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与守成之间
一、靖难之役透视
一个好端端的江山，为什么发生了四年的战争？一个承平天子为什么被赶下了台？除了战争双方的个性不同，能力悬殊，用人各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不少论者都把靖难之役看作皇室内的夺权斗争，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在仔细分析靖难前后的史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奉天靖难记》卷二。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极为明确。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傅维鳞：《明书》卷四。
《建文书法拟》前编，叶一十二下。
黄建彰：《洪武二十二年太孙改律及三十年律告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 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书法拟》前编，叶四下。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一，见明抄本《国朝典故》。
《立斋闲录》卷一，见明抄本《国朝典故》。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分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为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 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明抄本《皇明祖训》箴规。按：此本《序》末署：“洪武六年五月日。”
叶居升：《上万言书疏》，《明文海》卷四十七。
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四十七。
《明史》卷九十三，志第六十九，刑法一，序
《建文朝野汇编》卷四。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前编。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 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 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 。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洪武三十年（1397），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建文二年（1400）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 ，“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前编。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前编。
《建文书法拟》前编，叶二十一下。
《建文书法拟》正编，叶五下。
《建文书法拟》正编，叶五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 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1399）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 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祝允明：《野记》卷一。清同治甲戌刻本。其实苏松重赋的原因很复杂，即如《野记》诸书所记确实，至多也只能是苏松重赋的原因之一。
《明史》卷七八，志第五四，食货二。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历法》，“算学”条。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官长犹木偶”。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张芹：《备遗录》。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叶二十四下。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余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
《皇明祖训》首章。明礼部刻本叶四至五。
黄浦：《闲中今古录》，商务印书馆影印《纪录汇编》卷一二九。
《革除遗事·齐泰传》。按：明代史学家王世贞认为，建文帝并未设丞相，其说详见《弇州史料后集》卷六三，二史改三。然则，“阃外事一以付泰”，则已有丞相之实矣。
李贽：《续藏书》卷五，文皇帝答曹国公李景隆书。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六部尚书表序。
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五，明世皇叔。卷四九，廷杖。
《建文年谱》卷上。
《奉天靖难记》卷二。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有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一，明抄《国朝典故》本。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四，送伴读朱君之庆府序。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书法拟》前编，叶十九。
《建文书法拟》正编，叶十六下。
《建文年谱》卷上。
《逊志斋集》卷七，省躬殿铭。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左右曰：“以疾谕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微。”执政恶之，故贬。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命复原官。 甚至，有两个宫人在宫中殴哗，建文帝也以“一宫未齐”，“悱然感愧自责”。 这种作风，与朱元璋相较，真有天渊之别。这样，建文帝把以监察各级官吏为主要职务的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突出他们约束规谏皇帝的职能，就绝非仅出于“慕古改名”而已。出于同样原因，谨身殿改为正心殿，并建置省躬殿，置“古书圣训”其中，以“尚父所存书之旨，夏书所歌声色宫室之戒” 自勉。
《逊志斋集》卷一七，御史府记。
都察院改为御史府，如前所述是宽刑省狱的结果，但也有一番寓意：“曩者，法吏执刑深刻，犯者滋众，先皇帝甚厌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养人，群生喜悦，讼者衰止，复古官名以修善政……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圣训，凡便于国、利于民者则言之，为民之蠹、为国之病者则去之。毋溺于私而枉其所守，毋慑于势而屈所当为。一以道辅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时，斯不负建国图治之意。苟为不然……则是官之名虽更，而实之可厌苦者自若也，奚可哉！” 可见，不仅改其名，而更着重于改其实。
解缙：《大庖西上封事》，《明文海》卷四七。
《建文书法拟》前编，叶九下。
与此同时，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 。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〇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〇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销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无疑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经济发展。明人朱鹭说：“（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一何扰也！”“是正学（方孝孺）之过也。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话虽不甚到家，却是有道理的。
建文帝所推行的种种措施，我们不妨称之为建文新政。这新政是以其政治理想为指导的。
《建文书法拟》正编。
《建文书法拟》前编。
建文帝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 。即位以后，他锐意文治，“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 ，一心恢复二帝三王之治。虽然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喜欢用此标榜自己，但建文帝是个天真的政治家，其言不似出于权术和欺骗。这可能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史籍残缺，我们不妨从他的主要谋臣方孝孺的言论中考察一下他的思想。
《逊志斋集》卷一一，《与友人论井田书》。
方孝孺同样是个天真的政治家，他甚至要在明朝恢复井田制。其目的在于：“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他认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者皆乱之本也”，“使陈涉、韩信有一廛之宅，一区之田，不仰于人，则且终身为南亩之民，何暇反乎”？ 他行仁义，复井田，企图避免贫富分化，消除祸乱之本，以达长治久安。显然这些主张在君主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明朝已是君主社会后期。洪武三十余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矛盾还是不断尖锐化。仅《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有鉴于此，方孝孺作为一个政治家，旨在以复古为口号为社会寻找出路，企图克服当时社会无法克服的矛盾。他斥王叔英反对复井田的话为“流俗人之常言”，就容易理解了。
《逊志斋集》卷三，君职。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按：此书写于黄宗羲五十四岁，时在康熙三年（1664）。
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方正学孝孺》。
方孝孺思想的可取之处，在于发挥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能均天下之谓君。”众人所以要推选君主是为了“使人尽心于民事”，因此，“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将君民关系倒置的后世之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进而指出“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 二百七十年后，被称作具有启蒙思想的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了光辉的《明夷待访录》。他在《原君》中激烈抨击了君主制，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言辞相同而已。及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力排“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者，首推方孝孺“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 他们的心，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洪武十五年。
祝允明：《野记》卷二。
方孝孺的思想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很难相容。朱元璋认为：“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不然则“国法不容”，“天道不容” 。那么，他不满于方孝孺，说：“斯人何傲！”并贬其为蜀王府教授 就容易理解了。
《建文书法拟》附编上，叶二十四，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三十八页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
建文新政给社会带来一定好处，因此明人有“四载宽政解严霜” 之誉。他的“仁声义闻”甚至远播西域、朝鲜，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为鼻祖者” 。中原地区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更多：“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这些记载和传说，足以与建文新政相印证。
《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选举一，序。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九。
另外，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 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 朱元璋晚年对功臣的诛戮，并未触动武人的根本地位和种种特权。他杀的只是一些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的高级将领。这种重武轻文的政策，是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的。打江山靠军人，巩固江山也靠军人。但在经过三十余年的和平之后，这种政策需要改变了。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叶十八，六部尚书表序。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十二，京闱小录后序。
《建文书法拟》正编上，叶十六下、十七上。
建文帝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而“归重左班” ，着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不仅升高六部尚书的品秩，让文臣分享较多的权力，而且大开科举，为知识分子进入政权开路。方孝孺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 建文帝想建立一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队伍。他还诏举优通文学之士，作为科举的补充。甚至下令“并卫所”，“诏军卫官举通经军士”，颇有点和武弁们为难。
这些情况，如何帮助我们透视靖难之役呢？
首先，建文新政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洪武政治的否定，它必然会得罪洪武时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必然会反对它，并竭力维护洪武的政治传统不受损害，凡已变更的，均须恢复旧制。
其次，建文新政所得罪的至少包括这样两部分人：其一是众亲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使他们的权益地位受到极大损害，有的亲王甚至罹于削爵杀身之祸；其二，是众多武将，因为文臣地位的提高势必使他们的权益受到抑制。这两部分人对建文新政的不满是必然的。
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靖难之役，便会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须提出足以号召的政治口号，而这口号正是“恢复祖宗旧制”。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祖宗成法，声称“靖难”“清君侧”正是以维护祖制为理论依据的。第二，朱棣要推翻建文君臣，须要寻求依靠不满于建文新政的势力，而这正是诸亲王和众武将。
将这两点归纳起来便知，靖难之役是以朱棣和亲王军人集团为一方，他们极力维护祖制；以朱允炆和文臣集团为一方，他们要推行新政。
所以，可以说，建文与永乐之间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之间的斗争，是争取实行开明政治的皇帝文人集团与保守的亲王军人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要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改制，另一方则希望较多地参与政权，变更旧制，推行新政。这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
建文新政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由于戎马倥偬，时间短促，以及新政缺乏全面的、更有力的措施，这些天真的政治家没有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一个靠左班文人支持的“仁柔”皇帝，在强大的亲王军人集团面前很快就被打垮了。
姜清：《姜氏秘史》移檄天下文：“奸臣齐尚书、黄太卿此等逆贼，必不与之共戴天，不与父皇报得此仇，臣纵死亦不已也。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明抄本。《立斋闲录》：“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燕王令旨，谕在京军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守固藩国，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以扶持宗社保安亲藩也。”明抄本《国朝典故》。
这一结论完全可以用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建文新政已如上所言。“复旧”的口号也明白地写在朱棣给朝廷的上书和他起兵的檄文中。地位受到威胁的军人们，聚集在“恢复旧制”和“诛左班文臣” 的旗帜下，公开叛附燕王或徘徊观望，成为朱棣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罪惟录》记载：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外志，《永乐逸记》。
燕王初作难，苦无以为名，托云清君侧，不足以勇士怒，及两胜后，凡从耿（炳文）、李（景隆）北征阵亡士卒，让皇（建文帝）有诏：“这孩儿每不肯用心厮杀，以致败蔑，子孙勾补入。”茹瑺以劝太宗（朱棣），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闻反以蒙罚，谕俱复其父职，死亦免其徭。”
谈迁：《国榷》卷一二，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引郑晓曰。
《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魏国徐公。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叶五上下。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军人们不肯用心厮杀的原因，这里更可以看出朱棣等人是在用心争取这股势力。史籍记载“诸大将”又“多怀贰心，以故成祖至江上，不战而溃” 。“将士往往离散不肯向敌” ，卒至失国。明人朱鹭说：朱元璋“专意右武”，因而“左班不得望幸泽，而亦无长短可效，不过定制度、修诰章，竞奉上旨而已。及至建文皇帝，注思讲学，恬武竞文，缙绅亲而介胄疏。于是，翰院有锡谥，尚书登一品，四稔之间，气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踊跃致身，趋死如归。其凛凛箸亢节者，无虑弥百数，盖振古一创见。而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也。”他感叹道：“两朝相及，曾不甚辽，一何文武离合之异也！”
卓敬：《卓忠毅遗稿》，徐一经序。
谈迁：《国榷》卷一二，建文四年六月乙丑。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叶四十八下。
《建文书法拟》正编上，叶六下，刑部侍郎胡子昭就义诗。
《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文学博士方公，李秃翁曰。
《建文书法拟》附编上，叶二十四。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叶三十下，沛县知县颜伯玮就义诗。
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凡百若而人” 。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 。地方官，仅北平所属郡县，“望风而解组者”就有“二百九十有一人”之多。 他们拒绝与朱棣合作。许多人慷慨就戮，在极端野蛮的酷刑下毫无惧色，方孝孺甚至置杀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呢？用就义者自己的话说，是“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除了要尽那点君臣节义外，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他们宁肯为建文新政殉身，也不愿再回到洪武式的暴政之下去。在朱元璋的暴政之下，“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帝则“专一煦以阳春” 。朱鹭在《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诗中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多少道出了他们怀念阳春，甘为建文新政殉身的心情。“吾徒虽死终无憾，望采民艰达圣明。” 他们还企图以自己的死，唤起执政者对百姓的同情。
靖难前后文武阵营的划分是很清楚的。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朱权传。
至于亲王，燕师南下，谷王朱橞打开南京金川门迎降自不待言，宁王朱权则是朱棣的直接合作者，虽然说是受了胁迫，但宁王的兵力毕竟全部加入了靖难军中，而且他们双方更有“事成当中分天下”之约。 亲王们为自身利益投靠朱棣的事实更是无可辩驳。如此，怎么能说不存在亲王军人集团呢？
二、绝不安于守成
中国历代帝王中，如果不是开国君主或自己也参与创业，很少能做出什么业绩。他们大多生于安乐，长于富贵，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却也用不着雄才大略，只须守好家业，不要过分胡闹，就可以做个太平天子、守成之君了。
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算不得守成之君。他以藩王入承大统，不仅仅靠了自己的优越血统，而且凭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谋略。他的经历造就了他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历史注定，他是朱元璋事业的继承者，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开拓者。
朱棣即位，不必事事从头做起。朱元璋已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它仍然会在朱明皇朝的旗帜下继续运转起来。同时，朱棣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而起兵的，他指责朝中奸臣变乱成法、破坏祖制，声称自己起兵是为了“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因此，朱棣上台伊始便一反建文新政，以“复旧”相标榜。为了政治需要，朱棣有必要把自己用朱元璋正统继承人和祖制维护者这一假面具隐蔽起来。朱元璋的旗帜举得越高，恢复祖制的调子唱得越响，便对自己的统治越有利。但这与他不安于现状的开拓气质很难相容，他的言行动辄突破成法，这就使他陷于近似于二重人格的矛盾之中。
俱见《太宗实录》。
《太宗实录》卷八八，叶一下，永乐七年二月甲戌；卷九二叶三、四、五；五月庚申，《圣学心法序》。
《太宗实录》卷九五，叶四上，永乐七年八月戊午。
我们先看看朱棣的自我表白：“我皇考肇基鸿业，垂法万年，为子孙计，思虑至周。”因此“凡皇考法制更改者，悉复其旧”。他反复说“悉遵皇考成宪，不敢一毫自用”，“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人君守成法以出圣治，人臣守成法以辅治”。 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采辑“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为一书，名为《圣学心法》。朱棣亲为之序。序言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统治思想，其一就是讲守成之君，不得更改祖制。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经历艰难，其虑事也周，其制法也详，其立言也广大悉备，用之万世而无弊，有聪明睿哲之资，遵而行之，则大业永固而四海攸宁，灾害不生而五福攸萃。……盖创业实难而守成不易。……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洪基，仰惟肇造艰难，惕焉省惧，明昭有训，是仪是式。夫作之于前，则必有缵述于后。不有以继之，则无以承籍于悠久。”又说：“祖宗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其意自己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的后王，是朱元璋可靠的继承人，是其所“制法”所“立言”的遵行、维护者， 因而也就是历代贤君圣主的后继者。 这在下文还要做详尽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行动，也不妨将其与建文新政相对照。
俱见《太宗实录》。
针对建文新政，朱棣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他下令五府六部，凡建文中所改易的洪武政令条格，悉复旧制，下令恢复刑部旧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恢复各宫殿的旧名，如正身殿仍为谨身殿，端门仍为午门等，他甚至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称作洪武三十五年，连建文年间新印制的宝钞，也仍称洪武年号。 这些空洞的政令和无关痛痒的名义，尽可以复旧，但一碰到要害处，就另当别论了。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上，叶八，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丑，赐周王钞二万一千锭。庚寅赐周王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币三十匹，金香炉合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马四匹，羊十腔，酒百瓶。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丁酉，赐谷王橞乐七奏，卫士三百，金银枪、大剑，金三百两，银三千两，彩币三百匹，钞三万锭，马四匹，金笼鞍辔二副，岁增米三千石，赏其开金川门迎驾之功也。赐周王钞八万锭、齐王榑二万锭。叶三上，己亥，楚王桢辞归，赐以彩币二十表里，钞二万五千锭，其从官赐钞有差。影印红格本《明实录》第六册，第164页、165页，卷一三，叶一上，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赐谷王橞钞十万锭，等等。
削藩是建文君臣推行的一件大事。它虽算不得多么有利于民生的德政，却与祖制大相背。朱棣既声称复旧，自然不能不涉及宗藩问题。建文四年七月至永乐元年之间，被建文帝废黜幽禁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入京朝见朱棣。朱棣格外优礼，动辄大加赏赐等。
其实，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尊崇祖训、笃亲亲之义的宣传之效，也可以笼络人心，巩固其地位。朱棣之靖难既联合亲王、军人组成集团，此时皇位既得，也不妨分享胜利之果。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
《皇明祖训》礼仪，明礼部刻本叶十七：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申。
《皇明祖训》兵卫。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甲子。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
《明史》卷一二〇，列传第八，诸王五，赞。
然而，在朱棣看来问题的要害在于皇位与权力。当建文帝要打破祖宗成法而触犯他的权位时，他就打起维护祖制的旗子；而当他做了皇帝，墨守藩封成法对他就不利了。他比建文帝更清楚强大的藩王对皇帝的威胁，也更善于削除这种威胁。在笑脸下面，他悄悄开始了削弱和控制诸王的行动。建文四年（1402）七月癸卯，朱棣命左都督袁宇往四川整肃兵备，镇抚一方，赐书岷王楩，令其“凡事可与（袁宇）计议而行”，“夫藩屏至重，贤弟宜慎出入，谨言节饮，庶诸夷有所瞻仰，而不负兄之所望”。 在冠冕堂皇的言辞之下，藩王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皇明祖训》规定，诸王下天子一等，公卿大臣皆不得与之抗礼。 燕王等在藩国时都曾节制诸军，而朱棣竟要求岷王楩凡事与命将计议而行，其地位不是一落千丈了吗？建文四年（1402）九月戊申，朱棣对各王府官军进行了一次没有先例的赏赐。“赏分三等”，“第一等比奇功，第二、第三等比头功，第四等比次功例，不升官者加赏钞十锭，典膳仍在本职，食俸同正六品，赏准次功百户例，舍人准次功总旗例，凡五百八十七人，赏钞有差”。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王府护卫是亲王控制的军队。朱棣通过这一赏赐，至少是扩大了皇帝对王府官军的影响，削弱了藩王的控制力。十月，朱棣令晋王济熺在其“护卫内拨马步官军四千随高平王、平阳王于平阳卫府暂居，分原给本府符验二道与之”。 这就是在变相地缩小王府护卫的编制了。至于与宁王的“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口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1403）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
《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六月丁亥。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1404）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性，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八，江南二，田赋。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四八，叶一二、一三：“高皇帝制，直隶苏松二郡不得官户部。永乐中，皇太子监国，请以江西人给事中王高为户部侍郎，不许。”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总论十之三引《学庵类稿》，明食货志赋役。
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七八（志第五四）考证。《明史》卷七八，志第五四，食货二，赋役：“宣宗即位……诸府民多逃亡，询之故老，皆云重赋所致。”
朱棣的复旧，有时到了偏颇可笑的程度。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而被槛车征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征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余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其心胸气量亦小矣！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即位诏。
《明史》卷一四八，列传第三六，杨荣：“成祖初入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驾谒陵。”
但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本文对此将另有论说。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
《太宗实录》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从“内君子，外小人”引申出为自己劣迹辩解的虚伪和狡诈，君子之所为者行之，小人之所为则诡称“外小人，内君子”亦行之。明乎此，不仅可以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而且可以加深对朱棣政治、为人的理解。
三、标榜儒家政治理想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四七，叶十六下，文臣封爵：“按，大明律文臣不许封公侯，又云其生前出将入相能除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元勋，一体封侯、谥公，不拘此例。”“谥”当作“赠”，疑误也。按：“称封侯谥公又云不拘此例，则侯似可封，然所谓生前云云，恐亦追封也。“第十八叶下，文职冒武号：“国初公侯为辅运，伯为翊运，武为宣力，而文臣为守正。汪忠勤广洋、刘诚意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而无推诚字，盖杀其礼也。”第二十二叶上，右柱国：“左右柱国不见会典，洪武三年始封。李、徐二公加左柱国，自李曹公而下俱右柱国。文臣则绝无及者。”
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朱元璋以武力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帝国。开国之初，武人受到优礼是可以理解的。 三十一年后，建文帝努力提高文臣地位，正是适应时势的转变。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武将的权益则受到忽视，这势必引起他们的不满。朱棣“靖难”，依靠军人势力提出诛“左班文臣”，自是他夺权的需要。但当其政权稳固后，必要用文人治理国家，文臣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改变，这同样是时势使然。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兵南下时，他的主要谋士僧道衍要求朱棣在功成之日要保留读书种子， 就是预见了时势将要发生这种变化。
但是道衍的劝说岂能阻碍朱棣的杀戮！当朱棣从烽烟和血泊中走进南京城，面对一批至死不肯合作者的时候，他便会毫不顾惜地铲除这些“读书种子”。这将会在下文中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