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说：“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永乐四年正月丙辰。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永乐四年八月丁酉。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年十二月辛亥。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里边，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 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 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 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明太宗实录》卷六六，永乐五年四月乙未。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八，永乐十二年癸亥。
张铨：《国史纪闻》卷五。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 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浣濯更进。” 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 不为无据。
《明太宗宝训》卷二，恤民。
《明宣宗实录》卷十。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 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马牛，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尊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明史》卷七〇，选举二。陆：《病逸漫记》记载，朱棣尝至学馆亲自试诵。一日令诸人背《捕蛇者说》，莫有全诵者，朱棣怒诏戍边而贷之，令诸人拽大木。曾棨等书诉执政。执政袖其书见朱棣，极陈棨等辛苦状，棨等因得释归。见《胜朝遗事》二编，卷二八。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棨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 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棨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荐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朱棣常常至学馆面试之。 就学者五日一休沐，必使内臣随行，并派给校尉驺从，可谓优礼之至了。后来其中的不少人树有政绩留名后世。永乐年间还开了举人入监读书之例。由于进士所取有限，不少举人落第。朱棣命翰林院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并给予教谕之俸。 也是养成人才之一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二。
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在永乐年间有所施展。即如后来声名赫赫的学士杨荣、金幼孜、黄淮等也仅以五品秩入直文渊阁。 说是参与密勿，其实也很难影响决策。
朱棣喜书画，善书的沈度兄弟、善画的王绂等都被他罗致在身边。这些看似优游尊贵的文人学士并不都十分得意，一些人常有鸟入樊笼之感。如王绂诗有：
王绂：《友石先生诗集》卷一，杂诗。
纵有好奇者，相看为玩弄。
《友石先生诗集》卷一，公子得野鸟。
孰知野鸟苦，只悦公子容。
这样的句子，道出了朱棣身边的一些文人学士的心境。他们不过是供装饰用的花瓶笼鸟而已。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二，永乐八年三月丙子。
《国榷》卷十五。
《国榷》卷十五。
朱棣标榜谦已纳谏。但其刚愎自用，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军国大事多由一人独断。即如发五十万大军出塞亲征蒙古这样的大事，也难得令臣下赞一词。永乐八年（1410）北征，车驾次凌霄峰，朱棣问侍臣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胡广以奉承之语回答道：“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 这固然可以看出诸将态度不积极，但也可以看出朱棣与群臣的关系。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次北征时说：“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肭。” 宁远侯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畏罪自杀；“功冠交南”的英国公张辅，亟调从征，既不令抗锋，也不令逐北，仅以之俾督运。“天子自将，不欲诸臣分其功也。” 既如此，诸臣何敢谏言？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夏原吉传。
经过两次北征，蒙古问题仍未解决（按照朱棣的解决方案——“逆命者必歼除之”）。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再次提出北征的问题，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兵部尚书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户部尚书夏原吉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朱棣大怒，方宾惧而自杀，夏原吉下狱，并籍其家。朱棣一意孤行，又连续发动了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二十二年（1424）三次北征。结果，无功而还。第五次北征，朱棣回到榆木川，大病不起，方叹“夏原吉爱我”，岂不晚矣！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五月己巳。
最后，朱棣声称为治一本道德，明刑以弼教，他不断申明礼制，旌表节妇孝子，又命儒生辑《孝顺事实》《为善阴骘》以颁赐天下。朱棣本人则装得极为仁慈，甚至虚伪到把自己打扮成连小虫子都不愿伤害的人。永乐五年（1407）五月己巳这一天，朱棣来到灵谷寺，驻跸中庭，“有青虫着上衣，以手拂置地，余命中官取置树间，曰：‘此虽微物，皆有生理，毋轻伤之。'” 而朱棣之所为，却多有可议之处。其最为人所不齿者，殆为对建文诸臣的杀戮。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徐祯卿：《翦胜野闻》，《胜朝遗事》二编。
大凡开国君主，总有点流氓无赖气。大概这正是他们能够蔑视礼法，无所顾忌地横冲直撞的一个原因吧。你看，楚汉相争中，项羽要烹杀刘邦的父亲，刘邦嬉皮笑脸地要“分我一抔羹” 。起初，刘邦轻视儒生，有儒生拜见他，他竟夺过儒生的帽子往里面撒尿。 同样，朱元璋在羽翼丰满时，便指使人将他拥戴借重已久的小明王沉于江水。 即位后专杀立威，有人画一妇人赤脚怀西瓜，相猜以为戏，朱元璋竟以其所喻为“淮西妇人好大脚”，命军士大戮居民，空其室，“盖马后祖贯淮西，故云。”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
《国榷》卷一三，永乐元年四月戊申。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上（朱棣）曰：‘朕初举义，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耳。后来二十九人中如张、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实为朱棣野蛮杀戮的掩饰之词。近读朱鸿先生惠赠之大作《明成祖与永乐政治》，有“成祖的用人与永乐政风”一节，颇可观。见该书第141—183页。
朱棣身为藩王，带兵夺位，也需要有向神圣礼法挑战的精神。这个近乎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免带点流氓无赖气。朱棣还有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就是其父朱元璋。胡适尝说：“成祖生于明太祖起兵之后八年（1360），眼见太祖的流氓手段，故他的行为最像他老子。” 朱棣同他的老子一样，不仅有流氓手段，也是个残忍嗜杀的暴君。不论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是宫中得罪他的柔弱女子，他都诛杀无疑。从带领靖难之师打入南京起，朱棣便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屠杀。永乐元年（1403），朱棣宣布：“朕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宪，浊乱天下之奸恶，悉就诛戮，其余文武官仍用无疑。升赏斥罚，从至公而已……今敢有妄分彼此，怀疑怨谤，不安职事者，事发族灭。” 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卑鄙的。起初，他所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 ，而实际被迫害、遭杀戮的人数难于统计。如前面的引文所显示，他的杀戮是伴随着政治宣传的，无非是使自己做皇帝合法化。处处标榜自己是嫡出，标榜自己维护、遵守太祖朱元璋的成宪。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
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词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封建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蒸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因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 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不满朱元璋式的暴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永乐元年（1403）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右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
十一年（1413）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条汉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一，叶六下，壬午诸臣家属敕旨。又载袁褧《奉天刑赏绿》，字句略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一四一，茅大芳传考证。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叶五十三下。原注曰：“右出《钦录簿》。九年尚有此事，二十一年乃悉弛耳。”
永乐九年（1411）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着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卓敬：《卓忠毅遗稿》卷首，刘球：《卓敬原传》（宣德庚戌四月朔旦。）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泄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杨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除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试举两例。
《明史》卷一四七，列传第三十五，解缙。黄云眉《明史考证》引王世贞《家乘考》野史：“纲退而与缙对泣，沃以烧酒，埋雪中立死。”并说：“以纲之惨刻少恩，而致缙于死，犹先之以对泣，则狱之冤可知。”见第四册第1245—1246页。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何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伪装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纂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纂《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1406）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明史》卷一二一，列传第九，公主，宁国公主。按：宁国公主传言，指实杀人凶手的是跟随梅殷多年的瓦剌灰。他请准朱棣，断二人手，剖其肠，祭殷，遂自经。《太祖实录》永乐十六年二月戊戌，许成传，记揭发杀人凶手的为许成，成因而被封为永新伯，谭、赵受何人指使则无载。按，许成仅以揭发凶手便被封伯，其赏何厚耶！朱棣所以看重此功，难道不是认为此举正好为他掩盖了劣迹吗？同书卷四七则言殷与谭深、赵曦有隙，“笪桥”作“竹桥”。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按：《明史》卷六，成祖本纪循实录，仅书“盗杀驸马都尉梅殷”，黄云眉《明史考证》说：“以成祖之严刻，假非授意深、曦，深、曦即与殷有重怨，亦岂敢私挤之水以取不测！”所言极是。见该书第一册第72页。王世贞则力辩深、曦杀梅殷系奉上旨之误。见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六三，叶一八：“枝山（祝允明）《野记》谓：‘忽密旨令驸马王云募能刺都尉者，官超三级。'……上令其（指挥许至）夜俟其半朝，到小舟打竹桥，拥其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掀其下，水浅不能没，奋舟驾其背而死。大长公主朝号恸，语太宗。命即捕许至等，诘问：‘汝于梅都尉何仇？’对曰：‘有旨’。上怒，即金瓜槌折其齿，并其从皆斩打竹桥下，以报都尉。”王世贞说：“谋杀梅殷者，都督佥事谭深，赵曦，而发其事者都督许成，亦无所谓许至与王驸马也。深、曦挟私恨及窥伺有之，奉旨则误矣。”按：笔者所见今存各种版本《野记》并无王世贞所引述之内容。《野记》卷二：“文皇兵入城，驸马都尉梅公死于笪桥下。宁国长公主曳文皇裾不释，问驸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带来。比至，一金一玉，文皇与公主言：‘与二甥为世官’，以慰公主心。”引自清同治甲戌刻本。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假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1404），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 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 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二月己巳。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作做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事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1405）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 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偁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王偁：《虚舟集》卷三，《长歌行》。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明朝恐怖的特务统治。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页五下，锦衣志。
《明史》卷九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页五下，锦衣志。
张芹：《备遗录》（明抄国朝典故本）：“文皇夜夜梦有红衣人图不轨者，遂警觉。明视朝，令遍搜群臣，（景）清衣红而潜挟利刃，诘之，对曰：‘欲为故主报仇耳。’乃用铁帚刷其肉至死。”按：景清之死与《明史纪事本末》所记不同。又同书：“及（朱棣）继统，诛族其（北平布政使张昺）家。后上（朱棣）屡梦公（张昺）等披发为厉。命出其尸焚而弃之，面尤如生。”王鏊《震泽纪闻》等亦记其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锦衣志。
《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亥，“诏近年散漫军士，亡失军器藏民间者，悉送官”。
《明史》卷一六九，列传第五十七，胡濙。陆釴《病逸漫记》、叶盛《水东日记》等皆记胡濙侦察太子等事。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五，叶十，省垣之玷：“永乐中，淮安山阳县民讼师丁珏诬告里中富人妖言惑众，众死者十余人。法司荐其中直，特料刑科给事中，日以奏讦为事。”
《明史》卷九四，志第七十，刑法二。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径法曹”。 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 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暱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 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 ，派胡濙刺探民隐 、奖励告密 ，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参阅栾成显《洪武时期宦官考略》，见《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第90—113页。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二，叶一，中官考二。
傅维鳞：《明书》卷四，畿辅丛书本；《明史》卷九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九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吕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数遣中官进保奏牍，每至，辄有殿下过失上闻。'”
《明史》卷六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突出的，其责任也应追究到朱棣。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 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 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这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 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特务网，施行恐怖的特务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 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傲视公卿，在皇帝左右必蟒服，这种服饰连文武一品官员也不易得到。 后世王振、刘瑾、魏忠贤之祸，隐然肇始。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辛卯朔。
建文新政施行开明政治，一度打断了朱元璋推动的极端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的进程。朱棣则一反其道，完全抹杀建文新政。他所向往的，是做一个极端专制的皇帝。朱棣认为“帝王为生民之主” ，这与方孝孺强调的“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的主旨大相径庭。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二八，页十，题叶秀才为方氏遗裔复姓记后。
但是，朱棣的淫威暴政，并不能完全压服民间的不满。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说：“以一时万乘之尊，挟不世之怒，而有不能尽快其意于意之外者。”他举了后世对方孝孺的态度加以说明：“建文之役，天下之名能殉义者无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先生殁三十余年，天下乃敢举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诵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绝之裔而为之记者。” 当然，王世贞是从封建礼法的立场评论此事的。不过，可以看出，人心是难于征服的，哪怕是朱棣这样残暴的皇帝！
朱棣的残暴，并非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已，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残刻暴戾和极端自私之本性。盖所欲极强，为遂其欲便不顾一切，对有碍于遂其欲者便必毫不留情。晚年永乐宫中发生的一桩牵连致死三千多人的惨案（详见余篇），便是最好的证明。
五、艰难民生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安定的秩序，否则，这个国家便无法维持。但安定的秩序并不只是凭借武力高压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只凭权术便可以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安定首先是民众生活的安定，没有一个政府或统治者不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得到长治久安。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一定是个明君；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或受到忽视，必是个庸主。朱棣对这个道理十分清楚，他是以圣君贤主自期的。永乐七年（1409）八月戊午，朱棣遣官祭祀历代帝王，祭毕，朱棣对群臣说了这样一段话：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八月戊午。
三皇五帝纯乎道德，无为而治。自夏至元，其间贤君圣主亦躬行仁义，修举法度，是以天下和平，名垂后世。我皇考法古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时修祀，著为常典。朕今此举，亦惟体皇考之心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尽心赞辅，庶几克臻其效。
他要求他的臣下能够爱抚百姓，协助他使天下达于致治。永乐十三年（1415）春，天下大小衙门官员进京朝见，朱棣对他们说：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春正月辛丑。
朕以眇躬，托于万姓之上，所赖文武群臣翼赞以协于治。惟尽乃心，惟尽乃职，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福，惟恶致愆，天有显道，极施无爽，尚慎之哉！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春正月辛丑。
不久，朱棣便在午门之外张榜普告：“天下文武官，治兵者爱恤军士，理民者爱恤百姓，敢有剥削以厉军民者，必罪不赦！”
我们还要举出朱棣命礼部发给中外诸司的一道公文，看他打算在哪些方面去推进他的致治之道。永乐十五年（1417）十一月癸酉，朱棣命行在（北京）礼部移文中外诸司：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五年十一月癸酉。
一遵成宪，爱恤军民，必崇实惠。且以农桑衣食之本必及时，劝课学校育才之地必加意，劝勉赋役必均平，科征必从实，祭祀必诚敬，刑狱必平恕，孝顺节义必旌表，鳏寡孤独必存恤，材德遗逸必荐举，边徼备御必严固，仓库出纳毋侵欺。有官吏贪暴旷职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具实纠举。
上文已经说过，朱棣为了夺取皇位，打起了维护祖训、恢复旧制的旗号，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他一反建文之政，哪怕是有惠于民的德政，只要是出自建文君臣，也毫不顾惜地将其取消。但如今大位既得，势必要努力安定天下，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采取措施，至于祖训云云，对他来说并不像夺权时那么重要了。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朱棣一即位，立即把安抚军民的事提上了日程。其时，各地臣民对朱棣的大规模杀戮还惊魂未定，朱棣急忙命兵部出榜晓谕军民各安生业，他说：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丙申。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酉至永乐元年六月癸丑。
这是一道以高压强行使百姓就范的命令，欲令百姓“安生乐业”，反以告讦、死刑相威胁。其时天下新定，一切尚未走上轨道，朱棣还脱不出军事高压的模式。他相继向全国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担任“整肃兵备，抚安军民”的任务，如都指挥使何清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往荆州，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等。但是，仅靠武力高压的“抚安”是不够的，朱棣也同时注意到民生的实际问题。因而，这时也派了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河北、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令其将“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第二年（永乐元年，1403），他又派监察御史、给事中这些“朝廷耳目，侍从之臣”，分赴直隶府州县及浙江等布政司抚安军民，宣传他的与民休息之意，并要求他们修理城池，剿捕草寇，同时约束他们非奉朝廷明文者，“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闻，以法治之”。 这些措施，还带有为“靖难之役”善后的色彩，这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待社会秩序稍为安定之后，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
一个社会成员主要是农民，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国家，首先必须安定好农民，管理好农业，才能使社会安定、民有所养而财用不枯。土地、种子、农具、耕牛，以至于耕作技术、水旱蝗灾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太宗实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朱棣的具体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屯田，耕种乏牛者，官市给之；乏农具者，宝源局铸造给之。这方面的例子在下文论述朱棣开发北京时要详细介绍。
减少工作，与民休息。例如：
《太宗实录》影印红格本《明实录》第六册，第333页。按红格本“少息兵民”，脱“息”字。今据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改。
永乐元年三月乙巳，上（朱棣）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又如：
《太宗实录》卷一九，永乐元年四月丁巳。
永乐元年四月丁巳，山东兖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今归耕种，俟农隙就役。”从之。
再如：
《太宗实录》卷一九，叶四下五上，永乐元年四月乙丑。
永乐元年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苏，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朕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具见远虑之意，宜早图之。
限制急征，缓民之困。例如：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叶六下，永乐元年十月辛酉。影印红格本《明实录》第六册第442页。按，红格本脱“于民，急责”四字，据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卷二四补。
永乐元年冬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皆当罪之。”上（朱棣）曰：“赋入有经制，人耕护或先后不齐，地理亦有远近之异，未可概论。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于民，急责必至乎病民。其勿问。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又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一月庚辰。
同年十一月庚辰，松江府奏所属华亭县征收秋粮过期不完，请罪其县官。上（朱棣）曰：“今年苏松间有旱涝，秋粮固难卒办，县官职在抚字，不得辄以此罪之，再与期限可也。”
减免赋税，恤民之艰。例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
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免河南陈州今年租税，以淫雨伤稼故也。
又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五月丙辰。
永乐二年五月丙辰，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言：“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朱棣）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俟丰岁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发钞发粟，赈济灾民。例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三月戊子。
永乐元年三月戊子，户部言河南开封等府蝗民饥。命以见储麦豆赈之。
又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同年三月甲午，北京、山东、河南、直隶、徐州、凤阳、淮安民饥。命户部遣官赈济。本处无储粟者，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
兴修水利，除灾利农。例如：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叶十下，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丑。
直隶苏州一带仰仗钱塘江、吴淞江、娄江之水利。后因沙土壅塞，江水失控，旱时百姓坐视禾苗枯槁，泄时坐视垂成之禾淹没。即位不久即因民所请而治之。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叶二上，永乐元年四月己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五，治水江南。
永乐元年更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赴江浙诸郡治水， 旨曰：“厥为明初之一件大事。”
重点开中，征集军粮。例如：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叶一下二上，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丁巳。
甫即位时，北平各卫乏粮，便命户部悉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创定赏罚条例，发展军屯。例如：
按：永乐初年，朱棣屡次申明屯田考校条例，见《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十一月壬寅、永乐三年正月壬戌、永乐三年三月甲寅。
永乐二年（1404），颁屯田赏罚之法，第二年，将其法用红牌刊识。后又规定，官军种植样田，每岁终赴京较其所收多寡而赏罚之。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六年六月甲戌。按：红格本“郡邑”误为“群邑”，今据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卷八三叶七改。
照理说，朱棣如此爱民恤困，孜孜治理，国家应该大治，百姓应该丰足了，但是，永乐年间的国计民生远远不如人意。朝廷的雨露沾被是极为有限的。况且，以明帝国版图之大，每年都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灾害。仅就《明实录》记载进行统计，自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位期间，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就达二百七十六起之多。其中大多数灾荒为朝廷所了解，并给予了赈济或减免赋税。然而有些灾情却为地方官员所隐瞒。永乐十年（1412）六月甲戌，朱棣对臣下的这种做法曾加以申斥。他说：“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民者，国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故每岁遣人巡行郡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