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谈迁：《国榷》卷一六，永乐十二年三月庚寅。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泄我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剌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郑文彬：《筹边篡议》卷一，叶六上。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 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一，叶一上下，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戊辰。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四，叶一上，永乐十四年三月壬寅。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三，叶二上，永乐十五年十月丁未。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筹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 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 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 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三，叶一下，永乐十九年正月己巳。按：“脱木儿”，红格本作“脱脱木儿”。今从江苏本卷一一九。
郑文彬：《筹边篡议》卷一。按：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对朱棣晚年一再出塞亲征作出的解释：“成祖久病居深宫，难免有龙困浅滩之感，于是强作奋起，连续三年北征，应是有移情作用的行为，借以表示其仍为精力旺盛的强者。”见原书第五章结论。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 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 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实为大可不必之举。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此举的无妄和偏执。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谈迁：《国榷》卷一七，永乐二十年七月庚午。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掠，则瓦剌之侵掠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当逆也……盖骛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明史》卷一四七，列传第三五，黄淮。又，张铨：《国史纪闻》卷五，叶三五：“黄淮独曰：‘此虏狼子野心，使各为心则易制，若并为一则难图矣。勿许便。'”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虽然出于永乐年间，但既非指鞑靼、瓦剌言，也并非出自朱棣之口。永乐九年（1411）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真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真、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乃不许阿鲁台请。 另外，鞑靼、瓦剌的分裂与攻杀，由来已久，且并非朱棣政策所致。其目的在于争夺蒙古之霸主地位也。
那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高岱：《鸿献录》卷八。
袁袠：《北征录序》，《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一，袁永之集。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 。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袠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作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八，《平胡颂》，明正德十六年刻本。又见《明经世文编》卷一七，《杨文敏公文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戍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至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姚广孝：《平胡颂》，《明经世文编》卷一三，荣国恭靖公集。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甲，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叶七下，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
《明史》卷一二九，列传第一七，冯胜。
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四二，叶二〇上，兵制，奏捷。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1410）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数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晚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金幼孜：《北征录》。影印明刊本《纪录汇编》卷三二。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藉……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尽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四至卷一〇五，永乐八年五月己卯至六月己酉，按：六月甲辰条，红格本作“上率精骑千余径冲我阵”，误。今从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郑晓：《今言》卷四，第二八八条。按：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卷五“兀吉儿札”作“兀儿古札”，且指为今之额尔古纳河。考之《明实录》，均作“兀古儿扎”（见《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四，叶二下，永乐八年五月丁丑、戊寅等条。）其时，朱棣将其改称“清尘河”，实今之乌勒吉河也。朱棣于戊寅至兀古儿扎，第二天己卯，追敌至斡难河，是二河相距甚近也。若额尔古纳河，则远在东北数百里，车驾必不如此之速也。洪武二十五年，总兵官周兴按视纳哈出之地，则从斡难河转至兀古儿扎河（见《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此又一证。日本和田清先生对朱棣北征路线做过详细的考证（见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中译本《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田清先生指出“斡难河当然就是敖嫩（Onon）河。兀古儿扎河是它南面的乌里襍（Ughuija）河（第36页。）《今言》《蒙古源流笺证》实误。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太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追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谈迁：《国榷》卷一五，排印本第一册第一〇四九叶。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帝躬秉黄钺，曾未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四，叶二上，永乐八年五月甲戌。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二，叶二下，永乐八年三月乙亥。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 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 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纳款”了。但是：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明史》卷一四七，列传第三五，黄淮。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蕃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年（1414）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金幼孜：《北征后录》，影印明刻本《纪录汇编》卷三三。按：影印本“答里巴”作“荅里巴”；“马哈木”作“马嗒木”；“太平”作“大平”。据《胜朝遗事》初编本改。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二：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二，叶一至二，永乐十二年六月甲辰至戊甲。
戊申，驻跸忽兰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十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一六，圣武。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亲征考。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国史纪闻》卷五，叶一六上。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二，永乐十二年六月己巳，班师诏。
李时勉：《李古廉先生文集》卷一。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六，叶二上，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戌。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 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 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 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明史》卷一四九，列传第三七，夏原吉。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 ，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1422）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〇：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〇，叶八，永乐二十年八月辛丑。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叶一〇下，亲征考。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冲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一六，圣武。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明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明史》卷一四九，列传第三七，夏原吉。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明史》卷一五六，列传第四四，金忠。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1423）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 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二，叶二，永乐二十二年六月庚申。按：“辙”原作“辄”；“其遁已久”作“其遁已人”，今从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改。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1424）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杨荣：《北征记》，胜朝遗事初编本。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第90页。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白‘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 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 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三，叶三、四。永乐八年四月癸卯、壬子、甲寅。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亲征考叙。
高岱：《鸿猷录》卷一六。影印《纪录汇编》本。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 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 。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消除。
高岱：《鸿猷录》，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六二，二史考二；万历《雍大记》卷一八。
《明史》卷五，本纪第五，成祖一。
杨荣：《北征记》，胜朝遗事初编本。
谈迁：《国榷》卷一五，永乐八年七月壬午。
《明史》卷一四四，列传第三二，何福。
谈迁：《国榷》卷一五，永乐八年八月乙卯。
《两镇三关通志》卷九。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 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统兵的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得以取胜。 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 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 。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刭。 “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 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 蒙古人逐水草而居，能战则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明史》卷一五三，列传第四〇，王英。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其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之惜。朱棣殚毕生精力，始终未能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毕竟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而号称蒙古正统的可汗，不论是鬼力赤，还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未向明廷表示臣服，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1422），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块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 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朱棣为什么没能解决蒙古问题？曰不善战，固然。还应该说，不善谋。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孶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筹边纂议》卷一。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五，永乐八年六月庚子。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六，永乐八年七月丙寅。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列传三十六，杨荣传。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 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者多死” ，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约” 。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 ，才勉强渡过难关。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三，永乐十九年十一月。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六，永乐二十年春二月。
杨士奇：《东里文集》，东阿知县贝君墓志铭。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县仓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 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 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因疾病而死。
范济：《谒阙上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九。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孀，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 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六，永乐八年七月丁丑。
杜甫：《兵车行》。
王恭：《王皆山集》，送老兵还乡、塞下曲。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辄弃之不育者。” 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田山梦亦闲。”“无家也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据《万历策衡》《春明梦余录》等书。
王叔英：《资治策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十二。
龚翊：《龚安节先生遗文》，上巡抚周文襄公书。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〇，永乐二十年八月己亥。
《明宣宗实录》卷十一，洪熙元年十一月。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 洪武时王叔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难丰” ，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 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年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 洪熙元年（1425），四川双流知县孔友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 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太宗恭定大王实录。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八、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了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掉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失败了，北部边防的空虚，困扰了明朝近二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马文升：《为经略近京边备以豫防虏患事疏》，《明经世文编》卷六四，马端肃公奏疏三。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全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明史》卷三二八，列传第二一六，朵颜、福余、泰宁传。
成祖从燕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明实录》《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卫夷人从战有功，故畀之（大宁之地），国史不书，莫可考焉。” 兹举私史数例：
郑晓《皇明四夷考》：
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兀良哈。见明万历己亥刻本吾学编。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今三卫岁二贡，贡卫百人。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卫志》：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八。按，原文“畀”字误作“界”。
文皇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文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其官都督至指挥千百户有差，约以为外藩，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
靖难兵起……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朱鹭《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以宁王权及大宁诸军、兀良哈三卫胡骑入松亭关，趣援北平，大宁空。（大宁既破……从官稍稍入城，阴结诸胡并思归之士，濒行宁王饯送郊外，伏兵拥宁王去，遂诏诸胡及护卫官校，皆从宁府毕发，而城为之空。其后，大宁弃与朵颜诸虏，而行都司迁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三。
燕王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奏议均同此说。
在蒙古方面，记载此事的则有朱风、贾敬颜译的《蒙古黄金史纲》：
译者注：原文uciyed是uci的复数词。此即清人习称之窝集，女真—满语“深山老林”之谓。《登坛必究》卷二二、《武备志》卷二二七，以及《卢龙塞略》等书所收蒙古语，均称福余卫为“我者”，便是uci或uje一词的汉译。元、明人译此词为“吾者”“兀者”“干者”“斡拙”……
译者注：原文daidu仍系“大都”音译。这里当指大都城的人民而言。附记：1980年，拙文草拟时，蒙贾敬颜师赐以手订之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油印本，故得引用，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7月将该译本正式出版，拙著所引又据之做了订正，而铅印本此段译者注释，又有取于拙文焉。附志于此，以存一段佳话，且以纪念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