登高阅视，只见燕军营寨相连，一望无边，据说绵亘百余里。营间戈甲旌旗照耀原野，将士驰射操练，钲鼓喧呼，震天动地。薛岩本一介书生，虽身为大理少卿，但未尝亲军旅，如此阵势，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燕军如此强大威武的军容，不禁令薛岩暗中咂舌。作为天子命使，薛岩受到款待，在燕军中一连停留数日。他对燕军的更进一步了解，使得他对这场战争还能否打下去产生了怀疑。他来这里，本来是为了传布钦命，劝说燕王，想不到却几乎成了燕王的精神俘虏。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奉天靖难记》卷三记载：“上（指燕王）遣其归，谓之曰：我皇考创业之基，诚为艰难，子孙承藉基业，当善保守，今群小造祸，以危社稷，乐为诡诞，诚为可忧。若果有意息兵，当推诚见报，罢各处军马，吾即敛众归国，永为藩辅，毋用虚辞以见侮也。”
朱棣派中使送薛岩出境。临行，朱棣对薛岩说：“归，为老臣谢天子。天子于臣至亲，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产兄。臣为藩王，富贵已极，复何望，天子素厚爱臣，一旦为权奸谗构，以至于此。臣不得已，为救死计耳。幸蒙诏罢兵，臣一家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心存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惟陛下命之。”
朝廷不相信朱棣会就此罢兵。朱棣也不相信朝廷会真的遵守诺言。双方都在故作姿态，要求对方做出实质让步。
薛岩回到南京，向建文君臣报告此次燕军之行。他带回来一个信息，燕军军容整肃，上下一心，战场上既不好对付，用计谋也难于使其上当。
在使命往还之时，燕军与官军之间的较量并未停止，双方都在做出新的布置，毋宁说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大战。
薛岩出使燕军是在四月十六日，就在五天以后的二十日，总兵官盛庸便令驿马传书吴杰、平安，领兵会合德州以图北进。薛岩离开燕营后不到十天，彰德各处及德州的兵马便袭击了燕军的运粮兵，杀死数百人，活捉了指挥张彬。五月十五日，官军再袭击燕军饷道。官军的行动令朱棣不能容忍，总兵官调兵的驿书，又被燕军截获。这些，都成了朱棣拥重为逆的新的口实。为博得舆论的同情，说明曲在朝廷，朱棣于十五日派指挥武胜再次上书朝廷，质问朝廷“遣使息兵”是诚是伪。并表示如此下去，绝不息兵。上书说：
张设机阱，以相掩陷，令人岂能相安？且欲令释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敛师归国，今兵势四集，网罗方张，不能无畏，是兵绝不可离，离则为人所祸。此不待明者而后知也。
朱棣进一步蛮横狡辩，说自己拥兵是奉了“皇父明训”。他指的是朱元璋在世时曾命他节制北平、辽东、大宁、宣府的军马，既然受命于太祖，那么“岂可委捐”？十分明显，这种狡辩是不合逻辑的。朝廷要朱棣撤兵，可以说与朱元璋命他节制诸军毫无关系。朱棣说，如果朝廷真的“以社稷为重，宗藩为心，宣大信于天下”的话，就不会计较燕军所控制的蕞尔之地了。这就更加无理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任何一位亲王都可以凭借武力，随意占领“蕞尔之地”，那将置朝廷于何地？最后，他又摆出一副只有他才是祖业维护者的架子。并企图用“亲亲之义”打动建文帝，而其核心要求是朝廷撤兵：
思维父皇创业艰难，子孙不保，于此之际宁不寒心。今兵连祸结，天下频年旱蝗，民不聊生。强凌弱，众暴寡，饥民逢聚，号啸山林，相扇为盗，官府不能禁制。其势滋蔓，势有可畏。祖宗基业将见危殆，所谓寒心者此也。抑未知虑至此否乎？
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谨于所易失，而持守于所难得，体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亲亲之义。我弟周王久羁绝徼瘴疠之地，恐一旦忧郁成疾。脱有不讳，则上拂父皇母后钟爱之心，下负残杀叔父之名，贻笑于万万载矣。昔汉文帝称为贤君。“尺布斗粟”之谣，有损盛德，至今人得议焉。诚愿采择所言，矜其恳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大焉。
《奉天靖难记》卷三等有言：“允炆见书颇感动，方孝孺在傍力争……遂下武胜系狱。”《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亦曰：孝孺与帝争：“陛下果欲罢兵耶？即兵一罢散不可复聚，彼长驱犯阙，何以御之？今军声大振，计捷书当不远，愿陛下毋惑甘言。”唯《明史·成祖本纪》径书：“天子怒，下胜狱。”
然而建文帝不为所动，将武胜逮入锦衣卫监狱。
12.?望不到尽头的战争
朱棣得知武胜已被逮入狱，知道使节战就到此为止了。它无异于朝廷决定与燕军再次开战的宣言。
朱棣说：“今武胜既执，则志不可转。自古敌国往来，理无执使，但执使，即为挑衅。其所为若此是必欲见灭我矣。岂能匏系于此，坐为人所制乎？”
朱棣分析官军形势，认为其精锐皆集中于德州，其资粮，皆须经过徐、沛。他决定调轻骑数千，烧其粮船。如此，则德州之饷必不给，众必瓦解。然后严师待之，以逸击劳，以饱击饥，可以必胜。于是，朱棣派遣都指挥李远等率六千骑，扰官军饷道。
《明史纪事本末》写：“远等至济宁、谷亭，尽焚军兴以来储积。丘福、薛禄合兵攻济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潜兵掠沙河、沛县。”《明史·李远传》：“远以轻骑六千……经济宁、沙河至沛，无觉者。”。《奉天靖难记》卷三：“李远等如上旨，至济宁、谷亭、沙河、沛县，贼见殊不觉为我军。”《中国历代战争史》：“……趋济宁、涉河至沛。”无沙河，而作“涉河”，不知何据。而黄河在沛县之南。
为了靠近官军，使之不疑。李远等人换上官军的甲胄，但又恐两军临阵，彼此不分，便约定临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在身后插上一把柳枝。李远等人直驱东南，渐入官军控制的地区。他们一路来到济宁、谷亭、沛县， 敌人竟未发觉。李远将军兴以来官军在此的全部积储付之一炬，粮船数万艘，粮数百万石尽行焚毁，军资器械俱为烧尽。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漕运军士惊骇而散。这一仗不仅使德州驻军的粮饷难以为继，而且震动了京师。盛庸听说官军粮饷被焚，派裨将袁宇领步军三万，邀劫其归路。李远知袁军迫近，便在林中设伏兵，而以少数骑兵将敌兵诱入埋伏。官军大败，战死万余人，损失战马三千匹。
朱棣驻军大名，在派兵赴沛县前后，分兵骚扰彰德。彰德在河南。由都督赵清率师把守。府东北有尾尖寨，为晋以来所置古堡，地当要冲，路经险隘。官军在此也驻有军队，并动员当地百姓共同把守，以阻挡燕军饷道，与彰德相掎角。朱棣设计，派骑兵数人每日往来于彰德城下，扰其樵采。守军来追则引去。城中乏薪，不将已，往往拆屋为炊。这时朱棣说：“贼窘迫，遥见人少，必来追，吾必擒贼，使其闭门，不复敢出。”于是，派人伏兵于城旁山麓，另派几名骑兵到城下诱敌。官军果出城来追，正中埋伏，仓皇奔入城中，从此不敢出城。继而，朱棣派兵进攻尾尖寨。通向尾尖寨的路十分狭窄，只容一人通过。元末大乱，乡民聚众自保，虽仅数百人，但数万兵攻之不能破。朱棣观此形势，认为硬攻不易得手，只会白白死伤士卒。他决定暂缓进攻，待敌人稍有麻痹，再以计攻之。不久，燕军出钱觅得一个熟悉路的人为向导。命都指挥张礼带兵千余，乘月夜往攻尾尖寨。这天傍晚，下着小雨，张礼屯兵寨下。他挑选了勇士十余人偷偷攀登近寨，杀死守关者，留其一人引路直抵寨门。燕军突然举炮，守军惊乱。张礼向寨中大呼：“我先锋也，大军已驻寨下，尔等速降则生，不降，其大军且至，即破关，欲降无及矣。”守寨军民以为其寨不可守，纷纷投降。既而林县守军也率众举城而降。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尾尖寨既下，朱棣派人前去招降赵清。使人入彰德，说明来意，赵清令其传话给朱棣：“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使者回报朱棣，朱棣甚喜。他想到了攻下南京之日，天下传檄而定，谁敢不从。于是便放松对彰德的进攻。
《明史纪事本末》曰“燕军还次定州”误。盖下文燕军八月渡滹沱河至完县，始命朱荣围定州。
燕军逐渐南进，离北平日远。南进既不能速决，北平则颇有后顾之忧。这时，驻守真定的平安料定北平空虚，便率兵北上进攻北平。官军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燕世子朱高炽督众固守，遣人急驰南下燕王军中告急。朱棣正担心德州的官军可能会乘虚北进，却未想到平安军会进攻北平。燕军急还师至真定。 接到世子送来消息，说是北平被围，朱棣召都指挥刘江商议对策。刘江慷慨请行，并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付。这时朱高煦也请求与刘江一同先行北上。刘江说，就这样走不行，如此疲于奔命，徒为敌人耻笑。过了一会儿，刘江计上心来，对朱棣说：“臣策成矣！”朱棣十分高兴，招呼备酒送行。刘江与朱棣约定：“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一次炮响，则决围；二次炮响，则进城。若不闻第三次炮响，则臣战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闻救至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俟三次炮响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谓大军继至，平保儿必骇散矣。”（保儿是平安的小名。）朱棣大喜。决定就照刘江说的办。于是，他派都指挥刘江率千余人回北平。令其一路要虚张声势，造成大军回师的假象。他还嘱咐说：
“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间道而行，广张军声，多设间谍。若遇贼少，可击则击之。”如果“贼众我寡”，便“昼为疑兵，多引旌旗，相属不绝；夜多火炬，使钲鼓相应”，那样，“贼必谓大军回，惧而不进。汝急趋入北平。若贼来侵境，会守城军共击之”。
但是虚张的声势，并没有使官军放弃袭击北平的行动。刘江回到北平，会北平守军出击官军，平安才败走，还师真定。
这时这场打了两年有余战争，已经渐入胶着状态。朱棣大军徘徊转战于北平、河南之间，难于向南推进，官军阻止了朱棣的攻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扼制燕军，而燕军骚扰饷道，又给官军带来了很大困难。交战双方都想要摆脱这种局面，都在寻找新的机会。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为世子，此时正坚守北平，但朱棣并不十分喜欢他，而更喜欢狡黠聪慧的朱高煦、朱高燧。朱高煦随朱棣靖难军中勇武善战，不仅多次立有战功，而且曾救朱棣于危难，因而最受朱棣钟爱。朱高煦本人当然也觉得凭自己的本领，不该屈居人下。他也明白，如今随父王靖难，目的在于夺取皇位，而朱棣一旦做了皇帝，那世子就会成为太子，成为当然的皇储。这似乎不太公平。如此出生入死，岂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燕府宦官中有位黄俨，与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他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同样意在取而代之。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附林嘉猷传。
陕西布政使司佥事林嘉猷，是方孝孺的学生，与方孝孺同为宁海人。这位佥事在洪武年间以儒士身份赴四川校文，建文初年入史馆为编修。他曾因事到过燕王府中，知道朱棣、朱高燧与朱高炽之间的矛盾，这事他曾对方孝孺说过。 此时，南北战争相持不下，方孝孺认为这是个可乘之机。他向建文帝建议利用这一矛盾，使朱棣、朱高炽父子互生嫌隙，迫使朱棣撤兵安定后方。于是，建文帝命方孝孺给朱高炽写信。派锦衣卫千户张安暗中带往北平，送给朱高炽。
朱棣带儿子们南征北战，朱高炽留守北平，为自身计，当然也会竭尽全力。他知道朱棣并不喜欢他，而朱高燧又处处与之为难，自感处境艰难，因而时刻惕厉，事父王兄弟唯恐不谨。这时突然见到朝廷送来密信，不禁大惊。南北兵戈相见，实为寇仇。虽然交战双方信使往还并不逾常情，但既为天子命使，为何不光明正大地送来而要派人潜身密行？其中必有奸计。一封密信已经将朱高炽置于尴尬之中。且不论信中所言何事，只要朱高炽接了，便会在朱棣面前落得个与朝廷私相往来的罪名，若不接此信，也无法向朱棣解释为何朝廷来人与自己联系。朱高炽不免犯难。
朝中来人传书世子，早在北平弄得满城风雨，朱高燧、黄俨自然知道。他们认为这件事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打击世子的机会，因而一听到消息，便抢先派人驰赴军中向朱棣报告。
事据《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明史》卷八，仁宗本纪；《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奉天靖难纪》卷三。按：对于史载此事颇有不以为然者。张履祥《备忘录》云：“史记方正学致书燕世子，为以子间父之计，此必不然。正学岂不知父子之亲者，以子间父，愚者不为，况燕王残忍，何爱一子，窃谓即有致书之事，必是劝燕世子以至诚感动其父，旦暮在侧，流涕以谏，使得改悔，终守臣节，父子俱全而已。及燕事已成，谄佞之徒，遂借口以为离间父子，诋其谋国事之竦，悖天理之正，于是嘉猷许谟，一概抹尽。吾于革除间事，往往不信，率此类也。”又《备忘录遗》云：“方正学在建文朝，忠言嘉谋及其行事，尽为当时秉笔小人所削，而横加以诬诋之辞，又其后数十年间，朝野方以为大讳，后士遂无可考，诚千古之恨也！”全祖望《方文正公画像纪》云：“予谓先生岂特不须此策，抑必尝争之而不能得者。当时先生但待讲幄，不足以阻齐黄之庙算也。”毛按：诸公不以为然者有二：一曰此计失败，方孝孺必不如此之愚；二曰，父子为人伦至亲，理学大家方孝孺必不出离间父子之策。予则曰：利用朱棣父子嫌隙离间之，此计并非十分愚劣。倘世子不及时通报朱棣，燕属内乱在顷刻间也。朱棣遽曰：“吾几杀吾子！”可以证之，固不能全以成败论是非。方孝孺为理学家，固不错，但也定然熟知历代帝王之子为争皇位而互相残杀之事实，因出此计，不足为奇，否则，方孝孺真有宋襄公之仁矣。再，灭燕是朝廷既定方针，虽然有放逐齐黄，下书缓燕兵之事，而灭燕之大计未改，焉可能令燕世子劝说燕王使其改悔！另，此事不仅见于诸书，而且见于实录，仁宣正愿以此彰明世子对朱棣的忠心，必不用向壁虚构之说。最后，方孝孺事迹虽为小人所掩，而诸书记此意不在诋毁，反欲以颂其为国事殚精竭虑也。
朱棣率军在外，时刻惦念家中，听说北平来人便急忙传进，原来是朱高燧寄信来，说是朝廷与世子通密谋，命其归顺，许封王爵。朱棣不禁大惊。朱棣最担心的是后方不稳，归路截断，朱高燧的话绝非子虚乌有，不敢深信而又不能不信。朱棣与世子之间嫌隙已非一日，他乘朱棣率师在外而与朝廷联手也并非没有可能。朱棣问这时侍立在旁的朱高煦，朱高煦自然不会站在世子一边，他说，世子从来便与皇太孙朱允炆相友善，高燧所报绝不会错。朱棣怀疑渐重，且渐生怒火。已经在盘算如何除去此心腹之患。正在此时，帐外忽报世子信使到。原来，朱高炽与谋臣商议，终决定对朝廷的信不启封，将其连同送信人张安，一同送往朱棣军中，以此表明心迹。朱棣先读世子来信，又拆读朝廷给世子的信，不觉出了一身冷汗，遽然喊道：“嗟乎！吾几杀吾子！”他下令将张安囚禁。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奉天靖难事迹》《明史》《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均作西水寨；《国榷》《罪惟录》《明书》俱作水西寨。
朝廷仍在继续组织力量以对付燕军。盛庸传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南下，房昭由紫荆关东进，袭击保定及周围诸县。房昭动员当地民众上山结寨，其首领授以指挥、千百户之名，房昭带兵驻守易州西水寨。 西水寨在万山丛中，房昭打算凭险久据于此，并进而窥伺北平。果能如此，将会对燕军造成威胁。朱棣说：“保定肱股郡，岂可不顾。”遂下令班师。
八月，燕师北渡滹沱河，至完县，凡各处结寨自守者，悉击破之。朱棣令孟善镇守保定，同时调集兵力，待机破房昭军。这时，谍报探得吴杰遣都指挥韦谅正在率兵万余为房昭转饷。朱棣便决定用切断敌军饷道的老办法，以瓦解房昭军。他说：“昭据西水寨，寨所乏粮耳。使真定馈饷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他亲率精骑三万，击破韦谅，又令朱荣等以兵五千围定州。朱棣之意以为：房昭军被围，真定守军必来援救，但是不久前吴杰等被燕军打败，惊魂未定，其援兵所进必不锐猛。如果朱棣本人率一支轻骑袭击定州，故意给敌军留出空隙，真定守军必定会乘虚迅速来援。他令燕军据险以待，一旦援军到，朱棣便回师合击，必胜无疑。援军败，寨可不攻而下。
房昭寨久被围困，天已渐寒。而官军多南人，衣单不胜霜月。朱棣令习吴歌者近寨唱歌，以动军士思乡之念。万山丛中夜夜吴歌四起，官军闻之往往泪下，斗志尽解，甚而有偷偷下寨投降者。
《明史》卷五，成祖纪一作“花英”。
峨嵋山：《明通鉴》卷十二，纪十二：建文三年冬十月丁已［考异］：《明史·建文纪》作“齐眉山”，《成祖纪》作“峨嵋山”。按：四年小河之役，亦云“战于齐眉山”，二山名同地异。《三编质实》云：“齐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曰峨嵋山”，证之《明太宗实录》亦作“峨嵋”，盖恐混于四年灵璧之齐眉，故易之耳，今据之。毛按：《读史方舆纪要》云：“齐眉山，在易州西南百里，亦名峨嵋山。”其实一山二名也。
燕军依计而行。九月中旬，朱棣分兵赴定州。官军果然出真定，迅速北援。十月初一，由都指挥华英 率领的援兵果然来到易县西南百里的峨嵋山 下。朱棣率轻骑五千宵行，是日平明，亦赶来与围寨军合兵。官军都指挥华英、郑琦以马步军三万余列阵待敌，朱棣纵兵击之。朱棣作战的老手法是善抄敌后，这时又令勇士执旗登山，潜出敌后，待占领敌后山头，便大张旗帜。官军见身后已布满敌兵，无不惊骇，斗志全消，纷纷溃败。官军被斩首者万余级，坠崖死者甚众。都指挥华英、郑琦、王恭，指挥詹忠等相继被俘，唯房昭、韦谅走脱。
西水寨既破，朱棣率师返回北平。在此前后，驻守辽东的官军也在向西推进，守将杨文带兵包围了永平，并以游兵万余抄掠蓟州、遵化诸郡县，对北平造成威胁。驻守永平的燕军主将郭亮飞报北平。朱棣立即命都指挥刘江带兵往援。刘江临行，朱棣向其面授机宜。朱棣料定官军闻知北平援军至，一定会退回山海关，他要求刘江“慎勿追之”，然后如此如此，必能打败官军。
刘江到永平，杨文等果然退回。按朱棣的策划，刘江在永平驻守一段时间，然后大张旗鼓地整饬队伍撤出永平，说是要回北平。刘江带大队人马缓行出城不过一二程之遥，复又收卷旗帜暗持甲兵乘夜趋回永平城中。官军只知刘江撤出，却不知其撤而复归，杨文等又卷土重来，袭击昌黎。这一形势，完全不出朱棣所料。刘江出其不意，大败官军，斩杀数千人，擒获将领王雄等人。
自派薛岩投书以来，纵观这一时期的整个战场，对燕军并不有利。朝廷的运筹帷幄，也可谓深思熟虑，布置周全。你看，朱棣带师远离北平，吴杰、平安、盛庸等遮其饷道，继而平安乘虚直捣北平，与此同时，房昭从大同入紫荆关，扰保定、易州，杨文自辽东经昌黎同时向北平推进。战场以外与之配合者则有张安行离间之计。弄得朱棣在内几乎误杀世子，在外也只能穷于应付。然而似乎稳操胜算之局竟似与朱棣打成个平手。官军所以不能得胜，固然由于朱棣不敢贪功冒进而断然撤军，维护根本，但究其根本，则因官军诸路未能及时配合，早已错过了取胜的机会。如果在盛庸与朱棣大战未决之时，派房昭出紫荆关、杨文出山海关，直捣北平，以盛庸牵制朱棣主力，使之不得还救北平，则北平未必不能攻克。然而，官军在德州、真定相继失败之后，辽东、大同才先后来会师，而杨文、房昭未能很好地配合，真定之兵又未能尽力阻挡朱棣北还，盛庸在德州又无所作为，最后终被朱棣各个击破。官军的调动运转不灵，朱棣的机变善战，于此一目了然。
朱棣善战，固矣，然彻底打败强大的官军，又谈何容易！
13.?淝河之役
朱棣已经起兵三年，众将士冒霜露，犯矢石，浴血奋战，虽然常乘胜逐北，但也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三年所得只永平、大宁、保定三府，许多骁将勇士战死沙场。朱棣的部下乐意跟随他南征北战，倒并不全然由于朱棣善于驾驭。在他们看来，朱棣是个龙种，他早晚会当皇帝。一旦他做到皇帝，拥戴他的人都会成为功臣而平步青云。他们实在是为了自己而战。转战三年，风霜雨雪、剑影刀光，使众将士厌倦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朱棣抬上皇帝的宝座，自己也好鸡犬升天。现在不是除了北平之外又得了三府吗？就做这几府的皇帝也好！
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右布政使郭资、按察副使墨鳞等联名上表，请朱棣就此即皇帝位。表说：
臣闻天生非常之君，必赋以非常之德，必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祸乱，定天下于一，而安生民，纳之于仁寿之域也。昔者夏商之季，桀滔淫而成汤放之，纣沉湎而武王伐之。故《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夫征伐岂汤武能得已哉！所遇之时然耳。然汤武俱不失为圣人者，以其拨乱兴治，措天下于袵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昵小人，荒迷酒色。即位未几，悉更太祖高皇帝成宪，拆坏后宫，烧毁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圣容，丧服未逾一月，即遣阉官四出选美女。其所为不道，遂致奸恶擅权，扇殃逞祸，戕害宗亲，图危社稷，汩乱天下。殿下谨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听谗，兴难构兵，四起围逼。殿下不得已起兵，以救须臾之祸，只奉祖训，诛讨奸宄，清君侧之恶，保全亲亲，奠安宗社，冀其改悔，惇骨肉之义。
岂期幼冲心志蛊惑，牢不可回，必欲加害于殿下然后已。殿下应之以仁义之师，不嗜杀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节制明而号令肃，故百战百胜，此虽殿下神谋睿算之所致，实以天命人心之所归也。况殿下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为储贰，以承宗社之重。又况生而神明，灵应图谶，文武仁孝，德冠百王，天之所生以为社稷生灵主，正在于今日。
《奉天靖难记》卷三。
臣闻之，圣人动惟厥时，不违天命，使汤武有其时而不为，则桀纣之暴益甚，而苍生之祸曷已，是终违乎天命也。汤武岂忍视斯民之涂炭而不解其倒悬哉？臣等伏望殿下遵太祖之心，循汤武之义，履登宸极之尊，慰悦万方之望，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胜惓惓之至。
在北平做个小皇帝，画疆自守，也不是不可以，然而朱棣拒绝了这一具有诱惑力的建议。他对群臣说：“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艰，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尔等自今甚勿复言。”
其实朱棣比诸将士更想尽快当皇帝，然而他也比诸将士眼光更远大，胸怀更雄野。他绝不会偏据北方一隅，他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明皇帝。然而这个心事，如今还不能宣布。就此当小皇帝，或明言将来要就大位，岂不自乱了阵脚？他每日高喊的“靖难”岂不一下就戳穿了假象？再者，现在虽有北平、永平、大宁、保定诸府，而天下之大，朝廷之势力未消，真的较量下去，胜负之数并不清楚。当然，朱棣期在必胜，也确有获胜的胆魄。现在权且仍称为保社稷，大不了不过行周公辅成王之事，藏起锋芒，收揽民心，朱棣确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遥想乃父朱元璋起事之时，朱升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二人一拍即合，收起锋芒，积蓄力量，静观群雄相斗，待其非败即伤时，出而收拾残局，稳稳当当地登了大位。朱棣此举虽然并非出自乃父亲授，但他抓住了权力之学的精髓，也难怪有人称他酷类先帝了。然而朱棣与众将士的这一讨论，毕竟暴露了他们有当皇帝的打算，而朱棣更声称“天位惟艰，焉可必得”，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此事张扬下去对他们的形象极为不利，特别是不能让后世史臣知道，因此后来的实录将此事删除得一干二净了。
朱棣的一番话，并未让群臣死心，他们认为朱棣可能是故作谦逊之辞。这可能也是周公定下的规矩，帝王即位，要有臣民三次劝进，一示帝王谦谦有礼，二示其事顺乎民心，如此弄虚作假的演戏，真可说是中国礼制、民情的最丑陋之处。张信等劝进之后，都督顾成与五军总兵官丘福等来再劝，朱棣仍不允，接着宁王朱权又来三劝，朱棣仍然坚辞。三劝而后，朱棣仍然不允，看来这回是真的了，不可再劝了。
朱棣虽不同意马上即皇帝位，但对众将士的忠心是颇为嘉许的，他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不能让众将士就此一无所得。他下令大享将士，给有功之臣加官进爵：
都指挥丘福、张信、刘才、郑亨、李远、张武、火真、陈珪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彬、王忠、陈贤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忠、陈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房宽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后军都督府陈亨之子恭袭其父职，纪善金忠升为右长史。
其余将校，提升不等。
《奉天靖难记》：“升后军都督府都督顾成为右都督。”按：原文或有缺文。《明史·职官志》：“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并无都督之名。《明史·顾成传》：“建文元年，为左军都督。”
朱棣大享将士，又将投降的顾成升授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决心再次南伐。
《明史》卷四，恭闵帝纪：建文三年十一月己亥，平安败燕将李彬于杨村。
燕王被迫还北平，朝廷上下不免沾沾自喜，廷议都说燕师出没劳苦，军力薄弱，用不着担心。他们爱听前线的捷报，并不认为形势会有什么危险，他们甚至故意扣压坏消息而假装听不见。而有时官军确也能打一些胜仗。如就在本月，平安便在杨村打败了燕将李彬。 然而形势正在潜伏着危机，一些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早在这一年六月，观海卫指挥张寿，酒后不禁说了几句真话，认为国事危急实堪忧虑，不料这话犯了当政者的大忌，张寿被以“妖言”罪处死。如此，谁还敢擅议国事！
建文君臣提倡以儒家学说治国，一向约束宦官甚严。尽管宦官奉命出使、监军等是皇祖朱元璋留下的陋规，但自那时起，宦官便不得为所欲为。后来一些中官奉使四方，依势侵暴吏民，各处多有告诉。朱允炆下诏所在有司逮治，决不留情。这一严厉措施，颇招致了宦官们的不满，其时河北、山东战事方殷，这些宦官都希望燕军能够得胜。如此不仅可以报仇，而且由于拥戴之功将来肯定不会吃亏。于是一些被黜的不法中官，先后北上投奔了朱棣。就是那些仍留在南京的，也无不怀有二心。如今朝廷倾全力阻击燕军，致使燕军迟滞河北，不得南进。而相对之下，南京的防卫却显得空虚。这些宦官便悄悄将南京空虚之状密报燕王，意在诱其避开大军，直捣南京。
宦官们所提供的消息，使得企图摆脱不进不退困境的朱棣豁然开朗。他慨然叹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他决心直下南京。
这时官军主力全在河北山东一带，把守南京门户的是驸马都尉梅殷，这年十二月朝廷派他为总兵官镇守淮安，防止燕军南下。
梅殷，字伯殷，是汝南侯梅思祖的从子。据说他天性恭谨，有谋略，尤长于弓马。洪武十一年（1378），成了朱元璋的乘龙快婿。其所尚之宁国公主便是朱元璋的第二个女儿。朱元璋的大女婿李祺，是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牵连到胡惟庸案中被杀，这时李祺早已死了，梅殷在诸女婿中便为长了。在十六个女婿中朱元璋最喜爱梅殷。那时，曹国公李文忠典国学，梅殷受命巡视山东学政，因为事情办得出色，朱元璋曾经赐敕褒美，夸赞他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无不以为荣耀。
《明史》卷一二一，列传第九，宁国公主传。
《明通鉴》卷十二，纪十二。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朱元璋晚年，诸王势力强大。朱元璋颇为之忧虑。他曾把梅殷秘密召到身边，嘱咐他将来辅佐皇太孙。 如今燕王发难已经三年，日渐南逼，正是梅殷出力之时。他招募淮南民兵，号称四十万之众， 严阵以待。朝廷还派左军都督佥事徐真、右军都督佥事马溥率偏师北进御敌。
朱棣出师之前亲撰祭文，祭奠天下阵亡将士。被祭奠者不仅有燕军中之阵亡者，也还包括官军中之战死者。不管朱棣如何公开宣传，他心里很清楚，这场战争实际是他发动的。驱天下之兵马于刀兵之阵，陷南北之人民于祸乱之中，即使上天不谴责，民心也是不会嘉许的。朱棣惯于争取民心的手法，他的祭奠，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为他去死，杀了人，还想让人称颂他的仁义之心。与此同时，朱棣还将在永平擒获的辽东指挥王雄等七十一人释放，令其归还本卫。王雄等临行前，朱棣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说教。当然仍是“奸臣浊乱朝纲，废成法，屠我诸王昆弟，以危社稷”，因此不得已而起兵的一番话。但这时朱棣不仅以释放战俘故意示恩，而且又常把天下生民挂在嘴边。他说：“每战擒获将士，思其皆我皇考旧人，为奸臣驱迫战斗，盖出于不得已，实非其本心，念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盼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释尔等。”据说，杨文军队在蓟州、遵化一带纪律不佳，给无辜百姓带来不少祸患。朱棣抓住这一点，指斥杨文暴虐，这不仅更显己之高致，而且意在离间其上下之心：“归语杨文，所敌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婴儿何罪？淫刑惨酷，使人痛心，不忍闻也。夫善恶报应，捷于影响，杨文不有人祸，将必有天殃。”恩奠大于活命，看来朱棣此举收到了效果。王雄等无不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对于杨文则颇生怨愤之心。王雄说道：“杨文诚得罪于天，无所逃其责。臣等愚昧，为其所诱，罪宜万死。今蒙陛下再生之恩，当陨首为报。”朱棣此时释俘，更有深意。他每当南征，总不免后顾之忧，辽东一翼之官军如同他心腹之患。如果王雄等回到辽东能对杨文有所掣肘，那么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师南征。他要竭力把燕军打扮成义师以争取民心，但古来兵匪一家，少有行军不祸及无辜者。朱棣虽然指斥了辽东官军的残暴，但他同时感到也不能不对自己的部下加以约束。他说：“靖祸难者，必在于安生民。诛乱贼者，必先在于行仁义。生民有弗安，仁义有弗举，恶在其能靖祸难哉！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予每观贼军初至，辄肆杀掠，噍类无遗，心甚悯之。思天下之人皆我皇考赤子，奸恶驱迫，使夫不得耕，妇不得织，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凶暴，非为致毒于予，且复招怨于天下。今我有众，明听予言，当念百姓无罪，慎毋扰之。苟有弗遵，一毫侵害良民者，杀无赦，其慎之。”
半个月后，这时已临近除夕，大军驻营蠡县汊河。燕军的目的是避开真定和德州的守军，从二者之隙直插山东进入淮北。但德州与真定之间，也不一定会毫无阻挡，时刻都可能遇到官军的游骑。朱棣首先派李远带八百骑兵侦察官军动静，扫清道路。
官军也并未因为新年而放松戒备。大年初一，李远来到藁城，便遇上驻守德州的都指挥葛进领马步官军万余人渡河北上。李远兵少，不能硬拼，他抓住战机，乘官军渡河未毕，出兵击之。官军见到燕兵冲来，稍稍退却进入林间，意在邀李远来战。这时双方都下了马徒步交战。官军见李远兵少，不免有些轻视。李远一退，官军便追，殊不知这是李远诱敌之计。李远乘机分兵潜入敌后，把官军的马匹全部放跑。李远突然反攻，官军退却，发现马匹已经不见了，军心大乱，李远带兵乘势冲杀，官军大败。这一仗官军被斩首四千余级。许多军士溺水而死，不少马匹落入燕军手中，葛进仅以身免。
燕军首战得胜，朱棣极为高兴，赐玺书慰劳李远，称赞他的轻骑八百，出奇应变，破敌万人，其功壮伟，即与古代名将相比也不为过分。特别是这一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本来寒冷凄穆的军旅之中顿时充满了喜庆气氛。朱棣下令对能奋忠效力的李远所部将士加以褒奖，前锋交战都指挥以下以至于军校，皆升一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