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八月庚子。
《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1406）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 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正月辛亥。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二月甲申。
《明太宗实录》永乐三年六月庚辰。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按：红格本“漠北归人”作“汉比脱归入”今从江苏本卷三五改。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1404）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 。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瞭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卷九。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 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山西通志》卷二四，明嘉靖刻本。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太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著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二月丁亥。错字据江苏本卷四〇改。
《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三月乙酉。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 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十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与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十之四，天城、朔州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须赘言了。
《自宣府至德胜关》，《杨文敏公集》卷六。
《度居庸关》，《杨文敏公集》卷六。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 “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 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二）内徙边民，烧荒防秋
《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三月乙巳。按：红格本“徙”误作“徒”，“安辑”作“安集”，今从江苏本卷六三。
尹耕：《两镇三关通志》。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叶六下；卷八四，叶五下；卷八五，叶五下；卷八六，叶二下。
内徙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1371），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 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平山后之民”，又徙“沙漠遗民”；六年（1373）八月徙朔州之民；十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
《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四月辛酉。红格本“塞外”误作“寨外”，今据江苏本改。
《皇明世法录》卷十二下，叶二十八，太祖皇帝圣制，论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干净” 。
《明太宗实录》永乐七年九月庚午。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孙世芳、栾尚约：《宣府镇志》卷一一，叶六上，明嘉靖刻本。
《宣府镇志序》卷首，叶二上。
李若星：《请添设知府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引。
《宣府镇志序》，叶二上。
《两镇三关通志》《宣志》。按，该书云“洪武四年秋八月归所徙吏民”，“于是议复州县”与实录四年六月徐达“徙山后之民”相矛盾。凝误。
《宣府镇志》卷二五，叶十二上。
《明史》卷四〇，地理一；卷四一，地理二。
《菽园杂记》。今排印本无此条。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 ，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 ，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余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 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实之”。永乐十二年（1414）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 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内地民实之”。 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 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 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白圭：《复万翼安边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二，《白恭敏奏疏》。
徐有贞：《条议五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七，《徐武功文集》。原文“皇”误作“岂”。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 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明太宗实录》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巳。
永乐五年（1407）十二月癸巳，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宣府镇志》卷二二，叶三十五。按：志载宣镇烧荒始于正统年间。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官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西园闻见录》卷五九。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大元马政记》。
本来，大元帝国建立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 。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北元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明太宗实录》永乐八年三月丙子。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岷峨山人：《译语》。影印明刊本《纪录汇编》卷一六一，叶十上下。按，“斡耳朵”原作“干耳朵”，误。
岷峨山人：《译语》卷一六一，叶十二上。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叶盛：《水东日记》卷三五，中堂事记纪行录。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皇明世法录》卷一五，页一五上，圣武。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北元居民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 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皇明世法录》卷一二下，页三下，劳大同都卫指挥。
《山西通志》卷二七，页二二上，武备上。明嘉靖刻本。
另外，由于北元居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北元居民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弛”，北元居民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 。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 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尽管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大漠几乎不可能了。
六、从“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到“逆命必歼”的政策转变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坤城。
虽然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虽然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北元内部的纷争，北元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明人说：“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 对于不肯归顺的北元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北元各部，一时还难以对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北元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叶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酉。原文“彼”误为“被”，“去则不追”为“去者不追”。今从江苏本改。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十二月“有边地降虏叛去者，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叶八，永乐元年十一月戊辰。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可见，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二月己未。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剌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永乐元年（1403）蒙古诸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谕之曰：“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夏四月辛未。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但朱棣并不是不想对蒙古进行控制，他在永乐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节，争取不战而屈之。其谕瓦剌头目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和和林等处头目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无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劝忻感戴。惟迤北诸部犹观望进退，出没边境，未有归诚。今遣指挥完者那海、百户亦剌思等往谕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今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
我们对比永乐元年和永乐二年（1404）的两通敕书，便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认鬼力赤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该再遣使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望其归诚；反之，要求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归诚明廷，便是对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他希望统治全蒙古，做个主宰华夷的君主，但没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诚，因为他有降服蒙古之心。这种矛盾的政策使他无法处理好与鬼力赤的关系，鬼力赤等人对朱棣的心计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断定，朱棣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降服蒙古，便会抛弃这种矛盾的政策。
《明太宗实录》卷四二，叶一下，二上，永乐三年五月庚辰。
《明太宗实录》卷五一，叶二下，三上，永乐四年二月丙子。“郑亨”原误作“郑享”。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无所表示，反而一再传言鬼力赤有寇边的意图。朱棣对此十分警觉。永乐三年（1405）五月庚辰，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现在卜鲁屯之地。朱棣联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报告说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因而料定“此必鬼力赤遣人觇我边也”。他敕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尔等可遣精骑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 朱棣一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蒙古的动静，并令缘边兵马加紧备御。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朱棣以书谕赵王朱高燧：“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亦未可知。尔速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领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仍督兵屯田，且守且耕，寇来则相机用事。尔居守北京，一切边务皆当究心。”他同时还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将士往兴和同武安侯郑亨备御，敕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训练士马，坚固城池以俟，无为虏所乘。”
永乐四年（1406）三月辛丑，朱棣派遣指挥哈先、千户火儿忽答恍惚儿阿忽来赍书再谕鞑靼可汗鬼力赤，其口气已较前大为强硬。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叶四下，五上，永乐四年三月辛丑。
朕嗣天位抚天下，体天心以为治，惟欲万方有生之众咸得其所。今海内海外万国之人悉已臣顺，安享太平。尝遣使致书可汗，谓宜通好往来，共为一家，而可汗不晤，拘我使臣掠我边境，自阻声教之外。夫天之所兴，孰能违之；天之所废，孰能举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不然，元之后世自爱猷识里达剌北徙以来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者否？古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况尔之众甲胄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数十年矣。是皆何罪也哉！可汗聪明特达，宜敬天命，恤民穷，还前所遣使者及掠去边境之人，相与和好，且用宁息尔众，同享太平之福，顾不伟哉！若果负倔强之性，天命之穷有所不顾，必欲以兵一较胜负，朕亦不得独已。中国士马精强，长驱迅扫之势，恐非可汗能支也。可汗其审度而行之。文绮二表里往致朕意。
《明太宗实录》卷七二，叶二下，永乐五年壬辰。
永乐五年（1407）十月壬辰，朱棣再次致书谕鬼力赤：“前遣使致书可汗，本朝通好，共享太平，乃拘留信臣不报，今再遣百户早花等审求其故。祸福之机，天有显道，惟可汗省之。” 然此次致书仍不获报。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
这时，蒙古鞑靼、瓦剌之间攻杀不已。可汗鬼力赤实际在鞑靼头目阿鲁台的控制之下，被当作号召蒙古各部的工具。但因鬼力赤“非元种，其臣不肯下” 。
《明太宗实录》卷七二，叶二上，永乐五年冬十月壬辰。
《明太宗实录》卷七五，叶一下二上，永乐六年正月甲子。
与此同时，元裔本雅失里的势力却在兴起。本雅失里又名完者秃，流亡于帖木儿帝国，居撒马儿罕之地。蒙古兀良哈部来朝者向明廷报告说本雅失里欲率其卒合别失八里之众南掠。虽然别失八里远在西北，且据说本雅失里部属不过百人，但以其元裔的身份，必有相当的号召力，朱棣绝不能掉以轻心。 又有消息说蒙古将遣人“迎立之”。于是，他于永乐六年（1408）正月甲子派遣太监王安往别失八里，潜察其所向，同时敕令甘肃总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以买马为名而觇本雅失里动静。 三月辛酉，朱棣又遣使赍书谕本雅失里，劝其勿做非分之想。
《明太宗实录》卷七七，叶二上下，永乐六年三月辛酉。
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回，知尔自撒马儿罕脱身居别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尔北行。以朕计之，鬼力赤与也孙台文结肺腑之亲，相依为固，今未必能弃亲就疏矣，况乎握重兵！虽或其下有附尔者，亦安敢与之异志？今尔与鬼力赤势不两立矣！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猷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然则，尔之保身诚不易也。去就之道正宜详察善处。古之有天下者，皆于前代帝王子孙封以爵土，俾承宗祀，如周封舜之后胡公满于陈，封夏之后东楼公于杞，封商之后箕子于朝鲜，微子于宋。汉唐宋亦皆封前代之后。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存恤保金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帖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今朕之心即皇考与前古帝王之心，尔元氏宗嫡，当奉世祀，吉凶二途，宜审思之。如能幡然来归，加以封爵，厚以赐赍。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若为下人所惑，图拥立之虚名，虽祸机在前有不暇顾，亦惟尔所欲。朕爱人之诚同于皦日，今再遣刘帖木儿不花等谕意，并赐织金文绮衣二袭，彩币四端，尔其审之。
《明太宗实录》卷八六，叶六上，永乐六年十月癸巳。
《明太宗实录》卷六五，叶四上，永乐五年三月甲戌。
朱棣的一纸诏书自然没能阻止本雅失里东来，权位的诱惑力是至为强大的。但有一点则被朱棣说中了，鬼力赤必与本雅失里势不两立，而首先受害的竟是鬼力赤。永乐六年十二月，传来蒙古迎立本雅失里戕杀鬼力赤的消息。 鬼力赤的被戕杀，也许不都因为他“非元种”，有传说“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 是否与其被戕杀有关，亦未可知。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即《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上册，下篇，永乐朝的经略。
本雅失里雄心勃勃，甚至要恢复大元帝国。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里被立为可汗这一现实。永乐七年（1409）四月，朱棣派都指挥金塔卜歹和给事中郭骥出使鞑靼，郭骥曾出使帖木儿汗国，很可能与本雅失里相识。 朱棣在信中说：
边将得尔部下完者帖木儿等二十二人来，其言众已推立尔为可汗，尔欲遣使南来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赍书谕意。可汗诚能上顺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来，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沙漠，彼此永远相安于无事，岂不美哉！彩币六表里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儿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给赏赐令使臣送归，可体朕至意。
《明太宗实录》卷九〇，叶一下二上，永乐七年四月丁丑。按：“朕主中国，可汗主沙漠”，红格本误作“朕生中国，可汗王朔漠”：“上顺天心”误作“顺上天心”，今从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又，观后来朱棣封本雅失里之侄阿鲁台为和宁王，可反证此处“可汗主沙漠”为是。
朱棣在诏书中表示无意降服本雅失里，愿意与其平起平坐。他送还了边将所得之二十二人，对其臣阿鲁台等也都有赐赍，真可以说是至为诚恳了。
《明太宗实录》卷八四，叶一上，永乐六年冬十月丙子：“瓦剌马哈木等遣暖答失等随亦剌思等来朝，贡马且致诚恳，请印信封爵。上嘉其意，命礼部宴劳暖答失等，赐之金织绮文袭衣。”
《明太宗实录》卷九二，叶一三下，永乐七年五月乙未。
本雅失里是故元嫡裔坤帖木儿的亲弟弟。见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50页。
《明太宗实录》卷九三，页四下，永乐七年六月辛未。
然而，事实并不像朱棣信中说的这样简单、美好。朱棣在争取通好本雅失里的同时，仍然在与蒙古瓦剌部频繁联络。朱棣于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马哈木等的使节 ，并于七年五月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主，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并给赐印诰。 既然称本雅失里为可汗，又相约“可汗主沙漠”，为什么又封其臣马哈木等为王？且本雅失里既为元裔 ，自以乃祖乃兄继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于沙漠？本雅失里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诚意有多大。他绝不会接受朱棣为他划定的范围。而且，迎立本雅失里的主要是鞑靼头目，瓦剌与之势不两立，朱棣封瓦剌头目为王，只会给鞑靼头目带来反感。果然，本雅失里等拒绝了朱棣的要求，永乐七年六月辛未，百户李咬住及鞑靼伯兰等从漠北带来了给事中郭骥被杀的消息。其时，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居于胪朐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朱棣无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 他决心用武力铲除逆命之寇。
朱棣对蒙古的政策从此发生一大变化，从“去则不追”变为“逆命必杀”。从此，他为歼除“逆命”之寇耗尽了精力，一直到死于北征蒙古的归途。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上册，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6月第1版。和田清先生引用《明史·本纪》说：“永乐七年三月壬戌（十九日）至北京，癸亥（二十日）大赍官吏军民，丙寅（二十三日）诏起兵，时，将士及北京效力人民，杂犯死罪咸宥之，充军者，官复职，军民还籍伍……”其断句标点显然错了。丙寅并非“诏起兵”，而是“诏起兵时将士及北京人民……”此“起兵”指“靖难”起兵。朱棣此举是为了安抚北京军民，报答他们在靖难之中对他的支持。
从表面看来，朱棣是一再忍让，求和不成才怒而决定用武的，实际上，朱棣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明朝国内的形势已远非朱棣即位时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经大体平息，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另外安南的战争从永乐四年（1406）开始至永乐五年（1407）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设置了郡县，篡杀逆命的黎季犛、黎苍等已献俘京师。朱棣已经可以腾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说“逆命者必歼除之”的话是在永乐七年六月，而在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经从南京来到北京。难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为了巡幸他的龙飞之地吗？他是否对在北边用兵早有成算呢，日本和田清先生说：“在这期间，四月，所以派郭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和田清先生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决定的，但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足。 然而，我们从朱棣的北巡、营山陵、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难的将士及北京人民之罪这些事来看，朱棣确已投入更多的精力注意北边的工作，可以说，朱棣用兵蒙古从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酝酿的。
谈迁：《国榷》卷一四，永乐七年八月甲寅。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实录》等书多以为丘福指挥失误，并说丘福辞行时，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临阵背弃朱棣所嘱云云。这显系为朱棣开脱之辞，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促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本雅失里之初，众心未附，降胡接踵。谓垂败之虏，尺组可缚。故淇公挥剑无前，灭此朝食。迨警尘沸天，捐十万之甲以填胪朐，犹未塞也。嗟呼，蜂虿有毒，况冒顿之余腥乎，上（朱棣）在潜邸，数出塞北，自后阴山断牧者十余年。兵有时而变，不得以前事为准也。” 朱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只有一种选择，亲征，而且必须取胜！
七、“五出漠北，三犁虏庭”
永乐八年（1410）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一，叶一上，永乐八年十二月癸巳。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一，叶三上下，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未。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一，叶三上下，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未。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二，叶一上、二上，永乐九年十二月己丑、丙申、戊戌。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 他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 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愬，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征，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 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1411）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三，叶三上下，永乐九年二月甲辰。按：红格本“傑骜”作“傑鹜”，“南向”作“南面”。今从江苏本。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向，愿早图之。” 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叶一上，永乐十年五月乙酉。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六，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叶四上。按：舍黑撒答等滞留瓦剌，史不载其为自愿抑或被迫。无论如何，使臣在外不归是不正常的，因而会引起不满。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1412），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台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不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撒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赍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〇，叶三下，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〇，叶五上，永乐十一年六月己酉。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〇，叶五上，永乐十一年六月己酉。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 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 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 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予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一，叶一上，永乐十一年秋七月戊寅。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丁丑。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叶一下，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甲申。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壬午，开平备御成安侯郭亮、和宁王阿鲁台先后报告了瓦剌军到饮马河的消息。朱棣遂决意讨伐，敕边将练兵待命。卷一四六，叶二下，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庚午，谕侯伯都督各卫指挥曰：“瓦剌残虏，既弑其主，又拘杀朝使，侵掠边境，违天虐人，义所当伐。尔等其秣马厉兵，以俟大举。作尔志奋尔勇，共成大功。毋或慢令以干军法。”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 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 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1414）阿鲁台遣人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以为他采用了“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但是，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实无什么“以夷制夷”的妙策。如果说有什么既定方针的话，则可以“来者不拒，逆命必歼”一言蔽之。毋庸置疑，鞑靼、瓦剌间的仇杀，正是明廷可以利用之机，即使是置之不理，任其纷争，明廷也可以收渔人之利。相反，朱棣不仅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却极不明智地介入了鞑靼、瓦剌之间的冲突，时而打鞑靼，时而打瓦剌，反倒成了鞑靼、瓦剌利用的对象。
朱棣十分希望阿鲁台能朝见。永乐十一年正月乙未，他曾遣使谕阿鲁台：“把秃来贡马，礼意之勤可嘉。然察尔心，尚未释然，岂非有慊于邱福之事乎？人各为其主，朕于尔何责？尔所处去京师甚远。尔如能自来，遣子来，庶见朕诚意。昔呼韩邪入朝，汉与之高官，突厥阿史那社尔归，唐亦授显爵……朕待尔盖将有过于汉唐之君者。”见《太宗实录》卷一三六，叶二上。颇感朱棣有点自作多情。
对于“外夷”，朱棣一向是以宗主、保护人自居的。于是他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睦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我们仔细考察，《明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掠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倒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 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自以为很高明，实则上了当，替阿鲁台做了前驱。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和则和，要打则打，不为朱棣的政策所左右。反观朱棣，貌似宽厚洞察，却往往棋下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