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皇帝统帅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 ，水滨之三万女真人又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于是……永乐皇帝为君……号曰永乐大明。以拥立之功而赐与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
这段话虽未确指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却有力地证明靖难时朱棣与兀良哈之间有过一笔政治交易。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兀良哈三卫じ关すゐ研究》上，东洋文库昭和三十四年版，第188—191页。附记：拙著草拟时，和田清先生书尚未有中译本出版，遂请同学陈汉玉女士将所需文字多段译为中文。今虽有正式译本出版，但笔者仍觉陈译信、达、雅相兼，不必更改。仅志谢意。参见商务印书馆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
日本和田清先生对以“大宁畀三卫”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此说是由于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而将事实演绎了。他说“三卫远在北方的根据地，它既没有被成祖收买的可能，也没有胁从宁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没有得到三卫的援助，反而曾为制驭三卫费尽心机”。而且成祖还说过“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以永远无事矣”这样的话。成祖弃大宁，有“徐图他策”的打算。只因为他的死，重置大宁的志愿才未得实现。
类似的说法在明朝时便已出现，或为和田清之说所本。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说：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二，北狄。
论曰：三卫地界宣、辽，为蓟门之肩背，自大宁失而宣辽隔绝，昔人有血脉雍滞，肩背拘孪之恨，岂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虏为口实，爰考永乐、宣德有剿捕之诏，有宣捷之敕，除恶务本，曷尝不廑门庭之诚乎？且文皇帝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幸无事。当日无弃大宁之意甚明。大宁弃斯关平难守，关平弃斯古北可虑，胡马云扰，谁阶之厉？初以三卫侦虏，亦略仿汉倚乌桓伺匈奴。或谓喜处之可因以为间，虽藩离失而耳目在，计非全拙。乃市赏无艺，至为东西虏攘臂挂藉，譬养鹰而绦绁去手，又如之奈何！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五七，蓟门，三卫属夷总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页三下。清光绪广雅书局刊本。
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 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丰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的。
不管怎样，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对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之十分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太宗实录》载：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叶三下，永乐元年二月己未。
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宁兵革之后，民物凋耗，改宁王府于南昌。
《明太宗实录》卷一八，叶一下，永乐元年三月壬午。红格本脱“改北平”三字，今据江苏本补。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俱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故意放弃大宁。与内徙宁王弃守大宁的同时，朱棣对兀良哈三卫则恩宠有加：
《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下，叶三上。红格本“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误作“妻各有父母妻子之思”，今从江苏本改。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官军（按：三卫既已归附，且从战有功，故称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谕尔众……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不仅授官互市，而且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清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交阯，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因而，毋宁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
进而放眼看去，无论是明人陈仁锡等，还是日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了。应该说，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但“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页一九下，旧大宁论。清光绪广雅书局刊本。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控制的时期，大宁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顾炎武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建谷、宁、辽三王，与代朔若运雉，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 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一八一、一八五。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四下，页二下，按：红格本“选”误作“迁”。从江苏本。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
为了经营大宁，朱元璋曾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1387），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 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颁经书，以广文教” 。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 。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无当的规划淹没了。
《明史》卷三二八，列传第二一六，朵颜三卫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五二，页二七下，兵部一，边防前上，三卫。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页一九下。
郑文彬：《等边篡议》卷四，页一二上，明万历刻本。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而“久之皆叛去”。 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笼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 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 ，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 因此，放大宁不光贻患后世，且于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明史》卷118，列传第六，诸王三，朝宪王松。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五二，页三〇上。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第三六页。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 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 ，“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 。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后人对此批评甚多！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页一九下。
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指大宁）至，则（兀良哈）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五七，蓟门，三卫属夷总论。
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一，页一一下，《守边固圉之略》下。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士丘濬指出：“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 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濬的这一预见。
此外，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宁王从大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已难以改变。
傅维鳞：《明书》卷四三，边关，史官论曰。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守。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丰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 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
九、迁都北京——一个天下共主的伟业
永乐迁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迁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数百年后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他们说：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页三下，兵部十一，职方。
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以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至于其优越之处，无非是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页三下，兵部十一，职方。
沧海绕其东，太行峙其西，后枕居庸，前襟河济，饶谷马鱼盐果窳之利。顺天为皇居，东南转漕，秦晋入卫，形胜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评永乐迁都北京，他们对北京的地位十分担心。大学士丘濬说：
居庸者，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页二上，兵部十一，职方。
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
陈建说：
《建文年谱》卷一引。清咸丰刊本。
幽燕形胜，自昔称雄，然距边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无争帝之志耳。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〇，兵部十，修边。
他们认为，边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强维持，是因为“我固不产英雄，彼亦不生豪杰” 。否则，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辛陛：《寒香馆遗稿》卷二。
甚至有人认为“都燕”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
这些论说，概括起来，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出发点，即他们都把北京的优劣与边防相联系，把北京作为边防前线，把迁都北京当作“镇压北虏”的措施来评价。北京有优点，则在于它可以“据险防边，居外驭内” ，反之，北京有缺点，则在于它以天子守边，易受攻击。
如此评价迁都，是否确当？朱棣迁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追究一番。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九，页二上，永乐十八年九月丁亥。
永乐迁都，应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时。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明史》卷一四九，列传第三七，夏原吉传。传称“杀主事萧仪”。据黄淮《介庵集》卷七前户部主事萧德容墓表，萧仪实瘐死狱中。敬乡楼丛书第三种之六。
朱彝尊：《日下旧闻》引，《蠙衣生集》，清刻本，第二卷第三页。
朱棣方迁都时，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耗费巨资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宫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一场大火烧毁。朱棣以天变示警下诏求言，群臣又纷纷提出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并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门外质辩。 《蠙衣生集》记载：“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五，页一二上，兵部十四，屯戍。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页三下四上，兵部十一，职方，北京。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二，页三下四上，兵部十一，职方，北京。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页十一、十二。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书无载，不得而知。于是，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濬说，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 袁袠说：“天下大势观之终不若燕京。” 郑晓说：“京畿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胡。” 孙承泽说：“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今其所密计者即不得闻。以余度之，其说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迁一；古享国长久者靡不迁都……宜迁二；……成祖曰，吾起燕郡燕耳，宜迁三；天下之祸莫烈于卤，吾今子孙当之，庶几四海豪杰辐凑京师，足与卤角，宜迁四。”
如此众说纷纭，不外以下五点：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北京形势优越；三、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可以控制诸胡；五、足与卤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阯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的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仅是为“足与卤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如果迁都不仅仅为对付蒙古，那么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处呢？我们还是考察一下永乐时期的人是怎样说的吧。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叶二下，永乐元年正月辛卯。
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八，叶一下二上。按：营建北京之诏，初下于永乐四年开工于五年。永乐北巡于永乐七年二月壬午出发，三月壬午到达北京。会通河开凿于永乐九年三月，六月竣工。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复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
永乐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诏有言：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叶二上下，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继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据此综而述之，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北京是兴王之地；二、北京便于控制四夷。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五，《与施东莱论明代以北京为行在帖》：“成祖以藩邸发祥之地，定鼎燕山。始犹以巡幸为词，再返旧京。迨永乐十八年后则定都矣。顾历代犹托以暂驻之名，以示将返旧京之意，其命官敕命中，皆有行在二字。”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又，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九，京辅之屯：“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编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实之而去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了。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1409）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1420）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巩固皇位，防止国内反对派的东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连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他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页四上。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明太宗实录》卷五〇，页七下。按：原书“己未”误为“乙末”。
永乐四年正月己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明太宗实录》卷十五，页九下。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明太宗实录》卷十六，页一下。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五，页一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下，页七上。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页一上。原书“种田”误作“钟田”。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明太宗实录》卷二二，页四下、五上。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庶几良善获安，词讼简息。凡徒流罪除乐工、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上是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页六上。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当时，朱棣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以严刑苛法临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问题之又一面也。为了保证屯种的进展，官府给予牛具种子：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页一下。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民缺耕牛，特命工部于直隶凤阳、淮安等处以官牛给之。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页二下。
永乐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
《明太宗实录》卷二九，页四下。
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抚安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于江西买牛，令有司递送淮安转运北平给军屯种，未免劳民。今江西、浙江、湖广所属郡县积岁没官牛共计五千余头，俱在民间牧养，若停收买，以民间见养之牛转送给军，则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实，先以牛给本处屯军，有余者送北京给军屯种。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傅维鳞：《明书》卷五二，志五，纶涣志二，免北京钱粮诏。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页二上，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页五上，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甲子；卷四四，页二上，永乐三年七月壬寅。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页一下二上，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丁已。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页六下，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丙寅。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页七上，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辛丑。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页十下，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丑。
沈榜：《宛署杂记》第二卷，县始。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三，页五下六上，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庚辰。五州府指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等。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他说：“时皇太子居守北京，赖军民竭忠效力，不避艰难，供给军需，馈运粮饷，驰驱负，昼夜不宁，攻守战斗，披坚执锐，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为劳苦，使朕无北顾之忧……朕自即位以来，念尔将士人民，饮食梦寐，时刻不忘。” 为此，朱棣曾多次诏免北京税粮。一次，顺天府老者三十余人谒阙谢，朱棣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稍复旧否？”又谕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 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勿禁； 有灾则急治， 民饥则给钞， 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 “培植王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 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明史》卷一六四，列传第五二，邹缉。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珪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城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 ，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部署。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按：江苏本“安定卫于通州”误。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蔚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 丙午，改大同中护卫为定州卫。
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已见上节）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四，页九上，兵部一三，《清军》。按：“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或是“就河间立一卫或一所”之误。
按，是年大宁都司新城，富峪，会州，榆木，全宁，开平左、右、前、后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均废，营州诸卫、兴州诸卫、开平卫、齐平中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均内徙。可以看出，朱棣调来加强北京的军队卫所，都是原来用以防御蒙古的。在将大量卫所军队迁移部署到北京周围的同时，朱棣还规定北京地区原有卫所兵力不得轻易减少。杨士奇记载朱棣有这样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者，今后勾补，不复发去，只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就此当军。原卫军伍别着人当。若北京卫分当军的不动。”
若将这些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联看，便可发现，永乐初年北边防线是一个内缩的架势。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巩固兴王之地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朱棣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当时鞑靼、瓦剌的分裂与纷争令他们无力南图，使朱棣得以腾手南向，同时，兀良哈、鞑靼的将领，与朱棣有良好关系，他们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难之役，朱棣自然无须对之设防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销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明史》卷一一三，列传第一，后妃一，成祖仁孝皇后徐后：徐后于永乐五年七月崩，七年营寿陵于昌平之天寿山，又四年而陵成，以后葬焉，即长陵也。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惊魄震的。我们绝不能低估一个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这就是他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如此简单，那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岂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坤城。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于阗。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1405）派郑和下西洋，永乐五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明史·坤城传》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他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事。虽然他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本来，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作是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朱棣迁都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迁都北京表现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怀和胆魄。但是，他的后继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胸怀和胆魄，更不具备推进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却反而重复了朱棣的失误。终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边，举国上下惶惶惴惴，对于朱明朝廷和朱棣后世子孙来说，迁都北京实在并非高明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