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数字，历朝不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初置卫百七十九，所二〇，又有地面五十八，站七，寨一。以后代有增设。万历中至三百八十余卫。
《西园闻见录》卷五五，叶十七下，兵部四，边防后下，女直，前言，引《大明一统志》。
（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 《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 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据《明实录》记载，康旺本鞑靼人，洪武间，以父荫为三万卫千户。自永乐以来，频奉使奴儿干之地，累升至都指挥使。见《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十月乙未。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
“七次”，用丛佩远《亦失哈考略》说，见《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二）女真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 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 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 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二月甲辰。
东北各卫女真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三月癸卯。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甲午。
《皇明世法录》卷五六，叶十下。奏议，蓟辽，巡抚辽东都御史陈钺奏。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三月甲寅。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七月癸巳。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二月己丑。
《皇明世法录》卷五六，叶三上，奏议。
《西园闻见录》卷五九，叶九上，兵部八，贡市，前言。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真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1405）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 。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 。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真，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 。市马有官价 ，贡物“悉厚直酬之” 。不论鞑靼或女真，“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 。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女真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 ，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明太宗实录》卷七八、卷一五八、卷一五九。
永乐时，大批女真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 。永乐六年（1408）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明太宗实录》卷七八，永乐六年夏四月乙酉。按：红格本“勿阻之”脱“勿”字，又衍“镇守官”三字。今从江苏本卷五六。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明太宗实录》卷七九、卷八〇。
《明太宗实录》卷七八，永乐六年四月戊子。按：红格本衍“居室”二字，又多“之”“令”等字。今从江苏本卷卷五六。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九月戊子。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四月庚午。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 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真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 。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 。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六月辛酉。
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五五，女直。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七月丙子。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 永乐十二年（1414）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西园闻见录》卷五三，叶四下，兵部二，边防前下，辽东镇，前言。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六年二月庚戌。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九年六月庚申。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十年四月庚寅。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 不仅如此，许多女真、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 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 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1421）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 。永乐二十年（1422）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二月甲申。
《辽东志》卷八，杂志。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 。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 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四、对西域的经营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撒马儿罕。
许论：《九边图论》。
“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西园闻见录》卷五五，叶二十五下，兵部四，边防后下，哈密。
马文升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明太宗实录》卷六六、卷七七、卷一六九。《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
当时，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1413）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辛亥。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按：红格本“抚之可驯”，“抚”误为“扰”，今从江苏本改。又见《皇明世法录》卷一一，叶二十九下、三十上，文皇帝宝训，怀远人。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十二月壬辰。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丙午。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1403）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 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 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硇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最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叶一下。《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哈梅里。《明史》卷一五五，列传第四十三，宋晟。按：《明太祖实录》中之“哈梅里”即《明太宗实录》中之“哈密”。《明史》于《哈密卫传》之外别立《哈梅里传》，误。又《明史》言刘真时为都督《实录》言其为都督佥事，当以实录为准。《鸿猷录》诸书曰“高皇帝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置不问”，各书相沿，误。哈密在嘉峪关以西。
（一）哈密?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1380），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明史》卷三二九，列传第二一七，西域一，哈密卫传。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甲子。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 哈密安克帖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六月甲午。
《明史》卷三二九，列传第二一七，西域一，《哈密卫传》。
万历《雍大记》卷二十五。但《太祖实录》卷一三一言，所擒豳王及王子别列怯等，并未指明有脱脱。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正月辛酉。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安克帖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帖木儿遣使来朝请赐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 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安克帖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 ，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帖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宋晟讨哈密时俘入中国。 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 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丁巳。影印红格本第七册第787页。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下。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红格本“把都剌”作“所都勅”；“审思熟计”，脱“思”字。今从江苏本卷五四改。
《明宣宗实录》宣德元年正月庚戌。
永乐四年（1406）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 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 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几同内地郡属。 脱脱死后，永乐九年（1411）封免力帖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胡世宁：《胡端敏公奏议》卷一〇。
《皇明地理述》卷下，甘肃。
《皇明世法录》卷八一，叶五十一上，哈密。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八，叶十四，《哈密志》。
顺治《甘镇志》。
《胡端敏公奏议》卷一〇。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 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 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 ，“译文具闻乃发” 。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 ，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 ，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东、毕里诸卫?洪武十年（1377）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颁《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皇明世法录》卷一二，叶一一，高皇帝圣制。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诸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太宗实录》卷四七，为三年；《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二，为二年。
此据《明实录》《明史》说。王世贞《哈密志》载：永乐四年诏封忠顺王，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东。罕东左四卫云云。按，罕东左卫乃成化十五年所立，《明史》言之甚详。王世贞言曲先、罕东所立年份亦不确。郑晓《皇明四夷考》亦言罕东左卫为永乐中立，均误。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 、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
《太宗实录》卷一五，叶一下，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
（三）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齎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齎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彩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 。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四一，帖木儿列传。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撒马儿罕传。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癸亥。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二月庚寅。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撒马儿罕传。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 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 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朱元璋怕元朝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 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令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 。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故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五月丁亥。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四月庚辰。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四月丁酉。按：红格本“以兵复之”作“以兵服之”，今从江苏本卷四九。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三月壬寅。
《明史》卷三三二，传第二二〇，西域四，于阗传。
明朝在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1410）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刺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据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1405），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 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1407），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 ，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郑晓：《皇明名臣记》《太师杨文敏公传》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1413），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朔。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年正月丁丑。按：红格本错字甚多，此从江苏本。
《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十一月庚寅。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十月丁未。按：红格本“玉碗”作“玉枕”，今从江苏本卷四六。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 这种片面的傲慢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 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拢络人心之效。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郑晓：《皇明地理述》卷下，甘肃。
然而，“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 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一八，西域二，西番诸卫。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聚族”而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1371）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1378）立岷州卫，十二年（1379）立洮州卫。洪武六年（1373）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 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朱棣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笼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力以稳定“番族”。洪武二十六年（1393）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一八，西番诸卫传。
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 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给以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陆容说：“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 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明一代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明史》卷三三〇，列传第二一八，西番诸卫传。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笼络、入贡给赏等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剌向西域渗透的可能，而反得以以西域之地扼制之。比如，帖木儿汗勾结元裔完者秃（本雅失里）图谋东进时，朝廷便得以及时了解，并有所准备。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谈到。
五、严密的防御体系
李时勉：《赠永宁伯谭公进爵序》，《李古廉先生文集》卷五。
石茂华：《重修宁夏志序》，万历《朔方新志》。
孙世芳、栾尚约：《宣府镇志》卷二二，明嘉靖刻本。
《明史》卷九一，志第六七，兵三。
北元政权以及后来的鞑靼、瓦剌，经常对明朝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不能不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自辽海至于西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 ，所谓“列镇控制四夷” 。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瞭、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 。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一）严关坚堡，且耕且战
《明史》卷九一，志第六七，兵三。
《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用以“限隔内外”，“詟服胡虏，抚辑边氓” 。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据《山西通志》载：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
堑窖?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盖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堑窖为恃也。
《山西通志》卷二七，武备上。明嘉靖刻本。
烽墩?多设于边境，以时侦望……相地形高耸足以眺远者，筑立墩台，设军戍守。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明太宗实录》卷三七，叶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庚午。
永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瞭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叶盛：《修复屯堡保障军民疏》引《宣府各卫纂修底册》，《明经世文编》卷六〇，叶文庄公奏疏二。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岷峨山人：《译语》。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 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九月丁酉。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 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九月丁酉。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六月戊午。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年八月己未。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三月己酉。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1409）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若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 永乐十年（1412）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 永乐十三年（1415）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郑文彬：《筹边篡议》卷四，叶十三上，明万历刻本。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都穆：《使西日记》卷下。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河、洮间之明边墙。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之城， 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入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制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一，叶六下，守边固围之略（下）。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1410）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 又如：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红格本“大箭口”作“大战口”，误，参见同书十四年九月壬寅条及江苏本卷九四。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二年十二月庚辰、丁酉。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往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正月丙午。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十月乙亥。按：红格本脱“每处”二字，今以江苏本卷九八补之。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四年九月壬寅。按：影印红格本此条错字颇多，今从江苏本卷一〇二。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四月丙戌，据江苏本卷六二改错字。
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1409）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五月辛卯。据江苏本卷六三改错字。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按：红格本“自今”误作“自念”，今从江苏本卷八九改。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 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四月戊戌。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八月庚戌。按：红格本此条错字甚多，今从江苏本卷五一改。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此举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1407）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露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 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往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