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一、“郡县交阯”——上算？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除了要控制蒙古地区，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他还力图把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们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们的关系和本国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页二二下，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 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页四上下，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皇明祖训》首章。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皇明祖训》首章。按：记得有日本学者认为，“不征国”意为不征贡赋之国。笔者认为“不征国”为不加征伐之国。读上下文，其意甚明。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 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护府，宋以后历朝都册封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七，页三三，安南通志。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九〇，外国二，安南。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 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 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汉苍，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汉苍。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四月丁未朔。按：丘濬《平定交南录》称永乐初胡请权署国事，实误。盖表自称“权署国事”，实掩盖其篡位自立也，且至永乐元年已自立四年矣。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四月辛酉。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页一一下，永乐元年十一月丁卯。
丘濬：《平定交南录》明抄国朝典故本；《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七月丁酉。永乐二年正月丁巳，二年四月癸酉。
《平定交南录》。同前卷二。
《平定交南录》。同前卷二。
永乐元年（1403），胡汉苍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 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渤等赴安南廉察。 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顺民情。” 胡汉苍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弑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之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主，蠢尔蛮夷，乃敢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 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 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征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 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 。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五，命将士征讨考上。
《太宗实录》卷五六，永乐四年七月辛卯。据江苏本补“乱”字。《平定交南录》有“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为黎贼害其国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讨，以继绝世，苏民困”等语。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恁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 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〇九，外国二，安南。
府州县数字各书不同，兹不录。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一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 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俨然为内郡。 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〇九，外国二，安南。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 。永乐六年（1408），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1414），陈季扩才“兵败伏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〇九，外国二，安南。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 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1421）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 。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 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阯，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等以为非是。” 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洒在战场上的血汗啊！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乌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夏原吉：《夏忠靖公集》卷三，《乌夜啼》。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凄。东家织妇年三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似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王偁：《虚舟集》卷五，《交州病中录似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王偁：《虚舟集》卷五，《答谢主帅》。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到明朝中后期，不断有人对明军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评。
丘濬：《平定交南录》。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〇九，外国二，安南。
丘濬：《平定交南录》。
《明史》卷三二一，列传第二〇九，外国二，安南。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 。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 。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乐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 。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 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噀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 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仁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十一月壬戌。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泄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泄’。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宗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丁亥七年四月壬辰。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 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拿起武器。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出兵安南，其时甫夺位不久，他不仅残酷镇压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也急于在域外树立自己的威望，以巩固其统治。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必欲强令安南就范，郡县其地。结果徒逞一时之威却造成了连年战乱。失败、撤军，是必然的结果。这件事同时说明朱棣并不那么重视“祖训”，也不是“遵守祖宗成宪”，“一不敢忽”。
二、郑和下西洋——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1405），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西洋的范围向西包括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自明初以来，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会在海上纠集力量与朱棣对抗，也是未知之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显示明朝在海上的存在，早在永乐元年，朱棣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这年六月，郑和和王景弘等率士卒27800余人，指挥着大型船队自江苏太仓刘家河出海远航。这只船队，共有大小船只208艘，其中大船62艘（一说63艘），最大的船长至44丈，广至18丈。稍小些的长37丈，广15丈。随行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此外还有阴阳官、教谕、舍人、医官、医士和负责罗针的火长、番火长、司舵以及军匠、民匠、行人。船上除装载大量的礼品和商品外，还备有充足的粮食、淡水、盐、酱、茶、油、烛、柴，等等。郑和的船队来到爪哇，正值爪哇东王与西王相攻杀。东王战败被杀，属地为西王吞并。郑和船队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贸易，竟有170人被西王都马板兵杀害。郑和为了自卫，刚要兴兵致讨，西王闻讯赶忙遣使到明廷谢罪。由于都马板遣使表示谢罪悔过，朱棣决定“止兵不进”。但170人死于无辜，都马板必须输黄金6万两偿命赎罪。如不然，“问罪之师，终不可已”，爪哇表面悔过，实际并不服罪，郑和于第二次下西洋时再至爪哇，都马板才派使臣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臣以爪哇偿金尚欠5万两，请治爪哇使者之罪。朱棣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后来爪哇“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与明朝关系一直较好。
郑和的使团又曾到渤泥国（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及文莱苏丹国），封前渤泥国王马合漠沙世子麻那惹加那乃为渤泥国王，给印符诰命。永乐六年（1408）八月，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中国朝见。朱棣派中官杜兴等前往福建宴劳慰问，迎接进京。朱棣对麻那惹加那乃远道前来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嘉劳再三”。麻那惹加那乃称颂“天子功德加于我者，与天地同其长矣”。因而“远方臣妾，不敢自外，逾历山海，躬诣阙下，以伸其悃”。朱棣对渤泥国王的至诚也很受感动，说：“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
渤泥国王的来朝是郑和出使而取得的最令朱棣满意的结果，不幸后来渤泥国王回国前病死在中国。朱棣为其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安葬于南京南城外。
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远航。这次远航，受到了占城国王的欢迎，因为明朝制止了安南对占城的侵略。在郑和第二次远航时，曾经到过锡兰山，向佛寺布施香礼，并立碑于锡兰山。此碑经过500多年，1911年被发现，现存于科隆坡博物馆。当时锡兰山国王阿烈苦奈儿，是个暴君，对明朝及邻国不友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第二次出使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郑和带了朱棣的诏书，告诫锡兰山国王要“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同时照例给予赏赐。阿烈苦奈儿非但不听，反而要谋害使者，劫夺钱粮船只，结果失败被俘，被解送南京。朱棣念其为远人，不久释放。永乐十年（1412），朱棣派使节往锡兰山颁给诰印，封阿烈苦奈儿的亲属耶巴乃那为王，并送还阿烈苦奈儿。这一举措使得海道清宁，更多的贡使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郑和这次出使，还诏封了满剌加的国王，使满剌加摆脱了长期受暹罗控制的地位。在郑和船队回还时，满剌加国王随船来到中国致谢，朱棣亲自在奉天门设宴款待，并给予厚赐。在郑和的斡旋下，暹罗终于与满剌加和睦相处。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30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为许多人所乐道的盛事，不仅充分肯定了它在航海史上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越捧越高。郑和成了友好使者，朱棣成了发展中外贸易和友好事业的明君！他们完全忘了朱棣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不能设想，一个认为“覆载之下皆朕赤子”的皇帝能够允许那些“蛮夷小邦”平等地和他谈友谊。他们无视《明史》上明白写着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样的话，而企图用自己的头脑去替朱棣思考。他们把朱棣大大现代化了。近年已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我非常同意这样的意见：郑和下西洋是封建主义皇权至上的产物，而不是明初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对外贸易，是以封建主义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的垄断商业；郑和下西洋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虚骄心理。我要说的是：
（一）所谓“踪迹建文帝”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太宗恭定大王实录，癸未三年四月甲寅。见第一册，第184页。
朱棣以藩王夺取皇位，于封建礼法难以容纳，国内的不满情绪他是深深知道的。他一方面声称不念旧恶，同时又残酷地屠杀政治反对派，正说明了他的心理状态。朱棣即位，朱允炆下落不明，对他来说，这比所有反对派的个人都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而成为朱棣的隐患。永乐元年（1403）二月初八日，朱棣对派赴朝鲜的使臣曾有一道谕旨：“建文手里多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指朝鲜）那里，你对他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 因此，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寻找朱允炆，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海外的建文帝遗臣们的反抗活动，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不必深究。但是，如果说郑和七下西洋皆同此心，就不能服人了。朱棣作为藩王，有能力推翻一个在位的合法皇帝，当他自己成为皇帝之后，掌握了最高权力，控制了全国的军事、经济力量，对付一个流亡皇帝是绰绰有余的，特别是在朱棣的地位已经巩固之后，更是如此，朱棣完全没有必要为寻找建文帝的下落接二连三地派这样大规模的船队进行远航。
（二）所谓“宝船”
《明英宗实录》天顺二年二月戊申。
宝船的意思十分明确，它是“西洋取宝船”的简称，这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取宝。一些论者故意避此不谈，他们认为朝廷到外国取宝有损中国人的面子，因而宝船差不多变成“宝贵的船”了。然而封建君臣对于取宝毫不隐讳，他们认为这是天朝盛事。天顺时司礼监太监福安曾慨叹说：“永乐宣德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他们非常留恋大量宝物自西洋源源而来的情况。
黄省增：《西洋朝贡典录序》。《明史》中更有关于蕃人不肯献宝为郑和所恶的记载。《鸡笼山传》云：“永乐时，郑和遍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鸡笼山）远避不至。和恶之。”
明朝初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远较郑和航海经过的地方为高。他所带的物品是无与伦比的。尽管朱棣一再声称与夷狄交往是“厚往薄来”，到处给人以大量赏赐，但郑和的船队仍然可以换取众多的财物。《明史》说郑和“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这些宝物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香料、珠宝、珍禽、异兽，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 。显然，这些奢侈品无补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只能供给统治阶层享用。
《明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
郑晓：《今言》卷二。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按：红格本“遂”误为“逐”，江苏本“濒塘海”作“濒海”。
《明史》卷七五，志第五一，职官四，市舶提举司。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与官方的大规模船队寻宝相反，朱棣对民间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不准人民出海贸易。朱棣即位诏书中就有这样的话：“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甚至从东南输送北平的粮饷也不同意用海运。永乐五年，有人上言：“北京军饷河运不能给，须兼海运。今海船少，岁运不过五六十万石，且未设官专领，事不归一，请于太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择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干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调各卫所海船，并出海官军。”然而朱棣“令再议”。 不仅如此，朱棣还多次命令将海运船改造，以防军民私自出海。《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1404）记载：“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此后，同年八月，恢复了在洪武七年罢废的市舶提举司，但民间的出海贸易仍然是禁止的。市舶提举司的职掌是：“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穀之。” 他所允许的仅是有限度的“番使”登岸贸易。明朝允许民间出海赴东西二洋做买卖，是在隆庆改元以后。 所以，那种在朱棣治下，似乎出现了一种自由海外贸易的盛况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三）“耀兵异域”
《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谕咭利国王。
一些论者对《明史》所说的郑和下西洋要“耀兵异域”颇多隐讳，或偶述及之又为其辩解。所以如此，无非是要证明朱棣要与外国讲友谊，证明他们之间所进行的是和平、友好、平等的交往。其实，这是一个将古代历史人物的功过让今人来承担责任的不必要的思想包袱。我们仍想重复前面的话，一个封建帝王是不懂得什么平等的，对他来说，一切都应该臣服，所谓“君主华夷”，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这种观念，莫说明朝和明朝以前如此，甚至到了清朝中西交流日渐频繁之时仍然没有大的改变。清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节马戛尔尼仍然在争执单腿下跪还是双腿下跪，而且，乾隆帝仍把对外贸易称为是对“外夷”的“加恩体恤” 。
《明史》卷三〇四，列传第一九二，宦官一，郑和传，《明实录》在记载第五次航海归来，甚至不称使节回还，而径称“官军自西洋还”，明白将郑和的队伍看作远征的官军。见《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七年七月庚申。
我们还是再来看看明朝史册的记载。郑和出使（按，这个使节绝不是现代意义的平等的使节）“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既云友好使者，何用二万七千八百之军为？这绝不仅仅是为了防卫。明朝是当时世界的泱泱大国，郑和所历之地用他们的话说多是“蛮夷小邦”，可以想见，这二万七千八百人的军队对这些小邦意味着什么？当然，郑和不纯用武，而首先是“宣天子诏”，“给赐金币”，如果“不服”，则“以武慑之”。 郑和明显用武的例子在记载中有三次。一次是捉拿了旧港的酋长陈祖义。当然，陈祖义是私逃海外的华人，又“剽劫商旅”，郑和用武不为无因。不过，我们不妨先来读读明廷“部臣”通过暹罗转给旧港前身三佛齐的移牒：
《明史》卷三二四，列传第二一二，外国五，三佛齐。
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我圣天子一以仁义待诸番。何诸番敢背大恩，失君臣之礼！倘天子震怒，遣一偏将，将十万之师，恭行天罚，易如覆手。尔诸番何不思之甚。我圣天子曾曰：“安南、占城、真腊、暹逻、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彼以蕞尔之国，敢倔强不服，自取灭亡。”
《东西洋考》卷三，旧港。
这哪里像什么和平友好的语言！它强调的是“君臣上下之分”，是“君臣之礼”，如果失分、越礼，那么便要“恭行天罚”了。这些“蕞尔之国”是随时可以被灭亡的。郑和不仅率领有军队，而且还有更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他捉拿陈祖义，也是对各国的威慑。陈祖义解京伏诛，“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 。可以看到诸夷内向的背后有武力的作用。
《明史》卷三〇四，列传第一九二，宦官一，郑和传。
另一次是将锡兰山的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捉拿至京。据说，锡兰山仅梁时与中国通，其后与中国绝少来往。郑和使其地，几等于强使其与中国来往，其国王“欲害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出于对远方来的武装舰队的不理解。至于“诱和至国中，索金币”，也是有以招之，所谓漫藏海盗，又何况是在人家的土地上。我并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主义者，问题在于往来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当然，这个“蕞尔小邦”是不堪久负声教文物盛名的大国舰队一击的。这时，明朝已经破了安南，郡县其地，再加上抓了锡兰山的国王，“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许多地区是慑于威力才臣服的，而臣服天下正是朱棣的目的，“耀兵”则是手段之一。
郑和：《天妃应灵之记》碑。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明史》卷三二五，列传二一三，外国六，苏门答腊。
还有一次是在苏门答腊“生擒伪王”苏干剌，郑和至苏门答腊封其酋长为国王。其先，王之父死于与邻国花面王的战事。某渔翁因率众杀了花面王，为苏门答腊王妻报了仇，而据有了王位，称为老王。王子宰奴里阿必丁年长，杀了老王夺回王位，从此与老王之弟苏干剌累年争战不息。郑和支持宰奴里阿必丁，将苏干剌擒归，实际是参与了苏门答腊政权纠纷，充当了“国际宪兵”的角色。 在明朝人看来，明朝的皇帝是天子，四夷的君主只能是国王，国王下天子一等，须奉天子为主。既然如此，那么，世界各地发生的纠纷，朱棣都有调节裁处的责任，且看：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八月癸丑。
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敕安南胡大互曰：朕君临万方，体天为治，一物失所，时予之辜。今占城与尔邻壤，尔屡兴兵侵其土地，杀其人民，剽掠财物，占城之人困尔荼毒。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逾越！为恶受祸，自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兹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尔其钦哉！
又如：
《明太宗宝训》卷五，页三十九、四十。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谕暹逻国王三赖波磨刺扎的赖曰：朕祗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剌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剌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同前《天妃应灵之记》碑。
费信：《星槎胜览序》，冯承钧校注本第11页，《附四卷本星槎胜览序》。
黄省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谢方校注本。
总之，郑和的出使活动是为树立或巩固大明天子的权威，是始终伴随着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用郑和的话说，就是“及临外邦，其蛮王之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安宁，番人赖之安乐” 。郑和的出使，为朱棣争得了封建大国的荣誉，明人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是过矣。” 这正是朱棣要夸耀于国人的。因而，他们也称赞郑和“为天子光” 。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二〇，西域四，于阗。
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三二，“列朝属夷封爵”。
史称，“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不耀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清初史学家查继佐说：“自成祖之大度雄风，为之敷被，太祖时未及矣。祖训‘勿勤远’，而郑和之遣以兵从，幸而不蹶。不然辱国何。” 也多亏了郑和的兵，才能不辱国。不辱国的标志，则是四夷宾服。
《明太宗实录》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壬子，卷一七〇。
朱棣是十分看重四夷来归的。永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壬子，麻林国及诸番国进献麒麟、天马、神鹿等物，朱棣在奉天门接受，文武群臣都稽首祝贺，说道：“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朱棣说：“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远人来归，未足恃也。” 这话好像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朱棣实十分希望人们把远夷的贡献看作是他的圣德所致，恃此以提高自己威望，巩固统治，并借以满足他的虚骄之心。
郑和下西洋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大无畏精神。但郑和下西洋同时是一出悲剧。它再次说明，在专制主义的社会中这种聪明才智只有为帝王所用时才能发挥出来，偶尔闪现它的光辉，否则，它将被埋没，被扼杀。你看，郑和下西洋停止以后，那雄伟的海船，那精湛的航海技术都到哪里去了？和人民相伴随的只有落后，只有贫穷。一切又走上缓慢发展、自生自灭的轨道。
另外，我们在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郑和下西洋达到“君主华夷”目的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与中外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分开；在批评统治者要耀兵异域时，要将它与中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愿望分开；在批评朱棣的虚骄自大时，要将它与郑和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分开。这样才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余篇
魂断榆木川
作为朱棣的传记，我们应补述一下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帝王也有家，但他们的家庭是极为特殊的。他们没有庶人柴米油盐的烦恼，却也少了人间的那几分温情。权力争斗，伴随着血腥屠杀，可以说帝王很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徐氏自幼贞静，好读书，朱元璋听说她贤淑，便对徐达说：“我与你是布衣之交，古君臣相契者，率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棣配焉。”不知徐达是感到莫大荣光，还是感到君命不可违，总之，马上顿首谢恩了。正式册封是在洪武九年（1376），这时朱棣十七岁。
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队女兵，披上铠甲，登城踞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王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氏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氏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氏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徐氏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氏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又编了《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明史》卷一一三，列传第一，仁孝皇后徐氏传。
永乐五年（1407），徐氏病逝，临终她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徐氏被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首先将徐氏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明史》卷一一三，列传第一，昭献贵妃王氏传。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氏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浓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0），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说到权妃，这中间还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从元朝起，朝廷每年要让高丽进献美女，明朝相沿不改。洪武时，后宫中就有不少高丽嫔妃。朱棣本人就是高丽人?妃所生。到了永乐时期，仍然不断下诏派人到朝鲜（明洪武末年，高丽改称朝鲜）选秀女入宫。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黎定大王实录二，戊子八年四月、十一月。其后，永乐八年、十五年，都曾有中使赴朝鲜选淑女。甚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朝鲜使臣见朱棣于行在所，朱棣仍命其选侍婢以进。
永乐六年（1408），朱棣派内使黄俨等人到朝鲜去，赏给朝鲜王廷花银一千两、纻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因为朝鲜曾向明廷献马三千匹。临行时，朱棣对黄俨说：“你去朝鲜和国王说，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于是朝鲜王廷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广采童女，以备进献。但最初所选，黄俨以为无美色，甚为不满，并对当事者加以挫辱。朝鲜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再选，同时通告各地：“前者，不用心推刷，多有漏报者。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帖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对于各地所选的女子，黄俨等都要亲自过目。这一年被选中者共五名；工曹典书权执中之女，十八岁；仁宁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十四岁。她们连同从者使女十六名、火者十二名，一同被送往北京。上路之日，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 。朝鲜人在描写这些女子被选入京时写道：“九重思窈窕，万里选娉婷。……辞亲语难决，忍泪拭还零。惆怅相离处，群山入梦青。”
